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记录了宁渔30多年的历史画面
  1939年生，舟山嵊泗大洋山人。1964年进入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后，在生产技术办公室担任技术员。1982年，评上工程师。1983年，王松栽被选拔提升为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经理。在任公司经理的5年时间里，他见证了宁渔不断发展的岁月。作为宁渔最有心的记录者，王松栽拍下了宁渔30多年发展的珍贵历史画面。
  那年刚毕业，我们班里一共有10个人进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简称“宁渔”），我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分配到这里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陪人参观过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时这里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但冥冥之中我觉得这里就是我扎根奋斗的地方。事实也证明，从1964年成为宁渔一员起，到1999年底退休，35年的时间，我在这地方挥洒青春，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基层到管理层，我知道自己可以在更高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带领宁渔走向辉煌的时代。
  我努力改革探索创新，统筹规划前景，但风云变迁，终究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全国领先的宁渔技术
  我的家乡在舟山嵊泗大洋山，潮起潮落，渔获丰收是我最常见的场景。从小，我就觉得自己应该从事一些跟故乡有关的行业，更准确地说，是跟大海有关的事。从浙江水产学院（现浙江海洋大学）海洋渔业系工业捕鱼专业毕业后，我就来到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一年是1964年，我被分配到生产技术办公室当一名技术员。
  作为一名技术员，一年中有3到6个月时间在船上搞各种测试。以前出海的时候，船长们多凭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判断渔场，后来，各种精密的仪器开始逐步上场，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1969年，我利用双曲线定位仪数据绘制出了“双曲线定位仪海图”，由于这是生产厂家在国内的第一台样机，各种测试花了我两三个月时间。而我画的图也成为全国第一张“双曲线定位仪海图”。后来这张图从宁渔走出去，推广至全国。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一般来说，一艘船出去捕捞，捕获的鱼量多少，得看渔场的区域定位得准不准确。而最早捕鱼，采用的是用六分仪测天定位结合水深来确定航位，大致判断鱼群位置。有了双曲线定位仪后，误差可以缩小到100米以内，再到后来，靠卫星定位，误差可控制到10米以内。那个时候，双曲线定位是一项全新的应用技术。因为学习不复杂，使用方便精准，两三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了。
  对我们自己的船员来说，掌握了双曲线定位技术，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开始试着向外扩展渔场，还去过济州岛、钓鱼岛捕鱼，这为后来我们开展远洋渔业捕捞奠定了一定基础。
  可以说，当时宁渔的技术，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参与了海上拖网下纲橡胶滚轮试用、拖网扩大网口试验、中层拖网试验、围网网具改进设计、海水温度计研制和实测推广，还有鱼类资源统计调查、主持第一台国内气象传真仪（样机）的试用推广..这些都为70年代以后，外海捕捞越冬大黄鱼打下了基础，在捕捞上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技术上的日益创新，让宁渔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我是技术员出身，能学以致用，是最欣慰的一件事。我很感谢当时技术科生产指挥所钟望云主任，因为他是科班出身，最懂得技术是“硬杠杆”，它能撬起宁渔的生命，也能拨开宁渔发展道路上的愁云。只要我们技术员提出想法，他都会支持，加上他经常邀请他在上海的老同学来公司试用推广新仪器，我们都算是借他的光开了眼界。
  金灿灿的东海野生大黄鱼
  你听过大黄鱼的叫声吗？“咕咕咕咕”，这么多年了，那声音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好像听到它们在东海边上大声地歌唱，夹杂着海风，踏浪而来..
  现在要是有东海野生大黄鱼，我想几万块一条也有人会买。但即使再无比怀念，失去的终成为永远的遗憾。
  70年代初，越冬大黄鱼的捕捞，可以说是宁渔“独家经营”的。1974年初春发生的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随着生产渔场的扩张，宁渔出去的一些渔船都陆陆续续发现过大黄鱼的踪迹。因为我了解大黄鱼的习性，它们喜欢低盐低温、流速较缓的水域，所以在渔船出发时，我都会告诉船长，可以到符合这些条件的渔场生产。
  3月18日，“宁渔606”行驶到大黄鱼的越冬场附近，突然在垂直探鱼仪上发现了一块奇怪的影像，疏散分布着，像毛笋一样，船长当即下令：“放网！”长达750米的渔网从船尾“吐”出，围成了一张直径250～300米的网圈，底钢缓缓下沉。不到几分钟时间，鱼群就被围困在了大网之中。
  浮子在浩瀚的海面上画出了一个包围圈，只见平日里白色的浮子此时犹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拉起来一看：“不得了啊，都是大黄鱼！”船上所有人都沸腾了！随着吊杆的升起，围网里密密麻麻的大黄鱼“咕咕咕咕”大声地叫着。那叫声，此起彼伏，声声不绝。映衬着天空那片灿烂金黄的颜色，让船员们足足晃了几分钟才回过神来。那一天，“宁渔606”围捕了4万箱（约800吨）大黄鱼，满载而归！这无疑是宁渔捕捞大黄鱼史上的一次大捷。
  当时我的同事也在这艘船上，他就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不知怎么回事，后来照片刊登到了报纸上，而这一登，就给东海野生大黄鱼招来了灭顶之灾。
  3月28日8点45分，“宁渔414”船在166-8区围捕到6～8万箱的大黄鱼，群众渔船立马跟上，疯狂开抢。你能想象这样的场面吗？百艘群众机帆船从四面冲入我们的250米围网圈中，发了疯一般抢鱼，我们被围困在了中间，不到4个小时，网中的大黄鱼几乎都被抢光了。
  等我12点赶到的时候，现场一片狼藉，只剩下1.5万箱大黄鱼，其余被一抢而空。那一次，我们的围网也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围网被群众机帆船缠住，叶子板还在那里空转着，一顶大网的三分之二都报废了。要知道，那顶大网值100多万！想想都觉得十分心痛。
  此后，每年的2至5月期间，我们都会来到这片海域捕捞大黄鱼，这个时候，不少群众的机帆船就会偷偷跟着我们出海。
  从此，越冬大黄鱼便成为群众渔船春汛生产的主捕对象。从索饵场追捕到越冬场，又从越冬场追捕到产卵场，大黄鱼年总产量年年下降，再加上幼鱼捕捞，资源面临枯竭。到80年代初，大黄鱼已经无法形成鱼汛，再也没有人进行专门的大黄鱼捕捞了。
  跨过半个地球捕鱼
  50年代初，公司创业者以一对100匹马力的小渔轮起家，后来将公司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现代化大型渔业企业，屹立在东海之滨、甬江之畔。那个时候，公司业务以沿岸拖网及近海捕捞为主。但到80年代初，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仅靠传统的方式在东海、黄海捕鱼，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80年代，自我任公司领导开始，我就规划起外海和远洋渔业了。远洋渔业是利用世界渔业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也是我们实行捕捞生产布局和作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过洋性远洋渔业和大洋性远洋渔业。那个时候我思考的是，如何用现有的渔船先发展过洋性远洋渔业，继而再往大洋性远洋渔业进发。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资，缺一不可。
