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是一座静卧在北纬30。之上的中国标本式的古代县城。150多年前，六位慈城籍旅沪商人汇资编写了《英话注解》一书，注以句章（慈城古称）乡音，并在慈城南城守拙轩书楼内刻印出版。这是上海第一部“洋泾浜”英语会话读本，宣告了风靡上海滩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不久，不知有多少城乡年轻人，手捧《英话注解》，怀揣梦想，告别故土，奔向上海，远走海外，去敲开世界多彩的大门。
  120多年前，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多次来中国进行地质和地理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根据考察结果写成了一部举世闻名的巨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书中首次提出宁波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他对当时的慈溪人尤其赞赏，“宁波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北部的慈溪人”，而他所赞赏的慈溪人，正是今天以慈城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的先人们。
  （一）
  慈城是江南史前文明杰出的代表。
  慈城地下埋着史前文明，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原本就与上古先民血缘有亲。慈城周边10公里之内，就有举世闻名的三大新石器文化遗址——河姆渡、傅家山、田螺山。河姆渡遗址位于慈城西南8公里处，河姆渡文化属于7000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1973年被文物考古专家发现，震惊了世界。说明早在7000前，长江下游较之先前已有相当先进的原始文化，而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再说傅家山遗址，该遗址2004年被发现位于慈城西北4公里处，距今已有7000年，是继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保存遗迹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河姆渡文化同时或者更早，被考古界誉为“河姆渡第二”。田螺山遗址则位于慈城西北7公里处，距位于其西南方向的河姆渡遗址的直线距离为7公里，与其东面的傅家山遗址相距3公里。该遗址2004年被发现后，经浙江考古专家发掘研究，出土文物年代至少与河姆渡同时期。并有三个重大发现：其一，木炭的发现，这可能有助于揭开河姆渡起源之谜；其二，布局讲究的古建筑和古埠头；其三，6000年前海平面快速上升的发现。2013年5月，田螺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出来的大量实物，揭开了7000年前的慈城地区先民们白天打鱼狩猎，田野耕作，傍晚炊烟缭绕，儿孙绕膝的原始生活场景，充分证明了浙东大地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除了三大遗址外，慈城周边另有十几处同时期的遗址，如慈湖、小东门等。特别是慈城城北的慈湖遗址也有多项重量级的发现。位于慈湖西北角乌龟山下的慈湖遗址是1987年被发现的。面积2000平方米，文化积厚2.1米，叠压着7个文化层，可分为上下层两个不同时期。上层属于良渚文化，下层属于河姆渡文化。该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东的固有结论。慈湖遗址出土了5300年前的木屐，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鞋类实物，堪称世界第一古屐，慈城人因而有理由骄傲地猜想：先古文明也许是从慈湖迈出的第一步。
  慈城除了史前文明遗址，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史前文化传说。
