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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和社会理想。在中国，这些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几乎妇孺皆知，几百年来，对于塑造我们民族的性格和丰富中华民族的智慧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这四大古典小说中，除了以虚构的神魔故事为主体的《西游记》外，慈城与其他三大古典名著中的人物或作者都有着悠远而独特的联系。这使这个历史文化极其深厚的千年古城拥有了其他文化名镇所难以企及的优势和文化吸引力。
  三国演义·罗贯中·阚泽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清代宁波文学家徐时栋《烟屿楼》卷四曾评说：“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即《三国演义》）最佳。”这部最佳的历史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为人们熟知，然而这部巨著的作者罗贯中的身世和事迹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罗贯中的籍贯。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东原”说、“太原”说两种，其中“东原”说以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诸先生为代表。这些学者认定罗贯中为东原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因为罗贯中曾在慈城生活过。王利器先生指出，大多数明刻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东原人。又说，我之所以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中得到旁证，因为《水浒传》中的东平（即东原）太守陈文昭也是赵宝峰的学生，在慈城读过书，是罗贯中的同学。把好同学作为父母之邦东原的父母官是顺理成章的安排。
  然而我们最关心的却是罗贯中是否是赵宝峰的学生。
  赵宝峰名偕，字子永，为赵宋宗室。卒于元至正廿六年（1366），享年70多岁。据其学生慈溪著名文人乌斯道等人的记载，他早年“尝习举业”，因感这种“富贵之梯”于身心无益，才弃科举而专心致力于理学。赵宝峰以南宋大儒慈湖先生杨简私淑弟子自居，隐居大宝山，设帐讲学，号为宝峰书院，是慈城著名的三大书院之一。
  在《赵宝峰文集》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门人名单中有叫“罗本”的，因明清两代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署中，有“罗本贯中”、“贯中罗道本”和“贯中罗本”的署名。所以众多专家都认定罗贯中就是赵宝峰的弟子罗本。王利器先生指出：明代许自昌《檀斋漫录》、郎瑛《七修类稿》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都说罗本字贯中。李灵年先生通过考察赵宝峰的思想和赵、罗作品之间的血肉关系，也认为赵宝峰和罗贯中之间的师生关系是毋庸怀疑的。欧阳建先生结合王、李两先生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曾发现有另一个与罗本同姓名的人存在的材料。所以结合罗本的活动年代和地域，说罗本就是罗贯中，是有道理的。
  以上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专家的赞同，但仍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此说。章培恒先生认为《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还有人指出，明清《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本上罗贯中的不同题署，实际上是某些书商望文生义而有意附会，不能因此说明问题。
  对此，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罗本即为罗贯中的周楞伽先生在长期深入的研究中，以新的史料有力地支持了原来的说法。他认为《宋元学案》卷二十三《慈湖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语，可以说明，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周先生还考证指出，罗贯中还有个哥哥名罗彦威，也是赵宝峰的弟子。如此，罗本去慈溪投奔哥哥从而拜赵宝峰为师，赵氏爱屋及乌，收为门人，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慈城是他一个重要的驿站，在这个驿站中，他获得了良师的教诲，也结识了众多的朋友如高则诚、乌斯道、陈文昭等。而山清水秀的慈城又给了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隐居于慈城城北的阚泽就是他精心描写的一个人物。
