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清晨，笼罩在江面上的薄雾刚刚散尽，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码头上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高高的司令台上，调度员手握话筒，指挥着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轮依次停靠；简陋的会议室里，公司经理主持的航次碰头会正在进行，他们将对渔轮返港、卸鱼、修理、出航等问题做出安排。
  身上还带着鱼腥味的船员们，看着输送带上一箱箱银色的带鱼、金色的黄鱼..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张登贵
  《劈波斩浪廿七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创业回顾》
  原载于1981年9月18日《宁波报》
  写下这篇报道，是张登贵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上班的第三年，再三年后的1984年，《宁渔通讯》（后更名为《宁渔报》）正式创刊，张登贵作为主编，与两名同事一手办起了这份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党委机关报。回首往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工作的这十年，恰恰是宁渔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时的宁渔
  许多人对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记忆，大都来自20世纪80年代，我也一样。那时，甬江北岸，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渔船的汽笛声和船员兴奋的呐喊。
  但宁渔的历史，其实在更久远之前。
  1954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在舟山沈家门创建，当时叫作浙江省水产公司，只有两艘渔船，员工也不满四十人，年产海水鱼不到两百吨。
  1958年，公司正式迁至孔浦，与原孔浦的一千吨冷库合并，正式定名为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经历十余年的发展，才成为宁波北郊孔浦的一座“庞然大物”。
  我虽然从未出过海，但自从1980年调至公司经理办公室，从事简报和报道工作后，与船员尤其是船长的接触十分多，对宁渔和当时的捕鱼业，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宁渔最鼎盛的时期，总共拥有五十多条渔船，它们的编队一般有两种方式：两艘成对的拖网渔船和三艘一组的围网渔船。
  两种组合的渔船，在当时跑遍了我国几乎所有的海域：北起黄海，东临济州岛、对马海峡，南至钓鱼岛附近洋面。
  听船长的描述，十分生动：在洋面上，长达近千米、宽一百多米的围网，组成一道直径三百米、深六七十米的“围墙”进行捕鱼。就是这样的“围墙”，最高纪录居然一网收获过八百多吨的鱼。中上层海鱼像青鲇、黄鲇、金色沙丁鱼、鲱鱼等有整整二十多种，在那个年代，这些渔获不仅丰富了宁波人的餐桌，还销往世界各地，广受好评。
  宁渔的生命线，在于船员
  可以这样说，渔轮大队是当时宁渔的绝对主力。而每艘船的船长，就是这队主力的核心。
  当时我采访过许许多多的船长，其中有一位很出名，叫作林春根。
  1982年12月，“宁渔606”船在离宁波三百多海里的对马海峡以东渔场追逐青鲇鱼。但就在这“鱼汛一刻值千金”的节骨眼上，林春根的胃又出血了..
  林春根平时培养的新船长张定芳、郑世才劝他：“林船长，你放心回去治病，我们可以干！”
  回到家后，林春根很不放心。但就在几天后，“606”发来了电报，两位新船长第一次远洋独立操作，就连续围获万箱（每箱四十斤）以上大网头，航次总产量名列第三。
  林春根感慨：“要是没有他俩，整个船组就要跟我返航，会少捕多少鱼啊！”
  其实，那些年，他带出了许许多多的新船长。当我问他是怎么培养出那么多能干的船长时，他说：“我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换位置干。”
  所谓换位置，就是林春根先做示范，新船长们在旁边看。比如航行，渔轮进入岛礁区，如何利用附近的山头、灯塔、航标修正航向，等等。等年轻人熟悉后，林春根就与他们互换位置：他们操作，林春根看，并随时在一旁提醒。不止航行，侦察鱼群、放网、起鱼，也都通过换位置的方法教学。渐渐地，新船长的进步就显现了出来。
  1956年，林春根进入了公司，不到三年就被提拔为船长。1970年，公司组建围网船队，他也是第一批三位围网船长之一。北起黄海，南至钓鱼岛附近，他纵横驰骋，连年高产，可以说是宁渔的功勋级员工。
  但我觉得，相较于船长，他船长教官的身份，显得更加重要。在二十多年里，林春根除了捕起几千万斤的鱼，还培养出了十几位船长、几十名大副、二副、渔捞长..