  慈城东南3公里狮子山下有个石米湾，传说远古是个海湾。当时宁绍平原是浸泡在海水中的，而狮子山东北面的张网山则是渔民晒渔网的地方。船只在海湾里兜一圈，得花吃完一石米的工夫才行，可见石米湾流域之大。今考证，在25000年以前，宁绍一带的海水退后，陆地面积越来越大，辽阔的浙东大地人口繁衍了，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但到12000年前，海水又一次浸向陆地，在河姆渡人生活的年代，海水直薄四明山麓，宁绍平原变成了浅海泽国。石米湾的传说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的约略情景。可以想象，水进人退，河姆渡人一部分留了下来，一部分不得不西逃、南迁。这才有了后来自钱塘湾到南海之间广大地域上的“百越杂居”，才有了西部会稽人口稍稍集中起来的越国。然而，留下来的人在沼泽地里却也练就了一种本事，造独木船，“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有文字记载，3000年前的周成王时，于越人到了北方的洛邑，在周成王那里做客。“于越来宾”“于越献舟”，这是北方汉族初见到于越族人的记录，比勾践当上越王早500年。后来，海水虽又退出去，但石米湾最终还是消失了，石米湾一带的人口也不如以前多了。比起西部的会稽来，这里反而变成了荒凉之地，所以越王勾践曾经想把俘虏来的夫差放逐到甬东来。
  远古岁月，这里曾几经洪水泛滥，沧海桑田，生活在慈城的先民们一直坚守在这里，以一种“象耕鸟耘”的原始耕种方式学会了种稻谷。附近山边沼泽地里常有兽类出没，水鸟翔集，他们还学会了撒网打鱼，颠簸在风波浪涛里，艰辛自不用说，倒也过上“饭稻羹鱼”、自给自足的生活。
  （二）
  慈城是历经千年沧桑的慈溪古县城。慈城拥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2200多年的建县史。慈城文化的真正繁荣要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县城改名说起。慈溪最早的县令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御史，是唐朝名相房玄龄的孙子房琯。当年遭贬谪，从京都长安来到浙东首任慈溪县令。当时的句章县城址，在今慈城西南15里城山，南面紧靠姚江，沿江建有可停靠船舶的大型码头，对外交往十分便利。此地还是春秋以来我国古代著名军港和贸易港之一，可谓由港得福，却也由港得祸。随着千年潮起潮落的冲刷，城址周围泥土咸腥，城内居民吃水都成问题。南北为前后姚江、慈江所困，腹地有限，居民进出极不方便，城址防御功能不强。面对连年兵祸，盗匪猖獗，经济萧条，人丁稀落，初来乍到的县令房琯萌生县城移址，择地另建的念头。于是决定实地考察，亲自带领一班人马，踏遍句章周边的山山水水。他登上浮鳖山，远眺山下的慈城，见眼前山清水秀，春暖花开，旧日愁云一扫而光，顿启重生的希望。慈城，赢得天时、地利、人和，正是房琯心中的风水宝地。
  慈城南面有两江，北东西三面群山环绕，像一把太师椅稳稳当当。也许在房琯的心目中，此处可远观山水之色，倾听天籁，书写天下之文，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灵魂栖息地，是一艘能做还乡美梦的挪亚方舟。当时的慈城在浮鳖山下，除了北面的董孝子庙和普济寺，西面的永明寺和大宝桥，还是一片较荒蛮的沼泽地，人迹罕至。他选好城址，亲自规划设计，在一片沼泽地上硬生生地造起一座宏伟的慈溪县城。于是他把句章县治从西南城山迁址到慈城浮鳖山，最后把句章县改名为慈溪县。
  慈城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方圆2.17平方公里，三面环山，一方临水，虎踞龙盘，坐北朝南，是中国县城中别具一格的风水宝地。井字形、棋盘式，正是汉民族最纯美最典型的古代县城格局。
  现在谁也不知县令房琯有否重金聘请堪舆家或阴阳大师作过实地考察，抑或这只是他精心设计的杰作。明清以来，慈城已成为浙江县治规划的典范，成为我国古代县治中少有的天然形胜的标本。历代各级史志及文人著作中对慈城形胜也多有表述。
  清雍正《浙江通志》记慈溪县形胜：“慈溪为县，三面阻山而不足于南。其县阴诸峰，巍伟秀拔，迤而左旋，若舞凤，若惊龙，或起或偃，达于巽隅而止”，“慈枕山为邑，五曜归垣。九龙回合兑位，宝山屼然翼蔽。于青霄而蔽白日，隐然室有障车有屏也”，“凭高原，面广野，九岭腾骧，二江吞吐。东据鸬鹚之浦，北枕黄牛之山”。
  慈城周围水网交错，在古代的意义主要用作交通路径和灌溉农田。慈城的山水形胜可从城内城外两个方面来分析：城垣之外，自然的山水构成了一块堪称中国风水学说中最完美的模板，这片“绝版的”风水结构与组合是真正的天造地设；而在慈城城内值得一提的是与三纵六横的街巷相并行的人工河道，这些小河道相互交错连接，它们南通慈江，最终与海潮相汇合，所以潮汐涨落，既会给城里送来滩头的小海鲜，又会漂走垃圾，就像这座城池安装的一个呼吸系统。由此看来，慈城人既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乏自己改造自然的智慧。这个城内城外的庞大水系，是其他江南城镇所未见的。
  明嘉靖工部尚书赵文华在《重修普济禅寺碑记》一文云：“慈邑之胜在山冈回合，而江潮汇其左右，迂徐蜿蜒，得天地朝夕之正气为襟抱，而其融结秀丽，以得湖潴为至胜。若邑后阚峰诸山，蔚然特秀，当石柱峰之正脉，行数十里而止于此。其下为阚湖，环山里许，中有湖岛数四。湖之下即溪，湖吞百谷，穿络邑治之阳，而为后江，又不数里为前江。登山视之，二江势若层带。其南远峰峙列，叠嶂数顾。以故慈邑之胜钟于人，为两浙魁，旧矣。”
