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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为昭，今古不磨。中国慈孝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数千年的孕育、诞生和发展，作为慈孝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慈城的山山水水都打上了慈孝文化的烙印。诸如标志性的地名大都以“慈”字开头：溪是慈溪，湖是慈湖，水是慈水，江是慈江，城是慈城。慈城，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起至1954年为慈溪县城，慈城因慈溪县城而得名，慈溪又因汉代董孝子而命名。自从东汉的董黯、唐朝的张无择、宋朝的孙之翰等三大孝子美名远播，慈溪被世人称为“三孝乡”，而孝子又成为世代相传的道德楷模。明代状元姚涞写有“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慈孝文化深深扎根于民间，对慈城的科举、商业、建筑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以慈为本，以孝为重”成为每个慈城人的共识，义行善举接踵不断。先人如此命名，除了为纪念董孝子外，更多的是警示并鼓励后人孝敬父母，热爱国家，慈仁为怀。
  今天我们重拾历史，大力弘扬“慈孝”文化，以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一、孝子灵魂的栖息地——孝子庙（祠）
  士有百行，孝敬父母当为先。孝道不外乎“敬爱父母，反思先祖”。既是敬本，又是睦亲，孝道是礼法和仁义的统一。
  慈城关于慈孝的古迹比比皆是，最有名的当属董孝子庙（祠）。
  东汉孝子董黯，字叔达，一字孝治。他是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家住慈城慈湖北岸的谈妙涧。董黯成孝子的故事有多种传说，略说其一：董黯自幼丧父，砍柴为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当初，黄氏得了一种难治的病，她想喝大隐溪的水，因为大隐是她的故乡。那时董黯母子住在慈湖以北的山脚下，距离大隐有30多里路。董黯经常早出晚归，去大隐挑水给母亲喝，后来又干脆把母亲接到大隐溪边居住。终于黄氏的病好了，他们又返回慈城。有一天，董黯正在劳动，院子里忽然泉涌成渠，那泉水的味道丝毫不逊色于大隐溪的水。乡里人都说董黯孝感天地，董黯却说：“是吾母之慈所感也。”董黯就在涌泉处挖了一口井，让母亲能天天畅饮。后人把这口井命名为董孝子井。当时董黯就将这条渠水取名“慈溪”。到了唐开元年间，县令房琯把句章县治从城山渡迁到慈城浮碧山，他望着不远处阚山脚下的那一条“慈溪”，决定将“句章县”改名为“慈溪县”。
  董孝子庙，最早建于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时人奉诏书命在慈湖谈妙涧边董黯故居立祠崇祀，元时迁城中徐家巷，明万历迁慈城南门。今存有唐大历十二年（777）明州刺史崔殷为慈溪县董孝子庙所撰《重修董孝子庙碑铭》。书法家徐浩书，李阳冰篆额，当时称为三绝碑，为文人所重。宋庆历间（1041—1048）名儒杜醇写下《过董孝君祠》诗。宋建炎三年（1129）县令林叔豹建祠于东山之阳，世称慈溪巷董氏故址。绍兴三十二年（1162）郡户曹董邻摄邑，遂于普济寺西建庙，前后二殿，增祀慈母贤淑夫人。庆元二年（1196）邑令朱堂增修，帅同僚友与邑之士大夫上巳重阳行三献之礼，尚书楼钥记之。嘉定十四年（1221）邑令赵崇遂嘱乡先生杨简题“纯德庙”额，复附唐孝子张无择像于座侧，邑人张虙撰记，遂称董张二孝子庙。嘉熙二年（1238）里士桂壮孙、张龙应等修祠，郡人高衡孙为之序。咸淳元年（1265）邑令金昌年另建张庙于祠之东侧，又建宋孝子孙之翰庙于祠西，而庙仍为专祠。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庙为普济寺僧所坏，邑士告迁神像附于城隍庙。元贞元年（1295）邑主簿刘庆于县西南一百六十步徐家巷内复建。久而圮，延祐元年（1314）邑长乌马儿重建，奉张孙二孝子共祠之。至元五年（1339）邑士刘文建后殿，以奉母夫人像。至正十三年（1353）邑主簿伯颜察儿重修祠宇。明洪武二年（1369）釐正祀典，封为董孝子之神，着令六月六日诞辰，郡守率僚属致祭。越二年，太守张琪以行县（去慈溪祭拜）不便，迁像立庙于郡治南（宁波城中始有董孝子庙），而慈溪庙革其祀。正德十四年（1519）邑令胡琼谓：孝子邑所发祥，乌可不祀？遂以儒学内文昌殿废址创为崇孝祠。嘉靖二十二年
