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千年古县城，百年老外滩，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北主要包括旧慈谿山南地区即今慈城镇区域及相近区域和旧鄞县江北岸地区。风云际会，大浪淘沙，正是江北一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相映成辉，造就了近代以来江北人的辉煌。
  一、近代以来江北籍人才群体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结晶。当然从广义上讲，时代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正如近人所言：人才之兴也，因乎地理，实因乎时势。1近代以来，在宁波江北这一论土地面积不到一般县域1/5的弹丸之地走出一批批在全国各个领域出类拔萃乃至世界上都响当当的人物，而且高潮迭起，经久不衰，这在中国人才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无疑江北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区域环境铸就了这一辉煌，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尤为重要：
  （一）亦农亦商的经济环境
  历史上，现江北一地尤其是旧慈谿山南地区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唐宋以后相当普遍，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但明清以来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可耕土地严重不足，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显突出。到清代，即使与同样处于人多地少困境的邻县镇海、奉化相比，当时慈谿县的情况尤为严重。据康熙十年（1672）统计，慈谿有26246户、63184人，镇海13150户、33279人，奉化17149户、44772人，而当时三县的田地面积大体相近。40年后，慈谿又增加近3000人，而同期的镇海只增加242人，奉化增加123人。2如此人多地少的困境，在农业生产技术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农耕文明的发展到了尽头，迫使人们寻求农业以外的出路。
  与农业上的困局相比，江北一地的商业不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且近代伊始的江北岸更以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宁波现代商业贸易的集聚地。位于慈城南面的句章是宁波最古老的港口，开始于秦朝，后移至三江口，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故此地素有对外贸易的传统。到明代，以县城慈城为核心的慈谿县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活跃，当时慈谿一地市镇林立，集市贸易十分繁荣。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慈城一地经济已经从农工商并重转向以商业为重，确非虚语。3而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吸引大批域内外商人来此贸易，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刺激本地商人走出去经营。4所谓“古道遗风鲜有存者”，5从商、崇商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鸦片战争后，江北岸独特的区位优势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青睐，传教士、外国领事、商人等纷至沓来，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外人居留地。作为近代宁波开埠标志的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到19世纪末，已逐渐发展为五洋杂处的洋场，更成为近代宁波对外交通与贸易吞吐的必经中枢，宁波最早的近代商业、服务业均在这里兴办。史称江北岸“道、咸以还，轮船麇集，市肆栉比，洋场风气，濡染较先。兼之汽车、铁道、轨辙交错，人杂语庞，匪复昔比。”6清末民初的江北岸成为近代宁波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其中位于外马路、中马路的外滩成为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码头连片，汽笛声回响的地方。当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宁波外滩设有分支机构。1890年，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7在此前后许多著名的中国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入江北。成立于1872年的著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次年就在江北岸设立分局。1875年，又建造起码头。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899年也在江北岸设立兑换处，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
  显然，与传统商业相比，近代商业贸易业的发展更加迅猛，对人们的冲击与影响也更为巨大。与自给自足的凝滞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口的流动成为必要和可能，从而为人才的成长乃至脱颖而出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持续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
  人才之兴，始于教育，根基于文化。历史上以慈城为县城的慈谿文化灿烂，教育发达，学风鼎盛。宋雍熙元年（984年），慈谿即有县学之设。庆历八年（1048年），时为鄞县令的王安石还特地写了《慈谿县建学记》。特别是南宋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以孔庙为枢纽的官学和以书院为核心、私塾为基础的私学相辅相成，推动慈城文化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使之成为浙东学术重地和教育名城。其中由南宋大儒杨简创办的慈湖书院一度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文化教育的发展，使慈城历史上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璀灿的景象，其中尤以科举人才众多而闻名遐迩。唐宋以来，慈城以534名进士、5名状元、1名榜眼、3名探花、3名会元（省元）以及2400多名举人的耀眼数字，成为名符其实的科举名城。8
  与此同时，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办学活动在江北一地由来已久并持续兴盛，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助学高潮迭起，蔚为壮观，乃至成为江北人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从而汇成为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力量。助学主体由传统官绅转近代商人，助学形式更为多元。在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江北近代教育得以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无疑在于民间助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如1909年慈谿县以旅外商人为主的私人捐助教育费22554元，占当年教育经费52％。民间助学活动的有效进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力地推动全社会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更为普及新式教育以及探索新式教育的发展途经提供了珍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商人主办的学校中，十分注重教育与实业、社会的结合和协调发展，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如重视英语、计算科目以及教学实践环节，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形式实现对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改造，从而有力地带动宁波近代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同时将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引入到教育领域，从而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江北许多学校都设立校董制度，对学校的经济与发展方向负有全部责任，这是近代商人根据企业的投资制度与西方教育的某些成例所建立的教育投资制度，它实际上是商人自发组织的教育慈善基金会，而不是绑在某个企业或个人身上的负担，因而它不会以企业或个人的兴衰而起落。
