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汗衫大王”任士刚
  立夏已过，汗衫又开始穿在身上了。汗衫这东西，原本是19世纪末的洋货舶来品。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以布料做内衣裤，官僚贵族们至多也以绫罗绸缎、呢绒哔叽等高级衣料来做内衣。这时候市场上出现的洋货针织内衣，被人们视为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后来才慢慢发展成大众日用商品。大家有所不知，这汗衫发展史上，宁波人又抒写有光彩的篇章。抒写这一篇章的人是慈城人任士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被誉为“汗衫大王”。
  任士刚1896年诞生于江北区慈城镇下横街（今民生路）任氏老屋。任氏为慈谿世族，在城内有泰丰木行、泰丰钱庄等产业，家资颇丰。因此，任士刚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29岁的任士刚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由校方介绍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筑部监工职务。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浪潮逐步高涨，各界民众展开了“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行动。任士刚看到上海针织品市场长期被法、日等国洋货占领的局面，决定辞职，自筹资金办针织厂，创立国货商标，誓与洋品牌争夺市场。于是他联合罗庆藩、杨光启、钱箕传、梁悟庵等四位同学集资2万两银子，组建了一家名叫“五和”的针织厂。厂址就建在当时的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永吉里。所谓“五和”，意为“五个老板和气生财”，任士刚兼任总经理。
  1928年，成立四年的五和针织厂终于创立自己的品牌产品——“鹅牌”汗衫。在当时“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风口浪尖，“鹅牌”汗衫一成品，便走出上海，风靡全国。而且由于引入进口机器，科学管理，技术改造，质量一点也不比洋货差，已完全赶上日货。厂房也因此搬迁至许昌路进一步发展，职工增至一百余人。此时任士刚显出宁波人在外创业特有的本色。首先他想到的是，如何来依法保护“鹅牌”商标名称与“五和”企业的名称。他向当时民国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为预防今后被人仿冒，分别注册了有一只鹅、两只鹅和五只鹅的商标。另外，还先后注册了“金鹅”、“银鹅”、“天鹅”、“蓝鹅”、“白鹅”等一系列与“鹅”有关的商标名称，以及与“五和”厂名读音相似的“五禾”、“五荷”等商标。具有如此强烈的商标和企业名称保护意识，在当时上海的企业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在注册商标的同时，任士刚又一手策划了产品的广告宣传。他们先是在南京路成都路口仙乐斯草坪的池塘内，用当时价格较高的水泥浇筑了五只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大天鹅，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成为当时南京路上一大景观。为加大品牌的国内知名度，广告宣传开始逐步延伸到周边城市，如在绍兴兰亭，任士刚借用王羲之书写的“鹅池”名碑、墨华亭等风景点效应，长期认养一群群美丽多姿的白鹅，并在兰亭悬挂“兰亭鹅池为东南第一胜景，鹅牌汗衫为东南第一佳品”等大型书法条幅，使各地书法爱好者、旅游者来到那茂林修竹、风景清幽的鹅池旁，既能欣赏到一块块珍贵的书法碑碣，又能领悟到那一群群白鹅的“活体”广告内涵，从而加深了对“鹅牌”商标的印象。在风景秀美的杭州西湖，任士刚又制作形态各异的白鹅型游艇，让一只只游动的“大白鹅”终日荡漾在西湖湖面上。登上游艇的广大，游客，既观赏到了西湖美景，又可享受到“鹅牌”商标注册人提供的服务。这一系列出色的品牌包装手段，是任士刚认真研究洋人营销之道的结果，令当时国内企业界人士大发感慨。
  1931年“五和”厂之产品在大获佳誉的基础上，又创制成功60支麻纱汗衫，产品更加供不应求，且大量出口南洋、泰国各地，名声大振。任士刚先生由此出任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为提供用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全力。1932年“一二八”事变，“五和”厂地处战区虹口，一度停工，但任士刚运筹得法，且社会提倡国货趋势日甚，“五和”厂进一步走向全盛时期，年生产额达200万元以上，职工发展到900余人。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一向以“使用国货，抵制洋货”为己任的五和针织厂，便成为日商的眼中钉。此时的任士刚又显出宁波工商者的爱国情怀。他在《申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感与外侮》的“鹅牌”广告文章，文中写道：“鹅牌卫生衫可防止外感，吾人从人身的外感，便想到国家的外侮。国人应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别有用心的日商抓住这些词句，雇佣和挑唆一批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五和厂，使五和厂几乎陷入绝境。幸亏任士刚早有预见，已在康定路设立五和二厂，尚能维护生产，逐渐恢复元气，才免予倒闭。但是任士刚气愤过郁，加之精力消耗太多，于1939年身患高血压，心脏衰弱以致半身偏瘫。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士刚身卧病榻，指挥“五和”厂重建，因过劳于次年病逝于上海寓所，享年51岁。同年，一代“汗衫大王”魂归故乡，安葬于慈城北门大庙山麓。1958年，因慈城建造水库，坟墓又迁葬于慈城黄夹岙公墓。现如今，我们每每以宁波服装文化为自豪，“汗衫大王”任士刚堪称宁波服装文化中的一位重要前辈级人物，且精神可颂，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有所不知，他的后人任顺弥女士是当今荣登“2004中国富豪榜”榜首的荣智健的夫人，也可谓是宁波商帮文化中美好的姻缘联续。
  （徐建成）
  法学家桂裕
  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审判，即东京大审判。这是伸张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制裁战争势力的重要行动，参与东京大审判的中国工作人员共16人，其中宁波籍人士有时任检察官顾问的桂裕先生。
  桂裕先生（1902—2002）字公绰，宁波市慈城镇人，1902年7月18日出生，从小酷爱学习，聪明勤奋，中学毕业后考入被誉为中国现代法学教育摇篮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时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出朝阳，律师出东吴”之称。该校名师众多，如有首次将《联合国宪章》翻译成中文的吴经熊先生等。许多课程都由美国教授直接用英文讲授，同时引进了英美的案例教学法，内容丰富多彩，中西法制兼容并蓄，以比较法教学见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他在校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和外文，兼修英美法与大陆法，并在学习中感受两种法系的异同，为日后从事律师工作和法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上海担任律师，后任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翻译出版了《英译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英国剧本《莎乐美》和小说《月亮所讲的故事》，参与了商务印书馆《辞源》续编的编辑工作。1930年后历任司法行政部编审、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上海江苏高二分院推事、招商局顾问。抗战胜利后一度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后回上海，在旧中国最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司法官之素质与数量”、“法律之理论与实践”、“简化诉讼程序之管见”、“外国公司认许问题之商榷”、“由性别论司法官职务之分配”、“新辨奸论”、“诉讼程序之简化”、“司法统计”、“商法之同化”、“言论自由与民主”和“处置日本在华财产文法律观”等十余篇论文，上海竞文书局出版过他编著的《英语全程》，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法学家。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大半河山被践踏蹂躏，同胞伤亡3500万，可计算的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无形的损失难以计算。日本侵华作为东京大审判的主要部分，事务繁杂，工作繁重，急需谙习英文又对国际法有研究的人士加以辅助。1946年初冬，我国又增派倪征燠、鄂森、桂裕（均系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及吴学义去远东国际法庭，为中国检察官的顾问。赴日月薪虽不菲薄，而当时桂裕等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的收入远不止此数，但他们的血脉中燃烧着民族的耻辱和仇恨，抱着决不能让沾满了中国人民血债的日本战犯逍遥法外的强烈意愿，因而决然乐从，即赴东京参加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大审判。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燠总爱用“艰苦卓绝”来形容当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之难，难在举证。当时这些富于正义感、爱国心的有识之士，怀着“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跳海”的誓死决心，日以继夜地顽强奋战，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向全世界第一次明确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性质，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的种种借口。战犯东条英机等因发动侵略战争被裁决犯有破坏和平罪，最终，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刽子手被处以绞刑；南次郎等16人判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获有期徒刑7年。这对战后肃清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伸张正义具有深远意义。参与东京大审判的全体中国同仁，确实未愧对历史、愧对子孙！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审判结束后不久，桂裕去台湾大学任教，是海商法权威教授，又是著名的保险法专家。曾在1958年参加联合国第一次海商法会议。著有《海商法》、《海商法新论》、《保险法》、《保险法论》、《司法制度之检讨及改进》等，其中《海商法新论》是司法官、律师等考试的主要参考书。曾获台湾“教育部”第15届学术奖。1972年在台大退休后，任“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主任，一直进行教学工作，直到八十几岁才退休，到了晚年还退而不休，教学不倦，把研究生安排在自己寓所的客厅中，继续他的教学生涯，他的客厅放着文化大学法律系致赠的“人生百分百，法界第一人”的牌匾，可说是形容桂裕的最佳写照。
  桂裕教授秉持的教学原则是“热馒头主义”，也就是说，馒头好吃就是要趁热，老师要教出优秀的学生靠的就是暖烘烘的热忱，教学内容一定要言之有物，对学生要有爱心的循循善诱，否则，空有一身学问，对学生不理不睬，就像是以冷馒头喂学生吃一样，学生如何吃得下这冷馒头呢？他执教几十年，育英才无数，桃李满天下。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焦仁和、翁岳生、施启扬、尤清、马英九、谢长廷和陈定南等台湾政界人物，无不出自其门下。台湾的大法官有2/3以上是桂裕的学生，1954年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就读的著名作家李敖曾回忆道：“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虽然桂教授的乡音颇重，学生不易听懂，但他坚持学术研究，提携后进的赤诚，却深深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门生。因此，在桂教授耄耋之年，这些门生故旧仍不时登门拜访，感念老师当年的教诲。2001年7月18日是他的百岁大寿，有许多学生赶来为老师贺寿，致赠寿轴、礼品、贺卡等，台北媒体曾以“马（英九）（陈水）扁同访百龄恩师桂裕轮流喂老师吃寿面”等加以报道。台湾联圣张佛千撰“杏坛泽被三千士；海屋筹添一百春。”联祝桂裕先生百龄荣庆。桂裕教授有一子一女，目前定居美国。他虽在台湾居住五十多年，唯一没变的是，仍说着一口外人不易听得懂的宁波话。他是台北宁波同乡会的资深会员，曾连任四届该会法益维权委员会委员，在《宁波同乡》月刊发表过不少文章。其中“2574年”一文叙述了他对六世纪后世界情况的构想；“老年清福”一文谓他在70岁以后，信服“不三不四”主义，即三不求（名利寿）和四不愁（衣食住行）。所著《亦新亦旧话》曾在该刊连载过19期。此外还著有《浮海集》和《行与言》（杂文集）。1997年，倪征燠（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应邀访台，曾收到许多故旧新朋所赠之珍贵礼品，而同为东京审判亲历者、时年96高龄的桂裕教授所赠却是当街小店买来的一条小金鱼。倪征燠慨叹：“不愧为我之学长！”
  2002年1月2日，桂裕教授在台北与世长辞。享年101岁。台湾“中央日报”在题为“桂裕教授高龄辞世的联想”的社论中写道：“著名的法学家，前台大法律系教授桂裕先生，日前以高龄一百零一岁辞世。留给国人无尽的哀思，也让吾人在崇敬与哀悼之余，深叹斯人独憔悴，典型在夙昔！..桂教授以一生投入学术与教育的奉献精神，展现出一种当前社会所罕见的专业精神、工作伦理和人格风范。这正是在我们当前多元、民主却又复杂、混乱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最应珍摄的基本价值所在。”不少媒体都发表悼念文章，深切怀念这位对祖国法学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甬籍著名学者。
  日光能专家王成椿
  王成椿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日光能研究且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之一，也是一位为祖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甬籍著名学者。
  发奋攻读
  王成椿（1906—1979），字寿岩，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其二伯父王凤喈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官费留学生——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之一，曾历尽艰辛、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科技教育和外交事业，为培养我国自己的海军技术人才作出不少贡献。他的父亲王如璋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后任复旦公学教授、沪宁、津浦铁路总工程师，对我国早期铁路建设颇有建树。王成椿生性颖悟，自幼在父亲业余亲自教导和母亲伴读之下，从四岁开始即与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成柏一同学习英语，其他课目由家庭教师执教。兄弟俩从此走上了同步升学的美好前程：未经小学，径直于1919年考入北平四年制的美国基督教教会的名校——育英中学（今重点中学北京四中）；1923年毕业后在投考者达2488人，而仅录取160名（录取率仅为6.4％）的情况下双双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二年制）；1925年顺利升入本科（兄在物理系，弟在化学系），1929年双双毕业于北京大学。王成椿在校不唯发奋攻读，较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同时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1926年3月18日爱国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三·一八惨案），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抗议日本联合英美等国提出撤除我国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无理要求。他青年时代即敢于策划，勇于实践。在北大就读时，曾在课余假期与弟成柏一同从事养蜂业，在北平西山租地、雇工，科学养蜂。成柏高度近视，不宜操作，以查阅国外先进养蜂书刊为主。他则亲自操作、指导和管理。蜂从开始的十余箱发展到千余箱，用以供应众多养蜂人，一度获利颇丰。
