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王义道教授是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学者，我国时间频率计量领域知名专家，曾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1932年出生在慈城黄山，曾在崇本学校、慈湖中学就读。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常务副校长（正校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量子频标原理》（合著）《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和《湖边琐语》等。《忆慈城黄山和慈湖中学》糸由作者的2篇文章合并而成。其中《忆慈城黄山》原载2009年3月印行的《古镇慈城》第37期；《短暂而深刻的历练》原载2009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后收入汪大勇、靳晓燕主编的《最忆是母校》（光明日报“母校礼赞”作品选粹），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忆慈城黄山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小时候外婆经常跟我唠叨的一句话。外婆是黄山的姑娘，嫁到祝家渡去的。祝家渡那时属慈谿县，在黄山西边十里路。作为自然现象，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外婆是用来比喻人生旅踪的：人不管到那里去建功立业，到老了终要回归故里的。后来我长大了，就觉得外婆是老脑筋，现在时代变了，大丈夫就得四海为家，对这句话不再以为然。又后来父母先后谢世，千里迢迢，归葬故土。如今自己老了，竟也不断思念起故乡，以致随着年龄增长，经常使我魂牵梦萦的，就是那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黄山！
  我1932年出生。1950年初离黄山，直到2004年崇本学校建立100周年时才重回故里，匆匆一见。2007年父母骨灰归葬慈城白龙山，又曾短暂见面。阔别半个多世纪，面目自然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同了。我愿把那近一个甲子以前的或清晰、或模糊的黄山印象写出来，好让人知道游子的思念，让后来者了解这地方的来龙去脉，演变踪迹，构筑更美好的未来。
  黄山位于慈城西南十华里。出西门，过太平桥、彭山塔，就看到黄山了。清末黄山诗人王仁元有《秋日太平桥晚眺》诗句：“咫尺黄山若排闼”。村南北有前黄山和后黄山对峙，宛若盆地，东西各有一条能行船的小河与邻村隔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似世外桃源。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役”后两三年间，上海、宁波等地来这里避难的人很多。我的姨母家从宁波迁到村东边“白屋”；另一远房亲戚何家从上海搬到村西“西甸洋”成为我家邻居。那是我经历过的黄山村最繁荣时期。村西鸥渚桥（邮政代办所，邮戳正式名称为“讴思桥，”村民多叫“安子桥”）两侧，商铺林列，俨然小市；“大地道”不但有杂货店、理发馆、大饼店、铁匠铺，甚至还开起餐馆来，做的酱花生、酱田鸡味道特别好，我至今似乎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
