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制钱
  制钱是以铜为主要币材浇铸的圆形方孔钱。明清时规定由官府统一铸制，民间不得私铸，故称“制钱”。1982年7月，天封塔底清理出历代钱币100余千克，其中有秦朝至南宋的历代钱币40余种。制钱以枚计数，串、吊、贯、缗和千文为计量单位。清康熙四十年（1701），每两铜（每斤16两制，下同）铸钱71枚。到光绪末年（1908）增至300枚。制钱价值量低，不便携带和大额使用，未能适应商品交换发展需要，民间熔化和私运出口，市上流动渐趋匮乏，加上银洋贬值，制钱反而升值。道光二十二年（1842），每枚银圆换制钱1341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申报》载：“宁波……近来钱币高昂，为从来所罕有，计银洋一元，仅换970文……”二十五年（1899），《申报》称“郡城（指海曙境）制钱日少，……推原其枚，皆由奸侩将钱私运出口所致”。待铜元问世，制钱不再浇铸，逐渐退出流通，成为民间打造日常生活器皿和婚丧喜庆作吉祥物及辟邪之用。
   铜元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钱币改变形状，不再铸制方孔钱，在当十、当百大钱基础上改铸铜元，俗呼“铜板”。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广东、湖北、福建所造当十铜元，正面书“大清铜币”、“光绪通宝”、“宣统元宝”等字样，背面多为蟠龙图形。一枚铜元当制钱10文。民国建立，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民国3年（1914），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铜币重量成分，其中1分（当十）铜元，重1.80库平钱，含铜95％、锡4％、铅1％。初期，银圆每元兑换当十铜元八九十枚。光绪三十一年（1905），每枚银圆平均兑换铜元95枚。民国24年（1935），每枚银圆兑换铜元达到330枚，30年（1941）每枚银圆仅兑换铜元100枚。29年（1940）财政部通令，每100枚铜元兑换法币1元。宁波沦陷，在日伪搜刮下，伪合作社在出售纸烟时，除每包售价外，要附带收铜元1枚，后在配给纸烟时每户收铜元4枚。市上铜元绝踪，只民间仍有收藏。
  银两
  旧时以银锭、银块等形式存在的一种称量货币，曾与制钱、铜元、银圆等并列流通。按其成分分为纹银和纯银。纹银含纯银935.374‰。纯银又称“足银”，每百两纹银申水六两即为纯银。按其形状可分为元宝、银锭、锞子、滴珠（碎散银子）。唐、宋时城区有银作坊和银作铺，除打制饰品和器皿外，熔铸银锭和银块。宁波银庄业在清咸丰前以钱为记账单位，咸丰时改以银圆为本位，银两进出以上海规元为准。钱业市场中规元买卖曾是一大内容，杂色银两按规元折算，合甬洋收付。宁波现兑钱庄从事银圆、角子、制钱、铜元和各色银两估色、称量和兑换买卖业务。民国22年（1933），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结束银两和银圆平行的双银本位制度。次年，美国发行白银证券，宣布白银国有。在此前后，宁波多有私运白银出口，造成白银和银圆外流。但民间藏有白银及其制品仍颇为丰厚。
  银圆
  据《鄞县通志》载，“当内地及沪上用银两之际，而甬上已于百年前流通银圆”。明中叶，宁波对外贸易，外商多以银圆支付，并由菲律宾等地华侨带入西班牙和法国银圆，俗称“佛洋”，又叫“洋钱”和“番饼”。明正德年间（1506—1521）解除海禁，银圆流入增加。至万历年间（1573—1620），境内已广泛流传，按重量、成色折合银两或制钱行用，后渐成浙东一带主要流通货币。清道光年间（1821—1850），鹰洋（又称“英洋”）在流通中居于主导地位。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侵犯宁波，劫掠银圆17万元，足见市上银圆行用之广。光绪十四年（1888），清廷广东试铸银圆“光绪通宝”，又称“龙洋”（背面有蟠龙图形）。宣统年间（1909—1911）改为“宣统元宝”、“光绪通宝”。光绪末，还改铸5角、2角、1角银辅币，但主辅币重量、成色大不如前。民国3年（1914）开铸袁世凯头像银圆，俗呼“大头”、“袁币”。17年（1928）开铸孙中山头像银圆，俗称“小头”、“孙币”。24年（1935），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停止使用硬币，实行纸币制度。民众不愿以银圆兑纸币，银圆转入储藏。抗日战争爆发，纸币贬值，民间常以银圆支付，同时也私相买卖。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收兑的银圆超过500万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