  商人办学方面钱业巨子秦润卿堪称典范。其办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多年后从慈城走出去的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对其赞颂不已，说“近代尤为令人钦佩的要数抹云老人秦润卿了。他一生热爱故乡的公益教育事业，先后筹资创办了宁波效实中学、慈湖中学、普迪小学。……秦润卿还筹资创办了抹云楼图书馆，将天一阁、醉经阁流失的图书珍藏于阁中。受到故乡先辈的影响，这些年来，我这个游子也为家乡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10
  1915年秦润卿联合李寿山、王荣卿等旅沪同乡集资12000元（约值现人民币五六百万元），在慈城西郊创办“普迪学校”。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为了办好普迪，秦润卿聘请鄞县名士谢缄三为校长，并将学校一切事务托付给他，自己则担任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筹集办校经费等。学校对于那些贫寒子弟，免收学费并供应纸张文具，以至被人看作贫民学校。学校的日常开销、教员工资等，全部由秦润卿负责筹款拨给。
  远在上海的秦润卿对学校的发展一直予以关注，对教师更是备加爱护。他深知办好一个学校的关键在于教师，为此努力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111932年冬，校长谢缄三因病去世，秦润卿闻讯后，“特地从上海专程到慈城主持追悼会，在会上致悼词时，润老声泪俱下，全场为之感动。
  多年后，”12从慈城走出去的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先生还对普迪学校赞不绝口：“更令人称颂的是，凡进人普迪小学读书，都可以完全免费，课本、练习本、笔墨，全可都不要钱，这普迪小学便是专门给穷人孩子读书的，而有钱人家的子弟还进不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哩！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的，还给介绍工作。这在当时国内可是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翻身的事呢！穷人的孩子能不高兴么？”13
  1933年，慈谿县政府拟创办慈谿县立中学，邀请当地名儒杨省斋、杨逊斋及秦润卿等人商议，希望他们支持，并请陈谦夫任校长。秦润卿即捐银千两表示支持，后来他又捐资协助该校在原慈湖书院附近购地数十亩扩建校舍。慈谿县立中学即后来的慈湖中学，在秦润卿等旅外慈谿人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浙东一所著名学府。
  民国时期慈谿被认为是近代浙江教育最发达的一个县份，据统计，1925年初，全县就有各类小学138所，教职员512人，学生9266人。14一大批贫寒子弟即是在秦润卿等呵护下得以接受现代教育而后走上社会，走向海内外的。如早年就学于秦润卿创办的普迪二校的袁上岳先生半个多世纪后充满感激地说：“自己经历了一个白读书，苦读书，读好书，甚至白吃饭的求学过程。我今已年逾八旬，抚今追昔，除了应该感谢培养我的学校和老师外，更值得缅怀的是那几位创学办学的先贤。他们栽播的读书种子，不但早已开花结果，而且弘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崇高道德，对于我国当前科教兴国、建设希望工程、适应国际人才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复兴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袁上岳还表示“现在全国富人日益增多，凡富裕而有志于爱祖国，爱家乡，造福于桑梓，积其德于子孙的人士，对照先贤的榜样，其自勉兮！”15
  显然，近代以来弹丸之地的江北能成为各类人才的摇篮，无疑得力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基础教育的普及，而这方面以新式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大力支持和参与教育事业居功至伟。
  （三）西方文明的深入影响
  进入近代以来，以江北岸外滩为中心，以洋货与传教士载体的西方文明纷纷深入江北城乡各地，对推动人们了解与认识西方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江北人即是由此接受和认同西方文明进而模仿与追求，从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江北岸为据点的洋货已深入江北各地，并为人们广泛接受，所谓“农夫醘妇通体洋货”。同时江北外人居留地市政建设开始起步。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措施，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
  期间，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在江北一带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江北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江北岸出现，这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江北走向近代化的进程。1854年江北岸出版了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3年，为浙江省新式报纸之始。之后，又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等近代报刊出版。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自此以后，宁波人自己的报刊陆续出现。传教士也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江北岸，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印刷机器来自美国。1860年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机械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其中在江北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宗教类占81％，科学文化等占19％。
  外国传教士在创办近代学校上取得了更大成就，而江北岸是他们办学的一个中心。随后慈城、庄桥、洪塘等繁华之地也有教会学校的设立。1844年即宁波开埠的当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爱尔德赛从南洋来到宁波江北岸传教，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如1881年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的崇信书院，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据《宁波教育志》载，到1912年，西方国家在宁波已经开办了18所新式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撞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从教育内容看，宁波各学堂所学的内容开始采用西方的教学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如华英书馆就由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英、俄、法三国语言。从教学方法看，也更为合乎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海上闻人袁履登以及杨坊、周宗良、方液仙等宁波帮重要人物都曾就读于江北教会学校。
  可见，西方文明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江北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江北与江北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江北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江北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江北乃至宁波人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江北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二、近代以来江北籍人士外出创业的发展进程
  历史上，江北人外出谋生创业由来已久，多地少的生存困境迫使人们纷纷外出，因商致富代有其人。明清时，“天下闻名”的苏州孙春阳南货店即是慈城人孙昌期（1573-1634）自明万历中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创办的。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称该店“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选料之精，”16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合郡无有也。明清之际，还有一批慈城成衣业匠人前往北京谋生，并于明嘉靖年间“商同各辅掌柜，伙友出资，在于南大市路南创办浙慈馆。……当时成行业，皆系浙江慈谿县人民，来京贸易，教道各省徒弟，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17康熙八年故名曰浙慈馆，”（1668），慈谿水镇乐梧冈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铺，不久即誉满京城。乾隆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四大恒”银号，“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京师“著名钱铺”。
