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凭票供应是市场供应的常态，居民消费受到一定限制。20世纪90年代，商品生产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提高，打开了消费的闸门。解放后城区居民生活实现从贫困到温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呈大幅上扬趋势。居民家庭的综合生活质量不仅体现在量的提高上，更体现出质的飞跃，1998年城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995元,2008年达到16370元，是10年前的1.64倍。2008年消费性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4571元。增幅较大的三类支出是衣着1793元，交通、通信2662元，食品6114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3%。逐步朝享受型和舒适型方向发展。
  第一节 饮食品消费
  自古民以食为天，甬城居民主食以大米为主。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境内居民从吃不饱到基本温饱。进入21世纪后，居民不单要求吃得好，还要求吃得有营养、吃得健康。从“食”的变化中，切切实实反映出城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放初至20世纪70年代:居民从食不充饥到定量供应
  解放初期，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在收入有限、家庭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生活贫困窘迫，一日三餐勉强度日。那时食品奇缺，居民能够吃饱已不容易。1952年，居民人均年粮食（成品粮）消费量为165.3千克，人均年食品消费80.52元，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70%。20世纪50年代后实行定量供应，居民每月每人供应粮食随年龄工作有所区别，当时海曙公社各系统16810名职工，月平均用粮标准由15300克降到13955克、猪肉500克、食用油150克，保障基本生活。1959—1961年，粮食减产，食品紧缺，猪肉、食用油、蔬菜、禽、蛋、糖等供应更为紧张，居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还出现浮肿病。
  20世纪80—90年代：居民温饱得到基本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生产恢复。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需凭粮票供应粮食，年底买肉还要排队，食品供应仍相对偏紧，据市统计局调查显示，1980年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为242元。到8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吃饱肚子，特别是进入90年代，商品日渐丰富，加之居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对消费已不再局限于数量上的满足，而转向质的提高，开始讲究营养。1990年，人均年食品消费支出914.40元，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56％。1999年，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为3055元，比1980年242元增长了近12倍。
  2000—2008年：居民食品消费注重质量和品位
  食品消费注重膳食结构，追求营养的均衡。进入21世纪，居民食品支出结构快速变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副食消费比重上升，膳食结构向低脂肪、低热量、低糖及动植物蛋白并重方向发展。2008年人均食品支出6114元，其中肉、禽、蛋、水产品类消费支出1859元，占食品消费的30.1％，蔬菜类消费支出488元，占7.98％，干鲜瓜果类支出420元，占6.87％，糕点、奶及奶制品支出535元，占8.75％，粮油类支出695元，仅占11.37％。
  20世纪80年代前，普通居民平常在家吃饭，难得上一次馆子，连喜庆婚宴也往往在家自己动手，借桌椅板凳，碗盏盆瓢，忙上好几天。偶尔来了贵客，上一次东福园、梅龙镇，那算是大大破费了。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下馆子、吃风味，日渐成为平常事。餐饮业的发展成为居民生活品质的风向标。进入21世纪，餐饮业呈多元发展态势，各地特色餐饮落户甬城，异国风情美食抢滩宁波，洋快餐、中式快餐纷纷抢占地盘，还形成专业化、集约化、大型化、连锁化的多个餐饮集团。餐饮业的迅速崛起，丰富了居民对饮食的选择，居民更多地走出家门吃“现成饭”。特别是“年夜饭”，过年家人团聚，过去都在家吃团圆饭，家庭主妇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很多人家喜欢到宾馆饭店吃“年夜饭”。一到下半年，不少饭店“年夜饭”就早早订罄。2008年，居民人均在外用餐支出1389元，比1999年人均316元增长3.40倍，年均增幅达17.9％。人均在外用餐占食品总支出比重由1999年的10.3％上升到22.7％。
  第二节 衣着消费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生活清贫困苦，只求御寒、耐穿，满街“蓝蚂蚁”的年代，即便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逢年过节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仍算是最大的礼物。
  20世纪50—70年代：衣物贫乏，式样单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质贫乏，穿衣是按人头供应布票，每人一年配给两三米布，有的即使有票也买不起。许多家庭都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过年穿新衣服成了许多孩子的梦想，有的孩子连过年也穿不上新衣服。