  我们开始在生产布局上做调整，适当减少了近海捕鱼作业，发展围网，把部分条件较好的渔船转为外海和远洋捕捞。
  1987年4月10日，“海丰825”首航伊朗参加合作捕鱼，这是我们的远洋渔船第一次去外洋。而对船员们来说，这一次合作捕鱼，让他们大开眼界。
  真正的渔人、真正的捕捞汉子、真正的航海者，将走向深蓝、拥抱大洋作为最高追求。大洋深处，有别人难以想象的凶险，也有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对远洋渔业船队的“掌舵人”来说，他的血管里奔腾的是海水，他的记忆中回荡的是涛声，他的整个生命乃至灵魂都浸透着大海那蓝色的畅想。
  而后的4年多时间，公司又先后派出了6艘次渔轮，分赴伊朗、澳大利亚、索马里等国进行合作捕鱼，公司为发展远洋渔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在当时来说，足以看出公司对发展远洋渔业信心十足。
  在与伊朗、索马里协作捕鱼期间，我们摸清了渔场底层鱼类资源及气象、潮流、水文等规律，为今后进一步发展远洋渔业打下了基础。但这些其实都是正式发展远洋渔业前的一些试捕作业。远洋渔业的真正发展是从90年代开始的。
  从1995年前后开始，我们购置了“宁渔802”“宁渔803”两艘船，远赴阿根廷外海钓鱿鱼，效益也不错。
  后来我们造了两艘大船，分别是“天祥”号和“天顺”号，两艘船一共投资了4000多万。造好后，两艘船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内，就获得了800多万的利润。按那个时候的利润算，我们4年就可以收回投资了。但后来发展远洋渔业时，因技术投资不足，且又重复了过去“跟着人家跑、听人家说”的路，海上生产局面十分被动，同时又缺乏主动出击的手段，2002年，公司转制后，远洋渔业发展势头渐弱。在宁渔历史里，这一页终究是充满遗憾的。
  那是我最满意的5年
  80年代，全国都很重视教育。1983年，在选拔新一任宁渔经理时，大家秉承“把知识人推到领导层上去”的核心宗旨，把我推了上来。我算是第一个有学历、技术出身的经理吧。
  从技术员到经理，这个转变其实是很大的。以前的我，只负责好技术就行，而现在，整个宁渔的统筹规划、渔轮更新、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让我挂心。
  因为各方面原因，我任经理的5年可以说是宁渔最辉煌的时期。5年里，宁渔的渔船数量达到了60多条，辅助船有20余条。1987年12月，公司利润达到2100万元，是公司经济效益顶峰期。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是宁渔的员工，就会引来他人艳羡的目光。
  到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上千张宁渔的历史照片。回想30多年，我从一名技术员到宁渔的经理，其间宁渔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我基本都在现场。
  稚嫩、青葱、坚韧、辉煌、落幕..宁渔就像一个人的人生，起起伏伏。现在听说那里即将要有新的“主人”，我既激动又期待。曾经的宁渔大地上，接棒者即将出现。
  我希望在原来的宁渔基地上可以建造一座“宁渔博览馆”，展示当时宁渔最为先进的设备、各种型号的船模，在博览馆里再现宁渔的面貌，留住宁渔的精神和记忆。
  不舍宁渔，希望以另一种形式再次“见面”！
  整理/葛波波
  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拓荒者
  1929年生，祖籍舟山岱山，现居于宁波镇海庄市街道。11岁开始，就登上渔船做饭谋生，后来成长为舟山本地的帆桨渔船船长。1956年，经过招工进入浙江省水产公司（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前身）。1958年，随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举家迁来孔浦定居。1959年，方珠球以船长身份单独带船出海捕鱼，直到1981年上岸负责管理工作。22年里，他在海上的风浪中亲历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发展壮大。
  1958年，当我们100多号人马的队伍从舟山开拔，第一次登临甬江北岸时，这里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冷库，四野望去，都是荒草地，我们就像是来拓荒的。
  那个时候的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只有10条拖网渔船，分别是2条100匹马力的铁壳船，4条200匹马力的木壳船，4条250匹马力的铁壳船。
  到1984年我退休的时候，公司的渔船规模已经壮大到有50对拖网渔船、16条围网渔船、4条冷冻船、3条运输船、2条后勤船的规模。
  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原本荒凉的甬江北岸也早已不复旧貌。以公司的码头和生产厂区为核心，包括各类渔业生产配套企业、商贸运输企业和生活居住区在内的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区域，算得上是宁波当时最繁华的地方。
  发端于舟山
  对出生在海边的我来说，靠海吃海，去海上谋生几乎是生来就注定的。
  大概在11岁的时候，我就以一名船员的身份，登上岱山本地的渔船出海谋生。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船上负责给船员烧饭，兼做一些杂活。穷苦岁月里，大人小孩都要想着办法养活自己。
  没过几年，因为吃苦能干，我慢慢登上了甲板，开始负责甲板操作工作。大海的风浪很磨砺人，我成长得很快，2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名船长了。成为船长，就意味着要独当一面处理好船上的各种事情，包括什么时候起航、去哪里捕鱼、什么时候返航，等等。不过，那个时候的渔船很小，出海也跑不了多远，对于真正的海洋捕捞来说，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1956年，浙江省水产公司（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前身）在岱山地区招收船员，我争取到大队里唯一一个名额。1956年6月，我正式成为浙江省水产公司的一名船员。
  虽然早些年我就已经成为一名船长，但之前操作的都是木质帆桨渔船。浙江省水产公司当时的渔船虽少，但都是机械动力渔船，相比木质帆桨渔船，吨位也要大出不少，之前的操船经验并不好用。进入新的工作岗位，一切都要从头学习。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进入公司的第一件事是政治学习。经过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后，我开始在老师傅的带领下，熟悉机械渔船上的各种机器，这个时候才算正式培训的开始。在初步的岸上培训结束后，我们还要被分配到青岛、大连等地，去渔船上实践培训。
  1956年底，我被分配到了青岛。在青岛，我重点学习的是甲板操作，主要是根据船长的指令，正确地完成渔网的收放工作。我在青岛学习了半年多，跟着渔船出海，跑了黄海和渤海湾的不少渔场。
  那个时候的公司，管理非常严格。1957年夏天，我作为学徒回来，家里突遭变故，我的父亲和自己的孩子相继离世。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只能请假一天，匆匆忙忙回家去料理一些后事。在当时那个一穷二白、革命生产热情高涨的年代，大家都是这样一心一意抓革命、抓生产，我也没有什么怨言，家人也能够理解我的情况。
  扎根甬江北岸
  青岛培训回来后，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谋划着要搬迁到甬江北岸的孔浦区块了。为什么要搬到孔浦，而不是留在离渔场更近的舟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舟山本地家家户户出海捕鱼，在本地，海产品没什么销路。我们作为专业的海洋渔业捕捞公司，捕捞上来的渔获主要是以计划指令的方式销往外地。而销往外地的渔获，大多要经过宁波才能转运出去。把公司迁到孔浦，我们就可以减少从舟山到宁波的转运流程。而且孔浦的江边就有一个冷库，我们在渔船靠岸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渔获输入冷库进行保存。至于当时的领导是否有其他考虑原因，我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小船员，并不清楚。