  尽管山不甚高，水不甚长，但慈城自春秋越王勾践筑句章城起，后有“秦始皇游句章三十余日”，汉董仲舒孙子董春远来迁居，唐时柳宗元、方干等诗人赋诗思念，北宋王安石，元时罗贯中，明时文徵明、祝枝山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慕名而至，这就是慈城山水的环境效应使然。
  鉴于慈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房琯设计的县级规模和街巷布局独特非凡，宏伟大气。那棋盘似的方正格局，网格状的纵横铺展，南北向有中轴线、东轴线、西轴线，东西向有中横线、南横线、北横线等，使得慈城在与江南其他依水而居、顺流的直线形铺展的城镇相比较时，显得高贵气派得多。哪怕是像开挖慈湖那样的工程，也是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独具匠心，以造福后人为目的。
  得天独厚的地理形胜及人文优势，千年文脉源远流长，延绵不绝，成就了慈城灿烂辉煌的科举文化、商业文化、慈孝文化、宗教文化。今仍留有旧城址全长十余里，拥有居民近两万，包括七条大街、二十七条小街、一百多条小弄，还有县级大医院、火车站、中学。因此，后人不忘其恩德，历代捐资建造与修缮房公祠、西庙等建筑，以示对贤官的追念与崇敬。
  慈城有别于江南一般水乡城镇的格局。一般水乡城镇房屋都是傍水而建，城镇的铺展也是采用依水而延伸的形式。这种格局与自然形态相一致，从反面也可见对自然的过分依赖而被动，缺乏明确的科学规划与突破改造，光是沿着自然的山、水一路发展，仅作一些前瞻性和便利性的考虑而已。从城镇的总体布局看，道路及路边建筑就只能顺着水道扭曲，形成一种单向的而非纵横交错的街市和民居格局。而慈城的风格完全是个例外，老城形似龟背，横平竖直，很有分寸，有很强的规划。所谓“城区穹隆起顶，街衢坤龟成形”，拥有规整的“双棋盘格局”的慈城像是苏州或绍兴的府城轮廓的缩小版，被专家称为“中国传统县城的典型代表”。
  慈城在明清时期是座名副其实的商城。它是驰名中外的国药业的大本营，是本帮裁缝——传统服装业的祖师殿，是现代银行业的发源地，是中国著名商帮——宁波帮成长的摇篮。
  慈城可称得上是中国明代民居之都。直到今天还保存尚好的古城河、古街坊、古店铺、古庙宇、古牌楼、古民居与将相府第交相辉映。保存有大型明代民居十多处，这恐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慈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复仇雪耻；秦始皇从这里登高望海，祭拜天地，寻求不老之药。慈城可谓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这里出过商人鼻祖计然，越国宰相文种，东汉大孝子董黯，三国丞相阚泽，南宋心学大师杨简，元代理学家赵偕，明初帝师桂彦良，状元姚涞、杨守勤，清初文学家姜宸英、戏剧家裘琏，近代书法家梅调鼎、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中国保险业的鼻祖周晋镳、金融业巨子秦润卿、戏剧大师周信芳；这里走出了中科院院士谈家桢、朱祖祥、颜鸣皋，台湾实业家应昌期，文化大师冯骥才等。每个慈城人都以此为豪，如数家珍。
  （三）
  慈城古建筑群是历经千年积淀叠加而成的，集中代表了老慈溪县城明清时期的建筑精华，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慈城古建筑群是慈城人引以为豪的老本。2006年6月，慈城古建筑群共有6处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始建于北宋的孔庙（今为浙江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县级孔庙），明代官邸的典范甲第世家、福字门头、布政房、冯岳彩绘台门和冯宅。这些古建筑做工精致，用料考究，雕梁画栋，不少江南彩绘依然鲜活可见。
  慈城“有来历的建筑”随处可见。每当徜徉在这片粉墙黛瓦的古建筑群中，我们仿佛能触摸到千年古镇的历史文脉。无论是满足人们精神追求的，还是提供日常生活需求的，如城署与寺、观、城隍庙、祠堂等，以及大量的民宅，都各就各位，恰到好处。而要称得上“有来历的建筑”，至少符合以下要求：建筑物本身必须要足够庞大而辉煌；建筑物必须要与人们的生活有重大的关系；建筑物必须延续慈城的历史文脉，与历代名人互相关联。正所谓“人们建造了建筑，建筑又同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创造了古慈城，古慈城又影响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轨迹。
