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封建土地所有制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大部分土地归少数地主所有，贫农、中农占有土地极少，本地无田或少田农户只能向地主租田耕种。租田形式有活租、定租、钱租和物租之分，活租即年核定田租比率，按比例缴租；定租则核定租额不变，不论年景好坏和收获多少，租额必须缴足，当粮价低贱时则要以货币缴租，以物抵租等。每年秋熟时节，地主即派账房先生下乡催收田租。灾年，作物歉收，佃户无法缴租，佃农屡以抗租罪被抓捕（即吃租米官司）。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1月，洞桥开始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进驻洞桥村，由龙观乡吴武康任总队长，开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斗地主、分土地和农具，分房屋和家具，选出村农会主任、村长、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等村领导班子，划定家庭成分，等级分地主、富农、大佃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雇农、雇工、游民等。是年初夏，土改结束。
农业合作社
互助组 土改结束后，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和房屋，形成单门独户单干户，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但单干户力量薄弱，生产效益较差，当时有形象的比喻词：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一摇。1952年，党和政府号召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洞桥农民积极响应，组织起解决某些农户劳动力和技术困难的变工队，洞桥村由翁行华任队长，并逐步形成互助组。根据《洞桥村村史》记载：翁行华组织村第一个互助组，共8户人家。是年，互助组取得粮食丰收，亩产651斤，而全村均产每亩仅612斤。同年翁行华出席县“劳模”会。
低级社 1953年，洞桥、宁锋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据《洞桥村村史》记录：翁行华互助组在自愿情况下，自发组织合作社。当年夏秋干旱68天，全村亩产578斤，合作社亩产有648斤，合作社被评为县级集体劳动模范。当年冬天，翁行华自发式合作社被上级批准为正式低级社（低级社是每户入社土地，秋收时按土质好坏每亩土地可分红稻谷40—50斤，高级社是取消土地分红的），入社有20户。1954年，王安定与王国万的互助组入户数增加到10—12户，每亩产量比全村高96斤，被评为县级集体先进等荣誉。此年，鄞西连作晚稻在翁行华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然后全面推广。1955年，翁行华低级社扩大到63户，称为“洞桥一社”；王安定互助组转为低级社，称为“洞桥二社”；王国万互助组转为低级社，称为“洞桥三社”。后出现退社现象，二社退出3户，三社退出4户，王国万退社后由朱锡祚任社长。只一社未退，且年景较好，丰产丰收，均产比全村高129.2斤，被评为县级集体二等模范。
高级社 1956年，洞桥乡、宁锋乡开展大规模的农业高级合作化运动。洞桥村的吴家庄、拦浦堰和前王畈（均为该村的原自然村），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所有土地全部入社，三个低级社、一个互助组和所有个体户（包括地主、富农等）都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高级社相当于一个行政村）。洞桥村为一个高级社，下分七个生产队。将各低级社和互助组个体户的一切生产资料、耕牛农具都折价入社。是年，中央颁发《农业纲要四十条》。洞桥村高级社是鄞江区的基点社，全区各乡常到此学习。
洞桥、宁锋的农业合作化总体情况，参看《部分行政村生产关系变革表》。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县以区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亦称大公社），鄞江区成立鄞钢（鄞江）人民公社，下辖清源、鄞江、梅园、洞桥、百梁、宁锋、仲夏和蜃蛟等11乡。每乡以军事化编制，乡为营级编制，生产上称管理区或称大队，各村的高级社改称连队，下属的生产队称为排。受浮夸风和命令风及自然灾害等影响，粮食连年减产，洞桥村1959年粮食亩产691斤，1960年亩产534斤，1961年亩产仅有500斤。1962年，中央颁发“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错补缺，大公社划分小公社，以原来一个管理区（分）为一个公社，耕作连改名为大队，生产排改为生产队。提出“队为基础，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核算”方针；提出生产自救，公社允许社员垦荒种粮争取每人百斤粮，把水田总面积的7％左右作为自留田，作粮食补充。引进抗倒伏的高产良种矮脚南特号，洞桥村从1961年的亩产500斤，到1963年亩产提高到658斤，1964年提高到782斤，1965年提高到854斤（提前两年超过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指标），1966年亩产1005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夺权，由生产领导班子组织安排生产。1968年9月，公社革委会成立，生产大队领导班子领导成员由革委会批准。20世纪70年代初，公社增设贫下中农管理协会（简称“贫协”），有公社贫协和大队贫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9月，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各生产队的水田面积，按照各户的口粮和劳动力级别分田。生产队的仓库、晒场、耕牛和农具折价，按地亩多少分配到户，价值多找少补，互相平衡。各生产队因土地、劳动力不同，分田略有多少。1984年，洞桥村按每户劳动力（参加乡、村企业务工劳动力，按每10级分3级的田），每级分田4分左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征、定购任务的前提下，可自主种植其他作物。也可经商、办企业、打工。当时承包期3年，后延长至15年。2000年，县政府颁发《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期限30年。同时，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稳定种粮大户，巩固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按照上级有关政策，结合洞桥实际，制定农业补助政策，其中重点支持扶植种粮大户。2008年政策规定：承包种植20亩以上大小麦，均产超出150千克，每亩补贴40元；承包耕田20亩以上，且粮食复种面积20亩以上种粮大户，每亩补贴20元；对种粮大户购置水稻插秧机，在区补基础上镇再补10％。2010年、2011年政策规定：10万元资金补助粮食高产示范方；1万元资金奖励前三名高产竞赛农户，若获市、省第一名的分别再奖5000元、1万元；10万元镇农发基金重点补贴500亩以上种粮大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农业机械。2006年，最大种粮户200亩至500亩，2011年、2012年最大种粮户1000亩以上。