  大概是出于以上考量，1958年，一支由带队领导、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100多号人组成的骨干队伍，带着10条渔船，从舟山沈家门开拔，劈波斩浪来到荒草丛生的甬江北岸，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正式组建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10条渔船，百来人的队伍，以现在的标准，或者宁渔全盛时期的标准来看，都显得规模很小。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内环境里，公司船队的规模还算是拿得出手。我们当时的10条渔船都是拖网渔船，分别是2条100匹马力的铁壳船，4条200匹马力的木壳船和4条250匹马力的铁壳船。
  其中，4条250匹马力的铁壳船，是按照苏联人的设计在上海建造的，提供动力的发动机是参照美国技术做出来的，这些技术在国内都属于先进水平。
  22年的老船长
  刚到孔浦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租住在一间低矮的民房里，大概住了四五年后，公司的建设慢慢搞好了，我才分配到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集体宿舍。
  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大家并没有过多强调生活待遇，员工们最朴素的想法都是要抓好生产。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959年当上了船长。
  进公司才3年就当上船长，其实也离不开我之前在帆桨渔船上的经验积累。当时宁渔主要有船长、大副、二副、渔捞长以及普通船员几个级别，我因为之前的经验，在培训完后，直接就当上了渔捞长。当时，优秀的渔捞长只要通过相应的考试，可以直接提拔为大副或者船长。
  从1959年当上船长，到1981年上岸工作，除了中间去军队服役的两年，我一直以船长的身份带领着大家出海捕鱼。
  那个时候没有休渔季的说法，船况和海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常年不休在海上追逐鱼汛的。
  那个时候的渔船吨位不大，也跑不了远洋，一般只能在东海、黄海等近海捕捞，一次出海只能坚持十一二天左右，再久的话，船上的物资就供应不上了。不过那个时候海里的鱼还很多，赶上鱼汛，我们一条200匹马力的渔船，一次就能捞回来40吨的渔获，整个鱼舱都塞得满满当当。
  补给、出海、返航..作为一名船长，要负责的事情很多。每次出海前，都要仔细检查一遍船上的机器，确保能够良好运转。冰块、蔬菜、淡水、燃油等后勤物资，有没有按要求准备好，也要一个一个检查。出海后，去哪里捕鱼、什么时候放网、怎么躲避恶劣天气，更是考验船长的经验。
  从海上带回来的丰盛渔获，支撑着宁渔的快速成长。冷库很快不够用了，公司就新建了容量3000吨的大冷库。捕鱼配套所需要的渔网厂、修船厂、造船厂，也纷纷在甬江北岸的荒草地上拔地而起。
  随着公司的发展，渔船规模也不断壮大，更大更先进的渔船开始出现在宁渔的码头上。到1984年我退休的时候，公司的渔船规模已经壮大到拥有100条拖网渔船，16条围网渔船，4条冷冻船，3条运输船和2条后勤船了。
  福利优厚的宁渔
  当时的宁渔是省属公司，生产计划和渔获分配都是由省里面直接下达计划指令的。也正因如此，宁渔当时的地位很高，这也让不少员工和单位受益。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三院（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因为物资计划调拨的原因，在新建医院大楼的时候，非常缺乏水泥、钢筋等紧俏建材物资。在宁渔，这些物资相对充裕。因为出海作业，船员很容易受工伤，公司对医疗救护资源需求较强。在这一背景下，公司当时支援了一大批建材物资，用于三院的建设。
  对我个人来说，宁渔的工资福利在当时算很不错的。60年代，我作为一名船长，出海的月份，每个月能够拿到124元的工资，最低的时候，也能拿到40多元的基本工资。正是这些收入，帮助我养活了5个孩子在内的一大家子。
  除了工资收入，公司还有其他福利。公司给员工专门配套建造食堂、电影院、澡堂和游乐园等生活设施，员工和家属当时都能够免费或者以优惠的价格享受这些福利。而且，当时的公司还会给员工分配住房。
  我在宁渔一共分配了三次住房。最开始是在1963年，公司给我分配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面积很小，不够我们一家人住。后来又分配了一套只有两间卧室的房子，炒菜都是公用厨房。最后一次，我分配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楼房，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了拆迁。
  一家人的奉献
  从1958年踏上甬江北岸的大地起，我就把我的一家献给了这里。在公司里面，像我这样的也不少。
  1958年，我到孔浦后不久，我妻子随我而来，也正式成为宁渔的一名员工。她当时是在拣鱼车间负责分拣渔获，一直干到1982年病退。
  我的5个子女，也先后进入宁渔工作。大儿子从内蒙古支边回来后，被分配到宁渔当报务员。
  大女儿在支农回城后，通过招工进了宁渔，后来随家属迁调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二女儿夫妻俩，当时都在宁渔的船厂工作。
  三女儿在我妻子病退后，通过顶岗的方式，在宁渔的氨机车间工作。
  小儿子在我退休后，通过顶岗的方式，在宁渔的船厂工作，小儿媳妇当时也在宁渔的渔网厂工作。
  在宁渔工作的28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船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规律的饮食，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少毛病。到目前，我的胃已经切除了三分之二，我的肺叶也摘掉了一叶。
  我把我的大半生献给了这里，见证了它的辉煌和落幕，只希望未来它能够发展得更好。
  整理/王涛
  黄金十年
  浙江象山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兼职教授。张登贵兼职与专职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曾担任原南京军区某守备团报道组成员、宁波军分区报道组成员、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报道组组长及《宁渔报》主编。1988年调入宁波日报社后，主要从事评论的组织、编辑和撰写。2002年被评为“浙江省首届飘萍新闻奖（人物）”。
  清晨，笼罩在江面上的薄雾刚刚散尽，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码头上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高高的司令台上，调度员手握话筒，指挥着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轮依次停靠；简陋的会议室里，公司经理主持的航次碰头会正在进行，他们将对渔轮返港、卸鱼、修理、出航等问题做出安排。
  身上还带着鱼腥味的船员们，看着输送带上一箱箱银色的带鱼、金色的黄鱼..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张登贵
  《劈波斩浪廿七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创业回顾》
  原载于1981年9月18日《宁波报》
  写下这篇报道，是张登贵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上班的第三年，再三年后的1984年，《宁渔通讯》（后更名为《宁渔报》）正式创刊，张登贵作为主编，与两名同事一手办起了这份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党委机关报。回首往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工作的这十年，恰恰是宁渔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时的宁渔