  （1543）邑令陈裒广葺学宫，奉主入乡贤祠。万历四十年（1612）巡抚高举新建祠于慈城南门内，邑人杨守勤有记，岁以二月十三日致祭，讳日也。崇祯十五年（1642）后裔允茂请于巡抚董象恒，复秋季于丁后一日举行。末年允行子又嘉复建启孝祠于孝子庙右。清康熙十年（1671），裔孙尔宏请于布政司袁一相，定春秋二祭。
  董孝子的孝行风范及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当地逐渐形成了母慈子孝的民风。旧邑志有载：“邑有董孝子遗风，人知孝爱，乐循理事旧矣。”
  除了董孝子庙，还有位于慈城西徐家巷慈孝坊内，后人以唐张孝子故居改建的张孝子祠，及宋慈湖边纪念孝子孙之翰的孙孝子祠。
  张孝子祠，位于慈城西徐家巷慈孝坊，元末明初张氏故居改为张孝子祠。张无择，字君选，慈城人。唐永隆初，由进士举明经，仕刺史和州。父袁州司马卒，公丁忧，于神龙元年（705）奉棺归葬慈城西30里虎胛山。张无择仕于朝则忠，居于家则孝。负土结庐，三年不栉，七日绝浆，感芝草涌泉之瑞。孝行著闻，今古称叹。服禫，辞禄，庐墓二十年以寿终。宋嘉定十四年（1221），慈溪县令赵崇祔祠于董孝子庙之东侧，元时迁至慈孝坊张氏故址，改宅为庙，明清时改庙为祠，民国二十六年（1937）地籍图中尚标有“张孝子祠”，现改为民居，存大门和后殿。
  孙孝子祠，宋时位于慈湖普济寺西侧。孙之翰，字文举，以仁义孝悌闻名遐迩。孙母病危垂死，百药无效，孙之翰信传闻之说，遂剖腹割下自己的一叶肝，熬糜粥喂母。其母食后如饮酒沉醉，酣睡整宿，次晨醒转霍然痊愈。乡人均谓孝感所致，传为奇闻。当时明州郡守赵伯圭，为宋赵氏宗室后，闻而惊诧。而赵太守的母亲更想见见这位大孝子，于是命慈溪县派员护送至郡邸。太守母子俩察看孙之翰腹部创痕，问当时细况，嗟叹不已，欲将其事迹上报朝廷褒奖。孙之翰谢绝道：“本心救母，不想表扬。”赵太守为此馈赠果礼，鼓乐送归。孙之翰平生友爱兄弟，亲睦宗族，济困扶危，见义勇为，逝世于嘉泰三年（1203），享年66岁，下葬于慈城西北五磊山。今慈城孔庙内，藏有一块镌有南宋进士桂锡孙撰写的《慈溪县孙孝子祠碑记》的原碑。
  汉、唐、宋慈溪出三孝子后，孝风劲刮，至明清时，孝子孝女蜂拥而至。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受皇帝旌表过的孝子除上3位外，还有17位。这些孝子的事迹都生动感人，人们或立牌坊表彰，或立其传于史志，事迹流传于民间。慈城甚至还产生孝子家族，如明代孝子冯象临之家，他曾祖冯世杰在遭遇倭难时弃子救母，冯象临三次冲入烈火中救父母全家，因此慈城当地百姓专门为他建造了冯孝子祠。
  冯孝子祠位于慈城尚志路中段，附于统宗祠内，主要纪念孝子冯象临。冯象临，冯任之子，诸生，明时巡抚山海关，曾几次打退入侵的蒙古军队和清军。有天，位于金家井弄的家里突遇火灾，冯象临先从火焰中背出母亲，又冲入火场背出父亲，挟出弟弟，此时半身已严重烧伤。听闻妹妹还在里面，母亲哭着要亲自去救，冯象临最后一次冲入烈焰救妹妹，终因烧伤过重不幸去世。冯象临奋不顾身救家人的事迹感动了慈城百姓，知县上报朝廷，以建祠颂扬。冯象临年纪轻轻为何有如此孝心，这也许是他受曾祖冯世杰弃子救母之家风影响。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寇突入慈城，仓皇间，冯世杰扶着母亲背着幼子逃命。母亲不小心掉进水里，冯世杰赶紧救母上岸，可是母亲的衣服全湿了，很重，加上受了惊吓，走不动了，于是冯世杰丢下幼子，背起母亲逃命。夜里抵达住所，不一会儿，弟弟把冯世杰丢弃的幼子给抱回来了，全家人惊喜万分。人们都说是孝感所致。冯世杰的孙子冯任后来做了大官，冯世杰和他的儿子冯云龙也因此获得追封。
  慈城的慈孝文化渗透进这块土地的深处，而在清代特别深刻地影响着新崛起的慈城商帮。