  黄山男子，外出的多，经商为主，做产业和学问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居留沪、甬，也有远去哈尔滨、昆明和海外的。黄山人出门不仅要跨过河：东边过安仁桥，西边过安子桥；还要绕过山：前黄山或后黄山。好在山不大，跨过桥就是绕过山了。但绕过山还不能见世面，南北还有两条江阻隔。南面距离六七华里处有姚江，也叫“前江”江面宽阔，有轮船直通宁波和丈亭；有两个渡口，东面是半浦渡，西面是城山渡，。我家住在西边，我乘轮船到宁波上中学，走的就是城山渡，五六里路。北边一两里路有条慈江，一般叫“后江”，比较狭窄，但也要渡船摆渡。沿后江东行可达慈城太平桥，西行到丈亭，与前江会合。后江也有两个渡口。东边叫“新渡”，我步行到慈城过这个渡；西边的叫“方家渡”，也称“芳江渡”，我乘“脚划船”到祝家渡外婆家就是在方家渡上船西行，两三个小时就到。所以两条江是黄山人流淌到沪、甬和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血脉。那时人们出行，陆路还没有汽车，杭甬铁路在慈城和叶家设站。过方家渡后江，走两三里路就到叶家站。我从那里乘火车去过宁波姨母家。火车路两边栽种着乌桕树，秋天走过，一路红叶，煞是好看。人们有病就医，要到慈城（当时为慈谿县城）保黎医院。我就是在保黎医院出生的。病人走不动，用一种“元宝篮”（那时已经不兴轿子了），样子很像放大了的小孩摇篮，不过一头高一点，另一头矮一点，两个人抬着走。人躺在里面比坐轿子舒服多了。我坐过一次“元宝篮”到保黎医院看病。
  黄山景色秀丽，四季宜人。春天里空气清新，秧田如镜，满目青山翠竹，片片映山红。孩子们从憋足了的冬天郁闷劲中解放出来，清明扫墓，成为发泄闸门，个个兴高采烈。崇本小学常趁此举办爬山比赛、风筝比赛。这使我练就一身登山、下山的好功夫，至今还不比青年差多少。在后黄山顶的大松树底下，前后江一览无遗，令人心旷神怡。我曾祖父王慈有《清明日登黄山》诗云：“偶逐东风蜡屐游，分明胜景艳如流。不知底事看花眼，万紫千红总是秋”。在乌龟（读成“居”）山坪比赛放风筝，也是大快人心事。看着纸蜻蜓、纸蝴蝶、纸蜈蚣们随风飘荡的情景，真是惬意。夏天气候闷热，但躺在门板上在门厅里听着知了唱歌，清风拂来，一阵凉爽，别有一番滋味。特别是傍晚看空旷的西边落日、红霞万朵，千变万化，有时像龙腾虎跃，有时像千军万马，给你以无穷的遐想。再听着老人们乘凉讲“天门开”的故事，你真的会感受到天际会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秋天天高气爽，秋风萧飒，我们也有乐趣：远足、登高。到芦山寺，在毛竹林下吃烤番薯，听和尚诵经，另有一番情趣。登高就到稍微远一点的前黄山，坐在气派的宋濂卿墓前石凳上闹着玩真够别致。浙东秋天多台风，有时就伴随着大水，家乡就成为一片泽国，一般一两天退去，这给晚稻造成很大损伤。不过小孩子也会从这里找到乐趣，就是小鱼会游到家门来。于是，抓鱼就是孩子们愁里取乐。冬日家家户户做年糕，做搓糕。左邻右舍的年糕团，让孩子们吃得肚皮滚圆，女孩子门脸上还会点上点年糕用的红胭脂。冬天常有雪，打雪仗、堆雪人玩是男孩门的专利。
  崇本学校是很开明的。她以要求严格、教学质量高而远近闻名，甚至城镇的孩子都来就读，有不少寄宿生。1939年我读完二年级，秋天开学老师发给我的课本还是二年级的，我这才知道是留级了。原来那年风声吃紧，说日本人要来了。暑假前我匆匆考了两门主课就准备逃难了，辅课都没有成绩。那时兵荒马乱，留级就留级呗。于是我小学读了七年，可见学校办事很顶真。一位黄先生教国语，尽讲故事，我很爱听：河伯、贝多芬..还要求学生上去讲故事。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教语文的方法了。算术要求很严，发了不少课外讲义，“鸡兔同笼”“植树问题”都给了公式。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解答的是那样。似乎老师没有，很好解释，，或是我比较愚钝，反正我是课后请教了邻居阿庆哥才弄明白的。崇本学校的“国防教育”做得特别好，有过防空演习，急救训练。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人人劲头十足。我特别喜欢上“乡土常识”课。那是专门进行爱国教育的。从那里，我知道慈谿县古时候叫“句章”，有些什么物产，如山北有棉花什么的。