  20世纪70年代，城区除了几家百货商场，卖成衣的地方很少，并且式样单调，男装几乎只有中山装和草绿色军大衣，冬天一件呢制中山装是最体面的男装。还流行假领，看上去穿着整件衣服，实际只有一条假领头。女装款式更少。当时解放北路口有一家妇女用品商店，成为爱美女子经常光顾的去处。一般老百姓都是自己买布做衣服。“蓝蚂蚁”是当时服装的主色调。一些居民家庭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说好听“以艰苦奋斗为荣”，实质是社会物资缺乏，居民经济拮据。
  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注重衣着质量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区内居民的着装从基本穿暖开始注重质量和品质，服装色彩、款式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很大的变化。1981年市区居民人均购买服装2.40件、鞋1.40双，衣着支出不到72元。至1990年，市区居民人均购买服装已达7.70件，鞋2.30双，衣着支出达162元。街头出现“喇叭裤”，后又流行“蝙蝠衫”，打破了服装款式的单调。当时称留大鬓角、戴不揭商标的“蛤蟆镜”、穿花格子上衣和喇叭裤、手提双卡收录机的小伙子叫“业余华侨”，有讥刺其为流氓阿飞的意味。到后来才认识头发长短、裤脚大小和人的思想好坏并没有必然联系。
  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出现大量名牌专卖店，虽然商品价格较高，但购买的人也不少。衣着支出也日益提高。1999年，市区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达560元，较1981年的72元增长了7.78倍。
  2000—2008年：衣着时装化、品牌化倾向明显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已由过去的“清一色”向多样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衣着消费流行期缩短，各种新型面料不断问世，各式服装琳琅满目，不同消费层次各有所属，服装品位也越来越高。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人均购买服装8.20件，购买鞋2.40双，服装和鞋的单价上涨近百元。与此同时，购买布料自做衣服的数量和支出明显减少，人均只有8.70元。2008年，市区居民人均衣着支出为1793元，比1999年的人均560元增长2.11倍，年均增长幅度为12.3％。此外，购买衣着材料支出更为减少，居民更多地购买“成衣”。居民衣着消费中时装化、品牌化倾向日益明显，中高档服装逐渐成为居民的普通消费品，体现个性的服装设计越来越受到居民青睐。服装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御寒，而是展现个性魅力。追逐时尚，追求个性成为潮流。内衣外穿，吊带装,露脐装,哈韩服.铅笔裤，五颜六色“花蝴蝶”满街飞，“我的地盘我做主”。春天未到，春装已经上身。夏天未到，夏装早满街头。服装审美也不再和意识形态直接挂钩。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带动了服装产业繁荣，衬托出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有的说从前衣服难买，是因为衣服太少,现在难买衣服，是因为衣服太多。
  第三节 耐用品消费
  “四大件”的升级换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使整个社会和生产充满了激情，但“公社化”、“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使生产和消费严重萎缩，票证经济成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生存成了人们的最大问题，对于年收入不足200元的人们来说，手表、自行车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70年代以来，大件耐用的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居民百姓家，并且呈现出阶梯性跃进。
  20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加“三十六条腿”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收入稍有提高，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开始进入更多居民家庭。因当时存在巨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买“一大件”要省吃俭用几个月甚至几年。上海牌手表分全钢和半钢，全钢每只120元，半钢每只100元。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辛苦一年积攒下来的钱才能够买一只上海牌半钢手表。同时兴起的还有大衣柜、写字台、五斗橱、双人床、沙发等“三十六条腿”。虽然，“四大件”和“三十六条腿”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具备的物品，当时拥有一种大件相当不易，值得自豪。
  20世纪80年代:“四大件”电器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百元级”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老四大件”，很快升级成“千元级”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的“新四大件”。进而黑白电视机向彩色电视机过渡，洗衣机由单缸、双缸趋向全自动，录音机由袖珍随身听向组合音响演变。同时，排油烟机、热水器、录像机等家用电器也进入了居民家庭，个别家庭开始购置摩托车。至1989年，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71台、彩色电视机43台、洗衣机76台、电冰箱81台、立体声收录机42台、摩托车1.5辆。
