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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桂兄弟——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宁波人
中国人最初把轮船称为“车轮船”“烟船”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F.A.Gützlaff，1803—1851年）在1833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对轮船做了专门的介绍，并且给出了多种中文译名：“炊气船，或曰水蒸船，即俗称火船者是也。其用滚水之蒸气，而使机关转行，令船快走，故名也。”
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先后共派出66艘战船，其中轮船约有20艘（3艘属于英国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轮船至少有14艘）。当时正处于木质风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舰过渡时期，英军主力依然是木帆船，蒸汽轮船由于“吨位小，炮火弱”等原因只能承担探哨、拖曳等辅助任务。在这些轮船中，最著名的就是铁壳明轮巡航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英国侵略者对此船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有过详细的叙述。
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轮船伴随着英国侵略军首次出现于浙江沿海。1840年6月30日，英军舰队进入舟山洋面，其中包括几艘武装轮船。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自此开始，浙江各级官员经常提到轮船，但名称很杂乱，有“火轮船”“烟菡夹舩（船）”“车轮夷舩”等。1840年7月下旬，清军侦察兵还潜入英军占领下的舟山，绘下了英军轮船的详图。1840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派遣心腹家仆张喜冒充六品官员到舟山与英军谈判。张喜借机参观了英军的轮船，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许多高官显然并不相信张喜这个小人物对轮船所作的介绍。1842年8月，当中英双方官员在南京举行谈判时，两江总督牛鉴还以为轮船是用牛拉动的，直到看到轮船之后才改变看法，“始叹而信之”。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在一次次的惨败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出现了研习和仿制轮船的热潮。1840年夏，嘉兴县丞龚振麟奉命调到宁波，负责督造军械。龚振麟目睹英军轮船“出没波涛，维意所适”，决心仿造，并且制造出以人工推动的轮船。此外，广东、江苏方面也有人仿造轮船，其中潘世荣、郑复光、丁拱辰、何礼贵等人还曾试图仿造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当然，在仿制轮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笑话与闹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个宁波用人的故事。1842年夏天，英军侵犯江苏，束手无策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上海有个姓丁的宁波用人会造轮船，于是高价聘请其制造轮船，并且为他提供充裕的物资和人员。结果，轮船虽然造出来了，但“举火而不行”。这个丁姓用人辩解说：轮船“其巧在机，予一人知之，不能尽众人知皆知也”。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姓丁的宁波用人固然是以江湖骗子的形象出现的，但轮船未能建成，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制造轮船，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及条件，例如热能动力学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特定强度的钢材，等等。诚如这个丁姓宁波人所说，制造轮船仅仅“一人知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众人知皆知也”。一个普通的宁波用人，竟然也掌握一些关于轮船的知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对于轮船的认识还是比较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出现在宁波并不是偶然。
一、宝顺轮：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激发了清朝官员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情。但朝野上下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更没有觉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根据传统的朝贡体制来处理中英关系。在清朝君臣的心目中，英国是“犬羊成性”的“蛮夷之国”，英国人是“人形”“畜类”、英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化外蛮夷”为了向天朝皇帝“乞恩”而鲁莽地“寻衅”“滋事”。1842年英国军舰达到目的后退出长江，被认为是“恭顺”地“就抚”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并没有痛定思痛，而是习故蹈常，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背景下，刚刚萌发的学习西方船炮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道光皇帝在看完广东官员进呈的关于轮船的资料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42年12月12日）下令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轮船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运工具，但西洋的轮船却仍乘风破浪接踵而至，并且很快投入商业航运中，以获取高额利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年（1843—1853年），西方来华的商业船只绝大多数还是木帆船，但轮船的重要性却已日益突出，不仅出现了奔走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港口之间的轮船航班，还出现了从中国至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西方轮船航运进入中国后，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对此，清朝官员曾这样概括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
不过，就如西方轮船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引进轮船一样，西方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催生出中国人购买轮船的激情。中国人引进轮船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为朝廷运输漕粮的需求。
漕粮，简单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由政府组织运输的、主要通过水路从各地运往京城的粮食，它直接关系着京城的安危，清朝人将其视为“天下之大命所系”，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大计，莫过于漕”。自秦汉至明朝，漕粮主要是通过河流进行运输的，只有在元代才出现过以海运为主的特殊现象。清朝建立后，漕粮一直通过运河进行运输。虽然康熙、嘉庆时期屡次议论过海运，但都没有付诸实施。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对于清代前期的漕粮海运过程，后来负责浙江海运的马新骀有过概述：“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以高堰决、运道梗，创行海运，后一岁辄罢。而二十七年（1847年）及咸丰初元，乃复行之。然三次海运，惟行之苏省，而浙省不与焉。浙之行海运，则自咸丰三年（1853年）始。”
浙江漕粮海运，除运河滞塞不通这一自然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咸丰三年二月初一（1853年3月10日），江苏和浙江联合举行“恭祀海神”仪式，拉开了浙江漕粮海运的序幕。此时，太平军正顺江而下，直逼南京。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然后迅速占领了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下，浙江漕粮更不可能通过运河北运了，而只能依赖海运。
清代中国，有“南洋”“北洋”之划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通州）、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现代学者对于“南洋”和“北洋”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南洋”“北洋”的理解亦非完全相同。在宁波地区，“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从事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北船”，从事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南船”。“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药材、海蜇、杉木、尺板”等货物，“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其船系沙船、弹船”。从事南洋航运的船帮，被称为“南号”“南帮”“南洋商舶”等；从事北洋航运的则被称为“北号”“北帮”“北洋商舶”等。在两大商帮中，“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主要是由宁波北号商帮完成的。例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粮海运中，浙江省派出了193艘沙船，其中来自宁波的有130多艘。起初，宁波北号商帮因担心海运漕粮无钱可赚，千方百计“迟疑推诿”。最后，清政府只得无奈地同意，承运漕粮的船只，可以仅载运八成漕米，另外两成用来装载船商自己的货物，而且这两成货物“论石而不论价，由海关免税放行”。这一税收优惠条件，保证了船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样，宁波的商人不仅乐于承运漕粮，而且还纷纷添置船只，北号船只由此增加到“三百余号之多”。
不过，运输漕粮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海盗的劫掠。特别是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对江浙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社会更加混乱，“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根本无暇进行海防建设，所以本来就已腐败不堪的清军水师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漕粮海运，甚至连出海捕盗的勇气都没有。段光清（时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咸丰五年（185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月，海运开兑。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
日益猖獗的海盗，严重威胁了漕粮的运输，而清军水师又根本无力保护漕粮海运。在此背景下，浙江巡抚何桂清等人开始认识到，“漕粮舍海运别无良策”“海运舍轮舶别无良策”。对于深受海盗之害的宁波北号船商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南号商帮又不愿帮助北号巡洋护航的情况下，北号商人最后决定集资去购买外国轮船。当时的宁波著名学者董沛（1828—1895年）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对此有记载：宁波运送漕粮的船只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昌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出资购买宝顺轮的是一批从事漕粮海运的宁波商人，购买这艘轮船的目的是给漕粮护航。那么，这艘船是如何购得的呢？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也就是说，周道遵在其所修《鄞县志》中，将购买宝顺轮之事归功于鄞县人林鸣皋和广东人郑寿阶。为了避免后人被周道遵误导，董沛特地撰写了这篇《书宝顺轮船始末》。
宁波商人购得西方轮船后，给中国传统的船舶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因为在清政府的船舶管理制度中，并无关于轮船的相关规定。亲自为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段光清在日记中对此有过记述：“定例：商船出洋，必有地方官印照，各处海口方许进出。北号既买轮船，商人拟请印照。宁波向日商船，悉由府给执照。北号司事来署，与余相商，余谓：自来商船，俱填某号，某船，某商，从未给过轮船执照，今以外国之船，而给中国之照，恐多窒碍；且朝廷和洋人而实忮洋人，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干议非轻矣。司事皆曰：所言诚是；然轮船则既买矣，无照又不能行，将若之何？司事亦本地大绅也，皆不得主意。余谓之曰：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听；然海运现需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且给执照，被议再讲。”由此可见，段光清实际上是冒着风险违规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
宝顺轮自1855年夏天开始执行捕盗护航任务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不少。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记载说：“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列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
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张斯桂等人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于是在1856年“撤退西人，自行驾驶护运”。宝顺轮在剿盗护航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肯定，他要求宝顺轮和太平轮正式参与1856年的漕粮海运，承担护漕任务。
除追剿海盗外，宝顺轮在宁波的地方治安中也多次发挥作用。1858年，浙东爆发了史致芬领导的农民起义。童华在《节略》中说，当史致芬亲自率起义军（又被称为“湖人”）前来攻打宁波城时，宁绍台道段光清“札饬张君轮船截断浮桥，以当其冲，仅发一炮而乌合瓦解，一郡安堵”。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859年1月18日）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
宁波人购得宝顺轮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目睹了宝顺轮的威力后，一些清朝官员也想到了利用它来对抗正在节节取胜的太平军。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陈培源在《张鲁生太守传》（以下简称《太守传》）中说，张斯桂在宁波城被太平军攻克后，“联系英美领事，各出兵轮拦江横截，贼遂不敢越甬东一步”。张斯桂自己说：“迨发逆窜扰宁郡，桂乃力保江东，与西人之保江北者相为犄角。”在童华的《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宝顺轮奉吴煦之命前往上海。张斯桂对此有记述：“苏松太道吴煦闻轮船之得力也，遂札调来沪。”童华在《节略》中写道：宝顺轮刚到上海，“适逢两江制宪薛公奉旨饬救浙省围城之急，随留以装载军火、粮饷，航海从黄道关而去。此乃昧于关内沙线之浅，非轮舶所能入，则不知地理之故也；又值时方冬至，彤云密布，朔风将起，碍难放洋，必强之使行，此不知天时之故也。敦促再三，勉从其令。一出吴淞，风雨大作。夜抵关前，飓风愈紧，沙水又浅，风帆顿折，锚链忽断，船遂搁浅，几濒于危，印委各员相对涕泣。次早贼众胥来夺船，乃知杭城已陷，乍浦亦失，不得已，严阵以待。挨至午后，潮涨船浮，乃能出险，复逆行而至历港，避风数日，仍回申江”。在保存下来的清代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苏巡抚薛焕（即童华所说的“两江制宪薛公”）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写道：“又据江苏候补知府赵炳麟禀称，十三日由火轮船装载银钱军械，拖带运解火药等物之船出吴淞口，连日风潮猛烈，船身搁浅，以致轮船受伤，行驶不能自主，于十九日飘至宁波之金塘山内洋，沙线不熟，隆冬潮汛日枯，能否收泊澉浦，殊无把握”等语。对照童华的记载，赵炳麟所说的这艘轮船就是宝顺轮，只不过时间更加准确。咸丰皇帝对这艘漂至金塘山内洋的宝顺轮也颇为关心，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特地询问：“杭城呼吸存亡之际，非由沪速筹运济，他路更属缓不济急..前由火轮船载运军火银钱飘至宁波内洋后，能否收泊澉浦，该委员有无饰词，须确切查明。..仍著薛焕竭力筹办。”咸丰皇帝本希望宝顺轮能给处于“呼吸存亡之际”的杭州带来一线希望，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杭州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已被太平军攻占。
根据童华的记载，当太平军于1862年5月中旬围攻松江时，宝顺轮也参与了抵抗太平军的行动。也就是在松江解围之后，洋枪队中的外国军官嚣张跋扈，致使张斯桂离开宝顺轮。童华在《节略》中这样写道：宝顺轮回到上海后，“才得交卸，又饬：迅赴松江救护郡城。停泊数日，贼逼渐近，洋将名华尔者添拨洋将来船督率，关道吴公亦添派武弁来船监军，该将弁复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舶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这样，宝顺轮就在华尔的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外国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吻合：“1862年5月初，常胜军至少使用着三艘轮船：熙春茶号（Hyson），玫瑰号（Rose）和宝顺号（Paoshun）。”
对于宝顺轮的最后下落，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说得非常含糊：“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现代学者据此认为：“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中，为封锁宁波港航道，‘宝顺’号轮船被装满石块沉于镇海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或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为防法军从甬江入口进攻宁波，遂将‘宝顺’轮装满石子，凿沉于镇海口堵江，战后去向不明”。
其实，宁波的官员虽然计划将宝顺轮沉入镇海口以阻挡法国军舰，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个计划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宗源翰在借到宝顺轮之时就说：“至于沉石，则不到临事不轻为之。”1885年3月初，当法国军舰已在镇海口与清军交战时，薛福成还是对浙江巡抚刘秉璋说：
“惟宝顺横泊口门，与沉无异，非到紧急可勿沉也。”
清朝官员在镇海口“钉桩沉船”，固然阻挡了法国军舰进入甬江，但也封锁了航道，断绝了交通，影响中外商人的贸易，还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的税收。宁绍台道薛福成在致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写道：“今所患者，洋人之饶舌，商民之多言，而厘税济饷犹第三层也。”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农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当法国军舰尚未离开镇海口的时候，薛福成就向刘秉璋报告说：“向留宝顺轮船阻泊口门，尚未沉下，今即拽开以让船路。”这样，宝顺轮终于幸免于沉江阻敌之厄运。
中法战争期间，宝顺轮就是作为一艘年久“窳朽”的“旧轮”而准备用来沉入江底的。中法战争后不久，宝顺轮的生命历程也就结束了。1887年7月14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礼拜四拍卖》的公告，全文如下：“启者于廿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宝顺轮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旧生熟铁、铁丝绳、铜器、杠柜、大锚链数节、什物等货，俱不限价，各宝号欲意者，届期请至该栈面拍可也。此布。倍发行启。”由此可知，宝顺轮最终是由于年久朽腐而被拆解的。当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申报》上的这条公告，后来的人们更是完全遗忘了宝顺轮的最后归宿，但正是这艘由宁波商人引进的外国轮船，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正如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所说的那样：“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二、张斯桂：从秀才到知府的轮回
宝顺轮的经历是丰富的，而其首任船长张斯桂的一生则更富传奇色彩。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代宁波府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2004年，马径张氏祠堂和张斯桂故居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斯桂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以下简称《履历》）。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前面已多次引述过的陈培源所撰《太守传》和童华所撰《节略》，这两种传记资料都收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
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桂祖父名叫张大堮（字蓉川，号莲溪，1763—1838年），是个国学生，家谱资料说他“博览群书，于历朝史鉴，尤洞窥其本原”。张斯桂的父亲名字叫张肇霭（字麒书，1794—1859年）。张肇霭生有两子，即长子张斯桂，次子张斯枸。张斯桂本人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7年1月31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去世。对于张斯桂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不太清楚。1850年来到宁波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后来成了张斯桂的好友。丁韪良说，张斯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borntotheinheritanceofwealth）。不过，童华在《节略》中却说，张斯桂“第家本寒素，向无恒产。当入泮之年，即奉严训，令其分居析爨，设馆授徒，赖修脯以自给。是以课徒勤谨，一年无假期”。根据丁韪良及童华的记述，张斯桂可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富裕家庭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以求借由科举之梯而踏上仕途。童华在《节略》中说，“张君幼习举子业”，陈培源《太守传》也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实际上，张斯桂已经在科举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注明张斯桂的身份是“郡庠生”，说明他已通过了童试，成了宁波府学中的生员（秀才）。所以，丁韪良根据西方的学位体系，说张斯桂已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太守传》中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童华《节略》的记载也与此相似。丁韪良也说，张斯桂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于是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丁韪良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张斯桂没有考取举人。《履历》说张斯桂的身份是“附贡生，”这是他后来通过捐输得来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等基督教差会派出了大批传教士来到宁波，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周边发展。在到达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两个人与张斯桂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前面所说的丁韪良，另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
（D.B.McCartee，1820—1900年）。麦嘉缔于1844年6月来到宁波，是第一个进入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把张斯桂写作ChangLuseng（张鲁生），并说他曾向麦嘉缔学习医药知识。宁波长老会所编的《麦嘉缔传》写道：“张君鲁生，甬人也，早年受业先生之门，知先生深。”麦嘉缔在自传中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字叫ChangSz'kwei，曾动员他所在的商号购买了“宝顺”（Paoshun）号轮船去护卫漕运。显然，麦嘉缔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张斯桂。麦嘉缔写道：“几年前，张斯桂想让我教他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是为了能够阅读西方科学著作。我劝他放弃这一念头，因为他的年纪已在55—60岁之间，同时，我答应为他介绍关于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见，张斯桂本人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麦嘉缔。不过，麦嘉缔说张斯桂年纪已经55—60岁，显然有误。张斯桂当时实际上只有30来岁。张斯桂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两人的深厚关系也有述及：“吾友麦君嘉缔，美国医士也。学问渊博，气度冲和，其寓吾宁波也最久，其与吾交契也最深，晨夕过从，考究奥窔，多所获益。”
丁韪良所著《花甲忆记》中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张斯桂的弟弟张廷芳（ChangTingfang）则以中国公使随员的身份访美，随后又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担任了十多年的秘书之职。其实，张斯桂只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斯枸（字听帆），根本不叫张廷芳；清朝派驻英国的外交官中也没有一个名叫张廷芳的人。丁韪良所说的ChangTingfang，其实是“张听帆”。
由于中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将ChangTingfang误译成“张廷芳”。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枸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1842年10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五月去世，享年57岁。这部宗谱中的《慈溪张公斯枸传略》说，张斯旬是“慈溪诸生。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根据童华的《节略》，张斯枸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兄张斯桂的培养。童华说，张斯桂“又悯其胞弟，年轻失教，不学无术，无与共功名，乃授之诗文，循循善诱，渐能启悟。迨学业与年俱长，乃为之完娶。不数年而游庠，遂将生平所学水陆战阵之法、测量绘图之术，以及矿学、医学、化学、光学、雷电等学，一一口讲指划而尽授之。犹若不足，又出重资，聘一西人教习英文。而其弟亦能殚精竭虑，好学不倦，遂致多材多艺，无事不可以器使”。据此，除丁韪良外，还有另一个“西人”教授张斯枸英语。张斯桂的好友张文虎（1808—1885年）在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张斯桂“又示乃弟听帆所撰《英语》七章，学英国语言文字者，所不可不习也”。说明张斯枸在英语学习上已颇有成就，可惜不知张斯枸所著《英语》七章最终下落如何。
在当时的宁波，张斯桂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最有了解的中国人，他本人也因此被北号商人聘为宝顺轮船长。《履历》记载，张斯桂由于护卫漕运有功，“由附贡生在护运案内出力奏奖”，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奉旨，以复设教谕，不论双单月归部铨选并分发试用”。这样，已经离开科举这一“正途”的张斯桂，又开始通过保举这一“异途”向官僚体制回归。
1862年4月初，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月底被清政府任命为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定学习西式装备和西式战法，并且广揽人才。恰好，张斯桂因与常胜军不合而离开宝顺轮。于是，张斯桂被李鸿章招聘，协助训练淮军。《节略》说：“李爵相初应署抚之任，带兵来沪，札饬张君随营差委。时方招募洋将教练洋阵，而中国宿将狃于故常，未肯俯就洋法，常与洋将两相支吾，张君常力为劝解，故洋将知其调和之善，喜与共事，每逢操演，必来邀请，如是者半年。”
就在李鸿章以西式军法训练淮军时，曾国藩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军事科技。1861年秋，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开始着手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并且聘请李善兰（1811—1882年，别号壬叔）等掌握西方科技的学者为顾问。而张斯桂正是李善兰的好友。上海人张文虎则是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共同朋友。我们从张文虎的一些诗作标题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壬叔与鲁生对弈，屡败而苦战不已，沓前韵为戏，索缦老和之》《与缦老、壬叔、鲁生、汤衣谷（裕）同出朝阳门游钟山，舆中戏作》《与缦老、壬叔、鲁生、陈小浦、广文（方坦）游元武湖即事》。张斯桂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待了半年后，在李善兰的推荐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186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不过曾国藩误把张斯桂当作了杭州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很快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童华在《节略》中说，曾国藩把张斯桂调到安徽九江（今属江西），“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枪炮队。乃教以步伐止齐，并放开花炮子之法。教成试之，颇称灵便。则中国之能放开花弹，不自近年金陵始，实自癸亥皖营始也”。根据《节略》，张斯桂曾向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柔远策》十卷，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有《柔远策》抄本。此外，正是通过张斯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得以结识曾国藩。容闳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
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文中的“张世贵”，英文原作ChangShiKwei，实际上应是“张斯桂”，而中译者误作“张世贵”。容闳说，张斯桂向曾国藩推荐容闳，并代表曾国藩邀请容闳赴安庆。两个月后，张斯桂再次来信邀请。这样，容闳于这一年九月到达安庆，与张斯桂等人见面后，又谒见曾国藩。从此，容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这样写道：“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宁波人张斯桂。
1863年，丁韪良在上海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万国公法》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说，张斯桂自告奋勇为《万国公法》写了一篇序文，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这篇序文是张斯桂于1863年端午节在上海所写的，文中将当时的世界局势比作强国争霸的“春秋之世”，通过分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兴起的过程，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序文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性，认为丁韪良的这一译作“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
张斯桂在曾国藩大营中的活动，留下的资料极少。幸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张文虎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张斯桂的大量记载。根据《张文虎日记》可以知道，1864年张斯桂主要生活在上海。1864年12月16日，张斯桂和他的儿子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仓巷，直到1865年8月29日才从南京乘坐轮船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张文虎、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密切相处，有时甚至天天在一起，他们还多次一起拜访曾国藩。从张文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在南京期间，比较清闲，生活也十分富足。例如，他不仅有仆人，而且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即“新买一马，将乘之遍历诸胜”。张文虎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一（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鲁生来，携示所拟《祠山开煤论》。以金陵诸山出煤者不少，地方以风水之故不放开；然今西夷将于此间开马头，若彼一来，势必开矿，而反以为彼利，不若自我而开，彼至则无及矣。”近来，笔者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找到了张斯桂的一部文集，题为《游艺斋杂著》，其中收有《请开煤矿论》。对照内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张文虎所说的《祠山开煤论》。大概张斯桂后来将其名改定为《请开煤矿论》。
1865年5月，清廷以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而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北上山东追剿捻军。这样，张斯桂也就离开南京返回上海了。张文虎在1865年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与壬叔至仓巷，送张鲁生上轮船，并托寄朱贡三信。”随后的几年，张斯桂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前往欧洲游历。他们抵达上海后，于这一年二月初四（3月20日）拜会了丁韪良。第二天，张斯桂前来拜访张德彝。这一年冬天，张斯桂沿长江到过武汉。他在《楚游记》一文中写道：“桂于丙寅冬自春申之旧浦趁杨泰之轮船，泝长江，抵夏口，访汉东之名胜，考楚北之封圻。”
1867年6月，张斯桂撰写了关于钱塘江海塘治理的小书《海宁塘末议》，书中写道：“自咸丰五年（1855年）海盗充斥，漕运梗塞，因奉宪督率轮船护运到津，南北两洋往返频仍。暇则梭巡海面，缉捕盗艘，几及十年。沿海口岸阅历殆遍，而于浙江洋布尤熟若户庭。至咸丰辛酉冬，浙省被围，曾奉江苏抚宪谕，载军火粮饷直抵鳖子门外，故其形势如示指掌。”大概在1867年年底，张斯桂撰写了《驳上海新闻纸报英国新造大铁甲轮船语》一文。此文开头写道：“同治六年十一月份英吉利国报称该国新造大铁甲轮船一只，有四千三百马力，铁甲厚四寸，炮门处厚七寸，大炮四尊，炮子重一百七十八磅；次炮二十尊，炮子重一百十五磅，兵丁六百二十名。可称伟器。”不过，张斯桂以“粗解轮机、炮火等法”之专家的观点分析了这种新型军舰的弱点，指出它并非“无敌”于天下。张斯桂还以英国建造新型军舰为例，呼吁“积弱之余”的中国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富强已甲天下，而犹恐有敌国外患一能胜予，故常惟日不足求一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策，洵能励精图治，享国久长，则凡积弱之余，岂可因循坐误而不翻然变计乎？”
1868年年底，张斯桂和他的弟弟张斯枸又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张文虎等人经常聚会。1869年4月至6月，在张文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至（上海）南昼锦里拜张鲁生、听帆，略谈”之类的记载。同治十年十月初十（1871年11月22日），薛福成在上海“访刘开生、刘子迎、张鲁生、容纯甫。回铁厂后，复与陈荔秋、冯竹如、郑玉轩畅谈”。可见，在1870年前后，张斯桂主要活动于上海及周边地区。