  在方圆不到2.17平方公里的古城内，各种古建筑星罗棋布，规划齐整。明代以来至清乾隆以前的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有一百多处，其中大型明代建筑就有十多处。慈城古建筑群建筑数量之多，规格之大，密度之高，是江南其他古城镇所难以比肩的，同时慈城古建筑种类之多之全，建筑本身之美，以及至今保存之完善，又是其他江南古镇所无法企及的。
  2001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用保护、改善、改造、保留、更新和整饬等六种方法，保留千年慈城棋盘式的街巷格局，恢复其原生态风貌。到目前为止，慈城古县城保护开发工作已先后投入数十亿元，不断修缮和保护在慈城古城区域内的约60万平方米古建筑，40处全国和省市文物保护单位，80处宁波市、区两级文保点，107处宁波市首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建筑。经过当地政府和开发公司多年的共同努力，对慈城多处古建筑的保护工作终于得到了升华。2009年12月16日下午，联合国亚太地区北京代表处文化项目高级主管卡贝丝一行，在当地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太湖路古建筑群、冯岳彩绘台门、贞节牌坊、冯宅等地，并在慈城孔庙明伦堂把200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颁给了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以表彰该镇对“慈城历史文化名镇遗产建筑群”的完美保护。这是2009年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遗产建筑群，慈城古县城保护也由此成为目前宁波市最高等级的文化遗产项目。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旨在表彰为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而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在设立该奖项后的10年里，其评定标准也越来越高。2009年，共有14个国家的48个项目参评，得奖的只占四分之一，慈城古建筑是中国唯一的荣誉奖获得者。这也证明了，在经济飞速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保留古建筑原有的空间布局、建筑形式和提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可以彼此融合。慈城的获奖为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古城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浙东大运河慈江段是中国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城城南慈江段人工运河，史称管山江，西起丈亭三江口，经慈江大闸、太平桥至夹田桥，全长约18公里。开凿于南宋的宝祐五年（1257），由制使吴潜发动和组织慈溪百姓买民田开挖而成。同时为了避免潮汐影响，当时慈溪与镇海的地方官吏组织人力，在原有天然河道基础上进行疏浚开挖，开通了慈江，往东可直达于镇海口，从绍兴、余姚过来想出海的船只又多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出海河道。这也意味着船只过丈亭以东河道，可以选择不经过姚江、甬江这两大潮汐江入海。刹子港又称刹子浦，北起慈城大东门外夹田桥，南至小西坝，全长约4公里，是沟通慈江和姚江的一条直河，也是由宋制使吴潜对原有河道进行拓宽疏通而成。当年还在刹子港的南端建有一座小西坝，隔江与鄞县的大西坝对接，船只拖过大西坝后便可经便捷通道西塘河直接进入宁波府城。古代往来绍兴、宁波两地的内河船舶抗风浪能力有限，因此在姚江舟行经常出现危急现象。宋宝庆《四明志》云：“小江贯县中出东郭至西渡，又与大江会率随潮进退，大江乘潮多风险，故舟行每由小江，即后江也。”这里的“小江”指的是慈江。也就是说，船只走水路往返于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大多因受潮汐的影响，趋利避害不走前江，即丈亭以东姚江自然河段，而是改走以人工运河为主的河道慈江和刹子港。根据史志相关资料记载：慈江到刹子港的这段运河，是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古代漕运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朝弘治元年（1488）高丽人崔溥、嘉靖年间（1522—1566）日本高僧策彦周良都是在浙东登陆，从宁波进入慈城这段运河，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京城的。