  进入近代以来，江北人外出创业，更是经久不息，高潮迭起。为便于了解，本文将近代以来江北人外出创业的进程分为历史与当代两个时期，其中历史时期又分为大陆地区和海外及港台地区两个部分加以叙述。
  （一）历史时期
  1、大陆地区：
  五口通商后，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中心，吸引了包括江北人在内的近代宁波人纷纷前往谋生创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18在整个近代时期这种单向的移民潮经久不息，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如表1所示，秦润卿去上海学徒的1891年，从宁波外出人数已达181000人次，较之2年前的1889年增加一倍，而1911年更突破80万人次大关。
  资料来源：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
  后来享誉中国工商界的一大批江北商人就是从这股人口流动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在新的环境中，大批江北人脱离原来的秩序，不再受土地、家庭乃至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为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年从江北岸轮船码头乘上轮船，外出谋生创业，往往成为许多江北人人生的转折点。他们抓住近代中国特别是上海开埠的历史机遇，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纷纷开拓出一方方属于自己的天地，有的进而成为行业翘楚乃至商界领袖。在上海工商界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的上海总商会十八届领导人中，近代江北商人不仅是该会创始人，而且担任七届负责人，还有二人担任副职，其中周晋镳（1847-1923）连任五届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这在上海总商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近代江北商人在上海的地位也可见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大批外出的江北人多以上海为目的地，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到清末，以慈城为中心的江北商人足迹几遍国中。据清光绪《慈谿县志》载，由于“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日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粤，贸易綦多。或一岁一归或数岁一归，携带各处土仪馈送亲友，甚至西南洋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19其中在北方商业中心天津、华中商业重镇汉口，近代江北商人人数众多，相当活跃。
  就行业来说，近代江北商人在药业与钱庄业上的作为尤令人瞩目。早在北宋年间，慈城五马桥的冯氏就以经营药业致富，北宋名臣舒亶曾以“药肆万金饶”赞叹之。此后冯氏世代以经营药业为生，至明清之际，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药业世家。沪甬等地的冯存仁中药名店就是冯家的杰作。咸丰年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筹集军饷，药商冯云濠先后捐银30万两，被赏花翎，授二品观察，并赐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名震朝野，由此人们得以一窥宁波商人的富有。其他如“大清药王”北京同仁堂，上海冯存仁、童涵春，天津达仁堂，广州敬修堂，杭州张同泰，济南宏济堂，沈阳继仁堂等数十家百年老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明清时期，慈城几乎所有的大家族都有人从事药业经营。进入近代，江北商人在药业经营中的优势继续得以保持，以致在业内素有“药业三溪（慈谿、兰溪、绩溪），第一慈谿”的说法。20
  而在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有“百业之首”之称的钱庄业也是慈城商人长袖善舞的行业领域。如上所述，开设于康熙年间的北京最著名的钱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就是由慈城商人经营的，进入近代后信誉更著。曾任清廷顺天府尹的陈夔龙曾记叙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情形时说：“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为此慈禧还曾召见陈夔龙，决定由政府借银一百万两，临时进行接济。21号称清末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之一的慈三七市董家是较早在上海设立钱庄的宁波商人。据张介纯先生研究，董氏于1846——1870年间已在上海、杭州、宁波、汉口等地地设钱庄达14处。2
  清末时上海北市钱业领袖洪念祖（1856-？）、林韶斋（？-1905）、赵世诚，南市钱业领袖冯莲汀，均为慈城人氏。此后秦润卿又执上海钱业牛耳几十年。而与秦润卿同时代的慈谿商人还有李寿山（1876-？）、盛筱珊（1877-？）、徐承勋（？-1933）、徐庆云（1815-1931）等均为上海钱业名人，以至业内人士称“同治以后，领导上海钱业者，可谓全是慈谿人的天下”。23如秦润卿学业的协源钱庄是原籍安徽迁居苏州的典当业巨商程衡斋第四个儿子程卧云所办。程家起初设有延泰、安培、安泰三庄。程卧云去世后，财产由其子文、子仁、子美及孙觐岳等继承，并对钱庄加以改组。1889年成立协源，“分别由上虞罗韵楼、慈谿林韶斋主理其事”。241896年成立协大，1897年成立延源，均由早年对秦润卿一家助力颇多的林韶斋任总督理，绍籍沈文灿、罗越卿任经协理。而与林氏同时代的慈谿人洪念祖则长期主持由湖州许氏与洞庭山万氏合设之宏大钱庄，直至辛亥革命时洪氏无意经营为止，“垂二十年”。期间，林、洪两氏还先后担任上海钱业公所总董。与秦润卿同时代的上海钱庄业更是聚集了一大批浙东人士特别是慈谿籍精英。其中“有顺康经理李寿山，赓福庄经理盛筱珊，鸿胜庄经理郑秉权，鸿祥庄经理冯受之，鸿赉庄冯春康；鸿胜、鸿祥、鸿赉、鸿丰四钱庄均由葛辛木先生任总督理，他如益昌庄经理徐伯熊、寅泰庄经理冯斯仓，恒隆庄经理林友三，裕丰庄经理林联琛等，以上各大汇划庄经理都为慈谿人，团结一致而以秦润卿先生马首是瞻，而所经营，均取稳健政策”。25
  曾任上海钱业公会领人的秦润卿、盛筱珊、王鞠如、李寿山、冯受之、邵兼三、冯斯仓、徐伯熊、盛蕃甫、秦贞甫、郑秉权、冯作舟等均为江北人，其在上海钱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其中秦润卿担任钱业公会会长达16年，为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被誉为上海钱业第一人。
  当然，除了药业、钱业外，近代江北商人在经营领域上已长袖善舞，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如银楼业以及买办业中的王铭槐、徐庆云，纺织业中的任士刚、银行业中的孙衡甫，在业内都名闻遐迩。其中在近代天津，王铭槐深受多个外商信任，长期担任洋行、银行买办，且其子孙及其同乡、姻亲均有多人担任买办，从而组成了相当庞大的买办网。
  近代银楼业前店后场，是制作和经销金银饰品、镶嵌珠玉宝石的“富贵生意”也是近代江北商人经营的重要商业。时人称“甬人营银楼业者以慈镇两帮为多，全国各埠随处均有。26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江北一地一些家族外出经商人数众多，有发起成立同宗会者。如1922年底庄桥费氏在上海成立同宗会。当年12月26日《申报》报道说：慈谿东乡之费氏族人旅沪经营商业者人数颇多，前由银楼业公所总董费芸孙等发起旅沪同宗会，一时相继加入者极为踊跃。昨日在南京路宝成裕记银楼楼上开筹备会，当时举定费鸿生为临时主席，芸孙为临时会计，楚珍、席珍、海明、汝升、敬甫、仰甫、福卿、杏庄、慎甫等九人为干事，筹备应进行之事宜，并议决登报征求同宗入会，于阳历元旦开成立大会，并选举会长等各项职员，末由到会各人分认经费四百余元，遂进茶点散会。27除费氏外，近代慈东庄桥一带，还有许多家族因纷纷外出从事银楼业、药材业而致富，以致远近闻名，所谓“童姚马泾张，银子好打墙”的说法不胫而走。