我还知道当时浙江省主席是黄绍竑，省会杭州沦陷了，省政府迁到浙西；还知道县长是章驹（后来在打游击中被日军击中牺牲了，我在崇本学校还见过他来视察）。1941年4月慈城被日军占领后，学校继续用战前商务印书馆的“复兴版”教科书。新书没有了，学生都用上年级同学用过的书，并学会了特别爱惜书，书包得严严实实，一学期用毕，完好如新，给下年级同学再用。老师说，如果日本人来了，要用日伪的书来做掩护。可是，我不记得日本人真正到学校里来过，所以也不知道日伪的书是啥样的。不晓得这是否曾在日本侨居，懂日语的“东洋婆婆”起了作用。学校的功课不很紧张，放学后有足够时间玩。还有“劳作课”主要就是修建新操场。新操场的部分土地原是我祖上的宅基地，清末火烧了，，我家就先后搬到了“八份头”和“西甸洋”。我祖母1940年去世后的“殡坟”就在操场的南头。操场的北侧一直达到乌龟山坪脚下，那里原来是一片乱坟岗，我们用锄刨、锨铲、框装把土地平整了。刨出来好多骷髅学生们胆子大，当足球踢。从1939年到1941年，操场修了差不多两年。修操，场时，校长王英年总是亲临督察，大家干劲挺大。操场有一个小足球场，两个篮球场，一条50米跑道，跳高跳远的沙坑。体育于是成为崇本学校的强项。这使我这个子矮小的人，从中学到大学体育成绩一直是上等。“劳作”课还在后黄山种桐子树，先生说，桐子是战略物资。后来我们多次到山上采摘桐子。不知什么原因，学校一度鼓励学生早到，学生们自发比赛谁早上到得最早。于是，我四五点种起床，不走平常走的过“新屋弄”的石板正路，却一个人抄近走“新屋”后面“大井跟”的小路。这条路是沿乌龟山坪脚下，天黑乱坟岗上会冒“鬼火”。我不怕，因为老师说过：死人骨头会析出磷质来，会发磷光，就是鬼火。所以，我大着胆看坟头闪闪发光。我总觉得，崇本学校七年读书要比现在的小学更充实。
  我们的校外生活更丰富。暑假经常去捕鱼捉蟹。我家后门口就是那条村西小河。河水是活的，随着海水有潮涨潮落。等到潮水即将退尽了，我们一些孩子跟大人截住一段河流，上下两边用河泥筑起堰来，上堰挡住来水，下堰架上水车，用力车尽两段堰内的河水，鱼虾就收入笼中了。这可是一种打牙祭的好方法，但要快，不等潮水又涨就得完工。我还练就了抓黄鳝的特技，把洋伞钢杆弯成钩子，串上一条蚯蚓，用纱线一绕，让蚯蚓不脱落，在田塍边找黄鳝洞，把钓钩伸进去，一边用手指轻掸田水，发出“呷呷”声，黄鳝自然上钩，立成瓮中之物。这种方法几乎百发百中，我黄鳝糊都吃腻了。此外，摸田螺、钓蟹也是家常便饭。还有：逮蟋蟀，斗蟋蟀，也挺耗精力的。正月里，约一些伙伴，敲十番锣鼓，热闹非凡。
  夏天里，乘风凉，隔壁邻舍齐集一起，说新闻、讲故事、聊家常，是我大增知识的主渠道。什么汉口大水，日本地震，关东响马，八百壮士等等，我都是从这里听来的，印象至深，至今不忘。连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市场大萧条，我都了解一些。至于像行尸走肉、旅馆闹鬼之类的荒诞绝伦的故事，我也深信不疑，吓得晚上走路心惊肉跳。本土本乡的话题自然少不了。说到黄山庙供奉的神“阮氏真人”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成为“神”了？原来前黄山脚下有一口井，大家都喝，这口井的水，有人放了毒，要害黄山人。阮公知道了，来不及告诉大家，为了不害人，自己跳到井里淹死了。人们纪念好人，他就成了“神”。我这才知道不少祠庙就是这样修来祭奠好人的。黄山庙的戏台常演戏，主要是绍兴戏，我们叫“的笃班”。我看过“杀子报”、“碧玉簪”、“梁山泊与祝英台”等。一时乡下青年都爱哼哼绍兴戏唱腔。我不喜欢，觉得低级，俗气。但梁山伯故事吸引人，我跟着大人专门步行到梁山伯庙去观了一次光，来回70里地，第二天脚都不会走路了。在那里，我还见到“鄮邑贤令”的牌子。原来梁山伯做过鄮县的县长，这和梁祝故事内容冲突。我没有也不会细究。