  浙东运河慈江段地处慈城南门外的宁绍平原，是慈溪县历史上重中之重的核心区域，两岸风景如画、烟火万家、才子辈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网格局特征，即自然江河利用与人工塘河建设并行共举，复线运行、因势取舍的设计、构筑理念与航运方式，正是宁波地区古代航运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再加上农业水利与水运交通一体开发，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伟大杰作，可谓“天工人巧、各居其半”。这从浙东运河慈江段的线路走向和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清晰看出。
  总之，南宋浙东制置使吴潜发动慈溪民众开挖了慈江太平桥至夹田桥段2100米的运河，整治疏通了从夹田桥至小西坝的刹子浦河道后，人工开挖的慈江段及连接慈江、姚江的刹子浦作为中国大运河中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表明了浙东大运河慈城段也已跻身于世界文化遗产行列，意味着今天的慈城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将因此而走上更大的历史舞台。
  （五）
  慈城是江南诗性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2005年11月13日，国家建设部、文物局公布慈城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实至名归。江南文化是一种意境，如诗，如画，如歌；是一种神韵，秀美多姿，安逸而恬静。她直接渗透并演绎着天地人协调合一、共生共荣的文化传统，代表着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而慈城正是由江南文化浸润出来的。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这棵大树上的巨枝，粗壮遒劲的话，那么慈城正是这枝头上开出的娇艳之花。慈城土地肥沃，物产丰硕，地理环境十分优越。这里青山围绕，清淡儒雅、杨柳依依的慈湖，月夜晨昏之时的静谧，雨露岚雾中的缠绵禅意，无一不显现出江南的神韵与风范，弥散着迷人的诗性文化气氛。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社会安定和谐。看那粉黛高墙配以小桥流水的经典，平添了慈城恬静闲适的神韵，带有北方官话色彩的方言配以精美独特的本地菜肴，陡然递增浓浓的恋乡情结。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慈城地处江南的边缘，从版图上看，沿北纬30。线浙北横向逶迤的丘陵到慈城戛然而止，然而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个性较之苏杭毫不逊色，有些甚至超越了苏杭。慈城素有“鼎甲相望、进士辈出、举人比肩、秀才盈城”的美誉。自唐宋以来，慈山孝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终成功名。特别是在明代，慈溪的科举成绩闻名遐迩。明代全国共计开科90次，取士24000余人，状元91人（因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状元），而慈溪县考中进士者有245人。要知道整个明代全国只有9个县的进士人数突破200人，而慈溪县无论是从人口数还是从地域面积来看都是小县，不及其他县的一半。而中进士的数量能够远超江南人文中心杭州、苏州等府所辖的科举名县，算得上是奇迹。明嘉靖二年的状元姚涞、万历三十二年的状元杨守勤都是慈城人。
  当你走进这座诡谲而苍凉的古城，深邃凝重的人文气息就会迎面扑来，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不难发现细节之处都曾有过惊人的辉煌。一路看，一路想，每条大街上仿佛都能梦见状元的背影，每条小巷里隐约都能听到进士的赋诗唱和，每道朱门内都能闻到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芳香。同时这个南方官城还拥有不胜枚举的文臣武将，展示着特殊的文化品貌，演绎出惊天动地的不老传说。
  当慈城原生态的大美呈现在你的面前，如你特别留意地域风情与人文历史，你定会深切地感受到慈城文化独特的价值。江南文化因慈城文化而底蕴更加深厚，精彩纷呈。假如把故宫当作中国古都北京的缩影，把山西平遥当作北方古代县城的缩影，把云南丽江当作西南少数民族古城的缩影，那么慈城就理所当然是江南古代县城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