  许多人对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记忆，大都来自20世纪80年代，我也一样。那时，甬江北岸，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渔船的汽笛声和船员兴奋的呐喊。
  但宁渔的历史，其实在更久远之前。
  1954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在舟山沈家门创建，当时叫作浙江省水产公司，只有两艘渔船，员工也不满四十人，年产海水鱼不到两百吨。
  1958年，公司正式迁至孔浦，与原孔浦的一千吨冷库合并，正式定名为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经历十余年的发展，才成为宁波北郊孔浦的一座“庞然大物”。
  我虽然从未出过海，但自从1980年调至公司经理办公室，从事简报和报道工作后，与船员尤其是船长的接触十分多，对宁渔和当时的捕鱼业，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宁渔最鼎盛的时期，总共拥有五十多条渔船，它们的编队一般有两种方式：两艘成对的拖网渔船和三艘一组的围网渔船。
  两种组合的渔船，在当时跑遍了我国几乎所有的海域：北起黄海，东临济州岛、对马海峡，南至钓鱼岛附近洋面。
  听船长的描述，十分生动：在洋面上，长达近千米、宽一百多米的围网，组成一道直径三百米、深六七十米的“围墙”进行捕鱼。就是这样的“围墙”，最高纪录居然一网收获过八百多吨的鱼。中上层海鱼像青鲇、黄鲇、金色沙丁鱼、鲱鱼等有整整二十多种，在那个年代，这些渔获不仅丰富了宁波人的餐桌，还销往世界各地，广受好评。
  宁渔的生命线，在于船员
  可以这样说，渔轮大队是当时宁渔的绝对主力。而每艘船的船长，就是这队主力的核心。
  当时我采访过许许多多的船长，其中有一位很出名，叫作林春根。
  1982年12月，“宁渔606”船在离宁波三百多海里的对马海峡以东渔场追逐青鲇鱼。但就在这“鱼汛一刻值千金”的节骨眼上，林春根的胃又出血了..
  林春根平时培养的新船长张定芳、郑世才劝他：“林船长，你放心回去治病，我们可以干！”
  回到家后，林春根很不放心。但就在几天后，“606”发来了电报，两位新船长第一次远洋独立操作，就连续围获万箱（每箱四十斤）以上大网头，航次总产量名列第三。
  林春根感慨：“要是没有他俩，整个船组就要跟我返航，会少捕多少鱼啊！”
  其实，那些年，他带出了许许多多的新船长。当我问他是怎么培养出那么多能干的船长时，他说：“我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换位置干。”
  所谓换位置，就是林春根先做示范，新船长们在旁边看。比如航行，渔轮进入岛礁区，如何利用附近的山头、灯塔、航标修正航向，等等。等年轻人熟悉后，林春根就与他们互换位置：他们操作，林春根看，并随时在一旁提醒。不止航行，侦察鱼群、放网、起鱼，也都通过换位置的方法教学。渐渐地，新船长的进步就显现了出来。
  1956年，林春根进入了公司，不到三年就被提拔为船长。1970年，公司组建围网船队，他也是第一批三位围网船长之一。北起黄海，南至钓鱼岛附近，他纵横驰骋，连年高产，可以说是宁渔的功勋级员工。
  但我觉得，相较于船长，他船长教官的身份，显得更加重要。在二十多年里，林春根除了捕起几千万斤的鱼，还培养出了十几位船长、几十名大副、二副、渔捞长..
  “宁渔的生命线，在于船员”是当时宁渔人的共识，这些船长、大副、二副们又像林春根一样，默默无闻地捕鱼、育人，育人、捕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船员，宁渔的海洋捕捞事业，才在短短几十年间，像东海潮涨般快速发展起来。
  一位船长妻子的心里话
  那时的船员，真是非常拼命的，有时候经常顾不到自己的家里。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宁渔621”船的船长蔡伟成和他的妻子舒珥玲。舒珥玲曾经动过一个大手术，留下了习惯性流产的毛病。1985年春节，她又怀孕了，医生告诉她这次一定要卧床休息，还要经常检查，打针吃药。于是她对蔡伟成说：“今年春节别出海了，陪陪我。”但蔡伟成却说：“刚刚当上船长，又是第一回搞承包，春节就陪老婆，船员们会咋想？”最后没有办法，舒珥玲只能回娘家过年休养。
  蔡伟成的老家在象山石浦，当时他父母都已经快70岁了，二老几个儿子，只有他常年出门在外。所以每到过年，父母都盼着他回去吃团圆饭。但是，一年一年过去，他没有一次回去过。但这位船长并非不想老人。有一年，船返航已经是春节后的好多天，他一下船就赶到石浦住了一夜。
  顾不上父母、妻子，蔡伟成常常连带孩子出去玩玩的时间也没有。有一年的2月初，他刚一回家，女儿就拉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地说：“爸爸，今年不要出海了，我同妈妈在家里过年没趣相..”听着女儿的请求，蔡伟成的眼眶立刻就红了。那一天，他特地抽出半天时间，带着孩子到“华联”买衣服、鞋子、玩具……
  其实，当船长，事情是很多的。出海捕鱼，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常常会没有空闲的时间。过年前后出海，船长们还要多带点菜出去，给这些离家的男人们补一个年夜饭。但就算每年年夜饭都没办法回家吃，在我的印象里，也很少有人抱怨。毕竟，春汛一刻真是值上千金，迟开一天的船，在当年就要损失不止成千上万元。
  而在渔业公司，没能在家过春节的船员，每年都有上千人。这样说起来，蔡伟成春节出海的次数，也还不是最多的。
  也正是有这样的船长和船员，才造就了那时宁渔的辉煌。船员家属有时候虽然会对家中的顶梁柱有所怨言，但走出去，自己面上却是有光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哪个宁波人不知道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呢？
  繁荣的“大”宁渔
  当时有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每10个宁波人，就有一个认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当时，渔轮大队是宁渔的主力，在80年代就有1000多名船员，他们驾驶着各种型号的国产钢壳游轮，常年驰骋在海面上。再加上其他诸如冷冻仓库、钢材木材仓库、食品加工车间，还有各科室的办公人员，宁渔的员工有5000多人，算上员工家属，就达到了上万人。那个年代的宁波人，对于宁渔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大。
  关系总有亲疏之分，当时如果你跟宁渔的员工关系很好，那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因为关系好，或许他就会送你一张鱼票当作礼物。一张鱼票，可以购买30斤的鱼！
  在1978年刚进入宁渔的时候，我一年大概拿到了6张鱼票的“员工福利”。每到年关时的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来提海产的市民，能一直从仓库排队到大通桥的位置。当时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企业的“大”繁荣，同样造就了我作为主编的《宁渔报》。创刊后的《宁渔报》，每期平均用稿都在45篇以上，内容丰富，比同时开张的其他企业报的用稿量高了50％左右。1986年开辟的读者来信栏目，在两年时间推出了24期，刊登了职工来信和文章89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宁渔的辉煌。
  辉煌落幕，期待新的开始
  1988年，我离开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却也一直关注着它。我见证了它最辉煌的十年，却遗憾没能看着它继续走下去。
  世纪之交刚过，2002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听说厂房有的空置着，有的租给了其他公司..这几年，我与一些老同事也曾回到那里看过，厂区里，依旧飘扬着浓浓的味道。对我们来说，这是鱼腥味，更是人情味，也是许多老宁波人再熟悉不过的味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渔船的汽笛声，但走到码头边，依旧能想起许多往事：多年以前，我就这样坐在码头边上，看着一艘艘渔船返航。我拽着刚刚下船的船长，一定要他接受采访。我跟他们聊出海时的情况、聊家人的担心、聊捕捞渔获时的喜悦、聊返航途中的期盼..常常一聊就是一下午，甚至一天的时间。
