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冯氏家族，在慈溪（慈城镇）是一个世家望族。“发源之远，簪缨之盛，本支之繁”，在族谱上都有详细记载。其始祖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汉献帝建安年间任朝散大夫的冯冕，因恶董卓作乱，固请去职，得任句章录事参军府中尉，即卜居句章之金川乡。但现在的冯氏家族则是五代时吴越国礼部尚书冯叔和的后裔。叔和（920—980），字伯道，号毅斋，吴越宝正三年（928）进士，任至礼部尚书、晋太子太保，镒文直公。他在冯氏宗谱上为五世祖。由于他在吴越国供职，一说他的儿子出任定海（即镇海）镇边使，于是“由婺始迁慈，遂为慈溪人”。到元初，因子孙繁衍，又按居住地分为大街道、西桥、大桥、择树四族。到了明代，家庭更繁，本支和旁支的名称都有了不少变化，至今已传了30余世。
  在冯氏家族中，出现过不少高官显宦，儒林名流。“历魏晋隋唐，代不乏人，或以殉难捐躯，或以功施社稷，或以博学文翰，或以保全生灵”。因而得到皇帝赐谥改名的，为数不少。直到现代，冯氏家族中仍有不少品性优秀、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人物，其中国学家冯幵（君木）和他的几位子侄，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一
  冯幵（1873—1931），原名鸿墀，字阶青，一字君木，是民国年间一位著名学者，人称回风先生。幼年丧父，由母亲俞氏教习诗文。他生性聪慧，读书又很用功。光绪十八年（1892），他20岁时考取秀才，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选拔贡生，朝考列为二等。依照惯例，他可以外任知县，但晚清政治腐败不堪，冯君木无意仕进。所以吏部询问时，他表示愿就教职，翌年即赴浙江丽水任县学训导，一年后升宣平县学教谕。后称病辞归故里，从此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并有同邑诗友时相唱和。他与应悔复（叔申，1871—1914）、陈训正（天婴，1872—1943）、洪佛矢（允详，1874—1933）并称“慈溪四才子”。鄞县名宿张让三曾为之作《溪上诗人三病夫一狂夫歌》，其诗曰：“江上独客无可喁，跫然是音三病夫。病夫善病诗不病，况有狂夫狂与竞。一灯如萤闪帘角，珘月幽幽鸡喔喔。山中困卧冯君木，楼上哭吟应悔复。九死一生陈天婴，闻鬼夜哭啾啾声。三人战诗与病塵，诗伯睒旸鬼伯逃。斯时佛矢忽大笑，谓汝病呻我狂叫。何当斗酒诗百篇，三病一狂真可疗。倘许中间着蹇翁，将来犹入图画中。迷阳却曲伤吾行，老夫壁躃走且僵。”
  冯君木先是在慈城故居授业，得意门生有陈训正的从弟陈布雷，后来成为名记者、蒋介石的“文胆”。民国初年，他和陈训正等人在郡中后乐园（今中山公园内）创办国学社，招收学生，补习经史文学，执贽列门墙者有文学名家童第德、朱水复等人，文采风流，辉映一时。他指导后生学习，注意立品，认为有人品然后才有文品，又常说“古人以读书为文，今人以读文为本”，要求学生多读书，有实学，然后文采可观。在治学上，冯君木没有门户之见。旧时代极讲究诗文的流派与格调，差一字不得。当时全国文坛，为桐城派古文的统一天下，只有少数文人，服膺江都汪中，喜欢不骈不散的魏晋体。两派分道扬镳，或者互相诟病，冯君木推崇汪中，属于少数派，但他对一些笃好桐城的同事，如镇海虞含章（辉祖）、鄞县张于相（原炜）并不排斥，经常出所作互相观摩，取长补短。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冯君木一辈子教书育人，对于可造青年的培养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书法大师沙孟海说过：“我是山村孤童子，负笈到城中。受先生知遇，奖掖逾恒。1919年秋，招我住入他家西偏小轩，亲自督课。半年后推荐我到本城屠宅充家庭教师，相去不远，仍得随时请益。1924年冬，我随属家迁居上海，先生赋五古两章送行。首云：‘吾生老好事，爱才若瑰宝。岂谓广培植，亦用娱怀抱。’全诗关爱珍勖、情见乎词。我虽不才，这也是一个例子。”对此，冯君木坦然自承，在宁波寓所中自题一联楹帖：“葆爱后生若珠玉，抛遗世法等唾溴。”
  冯君木虽然好古敏术，耽志经史词章，却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性情过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遇事激发，僧爱分明。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执教于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立刻奋身投入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陈训正在给陈布雷的家书中提到：“自杭归乡，适遇青岛风潮，甬学生抵制日货甚厉害，近各公司船只已停装日货矣。每日露天演说十数处，不无激动举动。峻明、贞柯等亦极热心，君木更加发狂。”在一次全市学生游行示威中，这位瘦怯怯的先生，带头冲到尹公署门口，亲手将爱国说帖递交给道尹。他亲自推动四师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觉会”；又推动效实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助会”，进而联合全市11个中学，更联系商界，组成“宁波商学联合会”，轰轰烈烈地开展斗争。他还用“金口”的笔名，撰写语体评论和小说剧本，供给效实学生自助会的中型周刊，分寄全国各大都市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
  冯君木的学问文章及声名与日俱增，北京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皆慕名相邀，请他去担任中国文学教授。他因体弱多病，惮于远行，都婉言辞谢，直至1925年才就任上海修能学社社长，因为上海近便，生活条件较好，社董方面的照应也特别周到。在那里，他与并世名宿有了更多的交往。桂林况蕙风、安吉吴昌硕、吴兴朱古微、长沙程子大数人，与他过从最密。况蕙风且与冯君木结为儿女亲家。而吴昌硕则在去世前三天还为他画了一帧兰花。冯君木在画幅上题写道：“缶老人丁卯十一月六日卒，是帧为三日前所画，翌日即中风不能语，盖最后之绝笔也。苍劲郁律，意气横出，岂非庄周所谓神会者邪！”并有“衰腕犹能百屈伸，自濡秃笔挽余春，芬芳后土吾将老，窈窕山阿若有人”的诗句。吴昌硕和况蕙风临终前都还留下遗言，要求由冯君木来撰写他们的墓志铭。
