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海曙境内历来商贸兴旺，典当、钱庄等旧式金融业伴随商贸发展而兴起，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曾起过促进和调剂作用。
  第一节 典当
  典当，俗称当店、当铺、押店、质铺，以收押物件为主，兼营存、放款业务的信用行业。它以贫民、小生产者为主要对象，运用货币资本生息图利。早期，社会团体、宗教慈善机构和富有者，多将资金投向典当，进行生息。隋唐时期出现典当雏形，收抵押品，高利放贷，曾有“上佐朝廷抚恤之不及，下补社会生计之艰难”之说，长期受统治者支持。钱庄兴起之前，典当业曾霸占民间借贷领域。钱庄兴起后，金融以钱庄为中坚，然典当仍居相当地位。清代，典当业以灵桥门内（皂荚庙）惠安和车轿街丰长两家历史最久。惠安前身为清代中叶开设的“集义当"，其后裔在城乡设有惠安当、生泰当、惠生当等。后因时势变迁，典当业动荡不安，投资日趋冷淡。
  民国21年（1932）后外货倾销，手工业和民族工业衰退，农村萧条，市场凋敝，典当收当物品满期价值差落，出售不能保本。24年（1935）钱业风潮后，更是当多赎少，惠安、裕成等相继停业。抗日战争爆发，宁波沦陷，典当只取不当，随开随关，多闭歇、停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典当业有所恢复，旋即衰落。37年（1948）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典当收当有限，架本（全部收当物当值）微薄，拒当严重，业主无意经营，至11月全部停业。
  典当行均四周高墙，柜高过顶，投资者多为官僚豪绅、世富显贵，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主要股东独揽一切。典当人员数量视规模大小，多寡不一，一般为10余人。大当设总上、副总上各1人，一般由东家自任；正看、副看2～3人，其他有账房、楼头、银房或票房、衣房或牌房、取房、栈司等。正副看、账房由典当公聘，其余职员由各股东分配任用，多为股东亲属，俗称“伙东”。典当职工工资早期每月仅数元、数十元不等，总上一职也不过二三十元。存箱费、没货余金等大小费、外费等额外收入，往往超过工资。
  典当行主要收当对象为农民、小生产者，存在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清咸丰年间（1851—1861），钱庄业从钱本位改为银圆本位，而典当业墨守成规，当赎货物沿用制钱，当票上只填写钱数。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大当当主王月亭邀集同业商讨，拟予更改，卒未成功，直到民国以后，制钱退出流通，才最后改正。典当所开当票字体怪僻，难以辨认，当票编号以《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一月一字字号。典当当物当期定例18个月，逾期2个月未取为“绝当”，由典当自由处理，有“十八不来娶，二十要赖亲”之说。一般当物作价为原值的30％～40％。满当之物拍卖出售，一般按账面当价增20％～30％，称为“贯二、贯三”。典当业利率早期月息1分半至2分半（每千元月息15～25元），另收栈租、挂失、存箱等费。民国期间，当息一度高达1角8分（每千元月息180元）。37年（1948）3月物价暴涨，月息高达483％。
  解放初，曾组织生产自救性小典当（小押当）。
  1952年，境内尚留下裕和、安泰、宝顺3家典当行。1956年，旧当改造为小额质押贷款所。是年，城区最后一家当店关门。至1958年9月，旧典当停业清理，结束历史使命。
  1988年9月，消失了几十年的老行当典当在开明街扯起杏黄色旗帜，第一家新建典当行宁波典当拍卖调剂行开业，资本金500万元，后增资到1000万元，1997年7月又搬迁至苍水街85号。1996年3月，宁波京泰典当行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地址中山西路117号。新典当行业发展最初几年，黄金首饰占典当业务量的90％。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房产、汽车、机器设备等动产与不动产成为主要当品。客户也不再局限于个人，而以中小企业为主。典当有借贷灵活、手续简便、时效性强等优点，成为中小企业和个体T商户融资平台。当品从“老i样”（金银首饰、钟表、家电）转为“新i样”（房产、汽车、有价证券）。一批民营资本进入典当行业。典当成为现代金融发达时期一种社会辅助融资渠道。
  附：解放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有纠会、月会。纠会亦称“标会”，发起人称“首会”，参与者称“会脚”，一般10人。纠会又分摇会和坐会。摇会每年付款数额相同，一般百金。坐会亦称集贤会、十贤会，付款多少不同，第一年款项归会首，后则依所认定位次而得。月会按月付款，称为“月月红”。民间借贷利息除纠会外，有按钱业利息按天计算，或按典当业押物计息，俗称“当息”。最高的印子钱，按月计算，每元月息四五角，先在借本中扣除息金。
  第二节 钱庄