  天下商人，皆为利来。然而在慈孝乡风的浸润下，慈溪商人却以慈孝为本，以道义为重，把利益放后，以慈爱著称，形成助人为乐、老少无欺的商业风尚。像清道光时著名药王冯云濠，号称清代的沈万山。他经营的药号遍布全国各地重要码头，其中宁波冯万丰药号是浙东最大的药材批发商号。冯云濠一生生活简朴，但对母亲、家乡却自始至终尽一个儿子、一个游子的最大孝心。对母亲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述：“好行善事，凡邑之浚河济荒等事不惜千金。”为家乡学子他发起并捐巨资建造新慈湖书院，为让宋元古籍传承下来专门建造浙江著名藏书楼——醉经阁，并废寝忘食地收集家乡文献。
  民国之前慈溪县城及周边原有数十座慈孝牌坊，其中多座与商人有关，如竖立在慈城城南的钱孝子祠坊，为纪念广州敬修堂药号创始人钱澍田的族祖钱秉虔建造。钱孝子秉虔，原名秉乾，为避乾隆帝讳奉部文改乾为虔，字汉宗，号诚庵，监生。幼年家道中落，父亲一生为人友善，客游辽东谋生（开小药店）。雍正三年（1725）年仅14岁的秉虔便徒步去东北寻找父亲。后来父子相遇在辽东一药肆，当时父病，秉虔便以肩贩积资迎父返里。此时秉虔已是19岁了。走到今苏北宿迁地界，不幸父亲得重病，他千方百计为父治病，但百药终不能治。古人相信割股和药可以疗养，正当他祷告上苍保佑并准备割股之时，有一位老者叩门说：“你正是一个天降的孝子，不要毁坏身子。”说完给了他一粒棕色的药丸，父亲服了之后，病就大愈了。从此，秉虔和他父亲一样做个乐善好施的人，每有告贷者，秉虔总是转贷他人，以全父志。他弟弟以及子孙都以他为榜样，全是谦和孝友之人。秉虔死后，上门哭吊者三百余人。后来当地百姓和他儿子继尹修表将他的事迹上告朝廷，乾隆皇帝敕封赐孝子称号，并将其入祀慈溪县忠孝祠，并由县拨款在慈城南门专门建造高大雄伟的孝子祠和门前四柱三开的孝子坊。
  除了钱孝子坊，还有徐孝子祠。徐孝子廷相，字慎斋。清嘉庆慈溪绅士以其孝行状之有司，上报朝廷，得到嘉庆皇帝敕封赐孝子称号，并于道光六年（1826）在东乡建成徐孝子祠。徐孝子家贫业医，开办药店于宁波城东，养活全家人。为人忠厚，做事诚实。不久大疫，其父疾危，孝子焚香吁天以求自己替之，尽心护理，直至父卒。母因伤心过度，眼睛几盲。孝子出入扶持，至老不敢离左右。时人赞美他“夫孝子不必有骇俗之畸行，而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回父疾于危殆之余，而养衰亲至忘其所苦..”孝子以一个小商人，一个平民，一个儿子，上孝父母，下悌弟妹，在平凡之中，抒写不平凡的大孝，在当时被皇帝敕封确有现实教育意义。
  以上几例与商人有关的慈孝典范，使后来众多商人从小就接受了以诚信为本，恪守信用，反对欺诈，重信取义，以诚制胜的经商理念。尽管商人不是神，也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他们均以道德信义为依据，以慈孝为根本。他们已经把慈孝作为经营理财的座右铭，在实践中不仅仅针对自己的亲人族人，还推而广之，对于和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和孩子，也孝敬慈爱，尽可能供养矜寡孤独废疾者，让他们都能愉快地生活。
  慈城是中国慈孝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慈孝沃土丰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闪烁着人伦道德的灿烂之光。
  二、贞女畸形的苦难碑——节孝祠
  节孝祠是旧时封建统治阶级为旌表节孝妇女而为其设立的祠堂。慈城节孝祠是专祀受朝廷旌表的节孝妇女的一种传统祠堂，属于女祠。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分官立和私立两类，形制与传统祠堂基本相同，但官立的节孝祠奉祀的对象是受旌表的节妇群体，祠堂前面要立一牌坊作标志。私立节孝祠一般都附属在宗祠的旁边，专祀宗族内历代受旌表，以及虽未受旌表但已达到节孝标准的节妇。官立节孝祠前厅门与节孝坊合一而建，而私立的不一定在祠前建坊。