张斯桂自己说，当他于1865年离开曾国藩后，本来“不复作出山想矣”。但此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重要人物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1867年起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年），沈葆桢因其父亲去世而照例丁忧，夏献纶暂为代办船政。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斯桂和他弟弟张斯枸来到福州船政局。童华在《节略》中说：“辛未冬，船政代理大臣夏复命委员来招，遂感激而愿自效焉，乃偕胞弟斯枸同到船署”。不过，童华在下文又说：张斯桂兄弟两人“壬申孟春，同赴闽省船署”。据此，张斯桂和张斯枸于1871年接受夏献纶之聘请，1872年春到达福州船政局。张斯桂自己在《使东节略》中也写道：“嗣蒙沈文肃殷勤致聘，遂偕胞弟斯枸同抵船政署。除总巡各厂、兼管学堂外，为之造水雷、制电线，凡署中委员学生专心于制造军火之法、算学测量之术，有绘图立说禀请宪鉴者，皆发交桂处代阅代批。又遇武弁之操演洋阵、兵轮之习练水军，请宪驾校阅者，桂皆随侍左右焉。”这类记载，在沈葆桢的信件中得到了印证。光绪元年（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Co.）在与福建官员就购赎福建电话线路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许多敲诈性质的条件，其中关于为中国方面培训电话人才的条件是每年费用三万元、培训合同为期三年。沈葆桢反对接受大北公司的这些要求，他在写给丁嘉炜（字蕴石）的信中说：“至福、厦局，岁费三万元，未免过巨。三年亦为期太久，彼殆以华人无谙习电报者耳。船局中贵同乡张鲁生、张听帆昆季均熟电学，可否进而商之。”此外，沈葆祯在1875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提道：“电线演熟似不难，如张鲁生兄弟皆能之。”
张斯桂与沈葆桢之间的私人关系更是密切。1873年，沈葆桢的妻子去世，“挽联极多，惟慈溪张鲁生司马一联为冠”。这副挽联为“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这一联佳作，在《壶天录》（卷上）、《粟香随笔》（卷七）等书中皆有记载。《节略》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以历年护运功，得保举尽先知县加同知升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斯桂档案中也说，“该员于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十二年在浙江、江苏两省当差，累保以知县选用加同知升衔”。《履历》仅说“复在捐输案内请奖，经户部核准，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没有记载年代。虽然这些文献没有说明是何人举荐了张斯桂，不过，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已在福州船政局工作两年了，因此推断，很大可能是沈葆桢保举了他。根据《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枸也是由于沈葆桢的保举，“以附贡生报捐通判”，从而开始踏上仕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为章仲山（号无心道人）的《心眼指要》做过注释。《心眼指要》是一部堪舆名作，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版。张斯桂评注的《心眼指要》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章仲山的序文后面有“同治十二年仲秋之朔，张斯桂评于闽省船政署内”之署名。在这部抄本上，张斯桂的注文共有20条，有的注明是“同治癸酉八月鲁生注于闽省船政署内”，有的注文只有一句，如“此辨罗经方位之阴阳”，有的略长，如“三吉即三卦之合时者。用挨星法挨得三卦到何方位，便是吉。即《都天宝照》所谓‘躔何位、落何宫、来何地’是也。鲁生氏注”。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对看风水选墓穴也是颇有研究的。
1871年12月，一批琉球漂流难民因误入台湾东南部原住民生活的牡丹社而被杀。日本以此为借口，蓄谋侵占台湾。从1874年2月起，日本就不断派人到台湾进行侦测并测绘地图，为军事侵略做准备。5月，日本军舰登陆台湾琅峤，开始武装侵略。清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台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1874年4月18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的来信中获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同治皇帝下令，“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四月十四日（5月29日），同治皇帝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于五月初一（6月14日）率领随从，分别乘坐三艘轮船从福州马尾启程，赶赴台湾。沈葆祯的助手潘霨于次日抵台。沈葆祯本人在经过澎湖等地后，于6月17日到达台湾安平。沈葆桢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张斯桂，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沈葆桢同船抵达台湾。从此，张斯桂在台湾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交涉活动。
沈葆桢的助手潘霨在奏折中曾写道，五月初八（6月21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冲涛出海，下午已抵琅峤，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张斯桂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无疑参与了和日本人的辩论。童华的《节略》对此也有记载，但夸大了张斯桂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
就在沈葆桢他们来到台湾之前不久，日本人成富清风等人向台湾的头围县丞衙门报案，说他们的船只因遭遇风暴而于5月21日漂至歧莱（今花莲），结果“被该处生番抢去银钱”。这一“失银事件”，实际上是成富清风等人“为日军侵占北路的苏澳或花莲港”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为了避免日本人以“失银事件”为借口别生事端，台湾道夏献纶派遣张斯桂等人前往花莲查案。沈葆祯在奏折中写道：“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板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沉，幸土人拖之上岸。”张斯桂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证明日本人并“未曾被抢”，成富清风等人所称“窃盗银物”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失银事件”调查清楚后，张斯桂还带领福建船政学堂的艺生绘制了花莲一带的地图。沈葆祯在奏折中报告说：“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
清政府自1683年统一台湾后，将台湾原住民生活的广大区域划为“番境”，禁止汉人进入，更禁止汉人与里面的原住民通婚。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正是利用了这种汉番分治的政策，提出了“番境”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有鉴于此，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必须“开山抚番”，实现汉番融合，“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台湾的开山，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张斯桂参与了台湾的“开山抚番”。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7年4月19日）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中明确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10月的《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还写道：“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在张斯桂所著《游艺斋杂著》中，还收录了《台东开山祭文》，其开头说：“维皇建极同治之十有三年，岁在甲戌，月逢季夏，分巡台澎使者夏献纶谨以羊一、豕一，祭告于台东山川土地之神前。”这篇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天的祭文，向我们展示了开山的一些细节。对于祭山的时间，张斯桂在这篇文章中仅说是“季夏”（农历六月）。夏献纶自己的奏折，则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时间。夏献纶说，他于该年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到达旗后，此后经过澎湖、沪尾、鸡笼，于六月初三（7月16日）到达苏澳。六月十六日（7月29日）至二十一日（8月3日）已“开路九百七十余丈”。由此可见，张斯桂的这篇开山祭文作于农历六月十六日之前。
张斯桂自己说，在台湾期间，“办公之暇，或寻煤铁于鸡笼山，或采硫磺于金堡里，地方官不到这区，桂皆亲历之焉”。有学者指出：“张斯桂何以至鸡笼寻煤铁，至金山采硫磺？这不是张斯桂有博物的癖好，可能是代夏献纶前往勘探，此即童华所谓：夏献纶‘其所不到之处，必遣之往’之意。因为当时轮船烧煤，故沈葆桢相当重视鸡笼开矿之事，曾令夏献纶与好博逊商议此事，另外沈葆祯亦希望开采台北的磺油。张斯桂至鸡笼一带，应与此有关。”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在北京签订专约，中国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则于这一年12月1日从台湾撤出。日军侵略台湾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北京专约》签订后，清政府真切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已近在咫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同治皇帝要求大臣们就海防建设发表意见，并且“限于一月内复奏”。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上谕后，于光绪元年正月初十（1875年2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奏折中特地附上“浙江修补道刘璈、候选知县张斯桂条议”，供朝廷参考。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很快引起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李鸿章在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1875年2月19日）写给丁日昌的信中，除了称赞沈葆桢“洋务、船政，比之时人，似胜一筹”外，还推荐了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其复议稿及日意格、张斯桂条陈抄呈台鉴。”
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1875年3月24日），沈葆桢上奏说，他已批准浙江候补道刘璈（字兰洲）离开台湾回湖南老家去为其父“奔丧守制”。沈葆桢在给黎兆棠（字召民）的信中还说：“兰洲以父忧去，嘱其葬后即来，而茔地未定。渠极慎重此事，过沪且攫鲁生以行，恐遥遥无期”。大概是由于张斯桂精于选择墓地，所以刘璈邀请张斯桂一起回湖南以便给其父亲挑选墓地。但我们不清楚张斯桂是跟随刘璈一起离开台湾，还是张斯桂本人由于某种原因早已到达上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蒸汽机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煤炭。但当时中国的煤炭主要依靠进口，为此，李鸿章于1874年密令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调查国内的煤炭资源，而盛宣怀又将此事交给张斯桂办理。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撰写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的《盛宣怀密札张斯桂文》。盛宣怀在信中说：“上年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等因。..兹访得湖北省武穴、蟠塘及田家村一带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即好，滨江水口尤便。..因思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甚属简便妥当，合即密饬该令轻装速赴该处察看..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盛宣怀此处所说“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证明张斯桂在台湾期间确实考察过煤矿。同时也说明，盛宣怀大概看到过张斯桂在南京所写的《请开煤矿论》。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张斯桂写信向盛宣怀汇报了考察结果。张斯桂在信中说：他于四月初九（5月13日）从上海启程，十三日（5月17日）在武穴登岸，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于十九日（5月23日）到“山前山后查看情形”，此外，又于二十八（6月1日）、二十九（6月2日）两天到阳城山进行实地调查；“因随带煤样六七斤来沪呈缴，伏乞察核施行”。张斯桂的此次考察，对于清政府决定开采广济煤矿具有重要作用。李鸿章在1875年6月底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广济阳城山所产之煤，既经张令斯桂亲往察看，出产尚宽，煤质尚好。而彼处绅士已有以风鉴为言者，积习误人，牢不可破。执事拟俟诸务料理就绪，即赴该镇详切开导，议令利益同沾，或无阻挠，仍往鄂省禀办。”
1875年6月2日，张斯桂还在湖北阳城山考察，他结束考察返回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10日左右。沈葆桢在写给丁嘉炜的信中提道：“鲁生适沪，日内当来；听帆则在局也。”从沈葆祯信中“日内当来”推断，张斯桂回到台湾的时间应是1875年6月底了。
光绪元年七月八日（1875年8月8日），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一份上谕，光绪皇帝除了要求沈葆桢尽快“来京陛见”外，还要求：“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沈葆祯收到这份上谕后，非常重视，经与其他官员商议，决定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各地方官负责绘制，“台湾全图及番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根据沈葆祯后来所写的奏折，台湾地图的绘制是由张斯桂负责的。此外，张斯桂还率领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绘制了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风俗图。沈葆桢这样写道：
“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这本由36幅分图组成的台湾原住民图说，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台湾风俗图》，不久前由陈宗仁整理出版，定名为《晚清台湾番俗图》。
在张斯桂《游艺斋杂著》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植物图说序（为日本伊藤圭介撰）》的文章。此序文的大意是：同治二年（1863年），张斯桂的好友麦嘉缔“往游日本，自此重洋远隔，相见无期，不胜孤陋之虑。今秋予自台南行辕遄返闽南，工次得其函寄日本国伊藤先生《植物图说》一书，乞序于予，既慰三秋之感，又增一隙之明”。序文最后署名是“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八月朔，中华张斯桂鲁生撰”。张斯桂在序文中虽然说他从台湾返回闽南的时间是“今秋”，可是他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8月31日）已在福州为《植物图说》撰写序文了，因此，他从台湾返回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农历七月。沈葆桢是在七月八日（8月8日）收到关于绘制福建、台湾地图的上谕的，就算张斯桂是在农历七月最后几天离开台湾的，那么，张斯桂带领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台湾绘制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时间也只有20天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绘制台湾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全部任务，显然难度很大。张斯桂等人无疑利用了他们此前在台湾绘制的地图，且许多后续工作应当是在福州完成的。
张斯桂、张斯栒兄弟两人自1872年起就跟随沈葆祯，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西方科技知识，而且不辞艰辛，勤奋工作。沈葆桢对他们非常赏识，并且不断寻找机会向朝廷进行推荐。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875年6月26日），日军侵台事件平息后，沈葆桢上奏请求对福州船政局的“积年出力各员”进行奖励。他在奏折中写道：“同治十二年十月间，《奏奖出力洋员、洋匠折》内，复经申请将中国出力之员弁、工匠一体保奖，均蒙允准在案。正在遵照核办，上年五月奉命巡台，因而中止。现在洋防稍定，谨细加考核……兹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列清单，出具考语。”其中对张斯桂兄弟的评价是：“同知衔候选知县张斯桂、候选通判张斯枸二员，通晓西学，谙造水雷、电线各机器。张斯桂慷慨坦直，张斯枸粹然儒者气象，其性行迥非目前以晓洋务、市重居奇者比。应如何恩予录用之处，可否援照成案，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光绪元年六月十三日（1875年7月15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张斯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1875年10月，沈葆桢在《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再次保举了张斯桂。沈葆祯认为“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故保举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光绪元年十月十六日（1875年11月13日），光绪皇帝同意了沈葆桢的建议，在上谕中说“张斯桂着以同知不论单双月尽先前选用”。这样，张斯桂就从“同知衔候选知县”晋升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更加重要的是，正如陈宗仁所指出的那样，此前沈葆桢向朝廷推荐张斯桂兄弟，希望“送部引见”，请求“恩予录用”，实际上是“希望可以破格升擢”。因此，当光绪皇帝同意“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后，许多官员感到意外。郭嵩焘在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鲁生、听帆以船政保举，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察，亦一奇也。”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1875年8月21日），沈葆祯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十月初一（10月29日），沈葆桢“由海道入江赴任”，十月初七（11月4日）抵上海，九日（11月6日）自上海启程，十一日（11月8日）到达南京。从福州启程时，沈葆桢带上了《台湾番俗图》，“携至上海装裱”。张斯桂兄弟两人也随同沈葆桢自福州经上海来到南京。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875年11月21日）夜写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字补帆）的信函中就提道：“张鲁生闻随幼帅入江，另有委员会同洋人经理否？”
早在187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就下令“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这样，张斯桂兄弟就得到北京接受考察。此外，被带到上海的《台湾番俗图》正好装裱完毕，因此，沈葆祯就让张斯桂携带《台湾番俗图》进京。沈葆桢在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奏折中说，《台湾番俗图》在上海的装裱“于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赉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枸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地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赉呈。”陈宗仁指出：“在此折中，张斯桂之名一再被提及，先是令张斯桂绘图，接着是令张斯桂恭赉、代进，最后是图画内容有不详者，可问张斯桂”，表明沈葆祯有意创造机会突出张斯桂，使其能够受到朝廷的重视。
沈葆桢于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南京写完上述奏折后不久，张斯桂兄弟两人就启程前往北京。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张鲁生、听帆昆仲自上海来，带到意城、子瀞及王少樵三信。”由此可知，张斯桂兄弟抵达北京的时间当在七月初，他们应当是乘坐轮船从上海到达天津，然后由天津再往北京的。
张斯桂兄弟到达北京后，沈葆桢于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76年7月12日）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两份咨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有这两份咨文的抄件，第一份（编号01-05-006-03-035）写道：“闰五月二十一日，南洋大臣沈葆桢文称：案照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奏奖案内奉旨，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钦此。查该二员除现经奏明前赴贵衙门听候考察抄折另咨外，相应给咨。为此，咨呈贵总理衙门，谨请查照收考施行。”第二份咨文（编号01-34-007-09-001），则请总理衙门代为转进“台湾地图一幅，台湾番社各图三十六幅”。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另一份档案（编号01-34-007-09-004），总理衙门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8日）专门致函张斯桂，说他所“赍呈两江总督奏呈台番舆图折件，本衙门已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具奏代呈。本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也就是说，闰五月二十六日（7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了张斯桂负责绘制的《台湾番俗图》。
大约过了三个月，总理衙门完成了对张斯桂本人的考察。《履历》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明：通晓洋务，堪备使才。奉旨，依议。旋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俟选同知，后以知府即选。”这样，张斯桂就从“尽先选用同知”晋升为“知府即选”，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经过考察，强调张斯桂是个“通晓洋务，堪备使才”的外交人才，这就为张斯桂后来出使日本创造了条件。其弟张斯枸也在此次送部引见中得到晋升。《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写道：“其时总理衙门当事诸公皆称其才，咨送吏部，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选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崩溃，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出现。当时，清政府正在组建派赴英国的外交使团，即将就任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建议张自牧、张斯桂作为驻英使团的参赞，但李鸿章对此有疑虑。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876年10月16日）夜里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拟派二张参赞，自牧虽未见过，才尚精核；鲁生习洋语不精，年力渐颓，能任重致远否？熟悉商务条理，亦正不易耳。”
可能是由于李鸿章对张斯桂的疑虑，郭嵩焘后来放弃了推荐张斯桂出任参赞的打算，但他依然提议张斯枸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员。郭嵩焘在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具折请训，并保举出洋随员：参赞二人：张自牧、黎庶昌；翻译二人：德明、凤仪；文案四人：汪树堂、张斯旬、李荆门、罗世琨。”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张斯桂、李善兰等人也到郭嵩焘住处前来送别。九月二十五日（11月10日），郭嵩焘一行离开北京，出天津，经上海、香港等地，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张斯也随之同行，开始了他在异国的外交生涯。
清政府在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原来打算让浙江人许钤身担任郭嵩的副手。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875年8月28日）的上谕说：“候补侍郎郭嵩、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着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许钤身并着赏给二品顶戴。钦此。”不过，由于郭嵩焘等人对许钤本身意见很大，所以，后来朝廷放弃了这一决定，改由刘锡鸿（字云生）担任出使英国的副使，而任命许钤身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1876年9月30日）上谕：“前经简派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英国，着改派该员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但还没有等到许钤身去赴任，清廷很快又改变了决定，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15日），将许钤身“发往福建船政局差委”，另外任命何如璋（字子峨）为出使日本国正使，张斯桂为副使，并赏加三品顶戴。这样，张斯桂虽然无缘出使英国，但阴差阳错间成了出使日本的副使。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将此作为佳话进行了报道：“查张氏同怀昆中，今冬均充皇华之选，一往东洋，一往西洋，实从来未有之事，亦可谓盛极一时矣。”所谓“一往东洋”，指的是张斯桂作为使日副使；“一往西洋”，指的是其弟张斯枸作为随行人员出使英国。
张斯桂于1876年农历八月在北京接受当面考察后，就来到了上海，而没有返回家乡宁波。童华在《节略》中说，由于张斯桂生活在上海，“久违乡里，本地官访问无着，详请浙抚，征之金陵督署。明春始奉到沈文肃公饬，知乃应命而起”。1877年，张斯桂来到北京待命。根据《曾纪泽日记》，1877年8月，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常与张斯桂交谈，有时甚至“谈极久”。此外，曾纪泽、董沛等人还写诗祝贺张斯桂出使日本。
1877年8月29日，何如璋、张斯桂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然后他们从天津乘坐轮船于9月25日抵达上海。11月27日，全体使日官员登上“海安号”军舰由吴淞口出航，11月30日驶入长崎港。随后，经神户、大阪、京都、横滨等城市后到达东京。12月28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正式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从此，张斯桂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生活期间，张斯桂广交朋友，与宫岛诚一郎、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不少日本人有过诗文往来。此外，张斯桂接待过来自中国的不少著名人物，包括1879年游历日本的王韬，1880年出洋考察路过日本的丁韪良。张斯桂本人在日本期间也撰写了许多诗作，其中《使东采风集》的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2019年经张帆等编注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使东诗录》原来收录在王锡祺所编的《小方壶斋丛书》中，现经标点后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作为一名外交官，张斯桂参与处理了不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琉球交涉”事件。中国外交使团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正在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3月8日，日政府派兵占领琉球，随后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但是琉球人民不愿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同年7月3日和7月23日，琉球国王密令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出兵讨伐日本。10月24日，又有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剃发改装，附舟北上”，直至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
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琉球人民的悲切请求，清朝官员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放弃琉球，因为中国内忧外患日甚，自顾尚且不暇，而琉球地瘠民贫，根本没有必要为此“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而与日本交恶。掌握朝政的李鸿章等重臣就持此意见。另一种认为，中国不能放弃琉球，因为琉球关系到中国海疆的安危，争琉球即保台湾，即保中国南境。在日本直接处理琉球问题的何如璋、张斯桂即持此意见。由于与李鸿章等人观点不同，致使何如璋、张斯桂等人在处理琉球问题时非常被动。李鸿章本人也因此对何如璋、张斯桂大为不满。1879年9月8日，李鸿章特地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密函，指责何如璋“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同时认为“副使张鲁生（张斯桂）久不相能”。这密信还写道，何如璋与张斯桂之间矛盾深重，“其正、副不和则通国皆知”。尽管李鸿章对何如璋、张斯桂的指责有失公允，但他说何如璋与张斯桂两人之间有矛盾，则是事实。沈葆桢为此曾写信安慰张斯桂说：“今居东而所见不甚相符，定知非公之过。第人到晨夕聚处，虽兄弟夫妇，是非岂能绝无参差？但能多言情，少说理，纵极纠纷事，顷刻亦雪消冰释矣。时艰至此，忍辱负重，两宫且有说不出苦处，况在吾辈？”
李鸿章等人对何如璋、张斯桂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颇多非议，这直接影响了何如璋和张斯桂的外交生涯。他们在日本任期满后，都未能获得连任。1882年2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到达日本横滨。何如璋办完移交手续后于3月1日搭船回上海，1883年10月被任命为船政大臣。张斯桂于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任满后，“奉旨：着张斯桂回京”。这样，张斯桂也于188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国。他回国后，还将从日本带回的刺槐种子赠送给左宗棠。
光绪八年六月初二（1882年7月16日），张斯桂来到北京总理衙门“呈报销差”。总理衙门对张斯桂做了比较高的评价：“查该员张斯桂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频年在江苏、福建当差，以及奉使日本，复多阅历，报称之情老而弥奋，应以如何如何量予录用之处，伏候圣裁。”结果，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着以知府即选。钦此。”
经过一套复杂的官员任命手续，张斯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任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一带）知府。但此时张斯桂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遭到许多人的指责和弹劾。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到广平才两年的张斯桂卒于任上，享年73岁。他的传奇人生，就此结束。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锡祺在张斯桂《使东诗录》的跋文中感叹说：张斯桂“赍志遽殁，惜哉！”在张斯桂去世后不久所修的地方志中，也可找到关于张斯桂的记载。
张斯桂是近代最早走向世界的浙江人之一，他丰富的经历还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里，我们仅以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1802—1889年）的诗作《张鲁生小照》作为本节的结尾：“郭钦不可见，魏绛乃多辞；荐食忧鳞介，求才忆虎貔。大风通帝梦，未雨逮天时；磊落如公等，终当侍赤墀。”
三、张斯枸：从宁波走向西欧
张斯桂的弟弟张斯于1876年跟随郭嵩出使英国。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样，张斯也经常奔走于英国、法国之间。1879年1月，新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抵达巴黎及伦敦，接替郭嵩焘。曾纪泽特地安排张斯枸陪同郭嵩回国。他们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十（1879年1月31日）离开伦敦，经过漫长的旅行，于光绪五年三月初五（1879年3月27日）回到上海。几天后，张斯栒等人还为郭嵩焘庆祝生日。张斯枸陪同郭嵩焘到达上海后，随即经日本返回欧洲。五月初三（6月22日），郭嵩焘收到张斯枸从日本长崎发出的信件，说已与其兄张斯桂见过面了。1879年8月，张斯枸回到英国。曾纪泽在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张听帆自上海归，来谒，一谈。”第二天，“与听帆谈甚久”。
曾纪泽与张斯桂兄弟本来就非常熟悉，来到欧洲出任公使后，与张斯枸几乎朝夕相处，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曾纪泽称赞张斯枸“造就卓有可观”，多次请求朝廷对他进行奖励，并且大力保举张斯栒。1879年，张斯还受驻德公使刘锡鸿之邀，到德国工作过几个月。尽管刘锡鸿与郭嵩焘之间水火不相容，但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却多次提到了张斯栒。从1880年农历四月开始，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陈兰彬（1816—1895年，字荔秋）将张斯调到美国工作，大概于1882年初张斯桂才重新回到曾纪泽手下工作。曾纪泽于1886年卸任驻英等国公使后，刘瑞芬（1827—
1892年，字芝田）、薛福成先后担任驻英等国公使，这两人对张斯枸都有很高的评价。薛福成在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张斯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斯结束了20多年的异国外交生涯回到中国，并且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知府奏保道员，赏加二品顶戴”。根据家谱资料，张斯枸本人写过《环瀛日记》一书，记载其海外生活。此书藏于家中，没有出版，后来不知下落，甚为可惜。此外，曾纪泽在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7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张听帆所作游苏葛兰笔记”。文中的“苏葛兰”，现在写作“苏格兰”。遗憾的是，张斯枸的这部《游苏葛兰笔记》也下落不明。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奏请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由于张斯枸英语能力很强，对西方了解深入，并且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所以他回国后不久，即被张之洞调往湖北出任自强学堂总办（校长）。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8年1月14日）的《札委张斯枸总办自强学堂并兼为本衙门洋务文案》中写道：“查有候选道张道斯枸，前在欧美各国已二十年，迭充英、法等国使署参赞官，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堪以派委总办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也将张斯枸认定为第二任校长。
1898年初，日本邀请中国官员前往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特派当时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张斯枸前往日本联络观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1898年11月24日），张之洞向远在日本的张斯等人连发两电。第一封电文要求他们“务往各学堂、营垒、工厂详加浏览考究”。第二封电文则对观察演习之事做了非常详细的询问，例如“看操时，日本备供应否？较之接待欧洲各国人相同否？南北洋委员共到几人？”等。张斯枸等人则于两天后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答复。此时的日本政府急于拉拢中国对付沙俄，因此日本天皇还向张斯枸亲赐二等宝星以示外交优待。为了学习日本军事技术，张之洞还选派了一批自强学堂的高才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1898年12月22日）指示张斯栒“务在长崎候湖北学生到东，带赴东京安置妥当”。1899年5月，日本大将川上操六去世。张之洞致电正在日本的张斯枸，请他代行吊唁之礼。当张斯枸办完此事准备回国时，突然患病，不久在日本神户病逝，年仅57岁。张斯栒的灵柩运回国内后，朝廷特地加封张斯枸为从一品，并赏给治丧银一千两。