  如今我再来到这里，似乎又看到了那些面带风霜却黑眸明亮的船员，可是，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当我听说宁波文创港就要来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又是文创港的“核心区块”时，那种喜悦，是溢于言表的。
  曾经的辉煌已经落幕，未来，近在眼前，怎能不让人心生期待呢？
  整理/蔡旭东
  为海洋捕捞事业奉献了一生
  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从基层船员起步。1973年，已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杨承烈被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负责生产技术攻关和生产调度工作，率队攻克了灯光围网捕鱼技术的系列难点。1980年，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生产指挥室副主任。1985年，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第一副总经理。1994年，兼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1998年，正式退休。
  从基层一线起步，再到业内小有名气，一转战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便临危受命，攻克为国争光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
  从一线捕鱼到技术改进，从生产调度到产品加工，从近海捕捞到驰骋远洋..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海洋捕捞事业。
  回忆过往峥嵘岁月，我对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文创港再出发，我相信必定大有可为。
  舟山十年
  我最早是在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工作的。
  1962年，国家水产部在舟山建立舟山海洋渔业公司，这是一个部属企业。1963年，我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当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这里，也算是舟山海洋渔业公司里开天辟地的建设者。
  在那个热火朝天干革命的年代，即便是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也必须到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历练自己，踏踏实实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才会有人信服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分配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后，又直接被分配到了渔船上，当一名最普通的船员。因为自己吃苦耐劳，所有普通船员能干的苦活累活我都不挑，再加上相对的文化优势，能够把自己所干和所学结合起来，不断进行改进总结，经过几年的磨炼，我慢慢脱颖而出。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五年，我都是在船上度过的。这五年的工作经历，也成了我日后宝贵的工作经历。因为最开始是从船上成长起来的，我对基层一线一直很有感情，即便后来当了领导，我也一直和一线的船长、船员们相处得很好。另外，我在这五年里，对基层一线的生产作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给我日后从事生产技术研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舟山，我一共工作了十年。前五年在船上，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后五年我上岸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调度和捕鱼技术、设备的改进工作：对网具的改进，哪里有鱼群、是什么品种、怎么洄游、用什么捕捞技术更好，每次渔船出海都要带什么物资，都是我要研究的内容。
  临危受命
  1973年，我被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在来宁波工作之前，我在业内已经算是小有名气。当时业内的全国性学习会议，我是经常去学习交流的。当时宁渔的渔捞科副科长是我同学，宁渔的领导层在听说有我这个人才后，觉得比较需要。经过我同学的介绍，就把我商调过来了。
  来到宁渔后，公司也非常重视我。我来公司后，第一个负责的重点任务就是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同时还兼顾部分生产调度工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临危受命，接了这一件重任。
  我来到宁渔的时候，恰逢中日海洋渔业谈判。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海域都有渔业争端，当年日本的捕鱼设备和技术更加先进，时常会有日本渔船大批量进入中国沿海渔场，掠夺中国的海洋水产资源。为和平解决海洋渔业争端，中日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以调解两国的渔业纠纷。
  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成熟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在谈判的时候，日本方面就提出，将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宁渔作为当时国内的大型渔业公司之一，顶着压力开始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
  灯光围网捕鱼都是成组的，每个船组一般需配备2～3艘灯船、1艘放网船和1艘运输船，其中放网船是核心，也是建造难度最大的一艘船。灯船白天侦察、跟踪鱼群，供放网船瞄准捕捞；夜间根据渔场的风、潮流和鱼群密集程度，确定光诱队形和诱集方式（锚泊或漂流）。当鱼群诱集到适当程度时，各灯船以慢速将鱼群引至主灯船周围后熄灯离开。放网船即选定位置，以主灯船为目标放网包围，收拢底环后主灯船即驶出网圈，由放网船起网捞鱼。
  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边在宁波渔轮厂，采用最新开发的技术，制造全新的灯光围网渔船；一边利用原来的渔船，进行专门化的改造，扩充我们的灯光围网船队。
  两边加起来，我们一共建造了五组灯光围网渔船。这五组渔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争气船”。渔船建好后，在中日海洋渔业谈判中，日本方面再也没办法把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为中国方面争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一网鱼装了二十几船
  新的灯光围网船的投用，极大地提升了捕捞效率。就简单的船队自持力来说，以前的拖网船每次出海半个月就要回港补给，灯光围网渔船一次出海能坚持一个来月，捕鱼时间直接翻倍了。
  更夸张的是在单次捕捞量方面。新的灯光围网船投用后，有一次我随船出海，去基层调研渔船的实际使用效果，以方便再次改造提升。这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是早春二月的一个凌晨，海面的寒风凌厉刺骨，冰冷的海水冻得人手脚麻木，但是船上的船员都很兴奋。当时正好赶上了一拨大黄鱼汛，在围网船队的精心配合下，整个鱼群都被围进了大网里。网船起网的时候，网眼里都塞满了大黄鱼，人跳到网里面都沉不下去，到最后渔网都被撑破了。