  相传清雍正三年（1725）春日某一天，皇宫御书房的龙案上摆放着江南递送上来的奏折，年轻的雍正帝正俯身细细批阅，他在某一奏折中读到江南某府申请筹建“节孝祠”，用以表彰那些守贞守节的妇女。“江南”在清初帝王的眼中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这片地域需要用鼓励“节孝”、标榜“文治”来掌控，这个建议与大清的国策不谋而合。因此，雍正帝很快批准了申请，并下诏：“旌表节义乃彰善大典。节妇年逾四十，而计其守节已满十五年以上者应酌量旌奖。后具标名于祠中祭祀，以阐幽光而垂永久。”在各省、府、州、县各建官立节孝祠一所，祠外建节孝坊，凡节孝妇女由官府奏准旌表的都入祀其中，春秋致祭。
  而古代慈溪县为礼仪之邦，尤重妇节，被称为“节孝”的女子，被载入光绪《慈溪县志》的共有1000余位，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厚厚四卷，全记录着节妇的事迹。另在光绪《慈溪县志》第三十九卷用整整一卷记载着5000多位节妇的名字。这些名录里的节妇大多数没有事迹介绍，没有名，只有姓，而且跟在她们丈夫的姓氏后面，这似乎表明她们一生的价值就在于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夫家。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何古代男子死了妻子还可以再娶，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其实在古代，法律并没有严格禁止女子再嫁，很多女子都是自己主动要求守节的，例如：慈城诸生冯嘉隆临终前对妻子陈氏提出“善事后人，毋为我自苦”，就是不希望她守寡，许她再嫁的意思。而冯嘉隆去世时，陈氏才二十一岁，后守节五十年。有很多例子表明，古代妇女竭力争取的并不是改嫁的权利，而是不改嫁的权利。《明史·列女传》就记载了九位慈溪籍妇女誓死守节的故事。
  除了《明史·列女传》记载的这几位节妇，还有元朝末年《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所写的一首《王节妇诗》，歌颂的也是慈溪县一位节妇的故事：
  清清慈溪水，蘋藻被涯涘。昔年修妇职，采撷荐明祀。
  殷勤执豆笾，斋肃事君子。一朝双鸳鸯，别离隔生死。
  死者无还期，生者当同归。奈何姑嫜老，重以膝下儿。
  升堂奉甘脆，篝灯训诗书。庶以未亡人，慰彼泉下思。
  溪水彼可竭，妾身不改节。溪水有停污，妾心但明洁。
  荧荧瑶台镜，玄发今已雪。孤鸾虽不舞，寒影自澄澈。
  溪水常流东，余波总相从。结发为夫妇，永别何由逢。
  青山有元寂，百岁须当同。愿言合欢树，化作垄上松。
  茑萝更缠绵，相依无终穷。
  这位被大作家赞美的王节妇，就是清清的慈溪水养育出来的一位好媳妇。可惜她的丈夫早早去世，抛下她一个人。作为妻子，她本想为丈夫殉情，无奈公婆年迈，儿子年幼，如果一死了之，一家老小怎么办？于是她只能坚强地活下去。她每天起早为老人做可口的饭菜，夜灯下教孩子读书，以一个未亡人的身份撑起整个家，告慰丈夫的亡灵。即使慈溪水枯竭了，她守节的决心也不会改变；即使慈溪水被污染了，她的内心也是一尘不染。不知不觉她的满头青丝已变成白发。孤单的鸾鸟虽然不再飞翔，但水中的倒影依然那样圣洁。慈溪之水东流到海，就像每个人最后的归宿。结发夫妻生死相隔几十年，最后总会在坟墓里重逢。愿曾经见证了这对夫妻恩爱的合欢树，化作他们坟头的松柏。让茑萝藤蔓爬满粗壮的树干，就像这对恩爱夫妻生死相伴，直到永远。
  慈城节孝祠，位于慈城孔庙西侧，为孔庙附属的八个祠堂之一，有祏室三间，飨堂三间，门屋三间，门外石坊一座，符合官立县级祠堂的规格。它原与“忠义”合建一祠，称忠义节孝祠，是当时宁波府下面各县中建筑规模最大的祠堂，“慈邑拱山滨海，苦行奇操，代不乏人，为宁属六邑之最。”可惜至道光初，祠堂历年遭风雨侵袭，已摇摇欲坠。此时冯骥才高伯祖冯汝霖秉祖母杨太夫人命，捐资修建专祠。据县志载：“慈溪节孝祠，岁久陊剥，且庳隘，祔主将无所容。邑绅冯君汝霖，秉其大母杨恭人之命，输白金三千两，改而新之。迁建忠义祠于学中隙地，与名宦祠接。斥其旧址，祠得以广，益屋若干楹，堂基门垫之制于是乎具。几筵式廊，轮奂加美，豆粢镫帛，圭洁以虔。复以其余力并新名宦、乡贤各祠。”从那时起慈城才有了专用节孝祠，所喜至今已竖立在慈城大地二百余年，保存完好，在大殿中间的横梁上还依稀可见修建者的名字“冯汝霖”三字。
  而私立的节孝祠，都是在雍正皇帝下诏数十年以后，慈城的名门望族纷纷模仿官方节孝祠，捐资修建，一般都依附在宗祠的西侧，形制与祠堂相似，但规模较小，朝向大都为坐西朝东，进出的门不大，开在宗祠大门西面小弄内，有些隐蔽，不很引人注目。
