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治安保卫组织
抗战时期，本乡有以民兵为主要力量的群众治安保卫队伍，解放初，本乡的群众治安组织配合解放军消灭残匪，维护本地的治安秩序。
1951年起，本乡、村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小组）。1956年2月，整顿农村的治安保卫组织，规定30户以下的小型合作社设保卫员1～2人，50户左右的中型合作社设保卫小组，80户以上的大型合作社设治安保卫委员会或保卫股，公安机关负责训练保卫干部业务，至5月，全乡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治安保卫组织15个，有治安保卫人员40余人。
“文革”期间，全乡群众治安保卫组织基本瘫痪，“群众专政”组织实无群众治安管理职能，部分大队治安秩序混乱。
1973年5月，县公安局复建后，撤销各地“群众专政”机构，重建治安保卫委员会。是年公社配专职治保干部，各大队和企事业单位配兼职治保干部。1979年起，公社建立治安联防队、夜防队，以巡夜、守护、值班和查赌等为职能。1982年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推动防火、防盗、防特、防灾害事故工作，整顿提高巩固联防队，公社有联防队员20余人，各大队、企事业单位治安人员80余人，并建立健全安全保卫责任制，对治安人员陆续举办业务培训班，提高治安人员素质。1988年，整顿治安联防和夜防队组织，是年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大小案件20余起。1996年后，龙观派出所加强对各村治安组织的管理，每年举行治安培训班，以提高治安人员法制观念，把治安案件消灭于萌芽状态，使民事转刑事案件大大减少，使全乡治安案件降到最低限度，社会秩序渐趋井然。
二、教育改造“四类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对绝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实行依靠群众治安组织监督劳动、教育改造，使之成为新人的政策。1954年5月，县开展对地主、反革命分子等的监督、改造、教育工作试点后，本乡对被改造的对象实行每旬须向治保干部汇报，每半月接受一次检查，每月参加会议接受政策法令、前途教育。1956年，据《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组织群众评议，经政府批准后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下简称“四类分子”）被吸收为合作社正式社员；基本守法的作为候补社员；少数表现不好的继续管制监督劳动。是年底，全乡有80％以上的“四类分子”转为正式社员或候补社员。
“文革”期间，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陷入混乱状态，由于极“左”倾向，进而衍扩为“五类分子”、“黑八类”等，其子女也遭到株连。1979年2月，贯彻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县公安局经过试点后，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经群众评审，大队党支部同意，公社党委审定，县革委会批准摘除“帽子”。凡摘帽对象，都填写一份“四类分子评审表”，写上本人改造总结，报县公安局存档。至1983年，本乡“四类分子”摘帽工作全部结束。
抗战时期，本乡有以民兵为主要力量的群众治安保卫队伍，解放初，本乡的群众治安组织配合解放军消灭残匪，维护本地的治安秩序。
1951年起，本乡、村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小组）。1956年2月，整顿农村的治安保卫组织，规定30户以下的小型合作社设保卫员1～2人，50户左右的中型合作社设保卫小组，80户以上的大型合作社设治安保卫委员会或保卫股，公安机关负责训练保卫干部业务，至5月，全乡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治安保卫组织15个，有治安保卫人员40余人。
“文革”期间，全乡群众治安保卫组织基本瘫痪，“群众专政”组织实无群众治安管理职能，部分大队治安秩序混乱。
1973年5月，县公安局复建后，撤销各地“群众专政”机构，重建治安保卫委员会。是年公社配专职治保干部，各大队和企事业单位配兼职治保干部。1979年起，公社建立治安联防队、夜防队，以巡夜、守护、值班和查赌等为职能。1982年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推动防火、防盗、防特、防灾害事故工作，整顿提高巩固联防队，公社有联防队员20余人，各大队、企事业单位治安人员80余人，并建立健全安全保卫责任制，对治安人员陆续举办业务培训班，提高治安人员素质。1988年，整顿治安联防和夜防队组织，是年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大小案件20余起。1996年后，龙观派出所加强对各村治安组织的管理，每年举行治安培训班，以提高治安人员法制观念，把治安案件消灭于萌芽状态，使民事转刑事案件大大减少，使全乡治安案件降到最低限度，社会秩序渐趋井然。
二、教育改造“四类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对绝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实行依靠群众治安组织监督劳动、教育改造，使之成为新人的政策。1954年5月，县开展对地主、反革命分子等的监督、改造、教育工作试点后，本乡对被改造的对象实行每旬须向治保干部汇报，每半月接受一次检查，每月参加会议接受政策法令、前途教育。1956年，据《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组织群众评议，经政府批准后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下简称“四类分子”）被吸收为合作社正式社员；基本守法的作为候补社员；少数表现不好的继续管制监督劳动。是年底，全乡有80％以上的“四类分子”转为正式社员或候补社员。
“文革”期间，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陷入混乱状态，由于极“左”倾向，进而衍扩为“五类分子”、“黑八类”等，其子女也遭到株连。1979年2月，贯彻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县公安局经过试点后，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经群众评审，大队党支部同意，公社党委审定，县革委会批准摘除“帽子”。凡摘帽对象，都填写一份“四类分子评审表”，写上本人改造总结，报县公安局存档。至1983年，本乡“四类分子”摘帽工作全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