  2、海外及港台地区：如上所述，江北人赴海外谋生创业由来已久，至少在清光绪前已有慈城商人在海外经商的记载。如近代中国早期科技翻译家舒高第于同治年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职于上海广方言馆与江南制造局，不仅翻译大量军事技术、工艺制造与自然科学方面的西方书籍，而且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特别是慈城大家族冯氏在南洋新加坡等地繁衍生息，历史悠久。据冯氏后人冯骥才在《乡魂》一书中记载：新加坡有冯氏宗亲会，他们是几百年前从慈城经宁波走向海外的冯氏族人，他们已经在新加坡安居乐业，生根开花罢了。28但总体来说，江北人较大规模地赴海外及港台地区创业则在抗战前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鉴于国内动荡不宁的战乱与时局，一批原来在内地特别是在上海从事工商的江北人士纷纷转移至港台及海外地区。他们凭借在内地多年从事工商业的经验与资本积累，在异国他乡奋力开拓，成为后来名闻中外的海外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至少在晚清已有慈城人在日本经商的记载。1870年慈城黄山赴日本经商，是当时仅有的被日本政府允许住在外国人居住地的13个中国人之一。他在日本创办“凌云阁”，主要经营汉文书籍、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丝绸等中国产品，直到清末他一直旅居日本。去其族兄王治本在日本除了进行书画交流外也在经商，还有王汝修、王琴仙，他们都是王惕斋同族兄弟，大都跟着王惕斋在日本各地经商。同时代另一个慈城人冯云也在日本经营书画。29其中1877年赴日的王治本在日30年间，足迹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深入中国人很少乃至从未到过的地区。其旅行路线之长、所到地方之多、交结朋友之众、留下遗墨之丰，在近代旅日华人中都是首届一指的，对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贡献良多。1906年，慈城云湖东岙人徐敏修、周友弟夫妇赴日本横滨，以开设杂货店为生。后在其子徐敏修经营下，发展到饮食、旅馆等业，1950年代在横滨山下町建造七层楼的阿斯特旅馆，成为当地华侨富商。30
  进入20世纪后，也有一批江北籍人士留学日本后回国发展，如清末留学日本的叶墨君（1881-？），曾任杭州女子师范校长，天一味母厂董事兼经理、昆明酿造厂董事。欧美：近代江北人领风气之先，在近代早期就远涉重洋，赴当时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欧美地区学习。如上所述，洋务英才舒高第早在同治年间就赴美留学。而19世纪70年代名闻遐迩的留美幼童中更是有近代江北人的身影。留美幼童是19世纪70年代初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120名中国幼童的总称，是中国自古以来由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们出国时平均年龄为12.5岁。其中有广东籍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籍8人，安徽籍4人，福建籍2人，山东籍1人。宁波籍6人，占总数的5％，他们分别是第二批（出国时间为1873年6月12日）中的丁崇吉、陈乾生、王凤喈和王良登；第四批（出国时间为1875年10月14日）中的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而在6个宁波籍留美幼童，原籍江北的有4人，即来自慈城的王凤喈、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来自江北岸的陈乾生。中学毕业后，王凤喈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的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正当他们潜心攻读之时，由于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1881年秋季留美学生被迫中断学业，凄然回国。其中沈德耀回国从事企业活动。王凤喈（字仪廷）被分配到刚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短期学习，很快任学堂帮教。他怀着将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愿望，悉心传授，热情帮教，并培养出一批科技教育、铁路和外交等方面的有用人才。1890年至1894年，薛福成出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王凤喈以其丰富的西学知识和高超的外语才能被选作随员，以候补翻译官职随同薛福成出使欧洲，成为我国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惜在归国途中不幸染黑热病，殁于地中海上行驶的轮船。进入民国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更有大批江北籍学子纷纷赴欧美留学，如民初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慈城籍秦禊卿（1885-？）在钱业上颇有作为，曾任汉口中孚银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市钱业联合准备库经理、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秘书长。童深道（1899-）20年代从法国曩西大学银行科毕业，曾任中国农工银行副经理。20年代毕业于浙东中学的龚祥瑞进入清华大学学习，30年代留学英国，归国后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工作，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为新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读北大法律系时最欣赏的教师之一。在龚祥瑞的支持下，1986年宁波大学创办时，北京大学法律系对口支援宁波大学法律系，为该系的筹建立下汗马功劳。期间也有留学后定居国外发展的江北人士，享誉中美两国文学界的董鼎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2年出生于江北泗洲塘并在家乡完成小学教育的董鼎山，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为柯灵所编刊物撰稿。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新闻界任职二年。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著书有《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等多种，中英文作品散见于中美报刊。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他在美国居住50多年，用中英双语写作，且作品题材之广，发表刊物之多，海内外影响之大，在美籍华裔作家中极为罕见。2000年12月，荣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终身贡献奖”。这是给这位半个世纪以来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之最高奖励。其弟董乐山是国内著名的英语翻译家，两兄弟有兄弟文学家之誉。而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谈家桢、朱祖祥等也是于三四十年代先后赴美国求学而奠定其事业基础的。港台地区：进入20世纪后，香港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人们的目光。30年代在国货运动中名闻遐迩的“汗衫大王”任士刚1914年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后考入香港大学，20年代开始在上海从事实业活动，提倡国货不遗余力。1928年参与创办上海重要的国货团体——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并长期担任常务委员。葛杰臣（1899～？）也早年就读于香港培纳学院。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相继创办葛杰记呢绒号、天华织布厂，并设华美进出口行，经营呢绒进口业务。后开设中华制铁厂。1927年创办华商益中公证拍卖行，办理火险公证及拍卖、鉴定、估价事项，其业务与信誉为全市第一。30年代发起组织上海市呢绒业同业公会，被选为理事长。曾任上海市商会理事及租界华人纳税会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曾出任上海市参议员。1949年又去香港发展。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的阮维扬（1902—1989）于1923年在沪开办康元制罐厂，后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30年移居香港，经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抗战期间，曾担任香港商会副会长、宁绍同乡会主席。1946年前后，发起组织苏浙同乡会，任会长。1967年参加首届宁波旅港同乡会，并受到旅港同乡的一致推崇，任同乡会监事长。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其他宁波人一样，江北人前往香港创业多在50年代前后，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如在战后香港实业界享有盛誉的邵炎忠（1935～1996）1948年随家迁居香港，从香港华仁书院毕业后赴英国攻读纺织技术，再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58年返港任香港工业专科学校纺织技术系讲师。1964年创办美科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1969年创办益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此外历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香港工业总会分组委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委员，香港职业训练局电子训练委员，企业管理发展中心委员会委员，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管理委员会委员，消防事务处防火小组委员，港府裁判司署裁审顾问，港中工业合作委员会主席，香港理工学院电子工程顾问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研究社执委，荃湾工业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理，广州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理事，浙江省政协委员，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顾问。1950年移居香港的姚祥兴，致力于工业制造，获得业界推崇，曾任香港甬港联合会会长、香港浙江同乡联合会副会长。50年代由内地赴港发展的孔爱菊（1919—2009）与丈夫刘浩清从事进出口贸易，在业内也颇具名声。曾任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妇女主任、宁波旅港同乡会副会长、香港甬港联合会副会长等职。有40年代上海娱乐业巨子之称的郑炜显（1916—）1950年代前后赴港后转而从事航运业，特别是大力帮助好友后成为世界船王包玉刚经营航运业，对此多年后船王还感念不已。