  上海修能学社，由于冯君木的主持，无形中成为若干宿学名士会文谈艺的场所，经常游处的还有兴化李审言、南城刘未际、福建夏剑丞、绍兴任堇叔，以及他的门生沙孟海、陈布雷、王个簃等人。但是，安定的生活和愉快的文化氛围，并未消除他忧国忧民的一贯情怀。1929年夏秋之交，浙江举办盛大的西湖博览会，流水般地挥霍民财，粉饰太平。冯君木适去杭州陈训正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不禁痛心疾首，写下两首七律。其一云：“任使湖山万卉零，粉红骇绿偏林亭。恼人灯火弥天沸，如鬼车声带梦听。百计销金浑不解，一生蓄眼未曾经。清凉办取须臾适，坐倚高楼看晓星。”其二云：“遮眼湖山黯不开，慢亭高台只增哀。俊流争逐青蝇集，游女齐歌赤凤来。酒罢天容如共醉，劫余江色亦成灰。武林旧事吾能说，南渡而还第几回。”他把国民党官老爷比之为南宋君臣，不顾人民死活，“百计销金”，“竭泽而渔”，只剩下“劫余江色”，表现出无限愤慨的忧患意识。
  1931年5月，冯君木病逝于上海。门人弟子为纪念这位诲人不倦、德高望重的老师，决定成立“回风社”，在他的每年生日和忌日，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冯君木遗著有《回风堂诗文集》14卷，其中诗9卷，文5卷，计诗546首，文80篇，1941年由其弟子王贤等“检出原稿，重加录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另有《回风词》一卷，因已辑入《疆村词选》，故未复刊。关于他的诗文，友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审言曾赋诗相赠道：“君文不染桐城习，色泽坚光清可挹。廉蔺文气凛然存，李志曹蜍敢平揖。诗篇健笔胸潭潭，洞庭霜桔参余甘。远者既唾足兰雪，俗好亦屏龚定庵……”与他相处40年的莫逆之交陈训正，也在《慈溪冯先生述》一文中指出：“先生为文务其大不遗其强，博闻强识如王深宁。其文章高华峻洁，风蕴而外肆，则如汪容父。盖并先生世，一时无有当者。诗初宗杜韩，所诣近玉溪，中年稍稍取法江西，晚更离乱、声华益刊落，每有谣咏，必千灌百辟融注情性而出之。尝曰：‘作诗当于无味处得味，无材处购见材’，悉今世畴知之哉。”
  二
  冯君木有两个儿子，冯都良与冯宾符，他俩幼承庭训，长大后也都克绍箕裘，卓有成就。
  冯都良（1901-1977），原名喜孙，后改名贞胥，字汤文，题其室名曰“都良馆”。都良即都梁，蓝草之别称，他所有一般性的写作，常自署都良，时间一长，遂以都良为名。他的生母是冯君木原配俞夫人，名因，字季则，亦工诗词，著有《妇学斋遗稿》。冯君木在外任教时，她也在家设塾，招收十几个女学生。冯都良童幼时代，由识字、背诵诗歌到诵读《孝经》、《论语》，全是俞夫人亲自教授的。冯都良11岁那年，母亲去世，三年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有景有情，生动悱恻，令老辈惊叹，誉为神童。1916年，他进父亲创办的国学社，后来转入效实中学，广泛学习各种基础知识。他风度翩翩，才情〓上，1919年，曾发起组织“越风社”，以诗文会友，参加者有沙孟海、陈训恕等一时俊彦。据沙孟海晚年称：“都良自幼聪明，读书又多，家学渊源，文采斐然。我看到他早年作拟古之文有《书朱渠弥》一篇，全用《左传》笔调，惟妙惟肖。清初长洲韩炙著《涌疑集》，编列《右貌》若干篇，其中《貌左》几篇即摹拟左氏笔调，我看不如都良一篇声音色泽更其逼似。”
  1920年，冯都良从效实毕业。这时，陈布雷恰在上海创办《商报》，便约都良前去共事。他性行耿介，直率刚正，疾恶如仇，尤其不乐与政界商界人士交往，置身十里洋场，殊觉落落寡合。在《商报》工作七年，先后担任编辑、主笔、总编辑，只和老同学胡仲持最为相得。其间，偶尔写些语体小说，后来结为《怅惘》一集，出版问世。他于1927年应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聘请，兼任中国文学教授。当时还有胡适、徐志摩等人也在东吴大学任教，冯都良经常在教员休息室遇到他们，彼此对瞪一眼，谁也不理睬谁。
  《商报》停刊后，冯都良转往《申报》，继续编辑生涯。他对办报自有主见，认为新闻不应更改事实，也不应夸大事实，因而对当局的新闻检查非常不满。他总想在编辑方面保持《申报》的独特传统，可在当时谈何容易，到了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海军陆战队派陈彬和来接管《申报》，他的处境更为尴尬。汉奸陈彬和原是《申报》老主笔，冯都良的多年同事，这时却交给他编辑一部《上海租界史》的任务。冯都良岂肯卖身事敌，便毅然辞职，以保全民族气节。他家无恒产，老幼七口全靠工资过活，失业后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卖掉家藏《四部丛刊》，长女患肺病，也因无力就医而早亡。但他的思想却在艰难中成熟，多与进步人士接触，其中有沙文威、沙文汉、陈修良、孙冶方和族弟冯定等共产党人。他还同意长子冯彬潜赴苏北解放区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来接收《申报》的潘公展和陈训畲，一是《商报》老同事，一是自家亲戚，所以冯都良得以复职，但最后还是待不下去。直至上海解放，他才以《申报》正义爱国的编者身份重归报馆。不久，上海成立新闻图书馆，指定冯都良为副馆长，主持工作。1953年，他又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籍的整理校释，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部著名大结集，便是他长时期精心校订而成的。他对这项工作十分满意，年复一年，怀铅提椠，乐此不疲，作出了许多贡献。可惜“文革”中竟被遣送回宁波慈城老家，一住就是六年，以致身患慢性直肠癌，于1977年病逝，身后几乎未曾留下什么文字。但是，这位爱国学者的骨气和正义感，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冯宾符（1914—1966），原名贞用，字仲足，又字宾符，因中年以后所有文章均以“宾符”署名，遂以字行。他是冯都良的同父异母弟。自幼即颖悟异常，出生才19个月便能识字。冯君木说过：“次子贞用，生十九月，知识字，口不能言，以手指之，字之便于上口者，亦能发音焉，已识得四五十字，错易颠倒，历试勿爽，亦可谓小时了了矣。”他特地赋诗纪之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尔独何为又蹈之。直取形声资语笑，聊凭指点作娱嬉。聪明宿世宁应昧，事业他年已可知。绝肖尔翁生了了，看来原不是佳儿。”诗中虽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自谦之意，但欣喜之情，已溢于言表。他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并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赛吾”，期望他将来胜过自己。