张斯枸先后出任英、法、德、美、俄等五国翻译官二十余年，是晚清出使国家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出任自强学堂第二任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张斯枸的家庭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张斯的长子张宏湄出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自小跟随张斯枸在英国生活、学习，生活也就“西化”了，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讲了。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81年6月18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张听帆之子来一坐，全不能华语矣，以英语相答。”张宏湄在英国成为一名医生，并且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在英国安家立业，这下就更加“西化”了，结果导致了与其父亲张斯枸之间的文化冲突。张德彝在《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记前自光绪丙子年，同事张听帆携其少君（乳名阿宝，当年十五岁）到伦敦。即送乡居学习英文。按听帆之意，必欲其兼学洋文，得有进步，而光宗耀祖也。待其英文有成，兼学医术，十余年间，自娶英女为妻，生有子女，听帆连随数任，皆不知也。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星使任满，听帆致书令子同归，子未允，听帆不欲独行，遂迁居海边，独居二年之久。既知子已有室，乃屡次促其携眷回华，至上年始同回沪，父家居昼锦里，而子媳孙女皆住洋店。父欲子亦移入华房，子不遵。
父怒乃谓，如不移来，须仍回外国，今而后尔莫视我为父，而我亦不以尔为子。昨闻阿宝携其妻与子女已到伦敦，将入英籍。由此观之，其携带幼童出洋者，可不慎欤！”通过张宏湄这一反面教材，张德彝告诉人们，张斯枸将少年张宏湄带到英国去学习是非常愚蠢的。而《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记载张宏湄时，也只有“听帆长子，娶英国口氏，名宏湄（字大宝），自幼随父出洋英国，头等医士。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之类的简单文字，而张宏湄那个英国妻子的姓氏及出生日期则为空白。
在晚清中国人的眼中，“西化”的张宏湄无疑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张宏湄可能会被视为成功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精英。面对当今中国的少年留学潮，回首那个被当作异类的张宏湄，我们不能不感慨：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张鲁庵——一位“印痴”的“金石”人生
“如果说谁对我的金石篆刻、印泥制作影响最大，非张鲁庵莫属。我与他虽不是师生关系，却也没有一个老师会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助我。”提起张鲁庵，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印泥制作大师高式熊这样说。
谈及与张鲁庵的相识相知，高式熊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这位良师益友对他而言，宛如人生路上的明灯。
从赵叔孺到高式熊
20世纪3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张鲁庵来到上海，并长期寓居于此。当时的张鲁庵，已经开始广为收藏研究印章印谱，被时人称为“印痴”，来上海除了拓展产业，更是为了拜师、求学、广交朋友。
而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赵叔孺。赵叔孺精通金石印刻，擅长花卉虫草、鞍马翎毛，其中尤精画马。机遇难得，张鲁庵立刻表达了拜入赵叔孺门下的意愿，令他惊喜的是，赵叔孺马上答应了。
他不知道的是，赵叔孺当时虽已是书画界泰斗，却乐善好施，有教无类，门下弟子众多。赵叔孺的弟子之一陈巨来曾说：“一班附庸风雅的仕女，纷然而至，拜列门墙，执弟子之礼，可谓群英杂凑，少长都全，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纨绔子弟、没落者、留学者，及其没后，闻共得七十二贤之多云。”而这纨绔子弟，指的就是张鲁庵。
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张鲁庵可以在经商的同时，研究金石篆刻和印泥技艺。或许这个“印痴”也当真与篆刻有缘，虽被称为纨绔子弟，他在赵叔孺的众多弟子中，却也十分出挑，与篆刻名家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叶露园等人同为当时上海艺林的翘楚，出版了《仿完白山人印谱》（1932年拓本）两卷等著作。
1942年和1944年，赵叔孺率门人两次举办“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上海艺界。张鲁庵的金石篆刻、收藏的印章印谱和制作的精美印泥，在两次展览会上都大放异彩。
而在1941年，少年高式熊也通过赵叔孺的介绍，结识了张鲁庵。
当时，赵叔孺把张鲁庵编的《黄牧甫印谱》推荐给了初入篆刻之门的高式熊。但印谱5元的高价令高式熊难以承受，赵叔孺忙说：“你不必买，做这部印谱的人会送来的。”
过了些时日，张鲁庵寻上门来，自报家门：“我叫张咀英（张鲁庵号咀英），赵叔孺先生叫我来的，这印谱送给你。”当时的张鲁庵虚岁已经42岁，比高式熊大21岁。这一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成为忘年交。“几时我请你吃顿饭，你到我家里来看看。”初次见面，张鲁庵就邀请高式熊去他位于江阴路九福里的家里做客。
不久之后，高式熊正式登门拜访张鲁庵。一进门，他就吓了一跳：书房的四面书橱中全是印谱。而在张鲁庵家中，这样的书房共有三间。张鲁庵曾在《从师回忆录》中有过统计：“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
不等高式熊回过神来，张鲁庵就大方地说：“今天是让你来看看我家环境的。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富裕，也买不起印谱，你不用买了，我的这些印谱印章就是你的。今后你要看什么，由我来安排。”
如今，高式熊已经年逾九旬，但他依旧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他的这种无私提携后人的举动，使我终生难忘。”
从此以后，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皆由张鲁庵提供。张鲁庵还在自己的书房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写字台，并把房门钥匙给了高式熊，允许他自由进出。
“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坦言。多年以后，他整理汇辑了《鲁庵所藏印谱简目》一册四卷及附卷，引起了书画界的轰动。内容囊括四百多部印谱的原拓本、印本及所有的名印谱。其中甚至还有陈介祺赠给吴大澂的那部一百册的《十钟山房印举》——这是张鲁庵花了八百两银子从吴大澂之孙吴湖帆手中购得的。
从药号小开到以商养文
不论是陈巨来，还是高式熊，谈及张鲁庵，总避不开“家境殷实”这四个字。因为父亲早逝，尚在襁褓中的张鲁庵被确立为杭州名药号“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在他9岁，仍在老家宁波马径村上学读书之时，就在名义上接手了“张同泰”药号的经营。
其实当时，张母杨氏才是药号实际的经营者。《张氏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序文说道：“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赢得手下效忠，使得生意比从前好出几倍。
而至张鲁庵成年，正式接手药号生意的时候，“张同泰”已经财源广进，成为与当时杭州城著名的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齐名的六大国药铺之一。
成家立业，张鲁庵亦在那一年结了婚。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同泰药号开始了以商养文的嬗变。
20世纪初，上海逐步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大都市。上海的租界云集了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文化盛事此起彼伏。
经商几年的张鲁庵开始逐步接触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圈子，心思活络的他十分向往上海的繁荣和发达。尤其是他在杭州的好友收藏家高野侯、高络园兄弟等陆续迁往上海发展后，向上海拓展产业，在这片文化海洋中拜师、求学、广交朋友的念头就在张鲁庵心中发芽了。
于是，张鲁庵多次到上海进行考察，最后选定了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房地产大王”哈同的产业慈淑大厦内开设“张同泰国药号益元参店分号”，专营名贵滋补药材。道地的用料，使“张同泰”在上海一炮打响。在经营上取得突破的时候，张鲁庵聘请了一位经理，自己索性当起了甩手掌柜。
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绩，但这并不是张鲁庵迁居上海的最终目的。在拜赵叔孺为师后，他在每日修习金石篆刻外，仍延续着年少时收集印谱印章的爱好。到上海之后，藏品的广度和数量突飞猛进，再加上张鲁庵家赀丰厚，各种与金石篆刻有关的藏品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如一方邓石如所刻的五面印，张鲁庵考证后确认为真品，于是与前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多次商谈，花了500银圆买下。古玩商人们看到张鲁庵出手如此阔绰，都把他当成“纨绔子弟”“药号小开”，纷纷上门求售。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鲁庵每次都严格审定，只有确定了并非赝品，他才会出价收藏。而如果其中有珍品精品，或者孤本善本，他会主动加价购买。在这种以商养文的资金支持下，张鲁庵收藏的印谱就有400多部，收藏的历代印章更达到4000余方。其中何雪渔印章20方，并拓之成集，而当中的“放情诗酒”一方印，是杭城著名收藏大家魏家孙旧藏，当时的上海艺界得知后，纷纷把它捧为极品拱璧。
在庞大收藏品的支持下，张鲁庵的篆刻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也成为公认的全国收集历代篆刻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收藏者，在当时，就已经有人称他为印谱收藏“海内第一家”。同时，《鲁庵印选》《鲁庵印谱》等10余本印谱图书接连出版，除了最珍贵的《十钟山房印举》百册拓本，明代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印谱亦重回公众视野，大大丰富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篆刻文化。
鲁庵印泥国之瑰宝
作为一个“印人”，在治印过程中有三样重要的工具：一为印石，用田黄、鸡血、寿山石等名贵石材刻之，其印章可为子孙后世永久宝之，否则为无本之木；二为刻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即印泥，别看都是红色，好的印泥与普通印泥的品质差别很大。好的印泥色泽鲜亮，经久不变色，钤在书画上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好的印章配好的印泥，好比宝马配金鞍。
张鲁庵痴迷金石刻印，在技艺磨炼中，深谙印谱、印石、刻刀、印泥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他为了在刻印时刻刀能用得得心应手，专门自己设计了刀形，花重金在德国求购了顶尖的“鹰力球”牌锋钢，制作专用刻刀。在印刀达到他所追求的“所向披靡”“随心所欲”的感觉后，他又对既有的印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当时，西方化学印泥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初印时色泽艳丽，但久而久之就会褪色；而很多使用传统工艺的印泥却因为配方失调，出现泥块薄稠不一的情况，影响使用。
好的印泥如同名墨，成为书画家追求的对象。张鲁庵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使用好的印泥，他开始潜心研制印泥。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番工夫在后来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制作印泥在篆刻艺术中虽属于“雕虫小技”，但要做好却不容易。从清乾隆时期起，最得行内人士青睐的只有福建漳州魏丽华家独家秘制的印泥。但是魏家的印泥秘方，累世相传，只传长房长媳，故外人绝难知晓秘方。而张鲁庵在杭州时，就试着研制印泥达十年之久。据说有一次为能做出满意的颜色，拟用红宝石做成分，他真将红宝石碾碎，后发现粉末是白色的，只好作罢。张鲁庵前后耗资数千大洋，却始终不能仿制出如魏家那样的极品印泥。
到了上海之后，条件完善了，机会也来了。当时他开始自号“印泥工人”，把家里弄得宛如一个实验室。他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化学和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扬到家共同研究。同时，张鲁庵以每两16银圆的高价，从漳州魏家购进24两印泥。印泥到手后，他除了自存8两，其余16两分成4份，一份分析油性，一份分析颜料，一份分析艾绒成分，一份分析附加的药料成分。
从原料选择到配方比例的调整，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印泥终于制作成功。用其钤出的印蜕，色泽鲜明、历久不变；钤出的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
“即便连续印十方细元朱文，印文也不走样，这就是鲁庵印泥的厉害之处。”高式熊后来回忆说，“这个特制工艺秘方，从1号到56号，浸润了张鲁庵毕生的心血。因为这秘方里，含有多种中药和化学成分，再经过手工操作和自然氧化过程。此外，他根据上海的气候，配制的印泥热天不烂、寒天不硬，印色鲜艳雅丽、质薄匀净，所以也叫海派印泥。”
“鲁庵印泥”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闻名天下，甚至产生了“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当时，北京有一位从皇宫出来的印泥制作高手徐正庵，做的印泥被称为“天下第一”。“鲁庵印泥”问世后，书画家们自然关心哪一个更优，但一番比较下来，都觉得两种印泥难分伯仲，于是又有了“南张北徐”的说法。
在《潘伯鹰文存》之《小沧桑记》中，有一篇《印泥工人张鲁庵》的文章，作者认为张鲁庵成功的原因在于“认真”二字：“他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认真而已，因为认真，别人所不能体察到的细微关键，他能抓住。屡察屡改，以致他成了‘状元’。”
最令人称奇的是，不论是“鲁庵印泥”还是自制的优质刻刀，都不外售。当年，张大千、吴湖帆、徐森玉、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篆刻书画名家都用着张鲁庵赠送的“鲁庵印泥”和刻刀。后来，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也先后用上了“鲁庵印泥”。再后来，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书画家也纷纷得到了张鲁庵赠送的印泥和刻刀。一时间，艺林同好们都以能获得一盒“鲁庵印泥”为生平乐事，以至于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设法托人为他捎去“鲁庵印泥”。
也许，对张鲁庵来说，大家用了觉得好，就是他最大的快乐，而他的快乐，与钱无关。“伊活络得不得了，样样都要白相相，真会白相，而且肯掼钞票，但做出来的印泥从来不卖的，就送送朋友，交关慷慨，还是小开脾气嘛！”高式熊这样评论这位亦师亦友的“药号小开”，而他自己平时用的刻刀，有两把也是张鲁庵制作赠送的。
当时，高式熊曾建议张鲁庵公开印泥方子，张鲁庵却说：“公开出来其实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没人重视罢了。”高式熊于是去联系博物馆、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等，果然各方都不重视。直到2008年，“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漳州八宝印泥”一起，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宝级印泥。
乐善好施不做亡国奴
如果评价张鲁庵仅是一个爱好书画篆刻的“小开”，未免有失偏颇。张鲁庵自小家境殷实，虽出手阔绰，骨子里却有着一种文人风骨。
经营张同泰药号时，他要求药店采购的药材必须是原产地进购的顶级产品。比如常用的补气药黄芪，必须选产地为内蒙古和山西的；又如常用的清热解毒、调和用的中药材甘草，虽然多地皆有生产，他却派人远赴新疆收集，保证甘草的优良品质。
店里的药材好，价格自然不菲，但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药店却会减免药费。张鲁庵刚接手药店时，自然灾害频发，难民连续不断，每逢腊月初八或大灾之时，“张同泰”就会在孩儿巷支起两口大锅，熬制腊八粥，布施饥民。而到了端午节，“张同泰”又会在孩儿巷分送祛病香囊，为百姓防病治病。
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张同泰”济世利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张鲁庵自身又喜欢金石书画，他在沪杭两地商业界的名望日益高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上海淞沪抗战失利，不久之后，杭州城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就在同年，张鲁庵暂时回到了杭州，看着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满目狼藉，他干脆关上了张同泰国药号的大门，闭门歇业。虽然做不到实质性的抗争，他也不想为日本侵略者粉饰门面。
然而，汉奸王五权却找到了他。当时，日军占领杭州城后，杭州原有的各行业同业公会悉数解散，日军苦于没有同业公会帮助，无法收取税费和控制各行业，就要求王五权限期成立各行业公会。而到恢复医店同业公会时，王五权就想起了当时最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张鲁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张鲁庵立即拒绝了他。权衡利弊后，王五权以退为进，只说让张鲁庵再考虑考虑，悻悻离去。
之后发生的事，令张鲁庵始料未及。几天后，夫人带着儿子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游玩，到了华灯初上，却仍不见夫人和儿子归家的身影，张鲁庵立即派人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打听，那边却回复说夫人和孩子吃完午饭就坐黄包车回家了。张鲁庵急忙派人在杭州城内四处寻找，一直到下半夜依然杳无音信。他坐在客厅，一夜未寐。
第二天天刚亮，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张鲁庵忙接起电话，只听到一个阴沉的声音说：“张老板，你的夫人和儿子在我们这儿，现在他们很好，我们劝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识时务，不然的话你就到西湖边收尸吧！”说完狠话，对方一下挂断了电话。
过了没多久，家人就来报，王五权和一个日本军人来访。王五权介绍，日本军人是管理杭州社会事务的沟部熊吉中将，听说张鲁庵夫人和儿子走失，特地来慰问，顺便商谈张鲁庵出任药店同业公会会长一事。此时，张鲁庵已经明白，妻儿已被日伪扣留做了人质。
心中一思忖，听着汉奸王五权和日军中将沟部熊吉言语中所带的威胁，张鲁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微点了下头，应承了下来。果然，到了下午，王五权把夫人陆献芹和儿子送回了张宅，同时还不忘假惺惺地说：“皇军派了几个中队用大狼狗搜寻，终于在吴山找到了张太太和您儿子。”
见识了日寇和汉奸的卑鄙手段后，张鲁庵开始虚与委蛇。表面上他不做任何对抗，面对王五权“半个月内重建杭州药店同业公会”的要求，张鲁庵点头表示应承，同时开始起早贪黑，整天忙进忙出的日子，并不时向王五权汇报筹建情况。起初，王五权对张鲁庵颇有戒心，但到后来，见张鲁庵四处联系，各药店反响热烈的情况后，就渐渐放心了。
半个月后，张鲁庵找到了王五权的社会科办公室，对他说：“经过紧张的筹备，药店同业公会成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按原计划，明天上午9时在市商会会议室召开成立会议，请王科长莅临指导。”当时的王五权，已经对张鲁庵完全放心，听取了成立计划后，立即到日军办公室去做了汇报。
而第二天早上，当王五权陪同沟部熊吉提前10分钟来到市商会会场时，却发现会场冷冷清清，完全没有召开会议的迹象。时间过了9点，会场里依旧只有王五权和沟部熊吉等人。这时王五权才发现事情不妙，立即派人到“张同泰”和张鲁庵家中寻找。然而偌大一个“张同泰”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张鲁庵家也人去楼空，踪迹全无。
原来，张鲁庵不愿意为虎作伥，他在取得王五权的信任之后，就立即行动了起来，暗暗遣散了全部员工，并将贵重物品悄悄转移了出去，同时把名贵药材做了妥当的安排。那天，他只身来到王五权办公室通知开会，只是为了麻痹王五权。在通知完后，他就连夜带着阖家老小，避走到了浙西山区乡下，隐姓埋名过起了乡野生活。
几年后，日寇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中屡战屡败，盘踞在杭州的日伪政权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加强统治。张鲁庵在浙西山区得到消息后返回杭州，将“张同泰”重新营业起来。当时，张鲁庵除了经营药号和金石篆刻，还多次悄悄通过地下渠道，为抗日部队和游击队送医送药，尽了一份抗日爱国之力。
古道热肠于细微处见信义
上海解放之后，张鲁庵久居上海，金石印谱收藏也日益精进，“鲁庵印泥”更是形成了独特的技艺配方，在上海的金石书画界名声日隆。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秘书长。
1956年的一天，上海书法篆刻家田叔达和张维杨陪同一位年轻人到张鲁庵家中拜访，他们要把这位年轻人引荐给张鲁庵。这位年轻人名叫符骥良，当时30岁，自小喜欢金石书画，1950年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金石书画界逐步结交了一批同好，开始崭露头角。
一见到符骥良，张鲁庵就拿出印石、刻具让符骥良刻了一方“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的便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符骥良胸有成竹，用时不多，就刻好了一方便章。张鲁庵拿起刻好的便章，给予了好评。从此之后，他就把符骥良留在了身边，作为自己的助理。
当时，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有社员140多人，汇集了中国金石篆刻界的顶尖高手，而“鲁庵印泥”成为社员们的必用印泥，需求量大增。而此时的张鲁庵已体弱多病，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印泥制作工作。为了满足社员的需求，张鲁庵开始带着符骥良一起参与制作。经过几年的言传身教，符骥良尽得张鲁庵的印泥制作技艺，成为“鲁庵印泥”的直接传承者。
高式熊曾说，用一个词形容张鲁庵，就是“古道热肠”。他不仅将“鲁庵印泥”的独门秘技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他的高古人品，也长时间在艺界广为流传。
20世纪初寓居上海后，张鲁庵结识了上海众多的金石书画大家，其中有一位金石书画家叫杜镜吾，是张鲁庵好友，两人常相互切磋篆刻技艺，交流金石印谱书籍。两家住得不远，经常相互借书，来往频繁了，杜镜吾有时懒得出门，就让儿子杜启康到张鲁庵家送书还书。
1962年，张鲁庵因肝癌不幸逝世。这位中国“金石、印谱收藏第一人”的离开，引起了艺界轰动。而他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把他的毕生收藏全部捐献给杭州西泠印社。
就在张鲁庵葬礼举行过后，杜镜吾听说了张鲁庵要把所有收藏的珍贵金石、印谱捐赠出去的遗嘱，不禁对友人的义举感到钦佩。但几天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两本珍贵印谱出借在张鲁庵家！这两本印谱是自己家的祖传珍本，平时根本不会外借他人，因为张鲁庵开口了，他才会借出去。这样一想，杜镜吾心中不免着急，自己祖传的两本珍谱，是否会被张鲁庵家属当作张鲁庵的藏品一并捐献出去呢？焦急之余，杜镜吾立刻写了一封信，让儿子杜启康赶往张鲁庵家中打听情况。
事出突然，杜启康在听了父亲的嘱咐后，一路小跑来到张鲁庵家，张鲁庵的第二任妻子叶宝琴接待了杜启康。杜启康首先对张鲁庵的逝世表示了哀悼，然后将父亲的信件交给了叶宝琴。接过信件看完后，叶宝琴忙说：“这件事是有的，若不是你父亲提起，我还忘了！这件事张先生生前已经关照过。你坐一下，我上楼去取！”
叶宝琴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交给了杜启康。杜启康打开一看，正是父亲千叮嘱万吩咐的两本祖传印谱。这时，叶宝琴又递给杜启康一方黄绸礼盒，打开一看，礼盒中有一只青花印泥盒，盒中鲜红如血、光彩可鉴的“鲁庵印泥”足有一两多。
叶宝琴说：“老头子生前特地关照，这两本印谱是杜镜吾先生的心爱之物，一定要完璧归赵。老头子还叮嘱，杜先生是制印高手，务必把这盒珍藏多年的‘鲁庵印泥’送给老友，留作纪念。”
杜启康虽对金石篆刻没有研究，但耳濡目染，常听父亲杜镜吾赞叹“鲁庵印泥”如何了得，如何珍贵，也听说过一两“鲁庵印泥”足抵一两黄金的传闻。如今捧着这盒印泥，思及张鲁庵对自己父亲的情谊，顿时觉得重如千金。
回到家后，杜启康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父亲杜镜吾。杜镜吾拿着张鲁庵归还的印谱和赠送的“鲁庵印泥”，由衷钦佩起老友的为人。他连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其实，对张鲁庵一生的成就，可以用“三印”来概括：历代印谱、印章收藏天下第一，创制“鲁庵印泥”贵为国宝。在张鲁庵下葬之时，夫人叶宝琴在丈夫的骨灰盒内放入了一小瓶精制蓖麻油，而这瓶蓖麻油正是“鲁庵印泥”配方的奥秘所在。
10多年的反复科学试验，张鲁庵终于创制出国宝“鲁庵印泥”，他毫无保留地把印泥制作技术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等后人；40余年收集的从古至今的珍贵印谱、印章，他也没有据为己有，出书拓谱，编册流传，更在死后把毕生收藏捐献出来。
在近现代金石篆刻界，张鲁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纽带。他从最初学习以赵次闲为代表的西泠印社诸人的技巧，到学习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美誉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完白的治印艺术，再到拜师赵叔孺，授艺高式熊、符骥良，张鲁庵以一己之心力，一药号之财力，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张鲁庵的一生，又何止“三印”？
张汝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看来志趣各异，终是琴瑟难调
张汝钊，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女诗僧、社会活动家，在26岁那一年，遭遇了人生中第二次心灰意冷，亦是有如谷底的黑暗。
那一年，距离她经历五卅运动，被南方大学以“闹风波”的名义开除学籍才刚满13个月。在章太炎先生的帮助下，她转入国民大学，终于在英文文学系毕业，峰回路转，她心怀憧憬与梦想。在打算去美国留学，并办理好一切手续之后，却遭遇了家人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
弱小的身躯，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往来的行人和黄包车熙熙攘攘，张汝钊的心中却莫名地空寂。她不禁开始回忆起自己前20年的人生，想着想着，她觉得自己已然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一如几十年后，她终将获得的常人所难以比及的成就。
敏而好学的神童才女
张汝钊少有才名，12岁能做韵诗，15岁遍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时人多有称她为神童才女，殊不知，张汝钊的童年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1900年，世纪之交的农历正月十三日，张汝钊出生在马径村。马径张氏是当时慈溪庄桥（今江北区庄桥街道）一带的名门望族，祖先在杭州经营“张同泰”药号，到了张汝钊的父亲张宏骧已经是第四代。张家一贯以书香传世，张宏骧也是饱读诗书，妻子杨氏知书识礼，母亲宓氏亦是山北名士之后。张汝钊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儒商之家，衣食无忧，更有几代的文化积淀。
然而，在她2岁时，父亲便不幸去世。虽然家底殷实，但张汝钊上有一位8岁的姐姐张汝軏，下有一位刚满周岁的弟弟张鲁庵（号咀英），对这个有3个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仍然是不小的打击。年幼失怙，张汝钊尚不知悲痛为何物，父亲的葬礼对当时的她来说也没有特殊的感觉。此后，她仍在母亲和祖母的抚育下慢慢成长。还在牙牙学语之时，祖母宓氏就开始教她读《寒山诗》及《白香山诗》，待到完全会说话，张汝钊已经深知它们的诗韵。
转眼过去了五载春秋，7岁时，张汝钊和姐姐张汝軏一起，陪弟弟张鲁庵读书。这段陪读经历，可以说是张汝钊一生中最为愉悦的时光。因为天资聪慧，又敏而好学，张汝钊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姐弟三人中最强的，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称赞。每天吵着去读书，笑着去上学，她“每听讲古之英雄豪杰及志士仁人之士，辄欣然向往之而欲效其为人”，少年时期就有成为志士仁人的志向。而这种天资与好学的态度，也使贪玩的弟弟张鲁庵“十分不悦”。也许，小小年纪的张鲁庵当时并不知道“嫉妒”为何物，但当他看到与自己几乎同龄的姐姐这样受到老师的赞赏，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心中非常不快，经常跑到母亲那里撒娇，希望姐姐不再陪读。终于，经不住这般软磨硬泡，母亲杨氏不再让张汝钊陪读，那一年，张汝钊刚刚12岁。
虽是如此，杨氏仍然爱惜这个“神童”女儿，把家里的藏书全部交给了张汝钊。于是张汝钊就开始了自学，仅3年时间，就把家中丰富的藏书读了个遍。这种独特的读书经历，让独立自强的思维开始扎根，小小年纪，张汝钊就深知“读书是知识之津粮”，还“特别留意词章古学，希望能以此保存国粹”。对她来说，这样的童年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较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已经幸福许多。只是事实却常常为“失望”所设计，她的命运之船，早在5岁时，就已经偏离了航道，驶往了另一个方向。
一纸婚约，命运的旋涡
望族之间大多相互联姻，庄桥的望族也是如此，他们姻亲成网，使整个城镇成了亲连亲、手挽手的大家庭。这样，只要有一户经商成功，有关系的就会带着外甥、内侄去学生意。这些亲戚学会了生意，又带着兄弟族人去学生意。如此周而复始，一代带一代，越带越多，生意越做越兴旺。
而张家早早定下联姻，则是因为张宏骧不幸早年离世。对于这样一个大家庭，外亲的帮扶尤为重要，张鲁庵9岁接手“张同泰”药号，更需要联姻亲家的支持。但在姐弟们的三段联姻中，张汝钊最为抗拒，也最“大动干戈”。
古时的媒人有被称作“鸩媒”的，大多含有贬义，除指善于言辞外，多被用于害人者。《楚辞·离骚》中吟：“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十三中记录：常熟王陆禔《苏台纪事》诗云：“无奈鸩媒偏作恶，不容雁婿永追随。”更有直接用鸩媒指代毒药的，清代金农《短睡十韵》中有句：“成埃腾觚飞爵忘漏促，沉湎何啻是鸩媒娇。”
对张汝钊来说，5岁时为她做媒缔结的婚约，当是“鸩媒”无误。15岁时，婚约如期而至，她被要求嫁与镇海董家的少爷。面对这桩娃娃亲，她曾在婚前“以独身自立之主义坚请于母氏”，又听说她的未婚夫为人纨绔，不思进取，于是坚决不肯出嫁，但“母氏坚不之许”。
面对这种情况，张汝钊尝试了各种办法，却都难以回转，走投无路之下，她第一次对人生感到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仰药图尽数次”。国学家邹弢形容她当时是“齐妻不能喻其哀，巴妇无以形其苦”。
这纸婚约，就像命运的旋涡，把张汝钊这条小船转得颠簸不堪，几欲翻沉。此时，生命中的第一座灯塔向她亮起了明灯。当时，广学会基督教传教士梅立德夫人在宁波传教，机缘巧合之下与张汝钊相识。其时，张汝钊的才名早已传入梅立德夫人耳中，在张汝钊多次求死未果之后，梅立德夫人对这位才女分外惋惜，开始了对她的劝慰。
梅立德夫人深知张汝钊对文学的热爱，鼓励她立志求学，虽嫁为人妇，依旧可有独身自立之姿。梅立德夫人的怜惜和引导逐渐让张汝钊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张汝钊对此也是感恩备至，她在《忆梅夫人》诗中写道：“百结柔肠千点泪，此心只有君能知。怜我青年欲自杀，微言大义醒我痴。见我蹉跎甘自弃，成名立业尝相期。怕我凄凉无好友，看山问水同予嬉。谓我微才堪大用，逢人到处说项斯。末路贫愁逢知己，指迷正误真吾师。”此后，两人常相伴结游，也由此结下了一世的跨国友谊。而通过梅立德夫人，张汝钊也开始了解西方的学识与文化，开拓了自身的视野。
重返学堂之路
在婚后头两年，张汝钊没有放弃对学识的追求。17岁时，她对丈夫仍抱有一丝期望，为了争取让自己重返学堂，也盼望丈夫回心向学，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夫妻两人一起来到上海求学。
在去上海的渡轮上，张汝钊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暗暗起誓：自己前17年的人生如一条小船般，被命运捉弄已经成为历史，她将像此刻乘坐的渡轮一般，乘风破浪，行驶出属于自己的航路。
经过充分的温习和备考，18岁时，张汝钊进入上海启明女校。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初入女中，她就向学校里著名的国学教师邹弢先生呈诗，其诗曰：“国粹沦亡最可怜，中流砥柱仗高年。先生若许传衣钵，愿典金钗作酒钱。”令邹弢先生大为震惊。彼时思想日益开化，许多进步青年尤其是女青年迈入学堂，已蔚然成风。但像张汝钊这样以一介学子之身，表达出对国学和国粹强烈追求和崇敬的，邹弢从未遇到过。
尤其是“愿典金钗作酒钱”一句，既表明了她一心向学的决心，也点出了她当时所面对的窘境。来到上海后，没过几天，丈夫就无心向学，热衷于社交和游玩吃喝。志趣各异，又有了年幼的儿子，张汝钊觉得虽然琴瑟难调，但只要维持夫妻关系，互不干扰就好。谁知丈夫也不支持她继续上学，让她在求学路上“飘零四方，贫困潦倒，艰苦备尝”。
饶是如此，张汝钊依旧在19岁时考入英国人创办的上海柏美兰学校高中部，以优异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然而学校规定不入基督教的学生不发毕业文凭，心在国家的张汝钊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凭。
待到21岁，张汝钊又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此时，不论是婆家还是娘家都不支持她继续读书，并以幼子需要照顾相挟。求知欲愈发强烈的张汝钊在思忖再三之后，毅然将儿子董景业寄养在外，专心读书，也致使母子关系一直十分疏远，成为她毕生的遗憾。然而，由于学费无人供给，她只能转入南方大学，衣行节俭。但正如著名画家、诗人罗云先生所评价的：“读书之志愈坚，吟咏之声不绝。”当时的张汝钊沉浸在学海任意遨游，虽清苦寂寞，却快乐非常。她自述道：“愈历艰难，寸心愈坚；百折不回，以达素志。”
4年断断续续的大学时光，更加增长了张汝钊的学识，培养了她的进步思想和抗争精神。1925年临毕业之际，张汝钊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与2000多名上海工人、学生一起抗议日本军人的暴行，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更上台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并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对爱国学生的爱国行为实施镇压，张汝钊在5月30日下午被英警逮捕入狱。狱中，张汝钊身为热血爱国青年的勇敢和正义第一次得到抒发，坚贞不渝的她展示了一名知识女性的爱国情怀，被当时的学界赞为“灵性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还被誉为“才女中的义女”。然而出狱后，她即被校方以“闹风波”名义开除了学籍。文学前辈邹国丰先生听闻此事，曾如此评价：“急公好义世有几，英雄究不及英雌”“古来才女如珠串，才而且义我罕见”。张汝钊自己也在《五月卅日》中写道：“五月卅日事，悲痛摧肝肠。..可叹吾国内，兄弟仍阋墙。..此身拼一死，增我家国光。”将身临五卅运动的情状尽抒笔端。而她在《访秋（瑾）墓遗址》中亦写道：“感我身世长落拓，半生遭遇与君同。何日沙场了夙愿，与子携手高唱大江东。”在追忆前辈的机遇中表达了心中的夙愿。
虽然学界和民间对张汝钊这位“才女中的义女”十分追捧，但已经无学可上的她再次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相夫教子”的压力。此时，生命中的第二座灯塔章太炎先生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张汝钊进入国民大学学习，并在该校的英语系毕业。
重返学堂这条路，张汝钊走得坎坷，也收获颇丰。26岁这一年，她从求学期间所作的千余篇诗文中挑选出117首诗、47篇词，编辑出版了《绿天簃诗词集》。这时的张汝钊“眼前诗思清于水，未到秋来已觉秋”，诗词修养臻于成熟。文学前辈邹弢、罗云、王蕴章、王肇先生等纷纷为诗词集撰写序文；文坛名家老梅、罗文甫、宋淼、罗华、李雄芳、许遂、张锡诚（张鲁庵）、邹国丰、张汝軏、舒昌森、诸懿德、张蛰公等12位诗人为诗词集题词。其中，王蕴章先生称张汝钊诗词“憔悴婉笃似少陵，雄健豪放似太白”；罗云先生称张汝钊诗词“忽而悲壮慷慨有英雄志士拔剑起舞之态，忽而缠绵绮丽写深闺幽怨之思，忽而林泉旷达作高人隐逸之想”。一时，张汝钊被民国文坛誉为“东方罗兰”，张汝軏、张汝钊两姊妹被国人称为“慈溪姐妹花”。
就在诗词集出版不久，张汝钊结合国内时事，有感而发：“予每感国势之不振，痛女界之昏暗，深信非游学先进各国和求良法终不能挽以颓俗而作之新。”为此，她积极准备赴洋求学，甚至用英文写成了《政治学概论》，“得到官费保送留欧美学习政治的机会，同时得到派往美国考察社会状况的差事”，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溢于言表，开心得“能乘风万里，也可以差慰平生的壮志”，一如她诗中所说：“明年拟遍历环球，长风万里作壮游。”
可以出国游学的喜悦让张汝钊的思绪像一只雄鹰遨游天际，已扶摇千里。可是丈夫的百般阻挠和婆家、娘家的反对，最终导致其不能成行，这像一支猎枪，一枪将雄鹰射下了天空。内心的极大落差，让张汝钊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时，莫名地空寂。她想起自己要做一艘渡船乘风破浪的誓言与眼前境况的落差，她以为自己经历过贫苦求学、五卅运动的内心已经足够坚强，她满以为自己可以战胜将要遇到的一切苦难，但她终究倒下了，“大病一载，双目几至失明”。
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
1926年末，大病初愈后的张汝钊与丈夫渐行渐远，随后离开了上海，进入浙江司法厅供职，次年回到了故乡宁波。
此时的宁波，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也处于逐渐好转的阶段。1927年，乡绅张美翊的藏书场所薛楼被改建为宁波市立图书馆，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开始兴起和发展。当年，章太炎先生得知张汝钊回到了宁波，在他的推荐下，张汝钊被聘为宁波市立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在得知二姐成为图书馆馆长之后，其胞弟张咀英（张鲁庵）马上捐资银洋3000圆，于中山公园荷池旁建图书馆“范阁”，赠予宁波市立图书馆。
作为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面对被北洋军阀劫掠后薛楼的八九万卷藏书，尤其其中还有不少善本珍籍，张汝钊和助手不避秽臭，拭去秽积，细心整理，损坏者补缀，脱篇者装订，残缺者抄补，而后按四库分类法汇编书目，每部夹以木板，每种裱以布签，每册附以书号，详载其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地点、购入时间价格等项，按序入藏并制订章则。据当时帮忙一起整理的周劭回忆：“如是者年余，当时工作之艰辛，反引以为荣。”