  台湾是战后江北籍人士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北籍人士纷纷前往台湾发展，1947年，江北籍人士叶启发、应昌期为联络乡情、凝聚同乡力量，发起成立宁波旅台同乡会，叶启发任会长。战后来到台岛的不少江北籍人士凭借独特的优势与积累，长袖善舞，成为业界翘楚。如陈润源1949年赴香港创办永康钱庄及大新银行，出任总经理。1975年辞去大新银行之职，专责推拓“永康”业务，积极推展台港贸易，融通厂商资金，并先后在高雄加工区设立宝利制衣厂，在台北县中和乡设立台新纺织企业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并担任联中建设公司常务董事。兼任香港苏浙同乡会会董，国际基甸圣经会香港分会会长等职。战时任职于福建省银行的应昌期（1917～1997）1945年转赴台湾银行任职。历任总行营业、业务及国外各部经理，后升任副总，经理、中兴纸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60年代初投身实业界，先后创办华夏塑胶公司、利华羊毛公司、国泰化工公司、益华食品公司、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及美国印科电子公司等企业，业绩斐然。可谓大展宏图，被称为具有“伟绩”、“成为楷模”的企业家。应鹤山（1919—）1946年由上海转赴广州，经营纱布业务，任上海纱业旅粤联谊会会长。1948年去香港九龙继续经营纱布业，任香港纱布业公会副会长。1957年赴台发展，在继续从事纺织业的同时，向水泥业拓展，历任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远东纺织公司常驻监察人、亚东化学纤维公司常务董事、台湾区水泥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被认为是台湾水泥业巨子。原籍慈城的柳元颿原任上海亚东银行经理，后到台湾任台湾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60年代后，许多原在台湾军政界的江北籍人士转而从事工商业，有的转向海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前后，王欣康、沐定嘉、应昌世等一批早年就读于慈谿县立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的莘莘学子经常往来于台港之间，联络两地同学，互通消息，渐渐地形成了小型的同学会，虽然没有正式挂牌登记，实际上可称为慈谿中学台港同学会。据说最初有成员20余人。他们经常聚会，联络乡情。大陆开放后，最早返回故乡探亲访友。312013年7月，由慈城籍旅台人士、台北宁波同乡会《宁波同乡》杂志主编应平书女士与原籍慈谿掌起的袁毓淇女士发起旧慈谿旅台人士在台北成立台湾慈谿联谊会，会员近百人。32
  江北籍人士在港台地区除工商业外，在军政、文教等领域上也卓有表现，如从慈城走出去的桂裕长期执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被誉为台湾法学教育的泰斗级人物，海商法权威教授，又是著名的保险法专家，曾在1958年参加联合国第一次海商法会议。台湾许多政界人物如马英九、陈水扁等出自其门下。而祖籍洪塘的徐訏（1908—1980）11岁随父亲徐韬去上海。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返沪，编辑过《论语》半月刊、《人间世》杂志、《天地人》半月刊。1936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2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期间创作小说《鬼恋》，一举成名，作品先后三次搬上银幕，被誉为“文坛鬼才”。1942年至重庆，供职中央银行，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翌年发表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现了“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的情景，人称这一年为“徐訏年”。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一年，任《扫荡报》（后改名《和平日报》）驻美特派员。1950年至香港，任拓荒出版社主任。1954年至1960年执教珠海学院。1961年后，历任新加坡南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1979年任香港浸会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院长。著有长短篇小说、诗词、剧本、评论集60余种，台湾出版过《徐訏全集》17卷。文学界评价他为精通新诗、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的全才。香港浸会大学设有“徐訏文学奖”。当然在台湾军政界发展的江北人也大有人在，如慈城施氏、柳氏，均有多人任职于台湾军政界，其中柳元麟为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陆军中将，柳元骅曾任台湾联勤总部中将副参谋长。
  其他地区：除上述国家与地区外，也有一些江北籍人士赴其他地区谋生创业的，如1917年出生的董伟达出身建筑世家，早年在上海求学。抗战前曾主持建筑苏北江都泰州公路，江南宜芜公司各车站工程。抗战期间，在贵州各地建造公路桥梁多处。抗战胜利后曾在广东、湖北、上海等地参与铁路、大桥、机场等建筑工作。后侨居南洋，先在新加坡和亚庇等地经营，后选定沙捞越古晋为其发展事业的基地。几十年来，为沙捞越政府机关、学校、教堂、银行、工厂、戏院、住宅以及道路、桥梁等工程的建设，贡献甚多。历任当地商会、学校、慈善团体及同业公会等要职。曾任伟达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沙捞越陇西公会会长、德教会名誉会长、三江公会名誉主席、建筑商总会顾问、云南善堂名誉主席、董氏宗亲会副会长等职，当地政府还将其居住的那条街命名为“董伟达街”，以示表彰。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回故乡慈城探亲访祖。
  （二）当代
  大陆改革开放后，与大陆其他地区一样，江北人形成了一股出国潮，且至今经久不衰。20世纪80年代后出国热在大陆开始升温，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大陆各地江北籍人士海外移民更呈直线上升态势，其形式主要为留学（包括自费、公费）和投资移民两种形式。他们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他们与第一代宁波帮人士的子女一起构成了新一代海外宁波帮。
  据2004年初江北区侨情普查统计，当时全区有出国留学人员17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13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人员中，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有31人，占18％；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有114人，占67％；2000年以后出国的有25人，占15％。正在攻读或已取得博士学位的53人，占31％；硕士学位的74人，占44％；大学及以下的43人，占25％。所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中，经济专业的31人，占18％；计算机专业的30人，占18％；医学专业的15人，占9％；生物学专业的13人，占8％；电子专业的9人，占5％。已学业有成，在国外工作的有100人，占59％，其中个人创业的19人；在企业、公司工作的37人；在科研院所工作的39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的5人。回国服务、创业的有11人，其中受聘高等院校任教的2人；投资创业的5人；子承父业管理企业的2人；担任外国大公司驻中国高级代表的2人。33此后，全区赴外留学的势头有增无减，回国服务创业的人员也有明显的增加，但留学人员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大的变化。