  1941年日军占领慈城后，时局稍显稳定，搬来避难的家庭都纷纷回去，黄山又冷落了。差不多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安子桥只剩了“阿昌店”兼管代办邮政。他差不多每天一早要从慈城贩运些食杂品来卖。村民可以赊，账，几个月结算一次。这方便了百姓，因为乡下人不可能经常有现钞进账，一年不过几次而已，如家人汇入，产业分红等。此后是日伪军、国民党游击队、杂牌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五支队，互相拉锯，乡下不太平了。一次，一位三五支队的女干部暂时在我家借宿，伪军来搜查，我母亲就说是我家亲戚，把她的手枪藏到马桶箱里的马桶底下，躲过一劫。我记得，那时大人们都对时局十分担忧。住在“白屋”的敦卿伯（他在宁波钱庄工作，前些年去世）到我家来和祖父聊天，就说：“你望清，我等清，什么时候真正能‘清’啊”！我祖父名“望卿”，“望清”、“等清”就是“望卿”和“敦卿”的谐音，他们多么盼望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啊！1944年我从崇本小学毕业后，忧患不断袭来，我在黄山长住的时间就少了。当我步入少年，儿时的无忧无虑一去不复返，我总在忧患中。只有老来回忆，还有一番喜悦在心头！
  这里民风淳朴。男的外出，家里多留老人妇幼，管理祖宗产业、祠堂祭祀、清明扫墓等事。宗法气息十分浓厚，用以维系家族不流散，繁衍生息。宗法社会当然有迷信。人们一方面慎终追远，祭祀祖宗，另一方面，也求神拜佛，祈求保佑。人一出生，就得算八字。大概我的八字不太好，所以，祖母把我“过继”给“三官菩萨”（即福禄寿三神），戒吃牛肉。我跟母亲到外婆家去，过方家渡，就要到庵里去拜“三官菩萨”求其保佑。我上小学前，还到崇本学校的文昌阁和魁星殿祭拜文昌帝君和魁星，菩萨，祈求他们保佑我读书成绩优秀。宗法社会特别强调祖宗基业，好多田产是属于祖宗的。制度规定祖宗产业后代不能变卖、分家，只能按年轮流享用，轮值到的那家有收取田产租子的权利，也有承担那年祖宗生忌日祭祀和清明扫墓等义务。我们家祖父名下，自己只有三亩半田，但是，每年可以轮到平均收入多于25亩田的租子（来年起码有50亩），足够全家口粮。我想，这也许是维系子孙“叶落归根”的主要措施，保证他们退休、失业回家总有一口饭吃，不致无依无靠。因此，黄山人总是活得比较悠闲和懒散的，早上起得很迟。俗话说：“困黄山，坐石埠，再要快活祝家渡”。这三个村镇当年都属慈谿西乡，是比较富庶的。家族中主持祖业运作的长辈就对家族拥有支配权力，决定家族成员命运的重大决策，往往需要得到这位长辈的许可。比如，我家父辈和我是要读书，还是去学生意就业，都要得由伯祖父说了算。这当然也造成家族内部许多矛盾，我母亲就曾为了我的读书问题而与伯祖父据理力争。这里还有一种别地方少有的社会扭曲现象——“堕民”（我们称男的叫“堕俾”女的自然是“堕俾嫂”）制度。堕民是“贱民”社会上没有地位，世代相传，以服，务祠庙为生。做些理发、婚丧喜事吹吹打打的，营生。我祖母在世时，“堕俾嫂”常来家里给祖母“绞面”。一进门对我们小孩就说些“长命百岁”等吉利话，奉承话。我觉得她们很可怜，但也觉得她们属于三姑六婆之流，很讨厌。
  由于地近通商口岸，接触洋务较早，这里也相当前卫，村中自鸣钟、留声机、收音机、照相机，乃至电话、电铃应有尽有，大概是中国农村中最早出现的；而兴办新学、组织消防队，也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了。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带实行“二五减租”，恐怕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崇本学校在农村里大概也算是很先进的，不仅有寄宿生，还有像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勤堉（鞠侯）先生那样的大学教授来教书。我听他讲古斯巴达克儿童勇敢、坚强的故事，非常动人。他说，一个小学生抓到一只冻僵了的狐狸，上课时，把它放在上衣里正襟危坐地听讲，狐狸苏醒过来咬他的胸口他也丝毫不动，直到把他咬死倒下，老师才知道。那种纪律性实在令人佩服。崇本学校的前卫性还可从这样一件事上表现出来：1939年，她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次黄山“婴儿健康比赛”，这在当时一般农村是难以想象的。我的1938年下半年出生的堂弟获得了第一名，奖了一块漂亮的“银盾”。