  阚泽（170-243），字德润，宁波慈城人（《三国志·吴书》载为会稽山阴人），三国时著名学者。
  阚泽自幼好学，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他就边种田边代人抄书，以微薄所得购买笔墨纸砚，攻读不倦。一书抄毕，诵读亦熟。他由此得以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孙权统辖江东诸州后，聘请阚泽为曹椽。孙权即皇帝位后，拜阚泽为尚书，嘉禾时任中书令，加侍中。赤乌五年（242）拜为太子太傅。在朝中，阚泽以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而获得君臣上下的信任和尊敬。朝廷每议大事，凡经典方面的疑问，都向阚泽请教。一次，孙权问阚泽：“书传篇赋，何者为美？”阚泽为让孙权明白治乱的重要，便回答说：“贾谊《过秦论》最善。”孙权便认真读了这篇文章。曹丕接位称帝后，孙权觉得自己比曹丕大5岁，非常忧虑，阚泽为解除孙权心病，就劝慰说：“不及十年，曹丕就会死去，大王不必忧虑。”孙权问：“卿何以知之？”阚泽回答：“以字言之。不十为丕，便是他的在位数。”恰巧曹丕接位七年后便死了。阚泽的同乡著名学者虞翻为此称赞阚泽说：“阚生矫杰，盖蜀之杨雄。”“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这位风流儒雅、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是以精明干练、英气勃发的谋士身份出场。《三国演义》最吸引人的战役是火烧赤壁，这次战役中最关键的部署是黄盖诈降，黄盖诈降中最难物色的人选是送降书给曹操的信使。于是罗贯中就将这一角色锁定为阚泽。《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面对奸诈过人的一世英雄曹操的盘问，阚泽从容作答，滴水不漏。当曹操下令要杀他时，阚泽面无惧色，据理嘲讽，使曹操不得不洗耳恭听。最后阚泽以“汝不明此理，欲屈杀好人，真无学之辈也！”一语作结，犹如石破天惊，使曹操翻然改色，下席而谢说：“某见事不明，误犯尊威，幸勿挂怀。”为此中了黄盖的诈降之计，酿成赤壁之败。可以说，影响历史发展的赤壁之战，吴蜀联军所以取胜，阚泽是立头功的英雄。
  这位影响历史的英雄，与三国众多豪杰相比声名不显。然而在其故乡慈城却是个家喻户晓的先贤。阚泽出仕前在慈城有旧居读书处。赤乌五年（242）他被拜为太子太傅时，把房舍和读书处舍为普济寺，这是浙江第一座佛教寺院。唐开元廿六年（738），房琯任慈溪县第一任县令时，在其旧居前开凿湖泊，以其姓名之为阚湖，又以其字称德润湖，南宋时改称慈湖。屋旁的小山也名为阚峰。宋皇祐二年（1050），县令林肇在普济寺里附设了阚泽的祠堂，称阚公祠。《三国演义》刊行后，慈城人更为阚泽这位乡贤自豪。嘉靖年间，知县陈褒改原五圣庙为阚相祠，民间仍称东庙。与城西祭祀慈溪第一任县令房琯的西庙房公祠遥相呼应。以二相姓氏为缘的绝对“东庙阚、西庙房，两庙门户相当，方敢并坐”因此名闻全国。五百年来，虽时有应对之作，但至今仍无令人信服的妙对下联，成为中国浩瀚无际的楹联之海中无人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水浒传·宝峰书院·陈文昭
  以梁山108位好汉为主角的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的作者也是文学史上长期探讨的一个问题。历经多年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和施耐庵。其中关于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依据较多。传世的《水浒传》最早的刊本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其他明人郎瑛、田汝成等人在著作中都明确无误地认为《水浒传》为罗贯中所著。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从作者著作和作品内在关系的分析中认定罗贯中既是《水浒传》的作者，也是山东东原人。他在《水浒原本及著者研究》一书中说：“从书的题署看，不但《水浒传》有两个本子署东原，而另一种著作《隋唐两朝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也都同署东原。考《书经·禹贡》（东原底平）句，宋人蔡沈集传说：“东原，汉之东平国，今之郓州也。”“罗贯中当是山东东平州人。所以才熟悉（曾头市等）这些小地方。”“《水浒传》用山东方言五十九个，（作者）熟悉山东的事物风俗……”
  罗贯中作为山东东原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水浒传》中唯一精心描写、大加赞赏的清官陈文昭是他在慈城宝峰书院学习时的同学。王利器先生指出《水浒全传》中有一个东平（即东原）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的精心安排。