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大部分土地归少数地主所有，贫农、中农占有土地极少，本地无田或少田农户只能向地主租田耕种。租田形式有活租、定租、钱租和物租之分，活租即年核定田租比率，按比例缴租；定租则核定租额不变，不论年景好坏和收获多少，租额必须缴足，当粮价低贱时则要以货币缴租，以物抵租等。每年秋熟时节，地主即派账房先生下乡催收田租。灾年，作物歉收，佃户无法缴租，佃农屡以抗租罪被抓捕（即吃租米官司）。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1月，洞桥开始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进驻洞桥村，由龙观乡吴武康任总队长，开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斗地主、分土地和农具，分房屋和家具，选出村农会主任、村长、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等村领导班子，划定家庭成分，等级分地主、富农、大佃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雇农、雇工、游民等。是年初夏，土改结束。
农业合作社
互助组 土改结束后，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和房屋，形成单门独户单干户，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但单干户力量薄弱，生产效益较差，当时有形象的比喻词：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一摇。1952年，党和政府号召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洞桥农民积极响应，组织起解决某些农户劳动力和技术困难的变工队，洞桥村由翁行华任队长，并逐步形成互助组。根据《洞桥村村史》记载：翁行华组织村第一个互助组，共8户人家。是年，互助组取得粮食丰收，亩产651斤，而全村均产每亩仅612斤。同年翁行华出席县“劳模”会。
低级社 1953年，洞桥、宁锋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据《洞桥村村史》记录：翁行华互助组在自愿情况下，自发组织合作社。当年夏秋干旱68天，全村亩产578斤，合作社亩产有648斤，合作社被评为县级集体劳动模范。当年冬天，翁行华自发式合作社被上级批准为正式低级社（低级社是每户入社土地，秋收时按土质好坏每亩土地可分红稻谷40—50斤，高级社是取消土地分红的），入社有20户。1954年，王安定与王国万的互助组入户数增加到10—12户，每亩产量比全村高96斤，被评为县级集体先进等荣誉。此年，鄞西连作晚稻在翁行华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然后全面推广。1955年，翁行华低级社扩大到63户，称为“洞桥一社”；王安定互助组转为低级社，称为“洞桥二社”；王国万互助组转为低级社，称为“洞桥三社”。后出现退社现象，二社退出3户，三社退出4户，王国万退社后由朱锡祚任社长。只一社未退，且年景较好，丰产丰收，均产比全村高129.2斤，被评为县级集体二等模范。
高级社 1956年，洞桥乡、宁锋乡开展大规模的农业高级合作化运动。洞桥村的吴家庄、拦浦堰和前王畈（均为该村的原自然村），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所有土地全部入社，三个低级社、一个互助组和所有个体户（包括地主、富农等）都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高级社相当于一个行政村）。洞桥村为一个高级社，下分七个生产队。将各低级社和互助组个体户的一切生产资料、耕牛农具都折价入社。是年，中央颁发《农业纲要四十条》。洞桥村高级社是鄞江区的基点社，全区各乡常到此学习。
洞桥、宁锋的农业合作化总体情况，参看《部分行政村生产关系变革表》。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县以区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亦称大公社），鄞江区成立鄞钢（鄞江）人民公社，下辖清源、鄞江、梅园、洞桥、百梁、宁锋、仲夏和蜃蛟等11乡。每乡以军事化编制，乡为营级编制，生产上称管理区或称大队，各村的高级社改称连队，下属的生产队称为排。受浮夸风和命令风及自然灾害等影响，粮食连年减产，洞桥村1959年粮食亩产691斤，1960年亩产534斤，1961年亩产仅有500斤。1962年，中央颁发“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错补缺，大公社划分小公社，以原来一个管理区（分）为一个公社，耕作连改名为大队，生产排改为生产队。提出“队为基础，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核算”方针；提出生产自救，公社允许社员垦荒种粮争取每人百斤粮，把水田总面积的7％左右作为自留田，作粮食补充。引进抗倒伏的高产良种矮脚南特号，洞桥村从1961年的亩产500斤，到1963年亩产提高到658斤，1964年提高到782斤，1965年提高到854斤（提前两年超过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指标），1966年亩产1005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夺权，由生产领导班子组织安排生产。1968年9月，公社革委会成立，生产大队领导班子领导成员由革委会批准。20世纪70年代初，公社增设贫下中农管理协会（简称“贫协”），有公社贫协和大队贫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9月，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各生产队的水田面积，按照各户的口粮和劳动力级别分田。生产队的仓库、晒场、耕牛和农具折价，按地亩多少分配到户，价值多找少补，互相平衡。各生产队因土地、劳动力不同，分田略有多少。1984年，洞桥村按每户劳动力（参加乡、村企业务工劳动力，按每10级分3级的田），每级分田4分左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征、定购任务的前提下，可自主种植其他作物。也可经商、办企业、打工。当时承包期3年，后延长至15年。2000年，县政府颁发《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期限30年。同时，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稳定种粮大户，巩固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按照上级有关政策，结合洞桥实际，制定农业补助政策，其中重点支持扶植种粮大户。2008年政策规定：承包种植20亩以上大小麦，均产超出150千克，每亩补贴40元；承包耕田20亩以上，且粮食复种面积20亩以上种粮大户，每亩补贴20元；对种粮大户购置水稻插秧机，在区补基础上镇再补10％。2010年、2011年政策规定：10万元资金补助粮食高产示范方；1万元资金奖励前三名高产竞赛农户，若获市、省第一名的分别再奖5000元、1万元；10万元镇农发基金重点补贴500亩以上种粮大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农业机械。2006年，最大种粮户200亩至500亩，2011年、2012年最大种粮户1000亩以上。
相关地名
洞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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