  慈城冯氏西桥支在它的宗祠西侧曾建有一座节孝祠，清道光咸丰年间慈城名士秦玉曾撰写《冯氏节孝祠记》一文，把冯氏建祠经过、建祠目的、建祠规模都写得清清楚楚。文中记述道光丙申（1836）年，冯云濠修辑家谱，曾校录冯氏节孝人物，感知自明以前已遗佚不可考，只有明以后冯氏西桥支五世祖妣向太君，矢志纯一。七世祖妣潘太君，节行详见邑志，列为传，而未获请旌，此为冯氏子孙遗憾之事。逮八世而下，虽与乡学宫有人，而未入节孝祠者十之八九。冯云濠不禁慨然自叹：“吾族中多守节之妇，而不克膺有习俎豆，独不可受子孙血食乎？”不久后，刚好冯氏迁惠宗祠于应家巷幽隐经堂右，族人商议建冯氏节孝祠于其旁，奈何当时没有余资，又无空地而未果。到了壬子（1852）春，冯氏宗人以斯文会储有奇，欲回购乃祠西隅隙地，鸠工庀材造楼九间，缭以墙垣，用五个月时间才建成。大家商议于正楼上面分别排列冯氏节孝、贞妇、烈妇历代神主。
  像冯氏西桥支自建的节孝祠，相传慈城其他大家族都有，如陈氏、王氏、姚氏、刘氏、钱氏等。而骢马桥下钱氏的节孝祠，据1937年慈城地籍图所标在光华路大祠堂西侧，方位、形制与冯氏节孝祠一样，只是规模比冯氏那座略小一点。
  三、灵魂煎熬的十字架——贞节坊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孝坊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将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残酷迫害包装起来，某种程度上有效地诱惑女性自我戕害，成为坊主崇尚的“荣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成了对女性最恶毒的诅咒，于是亡夫丧子、断绝一切希望的女性，或含冤而死，或以血和泪煎熬一生，为家族挣得一座贞节牌坊。
  旧时女人崇尚贞节，为亡夫守节，地方官奏于朝廷，奉旨敕建贞节坊旌表，而树一座流芳百世的牌坊。贞节坊仿佛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套在妇女头上的桎梏，是妇女惨遭封建荼毒的见证。她们在男人死后，要么侍奉公婆，抚养后嗣，苦撑苦熬几十载，要么“绝食以殉”“投缳柩旁”，要么“潜赴夫茔，自刎而亡”，争个殉节美名，成为封建妇道的牺牲品。
  明清时期受旌表的节孝妇女立坊倒并没有区别其嫡庶身份，有正室，也有侧室，这与宗祠祭祀礼制不同。
  节孝立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确实较能迷惑人心，统治者为了所谓“化民敦俗”，立有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又“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慈城节孝坊，也有称节孝亭，或节孝碑亭。早期大多为木坊，明清时期改为石坊。形制大小一般取决于立坊人家的经济条件，大户人家大都喜欢建造四柱三门三层，一般人家就建造二柱单门二层，都为楼式庑殿构架。牌坊分为“基”“身”“顶”三部分，部分立柱上有阴刻楹联，柱根前后立抱鼓石或石狮子。三门坊中门横梁以下和两侧门合称第一层，中门横梁以上至明间脊檐为第二层，再上为第三层。单门的则以门顶脊檐为界分为两层。正面一般立上下二额枋，上额枋横刻匾额，下额枋多阴刻介绍建坊缘起等的文字，匾额名称不一，大多刻有“节孝”“贞节”二字，也有少数刻四字，如“旌表节妇”“两代完节”“旌表义门”等名称。而立节孝坊地址大多选在城内的进出要道，或自家大门周边和宗祠前面空地，以告诉众人自己的荣耀，提高家族的声誉。
  慈城现存的五座明清节孝坊，其中四座为明代建筑，一座是清乾隆时期建筑，“文革”时因坊柱与房屋砖墙相连或为其他建筑所掩盖而逃过一劫。而这五座节孝坊的主人，受旌表的原因虽然有些是包藏封建糟粕的内容，但更多是蓬勃向上的立志故事，及敬老爱幼的慈孝精神。
  冯氏贞节坊，位于民主路向家大门内，为旌表明赵胜妻冯氏立。冯氏二十五岁时丈夫赵氏殁。母亲欲夺其守节的志向，冯氏痛苦地号泣，并发誓如夺其志将自尽。妯娌们日夜守护着她，直至对母没有恐惧为止。后来立从子赵暕为嗣，并亲自教授句读，严督学习。赵暕登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工部主事。