  冯宾符由于家庭的熏陶，自幼即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在效实中学毕业，但由于家境贫寒，未能入大学深造。1932
  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校对和编辑，经过刻苦自学，精通英语。1934年起，他就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译著和译论文章。当时，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在沪创办了被称为“时代的触角，政治气象的观测台，民族解放的军号”的《世界知识》杂志，冯宾符被聘为特约撰稿人。从此，他就踏上了写作时论和译著的道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华行动日益加剧，不断制造事端，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冯宾符毅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宣传进步、鼓吹抗日的文章。
  1935年间，冯宾符在《东方杂志》社工作，因慕鲁迅之名和其为人，曾托周建人请鲁迅书赠墨迹，鲁迅欣然答应。《鲁迅日记》1935年12月5日记：“午后为仲足书一横幅。”书赠的是唐人诗一首：“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香入沓冥。苍悟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落款为：“钱起《湘灵鼓瑟》，亥年残秋录应仲足先生教，鲁迅。”可见，鲁迅先生对冯宾符也是很器重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1937年底，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和文化界著名爱国人士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等一起，组织了进步出版机构“复社”，编辑出版宣传抗日和进步的书刊。这期间，他白天在两个中学担任教职，晚上往往通宵达旦从事翻译和写作。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深入延安采访以后，写成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解放区的情况，冯宾符和“复社”同仁，仅仅花了几个月时间，就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他们又共同编辑、翻译和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全集》和《资本论》等，这些文集的出版，在当时被称为是一项震撼全国出版界的巨大工程。在这项工程中，冯宾符既是译者、编者，又是具体事务的经办者，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1940年，他又担任了党领导的刊物《译报周刊》的主编，通过刊物，向广大读者介绍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情况。1942年，他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企图从他口中弄清“复社”和上海文化界活动的情况。但是，尽管敌人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冯宾符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复社”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冯宾符继续战斗在新闻战线上，他担任上海《联合日报》的总编辑和《联合晚报》的主编。同时，他四处奔走，使被迫停刊的《世界知识》杂志得以复刊。通过这份极有影响的刊物，他广泛传播宣扬民主进步思想，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1945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教育界、医疗卫生界进步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党派，冯宾符就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冯宾符相继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是国际问题专家，经常发表精辟的国际时评。同时，他继续从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精诚合作，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市民进主任委员。不幸的是，“文革”伊始，他就受到严重迫害，于1966年11月30日遽然去世，年仅52岁。
  三
  除了冯氏兄弟，深受冯君木影响的，还有他的族侄——我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定（1902-1983）。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工人，家境比较贫寒，小学毕业后，已无力升学。但慧眼识人的冯君木，很看重这位勤奋好学的族侄，就资助他进入宁波师范学校学习。冯定毕业后考入宁波一家交易所当会计，虽然条件不错，但不合他的志趣。由于受冯君木的熏陶和指点，冯定的国学基础很好，不久就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古文编辑。在此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还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下苦功自学英语和俄语，进步很快。