  教书育人
  1929年，王成椿先生以优异成绩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北平（今北京）任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1935年去西安任东北大学教授，讲授近代物理等课程。抗日战争时期，王教授历任中央飞机制造厂工程顾问、贵阳医学院教授兼训育主任、重庆大学教授、教育部科学仪器制作所主任。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对改进教学仪器设计、规划作出不少贡献；悉心传授，积极传播近代物理学知识，直接教育培养了不少学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兼训导长。后去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王成椿教授编有50余部大中学校课本，在物理教育园地辛勤耕耘50年，桃李遍及海内外，曾三次获“服务教育贡献奖”。1960年，台北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王成椿教授和他的助手、学生们发展成功几种日光能制具。拍摄王教授和学生们在师大理化馆前如展示何利用日光能烧开水及运用在化学工业用途上。
  王成椿教授曾多年担任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热心学会工作，该会一年两期颁发奖助学金，王教授必亲自到会主持，并对学生讲话。1979年5月20日他抱病参加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并以“世界能源危机”为题作了20分钟学术演，讲，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他还为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编的《宁波同乡》月刊写过不少文章，如“谈日光能”、“我对同乡会之瞻望”、“谈发展科技工作的动向”和“日光能的研究与应用”等。
  业绩骄人
  王成椿教授是闻名国际的物理学家、日光能专家，曾两度去美国明州大学物理研究所研究日光能，任美国明州大学荣誉研究员。先后发明日光热水器、日光蒸馏器和日光海水淡化器。发表过20多篇学术论文，如“微中子诸问题之探讨”、“日光能概论”、“超音波之频率及强度对其速度之影响”和“日光能冷冻研究”（载《台湾师范大学学报》5—17期）。他在世界海水淡化研究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美国新闻总署曾将他首创的“日光能冷冻机”及“海水转变蒸馏水”等方法及技术，制成实况电影，分送世界100多个国家、800多家电视台推广介绍。为嘉奖其在日光能研究上的贡献，美国政府曾颁赠“日光能研究成就奖”。众所周知，在沙特阿拉伯淡水比石油珍贵。该国于1977年聘请王成椿教授任沙特阿拉伯日光海水淡化研讨会首席顾问，拟采用他首创的用日光能将海水转变为蒸馏水的方法及技术在吉达建立一座海水淡化工厂。在该项目已获美国洛克非勒公司资助，建厂土地和研究计划初步完成之际，惜王教授因病与世长辞，未能见到该厂投入使用。他的事绩已简略载入《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教育名人》等工具书中。
  1979年8月17日，王成椿教授因患直肠癌在台北病逝。台湾师范大学和台北市宁波同乡会联合举行了追悼大会。王成椿教授将全部精力尽瘁于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王成椿教授胞妹、高级编辑王丽云同志和宁波同乡会张行周先生给以帮助，谨此致谢。）
  “文坛鬼才”徐訏
  让文思在孤独中发芽
  读徐訏抑或写徐訏的时候，脑海里不时会冒出梵·高的《向日葵》的形象，那一圈一圈的葵花籽芯多像人的眼睛，像徐訏思念的眼睛，孤独的眼睛，那是遥望家乡、思念母亲的眼睛。
  中间的小半圆，不就是孩童的眸子吗？像五六岁时小徐訏的眸子，那小白点正是他孤独的泪水。那时的徐訏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母亲，住读在乡间的学校，由一个男人教他读《论语》。这情形仿佛让时间倒退近百年，让我联想到在英国约克郡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亦有一个男人带领一群孩子读书识字。徐訏在陌生的环境里，他的“稚弱而胆怯的心灵是孤独的”。那群孩子亦在饱尝着失去母爱、没有布娃娃、没有小手枪的童年的孤独。
  大凡孤独的人会不停地吸引，又会不停地释放。那群孩子中有孤独的三姐妹，她们后来分别创作了《简爱》、《呼啸山庄》、《阿格尼丝·格雷》的传世杰作，从而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勃朗特三姐妹”的美谈。而徐訏呢？他去了上海、北京那些热闹而繁华的都市，也去了梵·高画《向日葵》的法兰西。远离家人，等待他的只有书本，正像等待梵·高的只有白色的画布一样。但徐訏在与书相伴的过程中，在与书中人物交流的过程中，在几乎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的过程中，渐渐成为孤独的讲故事人。
  从勃朗特三姐妹到梵·高，从梵·高到徐訏，他们的人生虽是寂寞，他们的心灵也似乎不停地被孤独煎熬着，但他们却能让孤独发芽，让思绪奔放，终成了大家。也许孤独是培植文艺家的土壤。
  宁波江北籍作家徐訏被誉为“文坛鬼才”，他因创作小说《鬼恋》而成名，这篇小说先后三次被搬上银幕，其中就有陈逸飞执导的电影《人约黄昏》。徐訏的《风萧萧》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书籍，出现“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的情景，1943年堪称“徐訏年“，时评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巨擘”；
  1972年，徐訏被香港中国笔会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文学界评价他是精通新诗、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的全才；
  1967年，海外出版了18卷960万字的《徐訏全集》，40年后，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再版《徐訏文集》，并开设徐訏网站专题，刊登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评论。
  今年，正逢徐訏诞辰100周年。
  关注与发现
  2001年春天，以展现慈城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古镇慈城》改版出刊，其中九旬老人秦思娄所撰《文坛鬼才徐訏的二三事》把鲜为人知的宁波江北籍作家徐訏推到了家乡人的眼前，也引起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出一连串的疑问：徐訏的故乡在哪儿？徐訏的亲戚今何在？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何？
  因为关注，笔者发现徐訏和他的作品有一个“内冷外热”现象，即了解徐訏作品的海外读者多，内地读者少，宁波的读者更少。研究徐訏和他的作品亦是如此。
  徐訏研究的“外转内”全因一个学生的偶然发现。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因写毕业论文走进该校图书馆的特藏室，发现一大排《徐訏全集》并放在《鲁讯全集》旁边。“什么样的作家其作品会比鲁迅还多？”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这位学生从中拿起一本书册来读，这一读不仅让这位学生在特藏室发现了徐訏，而且还让他成为大陆研究徐訏的第一人。因为关注和发现，这位学生完成了毕业论文《徐訏论》，1993年，苏州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这位学生就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吴义勤。之后，包括宁波大学在内的诸多院校纷纷将徐訏和他的作品列为研究对象。去年，就读复旦大学的一位宁波女博士生亦因选择了徐訏而来函征询并共同探讨这位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
  因为关注徐訏，笔者从收集的1980年10月16日的《香港时报》中发现：徐訏曾在1972年被香港中国笔会推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2007年底，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三联书店共同策划、出版《徐訏文集》，目前文集已经付梓，在今年徐訏百年诞辰之际将举行首发式等纪念活动。据上海市作家协会臧建民先生介绍，《徐訏文集》将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的“海上文库”第一套入库作品。
  因为关注，就有了许多的发现，而这些发现的重中之重就是，徐訏是我们宁波人，是江北区洪塘人。
  哺育与成长
  1908年深秋的一天，徐訏诞生在宁波母亲河姚江北岸一小村的一幢老式两层楼房里。这个小村名曰：竺杨，1954年前隶属于慈溪县洪塘乡，今隶属于江北区洪塘街道宅前张村。
  竺杨曾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自然村，村不大，几十户人家的几十幢农家小院躲藏于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茵间，然而那是个富有诗意的村庄。“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那里殉情。最后请就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这是徐訏晚年所作的诗作《幻寄》中描述的。
  小村原是竺杨两姓人家居住，后徐氏迁移而居并渐渐兴旺，竟成了慈溪徐氏望族的居住村，青瓦白墙江南风格的屋群错落在绿色的田野中，屋群中有一座徐氏祠堂和一座竺杨庵。据徐氏后裔回忆：“徐訏的祖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式两层楼房，与楼房垂直的还有一明轩间，明轩的后楼又连着一幢洋房。”
  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师从于“四明四才子”之一、慈溪县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了举人。
  徐父生有三女一子，中年得子的他取儿名为伯訏，乳名叫传琮。可能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望子成龙。所以在徐訏刚牙牙学语时，他就请了老先生教儿子四书五经。后又怕儿子会被宠娇，徐父又把6岁的徐訏送进离家半公里多的承裕小学住读，因年龄小，他不是随班上课，而是跟校长翁老夫子读《左传》。翁老夫子是当地很闻名的旧式教育家，许多要读古文的人都来跟他，但都是大人，徐訏是唯一的小孩子。承裕小学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比较正规的乡村完小，对于童年的往事，徐訏曾有如下的回忆：我喜欢到学校读书，可是不愿意住宿，那时乡间没有电灯，厕所远在校外，有几次逃学回家，可是每次被送了回去。有一次，在学校的楼上看到家里着火，我想回家，可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在那儿干着急。
  两年后，徐訏随父亲离开宁波去上海，转而又随父亲去北京，但不知什么原因，12岁的徐訏又被送回洪塘，成了承裕小学二年级的一名学生。尽管年龄小，尽管没有家的温暖，但学校的集体生活、老师还是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以至成名后他以承裕小学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责罚》，并在回答读者提问时，写下了以“我上学的第一个小学及其他”和“我小学生活里的人物”为题的回忆录。
  创作与成就
  1927年，徐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同校研修两年心理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发表了诗作，当时学校的一杨姓教授读了他的诗作，评论：徐志摩的诗，其感情流于轻浮，而徐訏的诗感情比较凝重。现在，我们从这一评论或许很难说出有多少价值，但这对于徐訏，一个刚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文学青年，是何等的重要！
  10年后，徐訏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鬼恋》，这是徐訏留法时期的作品。一举成名之后，又连续发表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系列化的中篇传奇小说，从而确立了徐訏在小说界的地位。
  徐訏的小说大都冷峭孤僻，让人读来真有毛耸发立的感觉，人们便戏称他为“文坛鬼才”。“鬼”字不太好听，可“鬼才”则是褒词，而且也是对徐訏小说的形象描述。
  1943年，他的代表作《风萧萧》连载后，“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风萧萧》迷住了当时海内外的华人，这一年堪称为“徐訏年”。而且以后两年间，此书连出五版，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书籍。
  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处于双峰并峙的状态，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前者即开始呈现衰退的趋势。20年以后，徐訏再次举起浪漫主义大旗，《风萧萧》等一大批小说重振浪漫主义的雄风，同时小说中揉进了现代主义的成分。这样，徐訏的很多作品既充满浪漫、唯美色彩，又具有现代主义的深刻性，为此，仿效他的作家很多，最有名的是无名氏，以致当时文坛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有人称之为“后期浪漫派”。显而易见，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徐訏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这是徐訏对现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徐訏自1939年发表小品集《春韭集》以来，笔耕不缀，陆续创作2000多万字作品。纵览徐訏的全集，我们可将他的作品分为三大类：一是小说、小品与剧作，二是新诗与诗剧，三是散文与评论。
  写小说是徐訏的绝活，“鬼才作家”、“徐訏年”是这位孤独的讲故事人的极高荣誉。然而人们对徐訏的诗与散文的评价也不低，林语堂称赞徐訏为“唯一的中国新诗人”。也有人说徐訏的散文和评论虽属于理性的文章，但每篇文章都说理深刻，显示作者的人生观，这在别的作家书籍中很难读到。
  徐訏的许多小说曾被搬上银幕。他的成名作《鬼恋》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几年前，陈逸飞也将它改编为电影《人约黄昏》。
  孤独与乡思
  1933年起，徐訏应林语堂之邀担任《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编辑，3年后，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抗战爆发后即弃学归国。
  徐訏生性坦率、耿直，“似乎是一个落落寡合、孤高自处的人。”他一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常常来去匆匆，寻无踪影，为此人们戏称他为“野猪”。1950年，徐訏前往香港。
  1966年初，台湾作家苏雪林著文大骂鲁迅先生。在香港的徐訏实在看不下去，便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以自己的切身体会，驳斥了苏女士的信口开河，为鲁迅仗义执言，他写道：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既不会说“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