  邵氏贞节坊，位于民权路尚志路南，为旌表明刘莹配邵氏立。邵氏生性勤俭，孝敬父母，年十九嫁给刘莹。三年后刘莹殁，而邵氏成寡妇，悲伤得死去活来，典去自己新衣丧葬丈夫。不久遗腹子刘涞出生。公婆怕她贫穷，且年少守不住家，同邵氏父母商量，她父母稍微探之，就遭邵氏厉声回绝：“吾所以忍一死者，为有遗腹与舅姑在也，幸有一子有托矣。家贫而怀二心，禽兽弗为也。”遂剪去头发焚于丈夫墓前，而表示自己坚贞的决心。之后朝夕纺织以资衣食，一些宗族亲戚想见她，而她尽量不相见，即使见面亦不让他们问这问那。公婆老而疾终，殡事都以大礼。严督儿子刘涞勤奋好学，而子刘涞亦能承志勤惕，家业由此兴旺。年七十余，孀节凛然，闻者都叹服。明嘉靖十年（1531）表，从孙刘安撰墓表，十分称赞邵氏的功德。
  刘氏贞节坊，位于尚志路东首冯氏太史第门前，为旌表明嘉靖甲子举人冯赞妻刘氏立，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氏二十三岁时而冯赞殁，儿子冯有经才五岁，寄居于远在北京的家里，生活寥落，依靠外公外婆照顾。刘氏对儿子管教甚严，每晚督子篝灯课读，使子少年成才，英年登第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对母极孝，母亲稍不满意，她就会长跪于母前，母不命之而不起来。封太宜人建坊。
  陈氏贞节坊，位于民权路尚志路南，为旌表明冯若陶妻陈氏立。冯若陶嗜酒，陈氏多次劝说不听，后来竟然喝酒而死，那年陈氏年二十四岁。
  想绝食随夫而去，公婆苦劝，提起四岁儿子元仲，陈氏猛然醒悟而起来。继而跪在灵柩前发誓：“愿儿易养，即吾不死矣。”由是严课儿子，元仲最后成浙东名士。
  冯氏贞节坊，位于东镇桥下原德润书院前，清雍正九年为应日鹏妻冯氏立。康熙四十一年（1702）应日鹏，冯氏年二十八。两个儿子应绍元、绍烈皆幼小。家里极贫，但她矢志坚守，辛苦育子。应绍元年十二岁即去苏州学生意，十五岁于汉口经商，五年以后才回家，稍有余资。而冯氏犹朝夕操作不倦，遂以起家，守节至年八十三而卒。
  除了以上五座存世的节孝坊外，另有四座节孝坊留有五张照片，其中两张摄于晚清，是外国旅行家拍摄的，另三张摄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座东镇桥下原德润书院前的乾隆冯氏贞节坊，晚清外国旅行家拍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建筑研究所赴浙东调查组也拍过，可见这座牌坊较有特色。
  钱氏贞节坊，位于马桥下郑家桥南，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冯鹤年妻钱氏立。相传冯鹤年是位商人，一次在外出经商途中，因海难罹难。噩耗传来，冯夫人钱氏痛不欲生，并立志守节，敬上抚幼，支撑门庭。待其子冯景效长大成人，在母亲守节三十七年后代母请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准，于是在故居西高楼址冯宅南面晒场边建造了这座节孝坊。
  袁氏孙氏两代完节坊，位于西乡黄墓渡北，为清乾隆钱学曾妻袁氏、钱世泽妻孙氏立。钱学曾为慈城东街钱正宗祠后裔，婚后三年得子钱世泽，不久自己以肺痨亡。袁氏含辛茹苦抚养孤子钱世泽，待钱世泽长大后与孙氏成婚。钱、孙婚后两年得子钱大坤，不久钱世泽因病又殁，孙氏复又独自抚养儿子。钱大坤成人后为祖母袁氏、母亲孙氏请旌，获乾隆皇帝恩准。
  冯氏节孝坊，位于东镇桥下原德润书院前，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慈溪知县钟德溥为应宽妻冯氏立。应宽即为前述应日鹏的孙子，所立牌坊相近，都在原德润书院前面。儒士应宽结婚三年后卒，其妻冯氏哀恸欲绝。有好事者串门欲谋为其立继子，冯氏坚决不答应。说：“吾翁姑未老耄，何遽无子？”不久继姑（即公公的继妻）果生儿子应灏。冯氏以寡嫂抚稚叔，恩勤备至。应灏长大后娶妻，生子应慎修，而不久应灏又卒。又有好事者上门欲为应宽立继子，冯氏回答：“吾叔氏，既有子，一子两祧，例也。奚不可？”来议者遂息。冯氏全力保护这个家，勤勤恳恳，并对祖姑及翁姑、继姑，侍奉葬祭尽力尽礼，人们都称赞其孝。乾隆五十四年（1789）题旌，道光七年（1827）卒，寿九十六岁，以慎修贵赠恭人。