  海外宁波帮后代大多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在父辈的辅助下，奋发有为，已经扛起承前启后的家族重任。如应昌期之子应明皓早年赴美就读，毕业于路易斯安娜大学机电专业。1970—1989年在美国太空总署任工程师、MEASUEX公司任生产部经理，后创办生产电子产品的INKO工业公司。1989年奉其父应昌期之命回台管理家族企业，曾任国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1992年赴宁波投资兴办多家企业。其父过世后，全面掌管家族企业。关心家乡建设，主导其父应昌期在宁波投资的几个项目的筹建及管理，代表家族捐巨资在慈城重建中城小学、慈湖中学、慈城保黎医院，新建倡棋幼儿园等社会公益项目。姚祥兴之子姚锦华出生于1956年，先后赴加拿大、美国留学，获得数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后协助其父事业。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业界占有一席之地，现任香港制衣出口商会理事、香港甬港联副会长、世界轮社香港半岛扶轮社执行委员、宁波市政协第十三届政协委员。1952年出生于台北的慈城籍人士应平书。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曾任国语日报儿童版主编、中华日报记者、艺文中心及专栏中心主任。现任台北昆剧团团长；专栏作家协会、妇女写作协会秘书长、台北市宁波同乡会会刊《宁波同乡》主编。是台湾文坛颇有名声的散文作家、资深昆曲工作者。出版有《激情手记》、《笑看日出》、《奇奇历险记》及《美芸的两个生日》等书。作品包含童话、故事和小说。曾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奖首奖、文建会、省新闻处征文散文创作奖，台湾省政府副刊主奖，主编的中华副刊曾获中兴文艺奖。她写作文类颇多，有访问、童话、报导、散文等，文字隽永，于平实中见真情，除父母、子女、师生、亲友之情外，更兼及社会、同胞的关爱。近年来积极推动昆曲传承，93年获艺术馆甄选为乡土艺术种子教师，主持的中华戏曲与文学推广协会及台北昆剧团，两度获台湾“行政院”陆委会颁从事两岸专业交流绩优团体奖。
  同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从大陆出去的一批江北籍留学人员与移民，经过勤奋努力，也创业有成，其人数若加上上海等地江北籍子弟则相当可观。他们多数取得了所在国居留权，其中不乏高科技人才或其他成功人士，开始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出国留学人员大部分是国内高等院校的高材生、尖子生，通过在国外的学习研究，大都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有的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所涉及的专业学科几乎涵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他们学业有成后所从事的职业层次普遍较高，有的在海外自办高科技企业、有的在国外大公司、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大多数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如留学人员王建军，1986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农业系硕士学位、食品系硕士学位，医疗器械、食品、农业综合工程跨系专业博士学位，1992年成为美国高级仪器技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1997年成为美国亚培跨国公司研究院院士，高科技项目主持人。共申请专利34项，已获美国专利18项，国际专利1项，专利项目涉及控制、监测、医疗、超声、包装和无针注射等领域，大部分专利已经开发应用。他还热衷于中美文化的交流合作，曾任美国海外中国学术交流协会会长、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名誉会长、全美中国文化教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组织全美华人“庆祝香港回归，遥寄一份真情”万人签名活动，代表美国6万华人赴香港参加庆祝回归活动并赠送巨幅五星红旗和万人签名册。曾应国务院侨办邀请代表祖国新一代华侨华人，赴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观礼。2004年，王建军与美国WebEx公司总裁朱敏先生等人共同发起创办北美宁波经贸科技发展促进总会，该会旨在联络北美各界宁波乡贤，加深相互交流，促进北美和宁波之间在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各项交流，推动宁波经贸科技的发展。同时作为桥梁和纽带，为北美和宁波的工商、企业、科技、文化、教育等各界穿针引线，团结、联合海内外，特别是旅居北美的各界宁波乡贤，以各种方式支持宁波经贸科技的发展，为中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1951年出生的赵小蝶，1979年已在宁波下乡插队6年的她与丈夫一起赴港与家人团聚，由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活动。她们先从事紫砂工艺品销售活动，成为把宜兴紫砂壶销往台湾的第一人。随后赵小蝶大胆改良紫砂生产工艺，并融入中国优秀文化内涵，从而使紫砂壶这一古老的工艺焕发出生机，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她自己也因此获得“紫砂皇后”之美誉。90年代中期，眼看紫砂壶市场渐满，赵小蝶激流勇退，在上海办起了赵小蝶化妆品有限公司，闯入当时已拥有三千种品牌的大陆化妆品市场。经过一番跌打滚爬，已在商场上练就一副钢筋铁骨的赵小蝶终于在竞争激烈的化妆品市场成功闯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路。1995年，海内外注目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赵小蝶作为一位来自香港商界的成功女性应邀参加了大会，与会期间，她特地将价值150多万港币的小蝶牌化妆品赠送给与会的中国代表。博击商界的赵小蝶还十分热心社会公益，致力于香港与内地的妇女事业，先后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香港港湾妇女协会名誉会长、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名誉副会长、浙江省妇联执委、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执委、中国女市长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早年就读于家乡庄桥中学的薛刚平1977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1982年赴澳大利亚阿德雷达大学深造，1986年获博士学位后又在该校做了一年半博士后研究。1988年受聘去英国伦敦国立医学科学研究所实验室工作3年。1991年起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热带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澳大利亚联邦国家科学院首席科学家。是国际知名的植物分子学专家，在小麦和大麦抗旱的分子机制、禾谷类作物转基因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在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国际生物工程会议和全澳生物年会上作过学术报告。1998年应邀到浙江农科院讲学，1999年来宁波农科所作学术报告并受聘任宁波市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技术顾问。其名字和生平已列入《世界科学名人集》等工具书中。
  家住江北的陈帆青从宁波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1991年在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1998年在美国洛斯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生命科学实验室致力修复基因研究，后从事糖尿病并发症的药物研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高通量实验室负责人，QB3中国总代表，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纳米毒理学高通量检测领域的前沿研究专家，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2012年初，为进一步联络联谊在港江北籍及帮江北人士，加强与家乡的联系，推动江北发展与进步，薛惊理等发起成立香港江北联谊会，并担任会长，古宣辉等一大批人士被推举为名誉会长、顾问等（详见下表），成为海外首个江北同乡联谊团体。34
  名誉会长：
  古宣辉 香港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宁波市海联会名誉会长
  邹星培 香港宁波同乡会副会长
  姚锦华 香港甬港联副会长、宁波市荣誉市民
  裘伟 香港宁兴公司副董事长
  顾问：
  王伟明 深圳宁波经济促进会（商会）会长
  林国镇 香港甬港联秘书长、常务理事
  谭建国 《宁波帮》杂志社社长
  赵小蝶（女） 香港象山联谊会会长
  邬根祥 宁波丰华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福友 宁波贝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圣蟾 原宁波甬港联干部
  会长：