  他还说：“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在他结婚前，曾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而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仅仅是《论语》的一名小编辑，除了曾经约稿外，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二是间接印象，即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是由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定居香港的30年间，徐訏创作颇丰，其作品在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中，至今拥有不少读者，部分小说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即使如此，他的心情是“我本是自由的天鹅，每天在天空中翱翔，自从我飞进了你的围墙，我再无处徜徉”。因为这种心情，徐訏无法认同香港，无法融入香港。由于一直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客人，所以30年来他从没有改变浓重的乡音。偶尔在异乡碰到老乡，当用乡音交谈时，沉默的他才喜出望外，滔滔不绝。
  有人说，徐訏的孤独是依于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虽说徐訏于13岁始离开宁波，离开洪塘，但此后多次回老家，因为他的母亲、女儿曾一直住在老家。他一生三次婚史中的两次婚礼是在故乡举行的，其中第二次婚礼由沙孟海先生做的证婚人，婚房就设在徐訏和他的妹夫合买的老屋，一个当时门牌为小沙泥街45号的宁波老墙门。其长女回忆：“爸爸第一次回到宁波的新家，就动手做了一张用四只啤酒瓶当桌脚的茶几，还动手做饭菜，当用简陋的炊具煎一条鱼时，油锅燃起了大火，吓得我惊慌不已，而爸爸将锅盖一焖，没事。后又一次来宁波，当得知我病愈仍借口赖在家里不上学时，被狠狠训了一顿，见我仍不走，就提起脚踢我出门。后在上海碰到爸爸，他命题《从宁波到上海》让我作文……”
  此前的徐訏也曾多次回到故乡洪塘。1947年还专门回母校看望老师，只可惜教他读《论语》的老校长已经故去。1949年，为躲避飞机的炸弹，徐訏又回竺杨，对此，其堂弟传明有这样记忆：已经蜚声文坛的堂哥没有与众不同，只是特别喜欢吃砂罐饭，每顿一罐，顿顿要新蒸的。当年的徐宅门多，墙门、里门、房门，他说不便逃难，就建议拆除老屋的边门，说若是飞机来，逃难的人好跑得快些，他边说边动手拆卸门板。
  也许童年于一个人是深刻的，也许故乡于一个人是永恒的。因为童年的记忆、故乡的记忆，徐訏创作的小说、诗歌如《私奔》、《责罚》、《滔滔》中，描写江南农村景色时，几乎都存有洪塘竺杨的影子。徐訏的诗作大多是乡情诗，“倒是窗外的步声使我心头怔忡，因为我想知道那陌生的脚底，是否带着我故土的泥沙？在泥沙上我要知道故土的耕种，靠那荆棘编成的短篱，豆棚架上可延上了南瓜？”而当诗人在“街头踯躅”，见到“少女埋头写信”，他即幻想着她能“寄我故乡的山色水音”。
  就那么执著地热爱和牵挂故乡，故乡也几乎成了支撑徐訏漂泊人生的精神支柱，而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一直保留着，直到临终。徐訏晚年还写下了《幻寄》：“小城外有青山如画”“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徐訏笔下的故乡，一个魂牵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村，是多么优美，又多么令人神往。
  1980年10月5日深深怀念着故土、想念着亲人的徐訏魂断香港。一位友人送了一幅“风萧萧兮，慈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挽联。慈水是徐訏的故乡——老慈溪的别称，由此可见这位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在生前是如何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这种思念，我们读着徐訏的诗便可一一感知：“最可爱是春天里燕子飞来，寄居在堂前的旧梁，他们唱我们童年的歌曲，赞美我朴素的家乡。多年来我流落在海外，久久没有见我家乡，我的家乡远在江南，寄存着古旧的音响”。
  如今，江南依旧，故乡依旧，然屋顶的炊烟不见了。此时，马鞍山上的草木随风摇曳着，可喜的是堂前旧梁下的雏燕已长丰了羽毛，它们叽叽喳喳还是唱着我们童年的歌。
  （本文原标题为“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徐訏”，载《宁波日报》2008年9月2日）（王静）
  台湾实业家应昌期
  应昌期，台湾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宁波市荣誉市民。1917年10月23日生于慈城县慈城镇玉皇阁桂花厅西侧的楼房内。自幼天资敏捷，读书过目成诵。小学毕业后入慈湖商校，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乃赴上海入统原银行当学徒。工作余暇，为补学历之不足，奋力自修英文、数学、语文、会计等科，并师从名书法家赵叔孺学习书法金石，不数年间，学识大进。时福建省银行在上海招考职员，规定须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应昌期毅然报考，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在上海银行界一时传为佳话。
  投身创办实业
  应昌期任职福建省银行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随省府搬迁，历经厦门、赣州、长沙、贵阳及重庆等地，时敌机大肆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应昌期又入台湾银行供职，十八年中历任总行营业、业务及国外各部经理，并曾升至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得心应手，挥洒裕如，工商界亦翕然钦服。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离开台湾银行之后，应昌期在朋友诚邀下担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而真正独立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为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以后，十数年间先后创办华夏塑胶公司、国泰化工公司、益华食品公司、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及美国印科电子公司等。1990年1月31日，国泰化工的股票在台北证交所上市，正遇台湾股票市场难得的好年景，国化股一炮而红，股东及员工皆大欢喜。应昌期出任国际票务董事长，乃因“财政部”与中国银行钦仰其在金融界之声望及其经济管理方面之长才，“先认定人选而专行敦聘的”。作为台湾首创的第一家票券金融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在其成功运行的10年里，不仅公司本身赚了钱，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对稳定台湾金融秩序，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而世事又变幻莫测的30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下这一份成就。应昌期一手创办的国际票券公司股票成功上市（这是应昌期的第四个上市公司）时，已经74岁了。他主动向董事会提出退休申请，希望董事会另推年轻而有能力的董事来担此重任。虽经董事们一再挽留，应昌期还是坚辞不受，所以就聘他担任名誉董事长。他又以同样理由辞去了国泰化工和利华羊毛两大公司的董事长。从此，应昌期办公室的门牌上只写着“创办人办公室”6个大字。
  倡导应氏围棋
  然而，令应昌期为天下所知的却是他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应昌期从幼年起，就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年轻时代，目击中日围棋消长情势，就慨然有振兴中华棋艺的志向。他在台湾致力于介导围棋数十年，建立了职业围棋制度，举办多项新闻棋战。他发明了计点制围棋规则，并且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共捐出所属企业股票面额新台币一亿元，作为该会振兴围棋之基金。
  1996年10月23日，在应昌期80寿辰的日子里，由他捐资1.6亿人民币创建的上海“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应昌期围棋学校开工典礼也在上海同时举行，应昌期以带病之身亲赴上海，并在开工典礼上热情致词，谓“大病初愈，美梦成真”。
  当然，在应昌期所做的这一切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数他所发起举行的后来被媒体称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影响最大、奖金最高、最具国际性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应昌期生前，这一项世界职业围棋赛事一共举办了三届，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1988年8月第一届“应氏杯”在北京开幕。“应氏杯”赛开幕前后，的确是轰动全球，全世界的媒体纷纷予以关注，称它是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应昌期本人则被誉称为“中国一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
  捐资造福桑梓
  1988年9月3日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北京的初赛刚一结束，应昌期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阔别43年的故乡慈城。尽管不喜张扬的应昌期以完全私人旅游性质回乡探亲，但事先得到消息的家乡人还是给了他应有的礼遇：当地政府将他的出生地玉皇阁桂花厅老宅作了修缮，江北区的区长、宁波市的市长都主动登门拜访，欢迎老先生的首次回归故里。
  应昌期在参观完母校中城小学之后，主动提出，“像中城小学这样的老房子，修是修不好的，只能拆掉重建”。而且说到做到，回台北后即派其四弟应昌世来宁波考察，具体落实捐资重建事宜。
  3年后的1991年8月10日，由应昌期捐资140万美元重建的中城小学落成。为了借机“教育”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亲友和子女，他又自己作东，邀请了由74位海外来宾组成的参观团来宁波出席落成典礼。
  正是在这一盛大的庆典上，应昌期又愉快地接受当地政府和友人的建议，索性在家乡搞一个“一条龙”的教育样板工程……。1994年8月15日，由应昌期捐资45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倡棋幼儿园”落成。
  1994年8月27日，由应昌期捐资1300万元人民币重建的慈湖中学工程全面竣工，与此同时，捐资助建台北市宁波同乡会馆、市联谊中心，捐资宁波慈善总会。应昌期先生身患绝症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要为家乡出资兴办一所工商大学。
  此外，还投资兴办实业，如投资3000万美元兴建的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项目，于1992年10月动工（地处宁波三官堂），1993年8月投产，到1997年8月已引进世界一流的5条生产线，投资总额达4000万美元。投资5000万美元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原本是考虑建在上海浦东的，由于宁波的积极争取，为了振兴家乡经济，应昌期最终还是选择了宁波。它于1992年8月签约，10月动工（位于宁波小港衙前），至1993年3月投产，真正创造了一个“宁波速度”。1996年8月，病中的应昌期又决定上利华二期的投资2500万美元。扩建工程自1996年底动工，至1999年初投产。现在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和产量已遥遥领先于原居亚洲第二的日本，而若将利华台北和利华宁波两家公司合起来算，则可成为世界第三。
  应昌期在家乡捐助的公益事业，还有1997年7月17日在慈城举行的150万美元扩建宁波保黎医院捐资仪式，此项工程在1999年完成，遗憾的是老先生没有赶上新宁波保黎医院的落成典礼，因病于1997年8月27日去世，享年81岁。
  应昌期先生对家乡、对民族大爱有着赤子之情。首次回大陆探亲，会见阔别多年的乡亲，说到“两岸三通”的话题，他乐呵呵地许了个愿：“一旦三通实现，我请你们去台湾，从台湾寄机票过来，你们可以去台湾旅游和探亲……”。应先生是多么的高兴和自信：“……形势发展，民心所向，谁也挡不住“两岸三通”。虽然这心愿尚未实现，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因为应先生心底有一颗“希望之星”。
  （罗胜雄）
  台北市“杰出同乡”应鹤山
  台湾在世界上著名企业之一“远东企业集团”，当年是由三个人赤手空拳建立起来的。这三人后来在企业界被称为“铁三角”；他们是徐有庠、徐渭源兄弟和应鹤山。徐氏兄弟是江苏海门人，应鹤山是浙江慈谿人。
  远东企业几次重大演变，都是由这“铁三角”齐心合力、默契十足地完成的。
  最艰辛的一次，是工厂设备、原料、成品和人员由上海迁到台湾。这三人的搭配是：徐有庠在台湾筹备建造新厂，接收运到台湾的设备等物品应鹤山安置；应鹤山在广州、香港设立迁厂的中继站，安排陆运、船运、旅宿；徐渭源在上海拆厂、装箱、交运，并料理未了事宜。
  根据徐有庠口述，《联合报》名记者王丽美执笔的《走过八十多岁月》书中记载，迁台设备和物资，共有五千件棉纱（约二万磅）、五万匹棉布、八万打汗衫和卫生衣。总计起来，这些东西当时大约值十几万美元。
  这一家公司来说，这样的搬迁是大手笔、大工程，也是这“铁三角”的大魄力，以后都表现在事业上。
  这“铁三角”以徐有庠为首。“铁三角”与纺织结缘，徐有庠是关键人物。
  徐有庠家乡邻近南通，清末出了一个实业家张謇（号季直），而且是清末最后一名状元，不在朝廷为官，回到家乡开垦沙田种植棉花，大有收获，也改善了当地农民生活。徐有庠小时候听过这个故事，立愿师法张謇，要发展家乡棉花事业；成年后，果然如愿。他考上了家乡海门高中，也遇到了棉花行工作机会，即弃字从商。5年后成为一位商人，到上海一家花布行当伙计。做了6年，有了积蓄，邀同朋友合办第一个事业——同茂花粮行。到第9年，又开同盛纱布公司。巧合的是他的两家公司都开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大楼，与应鹤山学生意的地方为邻。那时，应鹤山已经出师，很想自立门户；徐有庠则将他两家公司合并为大同棉业公司，开创新事业，应鹤山就因缘际会的被引进成为新的一员。
  大同棉业公司经营方式，是到产地收购棉花，售给上海申新、永安两家纱厂，再代理申新、永安销售棉纱。应鹤山在绵纱交易所学得一身行销本领，立即成为得力助手，并派他去广州开设分公司一展所长。广州分公司经营得甚为出色，于是照此模式，在华中、华北开设十数家分公司。大同棉业一时扬名全国。
  在这同时，远东纺织分公司在上海成立，以“洋房牌”为商标，产销“洋房牌”内衣，远近驰名。
  到了台湾，“铁三角”更大显身手，不仅使“洋房牌”内衣行销中外，还成立亚洲水泥公司生产了“洋房牌”水泥，繁荣了台湾建筑事业。他们的布局是，徐渭源主持远东纺织，应鹤山负责亚洲水泥，徐有庠则领导整个企业航向“企业王国”达成理想目标。
  在发展过程，中，他们遭遇过不少挫折和困难。
  1952年，台湾针织品需求增加，内衣供不应求，远东纺织计划扩建一座一万锭的工厂，需资三十万美元，台湾只能结汇十五万。那时，应鹤山在这企业集团中主持香港裕民贸易公司，运用他与海外贸易关系，筹足另一个十五万美元，终使远纺在台湾板桥新建一座占地五十多公顷的大工厂。
  还有一次外汇上的问题，是台湾银行开出的美金汇票在香港领不到钱。那是中央信托局向远纺购买一批纱布，付了一张台银一万元美金汇票，应鹤山到香港大通银行兑领，两天得不到结果，台北方面却又需款吼急，经了解始知台北政府缺乏外汇，大通银行正在等待台湾出口物资结汇机会，等到一批砂糖出口，大通银行争取到兑现这张汇票。显见那时政府外汇资金的短绌，与民间企业一样捉襟见肘。
  亚洲水泥的创业，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故事。
  1956年，台湾水泥严重不足，调查估计需要103.5万吨，但台湾两家最大的台湾水泥和嘉新水泥年产能只有60万吨。“铁三角”想到供需平衡，就申请设立亚洲水泥公司，投资年产15万吨水泥，意外的遭到审批机关行政院工业委员会挡住。原来台泥、嘉泥提出增产至90万吨，工业委员会化工组认为亚泥加入会使生产过剩。申请案延搁了6年，在6年中也不见公布每年调查估计的市场需要，似乎有被蓄意阻隔的态势。亚泥找好的一批投资人，见情纷纷打退堂鼓，包括上海储蓄银行陈光甫的六、七百万美元外汇资金。
  到了1962年，事情有了转机，原因是嘉新水泥购买的第二套窑，资金不够，无法进口，“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委尹仲容做主，核准亚泥设厂，条件是买进嘉泥订购的这套设备。亚泥向DLF（美国开发贷款基金）申贷275万美元，经过DLF调查评估，竟认以贷给300万美元为宜，而且不必担保，亚泥喜出望外，不过感到贷款的顺利与申请设厂迟疑不决，形成极大讽刺。
  亚泥成立后，成为远东企业集团强壮一员，由王新衡（慈谿籍“立法委员”）任名义上董事长；应鹤山为总经理，负实际经营责任。后来发展快速，应鹤山担任很多年台湾区水泥工业同业公司理事长，建立起台湾水泥业龙头地位。这个成就，是他们努力获得多项有利因素造成的。