  明代中叶后，钱庄开始兴起。除从事货币兑换业的钱庄外，还有现兑店、兑换摊贩，经营存款、放款业务。明万历年间（1573-1620），境内成为东南沿海一大都市，虽有海禁，但贸易繁荣，各业鼎盛，钱庄业应运而生。清乾隆年间（1736-1795），钱庄业已有相当规模，多集中在江厦一带，在滨江庙进行钱市交易，故有“钱行街”之称。其时，江厦不亚于后来之上海外滩，为东南沿海金融中心，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后，形成强大的宁波商帮，“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仍世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钱业会馆碑记》）。钱庄业捐募兴办义学，捐资修筑城垣，促成城市和文化教育发展，“钱业一行书捐，已不下十万串”。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口通商”后，商贾云集，催生宁波口岸工商业，更促使钱庄业发展。宁波人家乡观念重，外地经商余钱汇回老家存储钱庄；宁波钱庄资力雄厚，放款外埠、更令钱庄兴盛。光绪二年（1876），钱庄业进入全盛时期。
  钱庄分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拥有资本、资偿条件和股东经济实力成为划分大小同行的标准。初期大同行资本3万元以上，小同行1万
  元以上，后期大同行6万元以上，小同行3万元以上。现兑庄资本多寡不一。民国15年（1926），战船街钱业会馆落成。20年（1931），大、小同行分设两个同业公会，22年（1933）合并成立钱庄同业公会理事会。
  据民国20年（1931）鄞县政府统计特刊载，共有钱庄160家，其中大、小同行70家，现兑庄90家。70家大、小同行中，有67家开设在江厦一带。
  钱庄业多由富商大贾和殷实户开设，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与封建资本有不解之缘。后期发展为股东合伙或转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这些声势显赫的家族，资金雄厚，在多家钱庄拥有股份，按钱庄招牌划分集团。如以秦家股东为主体的晋恒、鼎恒、复恒，以严家、赵家为主体的信源、衍源、永源，以李家为大股东的天益、元益，以方家股东为主的瑞康、益康。宁波钱业土生土长，上海兴起后，宁波籍钱庄以上海为中心，形成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金融网络，主要股东移居上海等地。宁波人在沪、津、汉、杭等地的钱庄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钱庄业务有存款、放款和汇款。存款分浮存、长存和同业存款。浮存为活期往来存款，长存为定期存款，同业存款即同业拆借款。存款多为活期。放款分长期、短期和浮欠。长期放款实际只几个月，最长半年，半数以上放于上海。短期放款，限于本埠。浮欠为透支形式的活期放款。汇款，早期资金汇解托信客携带，钱庄业兴起后，逐步建立埠间汇款关系。民国23年（1934）以前，陈果夫当上海晋安钱庄信房（钱庄中经办书信、函件往来的职务），蒋介石托他每年汇寄500元钱交濠河头新顺木行孙琴凤转其母收用。可见当时汇兑业务依赖钱庄。抗日战争爆发，汇沪款剧增。宁波沦陷后，上海汇宁波赡家汇款的汇费一度升至20％左右。
  钱庄业务还有同业拆借、日拆和过账制度。同业拆借是钱业市场主要业务，一些钱庄不受资本、存款限制，放款额可大大超过存款。日拆为宁波独行，以银洋为本位，又称“洋拆”，按日计息，是宁波钱庄业历史特点之一。过账即是对商品交易和经济往来中收付款项，不是通过现金或票据进行清算，而是凭簿折划转。对象包括在钱庄开户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企业用过账簿，个人用“经折”。开始，以30元为起点，后来满1元的也可以通过过账。过账办法的实行，使钱庄统揽各业收付，并渗透到个人的消费支出，由此提高了钱庄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过账制度是宁波钱庄业在国内金融业中的创举。这种制度只在大同行钱庄间进行，凭簿折划转商品交易和经济往来中的收付款项。小同行和现兑庄过账通过大同行间接办理。民国30年（1941）4月宁波沦陷，过账制度终止。抗战胜利后，钱庄衰落，金融业收付往来由中央银行办理票据交换，过账制度不再恢复。
  宁波钱庄业受时局影响，盛衰起落，风潮迭起。民国22年（1933），棉布、百货、糖业、药业、水产等营业艰难，上海、武汉出现钱庄风潮，当时宁波尚处平衡。24年（1935）7月宁波钱庄受外地倒闭钱庄牵连，官办银行又以“利息优厚”兜揽业务，使钱庄存款向银行转移，存户纷纷向钱庄提存，终于爆发了金融风潮。风潮先从严家、赵家两大资本集团的信源钱庄开始，因缺单无法轧平而倒闭。继之波及所有“源”字号钱庄。如五源、衍源、永源、泰源等。于是所有钱庄均受影响。一时人心惶惶，钱庄存户拿不到存款，大哭大闹。至是年8月倒闭钱庄30多家。12日，鄞县政府指令19家钱庄增垫资本，名义上垫本复业，实际上开门清理。至次年开业时只剩大、小同行24家。钱庄业从此一蹶不振，银行起而把持整个金融业。
  民国35年（1946）8月，钱业公会召开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境内先后批准复业29家。
  附：银楼
  清代银楼集中在后市巷一带，多为前店后场，早期从事金银鉴定、兑换、加工，后以金银饰品加工、销售为主，也参与金银买卖。清末民初，以东渡门内外的方聚元、凤宝为同业之首。民国24年（1935），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次年，方聚元、凤宝、天宝成、老凤祥、方行远、方紫金6家于凤宝旧址组成联合收金处，银楼闭歇。抗日战争初期，联合收金处停业。宁波沦陷，纸币贬值，金银多成投机买卖品。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货膨胀，富家囤买黄金。解放后，禁止金银买卖流通，银楼全部停业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