  赵宝峰是著名的心学大师、南宋心学大家杨简的私淑弟子。他上承南宋心学代表杨简文元之说，下启明代心学泰斗王阳明之门。其学生遍及大江南北，著名戏剧家高则诚、小说家罗贯中、清官陈文昭均出其门下。他所设的宝峰书院坐落在慈城西郊的大宝山麓，至今仍有著名书法家钱罕所书的石碑“宝峰璅翠”孤立在遗址之旁。大宝山雄壮秀美，为城西一大胜景。初春清风之日，深秋重阳之时，游人尤多，历来为书生登高临咏，浩歌放怀之地。如明代张铁的《游宝峰》：“郁葱佳气四时浮，春服初成惬胜游。九日牛山空涕泪，千年洛红自风流。熙熙百物含春意，嗥嗥群生荷帝休。濯罢溪泉坐松石，清风飒爽似深秋。”清朝的葛启文《九日偕同人登宝峰》：“放眼昔愁无阔处，置身今喜最高巅。万家鸡犬风声里，一线江河雁影边。云物重阳延客赏，姓名几辈藉诗传。兴怀不觉增迟暮，木落霜高岁晚天。”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高洁的大师，自然使罗贯中和陈文昭把他乡当作故乡，在风云激荡的元明之际，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先贤的哲理，并在这种认识中提升自己的素养，提炼自己的思想，然后再把这种认识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之中。这便有了《水浒传》的成书和《水浒传》中的清官陈文昭。
  洋洋百万言的《水浒传》所写的府县官吏，几乎都是贪官污吏，无一好人，却恰恰浓笔大写了一个清官——东平太守陈文昭。这在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主旨的“水浒”中是令人寻味的安排，也是罗贯中的精心安排。请看书中描写：众人得到府前，看的人轰动了衙门口。且说（东平）府尹陈文昭听得报来，随即升厅。那官人：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曾雪案攻书，长向金銮对策。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德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德政胜龚黄。
  这位文欺李杜、德胜龚黄的清官陈文昭自是秉公断狱，几经上下，将教唆犯王婆凌迟处死，其余干系人犯何九叔、郓哥放回家中，为报兄仇杀死西门庆、潘金莲的武松从轻处置为脸上刺印，选配孟州牢城。见《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这看来与全书人物褒贬原则相悖的处理，恰恰表明了罗贯中思想深处的向往和他对知己同学的一片深情。在历史上，陈文昭是元代时慈溪县令，在任时很有政声，是受当地人民爱戴的清官。作为赵宝峰的入门弟子，罗贯中对老师认识问题的深刻和处世态度上的开明深得真传。对赵宝峰鲜明的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思想也极为赞同。而作为赵宝峰的弟子，罗贯中的同学陈文昭则是在官场中实践其师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的模范。这自然引起罗贯中的注意和敬佩，便把他作为小说人物写入书中。只是将元代做官的陈文昭提前到二百多年前的北宋了，把浙江慈溪县令提拔为山东东平知府。然而也因为这一点，使我们更为罗贯中、陈文昭和慈城宝峰书院的渊源，为赵宝峰先生和他的理想，更为《水浒传》与慈城的联系而感到高兴，并产生在这片破碎的遗迹中寻找先贤踪迹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罗贯中塑造的清官形象——陈文昭被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所继承。这部据传是宁波著名文学家屠隆所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虽然对武松杀嫂的故事已有改动。但陈文昭仍是清官形象，只是这个清官是“由聪明而转入糊涂”的清官了。小说写道清河县都头武松为了替兄报仇，误杀了县里的皂隶李外传。知县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给武松加上故意杀人的罪名，武松被屈打成招。案件上报东平府，知府陈文昭决心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他移文清河县，将西门庆、潘金莲及其他有关证人提解来府。西门庆得知后，动了手脚，他知道陈文昭是个清官，不敢去贿赂，便到京师去走蔡太师的门路。蔡太师一封书信给陈知府，要他免提西门庆与潘金莲，实际就是不要他去追究武大郎的死因。陈文昭碍于蔡太师的情面，无法依法断狱，秉公处理，只将武松免死，问了个充军的罪名了事。而武大郎的冤屈却无法昭雪了。陈文昭形象的变化，说明了在吏治腐败、清官难存的嘉靖时期（海瑞即是该时期清官），作者对草菅人命的黑暗社会和腐败官场的彻底失望，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陈文昭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在读者中的深远影响。
  红楼梦·妙玉·姜宸英
  妙玉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特殊人物。对于这位非贾府系统却非常人的少女，作者曹雪芹在安排中颇费心机，将其列于《金陵十二钗》中的正册题咏之五，上面一块美玉，落在泥污之中，下题一诗云：“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潭中。”暗示妙玉随着贾府的败落，不得守其初衷而流落风尘的悲剧命运。