经过张汝钊的悉心整理和修补，范阁图书有了详细的分类编目，在按序入藏、制订章则后，于1927年9月顺利开馆迎接读者，谱写了宁波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在1928年到1930年间，经张汝钊多方努力，图书增加近万册，充实了馆藏。同时制定了《联络市内各图书馆暂行办法》，开创了馆际协作关系和业务领导关系。
除了主持图书馆工作，她也获得了难得的博览群书的机会，积累了学养。张汝钊自己说，得益最多的，是“《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和《王文成全书》”，在图书馆的4年间，她几乎读书忘情，“几疑身入琅嬛境”，度过了一生中唯一的“坐拥书城不羡仙”的惬意时光。
由基督入佛国
后世人提及张汝钊，除了民国女诗人的身份，还有一项便是“天台宗高僧”，而她的入佛经历，也颇为传奇。
张汝钊回到宁波的那一年，在好友梅立德夫人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也是在这一年，张汝钊作《归田咏》三章诗，称“五斗羞折腰，归田计已熟”，直言对从政之路的背离，人生观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1928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炎热，好友梅立德夫人邀请她去“海天佛国”普陀山游览避暑，她爽快地答应了。自小受笃信佛教的母亲和祖母影响，她知道普陀山是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佛灵山秀，石奇景美，金沙碧浪，海阔天空，值得一游。于是在第二天，她与梅立德夫人等六七位女友从宁波轮船码头上船前往普陀。
中午时分，船到普陀山短姑道头。女伴们登岸后，先到观音洞庵吃过午饭，然后游历附近一带的胜景。观音洞在梅岑山（即普陀山）西麓，传说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处，洞广如室，中间有一天然石柱支撑，上粗下锐，倒注入地，有垂云倒浪之奇。洞内环行可通，石柱、石壁上镌观音大士像；洞顶白石累叠，古树嵌生，风景奇特。女伴们望着这一处处佳景，感到目不暇接，不禁赞声啧啧。梅立德夫人要张汝钊即兴作诗，以助游兴。汝钊想了想，当场吟了一首《上观音洞》诗：“观音圣迹访遗踪，更上南山第一峰。万里烟霞空色相，一天云气荡心胸。惊涛拍岸声疑虎，怪石蟠空势似龙。到此顿消尘俗虑，隔林飞度一声钟。”
梅立德夫人忙取出手提包中的钢笔和笔记本，把诗记下来。女伴也都称此诗有气派，特别是五六两句，是全诗的金句，描摹这海边的惊涛和怪石形态，真是曲尽其妙！殊不知，这也是张汝钊多年积压情绪的释放。
她们游毕西天景区，又游了普济寺、南天门一带，到离法雨寺不远的极乐庵住宿，打算吃过晚饭后去海边游泳，以消除一天的疲劳，并领略海阔天空的普陀夜景。
正当她们吃过晚饭，各人提着一袋游泳衣裤准备出发时，只见门口急急走来一个年轻僧人，手中拿着一张纸条，对大家问询说：“诸位女居士，印光老法师让我送信，叫大家千万别去海边游泳！”说着递过纸条。大家围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诸居士！南海多旋涡，所谓惊涛如虎，防不胜防。每年有人惨遭灭顶，切勿儿戏，后悔莫及！”
张汝钊此时有些惊讶，她曾在图书馆里读过《印光法师文钞》，对印光的学问文章十分佩服，只不过自己前一年在梅立德夫人的介绍下受了洗礼，加入基督教，并未想探访这位老和尚。她略一沉吟，谢过送信的师父，便把手中的衣物放下，提起手提包，约女伴们一起去法雨寺拜访印光老法师。
来到寺庙后，张汝钊见印光法师神态庄严，既严肃又慈悲，便上前合掌，先是感谢老法师的规劝，接着又探问老法师怎么会事先知道。老法师微微一笑说：“这几天天气很热，刚来山的游客，往往傍晚都会到法雨寺前的千步沙海边游泳。千步沙别看它平时很静很美，但海潮来时奔腾呼啸，来如飞瀑，退若曳练。遇大风，则沙间怒涛壁立，吼声震天，飞沫溅空，真是惊险极了！我刚才在寺前经行念佛，看到七八位刚到山的游客——大概就是你们吧——经过法雨寺前，向极乐庵方向走去，边走边谈游泳的事。我怕你们不知道海边的险情，晚间去洗海水浴发生危险。故特遣一僧告知！如此而已！阿弥陀佛！”印光说罢，从架上取下几本新出版的《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送给大家每人一本，劝大家“老实念佛”！女伴们都站起身来恭敬地接过。张汝钊则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本两年前出版的《绿天簃诗词集》，在上面签了名作为回谢，敬奉老法师教正，印光也欣然接受。大家小坐了一会儿，怕影响老法师的工作，便起身拜别，回到极乐庵休息。
次日清晨，她们刚起床，法雨寺的一位山童又送来一封书信，说是专门交曙蕉居士（张汝钊字曙蕉）的。张汝钊忙打开来看，上面写道：
“曙蕉居士鉴：观所作诗，其声调意致，实不让古人。但只是诗人之诗，其衷曲愁怨，似绝未闻道者之气象。即与君题序者，皆与君同是一流人物。君既有此慧根，忍令以悲怨而消磨之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既有佛性，可任其被烦恼盖覆，历劫不得发现乎？当移此愁怨以念佛，则生入圣贤之域，殁预莲池海会。倘真有宿根，当不负老僧此一呵斥也！”
“呵斥”两字从她的眼前跳过时，张汝钊猛地一震！因为当时她已在诗坛备受尊崇，听惯了夸奖的话，这次却破天荒地受到斥责！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底。但平静下来仔细一想，《绿天簃诗词集》中的诗词也的确是些愁风怨月之作，或叹命运的多蹇，或怨造化的不公..长此愁叹下去，的确也只能折磨自己，此刻，印光法师就像是张汝钊生命中的第三座灯塔，开始亮灯，为她指引迷航。
经过一天的思量，第三天上午，她决定不去游山，独自一人去拜访印光法师。到了门口，却见坐在桌前的印光早已望见，笑着喊道：“张居士你早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的呢！进来坐吧！”
交谈之中，印光法师又是一番开导。张汝钊的心灵受到了触动，她暗下决心，从此要开始研究佛学。她和女伴在普陀山共住了一个星期，游遍了海天佛国的山山水水。离别普陀山那天，她再次前往法雨寺，向印光告辞，法师又诚诚恳恳地劝她皈依佛教、了生脱死，坐谈了两个小时之久。直到舆夫催她，说要是再坐谈就赶不上去宁波的航船了，她才恭敬礼拜告别。印光送她到门口说：“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张汝钊回到宁波后，就写信对印光老人的三次教诲表示感谢。印光回信开示：“大凡聪明人，多皆傲物而自是，不肯受人呵斥。光愧无学问道德，不能稍益于世，因兹抱一他山石之素愿，欲令纯金良璞，皆由我粗砺之质，以成世宝。是以三次相见，不以赞而以勉，不以人情而以佛法为指示。其书与三次之语，呵斥颇切，意必此后绝不过问。而书中所叙，颇生感激，足见宿根深而见理明，不自是而肯听善言。倘能将才人习气、西欧虚派尽情放下，以敦本重伦，躬行家庭教育，俾一切女流，同仰懿范，再加以生信发愿、自修净业、自行化他、同期解脱，以为闺范母仪、女流师范。则吾国之兴，断可必矣。”勉励她“若不以《文钞》文字刺眼，祈详阅而实行之。此后再阅古德净土各著述，则势如破竹，循流得源矣”。
29岁时，张汝钊游宁波阿育王寺后作了长篇诗文，诗中“南北炮台形势好，为防夷氛来海岛。十万貔貅不敢前，永护佛法僧三宝”之句，表明了兵强炮坚与御敌护佛的观点。也是在那一年，张汝钊携子同游洪塘名胜后作诗“功名富贵非吾志，愿作逍遥自在人”，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逐渐显现。
多年之后，张汝钊呈上了自己所著《般若花》中的“已将慧剑斩情魔，十斛明珠委逝波。壮志全消豪气尽，年来只觉一身多”等诗，印光评点说：“汝之诗意义甚佳，然欲避绮语之讥，须当行其事。否则何止绮语，乃妄语、戏语、欺三宝语也。光四十余年不作诗，故不为和。”
从此以后，她在生活、工作和修持中每遇到疑难，便写信向印光请教。法师总是慈悲地复信，对她的一些知见加以拨正，开示念佛法门，并指教立身处世之重大关节，字字切要，语语警策。张汝钊自称：“每一拜读，如对圣颜，汗流浃背，惭愧无地！”深感“谊重恩深，无可答报”，却不料1940年的一天，她得到印光圆寂的讯息，如同晴天霹雳，她悲痛异常，作诗道：“噩耗传来一月迟，经窗雪夜哭吾师。人天眼目何归处，肠断神农昼寝时！”“一片鞋皮彻底酬，百千偈语止中流。摩挲颈上痕依旧，千古令人痛不休！”
在印光圆寂之后，她开始反思教诲，觉得佛法必须亲证，于是专心致志从天台宗大德根慧老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学修法华三昧，后又回慈溪闭关，修《法华忏》二十一天，持《楞严咒》七天后，指令出家。1950年农历二月初八日，从根慧法师披剃，赐名“本空”。从此焚弃笔砚，专心读律，并在上海、宁波等地讲演《法华》《地藏》《金刚》《遗教》诸经，每天晨修忏法晚念佛，放蒙山，夜习禅观，成了一位苦行高僧。
从蒋经国的老师到天台宗高僧
在50岁出家之前，张汝钊依旧“自愿”或“被迫”地融入世俗生活。30岁至50岁，是她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同时，这也是她饱经战火和动乱的20年。
在30岁生日之际，她以30首七律诗组成的长篇诗组《三十初度述怀》，叙述了自己前30年的生命历程。此时的她，不觉得自己是条小船，也不想再成为一艘渡轮，只希望在三座灯塔的照耀下，在生命的河流中自由航行，感悟人生。这一年，她辞去了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在迦耶农林实践农禅生活，“从此学农兼习静，心田福地任耕栽”“今古诗书闲中读，炎凉事态静中看”，开始了半退半隐、半农半禅的生活。同时，她与两名女工一起，在生产劳动中切身体验人生意味，在寂静心境中参悟佛法要义，探寻宇宙本质和生命含义，“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虽然当时有许多友人劝请张汝钊返回社会服务，但她心静如水，“肥遁不应”，诗中“多生积习真难了，一日三缄辞职书”之句，道出了她当时的真实情状。
32岁时，她成为印光法师的在俗弟子，被授法名“慧超”，正式开始亲证佛法的历程。但农禅生活也没有让张汝钊完全放弃关心时事，同年，她受教育家陈谦夫先生嘱托，作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诗文《难鸡篇》，诗中“奋翮振起一长鸣，惊醒沉沉睡狮梦；愚公之力尚能移山兮，三户之存终把强秦灭”之句，生动地写出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壮举和驱强逐寇的自信；“激昂奋起挥天戈，努力恢复旧山河”之句，直接喊出了夺回被占国土的时代最强音。
这种半修半俗的生活似乎让张汝钊十分自在，1933年，她又拜太虚法师为师，被授法号“圣慧”。此时的她，历参法舫法师、宝静法师、静心法师等多位法师和居士，借此加深对佛教“救度”意识的理解。在武昌佛学院参学期间，张汝钊写下了《参观武汉佛教之印象》，全面介绍了武汉佛教界的情况，被聘为“武昌菩提精舍和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两院佛学教授”。在修佛教学期间，她遵照林孟群先生的临终嘱托，作了《林孟群先生家传》。同一年出版了《蕉园三十征诗汇刊》。
随后的两年，张汝钊出版了文学著作《海沤集》，收录文著16篇，诗词71首。罗家伦先生在序文中希望她能以诗文“抒性灵于纸上，富藻采于人间”，并由赵叔孺先生题写了书名。精修佛学也终于有所成果，出版了佛学著作《般若花》，收录佛学著述11篇、诗词48首，其中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佛教与耶教的比较》《现代思潮与人间佛教》等论著，在文学界和佛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法师曾为《般若花》题词：“携将佛国菩提种，散作人间般若花。若了六艺同正觉，一齐高驾白牛车。”
然而与俗世若即若离的生活没有经过几年，张汝钊结识了居士蒋瑞莲，并受她之邀，礼瞻了宁波法昌寺。1936年，张汝钊在全面研究《法华经》后，撰写了长篇佛学论著《法华三昧之检讨及修学之经过》，阐述了法华三昧的佛学原理和亲证实践。次年与蒋瑞莲一起创办了奉化法昌佛学院，张汝钊担任讲师，招收僧尼100余名。在法昌佛学院教学期间，她还与秋瑾昔日的战友觉明法师不期而遇。同是才女的二人相见恨晚，每夜秉烛夜谈，逐渐从相识变为了相知，并相互引为知己，觉明法师成了张汝钊求佛路上最为亲密的伙伴。
作为浙江第一家女子佛学院，法昌佛学院盛极一时，却因抗日战争和流行疾病袭扰，只开办了9个月。
佛学院虽然“中道崩殂”，但张汝钊的学识和涵养得到了蒋瑞莲的深刻认同。原来，蒋瑞莲是蒋介石的同母妹妹，两人感情不错。此时蒋介石的子女蒋经国、蒋方良正好从苏联回国，在蒋瑞莲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张汝钊作为子女的国文和英文老师。虽不愿牵扯政治太多，张汝钊依旧回到了慈城的迦耶农林，一边养病，一边参学教书。
几年后，战争形势变得严峻，张汝钊不得已避兵深山，一边参悟佛法奥义，一边向同来避兵的钱太希（钱罕）求教国学，深入研读了《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及宋明理学，到1940年前后，她的国学功底变得炉火纯青，佛法参悟也渐入佳境。这四五年的时间，她还在慈湖中学等学校教书。她当时的学生——上海《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周珂女士在《铁蹄下的萌动》中回忆：“我们读中学时听张汝钊老师教语文课，张老师不用日占时期规定的教科书，一个学期只讲一本《孟子》。”虽然入佛门已久，但张汝钊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权的铮铮铁骨，依旧存在，并愈发坚硬。
然而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并未过多久，在1939年，张汝钊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觉明法师在苏州圆寂。作为早年心中的革命前辈秋瑾的战友，张汝钊对这位中年相逢的知己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心中默默将二人比作伯牙子期，谁知相知不过三年，“子期”就撒手西去，令“伯牙”的心中无限悲伤。痛定思痛之下，她撰写了长篇诗词进行哀悼，诗中“风前洒泪伤知音，伯牙从此休鼓琴”之句，诉说了她与觉明法师之间虽不长远，却异常深厚的感情。
自觉明法师圆寂之后，张汝钊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在家耕种修佛，既是缅怀先友，更是给予自己时间磨炼心性。一年后，她在洪塘开讲《法华经》《起信论》和《观经》，现场居士法师几百人，无一人出声，全都专心地听讲和记笔记。此后她又回杨村掩关静习了五年。其间若有所得，作了《天台宗与禅宗》一文，全面而又详细地阐述了天台宗与禅宗的渊源与关系，而她在佛学理论界的地位也就此确立。
1945年，在宁波观宗寺根慧法师的再三邀请之下，45岁的张汝钊再次出山，成为观宗寺学社的讲师，同时帮助根慧法师整理讲稿，编撰了《经筵集零》《谷音》《佛说阿弥陀经性乐义味》等典籍。
三年在观宗寺的清修，让张汝钊想了很多，年少失怙、婚约的风波、求学的艰辛、中年痛失母亲与知己..人生中大大小小的挫折与困苦，逐渐变得淡薄而模糊起来。1948年的一天清晨，张汝钊突然开化，沉吟作诗：“湛寂清明自在天，跏趺稳坐一枝莲。”此时，她对寺庙生活已经怡然自得，对自身的心性也已把握自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禅定已至。
见到张汝钊已经有所成，根慧大师正式将慈城的妙音精舍传给了张汝钊，作为她的弘法道场使用。自此，张汝钊开始在精舍闭关修习与讲经说法，而慈城的妙音精舍也因为张汝钊的才情和慧根，为佛家弟子和世人所知晓，闻名天下。
一年之后，张汝钊已觉六根清净，俗世烦恼已除，在她50岁这年的农历二月初八，由根慧法师在观宗寺为其剃度，并正式赐予她佛家法号本空，字又如，号宏亮。自此，她由才女、蒋经国的老师，正式成为天台宗高僧，开始了“日日禅定境，夜夜琉璃月。时时清凉水，处处般若花”的生活。
一生坎坷求果
在正式出家后的那年冬天，本空法师（张汝钊）接到根慧法师来函，嘱咐她撰写缅怀印光的文章一篇，以纪念大师圆寂十周年，她便在大师像前焚香祷拜后动笔。第二天晚上就做了个奇怪的梦，她醒后追述说：“见我先师印公老人，在一广博严丽的大殿中，展开黄色坐具礼佛，身躯高大，光明赫烨，命我在其后拜佛讫。我即稽首问曰：‘十载翘诚，今得一见，愿兴慈悲，开示愚蒙！’师曰：‘汝好自弘法，毋得厌倦。临命终时，我当来接。’我曰：‘见师相好光明，得非大势至菩萨耶？’师曰：‘是！不错！’我不觉长跪合掌，说我上月所作之《赞大势至菩萨偈》以赞之曰：‘金瓶宝冠拥青螺，百亿牟尼漾碧波。绝妙香尘严极乐，无边光色净娑婆。摄生方便归安养，念佛圆通渡爱河。足步莲花大势至，现前接引见弥陀！’”
原来，她梦证了印光就是大势至菩萨。虽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个梦仍然被佛界广为认同和传颂。本空遂写了《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大导师》一文，纪念印光往生十周年。
次年，本空突然大病一场，病后嘱咐弟子圆修法师将自己近20年来所作诗文“悉付一炬”，圆修法师不忍，偷偷留下了文稿。次年，将文稿示于汤掬梅居士。两年后，汤掬梅编辑出版了本空法师1935年至1953年间的作品，取名《烟水集》，收录文著27篇、诗词146首。至于为何要自烧诗文，答案一直到本空法师圆寂都没有揭晓，但从她1956年所作的《丙申病中杂感四首》中仍可窥探一二。“腐朽未中栋梁选”一句，可以看出她年近花甲仍在反思自己在俗时未对国家民族有所建树怀有深深的遗憾。不过，从后一句“此生不了为僧事，乘愿重来托后身”的诗中，亦可看出她出家后对佛学事业的专注和一往无前。
此间的几年，本空法师频繁往返于宁波与上海、国内与国外的佛教界，两次赴印度、日本讲学，弘扬佛法，一心求果，受到了礼佛弟子们的推崇与拥戴。这种感觉，一如她第一次出版《绿天簃诗词集》时在文坛受到的崇拜。但此刻她的心境却早已不同从前。
到了1957年后，本空病重，终于久卧床榻，难以走动，最后在1969年的农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慈城娑罗庵，葬在了慈城黄夹岙。
纵观这位女诗人、女高僧的一生，就像一艘小船成长为巨轮后又变为一叶扁舟。张汝钊从小“以英雄豪杰自任”，却壮志难酬。求学时，以儒学经世之说为文化主脉和立志根基，以西方先进科技为知识体系和认知工具，刻苦求学，格物致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青年时，她“以古圣贤自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为国家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也曾试图通过仕宦之路救国拯民，然屡屡碰壁，事与愿违。由于婚姻的创伤，她一度归入基督教，而后结缘印光法师与太虚法师，渐渐心归佛法。步入中年，她一边教书，一边依旧关心时政，常感慨自己“虽有四方之志，卒困于家事之羁绊，不能拯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略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义”。在百般的无奈和对人生无常的纠结之中，她留下了诸多锦绣诗文和佛学论著。50岁起，她身心并驱，亲证佛法，受到了佛界的广泛认同和景仰。
一生走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张汝钊始终思索求果。作为一位文学家，她的论著立意深远，文思缜密，文笔隽秀，引经据典，可谓宏论万千；作为一位诗人，她更将自己全部的心志以诗文告诸天下，几至“以诗纪事”，而她的诗词，亦是意味深长，令人每次吟咏，都有新意；作为一位佛学家，她的研究深而成果丰，在女界之中世所罕见；作为一位僧尼，她在亲证佛法的道途上一如既往，令佛界广为推崇。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求果的过程，张汝钊自认一生求果而不得，实际上，在她走过的每一步，路过的每一处草舍旁，都开满了芬芳而又鲜美的果实。
“张同泰”——金字药号的百年风雨路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99号，白墙黑瓦的张同泰名医国药馆，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这个十字街头久久伫立着。
曾与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一起并称为“杭城药业六大家”的张同泰药店，至今已经走过217年的历史。药店大门两旁悬挂的“张同泰道地药材”的铜牌，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显得越发锃亮。
可又有多少人知晓，在省城药材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张同泰，”它的源头，是距离杭州数百里外的小城宁波。在张同泰药馆入口处的侧墙上，有一幅并不醒目的“张同泰大事记”——
创始人张锦，浙江慈溪人。
1800年（清嘉庆五年）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茂昌药号。
1805年（清嘉庆十年）于现址盘进沈同泰国药号，并改名张同泰国药号。
1910年，五世孙张鲁庵继业，于1912年进行大规模翻修重建。
1956年公私合营，改名春光药店。
1981年部分房屋改建为医药站宿舍，沿街呈原貌，后面房屋大部分拆除。
2000年，“张同泰”被列为杭州市级文保单位。
2004年3月，经历风雨沧桑的“张同泰”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下动工维修。
2006年3月25日，经全面修缮后的“张同泰”重新开业。
2007年，国家贸易部授予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
2007年，杭州市政府授予首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文化）单位称号。
2007年，浙江省政府授予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文化）单位称号。
短短12条，远远道不尽这个百年老字号的心路历程。
行走杭城 从茂昌药号到“张同泰”
在宁波民间，有这样一句老话：“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说的是早年慈东的三大名门望族——童家、姚家、马径张家，家里的银子多得可以堆砌成墙，这该是何等的富庶！
童、姚、张三个村如今都属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而庄桥，是宁波帮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张同泰”的故事，就是从马径张家开始的。
马径张氏尽管人才迭出，但要富到“银子好打墙”的程度，还要从杭州张同泰国药号的主人说起。
在江北马径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栋大宅子“茂昌房”，偌大的宅子，古色古香的木门，精致的琉璃窗，地上有大块大块的梅园石，依稀透露出往日兴盛的样子。“茂昌房”的门牌号从马径5号陆续排到了26号——这里，是张同泰药号的起源。
清嘉庆五年（1800年），张氏第十七世孙张锦从马径村出发，把药号生意带到了杭州，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了一家茂昌药号。由于经营有方，五年后，他盘进了同春坊孩儿巷口的沈同泰国药号，改名为“张同泰国药号”。
一家小小的药铺，想要在杭州立足，谈何容易？张锦头脑活络，眼光独到，通过五年的观察，发现杭城的药铺里，大都以零售中成药和坐堂看病为主。如果客户的需求量大一点，往往得跑好多家药铺才能凑足。
于是他灵机一动：何不专做药材批发？人无我有，不是在激烈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吗？
所以，“张同泰”在开张之初，就将经营方式定位在以批发为主，俗称“拆兑”。没想到这条独具特色的经营之路还真走对了。周边以及外埠的许多小药铺，纷纷来此购买药材、成药，一次解决，非常方便。日子一久，熟悉了，信得过，自己也干脆不来了，托撑航船的船老大拿着药单带货回去就行。“张同泰”因此在杭嘉湖地区的名气越来越大。
民国时期，“张同泰”与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合称“杭城药业六大家”。在同行竞争中，“张同泰”不惜重金精心采办各省道地药材。药材产新旺季时，经理亲自赶赴产地和本埠药行看样订货，择优选购道地药材。
枸杞必须是宁夏或甘肃路脚，择其味甜、肉厚、色红、质柔者；川贝必须是产自阿坝的松贝，拣质紧实、颗粒均匀、顶端不开裂、色白粉性足的正品；党参须进自山西潞党，选独支不分叉、甜性肥壮的上等货；龙骨、龙齿须产自河南、河北的五化龙骨和排齿；各种鲜活芦根、毛姜、生地、菖蒲等，四季供应不断；配伍常用的龙眼、桃核、红黑枣、金橘饼、莲子、香榧、白果等南北杂货，通称“药引”，也一应俱全。
子承父业 成就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国药号
张锦四十余年的努力，给杭州城送去福音，也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家业。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锦去世。历史的重担交到了下一代手中，自幼在马径村熟读四书五经的张锦之子张梅（号耐先），赶去杭州继承父业。
在天一阁所藏《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耐仙公墓志铭》一文记载：“父以暮年得汝，遗业在杭，使弗失坠，乃所以慰汝父心也。”尽管当时的张耐先已经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秀才，但身为张锦晚年所得的独子，张梅母命难违，于1847年到杭州接管张同泰药号。
张梅自幼聪慧，以儒生办药店，经营有方，游刃有余。《慈东马径张氏宗谱》说他“有大过人之才识举。乃翁未竟之志，未成之业，悉有以恢宏而光大之”。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在他手上，“张同泰”成为杭城家喻户晓的一流大药铺，还在靴儿河下增开了益元参店。他的经商秘诀是积极地周转流动资金：“有财而壅积之，是自弃其财也。吾有财而得其用，财乃为吾有。”
咸丰初年，为了扩大“张同泰”的规模，张梅购地四亩余，内店拆兑（批发）香料药材，外店精选道地法制饮片、虞修丸散膏丹，自制各种成药12门、385种，一时间，“张同泰”成了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国药号。
张同泰医药馆的营业员，被尊称为“先生”，穿长衫马褂，彬彬有礼。病家药方送上柜台，先生视之为衣食父母，不敢怠慢，不论单方、验方、秘方或名医独特医嘱，都能循规蹈矩，立刻配出，深为民间信赖。
中药配方采取递减分称法，每味药分帖衬上说明书，对容易粘纸的玉桂粉、三七粉等还要衬上乌金纸，然后包成小包叠好，外加印有“张同泰”的套纸，扎成品字形药包，随附小药滤。对羚羊角片、参片、黄连等贵重药物，还用纸盒盛放，以示名贵。
在药店的管理上，几代经营者也摸索出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方法。他们都深明千金易致、人才难得的道理，不惜重金聘请精明能干的经理和专业员工，以诚待客，形成了极好的声誉。这是通过恩威并施来实现的。药店规矩森严：上柜时，店员必须面朝顾客，两手轻搭柜台，顾客买药，先问病情，付药时交代主治病症、服法等。店内规定不准自欺欺人、不准败坏风俗、不准酗酒吆喝、不准聚众赌博等。如有员工违章，轻则教训，重则在端午、中秋、年三十时，将其辞退。因此，伙计们都恪守店规。另一方面，经理对员工们又十分照顾。在配方繁忙时，如果员工耽误了午餐时间，经理就会立即派人买各色点心送上。
悉遵古法 张梅月下追诚信
从张锦创办药号开始，历经200多年的世事沉浮，“张同泰”留下了太多诚信经营的传奇故事。
例如，在制作著名的全鹿丸时，店中张灯结彩，遍告街坊。次日鸣锣击鼓，将鹿抬出，绕街一圈，然后将鹿缢死，剥皮放血，与当归、肉桂、补骨脂等原料拌匀，再制成大颗蜜丸。这样，一来在街邻面前证明其货真价实，二来也扩大了药店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又如，“张同泰”名药驴皮膏，制作工艺十分繁杂。上半年浸润刨去皮毛，除去杂质，漂至秋时晒干收藏，立冬以后开炉煎膏。除原材料要精益求精外，制药所用之水也十分讲究，按祖传制法，需用上好的天然泉水，以保持膏药的药力和效果。为了做出最好的膏药，每到制药的时候，“张同泰”会派一队店员身着统一号衣，挑着写有“张同泰药号”的水桶，专程去西湖名泉白沙泉取水运回店中制药，一路走一路吆喝，声势之大，颇引人注目，成为杭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到了张梅这一辈，他谨承父亲留下的祖训，“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也一直以此告诫员工，并将“以义为力、以仁存心”铭刻在营业厅堂两侧的柱子上约束、规范员工的经营行为，取信于市。
至今在杭州城里，还流传着和张梅有关的两则故事。
张梅深知，药材的好坏、用药的精准，关系着病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同时也是药店信誉的保证和长久经营的基础，因此他对这道关把得非常严格，务求药材“道地”，保证童叟无欺。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住在离张同泰药店不远处的张宗卿来为突发急病的父亲抓药。药店配出药材送走张宗卿后，正好来店里巡铺的老板张梅发现有一味药已经受潮变质，忙问伙计此药可有卖出过。伙计不敢隐瞒，告知刚刚张宗卿的那一服药中正好用了这味药。人命关天，张梅在登记簿中找不到病人的姓名、地址，决定立刻亲自去寻访。幸运的是，张梅赶到时，张家的药才刚刚煎好，还没服用。为了让药馆所有人都牢记这个教训，张梅写了“诚信”的金字匾和一副“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的金字对联挂在店里最醒目的地方。这便是“张同泰”的店规。
另外一则是“张梅月下追诚信”的故事。说的是当时塘栖镇上新开了一家药店，慕名来“张同泰”进货，当班的经理将明知已受潮还来不及晒干的两袋柴胡卖了出去，张梅得知后立刻来追问此事。但当班经理仗着自己和张梅是儿女亲家，并不以为然。张梅只好自己租了马车，一路往大运河方向追回了受潮的柴胡，也为“张同泰”追回了诚信。
他这样做是仿效其父所为。《大贤公墓志铭》称张锦“尝由杭州渡曹娥江，适他客有白金五百余两贮于笥，肩夫误以其笥入君船，归检而骇，乃白诸要津。未几，有同邑冯姓者来核其实，被领归，无德色”。因此，店中成员都以诚信为本。“张同泰”有自己的药材加工作坊，工艺上特别讲究。原货进店验收后，选以良工精制，由老师傅严格把关。当时“张同泰”有一味专治肺结核的中药羊胆丸，疗效颇佳，但制作甚难。这味药用的羊胆，一定要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羊，而且羊胆要活取功效才好。为此，有一个药师常年在那里收购羊胆，采购回来后进行炮制，还要加入其他名贵药材与其搭配，再经过30多道手工工序，才能完成。
巾帼立功 传宗接代承袭家业
到了第三代张绅伯、第四代张宏湘，“张同泰”依然稳步发展。张家一贯书香传世，这两位传人更重读书，张绅伯还完成了父亲未竟的科举之路。
宗谱所载的《张绅伯先生传》中写道，张绅伯曾应友人之请，合资设肆于上海，结果亏损17万。还清债务后，他在书房挂一匾，上写“还是读书”。好在他的夫人来自儒商世家慈城冯氏，生意由她打理，守成绰绰有余。但冯氏育了四女而无一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绅伯只好在临终前过继一子张宏骧（又名宏湘，字子云），传宗接代，承袭这“银子好打墙”的庞大家业。
冯氏告诉继子张宏骧：“吾家衣有租，食有税，家事有吾在，无庸尔虑，惟诗画之传自祖父以来至于汝，三世矣。汝能勉承先志，则所以慰汝父于地下，胜于椎牛而祭也。”也就是说，张宏骧不需要管理店务，一心只读圣贤书，便是对先父的最大安慰。他谨遵母命，埋头读书，于光绪己亥（1899年）科试考取秀才。两年后又有了儿子锡诚（即张鲁庵）。冯氏非常高兴，当年含笑瞑目。不料，孝子张宏骧因悼念过度，数月后竟也跟着母亲走了，年仅26岁。幸亏冯氏根据切身体会，替儿子找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媳妇杨氏，不但使张家有后，并且使药店达于鼎盛。
18岁嫁入张家的杨氏，24岁就守了寡。尚在襁褓之中的张鲁庵，便成了“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
由于子女年幼，杨氏不得不出来主持家业。这个年轻的寡妇没有辜负张家的托付，为“张同泰”鞠躬尽瘁，也将张鲁庵养育成人。
这一时期，药店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门，门额上刻“万象”商标。“张同泰”三个金字店名凸显门楣，两旁均悬挂“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药铺按清代典型的江南传统药店布局，前店后厂。第一进，两侧回廊密排悬挂黑底金字各种丸散膏丹功效牌，正中为八角雕花亭子，内竖黑漆木牌，书“进内交易”贴金大字。二进为营业厅，上书“药局”两字，两侧枣红色整块花梨木中药柜与丸散柜相对而设，百眼柜、彩瓶、锡瓶、锡盒点缀有致，柜侧分竖有“万汇生滋”和“岐黄正传”的烫金面额，厅内雕梁画栋，宫灯高悬。三进为客厅，明堂净几，字画添彩，是经理接待宾客、洽谈业务之所。后院的拱房，设有拆兑、栈店、鹿栓间、改制间、库房等，布局精巧合理。在抗日战争前，“张同泰”员工多达60余人。而这些成就，理应归功于杨氏。
以商养文 实业报国铩羽而归
“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张鲁庵，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是个不会经商的读书人，志风雅，工诗文，尤嗜篆刻。后人美其名曰“以商养文”。
张鲁庵从小酷爱金石篆刻，成年后更乐此不疲。不仅篆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还收藏了大量的印谱和印章。因此，他很早就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了。平时店里生意由可靠的人打理，自己更多时候则住在上海。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概杨氏已死，于是有了以下资料：“颇有雄心的张鲁庵想继续扩大‘张同泰’的规模，他就决定在上海十里洋场开设‘张同泰上海分号’，甚至举家迁移至上海，打算大展宏图。可遗憾的是..张鲁庵实业报国的爱国之心，在这战乱纷纷的年代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和祖父张绅伯一样，在黄浦江畔一败涂地，铩羽而归。张鲁庵虽不善经营，却在别的方面卓有成就。他27岁师从赵叔孺，在继承传统篆刻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工秀隽雅的独特风格；他精心研制的“鲁庵印泥”，可与“潜泉印泥”媲美；他监制的刻刀，亦被行家视为精品。尤其是他不惜代价搜集历代印章、印谱及有关资料，辑成《秦汉小私印选》《仿完白山人印谱》等多种印谱传世，时称“海内第一家”。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临终遗嘱，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历代印章1500余方、印谱493部全都捐献给西泠印社。这是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这也是张氏家族作为儒商最有力、最鲜明的证据。
千金难得 金字招牌来之不易
如今，“张同泰”青石墙门上硕大而熠熠生辉的“张同泰”店名和大门两旁悬挂的“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墨迹均出自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师父曾熙之手。
曾熙题字，说来还与张鲁庵有关。
自从张鲁庵搬到上海长住后，他与书画篆刻家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也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品牌可为祖传药店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进作用。此时，“张同泰”的生意越做越大，张鲁庵决定重新改建药店，在药店新的大门顶上做一个大象和万年青的浮雕，并将其作为“张同泰”的“万象”商标。
祖上代代相传的这块金字招牌，好不容易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名声遍及杭嘉湖，自己也算对得起祖宗了。问题是，这么重要的牌子，该由谁来题写呢？
思索良久，张鲁庵找到了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张大千。当时张大千也就二十来岁，在艺林只是小有名气，张大千主动提出，自己分量不够，最好请师父曾熙出马，为“张同泰”题写这一块金字招牌。
要知道，曾熙是清末民初艺界的泰山北斗，书法技艺冠绝天下。清朝灭亡后，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究蛰居上海，晚年甚至到了在街头卖字糊口的地步，他正是年轻的张大千出川后拜的第一位名师。
过去曾熙的字，纵有千金也难以求得，现在他需要卖字为生，张鲁庵觉得要幅字应该容易多了。“曾老师需要多高的价，我照付便是！”张大千连忙给张鲁庵泼冷水，曾熙虽然落魄了，但怪脾气依然出名，他一生有几样东西不写：不写墓碑，说是会带来晦气；不写商店的招牌，怕沾上铜臭味；不给达官贵人写阿謀奉承、歌功颂德的碑记文字，怕到老了还被人说拍马屁..想要请他写招牌，不正是犯了他的大忌？
张鲁庵还是决定亲自去试一试，赶到曾熙所在的湖南会馆，大冷天，曾熙正瑟瑟发抖地坐在会馆一间四壁通风的小房间里，咳得像只老虾一样，蜷缩成一团。张鲁庵悄悄回了家，第二天让家里的老妈子炖了一罐滚烫的川贝雪梨，亲自送到了湖南会馆。长此以往，曾熙也看出了张鲁庵心里的小算盘，把丑话说在了前头：“小伙子，你们开药号的，如果是想求一幅招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不想把自己的一世清白毁在这几罐川贝雪梨上。”
张鲁庵碰了壁，只能再想他法。有一日，他看到曾熙用的印泥黯淡无光，就从家里带了一盒印泥过来，曾熙打开一看，两眼放光，凭着他老行家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这是“鲁庵印泥”。“这可是比金子还金贵的东西！”意想不到的是，曾熙仍然不愿写招牌。“在上海滩，想写招牌赚钱太容易了。我怕开了今天这个口子，明天王同泰、李同泰都会来找我，多了势必就烂。”
张鲁庵想了个办法，求曾熙写下一首诗。“一百多年前，我的祖上只身从慈溪马径村来到杭州，创下这份家业，他写过一首示儿诗。”张鲁庵拿出一张小纸片，上书：慈溪马径一张锦，认同岐黄头不回。只求庶民得康泰，道德挂心终不悔。地无南北皆求索，精心制药心不亏。我材化得烛灰去，民众口碑当坟碑。
三个月后，翻修一新的杭州“张同泰”大门两侧，就出现了两块光芒四射的铜牌，上面“张同泰道地药材”十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首所谓老祖宗的示儿诗的前七句，每一句都嵌着一个字，连起来正是“张同泰道地药材”。
爱国义士 倾力相助药品输送
张鲁庵还是一个极具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
1938年，杭州沦陷。尽管“张同泰”和其他一些药号一样关门停业，张鲁庵却寝食难安。
为了利用张鲁庵在杭州药业界的声誉，日军几番逼迫他出任杭州药业公会会长，张鲁庵拒不答应，日军就绑架了他的妻儿，以此要挟。
正当他陷入两难时，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秘书长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秘密拜访了张鲁庵，给他出了个主意：先假意答应任职，以获得出入杭州的通行证。日寇果然中计，张鲁庵连夜把所有药物打包装满两条航船，从拱宸桥起航，和日寇玩了个“金蝉脱壳”。
20世纪40年代，日军为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战场，加紧掠夺中华民族的财产、资源，命令驻扎在杭州的日伪军向富阳方向发动进攻，却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和迎头痛击。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不得不改变战术，以退为进，固守杭州城周围的据点和要道，并对进出杭州的物资、医疗用品实施严密封锁。凡是被查出携带违禁药品的，都当场被押进日军宪兵司令部，惨遭酷刑。
在这样严峻的态势下，一位陌生来客找到了“张同泰”，提出需要大量药品，且很多都是特殊药品。伙计连忙去请示老板张鲁庵。
张鲁庵了解他的需求后，便知来客不同寻常，决定不仅要冒险卖药给他，还要花血本赠送。看着伙计一头雾水，张鲁庵解释道：“这年头冒死来买违禁药品的，肯定是跟日军做斗争的人。我们也应当倾力相助！”张鲁庵收下了对方的欠条，但打定主意不求偿还。
这件事，直到1950年杭州解放，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到新四军某部发来的信函，要求帮助寻找杭州义赠药品的某家药房，并表示感谢，张鲁庵的事迹才被人们所知晓。
百年信誉 老字号焕发新的生机
1956年，在张锦创业150多年之后，张同泰药号实行了公私合营。同益堂、大生祥、孙泰和、美华四店相继并入，公方经理由政府委派，从此，张同泰药号不再属于马径张家了。
追溯那些风云跌宕的岁月，张家五代传人的故事，成为历史，成为传奇，也将永载于历史，绵延流传。而“张同泰”，在主人更迭之后，很快又会创造新的历史。
1958年，张同泰药厂建立，生产心宁咳、鹅根、羊胆丸等中成药。同年，“张同泰”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
1956年，“张同泰”改名为春光药店。在“文革”中，药店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杭州市中草药服务部与“张同泰”合并。1981年，药店后面房屋被拆建为医药站宿舍。1988年，“张同泰”恢复原名。2005年，药店进行大规模装修，一年后重新开业。
如今的“张同泰”，以传承中医药文化和发展企业品牌为核心，创新医疗、配药、养生、服务等多元化的特色经营模式，让这家百年老字号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张氏代代相传的“用心做药、诚信为民”的传统依然在延续，“张同泰”的百年信誉，正是靠这些点滴凝聚而成的。