  “宁渔的生命线，在于船员”是当时宁渔人的共识，这些船长、大副、二副们又像林春根一样，默默无闻地捕鱼、育人，育人、捕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船员，宁渔的海洋捕捞事业，才在短短几十年间，像东海潮涨般快速发展起来。
  一位船长妻子的心里话
  那时的船员，真是非常拼命的，有时候经常顾不到自己的家里。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宁渔621”船的船长蔡伟成和他的妻子舒珥玲。舒珥玲曾经动过一个大手术，留下了习惯性流产的毛病。1985年春节，她又怀孕了，医生告诉她这次一定要卧床休息，还要经常检查，打针吃药。于是她对蔡伟成说：“今年春节别出海了，陪陪我。”但蔡伟成却说：“刚刚当上船长，又是第一回搞承包，春节就陪老婆，船员们会咋想？”最后没有办法，舒珥玲只能回娘家过年休养。
  蔡伟成的老家在象山石浦，当时他父母都已经快70岁了，二老几个儿子，只有他常年出门在外。所以每到过年，父母都盼着他回去吃团圆饭。但是，一年一年过去，他没有一次回去过。但这位船长并非不想老人。有一年，船返航已经是春节后的好多天，他一下船就赶到石浦住了一夜。
  顾不上父母、妻子，蔡伟成常常连带孩子出去玩玩的时间也没有。有一年的2月初，他刚一回家，女儿就拉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地说：“爸爸，今年不要出海了，我同妈妈在家里过年没趣相..”听着女儿的请求，蔡伟成的眼眶立刻就红了。那一天，他特地抽出半天时间，带着孩子到“华联”买衣服、鞋子、玩具……
  其实，当船长，事情是很多的。出海捕鱼，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常常会没有空闲的时间。过年前后出海，船长们还要多带点菜出去，给这些离家的男人们补一个年夜饭。但就算每年年夜饭都没办法回家吃，在我的印象里，也很少有人抱怨。毕竟，春汛一刻真是值上千金，迟开一天的船，在当年就要损失不止成千上万元。
  而在渔业公司，没能在家过春节的船员，每年都有上千人。这样说起来，蔡伟成春节出海的次数，也还不是最多的。
  也正是有这样的船长和船员，才造就了那时宁渔的辉煌。船员家属有时候虽然会对家中的顶梁柱有所怨言，但走出去，自己面上却是有光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哪个宁波人不知道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呢？
  繁荣的“大”宁渔
  当时有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每10个宁波人，就有一个认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当时，渔轮大队是宁渔的主力，在80年代就有1000多名船员，他们驾驶着各种型号的国产钢壳游轮，常年驰骋在海面上。再加上其他诸如冷冻仓库、钢材木材仓库、食品加工车间，还有各科室的办公人员，宁渔的员工有5000多人，算上员工家属，就达到了上万人。那个年代的宁波人，对于宁渔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大。
  关系总有亲疏之分，当时如果你跟宁渔的员工关系很好，那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因为关系好，或许他就会送你一张鱼票当作礼物。一张鱼票，可以购买30斤的鱼！
  在1978年刚进入宁渔的时候，我一年大概拿到了6张鱼票的“员工福利”。每到年关时的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来提海产的市民，能一直从仓库排队到大通桥的位置。当时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企业的“大”繁荣，同样造就了我作为主编的《宁渔报》。创刊后的《宁渔报》，每期平均用稿都在45篇以上，内容丰富，比同时开张的其他企业报的用稿量高了50％左右。1986年开辟的读者来信栏目，在两年时间推出了24期，刊登了职工来信和文章89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宁渔的辉煌。
  辉煌落幕，期待新的开始
  1988年，我离开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却也一直关注着它。我见证了它最辉煌的十年，却遗憾没能看着它继续走下去。
  世纪之交刚过，2002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听说厂房有的空置着，有的租给了其他公司..这几年，我与一些老同事也曾回到那里看过，厂区里，依旧飘扬着浓浓的味道。对我们来说，这是鱼腥味，更是人情味，也是许多老宁波人再熟悉不过的味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渔船的汽笛声，但走到码头边，依旧能想起许多往事：多年以前，我就这样坐在码头边上，看着一艘艘渔船返航。我拽着刚刚下船的船长，一定要他接受采访。我跟他们聊出海时的情况、聊家人的担心、聊捕捞渔获时的喜悦、聊返航途中的期盼..常常一聊就是一下午，甚至一天的时间。
  如今我再来到这里，似乎又看到了那些面带风霜却黑眸明亮的船员，可是，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当我听说宁波文创港就要来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又是文创港的“核心区块”时，那种喜悦，是溢于言表的。
  曾经的辉煌已经落幕，未来，近在眼前，怎能不让人心生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