  台湾水泥矿，一直是依靠高雄市郊半屏山，亚泥是新公司，不在保障之内，无法插足，于是寻得新竹横山乡一带石灰矿，在马武督赤柯山建厂。后来环保意识高涨，半屏山开矿构成对高雄市区空气严重污染，被禁止开采，那些老厂应变不及，反使亚泥得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幸。
  越两年，亚泥在花莲秀林找到新矿，开创东部开矿先声。亚泥的厂设在新城乡，年产80万吨，每日可出2千吨水泥，但须西运。花莲通西部有跨越中央山脉的东西横贯公路和沿着太平洋的苏花公路，路况不好，遇有风雨时断时续，而2千吨水泥每天需有一百辆卡车装运，在竞争上非长久之计，于是设法运用海上运输。当时实施海禁，民用船只不准行驶，幸运的亚泥遇上执政当局改组，发布“国货国运、国轮国造”的新政策。台湾十大建设之一“中国造船公司”替亚泥造了一艘六千吨的散装货轮。运输问题解决，比同业又抢先一步，业务发展如虎添翼，不到3年，花莲厂产能增加到420万多吨，机器是最新式的旋窑。
  新城亚泥厂一开始就建在海拔550公尺以下的山洞里，矿与产品均以直井式皮带输送机运送，粉尘不外扬，完全无污染，地面上尽是牧草、花木、一片荟萃，工厂的名牌隐现在树荫中，当地居民不但不排斥，反而把它当成公园般的休闲去处。在这里，可见到经营者的远见与用心。
  应鹤山先生于1919年10月出生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应家，旧地名是慈谿县费市镇应家旧宅。亲翁云岗公以商为业，生有鹤山、鹤龄、鹤鸣三子。为了继承家业，鹤山先生读完家乡培植小学，就到上海一家纱布交易所学生意，业满后，遇上大他十岁的徐有庠，十分投缘，从此结为生命共同体。
  1997年，应鹤山从亚洲水泥公司副董事长职位上退休，时年78岁，但仍任企业集团中裕元投资公司董事长，掌握集团投资决策。如今，远东企业集团由徐有庠先生长公子徐旭东任董事长，旗下有远东纺织、宏远兴业、亚州水泥、东联电子、裕民运输、远东银行、远东百货、亚东化纤、远传电子等上市公司；而亚泥至2007年底，单在大陆产能即达1500万吨。
  应鹤山退休后，与这一庞大的企业王国渐渐疏远，但这些事业原始基石上所留下的汗滴，则是历久不干。
  应鹤山从学徒到成为一代成功的经营者、投资家、实业家，尚不因退休功成身退。为人所称颂的，是他将一生努力所得的财富，变成公司股票，捐设两个财团法人组织的以他父亲为名的“应云岗先生纪念基金会”和以他原配夫人为名的“应柴秀珍女士纪念基金会“他自任名誉董事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每年固定捐献高达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还不包括临时捐出的款项。最近听说故乡应家要拆培植小学，他不愿应家没有学校，愿意捐钱保留或在应家另建。这是他回馈家乡和母校的心愿。此前，他二弟曾在培植小学捐建房舍，被题名为“鹤龄楼”。
  最被人为乐道的是，他慷慨捐资，于2007年4月，帮助宁波市50位视障的乡亲恢复光明。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毛葆庆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宁波白内障盲胞复明始末记略——应名誉理事长鹤山乡长捐全部经费”。他写道：应名誉理事长对他说，“这是善事，能帮助50个家庭改善生活，值得去做，需要经费，由我捐助。”
  毛理事长在同篇文章中说，应名誉理事长还在2005年捐给宁波市急救中心救护车一辆；2006年捐一千万元人民币，兴建鄞州第二医院及康宁医院门诊大楼各一座。
  这是毛理事长所了解的，其他默默行善事迹，不愿宣扬的还有甚多。例如他在同乡会及宁大设置奖学金等等。
  应氏现年88岁，每天到台北市信义路他设立的两个基金会办公。在办公室中，每个房间放满座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感谢牌，其中一面是最近受赠的荣誉牌，特别突出，内文写着：
  应乡长鹤山膺选杰出同乡
  乡长慈祥 侠义心肠 同乡有需 慷慨解囊
  奖学育才 子弟沾光 解危舒难 雪中送炭
  回馈桑梓 从无选择 善心义行 泽被家乡
  德比日月 足资敬仰 甲子会庆 特予颂扬
  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毛葆庆2007年8月11日这是同乡会成立60周年以来唯一的一面“杰出同乡”荣誉状，代表台北市同乡对他的崇敬，是十分崇高的荣誉，对他可说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应镇国）
  荣誉市民姚祥兴、姚锦华
  在香港有这样一对特殊的父子，他们祖籍在宁波江北，创业在香港，事业有成以后又不断支援回馈家乡宁波建设，对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卫生医疗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他们就是香港祥丰企业有限公司姚祥兴（1924—2011）、姚锦华父子。为表彰姚氏父子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先后于2003年9月、2010年9月授予姚祥兴、姚锦华父子“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2012年7月19日江北区慈善大会授予姚锦华“慈善之星”荣誉称号，7月30日晚，香港江北联谊会在香港成立，授姚锦华为荣誉会长。
  迁居香港艰苦创业
  姚祥兴先生1924年出生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姚家村。成年后赴上海谋生，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香港经商。改革开放后1989年，在广东惠州投资开办深丰针织厂；1994年，与宁波鄞县梅墟开发区明达针织厂合资开办明丰针织有限公司，总计投资捐资额达400万元，产品全部外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姚氏父子在港和内地创办企业几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凭借香港经济起飞和祖国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以其坚韧的毅力、过人的智慧，始有斐然成就。
  情系家乡反哺桑梓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宁波与香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姚祥兴先生虽然旅居香港几十年，但对故乡宁波一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事业有成以后，时思造福报效桑梓，多次慷慨解囊，无私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自1984年以来，姚祥兴先生先后在家乡以“祥星”的名义捐款建造祥星幼儿园、祥星医院等十余项公益事业，捐资建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学楼，公交车站的候车厅，捐赠医疗、教育仪器设备等，这些都至今历历在目。多年来他还委托宁波甬港联谊会开展扶贫帮困工作，每逢过年他都会从香港寄一笔钱过来，对家庭困难的群众表示慰问，给乡亲们送上过年的红包和新春的祝福！
  像所有香港的“宁波帮”人士一样关心帮助宁波，扶持宁波大学。姚祥兴先生先后捐资助建了宁波大学并设立了多项以“祥星”的名义奖（助）学金，帮助并鼓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完成学业报效祖国。在他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期间，曾多次来到宁波大学参观访问，总要关切询问学校发展，还需要他们做些什么，并一再表示会动员在港乡长一定会尽力帮助。在宁波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日子里学校首届姚祥兴、邹星缘助学基金举行了发放仪式，有52名优秀宁大学子，以及20名来自慈湖中学、庄桥中学的优秀中学生获得助学基金。
  虽然姚祥兴先生年事已高，但拳拳爱乡之情却一如继往。2009年姚祥兴先生和夫人邹星缘女士为300万元人民币“宁波大学姚祥兴、邹星缘助学基金”增资，再次向宁波大学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这一次86岁高龄的姚老先生由于行走不便，不能亲自来宁波，就委派儿子姚锦华先生过来，在宁波南苑饭店与宁大校长助理王文斌签订了捐赠补充协议。此后，姚老先生曾执意要包专机在有生之年再一次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并几次与我办联络，筹划了一个方案，但竟未能如愿！2011年9月22日清晨姚祥兴先生在香港家中病故，享年88岁。“大海向东，叶落归根”，几个月后的一天，按照老人的遗愿，他的骨灰由子孙们带回了故土，埋葬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茶亭万金墓园，终于回到了他那日夜思念的故乡！
  把根留住爱心接力
  姚老先生育有二子三女，他经常叮嘱儿女们——无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宁波。在父辈们的率先垂范和直接带动下，在香港长大的长子姚锦华先生（现任政协宁波市第十二届、十三届港澳委员）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宁波，子承父业，紧随之后，以支持家乡建设为己任，热心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经常奔波于甬港两地，对宁波经济、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007年10月由姚祥兴夫妇再次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宁波工程学院“姚锦华教学楼”举行落成命名仪式。以其长子姚锦华的名字来命名，表达了姚祥兴夫妇希望子女事业有成后，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把“宁波帮”精神世代相传的愿望。2010年，当姚锦华先生得知家乡费市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设施设备软硬件比较简陋的情况，欣然表示愿出资100万元人民币重建祥星医院费市分院，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家乡父老健康奉献爱心和孝心。
  诚如姚锦华先生所说，“阿爸常嘱咐我：要回老家去多看看，能为村里乡亲多做些什么好事，要尽自己的本份和能力，多帮助别人”。姚氏父子博爱助人、扶贫济困、惠泽乡亲、乐善好施的义举和以德为本、克勤克俭、弘济众生的美好品格令人敬佩。姚氏父子是众多海内外“宁波帮”之中的一员，他们心怀祖国、情系桑梓的情感，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精神，必将世代相传、继往开来，谱写一首流芳百世、奋进不息的壮丽诗篇。
  （罗胜雄）
  台湾报人应镇国
  因工作关系，近年来我结识了很多台湾新闻界的朋友，有些朋友来去匆匆，有些朋友一面之缘，而应镇国这位称得上台湾新闻界前辈又为我所敬佩的资深报人，却与我颇为投缘，始终念念不忘，保持着不断的联系。
  应镇国于1930年6月20日出生于宁波慈谿县费市乡（今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应家村），5岁丧父，有一个弟弟和一个祖母，靠寡母一人帮佣为生。第二年祖母去世，又逢日寇入侵，母子三人后从三北搭渔船到上海，由在南京经商的叔父接到南京共同生活。因生活艰难，应镇国于小学四年级辍学，当过童工、小学徒。
  1948年，应镇国18岁时，只身渡海，远走台湾，独闯天下。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谋生技能，人海茫茫之中，从工厂临时工、乡下通讯员干起，一直干到台湾《经济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以及台湾独一无二的英文“中国通讯社”的社长、发行人，成为宁波旅台乡亲中名望最大、成就最高的报人。
  五十年报人生涯，中间并无幸运的奇遇，一步一个脚印，无怨无悔。应镇国自我评价：“莫不是一种造化，多少也有艰辛、努力的过程。”
  工商服务部崭露头角
  1973年4月20日，应镇国由《联合报》编辑部通讯组主任升任《经济日报》工商服务部经理兼编辑部副总编辑。起用应镇国这样一个没有经济新闻和工商服务经验的生手是绝对的险棋。这着棋是联合报系董事长人称惕老的王惕吾先生下的。
  《经济日报》创刊于1967年4月，是台湾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联合报》接手公论报执照所创办的报系第二份报纸，也是当时台湾唯一的一份专业报纸。工商服务部成立于创刊的第二年，在报界为《经济日报》所独创，宗旨是为工商界作产与销的桥梁，进而争取广告，以维持报纸正常的经宫。工商服务部分有工商新闻编采组、外埠厂商服务组、广告设计组。当时，台湾的工商企业并不发达，无论发行与广告，事实上都无法支持一份以经济新闻为专业的报纸。
  为开创新的局面，应镇国与同事韩漪等一起策划举办了几项当时轰动台湾的活动。
  第一项是带领工商界人士参观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为工商界揭开其神奇的面纱。在工商界的印象里，调查局是专抓工商界人士漏税、制造仿冒商品、走私、贩毒等违法乱纪勾当的秘密机关，一旦被其传讯，便会六神无主，恐惧得像是世界末日。当举办参访团的消息在《经济日报》披露后，报名者之踊跃出乎想象。不得不限制每一企业只能参加一人，仍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先后组织了三批，每一批120人的参访团。
  威名赫赫的调查局局夫沈之岳对工商界佳宾到访也觉得非常新鲜，亲自在调查局大门迎接，一一与每人握手，不但全程陪同，还在餐厅设宴与大家共享午餐。除参观最精密的仪器外，听取并观看了破案实例介绍和实录电影——一堆灰尘中，他们可化验鉴定钞票或股票的数目；文件、证券的真伪，在他们检验下，也天所遁形。工商业主兴味甚浓，莫不感到不虚此行。
  第二项是组织互访交流活动。先由工商服务部派出一支乒乓球队到工商企业访问并举行友谊赛，其后邀请厂商组队求访比赛，并参观报社的编采作业运营过程；随之又开展“隔行不隔山”活动，组织不同质厂商互访，起到了同业互通有无，不同业结盟合作的效果。还陪着厂商走进科研单位的大门，为厂商建立利用科技研究成果的管道。
  《经济日报》的人气逐步提升，在以往台湾的综合性报纸，工商业者鲜少有机会成为新闻对象，也鲜少有机会参加交流访问活动。工商服务部以行动体现了一份专业报纸对读者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服务，亦为《经济日报》培养了足以充满版面的广告与客户。
  与此同时，应镇国动员全体同仁各自运用智慧，激发创意，各种专刊、专辑、总览，于焉产生。其中一本《产品总览》在春节广告淡季出版，广告营收足以抵补旺季一个月营收。
  应镇国的广告创意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他任职期同，遇上蒋介石丧期，举岛哀伤。在当时威权时代台湾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蒋公无异是伟人”。报纸不自动套红印刷，客户纷纷撤除广告，同仁亦不愿言谈广告。应镇国却从中看到了商机，想起一句“化悲愤为力量”的口号，心想为何不能改为“化悲伤为力量，”并在报纸广告中表达出来呢？于是设计了多种有哀悼与激励意思的文案，发动同仁联络广告客户刊登，获得广大回应。结果台湾其它媒体纷纷跟进比照来做，形成世上罕见的一种广告模式。
  应镇国在工商服务部只干了二年，庆幸的是惨淡经营的《经济日报》却有了转机和起色。不但前七年财务亏损弥平，而且还有了盈余。应镇国的才干和工商服务部对报社财务作出的贡献，令报系主管刮目相看。
  编辑部再展身手
  1976年7月，应镇国出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王惕吾擢升一位生手担纲《经济日报》编务，不但同行愕然，连应镇国自己都觉得至兀与大胆，事后，应镇国才知惕老用其的真正意图。
  亲手操作编辑一张报纸，是应镇国童年时代就有的梦想。早在南京读小学时，他就曾照着《中央日报》画出一种版面，把报头改为“青学”；也曾把上海《新闻报》的电影和戏剧广告剪贴起来；更可笑的是还拿零用钱在《中央日报》上登了一则“青学”的分类小广告。
  应镇国再次未辜负惕老的信任，总编辑任内创意连连，再展身手。
  编辑出版《经济年鉴》是应镇国任内的大手笔。年鉴的编纂，既无先规，复乏经验，为求完善，《经济日报》特成立出版委员会，专司策划与执行；再敦聘岛内知名经济学者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研订年鉴纲目内容；并推荐撰述委员50余人，分别撰写专文。1977年4月20日，台湾第一本《经济年鉴》成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成为《经济日报》创刊十周年社庆的最好献礼。这本厚达1630页的年鉴，统计数据自1950年起至1976年，从中得观台湾经济建设全貌。从倡议、策划、以至总揽其成，应镇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因此对它视同骨血般的疼爱与珍惜。
  经过积极推广，全球有500多家公私立图书馆订购这部年鉴，中国大陆通过香港书报发行所也订购250部。翌年，大陆的《中国经济年鉴》也破茧而出。《经济日报》编辑部编制的台湾证券股价指数及新台币有效汇率指数，亦于十周年社庆及其后推出，受到业者和读者的欢迎。