  姜宸英则是康熙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史学家，浙江宁波慈溪（城）人，与秀水（今嘉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以诗、古文、书法驰誉江南。有《姜先生文集》传世。但姜宸英虽以经学名于世，以文采行于时，却命运坎坷，屡遭困顿。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主考官见其年已七十又名重天下，才勉强将他入选，送给皇帝亲决。康熙皇帝一见姜宸英的笔迹，顿生怜意，即将他擢为该榜探花（殿试第三名）。两年后，姜宸英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时慈溪籍贡生姚观于考前持文拜谒姜宸英，姜宸英对姚观文章极为赞赏。心无城府的姜宸英为家乡俊才自豪，自此逢人便夸。乡试揭榜，姚观列名榜中，于是落第士子哗然。御史鹿根据街谈巷议罗列罪名，上疏弹劾姜宸英。姜遂因之入狱，无辜受累。康熙帝不信姜宸英会作弊取士，遂于正月亲自对姚观考试。结果姚观才思敏捷，应答得体，被康熙皇帝钦定为顺天举人，并证明姜宸英入狱纯属冤案。但平反之书未达，姜宸英却以衰翁入狱，气急交加而自杀，死前作自挽联：
  这回算吃亏受苦，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是只说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
  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无以加之。
  上联自嘲，下联以死亡当乐事，在“豁达”的戏语中饱含无人理解的悲愤和对良莠不分的社会舆论的不满，于绝望中饮毒自杀于狱中。消息传出，朝野震惊，世人皆为深惜。
  作为一代名士，姜宸英的交游极广，他与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是忘年之交，与朱彝尊等是文坛宿友，与京师、江南的文臣学士、巨商大儒都有来往。曹雪芹的祖上曹寅自然也在他的交往之列。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姜宸英应张纯修之请，为曹寅的《楝亭图》题跋，名《楝亭记》，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姜宸英又赠诗给曹寅，诗中说：“开府清风满洞庭，早衙人散阁常扃。多次典籍罗芸馆，尽结心思绕栋亭。鼓动密承黄纸诏，烛残贪写漆书经。不知公望遥相嘱，却道西山似画屏。”姜宸英与曹氏家族的这一交谊看来对曹雪芹也不无影响吧。
  正因为妙玉与姜宸英的命运有如此相似的悲剧因素，因此《红楼梦》问世未久，宁波学者徐时栋便将二人联为一体。光绪初年，鄞县文人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又重申此说。上世纪初，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更关注《红楼梦》人物与康熙时期文人的关系。姜宸英与妙玉的影射之谜也成为研究对象。蔡元培在其红学著作《石头记索隐》中对旧说大加发挥，以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三法考证妙姜关系，认为妙玉之孤高与姜宸英品行相类，姜宸英热衷科第则以妙玉走火入魔影之，其瘐死狱中以妙玉被劫影之。其名则姜为少女，以妙代之，玉字影英字，宸英借神瑛之音。自然，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已证明蔡先生的观点有失牵强和偏颇。但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和“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等话仔细玩味，就会发觉，这是妙玉的悲剧，也是姜宸英的悲剧，同时也是封建时代一切渴望高洁却未能摆脱污浊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徐公之见和蔡公之言有理了。何况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作为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其内容的博大精深，艺术的高超精妙是众多古典小说所难以企及的，因而对其人物命运的解读和内容的理解也是永无止境的探索。因此，索隐派的影射之说可以说为我们窥视这一艺术殿堂开了一个奇特的窗口，为我们解读这一辉煌巨著提供了另类的文本，因此她自有存在和流传的理由和价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城何幸？竟与最富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古典名著有缘。小城的人何幸？竟能久久体味这些先哲的遗泽和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