  这一网鱼，最后装满了二十多艘前来运鱼的运输船，从下网到把鱼全部捞上来，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这样的大丰收，在之前是没有遇到过的，海上的船员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当时大家并不知道的是，这基本上算是大黄鱼最后的辉煌了。虽然后续还有过几次大黄鱼大丰收，但到八九十年代后，大规模的大黄鱼汛基本在东海绝迹了。到现在，大家能吃到的都是养殖大黄鱼了。
  生产指挥调度
  1980年，我从围网组的组长升任生产指挥室副主任。当时的生产指挥室，是我们整个公司的生产指挥中心。整个船队的生产和保障工作，以及渔获的再加工任务，相应的指令都是由指挥中心发送出去的。
  负责生产调度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调度会议，直接关系到生产的各类分厂和配套车间，包括船厂、船修车间、船队、网厂、鱼品厂、冷冻厂、鱼粉厂等十来个部门，都要派人参加会议，所研究的各类问题，都要我去综合协调，保证没有部门拖后腿。当时为了准确掌握生产一线情况，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公司内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巡查一遍。
  公司的核心是船队，船队里面的各种渔船，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都是有保养维修周期的，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当时基本上是三年一次小修，五年一次中修，十来年一次大修。因为码头资源有限，怎么安排好每一条渔船的维修保养期，确保渔船靠港时间最少，在海上捕鱼时间更长，是最基础的工作。
  船修好之后，就要安排船期出海去。出海前，根据相应的任务属性，首先要装好渔网，十来吨的一张网，装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除此之外，还要配齐冰块、油料、维修零配件、淡水、生活用品等各种物资。物资装运好，船员到位后，渔船就可以出海了。这中间，需要协调到的内部部门就有十来个。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一般船舱装满渔获，或者船上物资快耗尽时，渔船就要返港了。回港后，首先要把船上的渔获卸载下来。卸载渔获的同时，立马要安排渔船的航次修理工作，以及各类物资的补给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要求是，在48小时内，返港的渔船就要再次出海。在当时，渔船返港后的码头，各路人马齐聚，整个码头一片热火朝天。
  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渔获，要立马安排送到理鱼车间。车间的理鱼工人要按照鱼的种类、大小、品相进行分拣。分拣好的鱼是一盘一盘装好的，品相好的直接送进冷冻库，以冷冻鱼的形式，根据水产部的调拨指令，输送到全国各地市场。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橡皮鱼，一般是单独分开，作为加工鱼片的原料单独售卖，或者交由公司专门生产鱼片的车间进行再加工。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渔获在全国都是硬通货。所以在生产物资保障方面，我们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在燃油、钢材、水泥、木头、煤炭等大宗生产物资上，当时宁渔能够从中央争取到的量，比整个宁波市的调拨量还要多。公司当时还有一艘油轮，专门负责到大连去运输船用柴油。
  也是因为各种资源丰富，1974年开始，公司在清水浦新建了一个生产基地。但因为距离遥远，再加上各类配套比不过孔浦这边，员工都不愿意搬迁过去。再加上各种变故，基地建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远洋捕捞
  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近海的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的持续增长，东海渔业资源日益萎缩，近海捕捞长期处于一种“僧多粥少”的局面，发展远洋捕捞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90年代，国家开始支持远洋捕捞事业。1994年，宁波远洋渔业公司成立，与宁渔共用一套班子，设两块牌子。我当时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老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牌子，还是我亲自去北京，从农业部背回来的。
  其实从80年代开始，宁渔就开始探索远洋捕捞事业了。1987年，公司派出一艘渔船赴伊朗海域合作捕鱼。当地丰富的渔业资源，让初到这个海域的船员乐开了花。然而，因为宗教原因和饮食习惯问题，当地人并不食用带鱼、鳗鱼等无鳞鱼种。不少鱼即便是捕捞上来了，也无法在本地市场进行售卖。
  在伊朗海域进行尝试后，公司又先后派出渔船，去索马里、西澳大利亚等海域进行远洋捕捞。但远洋捕捞天然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当时我们的渔船设备，在近海捕捞是没问题的，但要跨洋捕捞，整体水平还是跟不上。1994年，我们成立宁波远洋渔业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伴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公司的效益也开始慢慢下降。即便成立了新的远洋渔业公司，也无法快速建立起一支规模化、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船队。直到1998年我正式退休，公司也没能像发展近海捕鱼事业一样，把远洋捕捞的规模发展壮大。
  整理/王涛
  我为宁渔照顾后代
  1956年生。1980年，以会计师的身份从奉化某机关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因公司内部发展需要，1981年开始从事幼儿抚育工作。从一名基层员工，成长为幼儿园园长，在35年的工作中，陈秀珠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全盛时期的宁渔的发展。
  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福利很好，再加上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吃鱼，1980年，我以商调的形式，从奉化来到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从一名会计从业者，转行到完全陌生的幼儿教育领域，并在此耕耘了三十五年，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个公司、一个时代的选择。
  生产一线的故事，我所知不多。但顺着时代的潮流，我亲历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全盛时期，也见证了它的没落和解体。
  当宁波海洋渔业公司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下的时候，我们错愕、迷茫、惊慌不已。面对时代的巨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向前看去。
  甬江北岸的大潮再次涌起，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逐浪高歌，不负期望。
  福利优厚的宁渔
  1980年12月，我正式来到宁渔报到。当时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之前是在奉化的一个机关里面当会计。来到宁渔，是以商调的形式考进来的。
  当时也有几个市局单位想要我，但我并没有过去。一方面是我个人喜欢吃鱼，来到宁渔有鱼吃。另外一方面是宁渔福利好，当时的公务员没有奖金，也没什么福利，但宁渔的福利在全宁波都是首屈一指的。
  为什么会觉得宁渔的福利好呢？我小时候，楼上的一个姐姐嫁了一个宁渔的船员，家里的鱼经常多到吃不完。我们家就经常从他们家买鱼吃，又大又肥的带鱼、黄鱼。我现在63岁了，我们初中同学聚会时还会说起，那个时候在我家吃的鱼，好吃到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刚进公司时的一些事情，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从火车南站到宁渔的整一条柏油马路，上下班的时候，1路公交车上全是宁渔职工。