  开创演讲会风气是应镇国任内的又一得意之作。《经济日报》组织邀请的著名学者、专家、企业家等先后登台亮相，就一个话题、新观念、或企管财政金融知识等演讲，并与读者交流，听讲踊跃。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刚从美国学成归来，文章、口才皆好，演讲台上风流倜傥，口齿清楚，内容清新，能抓住听众心理而起共鸣，连续几次演讲，场场满座。台塑关系企业董事长王永庆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也始于此。他的名气更是与众不同，开演之前一小时，场地已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不是沿壁而立，就是席地而坐。两家电视公司记者现场拍摄，场面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费景汉、“财政部长”李国鼎等也上台演讲。
  通过举办演讲会等活动，《经济日报》在新闻界的影响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其在新闻及言论上的影响逐步成为推促台湾经济前进的力量。
  “要使《经济日报》人人看得懂”，这是应镇国任总编辑八年多每天努力的目标。经济新闻十分复杂，最难的是所报道的内容，要让每一位读者都能看得懂，不仅是有经济学修养的读者，也要包括完全没有经济学概念的读者，这样才能使这张专业报纸在与非专业报纸的竞争中，占得有利优势。
  为使读者看得懂，必先自己求懂，应镇国做得很苦，早出晚归，每篇专栏、特稿亲自批阅，有时常退稿二三次，要求改写或解释。他也常拿有疑义或文义不解的稿子，找出身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总编辑及撰稿同仁研究。不知不觉地，应镇国与编采人员的专业水准大增，而对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帮助更大。
  在修炼内功的同时，应镇国亦不忘借助外力。他最难忘的是有幸请到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有“财经耆宿”之誉的张兹闿先生亲来施教。张兹闿人称礼公，是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时的得意门生，1931年与钱思亮、吴大猷一起同被选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同船赴美国留学的三人之一。他学识渊博，修养深厚，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银行金融、货币外汇，以及财税等，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应镇国请当时正过“半退休”生活的礼公每周四到报社午餐讲学一次，每次有一交谈题目特定几位主管和编采人员参加。张兹闿解疑析惑，精评时政，评鉴新闻，有问，必答，还不时穿插讲许多掌故趣闻。经过长达半年时间无间断的餐叙会谈，报社编采人员对各种新闻背景和财政经济问题求懂方面，受到莫大好处，而对撰稿浅白化方面更是帮助匪浅。应镇国至今仍感恩并感叹：“能遇上这样的高人，实乃三生有幸”。
  应镇国的心血没有白费。几年过去，《经济日报》慢慢被读者接受、被支持、被视为台湾经济社会不可缺少的报纸。一次见面，董事长王惕吾才向应镇国解释了用他的真正用意：“你是对经济外行，我要你去主持编辑部，就是要求你报道出来的新闻，改到你自己完全明白才能上报，你很用心这样做了，我对你没有看错！”
  然而应镇国并未想到，还有更大的挑战等待他去应对。
  中经社起死回生
  1986年4月，应镇国带着《经济日报》副社长的头衔，到报系下属的“中国经济通讯社”去当社长。有人说他是接下了烫手“番薯”，也有人说他去“跳火坑”没把中经社火势救熄，搞不好会被烧得焦头烂额。
  成立，于1974年的中经社，当时情况确实很糟，每个月要靠联合报借给200万元（新台币，下同），发给员工薪水；那些应该付给印刷厂、制版房、纸厂的大笔费用，都是拖了半年以上还还不出来，累计亏损已在8000万以上。
  中经社每天出版英文经济新闻稿，新闻稿用打字刻版快速油印，每天平均100页，周日休刊。周一另发行报纸型英文经济周刊，分类介绍机械、灯饰、家具等行情信息。订户主要是在台北的英文社会，包括外资厂商、驻台各新闻单位、岛内大企业、贸易商、大专院校图书馆等。中经社是应镇国完全陌生的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给其挑战最大的是，出版物全是英文，对他这个英文文盲来说，只能用瞎子摸象才能形容。应镇国当时的心情想必也十分郁闷，然而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只能以变革谋发展，求突破。
  经过调研，应镇国大刀阔斧地采取了精简机构和人员（由210人瘦身至170余人）、扩大发行量、整合刊物、提高刊物品质水淮和广告效果等一系列变革措施。与此同时，应镇国也不忘为同仁谋福利，建立新的薪酬制度，大幅调高生活津贴，拉升基层人员待遇，使操作实际工作的同仁大为振奋。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应镇国以大魄力采取了更为革命性的措施。这里有一个“举贤不避亲”的故事。应镇国有两位公子，一个学电信，在美国著名的贝尔公司任职；一个学电脑，曾在台湾的王安公司任职。两位专家都比其他人更快地闻到国际互联网对媒体经营的重要性，透过老爸把这信息带给中经社。在同仁的支持下，应镇国大胆举荐两位公子协助中经社建立了联合报系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站，而且是那种不须经过台湾转接，直接就可开上“高速公路”的。中经社建立了有中央站的电脑系统，出版的每一种专业杂志有单独网页，不但可连线传输资料，也可将外埠广告稿传入社内，广告图案绘制及设计等工作全面电脑化。业务如鱼得水，业务竞争自此立于不败之地。
  随后，应镇国的两位公子又为中经社开发出最先进的光盘片（CD—
  ROM）解决了发行方面参加国际展览携带书刊不便等难题。中经社举办的国际灯饰，等展会也相当成功，获得海内外业者及买主的赞誉。为了让中经社业务人员免于断层，应镇国还成立了新的AE训练中心，成为中经社业务大增之主力。
  四年后，中经社奇迹般地弥平了8000多万亏损，银行还有近6000万现金存款，帐面上应收未收款达3000多万。中经社脱胎换骨，重焕生机。报系大家长王惕吾当众夸奖：“应镇国真了不起，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这是使中经社起死为生！”（中经社廿周年时，发行人王必立向时任社长的应镇国颁赠了“贡献功勋奖”）。
  1996年年终，应镇国荣任《经济日报》社长。在欢送会上同仁的盈盈泪光中，应镇国接过中经社二十位主管合送的一座特别设计之奖盾，内为一透明V字型胜利标志，其中镶嵌了一枚金质的中经社社徽，美丽大方，意义深远。
  宁波闲话传乡情
  2005年4月，应镇国于《经济日报》顾问兼中经社发行人任上正式退休。他在给我的信中称自己是“最后交出发行不减、读者不少的及格分数，欢愉的走出联合报大门，完成了我在大门内服务五十年的退休心愿。”
  照理说，脱离五十年职场生涯，年近八旬，完全可以颐享天年了。但应镇国是那种退而不休的人：无论是在台北的家中，还是去美国、加拿大与儿孙同住，他都一直笔耕不辍。趁着记忆忧新，“为时代做见证，为历史留记录”，应镇国化一年多时间，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著作——《我在经济日报的日子》，对自己为之奋斗贡献毕生心力的报人经历作了回顾，并以此书纪念其母亲逝世十周年。此书日前已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
  应镇国幼小即离乡背井，但故乡一直魂牵梦萦，他用自己的笔不断地抒发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早在2003年11月尚未正式退休之时，他就在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的月刊《宁波同乡》上，开辟了专属于他的专栏“宁波闲话”每月撰文一篇，而且纯为义务，不要稿酬。在迄今为止刊发的50多篇文章里，应镇国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笔功底、睿智的眼光，写下他对故乡人及事的感情和了解。《宁波来去三部曲》《宁波蚕豆最相思》《石骨铁硬宁波话》《宁波是中国未来之星》……光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你就能体会到他那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结。
  应镇国不愧为老报人：“宁波闲话”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故乡物产、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宁波名人等无所不及；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向在台乡亲介绍如何通过互联网的宁波网站了解故乡讯息的办法；并撰文，就宁波同乡会永续发展、东钱湖开发建设、宁波企业参加国际展览的宣传品设计、宁波帮博物馆建设等问题建言献策，赤子情怀令人感动。应镇国乡心仁厚，对两次赴台交流参访的宁波市新闻界代表团关怀备至：参与撰定走访下台湾媒体的行程，亲自陪同故乡客人参访联合报系，并主持两岸媒体同仁交流座谈，介绍报系的有关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利用自己丰沛的人脉，热心张罗并陪同故乡客人拜访台塑集团，使故乡媒体同仁有幸品尝到遐迩闻名的正宗台塑牛排。为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参访团特向应镇国赠送了宁波名书法家书写的墨宝——“宁波闲话传乡情”。
  2006年12月，在台北市，我与宁波媒体记者曾对应镇国进行过长时间采访，了解他五十年报人生涯及心路历程。他也诉说了自己心中的遗憾：故乡的应氏家谱听说在“文革”中被烧毁，从此断根失源，先祖的名号、事迹无可依据，甚至不知来自何方。
  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在此，我也想借《宁波帮》这块宝地，发一帖子：请热心的宁波乡亲帮助寻找清朝末年或民国时期编写的慈谿（或慈东）应氏家谱，或请提供相关的线索，以解开老人家的心头之谜。
  （原载《宁波帮》总第1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龚伟信）
  爱乡楷模应明皓
  应明皓先生是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氏围棋计点制规则创始人应昌期先生之子，美籍华人。应明皓先生对我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先后被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和浙江省爱乡楷模荣誉称号。
  应氏集团总裁
  应明皓祖籍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他的祖父应星耀先生（1893—1968）曾对慈城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应星耀先生1911年在宁波府师范学堂毕业后，应聘到慈城中城小学执教。1913年任中城小学校长。应星耀先生长校35年，以新学制改革教学内容，增设音乐、体育、手工劳作等课程，提倡男女平等受教育，招收女生入学；制定“诚、谨、勤、俭”之校训。并力求自立、自强、自勉，以爱心为教育重心，学校声誉鹊起，规模迅速扩大；又建立并亲自指导童子军乐队，在鄞、慈、镇、奉、象、定等县参加的比赛中，荣获第一。1928年，省教育厅视学郑彤华在视察慈谿县教育状况后的报告中说：“城区区立中城小学校校长专心办学，学校日见发达，学校组织完备。图书馆、邮政局、商店尤切实际，成绩颇有可观。”星耀先生在中城执教近四十年，桃李满园，在教育界享有盛誉。他的父亲应昌期先生小学毕业后，升入慈湖商校（慈湖中学前身）读书，1932年去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次年，出生在上海闵行望族、毕业于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唐平尘应聘到中城小学任体育教员。她辅导学生演出歌舞剧，表演团体操，指导的节目在1934年中城建校三十周年庆典上演出时，备受到会家长赞扬。当年10月，应昌期从上海回慈城老家探亲，认识了唐平尘，两人一见钟情。1938年，应昌期以同等学力和考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福建省银行工作，同年与唐平尘喜结连理。因日寇入侵，这对新婚夫妇从福建古田、厦门、赣州到衡阳、贵阳、重庆，一路颠沛流离于国难之中。1943年4月19日应明皓就诞生于山城重庆。唐平尘女士禀性贤淑，知书识礼，平易近人。婚后，操持家政，抚育子女，应对宾客，是应昌期先生的贤内助和好帮手。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应明皓曾随父母回过故乡慈城小住，幼年的他对家乡和祖父、母亲任教的中城小学留下美好的印象。后因应昌期先生到台湾银行工作，所以举家迁往台北居住。
  应明皓在台北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后去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攻读机电专业，该校成立于1898年，位于美国东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毗邻美国最大的州德克萨斯州，是一所著名的公立大学，也是一所具有百年声誉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应明皓毕业于路易斯安娜大学电机系并获硕士学位。他为人恭俭庄敬，处事明敏，1970年-1989年在美国太空总署任工程师、MEASUX公司任生产部经理，后创办生产电子产品的INKO工业公司（印科公司），任董事长。应昌期先生的应氏集团拥有华夏塑胶公司、利华羊毛公司、国泰化工公司、益华食品公司、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及美国印科电子公司等，事务繁多。应昌期先生自觉年事渐高，故在1989年命应明皓回台管理家族企业，出任应氏集团总裁，并任国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主持应氏集团的日常工作。
  热心报效桑梓
  应昌期、应明皓父子爱国爱乡，关心、支持宁波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热心报效桑梓。1988年8月16日，应昌期先生在北京主持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开幕式。9月3日，应昌期先生偕夫人唐平尘、儿子应明皓由六弟应昌明夫妇陪同，从杭州乘火车到宁波。翌日应昌期先生一行首次返乡，在阔别四十余年的慈城老家探亲和参观故居、慈，城二小（原中城小学）、慈湖中学和师古亭的过程中，即表示要慷慨解囊，为家乡人民捐建中城小学。1989年5月4日，在慈城镇举行了隆重的重建中城小学捐资仪式。应昌期先生慨捐巨资140余万美元。在捐资书上，应明皓先生代表应氏后裔捐资方签字，宁波市陈文宪副市长代表受资方签字。新校舍于1989年9月14日奠基，历时两年完工。新建的中城小学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035平方米，校舍可容纳30个班组及相应的实验室、仪器室、图书馆和电脑室、语音室等电化教学设备，还有舞蹈、室内体操房、阶梯教室及大礼堂和200米环形跑道的操场。校舍设计新颖，规模宏伟，设施齐全，为当时国内一流水平，1993年被建设部评为“村镇建筑二等奖”（当年一等奖暂缺）。
  中城小学落成后，应明皓先生又代表应氏家族捐资1550万元人民币重建慈湖中学，捐资450万元人民币新建倡棋幼儿园。在重建慈湖中学的奠基仪式上，应明皓代表应氏后裔说：“为故里开发建设大业尽心出力，是我们海外同胞的一个共同心愿，我们希望家乡学子勤奋学习，早日成才，为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慈湖中学重建后旧貌换新颜，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其中1.8万余平方米为新建房，分为三个区域。中部为数育区，由行政楼、教学楼、科技图书大楼等组成；西部为运动区，设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健身房等；东部为生活区，设有学生宿舍和膳厅，可供800人膳宿，工程于1994年8月27日竣工。新建的倡棋幼儿园在1992年6月25日奠基，按“造型优美、设施齐全、全国少有、省内一流”目标建设，占地面积3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2300平方米，绿化面积1400平方米。设有9个班级的标准配套的教学活动室、午睡室、盥洗室；有教研资料室、专用围棋室、表演厅、娃娃电脑室、高级电子琴室和大型活动室。幼儿园环境优美童趣，场地宽敞舒适，各类设施齐全，为幼儿的生活、学习、游戏提供了多元化、多维度、多形态的条件。中城小学、慈湖中学和倡棋幼儿园的相继落成，为我市教育史添写了新的辉煌的一页，对促进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捐资重建慈湖中学和新建倡棋幼儿园的同时，应氏集团为繁荣桑梓，造福家乡人民，在宁波投资5000万美元创办宁波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另外先后还创办了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环球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环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应氏环球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宁波应氏棋具有限公司。1994年10月，慈湖中学、倡棋幼儿园、宁波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四项工程举行落成典礼，10月23日的《宁波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应氏家族捐资兴学，应氏集团创办实业。通栏标题为：振兴中华，报效桑梓，惠泽后人。另用二个小标题：“利华”毛条——信誉卓著和“现代”瓷砖——世界一流专门介绍了应氏集团在家乡创办的二家企业。次日《宁波日报》又在头版以“应氏家族来甬参加四项工程落成典礼市领导昨会见应昌期先生一行”为题加以报道。10月25日晚，还举办了四项工程全面落成典礼专场文艺演出。