  20世纪90年代:“四大件”现代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先是彩色电视机取代黑白电视机，接着影碟机代替录像机。空调器从无到有，电话基本普及,摩托车、助动车得到快速发展,PC机（微型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大屏幕彩电、空调、电话、电脑称为现代的“四大件”。至1998年，市区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124台、空调器44台、电冰箱101台、淋浴热水器72台，家用电脑和电话普及率分别达到12%和94.50%。
  2000—2008年:“四大件”高档化
  进入21世纪,居民生活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家电产品为龙头的各种耐用消费品层出不穷，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不仅大大丰富居民的生活内容，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悄悄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至2008年，市区居民每百户家庭已拥有彩电171台、空调器171台、电冰箱96台、淋浴热水器95台。每年市区居民人均用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727元，比1999年增长4.40倍，年均增长率为9.30％。
  第四节 交通通信消费
  1981年，市区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仅3.90元，其中交通支出3.50元，通信支出（包括邮政费用）0.40元。到1991年，邮电费从通信支出中分离出来，交通支出、通信支出、邮政费分别增加到35元、30.80元、4.20元，1981—1991年10年分别增长了8倍、7.8倍和9.5倍。1992—2001年，交通通信消费有了迅猛的增长，2001年市区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749.70元，比1992年的91.90元增加657.80元，增长了7.16倍，9年间年均增速达到26.3％。2008年，人均交通通信支出达到2662元，比2002年增加1749元，增长1.90倍。
  1978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后，城市道路建设迅速发展，城市骨干道路和城区外道路得到迅速改造，公交线路通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居民的出行工具打破了自行车一统天下的局面，摩托车、助动车进入居民家庭，出门“打的”人数大为增加，出行速度提高。
  长途线路 20世纪80年代，城区外公路最宽是7米，坐汽车去慈溪要2个多小时，去杭州要6个多小时。21世纪初，宁波市实现“213”交通圈，境内到上海、杭州、温州、金华等地不超过2小时，市域内1小时，市区30分钟。2004年，36米宽双向6车道沥青路面甬余线（宁波至余姚）开通，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出行也更加方便（详见第十二编“交通 邮电 信息”），交通消费自然增加。
  出租车 20世纪70年代末，城区街头穿行的都是黄鱼车（三轮车）、小三卡，供居民近距离乘坐。1982年，市区成立第一家出租车公司，居民出行才有出租车（叫“打的”）。最早车型是“快乐”面包车，其后是“菲亚特”、“夏利”、“天津大发”等轿车，起步价为8元。1999年，“桑塔纳”轿车成为主力车型。2003年后，“现代”、“毕加索”、“帕萨特”和多种高档商务车也加入出租车行业，起步价一般是10元。居民“打的”更舒适、快捷。
  城市交通 1978年，宁波汽运公司客车队只有36辆公交车，17条运行线路（市区9条），票价1站2分，全程最贵2角。当时公交车发动机马力小，行驶速度慢，没有方向灯，以车窗内指示针指向。汽车转弯由售票员辅助，伸手窗外敲打车壳向路人示意。公交车驶近，常听见售票员敲打车壳的“嘭嘭”声。1998年出现第一辆空调公交车。2008年开通两条通宵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夜间出行。公交运行线路增加到114条，大部分经过区境。过去居民走好几里才能找到公交车站，现在出小区门口就可乘车。随着空调车普及，夏天居民乘车再不会挤得满头大汗了。
  自行车（摩托车）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为居民家庭主要交通工具，“三大件”之一。当时拥有一辆“永久”、“凤凰”、“飞鸽”等名牌自行车令人羡慕。80年代，摩托车成为人们新宠，家庭富裕象征。国产品牌有“轻骑”、“嘉陵”、“大白鲨”，进口品牌有“铃木”等。90年代，摩托车在城区禁行，电动自行车代替脚踏自行车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省力、环保，逐渐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一般居民上下班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普及，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频呈。
  私家车 20世纪90年代末，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水平提高，一些家庭开始购买轿车，相对于单位用公车，俗称“私家车”。先是“桑塔纳”，到了一车难求的地步。2000年后，“上海大众”、“广州本田”、“别克”等品牌都建立了4S店，标致、皇冠、福特等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汽车价格不断下降，居民购车欲望有效释放，私家车走进居民家庭的步伐加快，并且向中高档发展。“奔驰”、“宝马”、“雷克萨斯”、“奥迪”等高档车销售渐增，“保时捷”、“林肯”、“英菲尼迪”、“兰博基尼”等高级豪车也出现在富裕家庭。2002年1月，区内有9座以下私家车4705辆，到2006年底发展到25325辆。2008年，据社会抽样调查，城区私家车普及率达到每百户17.6辆。随着汽车拥有量上升，成品油价格上涨，居民家庭用车费用总支出也相应猛增。2008年，人均交通费用支出达到1658元，其中购车费用支出718元，燃油费（包括养路费）、保险费、保养费、年检费支出473元。
  随着机动车、电动车大量增加，马路修建跟不上形势，车辆拥挤，车祸频发，也给居民带来出行难。2008年，甬城（包括江东、江北两区）因车祸死亡人数达到600余人，平均每天1人以上。机动车尾气带来空气污染，城区雾霾天气频现，成为一些疾病发生的诱因。