中国人最初把轮船称为“车轮船”“烟船”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F.A.Gützlaff，1803—1851年）在1833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对轮船做了专门的介绍，并且给出了多种中文译名：“炊气船，或曰水蒸船，即俗称火船者是也。其用滚水之蒸气，而使机关转行，令船快走，故名也。”
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先后共派出66艘战船，其中轮船约有20艘（3艘属于英国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轮船至少有14艘）。当时正处于木质风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舰过渡时期，英军主力依然是木帆船，蒸汽轮船由于“吨位小，炮火弱”等原因只能承担探哨、拖曳等辅助任务。在这些轮船中，最著名的就是铁壳明轮巡航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英国侵略者对此船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有过详细的叙述。
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轮船伴随着英国侵略军首次出现于浙江沿海。1840年6月30日，英军舰队进入舟山洋面，其中包括几艘武装轮船。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自此开始，浙江各级官员经常提到轮船，但名称很杂乱，有“火轮船”“烟菡夹舩（船）”“车轮夷舩”等。1840年7月下旬，清军侦察兵还潜入英军占领下的舟山，绘下了英军轮船的详图。1840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派遣心腹家仆张喜冒充六品官员到舟山与英军谈判。张喜借机参观了英军的轮船，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许多高官显然并不相信张喜这个小人物对轮船所作的介绍。1842年8月，当中英双方官员在南京举行谈判时，两江总督牛鉴还以为轮船是用牛拉动的，直到看到轮船之后才改变看法，“始叹而信之”。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在一次次的惨败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出现了研习和仿制轮船的热潮。1840年夏，嘉兴县丞龚振麟奉命调到宁波，负责督造军械。龚振麟目睹英军轮船“出没波涛，维意所适”，决心仿造，并且制造出以人工推动的轮船。此外，广东、江苏方面也有人仿造轮船，其中潘世荣、郑复光、丁拱辰、何礼贵等人还曾试图仿造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当然，在仿制轮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笑话与闹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个宁波用人的故事。1842年夏天，英军侵犯江苏，束手无策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上海有个姓丁的宁波用人会造轮船，于是高价聘请其制造轮船，并且为他提供充裕的物资和人员。结果，轮船虽然造出来了，但“举火而不行”。这个丁姓用人辩解说：轮船“其巧在机，予一人知之，不能尽众人知皆知也”。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姓丁的宁波用人固然是以江湖骗子的形象出现的，但轮船未能建成，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制造轮船，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及条件，例如热能动力学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特定强度的钢材，等等。诚如这个丁姓宁波人所说，制造轮船仅仅“一人知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众人知皆知也”。一个普通的宁波用人，竟然也掌握一些关于轮船的知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对于轮船的认识还是比较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出现在宁波并不是偶然。
一、宝顺轮：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激发了清朝官员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情。但朝野上下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更没有觉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根据传统的朝贡体制来处理中英关系。在清朝君臣的心目中，英国是“犬羊成性”的“蛮夷之国”，英国人是“人形”“畜类”、英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化外蛮夷”为了向天朝皇帝“乞恩”而鲁莽地“寻衅”“滋事”。1842年英国军舰达到目的后退出长江，被认为是“恭顺”地“就抚”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并没有痛定思痛，而是习故蹈常，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背景下，刚刚萌发的学习西方船炮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道光皇帝在看完广东官员进呈的关于轮船的资料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42年12月12日）下令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轮船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运工具，但西洋的轮船却仍乘风破浪接踵而至，并且很快投入商业航运中，以获取高额利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年（1843—1853年），西方来华的商业船只绝大多数还是木帆船，但轮船的重要性却已日益突出，不仅出现了奔走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港口之间的轮船航班，还出现了从中国至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西方轮船航运进入中国后，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对此，清朝官员曾这样概括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
不过，就如西方轮船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引进轮船一样，西方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催生出中国人购买轮船的激情。中国人引进轮船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为朝廷运输漕粮的需求。
漕粮，简单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由政府组织运输的、主要通过水路从各地运往京城的粮食，它直接关系着京城的安危，清朝人将其视为“天下之大命所系”，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大计，莫过于漕”。自秦汉至明朝，漕粮主要是通过河流进行运输的，只有在元代才出现过以海运为主的特殊现象。清朝建立后，漕粮一直通过运河进行运输。虽然康熙、嘉庆时期屡次议论过海运，但都没有付诸实施。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对于清代前期的漕粮海运过程，后来负责浙江海运的马新骀有过概述：“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以高堰决、运道梗，创行海运，后一岁辄罢。而二十七年（1847年）及咸丰初元，乃复行之。然三次海运，惟行之苏省，而浙省不与焉。浙之行海运，则自咸丰三年（1853年）始。”
浙江漕粮海运，除运河滞塞不通这一自然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咸丰三年二月初一（1853年3月10日），江苏和浙江联合举行“恭祀海神”仪式，拉开了浙江漕粮海运的序幕。此时，太平军正顺江而下，直逼南京。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然后迅速占领了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下，浙江漕粮更不可能通过运河北运了，而只能依赖海运。
清代中国，有“南洋”“北洋”之划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通州）、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现代学者对于“南洋”和“北洋”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南洋”“北洋”的理解亦非完全相同。在宁波地区，“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从事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北船”，从事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南船”。“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药材、海蜇、杉木、尺板”等货物，“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其船系沙船、弹船”。从事南洋航运的船帮，被称为“南号”“南帮”“南洋商舶”等；从事北洋航运的则被称为“北号”“北帮”“北洋商舶”等。在两大商帮中，“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主要是由宁波北号商帮完成的。例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粮海运中，浙江省派出了193艘沙船，其中来自宁波的有130多艘。起初，宁波北号商帮因担心海运漕粮无钱可赚，千方百计“迟疑推诿”。最后，清政府只得无奈地同意，承运漕粮的船只，可以仅载运八成漕米，另外两成用来装载船商自己的货物，而且这两成货物“论石而不论价，由海关免税放行”。这一税收优惠条件，保证了船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样，宁波的商人不仅乐于承运漕粮，而且还纷纷添置船只，北号船只由此增加到“三百余号之多”。
不过，运输漕粮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海盗的劫掠。特别是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对江浙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社会更加混乱，“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根本无暇进行海防建设，所以本来就已腐败不堪的清军水师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漕粮海运，甚至连出海捕盗的勇气都没有。段光清（时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咸丰五年（185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月，海运开兑。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
日益猖獗的海盗，严重威胁了漕粮的运输，而清军水师又根本无力保护漕粮海运。在此背景下，浙江巡抚何桂清等人开始认识到，“漕粮舍海运别无良策”“海运舍轮舶别无良策”。对于深受海盗之害的宁波北号船商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南号商帮又不愿帮助北号巡洋护航的情况下，北号商人最后决定集资去购买外国轮船。当时的宁波著名学者董沛（1828—1895年）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对此有记载：宁波运送漕粮的船只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昌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出资购买宝顺轮的是一批从事漕粮海运的宁波商人，购买这艘轮船的目的是给漕粮护航。那么，这艘船是如何购得的呢？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也就是说，周道遵在其所修《鄞县志》中，将购买宝顺轮之事归功于鄞县人林鸣皋和广东人郑寿阶。为了避免后人被周道遵误导，董沛特地撰写了这篇《书宝顺轮船始末》。
宁波商人购得西方轮船后，给中国传统的船舶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因为在清政府的船舶管理制度中，并无关于轮船的相关规定。亲自为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段光清在日记中对此有过记述：“定例：商船出洋，必有地方官印照，各处海口方许进出。北号既买轮船，商人拟请印照。宁波向日商船，悉由府给执照。北号司事来署，与余相商，余谓：自来商船，俱填某号，某船，某商，从未给过轮船执照，今以外国之船，而给中国之照，恐多窒碍；且朝廷和洋人而实忮洋人，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干议非轻矣。司事皆曰：所言诚是；然轮船则既买矣，无照又不能行，将若之何？司事亦本地大绅也，皆不得主意。余谓之曰：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听；然海运现需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且给执照，被议再讲。”由此可见，段光清实际上是冒着风险违规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
宝顺轮自1855年夏天开始执行捕盗护航任务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不少。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记载说：“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列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
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张斯桂等人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于是在1856年“撤退西人，自行驾驶护运”。宝顺轮在剿盗护航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肯定，他要求宝顺轮和太平轮正式参与1856年的漕粮海运，承担护漕任务。
除追剿海盗外，宝顺轮在宁波的地方治安中也多次发挥作用。1858年，浙东爆发了史致芬领导的农民起义。童华在《节略》中说，当史致芬亲自率起义军（又被称为“湖人”）前来攻打宁波城时，宁绍台道段光清“札饬张君轮船截断浮桥，以当其冲，仅发一炮而乌合瓦解，一郡安堵”。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859年1月18日）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
宁波人购得宝顺轮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目睹了宝顺轮的威力后，一些清朝官员也想到了利用它来对抗正在节节取胜的太平军。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陈培源在《张鲁生太守传》（以下简称《太守传》）中说，张斯桂在宁波城被太平军攻克后，“联系英美领事，各出兵轮拦江横截，贼遂不敢越甬东一步”。张斯桂自己说：“迨发逆窜扰宁郡，桂乃力保江东，与西人之保江北者相为犄角。”在童华的《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宝顺轮奉吴煦之命前往上海。张斯桂对此有记述：“苏松太道吴煦闻轮船之得力也，遂札调来沪。”童华在《节略》中写道：宝顺轮刚到上海，“适逢两江制宪薛公奉旨饬救浙省围城之急，随留以装载军火、粮饷，航海从黄道关而去。此乃昧于关内沙线之浅，非轮舶所能入，则不知地理之故也；又值时方冬至，彤云密布，朔风将起，碍难放洋，必强之使行，此不知天时之故也。敦促再三，勉从其令。一出吴淞，风雨大作。夜抵关前，飓风愈紧，沙水又浅，风帆顿折，锚链忽断，船遂搁浅，几濒于危，印委各员相对涕泣。次早贼众胥来夺船，乃知杭城已陷，乍浦亦失，不得已，严阵以待。挨至午后，潮涨船浮，乃能出险，复逆行而至历港，避风数日，仍回申江”。在保存下来的清代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苏巡抚薛焕（即童华所说的“两江制宪薛公”）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写道：“又据江苏候补知府赵炳麟禀称，十三日由火轮船装载银钱军械，拖带运解火药等物之船出吴淞口，连日风潮猛烈，船身搁浅，以致轮船受伤，行驶不能自主，于十九日飘至宁波之金塘山内洋，沙线不熟，隆冬潮汛日枯，能否收泊澉浦，殊无把握”等语。对照童华的记载，赵炳麟所说的这艘轮船就是宝顺轮，只不过时间更加准确。咸丰皇帝对这艘漂至金塘山内洋的宝顺轮也颇为关心，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特地询问：“杭城呼吸存亡之际，非由沪速筹运济，他路更属缓不济急..前由火轮船载运军火银钱飘至宁波内洋后，能否收泊澉浦，该委员有无饰词，须确切查明。..仍著薛焕竭力筹办。”咸丰皇帝本希望宝顺轮能给处于“呼吸存亡之际”的杭州带来一线希望，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杭州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已被太平军攻占。
根据童华的记载，当太平军于1862年5月中旬围攻松江时，宝顺轮也参与了抵抗太平军的行动。也就是在松江解围之后，洋枪队中的外国军官嚣张跋扈，致使张斯桂离开宝顺轮。童华在《节略》中这样写道：宝顺轮回到上海后，“才得交卸，又饬：迅赴松江救护郡城。停泊数日，贼逼渐近，洋将名华尔者添拨洋将来船督率，关道吴公亦添派武弁来船监军，该将弁复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舶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这样，宝顺轮就在华尔的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外国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吻合：“1862年5月初，常胜军至少使用着三艘轮船：熙春茶号（Hyson），玫瑰号（Rose）和宝顺号（Paoshun）。”
对于宝顺轮的最后下落，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说得非常含糊：“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现代学者据此认为：“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中，为封锁宁波港航道，‘宝顺’号轮船被装满石块沉于镇海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或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为防法军从甬江入口进攻宁波，遂将‘宝顺’轮装满石子，凿沉于镇海口堵江，战后去向不明”。
其实，宁波的官员虽然计划将宝顺轮沉入镇海口以阻挡法国军舰，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个计划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宗源翰在借到宝顺轮之时就说：“至于沉石，则不到临事不轻为之。”1885年3月初，当法国军舰已在镇海口与清军交战时，薛福成还是对浙江巡抚刘秉璋说：
“惟宝顺横泊口门，与沉无异，非到紧急可勿沉也。”
清朝官员在镇海口“钉桩沉船”，固然阻挡了法国军舰进入甬江，但也封锁了航道，断绝了交通，影响中外商人的贸易，还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的税收。宁绍台道薛福成在致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写道：“今所患者，洋人之饶舌，商民之多言，而厘税济饷犹第三层也。”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农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当法国军舰尚未离开镇海口的时候，薛福成就向刘秉璋报告说：“向留宝顺轮船阻泊口门，尚未沉下，今即拽开以让船路。”这样，宝顺轮终于幸免于沉江阻敌之厄运。
中法战争期间，宝顺轮就是作为一艘年久“窳朽”的“旧轮”而准备用来沉入江底的。中法战争后不久，宝顺轮的生命历程也就结束了。1887年7月14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礼拜四拍卖》的公告，全文如下：“启者于廿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宝顺轮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旧生熟铁、铁丝绳、铜器、杠柜、大锚链数节、什物等货，俱不限价，各宝号欲意者，届期请至该栈面拍可也。此布。倍发行启。”由此可知，宝顺轮最终是由于年久朽腐而被拆解的。当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申报》上的这条公告，后来的人们更是完全遗忘了宝顺轮的最后归宿，但正是这艘由宁波商人引进的外国轮船，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正如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所说的那样：“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二、张斯桂：从秀才到知府的轮回
宝顺轮的经历是丰富的，而其首任船长张斯桂的一生则更富传奇色彩。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代宁波府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2004年，马径张氏祠堂和张斯桂故居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斯桂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以下简称《履历》）。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前面已多次引述过的陈培源所撰《太守传》和童华所撰《节略》，这两种传记资料都收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
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桂祖父名叫张大堮（字蓉川，号莲溪，1763—1838年），是个国学生，家谱资料说他“博览群书，于历朝史鉴，尤洞窥其本原”。张斯桂的父亲名字叫张肇霭（字麒书，1794—1859年）。张肇霭生有两子，即长子张斯桂，次子张斯枸。张斯桂本人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7年1月31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去世。对于张斯桂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不太清楚。1850年来到宁波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后来成了张斯桂的好友。丁韪良说，张斯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borntotheinheritanceofwealth）。不过，童华在《节略》中却说，张斯桂“第家本寒素，向无恒产。当入泮之年，即奉严训，令其分居析爨，设馆授徒，赖修脯以自给。是以课徒勤谨，一年无假期”。根据丁韪良及童华的记述，张斯桂可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富裕家庭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以求借由科举之梯而踏上仕途。童华在《节略》中说，“张君幼习举子业”，陈培源《太守传》也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实际上，张斯桂已经在科举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注明张斯桂的身份是“郡庠生”，说明他已通过了童试，成了宁波府学中的生员（秀才）。所以，丁韪良根据西方的学位体系，说张斯桂已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太守传》中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童华《节略》的记载也与此相似。丁韪良也说，张斯桂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于是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丁韪良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张斯桂没有考取举人。《履历》说张斯桂的身份是“附贡生，”这是他后来通过捐输得来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等基督教差会派出了大批传教士来到宁波，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周边发展。在到达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两个人与张斯桂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前面所说的丁韪良，另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
（D.B.McCartee，1820—1900年）。麦嘉缔于1844年6月来到宁波，是第一个进入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把张斯桂写作ChangLuseng（张鲁生），并说他曾向麦嘉缔学习医药知识。宁波长老会所编的《麦嘉缔传》写道：“张君鲁生，甬人也，早年受业先生之门，知先生深。”麦嘉缔在自传中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字叫ChangSz'kwei，曾动员他所在的商号购买了“宝顺”（Paoshun）号轮船去护卫漕运。显然，麦嘉缔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张斯桂。麦嘉缔写道：“几年前，张斯桂想让我教他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是为了能够阅读西方科学著作。我劝他放弃这一念头，因为他的年纪已在55—60岁之间，同时，我答应为他介绍关于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见，张斯桂本人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麦嘉缔。不过，麦嘉缔说张斯桂年纪已经55—60岁，显然有误。张斯桂当时实际上只有30来岁。张斯桂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两人的深厚关系也有述及：“吾友麦君嘉缔，美国医士也。学问渊博，气度冲和，其寓吾宁波也最久，其与吾交契也最深，晨夕过从，考究奥窔，多所获益。”
丁韪良所著《花甲忆记》中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张斯桂的弟弟张廷芳（ChangTingfang）则以中国公使随员的身份访美，随后又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担任了十多年的秘书之职。其实，张斯桂只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斯枸（字听帆），根本不叫张廷芳；清朝派驻英国的外交官中也没有一个名叫张廷芳的人。丁韪良所说的ChangTingfang，其实是“张听帆”。
由于中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将ChangTingfang误译成“张廷芳”。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枸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1842年10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五月去世，享年57岁。这部宗谱中的《慈溪张公斯枸传略》说，张斯旬是“慈溪诸生。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根据童华的《节略》，张斯枸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兄张斯桂的培养。童华说，张斯桂“又悯其胞弟，年轻失教，不学无术，无与共功名，乃授之诗文，循循善诱，渐能启悟。迨学业与年俱长，乃为之完娶。不数年而游庠，遂将生平所学水陆战阵之法、测量绘图之术，以及矿学、医学、化学、光学、雷电等学，一一口讲指划而尽授之。犹若不足，又出重资，聘一西人教习英文。而其弟亦能殚精竭虑，好学不倦，遂致多材多艺，无事不可以器使”。据此，除丁韪良外，还有另一个“西人”教授张斯枸英语。张斯桂的好友张文虎（1808—1885年）在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张斯桂“又示乃弟听帆所撰《英语》七章，学英国语言文字者，所不可不习也”。说明张斯枸在英语学习上已颇有成就，可惜不知张斯枸所著《英语》七章最终下落如何。
在当时的宁波，张斯桂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最有了解的中国人，他本人也因此被北号商人聘为宝顺轮船长。《履历》记载，张斯桂由于护卫漕运有功，“由附贡生在护运案内出力奏奖”，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奉旨，以复设教谕，不论双单月归部铨选并分发试用”。这样，已经离开科举这一“正途”的张斯桂，又开始通过保举这一“异途”向官僚体制回归。
1862年4月初，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月底被清政府任命为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定学习西式装备和西式战法，并且广揽人才。恰好，张斯桂因与常胜军不合而离开宝顺轮。于是，张斯桂被李鸿章招聘，协助训练淮军。《节略》说：“李爵相初应署抚之任，带兵来沪，札饬张君随营差委。时方招募洋将教练洋阵，而中国宿将狃于故常，未肯俯就洋法，常与洋将两相支吾，张君常力为劝解，故洋将知其调和之善，喜与共事，每逢操演，必来邀请，如是者半年。”
就在李鸿章以西式军法训练淮军时，曾国藩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军事科技。1861年秋，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开始着手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并且聘请李善兰（1811—1882年，别号壬叔）等掌握西方科技的学者为顾问。而张斯桂正是李善兰的好友。上海人张文虎则是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共同朋友。我们从张文虎的一些诗作标题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壬叔与鲁生对弈，屡败而苦战不已，沓前韵为戏，索缦老和之》《与缦老、壬叔、鲁生、汤衣谷（裕）同出朝阳门游钟山，舆中戏作》《与缦老、壬叔、鲁生、陈小浦、广文（方坦）游元武湖即事》。张斯桂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待了半年后，在李善兰的推荐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186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不过曾国藩误把张斯桂当作了杭州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很快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童华在《节略》中说，曾国藩把张斯桂调到安徽九江（今属江西），“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枪炮队。乃教以步伐止齐，并放开花炮子之法。教成试之，颇称灵便。则中国之能放开花弹，不自近年金陵始，实自癸亥皖营始也”。根据《节略》，张斯桂曾向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柔远策》十卷，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有《柔远策》抄本。此外，正是通过张斯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得以结识曾国藩。容闳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
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文中的“张世贵”，英文原作ChangShiKwei，实际上应是“张斯桂”，而中译者误作“张世贵”。容闳说，张斯桂向曾国藩推荐容闳，并代表曾国藩邀请容闳赴安庆。两个月后，张斯桂再次来信邀请。这样，容闳于这一年九月到达安庆，与张斯桂等人见面后，又谒见曾国藩。从此，容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这样写道：“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宁波人张斯桂。
1863年，丁韪良在上海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万国公法》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说，张斯桂自告奋勇为《万国公法》写了一篇序文，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这篇序文是张斯桂于1863年端午节在上海所写的，文中将当时的世界局势比作强国争霸的“春秋之世”，通过分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兴起的过程，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序文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性，认为丁韪良的这一译作“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
张斯桂在曾国藩大营中的活动，留下的资料极少。幸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张文虎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张斯桂的大量记载。根据《张文虎日记》可以知道，1864年张斯桂主要生活在上海。1864年12月16日，张斯桂和他的儿子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仓巷，直到1865年8月29日才从南京乘坐轮船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张文虎、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密切相处，有时甚至天天在一起，他们还多次一起拜访曾国藩。从张文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在南京期间，比较清闲，生活也十分富足。例如，他不仅有仆人，而且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即“新买一马，将乘之遍历诸胜”。张文虎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一（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鲁生来，携示所拟《祠山开煤论》。以金陵诸山出煤者不少，地方以风水之故不放开；然今西夷将于此间开马头，若彼一来，势必开矿，而反以为彼利，不若自我而开，彼至则无及矣。”近来，笔者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找到了张斯桂的一部文集，题为《游艺斋杂著》，其中收有《请开煤矿论》。对照内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张文虎所说的《祠山开煤论》。大概张斯桂后来将其名改定为《请开煤矿论》。
1865年5月，清廷以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而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北上山东追剿捻军。这样，张斯桂也就离开南京返回上海了。张文虎在1865年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与壬叔至仓巷，送张鲁生上轮船，并托寄朱贡三信。”随后的几年，张斯桂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前往欧洲游历。他们抵达上海后，于这一年二月初四（3月20日）拜会了丁韪良。第二天，张斯桂前来拜访张德彝。这一年冬天，张斯桂沿长江到过武汉。他在《楚游记》一文中写道：“桂于丙寅冬自春申之旧浦趁杨泰之轮船，泝长江，抵夏口，访汉东之名胜，考楚北之封圻。”
1867年6月，张斯桂撰写了关于钱塘江海塘治理的小书《海宁塘末议》，书中写道：“自咸丰五年（1855年）海盗充斥，漕运梗塞，因奉宪督率轮船护运到津，南北两洋往返频仍。暇则梭巡海面，缉捕盗艘，几及十年。沿海口岸阅历殆遍，而于浙江洋布尤熟若户庭。至咸丰辛酉冬，浙省被围，曾奉江苏抚宪谕，载军火粮饷直抵鳖子门外，故其形势如示指掌。”大概在1867年年底，张斯桂撰写了《驳上海新闻纸报英国新造大铁甲轮船语》一文。此文开头写道：“同治六年十一月份英吉利国报称该国新造大铁甲轮船一只，有四千三百马力，铁甲厚四寸，炮门处厚七寸，大炮四尊，炮子重一百七十八磅；次炮二十尊，炮子重一百十五磅，兵丁六百二十名。可称伟器。”不过，张斯桂以“粗解轮机、炮火等法”之专家的观点分析了这种新型军舰的弱点，指出它并非“无敌”于天下。张斯桂还以英国建造新型军舰为例，呼吁“积弱之余”的中国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富强已甲天下，而犹恐有敌国外患一能胜予，故常惟日不足求一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策，洵能励精图治，享国久长，则凡积弱之余，岂可因循坐误而不翻然变计乎？”
1868年年底，张斯桂和他的弟弟张斯枸又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张文虎等人经常聚会。1869年4月至6月，在张文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至（上海）南昼锦里拜张鲁生、听帆，略谈”之类的记载。同治十年十月初十（1871年11月22日），薛福成在上海“访刘开生、刘子迎、张鲁生、容纯甫。回铁厂后，复与陈荔秋、冯竹如、郑玉轩畅谈”。可见，在1870年前后，张斯桂主要活动于上海及周边地区。