  为表彰应明皓先生为发展我市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1994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授予应明皓“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应明皓“爱乡楷模”荣誉称号。
  1997年应昌期先生在台北与世长辞。应明皓先生继承了父亲爱国爱乡的好传统，继续热心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1998年宁波慈善总会刚成立，他就捐赠100万元，并通过宁波慈善总会二次向宁波颐乐园建设工程捐赠价值300万元的优质建筑材料；为重建慈城保黎医院捐款1200万元；捐资150万元给慈城人民路建设；向慈湖中学、中城小学捐赠100万元建立“星耀奖助学基金”，资助慈城镇贫困学生完成小学及初中学业。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引荐台湾的大企业来甬投资办厂。
  致力围棋事业
  应明皓的父亲应昌期先生于6岁学棋，12岁参加慈谿全县围棋比赛获得冠军，于是对围棋发生浓厚兴趣。应昌期先生认为：围棋源自我中华民族，因其特别“有益世道、有益教育”，存在与流行的历史已逾4000年之久，所以堪称“国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振兴它。经过整整二十年的潜心钻研，他成为“应氏计点制围棋规则”的创始人。在世界围棋比赛场上，有一项冠军奖金为40万美元、亚军为10万美元的比赛，这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闻名全球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被视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应昌期先生也因此名满天下，被誉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
  昌期先生仙逝后，应明皓在台北金山选定墓地，自己动手设计墓园。在父亲的棺木中，他放进了两样东西：围棋和吴清源棋谱；在墓碑前，他特意设计了一副石刻的棋盘和棋子；在墓碑上镌刻了昌期先生撰订并手书的应氏棋规。棋界一度曾十分担心昌期先生去世后应氏杯等比赛能否继续？应明皓为此表态：“只要我还活着，应氏杯就一定会继续下去！”他继承父亲遗志，出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2002年4月20日，上海市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应明皓先生为基金会成立揭牌，并表示：希望基金会的成立能为围棋界、教育界和国家社会贡献绵薄之力，“以慰先父在天之灵”。2004年，倡棋杯中国围棋职业锦标赛创立，由中国围棋协会和上海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这项中国国内的围棋比赛每年举行一届，固定于10月23日开赛，以纪念为围棋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应昌期先生的诞辰。
  在应明皓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原来应氏基金会举办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世界青少年围棋赛、应氏杯大学生围棋赛不仅继续举办，而且还创办了倡棋杯围棋赛，牵头主办世界围棋规则研讨会、举行“世博情”陈毅杯赛等。不管是应氏杯、倡棋杯，还是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应明皓先生都会出现在现场。在比赛现场，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待在研究室同步关注棋局进程。2008年9月，第6届应氏杯半决赛在泰国曼谷举行。应明皓说：“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在泰国举办这次应氏杯半决赛，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蔡绪峰先生对世界围棋普及所作出的贡献，并表达我们对蔡先生的敬意。二十年前应氏杯刚举办时，在泰国几乎找不到下围棋的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泰国已经有了近百万的围棋人口，这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1988年首届应氏杯决赛在新加坡举行，对新加坡的围棋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相当深远；今天我们在泰国举行应氏杯半决赛，希望也能籍此对泰国的围棋发展助一臂之力，同时对围棋在全世界的进一步普及贡献力量。”应明皓先生还花费许多精力和财力，在祖国各地普及围棋，先后在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举办倡棋杯半决赛。2010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谈及说：“现在邀请我们前去办比赛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三年将围棋普及的重点放在西北，下一步将考虑去东北。”
  应氏杯的继续举办和倡棋杯的创办，体现了应明皓先生对围棋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奉献。应氏父子薪火相传，全力以赴，对世界围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令人称道的。相信应昌期先生的围棋事业一定能在应明皓手中继续发扬光大，再创新的辉煌。
  （宋婕）
  “紫砂皇后”赵小蝶
  她之所以能够做成大事，离不开她对艺术品鉴赏与生俱来的天资；离不开她对情感忠贞的本质与品格；更离不开她能够扛住创业艰辛的毅力。
  她用温柔的魅力演绎美丽女人的世界。
  赵小蝶：前半生做紫砂壶后半生做化妆品路边的梧桐树享受着夕阳的余辉，懒洋洋地吹拂在和煦的微风之中。车在上海永嘉路17号门口停了下来，一幢坐落在一排新式里弄内的老洋房占据了我的视野。听别人说，每一幢老洋房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我面前的也不例外。精致的宫廷式小楼，典雅的紫砂壶装饰，温文尔雅的小蝶，这个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深深的自信和雅致的女人，向记者温柔地叙述她传奇而美丽的世界……
  青春常驻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如果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与共和国同龄的她看上去青春依旧，你一定急着想知道她是谁吧？她就是赵小蝶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蝶，一位被称为“美丽蝴蝶”的女性。驻颜有术的她不得不让众多的女性望尘莫及，她谦虚地称自己已经做到了年轻10岁，但是她会努力做到年轻20岁。
  人的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小蝶说，人的寿命可以延长，衰老期同样可以延缓。在她看来，“年轻”并不只是一个“表面工程”更是一项“立体工程”。美容院固然能单纯地处理、修复和保养人们表面上的皮，肤质量，身心健康更是美丽与年轻的真正秘诀，所谓的“相从心生”。拥有一颗爱心才是真正保养的真谛。如何摆正心态应对压力和烦恼，对于人生十分重要。遭遇困境的时候，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困境并不会因为愁眉苦脸而消失。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笑着去选择一切呢？而且，人在生气和感觉压力时会产生大量致病的酶，而心情愉快的时候则产生让你健康、美丽的酶，恋爱中的女孩、结婚前的女人之所以特别漂亮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所以，关键是自己调整好自己。小蝶本人身兼数职，又忙于各种应酬，她的心得对于处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繁重的女性来说，可以说是极好的提醒和忠告。
  紫砂皇后
  小蝶是一只飞舞在宁波、上海和香港的美丽蝴蝶，上海是她的出生地，香港是她的创业地，而宁波则是她成长和收获爱情的地方。一起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小蝶和她的邻居小伙深深相爱。1979年，小蝶的母亲要接她去香港，行前，她私自与相恋15年的恋人偷偷订了婚，并拿了结婚证。到了香港后，母亲希望她能嫁一个富家子弟，日子过的好一点，坚守爱情誓言的赵小蝶无奈地选择离家出走，与刚来香港的丈夫双双流落街头，开始了两个人艰苦的打工及创业生涯。“我是幸福的，我的选择也是对的，30多年了，我的先生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宠我。”说起这些，这位商界的女强人是一脸的幸福。
  丈夫初到香港的时候，两人身上加起来才十余元港币，不肯向生活低头的小俩口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打工时，赵小蝶常看到一些台湾船员，将香港小店铺里的紫砂壶一收而空，打了包运到台湾，赵小蝶从中看到了灿烂的市场前景。紫砂壶当时在宜兴进价只要一元多钱一个，成本不高，而运到台湾后，每一个可以卖到四元左右。赵小蝶带着打工积攒下来的几千元钱，乘火车千里迢迢找到了江苏省外贸公司，跟他们签订了长期合同，然后到宜兴农村各地去收购紫砂壶。不久，第一批货共一万只紫砂壶运到了香港码头，但还差几千元货款提不出来。小蝶和她的丈夫急得团团转。正在山穷水尽之时，来了一个台湾商人，看了样品后付了一万元定金买下了该批货。赵小蝶说：就是这第一笔旗开得胜的买卖，赚了几万元钱，成了她事业成功的一个起点。赵小蝶苦心经营紫砂壶14年，将宜兴的紫砂壶发展到2000多个品种，还出版了4本关于紫砂壶的书，成了紫砂壶的专家，赵小蝶也被尊称为“紫砂皇后”。
  美的使者
  1994年，正当紫砂壶生意做得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却急流勇退了。“狂炒恶炒紫砂壶已经违背了我对艺术的追求，并且鱼龙混杂的结果也使这一行业受到损害。”赵小蝶这样说道。
  她当时想得更多的是静下心来好好相夫教子，但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赵小蝶生了第二个儿子后，脸上出现了蝴蝶斑，像每一个爱美女性一样，这成了她的心病，当时十分沮丧。为了寻求治疗蝴蝶斑的办法，她几乎用遍了香港市场能买到的所有化妆品，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在治斑的过程中，赵小蝶逐渐萌发了投身化妆品事业的想法。她在上海找到了事业的新起点，闯入了竞争激烈的中国化妆品市场，她说“紫砂壶是我创业的前半生，化妆品是我创业的后半生。”
  也就在这年，上海赵小蝶化妆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赵小蝶很快与中科院、北京301医院、华东化工学院等医学研究专家一起攻关，创中国人自己的品牌。为了试验产品的功能，她不惜将自己的脸当作“试验田”，精心记录每一次切肤感受，调整配方，一系列以“小蝶”命名的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护肤品终于问世。同时，困扰赵小蝶多年的蝴蝶斑，也终于在她使用了自己的化妆品后消失了。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赵小蝶派人将价值150多万港元的化妆品送到了全国妇联。她在这次会议期间，还抽时间为与会的女部长、女市长等成功女性举办美容讲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们亲切地称赵小蝶为“美的使者”。
  如今，赵小蝶的化妆品已飞进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对此，赵小蝶并不满足。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真正了解化妆品的知识，她投巨资在上海奉贤筹备“中国美容化妆品科普馆”。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更好地用科学和理性去引导消费者，她充满自信地说：“虽然科普馆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做得最好！”
  蝶恋花
  小蝶是个爱美的女人。爱容貌美，爱服饰美，爱心灵美，赵小蝶更爱居家环境美。在她那2300平方米的宫廷式小洋楼内，厅里屋角的插花都是她亲手制作的。
  小蝶从小就是个“花迷”。不管有什么花展，菊花、月季花……只要是花展，她都会跑去观赏。那时，她住在宁波市里。从前的院子尽管大却不一定有花，而他们家就是这少数伺弄花的场所。因为在那个年代，爱花成了“资产阶级情调”的代名词，这可不像现在的“小资”那么可爱，而是有政治压力的。也只有小蝶这个小女孩，才可以稍稍亲近一下芳魂。八九岁的时候，小蝶就会用剪插的办法，种活一株株吐露芬芳的月季。亲朋好友都尽可能地给她多弄些花花草草来。如今，小蝶是花市的常客，“尽管工作很忙，但是去花市，对我来讲，绝对是乐此不疲的。这可是一种享受啊！”谈起买花、插花，小蝶的眼里闪过一丝特别的兴奋。小蝶的家里一年四季到处都是花，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拐角处、角落里，发现那生机盎然的身姿。而每个不同的季节，在她手中诞生的花朵又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
  无论在美容还是服饰上都相当“爱美”的小蝶，最肯花时间在“美”上。因为在小蝶看来，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每个人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魅力无限
  在事业成功之后，小蝶一直没有忘记回报社会。这位外表温柔的女强人，从内心迸发出来的胸怀让人感受到了她独有的个人魅力。
  诚如小蝶自己所说：“每一代都有成功的人，而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小蝶的话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生，只有脚踏实地地奉行真和善，才会达到内外兼美，胸襟宽阔，最终超越自我。
  对于财富，她更追求精神上的财富满足。信仰佛教的她，在内心深处充满着社会责任和慈爱心肠。她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使得她成为公认的慈善友人。为援助西部“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她捐献了10万元善款，还组织活动捐得善款80万元；3年前华东水灾时，她，不仅捐款捐物，还作为香港各界妇女代表，赴安徽灾区考察。大堤上、帐篷内，她不顾洪水、疾病的威胁，把赈灾物资送到灾民手上。她甚至和越剧演员钱惠丽合演“梁祝”，并筹得160多万港元，送往灾区。是不是小蝶天生丽质呢？她之所以能够做成大事，离不开她对艺术品鉴赏与生俱来的天资；离不开她对情感忠贞的本质与品格；更离不开她能够扛住创业艰辛的毅力。小蝶，将用她温柔的魅力继续演绎美丽女人的世界。
  （本文原标题为“赵小蝶：前半生做紫砂壶后半生做化妆品”载《浙商》杂志2006年第8期）
  （潘欣怡）
  女作家应平书
  缘识台北的文化朋友，她的温婉、随和、言语平缓，总令我想起戏曲舞台上“青衣”，仿佛举手投足也俨然《锁麟囊》中的薛香灵、《武家坡》中的王宝钏..性情端庄、儒雅，无需化妆，就是一个舞台形象的青衣——她就是台北女人、戏曲票友应平书女史。
  虽说，我与她相隔甚远：她台北《宁波同会》主编、我大陆《海上宁波人》小记，是两岸文化让我们有了彼此的交流与往来，偶尔在各自刊物上发过几个小文后，我通过邮件书面采访了她——
  文化传承