  最后，说说黄山的民居建筑。正屋大都是五间两弄或七间两弄，一、二甚至三进的楼房，一般坐北朝南，第一进往往还有东西两厢房，中间构成有十几米见方的天井，称为“地道”，用于晒谷子，晾衣服，小孩嬉戏，夏天乘凉。正屋当中一间一般是公用的，用于祭祀和婚丧喜庆。房屋两头有高大的“五马”风火墙。通常厨房、柴火间都设在附属小屋里，后来人口多了，房子不够分，也有用边上正屋当厨房的。不少房子门楼、花墙都有精工细致的花卉、松竹、鸟兽、人物砖雕做装饰，显得富丽堂皇。有的还有小花园，有月洞门、假山。清末日本人冈千仞作客黄山，对“大夫第”、“白屋”等民居赞扬有加。虽然，没有新式洋房，但后来一些民居的内部装修还是十分时新的，比如，玻璃窗、纱窗和板窗齐全，房间隔墙用现代型材木版，浅色油漆，线条明快，色彩明亮。西式橱柜、梳妆台、沙发出现于居室，不亚于城市。多数这种房屋的屋顶瓦片下还有一层木质天花板隔层，所以冬暖夏凉，非常宜于人居。不过，我在宁波上中学后，看惯了高楼大厦，假期回家一个明显感觉就是家里房子低矮，屋顶上的瓦片一览无遗。此外，尽管私家住宅比较舒适，但乡间公共道路却很不理想，石板狭窄，凹凸不平，牛屎多多，尤其是雨天，泥泞污秽，走路很不方便。
  总之，古老与时新交织，传统和先进相辉映，随着时代前进在表面宁静的背后潜藏着动荡，这就是黄山。黄山充满矛盾！但是，哪一个中国城市农村没有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孕育着变革的动力，前进的希望！
  短暂而深刻的历练
  我记得的，并能不时吟唱的，毕竟只有这唯一一首慈湖中学的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我与慈中的因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是1944年，我小学毕业，不满12岁。那时宁波被日本人占领，城里的中学不是停办，就是进行着日伪的奴化教育。我不甘心接受亡国奴教育，面临辍学危险。听说三七市办了一所初中，是慈湖中学搬过去的，属中国政府领导，就非常想去学习。三七市离家远，只能寄宿读书。寄宿需要较多的费用，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几只锡瓶供我交了第一笔学杂费。这样，我得以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当时她的名字是“正谊初级中学”。
  记得我是和黄山同乡、我的表舅王仁铎（瑗初）一道，由他父亲带着进入设在三七市“董氏宗祠”的学校的。拜访了校长胡绳系先生，请求他允许先只交半学期的膳宿费，得到他慨然允诺。后来胡校长为人宽厚仁慈的言论就在乡里传诵。
  董氏宗祠是够大的，容纳我们初中三个年级学生的上课、住宿和教师的办公、生活绰绰有余。当然，实验室和操场是没有的。我们一年级的教室设在祠堂正屋西边的偏屋里，隔着一间厅堂，对面就是胡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二、三年级的教室在正屋东、西侧厢房的楼上。教室里我们白天上课，晚上点着菜油灯自习，秩序井然。
  194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我们在沦陷区，也知道德、意已经败退，相信日本也将走上同样下场，急切地渴望抗战胜利。那时，日伪部队通常只龟缩在县城和几个据点，不时出来“清乡”骚扰。乡下广大地区由游击队控制，游击队有国民党游击政府领导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三五支队以及地方武装，各方之间呈现犬牙交错，来回拉锯，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这块地方是共产党三五支队占优势，学校名义上属国民党“游击政府”领导，实际上受共产党关顾，许多年轻教师倾向共产党。