  薛惊理 宁波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吴昌永 立新电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漱南（女） 香港明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懂事（丈夫：陈家俊）
  姚亮华 香港裕丰针织厂有限公司
  周志宁 香港酷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秘书长：
  陈家俊 香港明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秘书长：
  洪瑾 香港凯基证券集团企业融资部经理（江东籍）
  理事：
  包静国 香港九龙仓中国职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包海东 大生纺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罗家文 金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康峰 中沛林律师行律师
  杨大志 高伟绅律师行律师
  何方香 港高盛公司经理
  袁雅萍 安昌美贸易公司经理
  虞先勇 永昶（香港）发展公司经理
  何均安 香港永康旅游公司经理
  李惠萍 陈敏香港英国保城保险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香港CITYSUPER超市经理
  周昱昊 宏利金融集团分析师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1949年后，内地江北籍人士在国内各个领域也是奋发有为，特别是为新中国科技和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内地改革开放后，以金田铜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同时许多内地江北籍人士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纷纷前往各地创业，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上顽强拼搏，长袖善舞，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三、旅外江北籍人士与家乡建设
  一曲慈孝水，惠及千秋人。近代以来，在外创业的江北人与其他宁波帮人士一样，多有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历史传统与崇高美德。他们身在异乡，心系故土，或在家乡投资兴业，或举办慈善公益事业，成为推动家乡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江北的近代化之路就是由旅外江北籍人士开拓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号称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严信厚（1828-1906）在慈城办起浙江第一家近代企业——慈谿火柴厂。光绪二十五年（1887），他在宁波北门外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更是以其规模与近代化程度开启了浙江经济近代化之门。进入20世纪后，在旅外江北商人的支持下，一批金融机构、航运企业以及电灯（意为电力）公司、辗米厂等先后在江北岸、慈城、洪塘等地设立，使工业文明在江北一地有了明显的进步。1913年，旅日华侨徐蕙生在江北岸接办1907年由法人创办的正大火柴厂，后发展成为近代浙江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火柴厂。35为使家乡人民早日享用现代文明，1926年初，秦润卿在慈城发起成立慈明电灯公司，资本3万元，装机容量24千瓦。“业由交通部备案”。后秦润卿“拟将城厢内外营业范围改为慈谿全境”。交通部以“范围太广，未便核准。36该公司运行十年后，于1935年被宁波城区的永耀电力公司兼并。37
  与在投资兴业等经济活动相比，长期以来，旅外江北商人在家乡兴办的慈善公益活动更为普遍，活动内容也更为广泛，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为巨大。旅外江北商人在家乡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种类繁多，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济贫扶困等传统慈善活动与办医办学、兴修水利、铺路修桥等社会公益活动两大类，其中又以办学办医及济贫扶困等善举最为著名，办学活动已如上述，兹仅举近代江北商人合力促成并维持的宁波最早的慈善医院——慈城保黎医院与著名善云华堂，以窥其一斑。
  长期以来，慈谿一地缺医少药，疾病一直是人们生命的最大威胁。特别是1909年前后，慈谿瘟疫流行，因得不到及时救治，死者无数。鉴于此，钱吟苇兄弟与时在宁波任教的陈谦夫等发起成立保黎医院，“以济贫病”。1910年农历三月该院即对外开诊。不久，该院即得到秦润卿的大力支持。早年因疾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接连失去亲人的秦润卿对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有着深切的认识，故在得知家乡保黎医院发起创办后，他即以医院兴衰为已任，积极参与该院事务，特别是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成立伊始，秦润卿即捐资8000元，兴建院舍。“醵金建舍秦公赞襄独多”。38
  在秦润卿、冯芝汀等旅外慈谿商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院长吴莲艇的苦心经营，保黎医院成立不久即“声誉大起，求治者踵错于庭，日必百十人。……邑人感其勤劳，纷起为援。于是建院舍，购器械，年有布展，不遗余力，十年之间成就卓著，为吾浙私立医院冠冕”。39
  保黎医院的创办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该院慈善性质相当明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对于贫病者免收诊疗费，还赠送药品。每当夏秋瘟疫易发之际，医院还开办时疫医院，开展预防和救治工作。为此该院经济上经常“入少出多”亏耗严重。其经费主要靠向外界捐募解决。为培养医疗技术骨干，提高医疗水平，保黎医院还附设医校。1920年时，有毕业生周剑若等3人，“学验俱望，同留院服务”。40同时该院十分重视医疗条件的改善。在秦润卿等旅外商人的大力支持下，早在1915年时即以1万银元建起手术室。1919年又以4369银元购置美国X线机，为国内最早使用X线机诊断的医院，也是当时省内国人自办最早、设备和技术较好的一所医院，因而远近闻名，近悦远来，广受欢迎。据宁波《时事公报》报道，该院仅1921年即出诊总数为1017人次，门诊18875人，分脱牙齿768次，种痘450人，收产49次，戒烟29人，救服毒4人，麻药手术223次。可谓成绩卓著。41
  创办于清同治年间的慈城云华堂是清末民初宁波一地较有影响的慈善机构。以办理育婴、施药、舍材、埋葬及惜字、褒贞等善举为主。云华堂创办以后，一直得到旅外绅商的支持，特别是民初成立云华堂董事会后，秦润卿、李寿山、盛筱珊等旅外商人不仅捐资支持，而且努力推动云华堂的变革，使之从一个传统善堂发展为以孤儿教育为主的近代型慈善机构。1922年设立云华孤儿院。1941年4月慈谿沦陷后，云华堂处境日趋艰难，经济上入不敷出，当时隐居在上海的慈城商人仍多方予以援助，使之得以维持。
  长期以来，旅外商人平时对于济贫扶困乃至家乡社会治安之维持，也无不尽心尽力，予以倡导或积极参与。1938年5月，秦润卿获悉家乡存粮将罄，米价飞涨，即与钱业同乡李寿山等购米数千石，急运家乡，并委托县政府、抗日自卫会等组织举办平粜。当地机关团体为此曾联合致电示谢。42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在民初上海有“棉纱业巨子”之称的徐庆云也十分热心家乡慈善公益事业。早在1910年他就与鄞县钱业巨子严康懋等在江东设立普仁医院。1930年，改造宁波老新江桥时捐资5万元，还担任慈城云华堂、四明孤儿院、鄞奉公益医院等多家慈善机构的董事。去世时，遗愿以20万元在家乡建学校、医院、养老院各一所，并以30万元为本金存行取息为其日常经费，另以10万元为其他善举，一时引为美谈。
  尤为可贵的是，当时形成了以秦润卿为首的江北籍慈善家群体，他们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非常默契，由此汇成一地慈善事业经久不衰的合力。对于这一群体，秦润卿关爱有加，视为知已。如30年代活跃于上海国货界的任士刚是个家喻户晓的“汗衫大王”在家乡慈城也有多项善举。对于这个比他少20年的同乡后辈，秦润卿赞赏不，已，不仅在资金周转上常予任氏企业以便利和支持，而且将其视为自己在家乡事业的继承人而心有所系。不意，由于辛劳过度，任士刚于1946年3月在上海病逝，年仅51岁，秦润卿为之扼腕。当年7月12日，他的故乡慈城各界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秦润卿专程赴慈参加并在发言时声泪俱下。次日《慈谿报》在有关报道中称：“当秦润卿讲至余老矣，毕生未竟事业，百年之后，原期士刚继承，讵料彼竟先余而死时，声泪俱下，咽不成声，历时良久。始断续讲完全文，满堂来宾，莫不相视饮泣。”43场面十分感人。
  1949年后，尽管旅外江北籍人士的活动地域与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传统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旅外游子纷纷踏上回乡之路，他们或投资兴业，或捐资捐物，或智力支持，竭尽心力，努力为推动家乡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