  第五节 住房消费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居住条件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在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增加的同时，居住环境也发生质的飞跃。居住条件的改善首先表现在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1983年，区市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为12.60平方米，2008年达到28.90平方米，增长129.37％。1998年，居民家庭人均用于居住支出费用为658元，2008年达到1248元，10年中增长89.67％。
  住房面积增大，住房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过去居民住房绝大部分属于低标准住房，以低矮、潮湿、阴暗、拥挤的大杂院为主，多为木结构或旧式砖混结构，不仅设施不全，而且通风和光照方面严重欠缺，给日常生活起居带来诸多不便，也严重危害着身体健康。现在的住房不仅讲究宽敞，更注重其格局和结构，推崇“大客厅小房间”。居民住房中包括客厅、卧室、厨房、书房、卫生间、更衣室等。此外，海曙区的保障性住房逐年增加。一些困难群众通过申请廉租房住上了小区成套房。
  在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居民对居室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住房装修热随之不断升温。“八五”（第八个五年计划）初，装修成为一大消费热点，费用达到“万元级”。到“八五”末，再次掀起住房装修材料、设施的升级换代热，住房装修动辄好几万元,在居民家庭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也带来了厨房“革命”。20世纪80年代前，不少街坊邻居还同住一个老墙门，有的共用厨房离卧室远达十几米，下雨天去做饭得打伞穿胶鞋。厨房面积小的仅几平方米，几户人家共用，木碗柜、小方桌、竹椅子，挤得转不了身。井水天落水煮饭，煤球炉烧火，地面潮湿，墙壁漆黑，木结构房子更怕火，一家一个炉子，晚上睡觉前要检查好几遍。文昌街有一个机关造了单位房，有单用厨房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结果因为经费超标，被通报批评。80年代旧城改造，居民搬了新房，厨房面貌也大变样，开始使用煤气灶（液化气灶）和自来水。进入21世纪，高压锅、电饭煲、微波炉、排油烟机早已普及，电冰箱从单门到双门、三门，有的用上了对开门。一些家庭用上了消毒柜、电磁炉。餐具变得更加精美，写着“人民公社好”之类或单位纪念名称的搪瓷碗（多为单位作福利赠发）早已销声匿迹，精致的小碗代替了粗边大碗。以前用大碗还觉得吃不饱，现在用小碗还嫌饭多，少吃为了“减肥”。一些家庭用榨汁机、豆浆机自制饮料，另有一番情趣。来客人或逢节假日，干脆到宾馆饭店就餐，为的是追求品位。
  随着房价不断提高，住房消费成为居民一笔重大开支，房价贵成为一些居民巨大压力。21世纪90年代初，甬城一般居民住房每平方米一二千元，一套80平方米左右房子，约一二十万元。2008年，每平方米上涨到1.2万元左右。一套80平方米左右房子价格在100万元左右。一些青年男女或求职困难，或工资较低,一到结婚买房，只能依靠父母资助，由父母出资，或代为首付，社会上俗称“啃老族”。如果父母缺少支持能力，不得不“蜗居”“裸婚”。为解决这一问题，区政府采取了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措施，使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详见第五编“城区建设”）。
  第六节 教育消费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家长都期盼子女成才成器，往往倾全家所能，在所不惜。从孩子进幼儿园到上大学，乃至出国留学，教育投入成为许多家庭一笔不菲开支。据测算，小学初中义务教育，幼儿园3年和高中3年，一般各在2万元左右。大学4年，一般本科生在6万元左右，总计在10万元以上。如读艺术院校，费用更高。出国留学，经费更是惊人。一些家长为让孩子能读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也要付出一大笔资金。择校借读，需缴借读费8000元。如进海曙中心小学、爱菊艺校等，每生每学期要缴费3500元，6年下来需4.20万元。不少家长课外还给孩子“吃小灶”，买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加培训班、补习班、艺术班，等等，每小时四五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如送孩子学钢琴，每小时授课费需200多元。送孩子参加美式英语迪士尼培训班，每小时120元，一年下来需1.2万～1.5万元。孩子进民办幼儿园，每月1000～1500元，一年下来也需1万多元。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外地民工大量涌入，民工子女入学也成为一大难题。区教育局采取大量措施，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基本解决（详见第二十五编“教育”），但作为低收入的民工家庭，子女教育经费也是一笔不小开支。
  第七节 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指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资助的费用，包括红白喜事、春节压岁钱、伤病慰问等。
  送人情
  海曙居民重人情往来，人情支出也就成为不小开支，有“人情大如债”之说。最常见的结婚贺礼，少则600元、800元，多则上千元，至亲挚友有意资助，数目更大。近年来有的家庭成员职务、职称晋升，孩子考上大学也办酒庆贺，亲朋好友送礼祝贺。送人情对居民来说虽是不小开支，但往往有来有往，基本平衡。
  压岁钱
  压岁钱是过农历年时长辈给小孩的钱，其档次也水涨船高。20世纪80年代，大多10元左右，一般不超过100元。进入21世纪，没有100元、200元出不了手，有的上千元、几千元。随着人们就业率增加，子女参加工作有了收入，春节“常回家看看”，也给大人一些钱，也叫“压岁钱”。一是以示小辈给长辈的孝顺，二是给长辈补充生活费。这类压岁钱数目较大，一般上千元，也有上万元的。长辈拿了这些钱，往往反过来给孩子发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