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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祭祀，此是第一件事。故当年房长必先数日点能干子弟干办，至期务要丰厚洁净，庶见报本追远之意。及祭毕而饮，当体祖宗一脉，不问富贵贫贱亲疏，一样相待。近时大家祭后聚饮，交相喧哗，各将酒劝得时之人，失时者冷落无聊，甚至酒后猖狂乱语，得罪宗族，因而相打相骂，大则兴官事，小则供中人，是因祖宗而子孙自相残害也。祖宗有灵，岂能安于地下？况祭祀之日，皆为祖宗，只我商议整祖坟、置祭田祭器，及清明、冬至祭扫等事，决不可说私事以起争端。凡在祭祀者，皆是子孙，当自上而下轮流平饮，决不可偏劝以生嫌隙。登席以冠者，循序唱名，拜宗长，许方坐，如后开叙拜录式，不许紊乱。须择子弟声音洪亮者，喻以祖训。今日享饮，当思报本。 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教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次读《孝经》、《小学》，就要俗俗解与他，使略知其味。若聪明者，渐渐教读《四书》、《五经》，及作破作文字，其鲁钝难教者，亦要教读《四书》，作对作诗。到二十岁不成者，方许务农业，或作买卖。我见人卖田嫁女打官司事，自以为豪杰，却不肯用心教子孙读书，专一与先生争分毫之利，殊不知卖田嫁女打官司事最好笑。若卖田教子孙读书，最是好消息，大有益也，何怕人笑？书云“卖金买书读，读书置金匾”是也。 士农工商是四件事，古人言之有序次。士是读书，要专心甘淡薄，小则做先生，教人子弟，有人敬奉，极清高；大则做官食君俸禄，有人服事，极荣贵。故士放在第一。农夫耕田要勤谨，多积粪，依时早下种，广积广收，使一家人饮食有余。古人有言：“作食无君子。”农是大事，人之生死所系，故农放在第二。工是匠人，因不会读书，又无田耕，故白手与人造屋起墙，做台做椅，打银打铜，打铁凿石，及砍茅、烧窑、做裁缝之类，虽不及士农，亦是务生业，以图供给一家，故工放在第三。商是做买卖，既不会读，又无田耕，又不会做匠人，故或自备本钱，或借人本钱，去贩稻谷、贩盐铁、贩纱罗、贩段（缎）匹、贩干鱼、贩果子、贩豆麦棉花、贩酒，以至撑船装客之类皆是。但卖买最难做，然亦务生理以图起家，故商放在第四。人生在世，于士农工商不能做一件事，则是游食之人，非光棍即盗贼，无所不为，断然丧家丧身，祸及妻子，而玷辱祖父矣。 凶荒之年，出谷救济，正富家所当行者。今人各立门户，虽骨肉尚不肯救济，肯救济邻里乎？故遇丰熟之年，自忖有田十石者，出谷五担，有田一百石者，出谷五十担，以此例推，众轻易举，积少成多，却置一仓收贮。丰年来借者，每担共加利四乡斗，荒年来借者，每担共加利二乡斗，每年以四月十五日为始，审实果贫穷无靠着，开仓陆续放借，限以七月初十日俱要送还。立簿一扇以记出入，就择至公子弟轮流掌之。每遇荒年，先尽足本家，次至邻里，盖由内及外，自然之理。富家皆能立心如此，则处处皆仁厚之俗，人人无饥饿之怨，最是好事，勿以为迂。 和睦乡里，盖乡里常常相见，有贵贱尊卑不同，我于贵者尊者则敬之，贱者卑者则爱之，或有疾病，我则扶持，或有患难，我则救护，或有是非，我则解释，或有紧急，我则相助，后日倘我有事，他亦如此，报不肯忘也。虽极富贵，亦不可欺乡里。若有贫穷者，又当一救济，务要小心相待，无使人容我，宁使我容人，切不可恃势残害乡里，以取怨谤。 做官虽是好事，但有等做官者，于国家之事全无一毫用心，如为有司，不思我即民之父母，当以爱惜百姓为先，却乃专一贪取以图肥己；至于为儒官，又不思我乃风化所系，当以作养人才为急，却乃专一奔竞以求虚名。苟或此职不称而事败露，则追悔莫及，可耻之甚也。故为官者律人先当正己，爱国必要忧民。若肯处国事如家事，无不称职。 按：原题桂堂《家训》，经考证，约为南宋嘉定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