张斯桂自己说，当他于1865年离开曾国藩后，本来“不复作出山想矣”。但此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重要人物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1867年起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年），沈葆桢因其父亲去世而照例丁忧，夏献纶暂为代办船政。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斯桂和他弟弟张斯枸来到福州船政局。童华在《节略》中说：“辛未冬，船政代理大臣夏复命委员来招，遂感激而愿自效焉，乃偕胞弟斯枸同到船署”。不过，童华在下文又说：张斯桂兄弟两人“壬申孟春，同赴闽省船署”。据此，张斯桂和张斯枸于1871年接受夏献纶之聘请，1872年春到达福州船政局。张斯桂自己在《使东节略》中也写道：“嗣蒙沈文肃殷勤致聘，遂偕胞弟斯枸同抵船政署。除总巡各厂、兼管学堂外，为之造水雷、制电线，凡署中委员学生专心于制造军火之法、算学测量之术，有绘图立说禀请宪鉴者，皆发交桂处代阅代批。又遇武弁之操演洋阵、兵轮之习练水军，请宪驾校阅者，桂皆随侍左右焉。”这类记载，在沈葆桢的信件中得到了印证。光绪元年（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Co.）在与福建官员就购赎福建电话线路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许多敲诈性质的条件，其中关于为中国方面培训电话人才的条件是每年费用三万元、培训合同为期三年。沈葆桢反对接受大北公司的这些要求，他在写给丁嘉炜（字蕴石）的信中说：“至福、厦局，岁费三万元，未免过巨。三年亦为期太久，彼殆以华人无谙习电报者耳。船局中贵同乡张鲁生、张听帆昆季均熟电学，可否进而商之。”此外，沈葆祯在1875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提道：“电线演熟似不难，如张鲁生兄弟皆能之。”
张斯桂与沈葆桢之间的私人关系更是密切。1873年，沈葆桢的妻子去世，“挽联极多，惟慈溪张鲁生司马一联为冠”。这副挽联为“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这一联佳作，在《壶天录》（卷上）、《粟香随笔》（卷七）等书中皆有记载。《节略》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以历年护运功，得保举尽先知县加同知升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斯桂档案中也说，“该员于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十二年在浙江、江苏两省当差，累保以知县选用加同知升衔”。《履历》仅说“复在捐输案内请奖，经户部核准，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没有记载年代。虽然这些文献没有说明是何人举荐了张斯桂，不过，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已在福州船政局工作两年了，因此推断，很大可能是沈葆桢保举了他。根据《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枸也是由于沈葆桢的保举，“以附贡生报捐通判”，从而开始踏上仕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为章仲山（号无心道人）的《心眼指要》做过注释。《心眼指要》是一部堪舆名作，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版。张斯桂评注的《心眼指要》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章仲山的序文后面有“同治十二年仲秋之朔，张斯桂评于闽省船政署内”之署名。在这部抄本上，张斯桂的注文共有20条，有的注明是“同治癸酉八月鲁生注于闽省船政署内”，有的注文只有一句，如“此辨罗经方位之阴阳”，有的略长，如“三吉即三卦之合时者。用挨星法挨得三卦到何方位，便是吉。即《都天宝照》所谓‘躔何位、落何宫、来何地’是也。鲁生氏注”。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对看风水选墓穴也是颇有研究的。
1871年12月，一批琉球漂流难民因误入台湾东南部原住民生活的牡丹社而被杀。日本以此为借口，蓄谋侵占台湾。从1874年2月起，日本就不断派人到台湾进行侦测并测绘地图，为军事侵略做准备。5月，日本军舰登陆台湾琅峤，开始武装侵略。清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台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1874年4月18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的来信中获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同治皇帝下令，“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四月十四日（5月29日），同治皇帝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于五月初一（6月14日）率领随从，分别乘坐三艘轮船从福州马尾启程，赶赴台湾。沈葆祯的助手潘霨于次日抵台。沈葆祯本人在经过澎湖等地后，于6月17日到达台湾安平。沈葆桢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张斯桂，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沈葆桢同船抵达台湾。从此，张斯桂在台湾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交涉活动。
沈葆桢的助手潘霨在奏折中曾写道，五月初八（6月21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冲涛出海，下午已抵琅峤，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张斯桂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无疑参与了和日本人的辩论。童华的《节略》对此也有记载，但夸大了张斯桂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
就在沈葆桢他们来到台湾之前不久，日本人成富清风等人向台湾的头围县丞衙门报案，说他们的船只因遭遇风暴而于5月21日漂至歧莱（今花莲），结果“被该处生番抢去银钱”。这一“失银事件”，实际上是成富清风等人“为日军侵占北路的苏澳或花莲港”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为了避免日本人以“失银事件”为借口别生事端，台湾道夏献纶派遣张斯桂等人前往花莲查案。沈葆祯在奏折中写道：“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板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沉，幸土人拖之上岸。”张斯桂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证明日本人并“未曾被抢”，成富清风等人所称“窃盗银物”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失银事件”调查清楚后，张斯桂还带领福建船政学堂的艺生绘制了花莲一带的地图。沈葆祯在奏折中报告说：“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
清政府自1683年统一台湾后，将台湾原住民生活的广大区域划为“番境”，禁止汉人进入，更禁止汉人与里面的原住民通婚。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正是利用了这种汉番分治的政策，提出了“番境”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有鉴于此，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必须“开山抚番”，实现汉番融合，“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台湾的开山，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张斯桂参与了台湾的“开山抚番”。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7年4月19日）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中明确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10月的《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还写道：“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在张斯桂所著《游艺斋杂著》中，还收录了《台东开山祭文》，其开头说：“维皇建极同治之十有三年，岁在甲戌，月逢季夏，分巡台澎使者夏献纶谨以羊一、豕一，祭告于台东山川土地之神前。”这篇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天的祭文，向我们展示了开山的一些细节。对于祭山的时间，张斯桂在这篇文章中仅说是“季夏”（农历六月）。夏献纶自己的奏折，则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时间。夏献纶说，他于该年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到达旗后，此后经过澎湖、沪尾、鸡笼，于六月初三（7月16日）到达苏澳。六月十六日（7月29日）至二十一日（8月3日）已“开路九百七十余丈”。由此可见，张斯桂的这篇开山祭文作于农历六月十六日之前。
张斯桂自己说，在台湾期间，“办公之暇，或寻煤铁于鸡笼山，或采硫磺于金堡里，地方官不到这区，桂皆亲历之焉”。有学者指出：“张斯桂何以至鸡笼寻煤铁，至金山采硫磺？这不是张斯桂有博物的癖好，可能是代夏献纶前往勘探，此即童华所谓：夏献纶‘其所不到之处，必遣之往’之意。因为当时轮船烧煤，故沈葆桢相当重视鸡笼开矿之事，曾令夏献纶与好博逊商议此事，另外沈葆祯亦希望开采台北的磺油。张斯桂至鸡笼一带，应与此有关。”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在北京签订专约，中国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则于这一年12月1日从台湾撤出。日军侵略台湾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北京专约》签订后，清政府真切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已近在咫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同治皇帝要求大臣们就海防建设发表意见，并且“限于一月内复奏”。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上谕后，于光绪元年正月初十（1875年2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奏折中特地附上“浙江修补道刘璈、候选知县张斯桂条议”，供朝廷参考。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很快引起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李鸿章在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1875年2月19日）写给丁日昌的信中，除了称赞沈葆桢“洋务、船政，比之时人，似胜一筹”外，还推荐了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其复议稿及日意格、张斯桂条陈抄呈台鉴。”
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1875年3月24日），沈葆桢上奏说，他已批准浙江候补道刘璈（字兰洲）离开台湾回湖南老家去为其父“奔丧守制”。沈葆桢在给黎兆棠（字召民）的信中还说：“兰洲以父忧去，嘱其葬后即来，而茔地未定。渠极慎重此事，过沪且攫鲁生以行，恐遥遥无期”。大概是由于张斯桂精于选择墓地，所以刘璈邀请张斯桂一起回湖南以便给其父亲挑选墓地。但我们不清楚张斯桂是跟随刘璈一起离开台湾，还是张斯桂本人由于某种原因早已到达上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蒸汽机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煤炭。但当时中国的煤炭主要依靠进口，为此，李鸿章于1874年密令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调查国内的煤炭资源，而盛宣怀又将此事交给张斯桂办理。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撰写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的《盛宣怀密札张斯桂文》。盛宣怀在信中说：“上年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等因。..兹访得湖北省武穴、蟠塘及田家村一带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即好，滨江水口尤便。..因思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甚属简便妥当，合即密饬该令轻装速赴该处察看..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盛宣怀此处所说“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证明张斯桂在台湾期间确实考察过煤矿。同时也说明，盛宣怀大概看到过张斯桂在南京所写的《请开煤矿论》。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张斯桂写信向盛宣怀汇报了考察结果。张斯桂在信中说：他于四月初九（5月13日）从上海启程，十三日（5月17日）在武穴登岸，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于十九日（5月23日）到“山前山后查看情形”，此外，又于二十八（6月1日）、二十九（6月2日）两天到阳城山进行实地调查；“因随带煤样六七斤来沪呈缴，伏乞察核施行”。张斯桂的此次考察，对于清政府决定开采广济煤矿具有重要作用。李鸿章在1875年6月底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广济阳城山所产之煤，既经张令斯桂亲往察看，出产尚宽，煤质尚好。而彼处绅士已有以风鉴为言者，积习误人，牢不可破。执事拟俟诸务料理就绪，即赴该镇详切开导，议令利益同沾，或无阻挠，仍往鄂省禀办。”
1875年6月2日，张斯桂还在湖北阳城山考察，他结束考察返回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10日左右。沈葆桢在写给丁嘉炜的信中提道：“鲁生适沪，日内当来；听帆则在局也。”从沈葆祯信中“日内当来”推断，张斯桂回到台湾的时间应是1875年6月底了。
光绪元年七月八日（1875年8月8日），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一份上谕，光绪皇帝除了要求沈葆桢尽快“来京陛见”外，还要求：“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沈葆祯收到这份上谕后，非常重视，经与其他官员商议，决定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各地方官负责绘制，“台湾全图及番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根据沈葆祯后来所写的奏折，台湾地图的绘制是由张斯桂负责的。此外，张斯桂还率领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绘制了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风俗图。沈葆桢这样写道：
“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这本由36幅分图组成的台湾原住民图说，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台湾风俗图》，不久前由陈宗仁整理出版，定名为《晚清台湾番俗图》。
在张斯桂《游艺斋杂著》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植物图说序（为日本伊藤圭介撰）》的文章。此序文的大意是：同治二年（1863年），张斯桂的好友麦嘉缔“往游日本，自此重洋远隔，相见无期，不胜孤陋之虑。今秋予自台南行辕遄返闽南，工次得其函寄日本国伊藤先生《植物图说》一书，乞序于予，既慰三秋之感，又增一隙之明”。序文最后署名是“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八月朔，中华张斯桂鲁生撰”。张斯桂在序文中虽然说他从台湾返回闽南的时间是“今秋”，可是他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8月31日）已在福州为《植物图说》撰写序文了，因此，他从台湾返回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农历七月。沈葆桢是在七月八日（8月8日）收到关于绘制福建、台湾地图的上谕的，就算张斯桂是在农历七月最后几天离开台湾的，那么，张斯桂带领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台湾绘制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时间也只有20天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绘制台湾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全部任务，显然难度很大。张斯桂等人无疑利用了他们此前在台湾绘制的地图，且许多后续工作应当是在福州完成的。
张斯桂、张斯栒兄弟两人自1872年起就跟随沈葆祯，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西方科技知识，而且不辞艰辛，勤奋工作。沈葆桢对他们非常赏识，并且不断寻找机会向朝廷进行推荐。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875年6月26日），日军侵台事件平息后，沈葆桢上奏请求对福州船政局的“积年出力各员”进行奖励。他在奏折中写道：“同治十二年十月间，《奏奖出力洋员、洋匠折》内，复经申请将中国出力之员弁、工匠一体保奖，均蒙允准在案。正在遵照核办，上年五月奉命巡台，因而中止。现在洋防稍定，谨细加考核……兹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列清单，出具考语。”其中对张斯桂兄弟的评价是：“同知衔候选知县张斯桂、候选通判张斯枸二员，通晓西学，谙造水雷、电线各机器。张斯桂慷慨坦直，张斯枸粹然儒者气象，其性行迥非目前以晓洋务、市重居奇者比。应如何恩予录用之处，可否援照成案，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光绪元年六月十三日（1875年7月15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张斯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1875年10月，沈葆桢在《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再次保举了张斯桂。沈葆祯认为“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故保举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光绪元年十月十六日（1875年11月13日），光绪皇帝同意了沈葆桢的建议，在上谕中说“张斯桂着以同知不论单双月尽先前选用”。这样，张斯桂就从“同知衔候选知县”晋升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更加重要的是，正如陈宗仁所指出的那样，此前沈葆桢向朝廷推荐张斯桂兄弟，希望“送部引见”，请求“恩予录用”，实际上是“希望可以破格升擢”。因此，当光绪皇帝同意“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后，许多官员感到意外。郭嵩焘在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鲁生、听帆以船政保举，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察，亦一奇也。”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1875年8月21日），沈葆祯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十月初一（10月29日），沈葆桢“由海道入江赴任”，十月初七（11月4日）抵上海，九日（11月6日）自上海启程，十一日（11月8日）到达南京。从福州启程时，沈葆桢带上了《台湾番俗图》，“携至上海装裱”。张斯桂兄弟两人也随同沈葆桢自福州经上海来到南京。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875年11月21日）夜写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字补帆）的信函中就提道：“张鲁生闻随幼帅入江，另有委员会同洋人经理否？”
早在187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就下令“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这样，张斯桂兄弟就得到北京接受考察。此外，被带到上海的《台湾番俗图》正好装裱完毕，因此，沈葆祯就让张斯桂携带《台湾番俗图》进京。沈葆桢在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奏折中说，《台湾番俗图》在上海的装裱“于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赉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枸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地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赉呈。”陈宗仁指出：“在此折中，张斯桂之名一再被提及，先是令张斯桂绘图，接着是令张斯桂恭赉、代进，最后是图画内容有不详者，可问张斯桂”，表明沈葆祯有意创造机会突出张斯桂，使其能够受到朝廷的重视。
沈葆桢于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南京写完上述奏折后不久，张斯桂兄弟两人就启程前往北京。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张鲁生、听帆昆仲自上海来，带到意城、子瀞及王少樵三信。”由此可知，张斯桂兄弟抵达北京的时间当在七月初，他们应当是乘坐轮船从上海到达天津，然后由天津再往北京的。
张斯桂兄弟到达北京后，沈葆桢于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76年7月12日）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两份咨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有这两份咨文的抄件，第一份（编号01-05-006-03-035）写道：“闰五月二十一日，南洋大臣沈葆桢文称：案照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奏奖案内奉旨，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钦此。查该二员除现经奏明前赴贵衙门听候考察抄折另咨外，相应给咨。为此，咨呈贵总理衙门，谨请查照收考施行。”第二份咨文（编号01-34-007-09-001），则请总理衙门代为转进“台湾地图一幅，台湾番社各图三十六幅”。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另一份档案（编号01-34-007-09-004），总理衙门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8日）专门致函张斯桂，说他所“赍呈两江总督奏呈台番舆图折件，本衙门已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具奏代呈。本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也就是说，闰五月二十六日（7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了张斯桂负责绘制的《台湾番俗图》。
大约过了三个月，总理衙门完成了对张斯桂本人的考察。《履历》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明：通晓洋务，堪备使才。奉旨，依议。旋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俟选同知，后以知府即选。”这样，张斯桂就从“尽先选用同知”晋升为“知府即选”，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经过考察，强调张斯桂是个“通晓洋务，堪备使才”的外交人才，这就为张斯桂后来出使日本创造了条件。其弟张斯枸也在此次送部引见中得到晋升。《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写道：“其时总理衙门当事诸公皆称其才，咨送吏部，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选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崩溃，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出现。当时，清政府正在组建派赴英国的外交使团，即将就任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建议张自牧、张斯桂作为驻英使团的参赞，但李鸿章对此有疑虑。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876年10月16日）夜里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拟派二张参赞，自牧虽未见过，才尚精核；鲁生习洋语不精，年力渐颓，能任重致远否？熟悉商务条理，亦正不易耳。”
可能是由于李鸿章对张斯桂的疑虑，郭嵩焘后来放弃了推荐张斯桂出任参赞的打算，但他依然提议张斯枸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员。郭嵩焘在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具折请训，并保举出洋随员：参赞二人：张自牧、黎庶昌；翻译二人：德明、凤仪；文案四人：汪树堂、张斯旬、李荆门、罗世琨。”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张斯桂、李善兰等人也到郭嵩焘住处前来送别。九月二十五日（11月10日），郭嵩焘一行离开北京，出天津，经上海、香港等地，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张斯也随之同行，开始了他在异国的外交生涯。
清政府在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原来打算让浙江人许钤身担任郭嵩的副手。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875年8月28日）的上谕说：“候补侍郎郭嵩、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着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许钤身并着赏给二品顶戴。钦此。”不过，由于郭嵩焘等人对许钤本身意见很大，所以，后来朝廷放弃了这一决定，改由刘锡鸿（字云生）担任出使英国的副使，而任命许钤身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1876年9月30日）上谕：“前经简派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英国，着改派该员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但还没有等到许钤身去赴任，清廷很快又改变了决定，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15日），将许钤身“发往福建船政局差委”，另外任命何如璋（字子峨）为出使日本国正使，张斯桂为副使，并赏加三品顶戴。这样，张斯桂虽然无缘出使英国，但阴差阳错间成了出使日本的副使。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将此作为佳话进行了报道：“查张氏同怀昆中，今冬均充皇华之选，一往东洋，一往西洋，实从来未有之事，亦可谓盛极一时矣。”所谓“一往东洋”，指的是张斯桂作为使日副使；“一往西洋”，指的是其弟张斯枸作为随行人员出使英国。
张斯桂于1876年农历八月在北京接受当面考察后，就来到了上海，而没有返回家乡宁波。童华在《节略》中说，由于张斯桂生活在上海，“久违乡里，本地官访问无着，详请浙抚，征之金陵督署。明春始奉到沈文肃公饬，知乃应命而起”。1877年，张斯桂来到北京待命。根据《曾纪泽日记》，1877年8月，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常与张斯桂交谈，有时甚至“谈极久”。此外，曾纪泽、董沛等人还写诗祝贺张斯桂出使日本。
1877年8月29日，何如璋、张斯桂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然后他们从天津乘坐轮船于9月25日抵达上海。11月27日，全体使日官员登上“海安号”军舰由吴淞口出航，11月30日驶入长崎港。随后，经神户、大阪、京都、横滨等城市后到达东京。12月28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正式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从此，张斯桂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生活期间，张斯桂广交朋友，与宫岛诚一郎、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不少日本人有过诗文往来。此外，张斯桂接待过来自中国的不少著名人物，包括1879年游历日本的王韬，1880年出洋考察路过日本的丁韪良。张斯桂本人在日本期间也撰写了许多诗作，其中《使东采风集》的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2019年经张帆等编注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使东诗录》原来收录在王锡祺所编的《小方壶斋丛书》中，现经标点后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作为一名外交官，张斯桂参与处理了不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琉球交涉”事件。中国外交使团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正在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3月8日，日政府派兵占领琉球，随后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但是琉球人民不愿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同年7月3日和7月23日，琉球国王密令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出兵讨伐日本。10月24日，又有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剃发改装，附舟北上”，直至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
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琉球人民的悲切请求，清朝官员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放弃琉球，因为中国内忧外患日甚，自顾尚且不暇，而琉球地瘠民贫，根本没有必要为此“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而与日本交恶。掌握朝政的李鸿章等重臣就持此意见。另一种认为，中国不能放弃琉球，因为琉球关系到中国海疆的安危，争琉球即保台湾，即保中国南境。在日本直接处理琉球问题的何如璋、张斯桂即持此意见。由于与李鸿章等人观点不同，致使何如璋、张斯桂等人在处理琉球问题时非常被动。李鸿章本人也因此对何如璋、张斯桂大为不满。1879年9月8日，李鸿章特地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密函，指责何如璋“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同时认为“副使张鲁生（张斯桂）久不相能”。这密信还写道，何如璋与张斯桂之间矛盾深重，“其正、副不和则通国皆知”。尽管李鸿章对何如璋、张斯桂的指责有失公允，但他说何如璋与张斯桂两人之间有矛盾，则是事实。沈葆桢为此曾写信安慰张斯桂说：“今居东而所见不甚相符，定知非公之过。第人到晨夕聚处，虽兄弟夫妇，是非岂能绝无参差？但能多言情，少说理，纵极纠纷事，顷刻亦雪消冰释矣。时艰至此，忍辱负重，两宫且有说不出苦处，况在吾辈？”
李鸿章等人对何如璋、张斯桂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颇多非议，这直接影响了何如璋和张斯桂的外交生涯。他们在日本任期满后，都未能获得连任。1882年2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到达日本横滨。何如璋办完移交手续后于3月1日搭船回上海，1883年10月被任命为船政大臣。张斯桂于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任满后，“奉旨：着张斯桂回京”。这样，张斯桂也于188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国。他回国后，还将从日本带回的刺槐种子赠送给左宗棠。
光绪八年六月初二（1882年7月16日），张斯桂来到北京总理衙门“呈报销差”。总理衙门对张斯桂做了比较高的评价：“查该员张斯桂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频年在江苏、福建当差，以及奉使日本，复多阅历，报称之情老而弥奋，应以如何如何量予录用之处，伏候圣裁。”结果，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着以知府即选。钦此。”
经过一套复杂的官员任命手续，张斯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任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一带）知府。但此时张斯桂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遭到许多人的指责和弹劾。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到广平才两年的张斯桂卒于任上，享年73岁。他的传奇人生，就此结束。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锡祺在张斯桂《使东诗录》的跋文中感叹说：张斯桂“赍志遽殁，惜哉！”在张斯桂去世后不久所修的地方志中，也可找到关于张斯桂的记载。
张斯桂是近代最早走向世界的浙江人之一，他丰富的经历还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里，我们仅以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1802—1889年）的诗作《张鲁生小照》作为本节的结尾：“郭钦不可见，魏绛乃多辞；荐食忧鳞介，求才忆虎貔。大风通帝梦，未雨逮天时；磊落如公等，终当侍赤墀。”
三、张斯枸：从宁波走向西欧
张斯桂的弟弟张斯于1876年跟随郭嵩出使英国。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样，张斯也经常奔走于英国、法国之间。1879年1月，新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抵达巴黎及伦敦，接替郭嵩焘。曾纪泽特地安排张斯枸陪同郭嵩回国。他们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十（1879年1月31日）离开伦敦，经过漫长的旅行，于光绪五年三月初五（1879年3月27日）回到上海。几天后，张斯栒等人还为郭嵩焘庆祝生日。张斯枸陪同郭嵩焘到达上海后，随即经日本返回欧洲。五月初三（6月22日），郭嵩焘收到张斯枸从日本长崎发出的信件，说已与其兄张斯桂见过面了。1879年8月，张斯枸回到英国。曾纪泽在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张听帆自上海归，来谒，一谈。”第二天，“与听帆谈甚久”。
曾纪泽与张斯桂兄弟本来就非常熟悉，来到欧洲出任公使后，与张斯枸几乎朝夕相处，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曾纪泽称赞张斯枸“造就卓有可观”，多次请求朝廷对他进行奖励，并且大力保举张斯栒。1879年，张斯还受驻德公使刘锡鸿之邀，到德国工作过几个月。尽管刘锡鸿与郭嵩焘之间水火不相容，但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却多次提到了张斯栒。从1880年农历四月开始，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陈兰彬（1816—1895年，字荔秋）将张斯调到美国工作，大概于1882年初张斯桂才重新回到曾纪泽手下工作。曾纪泽于1886年卸任驻英等国公使后，刘瑞芬（1827—
1892年，字芝田）、薛福成先后担任驻英等国公使，这两人对张斯枸都有很高的评价。薛福成在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张斯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斯结束了20多年的异国外交生涯回到中国，并且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知府奏保道员，赏加二品顶戴”。根据家谱资料，张斯枸本人写过《环瀛日记》一书，记载其海外生活。此书藏于家中，没有出版，后来不知下落，甚为可惜。此外，曾纪泽在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7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张听帆所作游苏葛兰笔记”。文中的“苏葛兰”，现在写作“苏格兰”。遗憾的是，张斯枸的这部《游苏葛兰笔记》也下落不明。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奏请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由于张斯枸英语能力很强，对西方了解深入，并且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所以他回国后不久，即被张之洞调往湖北出任自强学堂总办（校长）。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8年1月14日）的《札委张斯枸总办自强学堂并兼为本衙门洋务文案》中写道：“查有候选道张道斯枸，前在欧美各国已二十年，迭充英、法等国使署参赞官，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堪以派委总办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也将张斯枸认定为第二任校长。
1898年初，日本邀请中国官员前往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特派当时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张斯枸前往日本联络观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1898年11月24日），张之洞向远在日本的张斯等人连发两电。第一封电文要求他们“务往各学堂、营垒、工厂详加浏览考究”。第二封电文则对观察演习之事做了非常详细的询问，例如“看操时，日本备供应否？较之接待欧洲各国人相同否？南北洋委员共到几人？”等。张斯枸等人则于两天后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答复。此时的日本政府急于拉拢中国对付沙俄，因此日本天皇还向张斯枸亲赐二等宝星以示外交优待。为了学习日本军事技术，张之洞还选派了一批自强学堂的高才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1898年12月22日）指示张斯栒“务在长崎候湖北学生到东，带赴东京安置妥当”。1899年5月，日本大将川上操六去世。张之洞致电正在日本的张斯枸，请他代行吊唁之礼。当张斯枸办完此事准备回国时，突然患病，不久在日本神户病逝，年仅57岁。张斯栒的灵柩运回国内后，朝廷特地加封张斯枸为从一品，并赏给治丧银一千两。