  早在大陆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旅日华侨张成梁在路林小学捐建教学楼并设立奖学金；旅港同胞姚祥兴捐资助建庄桥镇祥星医院、祥星幼儿院、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祥星医疗保健楼等。44港胞孔爱菊先后捐资创办宁波市第一甬江幼儿园、宝韵音乐幼儿园、爱菊艺术学校。此后，旅外同胞造福家乡的活动更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
  1985年，港胞姚明向慈城镇青少年宫捐赠汽车。
  1986年，港胞王欣康、姚明向慈城普迪学校捐赠教学用具等。旅日华侨徐敏修向慈城镇捐赠祖屋。
  1987年，姚明等四位港胞向保黎医院捐赠医疗器械。
  1989年，台胞应昌期捐巨资重建慈城中城小学。
  1991年，应昌期捐资建造慈城倡棋幼儿园、重建慈城慈湖中学。
  1993年，港胞赵小蝶在江北实验小学设立锦峰奖学金。
  1996年，应昌期捐巨资重建慈城保黎医院。
  2004年，旅美侨胞陈叔同捐资10万美元，在慈湖中学设立奖学金。
  2006年，姚祥兴和夫人邹星缘女士捐资300万元设立“宁波大学姚祥兴、邹星缘助学基金”2009年又增资100万元。
  2005年，台胞应鹤山，捐资1000万元助建鄞州区第二医院门诊楼、宁波市康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大楼。
  2006年，姚祥兴向宁波工程学院捐建“姚锦华教学楼”。
  2008年，港胞孔爱菊与丈夫刘浩清向宁波大学捐资1000万元，设立孔爱菊教育基金。
  2013年9月，宁波市第九届留学人士科技项目洽谈会暨海外人才江北行活动在江北举行。53位海外人才和归国留学人才携带科技项目，走进江北、了解江北，洽谈合作，共谋发展。期间，为推进江北区与海外人才的友好往来和交流合作，促成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江北创业创新，江北区成立江北海外首个人才工作联络站——美国（江北）华人学者联络站，陈帆青、金亚东、郑明杰等7位海外高层次人才担任江北区的引才大使后，为江北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献计献策，奔走联络，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同时江北区海外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全球征集启动仪式同步启动。
  2014年3月，深圳宁波商会会长、深圳市鑫灏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明代表深圳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商会）向江北区慈善总会捐赠600万元……
  其中台胞应昌期及其家族是当代海外宁波帮支持故乡发展的重要代表。应昌期先生对故乡充满了感情。他在《慈城，我可爱的故乡》一文中开篇就包含深情地说：浙江之东，有座名城，叫做慈城，慈城便是我的故乡。故乡好比一棵树，我便是长在树上的果子。我的富贵，我的财富，可以在风月里消逝，但果子里却有一颗永不枯烂的核——赤子之心！旅游海外50多年，哪一年不在重温儿时梦？哪一夜不在刻骨思念着我的家乡！45为了家乡，应昌期先生不仅捐巨资在慈城兴办教育卫生等事业，金额近亿元，而且先后投资1亿美元在宁波设立现代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华（宁波）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氏棋具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家乡投资规模最大的海外宁波帮人士。但他在家乡办实业并不是为了赚钱，据说，他再三叮嘱子女，在家乡办实业的盈利，要全部用于当地办实业，做善事。应昌期先生还有出巨资在慈城创办大学的计划……。46只是苍天无眼，1997年8月27日，有着“黑白世界的诺贝尔”之称的应昌期先生带着未了的乡情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与旅外江北人积极建设家乡的同时，以港胞汤于翰、范鸿龄、赵安中为代表的帮江北人士也对这片土地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先后在江北捐资设立惠贞书院，助建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等，有力地推动了江北一地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江北是海内外全体江北人与帮江北人士的江北，旅外江北人与帮江北人士是建设新江北、实现江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已经并将继续在建设新江北的宏大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南苕外史：《沈敦和》，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1，第1页。 2雍正《宁波府志》，转引自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4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5明成化《慈谿县志》，风俗。 6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7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8戴松岳：《风流千古说慈城》，《古镇慈城》第3期。 9夏明华主编：《宁波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10应昌期：《慈城，我可爱的故乡》，《中国名城》，1997年，第3期。 11周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孙善根、周晓昇编：《秦润卿史料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12周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 13应昌期：《慈城，我可爱的故乡》。 14《慈谿全县学校统计》，《时事公报》1925年4月30日。 15谢振声主编：《江北之骄》（2），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7-75页。 16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17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4页。 18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崛起》，第6页。 19光绪《慈谿县志》，卷2，风俗。 20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第12页。 2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 22张介纯：《清中期的慈谿县金融业》，《古镇慈城》，第15期。 23马积祚：《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见秦氏氏家族编印：《秦润卿先生诞辰125周年纪念（1817-1966）》，2000年印行。 24马积祚：《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 25马积祚：《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孙善根等编：《秦润卿史料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26“各埠同乡消息”，《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73期 27《慈谿旅沪费氏族人开同宗会》1922年12月26日 28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第166页。 29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第166-167页。 30俞学欧：《日本横滨华侨富翁徐敏修》，《古镇慈城》，第31期。 31宁波市慈湖中学百十年校庆编委会编：《怀念慈湖》，第7页。 32应凤鸣：《从成立台湾慈谿联谊会说起》，台北宁波同乡会编：《宁波同乡》，第533期。 33钟培贤：《海外留学人员现状分析及工作对策》，调研报告，2004年11月。 34《聚力江北》，2012年第1期 35李政：《正大火柴厂》，《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 36慈明电灯公司备案已准》，《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35期。 37穆福梁主编：《宁波电力工业志》（1891-1990）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38陈训慈：《秦润卿先生史料集序》。 39桂信义：《甬江名医吴莲艇》，《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 40秦润卿：《纪陈君谦夫先生创办保黎医院之功绩》，《陈谦夫先生纪念册》。 41《保黎医院印送征信录》，《时事公报》，1922年10月19日。 42汪仁泽：《钱业领袖秦润卿》。 43《任士刚追悼会昨举行》，《慈谿报》，1946年7月13日。 44张明华主编：《宁波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2页。 45钱文华主编：《古镇慈城》，第1期。 46项秉炎：为李建树先生《应昌期传》作序，《古镇慈城》，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