尤其是音乐和美术老师，给我们讲了不少共产党领导抗日和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故事。我们不仅知道有“蒋委员长，”还知道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甚至还有一个“鲁艺”。音乐教师为了使我们不忘根，要我们反复吟唱慈湖中学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虽然看不到涟漪澄澈的湖水和高插云霄的群峰，我们自以为是传承了慈中的衣钵。
  我们也唱着这样的歌，心目里非常佩服共产党：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三五支队的宣传工作非常出色，每次大一点的战役下来，都会有一些歌，比如沈师桥大捷、东埠头战役、歌颂战争的胜利。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何司令，下命令，打他个，下马威……
  这何司令就是三五支队的司令何克希同志。我有幸见到他一次，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打仗会有牺牲，也少不了悼念牺牲同志的悲壮歌词：洪魏郊外，青草青青，新冢清清，在这新坟里，埋着新四军三五支队牺牲兵，同志们……
  部队要整顿，进行军纪教育，就有一些带着调侃色彩的歌词，批评吊儿郎当的士兵：有一个同志叫胡老海，一贯是个皮条三，借了人家东西不送还，甩掉筷子打破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浙东游击区这些歌曲收集起来，那是一大本呢！从这里可以回味那激动人心的战斗岁月和游击队英勇抗战的历史事迹。
  我们沉浸在愉快或悲壮的歌声里，对胜利充满着的信心和希望。一次，三五支队大批人马驻扎在三七市，老师决定发动劳军运动。我们在化学老师的指导下，按照课本上的配方，踊跃主动地买来了许多牛油、烧碱等原料自制肥皂，去慰劳三五支队抗日战士。就是那一次，我在三七市街上见到了我们非常崇拜的何司令，引以为荣。
  现实是残酷的，好景不长。家境的困难和敌人的骚扰，使我们不得继续安宁读书。先是因为再也难以交纳后半学期的膳宿费，从寄宿改为走读。我和王仁铎住在我祝家渡的外婆家，每天带着饭盒走几里路上学，午饭在学校热了吃。但是这样的生活再也没有像住宿时那样自由、开心、充实和丰富多彩了。而且，随着日寇在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拼命垂死挣扎，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清乡、扫荡，形势日益艰难危险。学校酝酿着向山里搬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渐渐地连走读也坚持不下去了。怀着无限的惆怅，不尽的惋惜，我悄悄离别了老师和同学，离别了那“董氏宗祠”。我失学了，一直到抗战胜利。不久，这所学校也散了。
  尽管在“正谊初级中学”的学习生活是短暂的，对我却是最深刻的历练。1946年，我在宁波中学恢复了中学学习。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政府腐败，战火弥漫，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心中燃起了对三五支队的依恋，对共产党的向往。我盼望共产党回来，盼望解放。这股热切的心情奠定了自己人生的道路。而我似乎确实是慈湖中学的学子，因为正谊中学确实承继了慈中的衣钵；因为在我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就读过的九所学校中，我记得的，并能不时吟唱的，毕竟只有这唯一一首慈湖中学的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