  应平书祖籍宁波慈谿，出生于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出版多部《台北女人》《激情手记》《笑看日出》《奇奇历险记》及《美芸的两个生日》等著作。2000年，应平书曾率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代表团访问大陆进行文化交流。她先后担任台湾《中华日报》记者、台湾《国语日报》主编，以及台湾《中华日报》副刊组主任、兼编《国语日报》少年版。现为台北《宁波同乡会》会刊主编、台北昆曲团团长和新任台湾慈谿联谊会会长。
  应平书的文字如人，质朴谦和淡泊，具有民国二、三十年文风，属于性情散文一路，与国内“小女人散文”在性情上有点不谋而合。在台湾，应平书堪称与三毛、席慕容齐名，获“教育部”、文建会及省新闻处文艺创作散文奖、中国文艺奖章及副刊主编奖。
  确实，来自台湾的文字我接触不多，只是近些年偶尔读到一些零星的台湾人写的文字，很是喜欢，恍若似曾相似。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根在大陆，而传承却在台湾。或许大陆的文字改革，割裂了以六书肇始的繁体字字相。那是大陆续“五四”新文化余脉，首先进行简体字改革，终结目标就是汉字拼音化。那年有句口号，“汉字不变，中国必亡”。今天，现代汉字已经走了五、六十年，已经形成第二套汉字体系。好在语言约定俗成即可，其中功过由历史评说。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余光中“乡愁”：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先生的文字朴素，口中仿佛含有一枚“青橄榄”，余味悠长，心琴为颤。
  应女史的文字也是，如她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幸运之旅》就是这样文字，不见得多么隽语、铿锵，也不见多少诗意、妙言，却是整篇就如她说话一样慢慢道来，宛若戏曲念白，从从容容却情味隽永：……回到台湾之后，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看见我有一篇文章在人间副刊（《中国时报》作者注）见报，我那时正好人在上海而没见到，心想只好有时间走一趟报社去买过期报吧。
  那天到木栅去排戏，在车上，看见有人读报，初时也没在意，因为这是很普通的现象，不经意间瞄了一眼，突地“中年泪”三个字映入眼帘，这不是我的文章吗？我再回看一下，真的是我的文章。太奇妙了，这已是上两个星期的副刊，居然有人拿来看，而且又被我看到。
  这下子，我也就不客气地向她开口：“这份报纸是否可以给我？”她大概很奇怪我的行为吧，但我也顾不得她的怪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台北女人》中，应平书更是以她特有的细腻、亲和的笔触描绘了一群风彩各异的台湾女性，她们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职业，可谓是当代台湾女性面面观：她们有的时尚前卫，有的柔情似水，有的不让须眉……从中你可以把握台北的脉搏，台北的呼吸。她们自然、从容地融于家庭、城市和社会的背景，细致而不粘腻、敏感又不失洒脱。她们绝非仅是环境的点缀，而恰恰是她们的言谈举止、衣饰形体乃至情绪意趣造就了城市的时尚与个性。
  应平书随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组织的返乡交流访问团到慈谿进行考察交流，并向家乡图书馆捐赠了她的全套著作《笑看日出》《激情手记》《苦女凯歌》等多本书籍。
  戏曲拥趸
  应平书的文字之功可见一斑。其实，应平书更是中国传统昆曲的推动者，现任台北昆剧团团长。去年她在郴州受访时说：“昆曲进校园，播下艺术的种子，一定要更积极地去做。”
  “在大学里学过昆曲，20年后又从事了昆曲艺术表演”——带着眼镜、留着短发的她温尔一笑，用简短的一句话诠释了“种子”的意涵。1993年，应平书获艺术馆甄选为鄉土艺术种子教师。2012年，在海峡两岸昆曲交流展演上，应平书带来《琵琶记·南浦》等六出精彩的折子戏，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在“相约郴州——海峡两岸三地昆曲社清唱雅集”上，应平书唱一曲《西厢记·普天乐》赢得掌声。台北昆剧团因为长期从事两岸交流，并获台湾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从事两岸专业交流绩优团体奖。
  中国昆曲起源于元朝末年苏沪之间的昆山地区，堪称有600多年历史，被称“百戏之祖”也是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与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并称世界三大古老剧种，后两个剧种均已消失，唯昆曲流传至今。
  台北昆剧团成立于2003年，所有团员都是业余演员。由于在台湾没有专业的昆曲老师，所以每年都会从上海请专业老师周志刚、朱晓瑜伉俪赴台进行昆曲教学和交流。应平书说，为了推广昆曲，早在1980年时，台湾的昆曲爱好者便开始邀请大陆的昆剧团到台湾的各个大学进行演出。由于台湾大中小学校的中文课里都会讲到昆曲，因此，在有了一定了解的前提下，学生很容易被吸引，进入校门的推广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在文化界的鼓吹推广之下，昆曲现在越来越多的普及。现在昆剧团在台湾演出，看到的观众不是老年人，而是很多的年轻人。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听戏，大陆的昆剧团在此次展演中，参与表演的大部分是年轻演员。但在台湾，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看年长的演员的表演。应平书认为，一名昆曲演员要到35岁以后才会成熟，不管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对人物的刻画。
  中国戏曲讲忠孝节义，而昆曲更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作，它有很多中国文人晦涩的一面，有社会议题阴暗的一面。年轻演员其实不能很完全的掌握，可是三四十岁左右，一个成熟的演员，他可以把这个地方，诠释得淋漓尽致——应平书如是说。
  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如何让昆曲传承和发扬，应平书有着自己的看法。民间在传统艺术的传承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一个剧种的延续和发扬，始终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台湾昆曲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得到大陆昆剧团很大的支持，大陆昆剧团不仅给台湾送去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好戏，还积极帮助台湾的昆剧团排演剧目，教授演员更高的技艺。如果台湾没有大陆这一块支持的话，我们也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她动情地说。
  （本文原标题为“‘青衣’——侧写台北女人应平书”，载2014年1月印行的台北《宁波同乡》第539期）
  （史鹤幸）
  荣誉市民薛惊理
  姚江水流经宁波奔腾入海。江北工业区大片的厂房中，以浅灰和橙红为色调的康赛妮集团显得分外夺目。姚江的入海口，还有一片相同色调的厂区。占地200亩制造高档羊绒线的这家国际顶级生产商已经蜚声全球。它的羽翼，一翼伸展到越南的胡志明市，那里有他400多任务人70多亩土地的厂区。另一翼在东方之珠的维多利亚港湾，站在他的南邦集团大厦落地窗前，眺望海天一色，巨轮破浪，身价数十亿的年轻总裁神情欣然。他的脸上，写满喜悦，也写着沉思。
  他才40岁。他从西北的黄土地走来，他从贫穷的农家走来，曲折与磨难，驱使他坚韧而执着。他的眼前，有一位白发刚毅的老人指引着他。他的耳边，回响着爷爷的叮咛。从牙牙学语起，爷爷就教他读《三字经》和《道德经》。周礼之乡的文化雨露，滋养他从小苗长成大树。
  他叫薛惊理。他的创业之路，是一部励志的传奇。
  他是两手空空到宁波来的。那是1995年，他22岁。因为他的心上人从陕西回乡到宁波当了英语教师，他的心也飞到了东海之滨。他们是大学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会干部，彼此心照不宣。可是，从窑洞中走出来的农民儿子自感高攀不上这只金凤凰，便自惭形秽地跑到西藏打工去了。
  是的，那是一片贫穷的土地，那是一个贫困的时代。黄土高原山川纵横，沟深坡陡，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辛劳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父亲是个勤劳的农民，他靠木工手艺补贴家用。家里兄妹四个，爷爷最喜爱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孙子，他把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由于他从小好静不好动，上学起名时爷爷就说：“咱孙儿不动不鸣，动则惊人，鸣则千里。大名叫惊理吧！”
  爷爷是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他给小孙子讲二十四孝，讲孔孟之道。小惊理跟着爷爷喂猪放羊，因为家里穷，他七八岁就除草挖地捡柴火。学校路远，山上有狼，父母不放心，小惊理一边干活，一边由爷爷教书识字，直到十二岁才进学校大门，直接读四年级课程。进入初中后，为了补贴家用，薛惊理一边读书，一边出去挣钱。他到工地上帮泥瓦匠做小工，批发汽水背到华山上去卖。每年暑假，薛惊理跟随村里的叔叔伯伯背着背篓，背篓中装着几十斤重的汽水，爬百尺峡，攀千尺幢，弓腰弯背地翻越长空栈道，到东峰北峰，走悬崖至苍龙岭，登绝壁到落雁峰，汗水湿透衣裤，背篓磨破了双肩和腰部，水泡破了，血水粘住了衣服。婶婶看了心疼，她用红药水给小侄儿搽化脓了的伤口。每瓶汽水可以挣八分一角，一趟背四十瓶，生意好时一天背两趟，一天能挣七八元！为了多挣钱，薛惊理总是下山时背回许多空瓶，空瓶卖二分一个，一趟能卖几角钱。也有下雨天生意不好的时候，辛辛苦苦背上山的几十瓶汽水仍然得背下山来，挣不到钱是最懊恼的事。这时，爷爷会说：“不要灰心，大胆去做，事情会教你的。”
  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怕艰险的毅力，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六个暑假，薛惊理年复一年地攀铁链，临深渊，背着沉重的背篓在崎岖险要的华山上辛劳，他给饥渴和疲劳的游客送去清凉和滋润，他为自己挣得了六年中学的全部学费。华山险道的17000多级石阶上，有他深深的足迹和血汗！
  如今，当爱神之箭已经拉开弓弦，他却退却了。不是胆怯，不是懦弱，他要给心上人幸福，他要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苦闷中，薛惊理来到布达拉宫的神山上祈祷。他坐在石块上沉思。忽然，一只麻雀飞到他跟前，漫无目的地在石块上啄食。可眼前并没有一粒可以吃的东西，那麻雀仍在不停地啄着。他伸出手去，竟轻易地抓在了手上。薛惊理细细一看，这是一只双目失明的麻雀！为了生存，为了飞翔，它在与命运抗争，它在与自己搏斗！他想起了在建筑工地上一身泥一身水当小工的艰辛，想起了在华山险道上卖汽水的往事，他突然醒悟了，他想起了爷爷说过的话：“只有吃苦，就能改变命运，轮不到你跟别人比才智。”是的，奋斗改变人生！他以奋斗者的姿态，从西藏来到了宁波，来到了心上人的身边。
  迎接他的，是甬江的风，是东海的浪！
  二
  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满目葱笼的绿树青波显示出东方港城的勃勃生机。可是对于一个赤手空拳的外地人来说，要在这里立足生根并创业发展，是艰辛和难以想象的事情。薛惊理有这个梦想，因为爷爷期盼他“动则惊人，鸣则千里”更因为这里有他挚爱的情侣。同窗共读的秀儿聪慧而美丽，她是他的初恋也是，他的至爱，为了她，他可以勇往直前万难不辞！
  万事开头难。他租了一间车棚栖身，靠一部手推车贩卖水果谋生。改革的潮汛给每一个有志者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宁波市政府的人才招聘使宝鸡文理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摇身一变成了海曙区工业局的公务员。他到工厂调研，下车间劳动，忙得要命也忙得开心。因为踏实能干，市外贸局指名要借调薛惊理。就在这个时候，海曙区工业局由行政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化的集团公司，打破了铁饭碗，薛惊理坚决拥护。他坚信自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改制能发放一笔补贴，他可以用这笔钱办婚事。
  满怀欣喜地完成了比翼双飞的人生庆典，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到哪里去寻找谋生的饭碗？他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他要养家糊口。当时有几个选择的机会，有位老乡请他去波导公司，那是“手机中的战斗机”。也有人邀他去搞电子半导体，还有人说一起做传统食品。薛惊理自认为是个木讷的人，他不适应前卫产业，对食品生产没有兴趣。他热爱纺织。他认为任何人都要穿衣服，只要认真踏实地干，总能干出名堂来。听说京甬毛纺厂正在招工，他和十几个大学生经过考试被录用了。这家工厂本来属海曙区工业局领导，薛惊理作为工业局的干部，曾经来厂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可是现在，工厂转制成了民营企业，干部薛惊理变成了老板手下的打工者。体制改革来了个天翻地覆！
  京甬毛纺厂当时还在扩建。薛惊理是学徒，他和其它工人住在南郊路棚户区的地下室，一间房睡七八个人，还特别潮湿。大家都埋怨，不到两个月，十多个人都跑了，他一个人住了一大间。
  学徒工进了车间不知道干什么，有人叫他去找人事经理。薛惊理上了二楼说明来意。当人事经理的大姐很热情地领着他来到三楼厂长办公室。薛惊理不敢进去，他在门口等着。
  突然间，里面传出大声的斥骂声：“什么？大学生的工作要我安排，他眼晴里没有工作吗？我把他的一生都安排了好了……”没等大姐出来，薛惊理吓得急忙逃出了办公楼。
  一语惊醒梦中人。他猛然醒悟了，一个企业员工，应该主动找事情做。什么事情都要老板指示，就被动了。他想起了爷爷的嘱咐：找事做，事情会推着你走的。
  薛惊理先来到收发部帮忙，谁知小姑娘不让他插手。“我帮你搬箱子，帮你码好，行不行？”他诚恳地说。小姑娘感动了。薛惊理把18公斤一箱的绒线按照小姑娘的指点搬上搬下，搬来搬去，干得卖力而利索。其它岗位的员工纷纷请求薛惊理帮忙。他总是笑眯眯地点头：“好，好。”
  从辅助工开始，他一个岗位一个岗位地边学边干，他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赞扬，大家都离不开这个勤奋踏实的大学生了。他不仅学到了毛纺生产的许多技术，从中还使他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战胜了多少人，而在于他帮助了多少人。
  薛惊理也有烦闷和苦恼的时候。因为他是外地人，还是黄土高坡来的穷人，于是有人就奚落他欺侮他。有一次员工聚会吃饭，一些人不让他参加，还故意对他说：“我们是A制，每人十元钱。你从穷地方来，省着点吧！”他觉得这是污辱，他哭着跑去找厂长倾诉。李厂长没有安抚他，反而说：“你从穷地方来，这是事实啊！你要什么尊严，你的尊严就是工作比他们干得好！”
  他受到了震动，也得到了激励。他擦了把泪水说：“老板，我明白了。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小学毕业的李厂长从内心里佩服大学毕业的薛惊理。他把薛惊理调到了销售部。空闲时，黄土高原来的小伙子自己买来工具，在厂区里除草种花，把毛纺厂装点成了一个花园。厂长感动了：“小薛，你种花的工具哪里买来的？给你报销。”
  三年零六个月。一千多天京甬毛纺厂的打工经历，他掌握了毛纺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环节，甚至包括引进设备和安装调试。
  羽毛丰满了的薛惊理决心华丽转身。因为，他有了经验的积累，但家庭经济拮据，几个月大的女儿每天需要奶粉，按揭的房子每月要还贷，老家的弟妹上学要钱，他还有4000元的债务。硬着头皮，他和妻子东平西凑借钱到工商局注册了宁波康赛妮毛绒制品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花600元一月在苍松路的老年公寓租了两间房子，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因为机会好，人缘好，只经过短短一年多的经贸洽谈，康赛妮公司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2000年的春节，迎着21世纪初升的艳阳，薛惊理从毛纺贸易转移到了毛纺生产的实业领域，他要办自己的工厂，他要进军中国的毛纺行业。
  薛惊理是一个踏实的人。他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三
  正是大潮奔涌的改革时期，各地都在招商引资，申请办厂的报告递上去不久，江北区政府批给薛惊理五十四亩厂房用地。像土改时翻身农民分了田地一样地兴奋，从此，他要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土地上，让理想飞向远方！
  规划、设计、施工。边建厂边生产，薛惊理忙得团团转。跑银行，跑原料，跑设备，还要招聘员工，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流行性病毒传播的非典横行中华大地，机关、商店、学校，还有居民社区，人员不许随便流动。这一次天灾，交通运输封闭了几个月。2003年3月投产，5月就流行非典，设备款、原料款、工程款等着支付。正是炎夏季节，一批一批的债主找上门来，最少要二千万元才能解围。可资金全投入了生产，产品不出口，就无法付款。内蒙古来的一位原料供应商爬上了楼顶，不给钱就要跳楼。另一位竟拔出刀来，朝自己的腿上捅了两刀！