  当时的宁波，我知道的公共浴室只有两个，冬天洗个澡经常要排很长的队。宁渔当时就有公司内部的浴室，我每周都能领票，免费去浴室洗澡。在街面上还见不到西式面包的时候，宁渔的内部食堂就已经有了专门的面包房，我经常会买面包回家吃。
  虽然当时的工资也不高，但是各种补贴多、福利多，正式职工的生活水平都挺不错。宁波最早能买得起电视的一批人，大都是宁渔的职工。当时的宁渔船员都是穿着工作服去相亲的，个个抢手。
  转行幼教领域
  来到宁渔后，我首先被分配到了财务科。但当时的财务科并不缺会计，我很快又被分配到网厂，负责渔网编织工作。但我是一个近视眼，也从来没学过这方面的技术，根本就编不来渔网，一天做下来磨破皮，还抵不上一个熟练工的一半成果。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当时是宁波地区“文革”后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算得上有点学历。1981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当时的公司领导思想也挺超前，想对公司内部的幼儿园进行改革，确保能符合新的办学标准。为此，公司在内部进行了一次招考选拔，选调几个优秀的年轻人去充实幼儿教育的力量。
  我本身挺喜欢小孩的，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报了名。当时的工会主席和幼儿园都对我进行了面试。面试通过后，我在1981年9月正式进入幼儿园工作。自此，我一直待在这个岗位，直到退休。
  伴随着中央政策的落地，宁波地区越来越重视幼儿教育工作。到新岗位没多久，我就报名了一家幼儿师范的夜校，后来还申请了全脱产的专业培训，最后我考上了宁波教育学院，以幼儿师范大专学历毕业。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努力，我才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成功转行到了幼儿教育领域。
  作为当时幼儿园唯一的高中生，我是全园所工作最苦最累的那一个。也正因如此，1982年我就评上了公司内部的先进。
  江北最好的幼儿园
  当时公司开办幼儿园，目的是服务职工、服务生产。职工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除了需要出一点点伙食费，基本不需要别的费用。
  当时的女职工只有一个月产假，一个月后就回去上班了，孩子就送到我们这里的哺乳班来。从一个月大开始，到六岁半上小学，孩子的幼年期基本上都在我们这里度过。当时我们共开设了哺乳班（1～18个月大）、托班（18～24个月大）、小小班（两岁到三岁半）、小班（三岁半到四岁半）、中班（四岁半到五岁半）、大班（五岁半到六岁半），一共6个班级。
  到1985年，公司职工越来越多，需要抚育的幼儿也越来越多了。当时的领导就拍板建造了我们宁波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位置在现在的文汇路上。1987年，我们搬进了这所全新的幼儿园。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个幼儿园比较简陋。但在当时，这是全宁波地区最好的幼儿园。整个幼儿园占地四亩，有配套的大房、小房、洗手间，教学区、休息区、生活区都有相应的区隔，还有玩沙池、大型玩具区、花坛，等等。幼儿园里面还有一个音乐厅，搬进去的时候，公司工会还送了我们一架钢琴。
  从小小班开始，我们就提供午餐了。当时公司对我们幼儿园很照顾，不仅可以从市场优先采购新鲜蔬菜和肉蛋奶等食材，公司还会以非常优惠的内部价格，批给我们各种新鲜的海产品和各种物资。比如，为了保证孩子们的营养，我们当时都是直接从公司批最好的渔获，价格不到市面上的一半。我们用的煤也是从总公司的锅炉厂直接运过来的。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食欲，幼儿园的菜谱尽量做到每周不重复，同时确保荤素搭配、粗细结合。幼儿园还经常对餐具进行消毒，保证孩子们的饮食卫生。为增强小朋友体质，除了做早操，幼儿园还会安排一节室外活动课，保证他们每天有两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到了夏季，老师还会让小朋友穿着短裤、背心，到户外享受日光浴。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幼儿园将游戏、体育活动、观察、劳动、娱乐等作为教育内容，还开设了音乐课、美工课，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并采取集体培养兼个别培养的方式，使一些对音乐、美术有兴趣的小朋友得到更好的发展。
  为促进幼儿的智力发育，老师在上课时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教具，使小朋友对诗歌、儿歌、童话故事的内容有更直观的认识，启发他们的思维，增强他们的记忆。比如，老师会制作拉线木偶、沙箱、头饰等，激发小朋友学习的乐趣。小朋友还会在老师的指导下，玩“邮局”“百货公司”“医院”“动物园”等模拟社会生活的情景游戏，锻炼沟通交流能力。
  1992年，江北地区正式进行幼儿园达纲考核。我们当时的综合得分是95.2分，全江北第一，也成为江北第一批优秀幼儿园。1994年，宁波地区首次进行幼儿园等级考核，我们被评为二级幼儿园，是宁波地区企业幼儿园中的唯一一家，而一级幼儿园全宁波也只有两三家。当时宁波其他地区的幼儿园，经常会到我们这里来听课、参观。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厉害，经常能够在市级的各种比赛中获奖。
  抵不过的转制大潮
  90年代末，伴随着公司效益的降低，幼儿园这种半福利性质的内部单位也慢慢开始讲究成本和收益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幼儿园与总公司的各种结算开始货币化，各种内部福利越来越少。
  2002年，刚过完春节，公司就通知要开职工大会。转制的消息在整个公司闹得满城风雨，职工们人心惶惶。在一片混乱中，公司完成了转制工作。
  转制的大潮涌来，幼儿园也没能幸免。那时候我家住得远，我每天五点多就要起床上班，再加上家庭原因，自己整个人都很累。我当时就想提前退休，不想再做了。
  第一个电话是教育局的领导打给我的，希望我能够继续当园长。教育局领导和我谈了很多，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松动。后来，公司的老总也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承包幼儿园。老师们当时也提出，希望我能够继续把这个幼儿园办下去。
  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的方案确定，我以个人租赁园区的方式，把幼儿园继续办下去。我在这里当园长一直到2015年，这期间的辛苦与受到的掣肘，无人能说。伴随着孔浦拆迁工作的推进，2018年，整个园所正式关闭。
  此外，从2003年开始，我还连续当了三届的区人大代表，其间，帮助解决宁渔转制后的诸多遗留问题。
  整理/王涛
  鱼少了，公司也就衰亡了
  1967年被分配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随渔船出海当报务员。在海上搏击风浪多年后，1973年开始上岸进，入管理岗位。1995年起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2002年随公司改制而退休。此后在宁波海丰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处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改制的后续事宜。
  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再加上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让出海捕鱼成为一项辛苦高危的工作。
  对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来说，海里的鱼就是它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也只有多捕鱼，才能养活它们，才能让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