  杨氏节孝坊，位于大西门外横碧桥西，清嘉庆五年（1800）慈溪知县钟德溥为冯德文妻杨氏立。冯德文即是国内著名药号宁波冯存仁堂药号创始人冯映斋的孙子，也是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七代祖。他14岁就随父亲（即冯映斋的长子冯济五）长年累月出没于粤西、云、贵、川等地的深山冷岙中，采办药材，27岁时因长江轮船倾翻而客死他乡（《冯存仁堂膏丹全集》1846年版本说在粤西感染瘴气而死）。冯德文夫人杨氏，见丈夫旅榇归里，就水浆不入，号恸不绝。亲人们都慰谕之，杨氏才开始强进饮食。此后上奉父母，下育孤儿，曲尽孝养。独子冯云湘，善经营药材，家以饶裕。而杨氏不但勤俭，还日夜纺绩不倦。生平足迹不入庵观，并说：宗族亲戚贫窭者还有很多，应当抚恤他们，而烧香佞佛，对人无益。嘉庆皇帝得知她的事迹后，就降旨旌表，筑牌坊于慈城西门外。在她八十岁的时候，亲戚朋友动员她的长孙冯汝霖（冯骥才高祖冯汝霆的胞兄）为杨氏共同祝寿，杨氏不许，并把做寿的金钱拿出来修缮慈溪县忠义节孝祠，修整进出的道路，以便参观行旅。无锡名士秦侍郎瀛曾为杨氏作《冯节母传》，载《小岘山人续集》中。
  树立节孝牌坊，在强调纲常伦理的封建社会，宣扬的是“从一而终”的理念，牺牲的是妇女的自由和权益，但它所蕴含的自立自强、以家为重的精神，在当时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家庭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四、乡贤乐善的功德堂——云华堂及其他
  慈城历史上是远近闻名的慈孝之乡，固有慈善义举的传统，每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渡过难关。而晚清以来，老百姓的扶贫帮困，济难救助，一般由被称为“善堂”的民间慈善机构实施。这种善堂都在地方官及众绅商乡贤的参与和管理下，经费少量来自地方政府的资助，大部分来自社会团体，如同乡会、同业公会，及民间热心人士的慈善捐款，涉及的内容如赡老、育孤、施药、助衣、代葬、收瘗路尸、栖流、救生，以及收买字纸（又称“惜字”，古人十分敬重文字，印或写过字的纸不能随意糟蹋，必须集中后统一销毁）、水龙救难（水龙即消防）、创办义校等。慈城云华堂等慈善机构在晚清就应运而生，还有其他的慈善堂也接踵而至，救济范围广，功能各异，基本做到使老独病亡皆有所依，孤寡妇孺皆有所养，贫乏困丐皆有生路。
  云华堂，设在慈城大西门外太平桥西南侧，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邑人叶仁、王庸敬、郑小谷等人创立。初期的云华堂，善举主要为抚育弃婴，设置义冢，施舍棉衣，散发药物，收拾弃字等，又以邑之嫠妇苦节无力请旌者，每逢乡试之年汇册申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慈善之地最终也没有躲过战乱，咸丰十年（1860）云华堂毁于战火之中。同治八年（1869）由王庸敬发起，清翰林杨泰亨等乡贤大力支持，以及叶仁、郑小谷的后代都参与的云华堂捐资重建。新建的云华堂后来不断扩大规模，至民国二十年（1931），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还是管理规范而言都被公认为“旧宁属善堂中之首屈一指者也”。庭院深广，屋舍俨然，全堂水平面呈长方形，大门朝东，从东到西呈“四进三明堂”布局，北边沿慈江是花园，南边是防江水倒灌的江堤。“堂中供奉吕洞宾真人像，堂左右两庑各五间：左设祀本县节孝已旌者，右祀本堂董事已故者。”内部建筑共分云华堂、育婴院、孤老院和杂货间四个部分，包括东、西厢房和厨房，占地面积达到10多亩，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前两进均为五间两弄的砖木两层结构，第一进正中为中堂，左右分别是施药和煎药场所，为病人免费送药；第二进是孤老院，能固定安排20位老人，有人过世后有空缺床位再替补，孤老院后毁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大火；明堂（天井）的南北厢房各有三间房子，分别是学校教室和管理用房；最西边的杂货间堆放厨房用的柴火和棺木等杂物，西北角是个学生运动场。由于得到地方士绅的不断捐赠，云华堂资本雄厚，到清光绪末年，已置有田约1324亩，义山80亩，县大嵩涂田445亩，镇海县涂田约250亩。后又陆续置有义田252亩，山约