  承建厂房的民工逼着建筑商付工钱。建筑商带着几十个农民工拿着棍棒，冲进了康赛妮公司，他们围着薛惊理推搡谩骂要钱。要不到钱，他们砸烂了办公用品，对薛惊理拳打脚踢，打得鼻青脸肿，嘴巴流血！
  薛惊理的心也在流血。他自认理亏，他不怪债主。解决眼前的困境的办法，就是抓紧生产，争取尽快出口。他一次一次地向债主解释不可抗拒的非典流行，再三再四地承诺账上有钱立即支付。他熬了鸡汤送到医院，向大腿刺了两刀的羊绒商致歉：“兄弟，是我不对，你应该刺我啊，你怎么能伤自己呢？”内蒙古的兄弟说：“我急胡涂了，给你找麻烦了。”
  听说丈夫被人打了，英语老师到公司来看他。只见鼻青脸肿的丈夫把被褥铺在车间一角的地上，正在和工人一起劳动。看到妻子来了，薛惊理热泪涟涟。秀儿笑了：“男子汉，哭什么？好钢是炼出来的。坚持下去，我支持你！”
  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个女人在默默地支持他。管理公司财务的董阿姨钦佩总经理的人品和意志。眼看公司发不出工资将影响工厂的生产，她和丈夫商量后，将自家的房产到银行抵押，把十四万元房款作为工资发给了员工。直到后来，薛惊理才知道这一切。这一切他铭记在心。
  吉人自有天相。十月，金风吹走了肆虐的非典，海关开闸，坚持了半年多的康赛妮，大批的高档羊绒线出口欧美，大笔的美元汇到宁波，银行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数月前陷入困境的康赛妮一下子成了创汇大户。薛惊理立即还清欠债，并再三道歉。他有了更多的朋友，他收获了比金钱还珍贵的信誉。康赛妮腾飞了！
  四
  东海巨浪涛似雪。改革的大潮中，千帆竞舟。有人看房地产有暴利，金融投资前景看好，就鼓动薛惊理改行转业，说这是大势所趋。薛惊理是个踏实本份的人，他有自己的思路。他觉得自己已经在羊绒加工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开辟了进销渠道，这是自己的专业，绝不能轻易放弃。他把产品定位在高档羊绒线上，就是以国际品牌为标准，在全球羊绒生产领域，创造中国的名牌。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还能为中国的高品质羊绒线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良好的声誉。
  我行我素。这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追求。他要引资合作，做大做强，做中国羊绒企业的领头羊。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香港三黄集团的姜老板。一握手，原来是两只“老虎”！姜老板比薛惊理大两轮。他看这个年轻人忠厚踏实，一开口就说：“我投一千五百万元，给我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怎么样？”薛惊理笑着说：“姜老板是做服装的专家，能与你合作，是你看得起我，以后请你多加指导。”停了一下后，薛惊理又说：“我们刚起步，三黄集团大名鼎鼎，作为无形资产，我再送你百分之五的股份，你占百分之二十吧。”
  闯荡商海几十年的姜老板是第一次碰到有人白送股份的事，以往为了各自的利益，股东之间经常计较甚至争吵，生意场上谁都不肯吃亏。今天这个年轻人如此大度豪爽，是个讲义气的人，这个朋友认定了。
  而薛惊理认为，人家第一次见面就出资1500万，这是真金白银，这是对自己的信任，我一定要谨慎经营，用好资金，创造更大的价值。薛惊理用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合资以来，姜老板已经分得了四五倍于本金的红利，他的股份也增值到了四个亿！每年年终，薛惊理按照章程向姜老板报告收支账目时，姜老板总是摆摆手：“不用不用，我是一百个相信！”姜老板感慨，这个项目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投资。
  重任在肩的薛惊理，为了康赛妮的明天，马不停蹄地奔忙。初夏是山羊剪绒的季节，他去青海西藏和新疆内蒙，看望供货的朋友，了解产量质量。他要的羊绒是放养在海拔1500米以上高寒地区山羊的二层绒毛，每只羊只能剪50克至200多克，由于产量少，所以弥足珍贵。全世界年产量只有六千吨，而康赛妮占据了四分之一。
  相对于欧美地区的羊绒生产商来说，中国出口高档羊绒线的历史并不长。为了让世界顶级品牌商了解中国的康赛妮，开辟通向全球之路，从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中，薛惊理带领他的销售团队，每人提一只行李箱，箱子中装着产品的样品和广告，到香港、日本、德国和美国上门推销。他们坐公交乘地铁，好不容易找到客户公司，可还没进门，就被人家赶出来，连名片也送不进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联系沟通，最好的产品和最好的服务终于嬴得了信任。如今，康赛妮在香港、日本、德国、美国和俄罗斯成立了五家分公司，在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代理商，同时与国际大品牌和知名生产商合作，在世界性的展销会上宣传推广。付出就有回报，现在，康赛妮已经和国际顶级品牌HERMES、LV、CHANEL、BOS、CIORCIO？ARMANI等二十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今天，全球每十件高品质的羊绒衫中，就有两件使用了康赛妮的绒线。美国的时装杂志刊登了奥巴马夫人身穿玫瑰红羊绒衫的大幅广告，图片下面的说明词是：这是用中国康赛妮提供的原料制成的。
  五
  随着企业的发展，羊绒加工必须增加产量并形成系列。康赛妮决定将高档纱线业务从民用领域延长到工业及军事领域，新建高分子材料厂房和生活设施。江北区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传统纺织业向现代高科技的转变，予以大力支持，批给了50多亩工业用地。薛惊理投资四亿多元，设计图纸，招标工程队，破土动工。
  就在打桩机刚刚竖立起来的时候，相邻的林沐村的村民坚决阻止工程施工。他们说建厂的噪声影响休息，工厂的废气污染环境，更重要的是，建厂把村里的路搞坏了。村民们情绪激动，他们把烂泥、死老鼠和生活垃圾朝厂区里扔。
  薛惊理出马了。他发现村里的一条主要道路高低不平，影响出行。因为刚下过雨，一些农民住宅墙边积水。他首先向村民道歉，说因为建厂影响了大家的生活，厂里有责任解决大家的困难，还征求大家有什么意见？他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园，我的工厂尽可能地不妨碍大家。”他答应出资给村里修水泥路，并招聘部分村民进厂务工。修水泥路花了四十万元，不少村民进厂当了工人，康赛妮和林沐村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村民们敲锣打鼓给薛惊理送了一面大红锦旗。
  康赛妮形成了多系列大规模的生产格局，从长远规划和生态环境考虑，薛惊理决定将染色项目搬迁到海岸边的镇海化工区，那里排放碱性的工业废水，而羊绒染色排放的是弱酸性废水。酸碱中和，这样既环保又降低了废水处理成本，是一举多得的好事。镇海区政府批给了康赛妮81亩项目用地，目前己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建设完成后年产值可达十亿元。
  追随着改革的大潮，薛惊理雄心勃勃，不断攻城略地，实施他的康赛妮王国之梦。他听人说，香港观塘工业区不久将成为新的中环，于是在那里购买了28000多平尺的写字楼，成立了南邦集团。如今，这座面向大海的大厦炙手可热，房价增值了数倍。
  香港是一块风水宝地。薛惊理在这里结识了也是做纺织业的曾先生。有一次见面时，得知曾先生在给人打工，收入不多。薛惊理觉得一个搞管理的人才浪费了，非常可惜。他灵机一动，突然问：“想不想当老板？”
  曾先生懵了。薛惊理说：“我在越南有一个工厂目前闲置，你筹些钱来，我们合伙开个公司，你可以去管理，怎么样？”
  曾先生了解忠厚侠义的薛惊理，他千方百计借来了八十万元，占股百分之四十，薛惊理投资120万元，占股百分之六十。薛惊理要曾先生当总经理，并且说：“你去管理很辛苦，咱们赚钱分红时，你就六十，我就分四十吧”，他相信曾先生的经营能力，也信任他的为人。感动并不负厚望的曾先生，很快在工厂里装好机器招来工人，原料由康赛妮提供，产品是他专业生产的羊绒围巾、手套、靠垫等，当年生产当年赢利。
  董事长薛惊理去了，看到工厂管理的井井有条，产品供不应求。曾先生把妻子孩子也从香港接来了，他的妻子每天要骑着摩托车带着三个孩子去上学，很不方便。董事长说话了：“曾先生，开张支票，买车去！”
  开回来一辆本田轿车和一辆商务车。“轿车总经理用，我是董事长就用商务车吧。”薛惊理说。他发现，曾太太不太高兴。中午吃饭了，薛惊理把商务车钥匙递给曾太太：“大姐，我经常不在，这车你先用。一则，接送孩子；二则，接送客人。我来了，你给我当司机，好不好？”曾太太激动得连声说好。
  第二年，越南工厂就赚了一千多万。董事长又去了，曾先生捧出账本请薛惊理过目。“我不看，你说多少就多少。”合作十几年了，董事长没有看过总经理的账本。信任的结果是，赢利一亿二千万，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
  情义无价。
  六
  深情大义吸引许许多多人来到宁波，来到宁波的康赛妮。
  一天，薛惊理正在办公室里接待客户，突然间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闯了进来，他冲到薛惊理跟前，跪下后连磕了三个响头。惊愕的薛惊理连忙搀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那人哭了：“你是好人，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原来，这个瘦高个子的江西老俵有一天带着临产的妻子去医院，半途中老婆突然肚痛倒地哭叫。路过的薛惊理立即停车送他们到妇儿医院，代交了六千元医药费。后来得知孩子顺产，他又送去八千元，还从香港带来了奶粉。江西老俵一定要报答这大恩大德，坚决要求在康赛妮打工。
  还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姑娘也坚持要到康赛妮服务。从初中到大学毕业，无亲无故的薛惊理资助她完成学业，她要表达她的谢意，唯有将知识献给他的企业。薛惊理劝她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要被感情债束缚了手脚，好好找个工作，服务社会，回报更多的人。
  这样的善举很多很多。薛惊理领养了陕西、贵州、西藏、宁夏等贫困地区的60个学生。他每年捐助60万元给江北区的慈善基金，救助残疾人和环卫工人及外来工孩子等弱势群体。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薛惊理收获了很多荣誉。不少外籍专家慕名而来。意大利人埃瑞克是十年前第一个来到康赛妮的，他是产品研发设计的工程师，每年设计五六十个新产品。五十七岁的埃瑞克荣获了宁波市为表彰外籍专家而设立的“茶花奖”。当年薛惊理去邀请他时，他傲慢地说：“我是很昂贵的。”薛惊理真诚地说：“我不拿工资，吃白米饭，也要请你。”结果他又说：“我设计的东西很难做，中国人不能配合！”薛惊理说：“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勤学又肯干，再者，如果工人不配合，我来配合你。”
  埃瑞克笑了。他跟着薛惊理飞越千山万水，在康赛妮找到了他的快乐。当宁波市副市长给他颁奖时，这位“中国通”用中国话说：“人生很短暂。不要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而应当为没有做过的事而遗憾。”
  埃瑞克笑了。他跟着薛惊理飞越千山万水，在康赛妮找到了他的快乐。当宁波市副市长给他颁奖时，这位“中国通”用中国话说：“人生很短暂。不要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而应当为没有做过的事而遗憾。”
  罗伯特也是意大利人，身高一米八五的前赛车手是毛纺机的权威工程师。他的耳朵能听出设备是否正常，有了故障，他不吃不睡在车间调试，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由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老外们很有个性。但薛惊理和他们友好相处，彼此尊重，像一家人一样亲近。漂亮的英国女设计师祟尚自然，她的色彩创意来自山河大地。她以大理石或者木材为素材，一片树叶从季节的变换能设计几十种色卡。她设计了一种源于陈年斑驳的旧木门的酱红色。很多人说难看，因而没有列入产品目录。美丽的她坚持自己的创意，销售结果证明，她的创意是独到的。
  作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薛惊理尊重每个人的劳动，也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爱好。他热情地关心他们。德国工程师史蒂芬是一位家庭型的男人，除了工作，他就在家中安静地看书，陪伴妻子和孩子。而日本来的维修工程师穿工作服也系着领带，他非常注重细节，他把工具分类排列，连螺丝钉也按大小规格放置。员工们开玩笑喊他“鬼子”。他笑着说：“我的工作怎么样呢？”员工们友好地和他争辩：“钓鱼岛是中国的。”他友好地回答：“这个对老百姓不重要。我用工作换报酬，我的职责就是把工作做好，不给国家添麻烦。”
  这就是外国人。一年一度的康赛妮集团销售会，是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康赛妮员工的联欢会，望着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和说着不同语言的部属，薛惊理很骄傲。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为康赛妮的明天努力，明天的康赛妮，一定是全世界高档羊绒纱线的最优势供应商。
  这是一定的！
  七
  为了明天，首席执行官以大视野、全方位、高标准的气势，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精心谋划着康赛妮的未来。
  今天，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结构。他梦想打造一个：“员工热爱、顾客首选、股东满意、社会信任”的新型上市公司，目前它的旗下已有10家分公司。境内有毛绒制品有限公司、纺织品有限公司、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染整有限公司、康宝来织造有限公司和南邦进出口有限公司。境外在香港、日本、德国和美国都设有贸易公司。凭借这个网络，它的业务遍及全世界。
  世界很大，前景无限。40岁的薛惊理看得很远。人生苦短，事业永恒。以事业为生命的企业家必须高瞻远瞩，企业的发展就是他生命的延续。薛惊理研究过世界长寿企业的兴亡史，全世界6000多家百年以上的企业中，日本占了一半，其次是欧美，中国只有云南白药、马应龙以及六必居、张小泉等少数几家，且规模不大。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有大批的大规模的长寿企业。现实是，当今的集团公司平均寿命只有七八年，中小企业寿命不到三年！这是为什么？除了体制原因，长寿企业的秘决在于贯彻“仁爱”、“贵和”的原则，企业慈爱、员工忠诚是长寿企业的不二法宝！
  这和薛惊理的理念不谋而合。他下决心要把康赛妮建设成中国的长寿企业，他制订了《康赛妮企业百年战略》。他将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十年为“个体企业时代”这是创业的十年；第二个时期是“集体企业时代”。这三十年中，是公司上市，和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时期，也是创业者的交班时期。这一时期，除了经济的增长，传播企业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点。今天，康赛妮正处于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他很忙，忙公司上市的筹备和批复；第三个时期的三十年，是“社会企业时代”，是重点产业国际化和品牌集中化的品牌全球化战略时代；第四个时期的三十年，是“公众企业时代”。那时候，康赛妮将属于社会。在薛惊理看来，品牌神圣化的LV就是康赛妮的榜样！
  这不是纸上的蓝图。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的目标，薛惊理正在一步一步地实施，犹如创业初期的厂房打桩。他亲手创办的“康赛妮商学院”就是冲锋陷阵的第二梯队。这是培养康赛妮现代化管理人才的摇篮。学生来自企业的三百多个大学生，但必须工作五年以上，经过考试。每周上四天课，每天只有一小时，每期三十人，学制两年，完成二十四门课程后颁发企业认定的硕士证书。学院有气派的教室，有自己的校服和教材，有专业的老师。薛惊理自任校长，还兼任讲课。他请来北京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老师授课，还邀请了马云、罗大伦等名人登上讲台。除了课堂教学，薛惊理还带领大家外出参观考察。每个学生的投资达十万元。他说：“值！”因为，他们是明天的栋梁，他们是康赛妮的未来！
  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薛惊理的座右铭始终是三句话十二个字：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尽忠孝心。
  行草手书的这十二个字，高挂在他宽大明亮的办公室墙上。
  这是爷爷的嘱咐。
  （本文原标题为“仁义行天下”，载《宁波帮》2014年第2期，总51期）
  （徐志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