张斯枸先后出任英、法、德、美、俄等五国翻译官二十余年，是晚清出使国家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出任自强学堂第二任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张斯枸的家庭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张斯的长子张宏湄出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自小跟随张斯枸在英国生活、学习，生活也就“西化”了，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讲了。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81年6月18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张听帆之子来一坐，全不能华语矣，以英语相答。”张宏湄在英国成为一名医生，并且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在英国安家立业，这下就更加“西化”了，结果导致了与其父亲张斯枸之间的文化冲突。张德彝在《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记前自光绪丙子年，同事张听帆携其少君（乳名阿宝，当年十五岁）到伦敦。即送乡居学习英文。按听帆之意，必欲其兼学洋文，得有进步，而光宗耀祖也。待其英文有成，兼学医术，十余年间，自娶英女为妻，生有子女，听帆连随数任，皆不知也。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星使任满，听帆致书令子同归，子未允，听帆不欲独行，遂迁居海边，独居二年之久。既知子已有室，乃屡次促其携眷回华，至上年始同回沪，父家居昼锦里，而子媳孙女皆住洋店。父欲子亦移入华房，子不遵。
父怒乃谓，如不移来，须仍回外国，今而后尔莫视我为父，而我亦不以尔为子。昨闻阿宝携其妻与子女已到伦敦，将入英籍。由此观之，其携带幼童出洋者，可不慎欤！”通过张宏湄这一反面教材，张德彝告诉人们，张斯枸将少年张宏湄带到英国去学习是非常愚蠢的。而《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记载张宏湄时，也只有“听帆长子，娶英国口氏，名宏湄（字大宝），自幼随父出洋英国，头等医士。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之类的简单文字，而张宏湄那个英国妻子的姓氏及出生日期则为空白。
在晚清中国人的眼中，“西化”的张宏湄无疑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张宏湄可能会被视为成功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精英。面对当今中国的少年留学潮，回首那个被当作异类的张宏湄，我们不能不感慨：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张鲁庵——一位“印痴”的“金石”人生
“如果说谁对我的金石篆刻、印泥制作影响最大，非张鲁庵莫属。我与他虽不是师生关系，却也没有一个老师会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助我。”提起张鲁庵，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印泥制作大师高式熊这样说。
谈及与张鲁庵的相识相知，高式熊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这位良师益友对他而言，宛如人生路上的明灯。
从赵叔孺到高式熊
20世纪3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张鲁庵来到上海，并长期寓居于此。当时的张鲁庵，已经开始广为收藏研究印章印谱，被时人称为“印痴”，来上海除了拓展产业，更是为了拜师、求学、广交朋友。
而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赵叔孺。赵叔孺精通金石印刻，擅长花卉虫草、鞍马翎毛，其中尤精画马。机遇难得，张鲁庵立刻表达了拜入赵叔孺门下的意愿，令他惊喜的是，赵叔孺马上答应了。
他不知道的是，赵叔孺当时虽已是书画界泰斗，却乐善好施，有教无类，门下弟子众多。赵叔孺的弟子之一陈巨来曾说：“一班附庸风雅的仕女，纷然而至，拜列门墙，执弟子之礼，可谓群英杂凑，少长都全，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纨绔子弟、没落者、留学者，及其没后，闻共得七十二贤之多云。”而这纨绔子弟，指的就是张鲁庵。
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张鲁庵可以在经商的同时，研究金石篆刻和印泥技艺。或许这个“印痴”也当真与篆刻有缘，虽被称为纨绔子弟，他在赵叔孺的众多弟子中，却也十分出挑，与篆刻名家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叶露园等人同为当时上海艺林的翘楚，出版了《仿完白山人印谱》（1932年拓本）两卷等著作。
1942年和1944年，赵叔孺率门人两次举办“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上海艺界。张鲁庵的金石篆刻、收藏的印章印谱和制作的精美印泥，在两次展览会上都大放异彩。
而在1941年，少年高式熊也通过赵叔孺的介绍，结识了张鲁庵。
当时，赵叔孺把张鲁庵编的《黄牧甫印谱》推荐给了初入篆刻之门的高式熊。但印谱5元的高价令高式熊难以承受，赵叔孺忙说：“你不必买，做这部印谱的人会送来的。”
过了些时日，张鲁庵寻上门来，自报家门：“我叫张咀英（张鲁庵号咀英），赵叔孺先生叫我来的，这印谱送给你。”当时的张鲁庵虚岁已经42岁，比高式熊大21岁。这一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成为忘年交。“几时我请你吃顿饭，你到我家里来看看。”初次见面，张鲁庵就邀请高式熊去他位于江阴路九福里的家里做客。
不久之后，高式熊正式登门拜访张鲁庵。一进门，他就吓了一跳：书房的四面书橱中全是印谱。而在张鲁庵家中，这样的书房共有三间。张鲁庵曾在《从师回忆录》中有过统计：“积年既久，所获渐多，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
不等高式熊回过神来，张鲁庵就大方地说：“今天是让你来看看我家环境的。你学篆刻，必须多看印谱，最好看原拓印谱。我看你家里不富裕，也买不起印谱，你不用买了，我的这些印谱印章就是你的。今后你要看什么，由我来安排。”
如今，高式熊已经年逾九旬，但他依旧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他的这种无私提携后人的举动，使我终生难忘。”
从此以后，高式熊成了张家的常客。他所用的图章石头、刻刀、印泥、印谱纸等，皆由张鲁庵提供。张鲁庵还在自己的书房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写字台，并把房门钥匙给了高式熊，允许他自由进出。
“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坦言。多年以后，他整理汇辑了《鲁庵所藏印谱简目》一册四卷及附卷，引起了书画界的轰动。内容囊括四百多部印谱的原拓本、印本及所有的名印谱。其中甚至还有陈介祺赠给吴大澂的那部一百册的《十钟山房印举》——这是张鲁庵花了八百两银子从吴大澂之孙吴湖帆手中购得的。
从药号小开到以商养文
不论是陈巨来，还是高式熊，谈及张鲁庵，总避不开“家境殷实”这四个字。因为父亲早逝，尚在襁褓中的张鲁庵被确立为杭州名药号“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在他9岁，仍在老家宁波马径村上学读书之时，就在名义上接手了“张同泰”药号的经营。
其实当时，张母杨氏才是药号实际的经营者。《张氏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序文说道：“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赢得手下效忠，使得生意比从前好出几倍。
而至张鲁庵成年，正式接手药号生意的时候，“张同泰”已经财源广进，成为与当时杭州城著名的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齐名的六大国药铺之一。
成家立业，张鲁庵亦在那一年结了婚。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同泰药号开始了以商养文的嬗变。
20世纪初，上海逐步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大都市。上海的租界云集了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文化盛事此起彼伏。
经商几年的张鲁庵开始逐步接触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圈子，心思活络的他十分向往上海的繁荣和发达。尤其是他在杭州的好友收藏家高野侯、高络园兄弟等陆续迁往上海发展后，向上海拓展产业，在这片文化海洋中拜师、求学、广交朋友的念头就在张鲁庵心中发芽了。
于是，张鲁庵多次到上海进行考察，最后选定了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房地产大王”哈同的产业慈淑大厦内开设“张同泰国药号益元参店分号”，专营名贵滋补药材。道地的用料，使“张同泰”在上海一炮打响。在经营上取得突破的时候，张鲁庵聘请了一位经理，自己索性当起了甩手掌柜。
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绩，但这并不是张鲁庵迁居上海的最终目的。在拜赵叔孺为师后，他在每日修习金石篆刻外，仍延续着年少时收集印谱印章的爱好。到上海之后，藏品的广度和数量突飞猛进，再加上张鲁庵家赀丰厚，各种与金石篆刻有关的藏品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如一方邓石如所刻的五面印，张鲁庵考证后确认为真品，于是与前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多次商谈，花了500银圆买下。古玩商人们看到张鲁庵出手如此阔绰，都把他当成“纨绔子弟”“药号小开”，纷纷上门求售。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鲁庵每次都严格审定，只有确定了并非赝品，他才会出价收藏。而如果其中有珍品精品，或者孤本善本，他会主动加价购买。在这种以商养文的资金支持下，张鲁庵收藏的印谱就有400多部，收藏的历代印章更达到4000余方。其中何雪渔印章20方，并拓之成集，而当中的“放情诗酒”一方印，是杭城著名收藏大家魏家孙旧藏，当时的上海艺界得知后，纷纷把它捧为极品拱璧。
在庞大收藏品的支持下，张鲁庵的篆刻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也成为公认的全国收集历代篆刻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收藏者，在当时，就已经有人称他为印谱收藏“海内第一家”。同时，《鲁庵印选》《鲁庵印谱》等10余本印谱图书接连出版，除了最珍贵的《十钟山房印举》百册拓本，明代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印谱亦重回公众视野，大大丰富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篆刻文化。
鲁庵印泥国之瑰宝
作为一个“印人”，在治印过程中有三样重要的工具：一为印石，用田黄、鸡血、寿山石等名贵石材刻之，其印章可为子孙后世永久宝之，否则为无本之木；二为刻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即印泥，别看都是红色，好的印泥与普通印泥的品质差别很大。好的印泥色泽鲜亮，经久不变色，钤在书画上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好的印章配好的印泥，好比宝马配金鞍。
张鲁庵痴迷金石刻印，在技艺磨炼中，深谙印谱、印石、刻刀、印泥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他为了在刻印时刻刀能用得得心应手，专门自己设计了刀形，花重金在德国求购了顶尖的“鹰力球”牌锋钢，制作专用刻刀。在印刀达到他所追求的“所向披靡”“随心所欲”的感觉后，他又对既有的印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当时，西方化学印泥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初印时色泽艳丽，但久而久之就会褪色；而很多使用传统工艺的印泥却因为配方失调，出现泥块薄稠不一的情况，影响使用。
好的印泥如同名墨，成为书画家追求的对象。张鲁庵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使用好的印泥，他开始潜心研制印泥。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番工夫在后来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制作印泥在篆刻艺术中虽属于“雕虫小技”，但要做好却不容易。从清乾隆时期起，最得行内人士青睐的只有福建漳州魏丽华家独家秘制的印泥。但是魏家的印泥秘方，累世相传，只传长房长媳，故外人绝难知晓秘方。而张鲁庵在杭州时，就试着研制印泥达十年之久。据说有一次为能做出满意的颜色，拟用红宝石做成分，他真将红宝石碾碎，后发现粉末是白色的，只好作罢。张鲁庵前后耗资数千大洋，却始终不能仿制出如魏家那样的极品印泥。
到了上海之后，条件完善了，机会也来了。当时他开始自号“印泥工人”，把家里弄得宛如一个实验室。他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化学和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扬到家共同研究。同时，张鲁庵以每两16银圆的高价，从漳州魏家购进24两印泥。印泥到手后，他除了自存8两，其余16两分成4份，一份分析油性，一份分析颜料，一份分析艾绒成分，一份分析附加的药料成分。
从原料选择到配方比例的调整，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印泥终于制作成功。用其钤出的印蜕，色泽鲜明、历久不变；钤出的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
“即便连续印十方细元朱文，印文也不走样，这就是鲁庵印泥的厉害之处。”高式熊后来回忆说，“这个特制工艺秘方，从1号到56号，浸润了张鲁庵毕生的心血。因为这秘方里，含有多种中药和化学成分，再经过手工操作和自然氧化过程。此外，他根据上海的气候，配制的印泥热天不烂、寒天不硬，印色鲜艳雅丽、质薄匀净，所以也叫海派印泥。”
“鲁庵印泥”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闻名天下，甚至产生了“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当时，北京有一位从皇宫出来的印泥制作高手徐正庵，做的印泥被称为“天下第一”。“鲁庵印泥”问世后，书画家们自然关心哪一个更优，但一番比较下来，都觉得两种印泥难分伯仲，于是又有了“南张北徐”的说法。
在《潘伯鹰文存》之《小沧桑记》中，有一篇《印泥工人张鲁庵》的文章，作者认为张鲁庵成功的原因在于“认真”二字：“他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认真而已，因为认真，别人所不能体察到的细微关键，他能抓住。屡察屡改，以致他成了‘状元’。”
最令人称奇的是，不论是“鲁庵印泥”还是自制的优质刻刀，都不外售。当年，张大千、吴湖帆、徐森玉、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篆刻书画名家都用着张鲁庵赠送的“鲁庵印泥”和刻刀。后来，上海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也先后用上了“鲁庵印泥”。再后来，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书画家也纷纷得到了张鲁庵赠送的印泥和刻刀。一时间，艺林同好们都以能获得一盒“鲁庵印泥”为生平乐事，以至于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设法托人为他捎去“鲁庵印泥”。
也许，对张鲁庵来说，大家用了觉得好，就是他最大的快乐，而他的快乐，与钱无关。“伊活络得不得了，样样都要白相相，真会白相，而且肯掼钞票，但做出来的印泥从来不卖的，就送送朋友，交关慷慨，还是小开脾气嘛！”高式熊这样评论这位亦师亦友的“药号小开”，而他自己平时用的刻刀，有两把也是张鲁庵制作赠送的。
当时，高式熊曾建议张鲁庵公开印泥方子，张鲁庵却说：“公开出来其实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没人重视罢了。”高式熊于是去联系博物馆、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等，果然各方都不重视。直到2008年，“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漳州八宝印泥”一起，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宝级印泥。
乐善好施不做亡国奴
如果评价张鲁庵仅是一个爱好书画篆刻的“小开”，未免有失偏颇。张鲁庵自小家境殷实，虽出手阔绰，骨子里却有着一种文人风骨。
经营张同泰药号时，他要求药店采购的药材必须是原产地进购的顶级产品。比如常用的补气药黄芪，必须选产地为内蒙古和山西的；又如常用的清热解毒、调和用的中药材甘草，虽然多地皆有生产，他却派人远赴新疆收集，保证甘草的优良品质。
店里的药材好，价格自然不菲，但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药店却会减免药费。张鲁庵刚接手药店时，自然灾害频发，难民连续不断，每逢腊月初八或大灾之时，“张同泰”就会在孩儿巷支起两口大锅，熬制腊八粥，布施饥民。而到了端午节，“张同泰”又会在孩儿巷分送祛病香囊，为百姓防病治病。
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张同泰”济世利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张鲁庵自身又喜欢金石书画，他在沪杭两地商业界的名望日益高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上海淞沪抗战失利，不久之后，杭州城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就在同年，张鲁庵暂时回到了杭州，看着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满目狼藉，他干脆关上了张同泰国药号的大门，闭门歇业。虽然做不到实质性的抗争，他也不想为日本侵略者粉饰门面。
然而，汉奸王五权却找到了他。当时，日军占领杭州城后，杭州原有的各行业同业公会悉数解散，日军苦于没有同业公会帮助，无法收取税费和控制各行业，就要求王五权限期成立各行业公会。而到恢复医店同业公会时，王五权就想起了当时最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张鲁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张鲁庵立即拒绝了他。权衡利弊后，王五权以退为进，只说让张鲁庵再考虑考虑，悻悻离去。
之后发生的事，令张鲁庵始料未及。几天后，夫人带着儿子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游玩，到了华灯初上，却仍不见夫人和儿子归家的身影，张鲁庵立即派人到西湖边的亲戚家打听，那边却回复说夫人和孩子吃完午饭就坐黄包车回家了。张鲁庵急忙派人在杭州城内四处寻找，一直到下半夜依然杳无音信。他坐在客厅，一夜未寐。
第二天天刚亮，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张鲁庵忙接起电话，只听到一个阴沉的声音说：“张老板，你的夫人和儿子在我们这儿，现在他们很好，我们劝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识时务，不然的话你就到西湖边收尸吧！”说完狠话，对方一下挂断了电话。
过了没多久，家人就来报，王五权和一个日本军人来访。王五权介绍，日本军人是管理杭州社会事务的沟部熊吉中将，听说张鲁庵夫人和儿子走失，特地来慰问，顺便商谈张鲁庵出任药店同业公会会长一事。此时，张鲁庵已经明白，妻儿已被日伪扣留做了人质。
心中一思忖，听着汉奸王五权和日军中将沟部熊吉言语中所带的威胁，张鲁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微点了下头，应承了下来。果然，到了下午，王五权把夫人陆献芹和儿子送回了张宅，同时还不忘假惺惺地说：“皇军派了几个中队用大狼狗搜寻，终于在吴山找到了张太太和您儿子。”
见识了日寇和汉奸的卑鄙手段后，张鲁庵开始虚与委蛇。表面上他不做任何对抗，面对王五权“半个月内重建杭州药店同业公会”的要求，张鲁庵点头表示应承，同时开始起早贪黑，整天忙进忙出的日子，并不时向王五权汇报筹建情况。起初，王五权对张鲁庵颇有戒心，但到后来，见张鲁庵四处联系，各药店反响热烈的情况后，就渐渐放心了。
半个月后，张鲁庵找到了王五权的社会科办公室，对他说：“经过紧张的筹备，药店同业公会成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按原计划，明天上午9时在市商会会议室召开成立会议，请王科长莅临指导。”当时的王五权，已经对张鲁庵完全放心，听取了成立计划后，立即到日军办公室去做了汇报。
而第二天早上，当王五权陪同沟部熊吉提前10分钟来到市商会会场时，却发现会场冷冷清清，完全没有召开会议的迹象。时间过了9点，会场里依旧只有王五权和沟部熊吉等人。这时王五权才发现事情不妙，立即派人到“张同泰”和张鲁庵家中寻找。然而偌大一个“张同泰”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张鲁庵家也人去楼空，踪迹全无。
原来，张鲁庵不愿意为虎作伥，他在取得王五权的信任之后，就立即行动了起来，暗暗遣散了全部员工，并将贵重物品悄悄转移了出去，同时把名贵药材做了妥当的安排。那天，他只身来到王五权办公室通知开会，只是为了麻痹王五权。在通知完后，他就连夜带着阖家老小，避走到了浙西山区乡下，隐姓埋名过起了乡野生活。
几年后，日寇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中屡战屡败，盘踞在杭州的日伪政权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加强统治。张鲁庵在浙西山区得到消息后返回杭州，将“张同泰”重新营业起来。当时，张鲁庵除了经营药号和金石篆刻，还多次悄悄通过地下渠道，为抗日部队和游击队送医送药，尽了一份抗日爱国之力。
古道热肠于细微处见信义
上海解放之后，张鲁庵久居上海，金石印谱收藏也日益精进，“鲁庵印泥”更是形成了独特的技艺配方，在上海的金石书画界名声日隆。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秘书长。
1956年的一天，上海书法篆刻家田叔达和张维杨陪同一位年轻人到张鲁庵家中拜访，他们要把这位年轻人引荐给张鲁庵。这位年轻人名叫符骥良，当时30岁，自小喜欢金石书画，1950年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金石书画界逐步结交了一批同好，开始崭露头角。
一见到符骥良，张鲁庵就拿出印石、刻具让符骥良刻了一方“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的便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符骥良胸有成竹，用时不多，就刻好了一方便章。张鲁庵拿起刻好的便章，给予了好评。从此之后，他就把符骥良留在了身边，作为自己的助理。
当时，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有社员140多人，汇集了中国金石篆刻界的顶尖高手，而“鲁庵印泥”成为社员们的必用印泥，需求量大增。而此时的张鲁庵已体弱多病，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印泥制作工作。为了满足社员的需求，张鲁庵开始带着符骥良一起参与制作。经过几年的言传身教，符骥良尽得张鲁庵的印泥制作技艺，成为“鲁庵印泥”的直接传承者。
高式熊曾说，用一个词形容张鲁庵，就是“古道热肠”。他不仅将“鲁庵印泥”的独门秘技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他的高古人品，也长时间在艺界广为流传。
20世纪初寓居上海后，张鲁庵结识了上海众多的金石书画大家，其中有一位金石书画家叫杜镜吾，是张鲁庵好友，两人常相互切磋篆刻技艺，交流金石印谱书籍。两家住得不远，经常相互借书，来往频繁了，杜镜吾有时懒得出门，就让儿子杜启康到张鲁庵家送书还书。
1962年，张鲁庵因肝癌不幸逝世。这位中国“金石、印谱收藏第一人”的离开，引起了艺界轰动。而他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把他的毕生收藏全部捐献给杭州西泠印社。
就在张鲁庵葬礼举行过后，杜镜吾听说了张鲁庵要把所有收藏的珍贵金石、印谱捐赠出去的遗嘱，不禁对友人的义举感到钦佩。但几天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两本珍贵印谱出借在张鲁庵家！这两本印谱是自己家的祖传珍本，平时根本不会外借他人，因为张鲁庵开口了，他才会借出去。这样一想，杜镜吾心中不免着急，自己祖传的两本珍谱，是否会被张鲁庵家属当作张鲁庵的藏品一并捐献出去呢？焦急之余，杜镜吾立刻写了一封信，让儿子杜启康赶往张鲁庵家中打听情况。
事出突然，杜启康在听了父亲的嘱咐后，一路小跑来到张鲁庵家，张鲁庵的第二任妻子叶宝琴接待了杜启康。杜启康首先对张鲁庵的逝世表示了哀悼，然后将父亲的信件交给了叶宝琴。接过信件看完后，叶宝琴忙说：“这件事是有的，若不是你父亲提起，我还忘了！这件事张先生生前已经关照过。你坐一下，我上楼去取！”
叶宝琴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交给了杜启康。杜启康打开一看，正是父亲千叮嘱万吩咐的两本祖传印谱。这时，叶宝琴又递给杜启康一方黄绸礼盒，打开一看，礼盒中有一只青花印泥盒，盒中鲜红如血、光彩可鉴的“鲁庵印泥”足有一两多。
叶宝琴说：“老头子生前特地关照，这两本印谱是杜镜吾先生的心爱之物，一定要完璧归赵。老头子还叮嘱，杜先生是制印高手，务必把这盒珍藏多年的‘鲁庵印泥’送给老友，留作纪念。”
杜启康虽对金石篆刻没有研究，但耳濡目染，常听父亲杜镜吾赞叹“鲁庵印泥”如何了得，如何珍贵，也听说过一两“鲁庵印泥”足抵一两黄金的传闻。如今捧着这盒印泥，思及张鲁庵对自己父亲的情谊，顿时觉得重如千金。
回到家后，杜启康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父亲杜镜吾。杜镜吾拿着张鲁庵归还的印谱和赠送的“鲁庵印泥”，由衷钦佩起老友的为人。他连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其实，对张鲁庵一生的成就，可以用“三印”来概括：历代印谱、印章收藏天下第一，创制“鲁庵印泥”贵为国宝。在张鲁庵下葬之时，夫人叶宝琴在丈夫的骨灰盒内放入了一小瓶精制蓖麻油，而这瓶蓖麻油正是“鲁庵印泥”配方的奥秘所在。
10多年的反复科学试验，张鲁庵终于创制出国宝“鲁庵印泥”，他毫无保留地把印泥制作技术传授给了符骥良和高式熊等后人；40余年收集的从古至今的珍贵印谱、印章，他也没有据为己有，出书拓谱，编册流传，更在死后把毕生收藏捐献出来。
在近现代金石篆刻界，张鲁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纽带。他从最初学习以赵次闲为代表的西泠印社诸人的技巧，到学习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美誉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完白的治印艺术，再到拜师赵叔孺，授艺高式熊、符骥良，张鲁庵以一己之心力，一药号之财力，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张鲁庵的一生，又何止“三印”？
张汝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看来志趣各异，终是琴瑟难调
张汝钊，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女诗僧、社会活动家，在26岁那一年，遭遇了人生中第二次心灰意冷，亦是有如谷底的黑暗。
那一年，距离她经历五卅运动，被南方大学以“闹风波”的名义开除学籍才刚满13个月。在章太炎先生的帮助下，她转入国民大学，终于在英文文学系毕业，峰回路转，她心怀憧憬与梦想。在打算去美国留学，并办理好一切手续之后，却遭遇了家人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
弱小的身躯，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往来的行人和黄包车熙熙攘攘，张汝钊的心中却莫名地空寂。她不禁开始回忆起自己前20年的人生，想着想着，她觉得自己已然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一如几十年后，她终将获得的常人所难以比及的成就。
敏而好学的神童才女
张汝钊少有才名，12岁能做韵诗，15岁遍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时人多有称她为神童才女，殊不知，张汝钊的童年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1900年，世纪之交的农历正月十三日，张汝钊出生在马径村。马径张氏是当时慈溪庄桥（今江北区庄桥街道）一带的名门望族，祖先在杭州经营“张同泰”药号，到了张汝钊的父亲张宏骧已经是第四代。张家一贯以书香传世，张宏骧也是饱读诗书，妻子杨氏知书识礼，母亲宓氏亦是山北名士之后。张汝钊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儒商之家，衣食无忧，更有几代的文化积淀。
然而，在她2岁时，父亲便不幸去世。虽然家底殷实，但张汝钊上有一位8岁的姐姐张汝軏，下有一位刚满周岁的弟弟张鲁庵（号咀英），对这个有3个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仍然是不小的打击。年幼失怙，张汝钊尚不知悲痛为何物，父亲的葬礼对当时的她来说也没有特殊的感觉。此后，她仍在母亲和祖母的抚育下慢慢成长。还在牙牙学语之时，祖母宓氏就开始教她读《寒山诗》及《白香山诗》，待到完全会说话，张汝钊已经深知它们的诗韵。
转眼过去了五载春秋，7岁时，张汝钊和姐姐张汝軏一起，陪弟弟张鲁庵读书。这段陪读经历，可以说是张汝钊一生中最为愉悦的时光。因为天资聪慧，又敏而好学，张汝钊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姐弟三人中最强的，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称赞。每天吵着去读书，笑着去上学，她“每听讲古之英雄豪杰及志士仁人之士，辄欣然向往之而欲效其为人”，少年时期就有成为志士仁人的志向。而这种天资与好学的态度，也使贪玩的弟弟张鲁庵“十分不悦”。也许，小小年纪的张鲁庵当时并不知道“嫉妒”为何物，但当他看到与自己几乎同龄的姐姐这样受到老师的赞赏，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心中非常不快，经常跑到母亲那里撒娇，希望姐姐不再陪读。终于，经不住这般软磨硬泡，母亲杨氏不再让张汝钊陪读，那一年，张汝钊刚刚12岁。
虽是如此，杨氏仍然爱惜这个“神童”女儿，把家里的藏书全部交给了张汝钊。于是张汝钊就开始了自学，仅3年时间，就把家中丰富的藏书读了个遍。这种独特的读书经历，让独立自强的思维开始扎根，小小年纪，张汝钊就深知“读书是知识之津粮”，还“特别留意词章古学，希望能以此保存国粹”。对她来说，这样的童年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较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已经幸福许多。只是事实却常常为“失望”所设计，她的命运之船，早在5岁时，就已经偏离了航道，驶往了另一个方向。
一纸婚约，命运的旋涡
望族之间大多相互联姻，庄桥的望族也是如此，他们姻亲成网，使整个城镇成了亲连亲、手挽手的大家庭。这样，只要有一户经商成功，有关系的就会带着外甥、内侄去学生意。这些亲戚学会了生意，又带着兄弟族人去学生意。如此周而复始，一代带一代，越带越多，生意越做越兴旺。
而张家早早定下联姻，则是因为张宏骧不幸早年离世。对于这样一个大家庭，外亲的帮扶尤为重要，张鲁庵9岁接手“张同泰”药号，更需要联姻亲家的支持。但在姐弟们的三段联姻中，张汝钊最为抗拒，也最“大动干戈”。
古时的媒人有被称作“鸩媒”的，大多含有贬义，除指善于言辞外，多被用于害人者。《楚辞·离骚》中吟：“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十三中记录：常熟王陆禔《苏台纪事》诗云：“无奈鸩媒偏作恶，不容雁婿永追随。”更有直接用鸩媒指代毒药的，清代金农《短睡十韵》中有句：“成埃腾觚飞爵忘漏促，沉湎何啻是鸩媒娇。”
对张汝钊来说，5岁时为她做媒缔结的婚约，当是“鸩媒”无误。15岁时，婚约如期而至，她被要求嫁与镇海董家的少爷。面对这桩娃娃亲，她曾在婚前“以独身自立之主义坚请于母氏”，又听说她的未婚夫为人纨绔，不思进取，于是坚决不肯出嫁，但“母氏坚不之许”。
面对这种情况，张汝钊尝试了各种办法，却都难以回转，走投无路之下，她第一次对人生感到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仰药图尽数次”。国学家邹弢形容她当时是“齐妻不能喻其哀，巴妇无以形其苦”。
这纸婚约，就像命运的旋涡，把张汝钊这条小船转得颠簸不堪，几欲翻沉。此时，生命中的第一座灯塔向她亮起了明灯。当时，广学会基督教传教士梅立德夫人在宁波传教，机缘巧合之下与张汝钊相识。其时，张汝钊的才名早已传入梅立德夫人耳中，在张汝钊多次求死未果之后，梅立德夫人对这位才女分外惋惜，开始了对她的劝慰。
梅立德夫人深知张汝钊对文学的热爱，鼓励她立志求学，虽嫁为人妇，依旧可有独身自立之姿。梅立德夫人的怜惜和引导逐渐让张汝钊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张汝钊对此也是感恩备至，她在《忆梅夫人》诗中写道：“百结柔肠千点泪，此心只有君能知。怜我青年欲自杀，微言大义醒我痴。见我蹉跎甘自弃，成名立业尝相期。怕我凄凉无好友，看山问水同予嬉。谓我微才堪大用，逢人到处说项斯。末路贫愁逢知己，指迷正误真吾师。”此后，两人常相伴结游，也由此结下了一世的跨国友谊。而通过梅立德夫人，张汝钊也开始了解西方的学识与文化，开拓了自身的视野。
重返学堂之路
在婚后头两年，张汝钊没有放弃对学识的追求。17岁时，她对丈夫仍抱有一丝期望，为了争取让自己重返学堂，也盼望丈夫回心向学，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夫妻两人一起来到上海求学。
在去上海的渡轮上，张汝钊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暗暗起誓：自己前17年的人生如一条小船般，被命运捉弄已经成为历史，她将像此刻乘坐的渡轮一般，乘风破浪，行驶出属于自己的航路。
经过充分的温习和备考，18岁时，张汝钊进入上海启明女校。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初入女中，她就向学校里著名的国学教师邹弢先生呈诗，其诗曰：“国粹沦亡最可怜，中流砥柱仗高年。先生若许传衣钵，愿典金钗作酒钱。”令邹弢先生大为震惊。彼时思想日益开化，许多进步青年尤其是女青年迈入学堂，已蔚然成风。但像张汝钊这样以一介学子之身，表达出对国学和国粹强烈追求和崇敬的，邹弢从未遇到过。
尤其是“愿典金钗作酒钱”一句，既表明了她一心向学的决心，也点出了她当时所面对的窘境。来到上海后，没过几天，丈夫就无心向学，热衷于社交和游玩吃喝。志趣各异，又有了年幼的儿子，张汝钊觉得虽然琴瑟难调，但只要维持夫妻关系，互不干扰就好。谁知丈夫也不支持她继续上学，让她在求学路上“飘零四方，贫困潦倒，艰苦备尝”。
饶是如此，张汝钊依旧在19岁时考入英国人创办的上海柏美兰学校高中部，以优异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然而学校规定不入基督教的学生不发毕业文凭，心在国家的张汝钊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凭。
待到21岁，张汝钊又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此时，不论是婆家还是娘家都不支持她继续读书，并以幼子需要照顾相挟。求知欲愈发强烈的张汝钊在思忖再三之后，毅然将儿子董景业寄养在外，专心读书，也致使母子关系一直十分疏远，成为她毕生的遗憾。然而，由于学费无人供给，她只能转入南方大学，衣行节俭。但正如著名画家、诗人罗云先生所评价的：“读书之志愈坚，吟咏之声不绝。”当时的张汝钊沉浸在学海任意遨游，虽清苦寂寞，却快乐非常。她自述道：“愈历艰难，寸心愈坚；百折不回，以达素志。”
4年断断续续的大学时光，更加增长了张汝钊的学识，培养了她的进步思想和抗争精神。1925年临毕业之际，张汝钊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与2000多名上海工人、学生一起抗议日本军人的暴行，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更上台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并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对爱国学生的爱国行为实施镇压，张汝钊在5月30日下午被英警逮捕入狱。狱中，张汝钊身为热血爱国青年的勇敢和正义第一次得到抒发，坚贞不渝的她展示了一名知识女性的爱国情怀，被当时的学界赞为“灵性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还被誉为“才女中的义女”。然而出狱后，她即被校方以“闹风波”名义开除了学籍。文学前辈邹国丰先生听闻此事，曾如此评价：“急公好义世有几，英雄究不及英雌”“古来才女如珠串，才而且义我罕见”。张汝钊自己也在《五月卅日》中写道：“五月卅日事，悲痛摧肝肠。..可叹吾国内，兄弟仍阋墙。..此身拼一死，增我家国光。”将身临五卅运动的情状尽抒笔端。而她在《访秋（瑾）墓遗址》中亦写道：“感我身世长落拓，半生遭遇与君同。何日沙场了夙愿，与子携手高唱大江东。”在追忆前辈的机遇中表达了心中的夙愿。
虽然学界和民间对张汝钊这位“才女中的义女”十分追捧，但已经无学可上的她再次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相夫教子”的压力。此时，生命中的第二座灯塔章太炎先生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张汝钊进入国民大学学习，并在该校的英语系毕业。
重返学堂这条路，张汝钊走得坎坷，也收获颇丰。26岁这一年，她从求学期间所作的千余篇诗文中挑选出117首诗、47篇词，编辑出版了《绿天簃诗词集》。这时的张汝钊“眼前诗思清于水，未到秋来已觉秋”，诗词修养臻于成熟。文学前辈邹弢、罗云、王蕴章、王肇先生等纷纷为诗词集撰写序文；文坛名家老梅、罗文甫、宋淼、罗华、李雄芳、许遂、张锡诚（张鲁庵）、邹国丰、张汝軏、舒昌森、诸懿德、张蛰公等12位诗人为诗词集题词。其中，王蕴章先生称张汝钊诗词“憔悴婉笃似少陵，雄健豪放似太白”；罗云先生称张汝钊诗词“忽而悲壮慷慨有英雄志士拔剑起舞之态，忽而缠绵绮丽写深闺幽怨之思，忽而林泉旷达作高人隐逸之想”。一时，张汝钊被民国文坛誉为“东方罗兰”，张汝軏、张汝钊两姊妹被国人称为“慈溪姐妹花”。
就在诗词集出版不久，张汝钊结合国内时事，有感而发：“予每感国势之不振，痛女界之昏暗，深信非游学先进各国和求良法终不能挽以颓俗而作之新。”为此，她积极准备赴洋求学，甚至用英文写成了《政治学概论》，“得到官费保送留欧美学习政治的机会，同时得到派往美国考察社会状况的差事”，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溢于言表，开心得“能乘风万里，也可以差慰平生的壮志”，一如她诗中所说：“明年拟遍历环球，长风万里作壮游。”
可以出国游学的喜悦让张汝钊的思绪像一只雄鹰遨游天际，已扶摇千里。可是丈夫的百般阻挠和婆家、娘家的反对，最终导致其不能成行，这像一支猎枪，一枪将雄鹰射下了天空。内心的极大落差，让张汝钊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时，莫名地空寂。她想起自己要做一艘渡船乘风破浪的誓言与眼前境况的落差，她以为自己经历过贫苦求学、五卅运动的内心已经足够坚强，她满以为自己可以战胜将要遇到的一切苦难，但她终究倒下了，“大病一载，双目几至失明”。
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
1926年末，大病初愈后的张汝钊与丈夫渐行渐远，随后离开了上海，进入浙江司法厅供职，次年回到了故乡宁波。
此时的宁波，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也处于逐渐好转的阶段。1927年，乡绅张美翊的藏书场所薛楼被改建为宁波市立图书馆，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开始兴起和发展。当年，章太炎先生得知张汝钊回到了宁波，在他的推荐下，张汝钊被聘为宁波市立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在得知二姐成为图书馆馆长之后，其胞弟张咀英（张鲁庵）马上捐资银洋3000圆，于中山公园荷池旁建图书馆“范阁”，赠予宁波市立图书馆。
作为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面对被北洋军阀劫掠后薛楼的八九万卷藏书，尤其其中还有不少善本珍籍，张汝钊和助手不避秽臭，拭去秽积，细心整理，损坏者补缀，脱篇者装订，残缺者抄补，而后按四库分类法汇编书目，每部夹以木板，每种裱以布签，每册附以书号，详载其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地点、购入时间价格等项，按序入藏并制订章则。据当时帮忙一起整理的周劭回忆：“如是者年余，当时工作之艰辛，反引以为荣。”
经过张汝钊的悉心整理和修补，范阁图书有了详细的分类编目，在按序入藏、制订章则后，于1927年9月顺利开馆迎接读者，谱写了宁波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在1928年到1930年间，经张汝钊多方努力，图书增加近万册，充实了馆藏。同时制定了《联络市内各图书馆暂行办法》，开创了馆际协作关系和业务领导关系。