  14亩，日常经费主要仰仗田产收入。1937年日寇入侵后，云华堂逐渐衰落，1952年云华堂的小学部搬迁至邻近的张陆（新华）小学。随着1954年10月慈溪县政府从慈城迁至浒山，设立的慈溪县初级师范学校3年后也搬至余姚梁弄，仅剩育婴堂的云华堂搬迁至慈城原县衙后慢慢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慈城胜利粮站的扩建，云华堂被陆续拆净，现已荡然无存。
  晚清时，慈城除了浙东运行较规范、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云华堂外，另有官办和民间所办的四个较大的慈善机构：创办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具有700多年历史的官办救济养老机构——慈溪县养老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具有新式善堂雏形的民间救济组织——宝善堂；创办于清光绪年间，让旅外乡人的灵魂有一个温暖的栖息地的慈善机构——归真堂寄棺所；创办于民国十六年（1927），具有人文关怀，具有民间性质的慈善施舍组织——体仁堂。
  养济院，位于慈城西南子孙巷底，据天启《慈溪县志》云：养济院，县东南二里，元至元十九年，于宋居养院故所建养济院。元至大四年（1311）重建，在原米仓址上建居养院，此后存世600多年，养济院功能和院址基本未变，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初。民间传说明代奸相严嵩最后流放于此处，并至终老。
  宝善堂，在慈城东北隅，华家巷北底，浮鳖山东麓。清乾隆间，慈城人桂秀山暨阮景祥、陈炳蔚、俞雷、俞霖、秦直方、秦近水等创议，岁行埋资掩骼事。嘉庆九年（1804）应慎修募资建拓堂宇，增益施棺、舍药、恤嫠、惜字诸善举。时俞元熊、杨九畹、冯云濠、冯汝霖、冯本诚各相佽助，先后置义山40亩，田70亩，西坝义渡田30亩。《大学》云：“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故名。咸丰十年（1860）知县程国光以经费不足，议于契税项下每银一两，捐钱三文，岁由税房支给。咸丰十一年被匪毁。同治初年俞云芝等募资重建，同治五年（1866）冯本怀、桂馥等捐置城河各闸堰修理费，田17亩6分9厘。堂中恒产无多，自掩埋外各善举，每岁视捐助所入者量行之。
  归真堂寄棺所，位于慈城东门外约250米的饭佛禅院右。清光绪七年（1881）邑人冯全墉、冯可镛、冯善长集资创建为旅归里寄放之所。慈溪县历史上盛产两种人，即官人和商人。官人在外面当官，商人在全国各地水陆码头开店做买卖，难免会有死亡，但根据乡土习俗，外乡死人的棺材是不能进家门的。但大多数人都希望把棺材运回家乡安葬，由是慈溪乡绅捐款在慈城东门外建造了一座寄棺所，专门寄存在外面死去的乡人的棺材，使远离家乡的游子可以在家乡得到安息。
  体仁堂，位于慈城德星桥南，原朱氏宗祠南面，紫国庙北面。创办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一家民间所办福利机构，专办施舍善举，抗战初期施粥救济饥民，日必数千。体仁即对穷人体恤仁慈，救济贫苦。这个机构规模不大，除了舍粥，还舍医送药，为困难人群送去温暖和关怀。旧时慈城有句老话：“你肚皮饿煞，快到体仁堂去吃舍粥。”
  在千年慈孝之风的劲吹下，慈城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远不止这些。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做善事必定会给施主事业带来不少利益，包括声望、地位及经济收益，也为其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慰藉，无论是生前的消灾还是死后的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