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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后，钱庄开始兴起。除从事货币兑换业的钱庄外，还有现兑店、兑换摊贩，经营存款、放款业务。明万历年间（1573-1620），境内成为东南沿海一大都市，虽有海禁，但贸易繁荣，各业鼎盛，钱庄业应运而生。清乾隆年间（1736-1795），钱庄业已有相当规模，多集中在江厦一带，在滨江庙进行钱市交易，故有“钱行街”之称。其时，江厦不亚于后来之上海外滩，为东南沿海金融中心，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后，形成强大的宁波商帮，“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仍世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钱业会馆碑记》）。钱庄业捐募兴办义学，捐资修筑城垣，促成城市和文化教育发展，“钱业一行书捐，已不下十万串”。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口通商”后，商贾云集，催生宁波口岸工商业，更促使钱庄业发展。宁波人家乡观念重，外地经商余钱汇回老家存储钱庄；宁波钱庄资力雄厚，放款外埠、更令钱庄兴盛。光绪二年（1876），钱庄业进入全盛时期。
  钱庄分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拥有资本、资偿条件和股东经济实力成为划分大小同行的标准。初期大同行资本3万元以上，小同行1万
  元以上，后期大同行6万元以上，小同行3万元以上。现兑庄资本多寡不一。民国15年（1926），战船街钱业会馆落成。20年（1931），大、小同行分设两个同业公会，22年（1933）合并成立钱庄同业公会理事会。
  据民国20年（1931）鄞县政府统计特刊载，共有钱庄160家，其中大、小同行70家，现兑庄90家。70家大、小同行中，有67家开设在江厦一带。
  钱庄业多由富商大贾和殷实户开设，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与封建资本有不解之缘。后期发展为股东合伙或转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这些声势显赫的家族，资金雄厚，在多家钱庄拥有股份，按钱庄招牌划分集团。如以秦家股东为主体的晋恒、鼎恒、复恒，以严家、赵家为主体的信源、衍源、永源，以李家为大股东的天益、元益，以方家股东为主的瑞康、益康。宁波钱业土生土长，上海兴起后，宁波籍钱庄以上海为中心，形成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金融网络，主要股东移居上海等地。宁波人在沪、津、汉、杭等地的钱庄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钱庄业务有存款、放款和汇款。存款分浮存、长存和同业存款。浮存为活期往来存款，长存为定期存款，同业存款即同业拆借款。存款多为活期。放款分长期、短期和浮欠。长期放款实际只几个月，最长半年，半数以上放于上海。短期放款，限于本埠。浮欠为透支形式的活期放款。汇款，早期资金汇解托信客携带，钱庄业兴起后，逐步建立埠间汇款关系。民国23年（1934）以前，陈果夫当上海晋安钱庄信房（钱庄中经办书信、函件往来的职务），蒋介石托他每年汇寄500元钱交濠河头新顺木行孙琴凤转其母收用。可见当时汇兑业务依赖钱庄。抗日战争爆发，汇沪款剧增。宁波沦陷后，上海汇宁波赡家汇款的汇费一度升至20％左右。
  钱庄业务还有同业拆借、日拆和过账制度。同业拆借是钱业市场主要业务，一些钱庄不受资本、存款限制，放款额可大大超过存款。日拆为宁波独行，以银洋为本位，又称“洋拆”，按日计息，是宁波钱庄业历史特点之一。过账即是对商品交易和经济往来中收付款项，不是通过现金或票据进行清算，而是凭簿折划转。对象包括在钱庄开户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企业用过账簿，个人用“经折”。开始，以30元为起点，后来满1元的也可以通过过账。过账办法的实行，使钱庄统揽各业收付，并渗透到个人的消费支出，由此提高了钱庄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过账制度是宁波钱庄业在国内金融业中的创举。这种制度只在大同行钱庄间进行，凭簿折划转商品交易和经济往来中的收付款项。小同行和现兑庄过账通过大同行间接办理。民国30年（1941）4月宁波沦陷，过账制度终止。抗战胜利后，钱庄衰落，金融业收付往来由中央银行办理票据交换，过账制度不再恢复。
  宁波钱庄业受时局影响，盛衰起落，风潮迭起。民国22年（1933），棉布、百货、糖业、药业、水产等营业艰难，上海、武汉出现钱庄风潮，当时宁波尚处平衡。24年（1935）7月宁波钱庄受外地倒闭钱庄牵连，官办银行又以“利息优厚”兜揽业务，使钱庄存款向银行转移，存户纷纷向钱庄提存，终于爆发了金融风潮。风潮先从严家、赵家两大资本集团的信源钱庄开始，因缺单无法轧平而倒闭。继之波及所有“源”字号钱庄。如五源、衍源、永源、泰源等。于是所有钱庄均受影响。一时人心惶惶，钱庄存户拿不到存款，大哭大闹。至是年8月倒闭钱庄30多家。12日，鄞县政府指令19家钱庄增垫资本，名义上垫本复业，实际上开门清理。至次年开业时只剩大、小同行24家。钱庄业从此一蹶不振，银行起而把持整个金融业。
  民国35年（1946）8月，钱业公会召开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境内先后批准复业29家。
  附：银楼
  清代银楼集中在后市巷一带，多为前店后场，早期从事金银鉴定、兑换、加工，后以金银饰品加工、销售为主，也参与金银买卖。清末民初，以东渡门内外的方聚元、凤宝为同业之首。民国24年（1935），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次年，方聚元、凤宝、天宝成、老凤祥、方行远、方紫金6家于凤宝旧址组成联合收金处，银楼闭歇。抗日战争初期，联合收金处停业。宁波沦陷，纸币贬值，金银多成投机买卖品。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货膨胀，富家囤买黄金。解放后，禁止金银买卖流通，银楼全部停业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