除了主持图书馆工作，她也获得了难得的博览群书的机会，积累了学养。张汝钊自己说，得益最多的，是“《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和《王文成全书》”，在图书馆的4年间，她几乎读书忘情，“几疑身入琅嬛境”，度过了一生中唯一的“坐拥书城不羡仙”的惬意时光。
由基督入佛国
后世人提及张汝钊，除了民国女诗人的身份，还有一项便是“天台宗高僧”，而她的入佛经历，也颇为传奇。
张汝钊回到宁波的那一年，在好友梅立德夫人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也是在这一年，张汝钊作《归田咏》三章诗，称“五斗羞折腰，归田计已熟”，直言对从政之路的背离，人生观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1928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炎热，好友梅立德夫人邀请她去“海天佛国”普陀山游览避暑，她爽快地答应了。自小受笃信佛教的母亲和祖母影响，她知道普陀山是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佛灵山秀，石奇景美，金沙碧浪，海阔天空，值得一游。于是在第二天，她与梅立德夫人等六七位女友从宁波轮船码头上船前往普陀。
中午时分，船到普陀山短姑道头。女伴们登岸后，先到观音洞庵吃过午饭，然后游历附近一带的胜景。观音洞在梅岑山（即普陀山）西麓，传说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处，洞广如室，中间有一天然石柱支撑，上粗下锐，倒注入地，有垂云倒浪之奇。洞内环行可通，石柱、石壁上镌观音大士像；洞顶白石累叠，古树嵌生，风景奇特。女伴们望着这一处处佳景，感到目不暇接，不禁赞声啧啧。梅立德夫人要张汝钊即兴作诗，以助游兴。汝钊想了想，当场吟了一首《上观音洞》诗：“观音圣迹访遗踪，更上南山第一峰。万里烟霞空色相，一天云气荡心胸。惊涛拍岸声疑虎，怪石蟠空势似龙。到此顿消尘俗虑，隔林飞度一声钟。”
梅立德夫人忙取出手提包中的钢笔和笔记本，把诗记下来。女伴也都称此诗有气派，特别是五六两句，是全诗的金句，描摹这海边的惊涛和怪石形态，真是曲尽其妙！殊不知，这也是张汝钊多年积压情绪的释放。
她们游毕西天景区，又游了普济寺、南天门一带，到离法雨寺不远的极乐庵住宿，打算吃过晚饭后去海边游泳，以消除一天的疲劳，并领略海阔天空的普陀夜景。
正当她们吃过晚饭，各人提着一袋游泳衣裤准备出发时，只见门口急急走来一个年轻僧人，手中拿着一张纸条，对大家问询说：“诸位女居士，印光老法师让我送信，叫大家千万别去海边游泳！”说着递过纸条。大家围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诸居士！南海多旋涡，所谓惊涛如虎，防不胜防。每年有人惨遭灭顶，切勿儿戏，后悔莫及！”
张汝钊此时有些惊讶，她曾在图书馆里读过《印光法师文钞》，对印光的学问文章十分佩服，只不过自己前一年在梅立德夫人的介绍下受了洗礼，加入基督教，并未想探访这位老和尚。她略一沉吟，谢过送信的师父，便把手中的衣物放下，提起手提包，约女伴们一起去法雨寺拜访印光老法师。
来到寺庙后，张汝钊见印光法师神态庄严，既严肃又慈悲，便上前合掌，先是感谢老法师的规劝，接着又探问老法师怎么会事先知道。老法师微微一笑说：“这几天天气很热，刚来山的游客，往往傍晚都会到法雨寺前的千步沙海边游泳。千步沙别看它平时很静很美，但海潮来时奔腾呼啸，来如飞瀑，退若曳练。遇大风，则沙间怒涛壁立，吼声震天，飞沫溅空，真是惊险极了！我刚才在寺前经行念佛，看到七八位刚到山的游客——大概就是你们吧——经过法雨寺前，向极乐庵方向走去，边走边谈游泳的事。我怕你们不知道海边的险情，晚间去洗海水浴发生危险。故特遣一僧告知！如此而已！阿弥陀佛！”印光说罢，从架上取下几本新出版的《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送给大家每人一本，劝大家“老实念佛”！女伴们都站起身来恭敬地接过。张汝钊则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本两年前出版的《绿天簃诗词集》，在上面签了名作为回谢，敬奉老法师教正，印光也欣然接受。大家小坐了一会儿，怕影响老法师的工作，便起身拜别，回到极乐庵休息。
次日清晨，她们刚起床，法雨寺的一位山童又送来一封书信，说是专门交曙蕉居士（张汝钊字曙蕉）的。张汝钊忙打开来看，上面写道：
“曙蕉居士鉴：观所作诗，其声调意致，实不让古人。但只是诗人之诗，其衷曲愁怨，似绝未闻道者之气象。即与君题序者，皆与君同是一流人物。君既有此慧根，忍令以悲怨而消磨之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既有佛性，可任其被烦恼盖覆，历劫不得发现乎？当移此愁怨以念佛，则生入圣贤之域，殁预莲池海会。倘真有宿根，当不负老僧此一呵斥也！”
“呵斥”两字从她的眼前跳过时，张汝钊猛地一震！因为当时她已在诗坛备受尊崇，听惯了夸奖的话，这次却破天荒地受到斥责！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底。但平静下来仔细一想，《绿天簃诗词集》中的诗词也的确是些愁风怨月之作，或叹命运的多蹇，或怨造化的不公..长此愁叹下去，的确也只能折磨自己，此刻，印光法师就像是张汝钊生命中的第三座灯塔，开始亮灯，为她指引迷航。
经过一天的思量，第三天上午，她决定不去游山，独自一人去拜访印光法师。到了门口，却见坐在桌前的印光早已望见，笑着喊道：“张居士你早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的呢！进来坐吧！”
交谈之中，印光法师又是一番开导。张汝钊的心灵受到了触动，她暗下决心，从此要开始研究佛学。她和女伴在普陀山共住了一个星期，游遍了海天佛国的山山水水。离别普陀山那天，她再次前往法雨寺，向印光告辞，法师又诚诚恳恳地劝她皈依佛教、了生脱死，坐谈了两个小时之久。直到舆夫催她，说要是再坐谈就赶不上去宁波的航船了，她才恭敬礼拜告别。印光送她到门口说：“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张汝钊回到宁波后，就写信对印光老人的三次教诲表示感谢。印光回信开示：“大凡聪明人，多皆傲物而自是，不肯受人呵斥。光愧无学问道德，不能稍益于世，因兹抱一他山石之素愿，欲令纯金良璞，皆由我粗砺之质，以成世宝。是以三次相见，不以赞而以勉，不以人情而以佛法为指示。其书与三次之语，呵斥颇切，意必此后绝不过问。而书中所叙，颇生感激，足见宿根深而见理明，不自是而肯听善言。倘能将才人习气、西欧虚派尽情放下，以敦本重伦，躬行家庭教育，俾一切女流，同仰懿范，再加以生信发愿、自修净业、自行化他、同期解脱，以为闺范母仪、女流师范。则吾国之兴，断可必矣。”勉励她“若不以《文钞》文字刺眼，祈详阅而实行之。此后再阅古德净土各著述，则势如破竹，循流得源矣”。
29岁时，张汝钊游宁波阿育王寺后作了长篇诗文，诗中“南北炮台形势好，为防夷氛来海岛。十万貔貅不敢前，永护佛法僧三宝”之句，表明了兵强炮坚与御敌护佛的观点。也是在那一年，张汝钊携子同游洪塘名胜后作诗“功名富贵非吾志，愿作逍遥自在人”，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逐渐显现。
多年之后，张汝钊呈上了自己所著《般若花》中的“已将慧剑斩情魔，十斛明珠委逝波。壮志全消豪气尽，年来只觉一身多”等诗，印光评点说：“汝之诗意义甚佳，然欲避绮语之讥，须当行其事。否则何止绮语，乃妄语、戏语、欺三宝语也。光四十余年不作诗，故不为和。”
从此以后，她在生活、工作和修持中每遇到疑难，便写信向印光请教。法师总是慈悲地复信，对她的一些知见加以拨正，开示念佛法门，并指教立身处世之重大关节，字字切要，语语警策。张汝钊自称：“每一拜读，如对圣颜，汗流浃背，惭愧无地！”深感“谊重恩深，无可答报”，却不料1940年的一天，她得到印光圆寂的讯息，如同晴天霹雳，她悲痛异常，作诗道：“噩耗传来一月迟，经窗雪夜哭吾师。人天眼目何归处，肠断神农昼寝时！”“一片鞋皮彻底酬，百千偈语止中流。摩挲颈上痕依旧，千古令人痛不休！”
在印光圆寂之后，她开始反思教诲，觉得佛法必须亲证，于是专心致志从天台宗大德根慧老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学修法华三昧，后又回慈溪闭关，修《法华忏》二十一天，持《楞严咒》七天后，指令出家。1950年农历二月初八日，从根慧法师披剃，赐名“本空”。从此焚弃笔砚，专心读律，并在上海、宁波等地讲演《法华》《地藏》《金刚》《遗教》诸经，每天晨修忏法晚念佛，放蒙山，夜习禅观，成了一位苦行高僧。
从蒋经国的老师到天台宗高僧
在50岁出家之前，张汝钊依旧“自愿”或“被迫”地融入世俗生活。30岁至50岁，是她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同时，这也是她饱经战火和动乱的20年。
在30岁生日之际，她以30首七律诗组成的长篇诗组《三十初度述怀》，叙述了自己前30年的生命历程。此时的她，不觉得自己是条小船，也不想再成为一艘渡轮，只希望在三座灯塔的照耀下，在生命的河流中自由航行，感悟人生。这一年，她辞去了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在迦耶农林实践农禅生活，“从此学农兼习静，心田福地任耕栽”“今古诗书闲中读，炎凉事态静中看”，开始了半退半隐、半农半禅的生活。同时，她与两名女工一起，在生产劳动中切身体验人生意味，在寂静心境中参悟佛法要义，探寻宇宙本质和生命含义，“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虽然当时有许多友人劝请张汝钊返回社会服务，但她心静如水，“肥遁不应”，诗中“多生积习真难了，一日三缄辞职书”之句，道出了她当时的真实情状。
32岁时，她成为印光法师的在俗弟子，被授法名“慧超”，正式开始亲证佛法的历程。但农禅生活也没有让张汝钊完全放弃关心时事，同年，她受教育家陈谦夫先生嘱托，作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诗文《难鸡篇》，诗中“奋翮振起一长鸣，惊醒沉沉睡狮梦；愚公之力尚能移山兮，三户之存终把强秦灭”之句，生动地写出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壮举和驱强逐寇的自信；“激昂奋起挥天戈，努力恢复旧山河”之句，直接喊出了夺回被占国土的时代最强音。
这种半修半俗的生活似乎让张汝钊十分自在，1933年，她又拜太虚法师为师，被授法号“圣慧”。此时的她，历参法舫法师、宝静法师、静心法师等多位法师和居士，借此加深对佛教“救度”意识的理解。在武昌佛学院参学期间，张汝钊写下了《参观武汉佛教之印象》，全面介绍了武汉佛教界的情况，被聘为“武昌菩提精舍和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两院佛学教授”。在修佛教学期间，她遵照林孟群先生的临终嘱托，作了《林孟群先生家传》。同一年出版了《蕉园三十征诗汇刊》。
随后的两年，张汝钊出版了文学著作《海沤集》，收录文著16篇，诗词71首。罗家伦先生在序文中希望她能以诗文“抒性灵于纸上，富藻采于人间”，并由赵叔孺先生题写了书名。精修佛学也终于有所成果，出版了佛学著作《般若花》，收录佛学著述11篇、诗词48首，其中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佛教与耶教的比较》《现代思潮与人间佛教》等论著，在文学界和佛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法师曾为《般若花》题词：“携将佛国菩提种，散作人间般若花。若了六艺同正觉，一齐高驾白牛车。”
然而与俗世若即若离的生活没有经过几年，张汝钊结识了居士蒋瑞莲，并受她之邀，礼瞻了宁波法昌寺。1936年，张汝钊在全面研究《法华经》后，撰写了长篇佛学论著《法华三昧之检讨及修学之经过》，阐述了法华三昧的佛学原理和亲证实践。次年与蒋瑞莲一起创办了奉化法昌佛学院，张汝钊担任讲师，招收僧尼100余名。在法昌佛学院教学期间，她还与秋瑾昔日的战友觉明法师不期而遇。同是才女的二人相见恨晚，每夜秉烛夜谈，逐渐从相识变为了相知，并相互引为知己，觉明法师成了张汝钊求佛路上最为亲密的伙伴。
作为浙江第一家女子佛学院，法昌佛学院盛极一时，却因抗日战争和流行疾病袭扰，只开办了9个月。
佛学院虽然“中道崩殂”，但张汝钊的学识和涵养得到了蒋瑞莲的深刻认同。原来，蒋瑞莲是蒋介石的同母妹妹，两人感情不错。此时蒋介石的子女蒋经国、蒋方良正好从苏联回国，在蒋瑞莲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张汝钊作为子女的国文和英文老师。虽不愿牵扯政治太多，张汝钊依旧回到了慈城的迦耶农林，一边养病，一边参学教书。
几年后，战争形势变得严峻，张汝钊不得已避兵深山，一边参悟佛法奥义，一边向同来避兵的钱太希（钱罕）求教国学，深入研读了《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及宋明理学，到1940年前后，她的国学功底变得炉火纯青，佛法参悟也渐入佳境。这四五年的时间，她还在慈湖中学等学校教书。她当时的学生——上海《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周珂女士在《铁蹄下的萌动》中回忆：“我们读中学时听张汝钊老师教语文课，张老师不用日占时期规定的教科书，一个学期只讲一本《孟子》。”虽然入佛门已久，但张汝钊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权的铮铮铁骨，依旧存在，并愈发坚硬。
然而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并未过多久，在1939年，张汝钊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觉明法师在苏州圆寂。作为早年心中的革命前辈秋瑾的战友，张汝钊对这位中年相逢的知己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心中默默将二人比作伯牙子期，谁知相知不过三年，“子期”就撒手西去，令“伯牙”的心中无限悲伤。痛定思痛之下，她撰写了长篇诗词进行哀悼，诗中“风前洒泪伤知音，伯牙从此休鼓琴”之句，诉说了她与觉明法师之间虽不长远，却异常深厚的感情。
自觉明法师圆寂之后，张汝钊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在家耕种修佛，既是缅怀先友，更是给予自己时间磨炼心性。一年后，她在洪塘开讲《法华经》《起信论》和《观经》，现场居士法师几百人，无一人出声，全都专心地听讲和记笔记。此后她又回杨村掩关静习了五年。其间若有所得，作了《天台宗与禅宗》一文，全面而又详细地阐述了天台宗与禅宗的渊源与关系，而她在佛学理论界的地位也就此确立。
1945年，在宁波观宗寺根慧法师的再三邀请之下，45岁的张汝钊再次出山，成为观宗寺学社的讲师，同时帮助根慧法师整理讲稿，编撰了《经筵集零》《谷音》《佛说阿弥陀经性乐义味》等典籍。
三年在观宗寺的清修，让张汝钊想了很多，年少失怙、婚约的风波、求学的艰辛、中年痛失母亲与知己..人生中大大小小的挫折与困苦，逐渐变得淡薄而模糊起来。1948年的一天清晨，张汝钊突然开化，沉吟作诗：“湛寂清明自在天，跏趺稳坐一枝莲。”此时，她对寺庙生活已经怡然自得，对自身的心性也已把握自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禅定已至。
见到张汝钊已经有所成，根慧大师正式将慈城的妙音精舍传给了张汝钊，作为她的弘法道场使用。自此，张汝钊开始在精舍闭关修习与讲经说法，而慈城的妙音精舍也因为张汝钊的才情和慧根，为佛家弟子和世人所知晓，闻名天下。
一年之后，张汝钊已觉六根清净，俗世烦恼已除，在她50岁这年的农历二月初八，由根慧法师在观宗寺为其剃度，并正式赐予她佛家法号本空，字又如，号宏亮。自此，她由才女、蒋经国的老师，正式成为天台宗高僧，开始了“日日禅定境，夜夜琉璃月。时时清凉水，处处般若花”的生活。
一生坎坷求果
在正式出家后的那年冬天，本空法师（张汝钊）接到根慧法师来函，嘱咐她撰写缅怀印光的文章一篇，以纪念大师圆寂十周年，她便在大师像前焚香祷拜后动笔。第二天晚上就做了个奇怪的梦，她醒后追述说：“见我先师印公老人，在一广博严丽的大殿中，展开黄色坐具礼佛，身躯高大，光明赫烨，命我在其后拜佛讫。我即稽首问曰：‘十载翘诚，今得一见，愿兴慈悲，开示愚蒙！’师曰：‘汝好自弘法，毋得厌倦。临命终时，我当来接。’我曰：‘见师相好光明，得非大势至菩萨耶？’师曰：‘是！不错！’我不觉长跪合掌，说我上月所作之《赞大势至菩萨偈》以赞之曰：‘金瓶宝冠拥青螺，百亿牟尼漾碧波。绝妙香尘严极乐，无边光色净娑婆。摄生方便归安养，念佛圆通渡爱河。足步莲花大势至，现前接引见弥陀！’”
原来，她梦证了印光就是大势至菩萨。虽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个梦仍然被佛界广为认同和传颂。本空遂写了《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大导师》一文，纪念印光往生十周年。
次年，本空突然大病一场，病后嘱咐弟子圆修法师将自己近20年来所作诗文“悉付一炬”，圆修法师不忍，偷偷留下了文稿。次年，将文稿示于汤掬梅居士。两年后，汤掬梅编辑出版了本空法师1935年至1953年间的作品，取名《烟水集》，收录文著27篇、诗词146首。至于为何要自烧诗文，答案一直到本空法师圆寂都没有揭晓，但从她1956年所作的《丙申病中杂感四首》中仍可窥探一二。“腐朽未中栋梁选”一句，可以看出她年近花甲仍在反思自己在俗时未对国家民族有所建树怀有深深的遗憾。不过，从后一句“此生不了为僧事，乘愿重来托后身”的诗中，亦可看出她出家后对佛学事业的专注和一往无前。
此间的几年，本空法师频繁往返于宁波与上海、国内与国外的佛教界，两次赴印度、日本讲学，弘扬佛法，一心求果，受到了礼佛弟子们的推崇与拥戴。这种感觉，一如她第一次出版《绿天簃诗词集》时在文坛受到的崇拜。但此刻她的心境却早已不同从前。
到了1957年后，本空病重，终于久卧床榻，难以走动，最后在1969年的农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慈城娑罗庵，葬在了慈城黄夹岙。
纵观这位女诗人、女高僧的一生，就像一艘小船成长为巨轮后又变为一叶扁舟。张汝钊从小“以英雄豪杰自任”，却壮志难酬。求学时，以儒学经世之说为文化主脉和立志根基，以西方先进科技为知识体系和认知工具，刻苦求学，格物致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青年时，她“以古圣贤自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为国家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也曾试图通过仕宦之路救国拯民，然屡屡碰壁，事与愿违。由于婚姻的创伤，她一度归入基督教，而后结缘印光法师与太虚法师，渐渐心归佛法。步入中年，她一边教书，一边依旧关心时政，常感慨自己“虽有四方之志，卒困于家事之羁绊，不能拯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略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义”。在百般的无奈和对人生无常的纠结之中，她留下了诸多锦绣诗文和佛学论著。50岁起，她身心并驱，亲证佛法，受到了佛界的广泛认同和景仰。
一生走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张汝钊始终思索求果。作为一位文学家，她的论著立意深远，文思缜密，文笔隽秀，引经据典，可谓宏论万千；作为一位诗人，她更将自己全部的心志以诗文告诸天下，几至“以诗纪事”，而她的诗词，亦是意味深长，令人每次吟咏，都有新意；作为一位佛学家，她的研究深而成果丰，在女界之中世所罕见；作为一位僧尼，她在亲证佛法的道途上一如既往，令佛界广为推崇。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求果的过程，张汝钊自认一生求果而不得，实际上，在她走过的每一步，路过的每一处草舍旁，都开满了芬芳而又鲜美的果实。
“张同泰”——金字药号的百年风雨路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99号，白墙黑瓦的张同泰名医国药馆，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这个十字街头久久伫立着。
曾与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一起并称为“杭城药业六大家”的张同泰药店，至今已经走过217年的历史。药店大门两旁悬挂的“张同泰道地药材”的铜牌，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显得越发锃亮。
可又有多少人知晓，在省城药材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张同泰，”它的源头，是距离杭州数百里外的小城宁波。在张同泰药馆入口处的侧墙上，有一幅并不醒目的“张同泰大事记”——
创始人张锦，浙江慈溪人。
1800年（清嘉庆五年）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茂昌药号。
1805年（清嘉庆十年）于现址盘进沈同泰国药号，并改名张同泰国药号。
1910年，五世孙张鲁庵继业，于1912年进行大规模翻修重建。
1956年公私合营，改名春光药店。
1981年部分房屋改建为医药站宿舍，沿街呈原貌，后面房屋大部分拆除。
2000年，“张同泰”被列为杭州市级文保单位。
2004年3月，经历风雨沧桑的“张同泰”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下动工维修。
2006年3月25日，经全面修缮后的“张同泰”重新开业。
2007年，国家贸易部授予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
2007年，杭州市政府授予首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文化）单位称号。
2007年，浙江省政府授予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文化）单位称号。
短短12条，远远道不尽这个百年老字号的心路历程。
行走杭城 从茂昌药号到“张同泰”
在宁波民间，有这样一句老话：“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说的是早年慈东的三大名门望族——童家、姚家、马径张家，家里的银子多得可以堆砌成墙，这该是何等的富庶！
童、姚、张三个村如今都属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而庄桥，是宁波帮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张同泰”的故事，就是从马径张家开始的。
马径张氏尽管人才迭出，但要富到“银子好打墙”的程度，还要从杭州张同泰国药号的主人说起。
在江北马径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栋大宅子“茂昌房”，偌大的宅子，古色古香的木门，精致的琉璃窗，地上有大块大块的梅园石，依稀透露出往日兴盛的样子。“茂昌房”的门牌号从马径5号陆续排到了26号——这里，是张同泰药号的起源。
清嘉庆五年（1800年），张氏第十七世孙张锦从马径村出发，把药号生意带到了杭州，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了一家茂昌药号。由于经营有方，五年后，他盘进了同春坊孩儿巷口的沈同泰国药号，改名为“张同泰国药号”。
一家小小的药铺，想要在杭州立足，谈何容易？张锦头脑活络，眼光独到，通过五年的观察，发现杭城的药铺里，大都以零售中成药和坐堂看病为主。如果客户的需求量大一点，往往得跑好多家药铺才能凑足。
于是他灵机一动：何不专做药材批发？人无我有，不是在激烈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吗？
所以，“张同泰”在开张之初，就将经营方式定位在以批发为主，俗称“拆兑”。没想到这条独具特色的经营之路还真走对了。周边以及外埠的许多小药铺，纷纷来此购买药材、成药，一次解决，非常方便。日子一久，熟悉了，信得过，自己也干脆不来了，托撑航船的船老大拿着药单带货回去就行。“张同泰”因此在杭嘉湖地区的名气越来越大。
民国时期，“张同泰”与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合称“杭城药业六大家”。在同行竞争中，“张同泰”不惜重金精心采办各省道地药材。药材产新旺季时，经理亲自赶赴产地和本埠药行看样订货，择优选购道地药材。
枸杞必须是宁夏或甘肃路脚，择其味甜、肉厚、色红、质柔者；川贝必须是产自阿坝的松贝，拣质紧实、颗粒均匀、顶端不开裂、色白粉性足的正品；党参须进自山西潞党，选独支不分叉、甜性肥壮的上等货；龙骨、龙齿须产自河南、河北的五化龙骨和排齿；各种鲜活芦根、毛姜、生地、菖蒲等，四季供应不断；配伍常用的龙眼、桃核、红黑枣、金橘饼、莲子、香榧、白果等南北杂货，通称“药引”，也一应俱全。
子承父业 成就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国药号
张锦四十余年的努力，给杭州城送去福音，也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家业。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锦去世。历史的重担交到了下一代手中，自幼在马径村熟读四书五经的张锦之子张梅（号耐先），赶去杭州继承父业。
在天一阁所藏《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耐仙公墓志铭》一文记载：“父以暮年得汝，遗业在杭，使弗失坠，乃所以慰汝父心也。”尽管当时的张耐先已经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秀才，但身为张锦晚年所得的独子，张梅母命难违，于1847年到杭州接管张同泰药号。
张梅自幼聪慧，以儒生办药店，经营有方，游刃有余。《慈东马径张氏宗谱》说他“有大过人之才识举。乃翁未竟之志，未成之业，悉有以恢宏而光大之”。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在他手上，“张同泰”成为杭城家喻户晓的一流大药铺，还在靴儿河下增开了益元参店。他的经商秘诀是积极地周转流动资金：“有财而壅积之，是自弃其财也。吾有财而得其用，财乃为吾有。”
咸丰初年，为了扩大“张同泰”的规模，张梅购地四亩余，内店拆兑（批发）香料药材，外店精选道地法制饮片、虞修丸散膏丹，自制各种成药12门、385种，一时间，“张同泰”成了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国药号。
张同泰医药馆的营业员，被尊称为“先生”，穿长衫马褂，彬彬有礼。病家药方送上柜台，先生视之为衣食父母，不敢怠慢，不论单方、验方、秘方或名医独特医嘱，都能循规蹈矩，立刻配出，深为民间信赖。
中药配方采取递减分称法，每味药分帖衬上说明书，对容易粘纸的玉桂粉、三七粉等还要衬上乌金纸，然后包成小包叠好，外加印有“张同泰”的套纸，扎成品字形药包，随附小药滤。对羚羊角片、参片、黄连等贵重药物，还用纸盒盛放，以示名贵。
在药店的管理上，几代经营者也摸索出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方法。他们都深明千金易致、人才难得的道理，不惜重金聘请精明能干的经理和专业员工，以诚待客，形成了极好的声誉。这是通过恩威并施来实现的。药店规矩森严：上柜时，店员必须面朝顾客，两手轻搭柜台，顾客买药，先问病情，付药时交代主治病症、服法等。店内规定不准自欺欺人、不准败坏风俗、不准酗酒吆喝、不准聚众赌博等。如有员工违章，轻则教训，重则在端午、中秋、年三十时，将其辞退。因此，伙计们都恪守店规。另一方面，经理对员工们又十分照顾。在配方繁忙时，如果员工耽误了午餐时间，经理就会立即派人买各色点心送上。
悉遵古法 张梅月下追诚信
从张锦创办药号开始，历经200多年的世事沉浮，“张同泰”留下了太多诚信经营的传奇故事。
例如，在制作著名的全鹿丸时，店中张灯结彩，遍告街坊。次日鸣锣击鼓，将鹿抬出，绕街一圈，然后将鹿缢死，剥皮放血，与当归、肉桂、补骨脂等原料拌匀，再制成大颗蜜丸。这样，一来在街邻面前证明其货真价实，二来也扩大了药店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又如，“张同泰”名药驴皮膏，制作工艺十分繁杂。上半年浸润刨去皮毛，除去杂质，漂至秋时晒干收藏，立冬以后开炉煎膏。除原材料要精益求精外，制药所用之水也十分讲究，按祖传制法，需用上好的天然泉水，以保持膏药的药力和效果。为了做出最好的膏药，每到制药的时候，“张同泰”会派一队店员身着统一号衣，挑着写有“张同泰药号”的水桶，专程去西湖名泉白沙泉取水运回店中制药，一路走一路吆喝，声势之大，颇引人注目，成为杭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到了张梅这一辈，他谨承父亲留下的祖训，“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也一直以此告诫员工，并将“以义为力、以仁存心”铭刻在营业厅堂两侧的柱子上约束、规范员工的经营行为，取信于市。
至今在杭州城里，还流传着和张梅有关的两则故事。
张梅深知，药材的好坏、用药的精准，关系着病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同时也是药店信誉的保证和长久经营的基础，因此他对这道关把得非常严格，务求药材“道地”，保证童叟无欺。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住在离张同泰药店不远处的张宗卿来为突发急病的父亲抓药。药店配出药材送走张宗卿后，正好来店里巡铺的老板张梅发现有一味药已经受潮变质，忙问伙计此药可有卖出过。伙计不敢隐瞒，告知刚刚张宗卿的那一服药中正好用了这味药。人命关天，张梅在登记簿中找不到病人的姓名、地址，决定立刻亲自去寻访。幸运的是，张梅赶到时，张家的药才刚刚煎好，还没服用。为了让药馆所有人都牢记这个教训，张梅写了“诚信”的金字匾和一副“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的金字对联挂在店里最醒目的地方。这便是“张同泰”的店规。
另外一则是“张梅月下追诚信”的故事。说的是当时塘栖镇上新开了一家药店，慕名来“张同泰”进货，当班的经理将明知已受潮还来不及晒干的两袋柴胡卖了出去，张梅得知后立刻来追问此事。但当班经理仗着自己和张梅是儿女亲家，并不以为然。张梅只好自己租了马车，一路往大运河方向追回了受潮的柴胡，也为“张同泰”追回了诚信。
他这样做是仿效其父所为。《大贤公墓志铭》称张锦“尝由杭州渡曹娥江，适他客有白金五百余两贮于笥，肩夫误以其笥入君船，归检而骇，乃白诸要津。未几，有同邑冯姓者来核其实，被领归，无德色”。因此，店中成员都以诚信为本。“张同泰”有自己的药材加工作坊，工艺上特别讲究。原货进店验收后，选以良工精制，由老师傅严格把关。当时“张同泰”有一味专治肺结核的中药羊胆丸，疗效颇佳，但制作甚难。这味药用的羊胆，一定要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羊，而且羊胆要活取功效才好。为此，有一个药师常年在那里收购羊胆，采购回来后进行炮制，还要加入其他名贵药材与其搭配，再经过30多道手工工序，才能完成。
巾帼立功 传宗接代承袭家业
到了第三代张绅伯、第四代张宏湘，“张同泰”依然稳步发展。张家一贯书香传世，这两位传人更重读书，张绅伯还完成了父亲未竟的科举之路。
宗谱所载的《张绅伯先生传》中写道，张绅伯曾应友人之请，合资设肆于上海，结果亏损17万。还清债务后，他在书房挂一匾，上写“还是读书”。好在他的夫人来自儒商世家慈城冯氏，生意由她打理，守成绰绰有余。但冯氏育了四女而无一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绅伯只好在临终前过继一子张宏骧（又名宏湘，字子云），传宗接代，承袭这“银子好打墙”的庞大家业。
冯氏告诉继子张宏骧：“吾家衣有租，食有税，家事有吾在，无庸尔虑，惟诗画之传自祖父以来至于汝，三世矣。汝能勉承先志，则所以慰汝父于地下，胜于椎牛而祭也。”也就是说，张宏骧不需要管理店务，一心只读圣贤书，便是对先父的最大安慰。他谨遵母命，埋头读书，于光绪己亥（1899年）科试考取秀才。两年后又有了儿子锡诚（即张鲁庵）。冯氏非常高兴，当年含笑瞑目。不料，孝子张宏骧因悼念过度，数月后竟也跟着母亲走了，年仅26岁。幸亏冯氏根据切身体会，替儿子找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媳妇杨氏，不但使张家有后，并且使药店达于鼎盛。
18岁嫁入张家的杨氏，24岁就守了寡。尚在襁褓之中的张鲁庵，便成了“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
由于子女年幼，杨氏不得不出来主持家业。这个年轻的寡妇没有辜负张家的托付，为“张同泰”鞠躬尽瘁，也将张鲁庵养育成人。
这一时期，药店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门，门额上刻“万象”商标。“张同泰”三个金字店名凸显门楣，两旁均悬挂“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药铺按清代典型的江南传统药店布局，前店后厂。第一进，两侧回廊密排悬挂黑底金字各种丸散膏丹功效牌，正中为八角雕花亭子，内竖黑漆木牌，书“进内交易”贴金大字。二进为营业厅，上书“药局”两字，两侧枣红色整块花梨木中药柜与丸散柜相对而设，百眼柜、彩瓶、锡瓶、锡盒点缀有致，柜侧分竖有“万汇生滋”和“岐黄正传”的烫金面额，厅内雕梁画栋，宫灯高悬。三进为客厅，明堂净几，字画添彩，是经理接待宾客、洽谈业务之所。后院的拱房，设有拆兑、栈店、鹿栓间、改制间、库房等，布局精巧合理。在抗日战争前，“张同泰”员工多达60余人。而这些成就，理应归功于杨氏。
以商养文 实业报国铩羽而归
“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张鲁庵，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是个不会经商的读书人，志风雅，工诗文，尤嗜篆刻。后人美其名曰“以商养文”。
张鲁庵从小酷爱金石篆刻，成年后更乐此不疲。不仅篆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还收藏了大量的印谱和印章。因此，他很早就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了。平时店里生意由可靠的人打理，自己更多时候则住在上海。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概杨氏已死，于是有了以下资料：“颇有雄心的张鲁庵想继续扩大‘张同泰’的规模，他就决定在上海十里洋场开设‘张同泰上海分号’，甚至举家迁移至上海，打算大展宏图。可遗憾的是..张鲁庵实业报国的爱国之心，在这战乱纷纷的年代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和祖父张绅伯一样，在黄浦江畔一败涂地，铩羽而归。张鲁庵虽不善经营，却在别的方面卓有成就。他27岁师从赵叔孺，在继承传统篆刻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工秀隽雅的独特风格；他精心研制的“鲁庵印泥”，可与“潜泉印泥”媲美；他监制的刻刀，亦被行家视为精品。尤其是他不惜代价搜集历代印章、印谱及有关资料，辑成《秦汉小私印选》《仿完白山人印谱》等多种印谱传世，时称“海内第一家”。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临终遗嘱，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历代印章1500余方、印谱493部全都捐献给西泠印社。这是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这也是张氏家族作为儒商最有力、最鲜明的证据。
千金难得 金字招牌来之不易
如今，“张同泰”青石墙门上硕大而熠熠生辉的“张同泰”店名和大门两旁悬挂的“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墨迹均出自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师父曾熙之手。
曾熙题字，说来还与张鲁庵有关。
自从张鲁庵搬到上海长住后，他与书画篆刻家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也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品牌可为祖传药店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进作用。此时，“张同泰”的生意越做越大，张鲁庵决定重新改建药店，在药店新的大门顶上做一个大象和万年青的浮雕，并将其作为“张同泰”的“万象”商标。
祖上代代相传的这块金字招牌，好不容易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名声遍及杭嘉湖，自己也算对得起祖宗了。问题是，这么重要的牌子，该由谁来题写呢？
思索良久，张鲁庵找到了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张大千。当时张大千也就二十来岁，在艺林只是小有名气，张大千主动提出，自己分量不够，最好请师父曾熙出马，为“张同泰”题写这一块金字招牌。
要知道，曾熙是清末民初艺界的泰山北斗，书法技艺冠绝天下。清朝灭亡后，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究蛰居上海，晚年甚至到了在街头卖字糊口的地步，他正是年轻的张大千出川后拜的第一位名师。
过去曾熙的字，纵有千金也难以求得，现在他需要卖字为生，张鲁庵觉得要幅字应该容易多了。“曾老师需要多高的价，我照付便是！”张大千连忙给张鲁庵泼冷水，曾熙虽然落魄了，但怪脾气依然出名，他一生有几样东西不写：不写墓碑，说是会带来晦气；不写商店的招牌，怕沾上铜臭味；不给达官贵人写阿謀奉承、歌功颂德的碑记文字，怕到老了还被人说拍马屁..想要请他写招牌，不正是犯了他的大忌？
张鲁庵还是决定亲自去试一试，赶到曾熙所在的湖南会馆，大冷天，曾熙正瑟瑟发抖地坐在会馆一间四壁通风的小房间里，咳得像只老虾一样，蜷缩成一团。张鲁庵悄悄回了家，第二天让家里的老妈子炖了一罐滚烫的川贝雪梨，亲自送到了湖南会馆。长此以往，曾熙也看出了张鲁庵心里的小算盘，把丑话说在了前头：“小伙子，你们开药号的，如果是想求一幅招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不想把自己的一世清白毁在这几罐川贝雪梨上。”
张鲁庵碰了壁，只能再想他法。有一日，他看到曾熙用的印泥黯淡无光，就从家里带了一盒印泥过来，曾熙打开一看，两眼放光，凭着他老行家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这是“鲁庵印泥”。“这可是比金子还金贵的东西！”意想不到的是，曾熙仍然不愿写招牌。“在上海滩，想写招牌赚钱太容易了。我怕开了今天这个口子，明天王同泰、李同泰都会来找我，多了势必就烂。”
张鲁庵想了个办法，求曾熙写下一首诗。“一百多年前，我的祖上只身从慈溪马径村来到杭州，创下这份家业，他写过一首示儿诗。”张鲁庵拿出一张小纸片，上书：慈溪马径一张锦，认同岐黄头不回。只求庶民得康泰，道德挂心终不悔。地无南北皆求索，精心制药心不亏。我材化得烛灰去，民众口碑当坟碑。
三个月后，翻修一新的杭州“张同泰”大门两侧，就出现了两块光芒四射的铜牌，上面“张同泰道地药材”十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首所谓老祖宗的示儿诗的前七句，每一句都嵌着一个字，连起来正是“张同泰道地药材”。
爱国义士 倾力相助药品输送
张鲁庵还是一个极具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
1938年，杭州沦陷。尽管“张同泰”和其他一些药号一样关门停业，张鲁庵却寝食难安。
为了利用张鲁庵在杭州药业界的声誉，日军几番逼迫他出任杭州药业公会会长，张鲁庵拒不答应，日军就绑架了他的妻儿，以此要挟。
正当他陷入两难时，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秘书长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秘密拜访了张鲁庵，给他出了个主意：先假意答应任职，以获得出入杭州的通行证。日寇果然中计，张鲁庵连夜把所有药物打包装满两条航船，从拱宸桥起航，和日寇玩了个“金蝉脱壳”。
20世纪40年代，日军为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战场，加紧掠夺中华民族的财产、资源，命令驻扎在杭州的日伪军向富阳方向发动进攻，却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和迎头痛击。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不得不改变战术，以退为进，固守杭州城周围的据点和要道，并对进出杭州的物资、医疗用品实施严密封锁。凡是被查出携带违禁药品的，都当场被押进日军宪兵司令部，惨遭酷刑。
在这样严峻的态势下，一位陌生来客找到了“张同泰”，提出需要大量药品，且很多都是特殊药品。伙计连忙去请示老板张鲁庵。
张鲁庵了解他的需求后，便知来客不同寻常，决定不仅要冒险卖药给他，还要花血本赠送。看着伙计一头雾水，张鲁庵解释道：“这年头冒死来买违禁药品的，肯定是跟日军做斗争的人。我们也应当倾力相助！”张鲁庵收下了对方的欠条，但打定主意不求偿还。
这件事，直到1950年杭州解放，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到新四军某部发来的信函，要求帮助寻找杭州义赠药品的某家药房，并表示感谢，张鲁庵的事迹才被人们所知晓。
百年信誉 老字号焕发新的生机
1956年，在张锦创业150多年之后，张同泰药号实行了公私合营。同益堂、大生祥、孙泰和、美华四店相继并入，公方经理由政府委派，从此，张同泰药号不再属于马径张家了。
追溯那些风云跌宕的岁月，张家五代传人的故事，成为历史，成为传奇，也将永载于历史，绵延流传。而“张同泰”，在主人更迭之后，很快又会创造新的历史。
1958年，张同泰药厂建立，生产心宁咳、鹅根、羊胆丸等中成药。同年，“张同泰”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
1956年，“张同泰”改名为春光药店。在“文革”中，药店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杭州市中草药服务部与“张同泰”合并。1981年，药店后面房屋被拆建为医药站宿舍。1988年，“张同泰”恢复原名。2005年，药店进行大规模装修，一年后重新开业。
如今的“张同泰”，以传承中医药文化和发展企业品牌为核心，创新医疗、配药、养生、服务等多元化的特色经营模式，让这家百年老字号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张氏代代相传的“用心做药、诚信为民”的传统依然在延续，“张同泰”的百年信誉，正是靠这些点滴凝聚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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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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