  我们捕了很多的鱼，还想捕捞更多，还想去更远的地方捕捞。但后来鱼少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也就衰亡了。
  被下放的报务员
  1967年10月，我正式进入宁渔。我原来是省委机要处的，当时正在华东干校学习。毕业之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先是被分配到地委机要处，后来，地委机要处也被冲散了。因为宁渔当时的出海生产需要大批机要员、报务员，我就被分配到了宁渔。
  在船上当报务员，每次都得跟着渔船出海。刚出海的时候，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恶心、想吐，饭都没胃口吃。别人说，不想吃也得吃，吐了也要吃，否则身体更不行。我吃了一点儿，最后还是会吐出来。但是想想要干活，就硬着头皮往肚子里塞。吐着吐着，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作为一名报务员，我当时在船上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船上的电台接收、报送、分析渔业生产的各类信息。
  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情况汇报，每天都要定时向总公司发送。当时我们的渔船每天放网四次，我们的主要汇报内容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海域放的渔网、产量有多少、现在渔船在什么方位。这些信息通过电台发送到总公司后，公司的技术骨干都会进行分析判断，作为调整生产计划的一线信息。
  此外，还要向船长汇报附近渔船的生产情况。当时各个渔船的基本生产信息，都使用全国统一的密码进行发送，别的渔船相应的电报信息，我都能够在自己的电台里监听到，并且解析出来。把这些信息汇总后，再统一报送到船长那里。
  对于有经验的船长来说，这些资料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捕鱼参考，比如说别的渔船有没有提到哪里有鱼群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再加上总公司发来的潮流、气温等资料，进行综合判断后，船长就能决定去哪里捕鱼了。
  作为报务员，在船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利用无线电原理进行定位、测向。当时，渔船上的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没有GPS，也没有高精度的海图。想要准确知道自己渔船的位置，以及和别的渔船的距离，都需要我们报务员通过测向仪来测量。
  有一次，我在电台里听到，上海的一艘渔船在204海区下第二网的时候直接捞上来一千箱大黄鱼。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开始进行测向，船长也根据消息马上调整了生产计划，一起去追鱼汛。
  辛苦高危的捕鱼工作
  那个时候出海捕鱼，多是在近海，没有涉足远洋，但是因为设备和技术落后，再加上船队规模小，这个工作依然算得上是一份辛苦高危的工作。
  我刚上船的时候，最差的渔船只有100多匹马力。这批船还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投降的时候，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当时给这批渔船起了个外号，叫“暴龙”队。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这个渔船虽然吨位小、马力小，但是船用发动机的声音却非常吵。渔船发动后，机舱里的震动、噪声和烟雾，一般人真的不一定受得了。但即便是这样的渔船，相对当时沿海渔民使用最多的木质渔船来说，也已经算先进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休渔期的说法，除非碰上渔船上岸检修，或者台风等极端天气，否则渔船都是要常年不休地在海上追逐鱼汛的，跟船出海的辛苦也可见一斑。
  出海的时候，因为海面大雾，或者航道判断失误等，触礁等事故随时可能发生。1968年，那时我刚出海不久，就遇到一艘渔船在象山外海羊白山附近水域触礁。作为一名报务员，我是第一个接收到他们船上发出的“SOS”求救信号的。
  这样的事故我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一次在金塘水域，一艘渔船发生严重的撞礁事故，渔船都已经骑到了礁石上面。我们船员登上礁去，把渔船系牢后，直接用其他渔船把那艘船给拖下来。这样操作其实很危险，一旦没处理好，渔船随时可能倾覆。
  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不会发生了。现在有精确的海图，还有实时定位的GPS，整个宁波附近海域的航道也进行了专门的疏浚，整体都比那个时候要先进太多。那个时候，只能靠老船长的经验，根据海图去分析，一旦出错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一网捞了七万箱
  在我们宁渔，主要有流网、拖网、围网三种捕鱼方式。
  流网渔船，亦称流刺网，主要是用来捕捉近海的上层鱼类。它主要是利用编制渔网的那种很特别的细丝来缠住鱼身上的背鳍、胸鳍和鱼鳃，使得通过这片网区的鱼儿挂在网上，越挣扎挂得越紧。
  拖网渔船可分单拖和双拖，简单点说就是渔船拖着渔网前进，把海里的鱼“兜”进去，然后收网。拖网捕鱼因为操作方便，适用面积广，当时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捕鱼方式。
  围网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捕鱼方式，一般都是灯光船队一起出海，专门捕捞在海面附近活动的高价值经济鱼群，是我们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渔业资源还非常丰富，用拖网抓大黄鱼，鱼多的时候，拖网上船前，人能够直接踩着鱼在海面上行走。1972年，有一次出海，我们最多的一网捕捞了七万箱大黄鱼。当时一箱约四十斤，七万箱算下来就是一千四百吨。
  当时大黄鱼很多，大家没有保护渔业资源的意识，也没有限制渔网尺寸和休渔期的说法，大家的想法都是，能从海里抓多少就要抓多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能把鱼抓回来就是你的本事，抓的越多越光荣。就这样连续多年滥捕后，海上的鱼就越来越少了。
  鱼少了，公司也衰亡了
  在近海不计后果的捕捞，使渔业资源快速衰竭，这也为公司无可避免的衰亡定下了基调。
  公司效益最好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最多的年捕鱼量能够有三万多吨。鱼是宁渔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
  对我们公司来说，能从海上把鱼捞回来，是最根本的。有了鱼，我们才能发展，才能养活这么大一个公司。到90年代后，伴随着渔获捕捞到达巅峰，公司的发展逐渐走下坡。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改变。一开始捕鱼，我们最远只到北方的辽东半岛。鱼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跑到对马海峡去捕捞橡皮鱼，后来还跑到阿根廷海域去捕捞鱿鱼。
  70年代，我们开始尝试远洋捕鱼。澳大利亚、索马里、伊朗海域我们都去过。宁波的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我们公司发现的，那是在索马里海域捕鱼时，上岸补给的时候出的问题。
  虽然一直在尝试远洋捕捞，但是因为公司自己的技术水平有限，远洋捕捞一直处于成本高、风险大、产量低、收益小的局面，规模一直没有做大。
  我们在澳大利亚捕鱼的时候，一名船员还牺牲了。因为当时远洋捕捞的物资补给和医疗救援水平都非常有限，一名船员在船上突发疾病，没来得及抢救就没了。
  公司改制前，我们还通过职工集资，造了三艘千吨级的大渔船，决定大力发展远洋捕捞。不过，那个时候的捕鱼效益已经下降，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还加速了衰亡的到来。
  整理/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