1925年，冯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受党的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致力于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他以“贝叶”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哲学方面和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如《新哲学是科学哲学》、《哲学的应用》、《谈新人生观》、《现阶段的中国青年问题》等，还翻译了不少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自修大学》、《读书生活》、《国民周刊》、《文化粮食》和《译报周刊》上，在青年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除了写文章外，还通过直接交朋友的方法，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镇海籍翻译家李俍民，曾翻译过《牛虻》、《斯巴达克思》、《柯楚别依》等世界名著，享誉翻译界。他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冯定的启发和帮助。当时，冯定曾把自己珍藏的仅有的三本俄文《时代周刊》送给李俍民，使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冯定被党派往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担任军政治部宣教科科长、《抗敌报》主编，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在新四军主办的《抗敌》杂志和《抗敌报》上，发表了不少论述党的政策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新四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1939年后，他留在苏南工作。1940年，他奉命在苏北筹办抗日军政学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正式建立抗大第五分校，冯定出任副校长，后又调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1945年秋调华中分局宣传部。新中国成立前后，冯定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解放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调任中央马列学院分院副院长；1957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并曾去莫斯科大学讲学。
  冯定长期战斗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并成为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此也触怒了当时在党内窃居高位的康生、陈伯达等人。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写了一本有创见的书《平凡的真理》，这是一本既通俗易懂，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适合青年阅读的哲学知识读本，1948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后，即不胫而走，成为广大进步青年最喜爱的理论读物之一。1955年经作者修改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共印行过11版，发行量达50万册。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和另一同样受青年欢迎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却在康生、陈伯达的指使下，遭到一些报刊的围攻，被诬为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定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他还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哲学学会会长。
  冯定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冯定夫人共同组成《冯定文集》编辑组，广泛搜集冯定各个时期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并于1987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两卷《冯定文集》，以纪念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和冯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的陈云同志为文集题写了书名，陆定一同志也为文集题词：“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为文集写了长篇序言，称赞冯定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创造性和不盲从附和、不随风摆动的特点，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有着一颗执著追求真理的善良的心的学者。这可以说是对冯定的一生最公允的评价了。
  冯君木的另一位族侄冯孟颛，则对家乡文化文物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
  冯孟颛（1886—1966），名贞群，一字曼孺，自号伏跗居士。他7岁丧父，自述：“贞群少孤，大父极怜爱之，比长，延师在家课读，不令出外。贞群仰体祖意，兢兢业业，罔敢放佚。”因此，他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他17岁时考中了秀才，弱冠即开始访求典籍，搜集和收藏乡邦文献。当时正值清末，人们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纷纷向西方寻求科学和民主，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典籍视为无用，因此故家旧族，出售藏书的很多。乘此机会，冯孟颛得以从容选择购藏了不少古籍经典和乡邦文献。经过长期辛勤搜集，他积书10万余卷，成为浙东著名藏书家之一。
  但冯孟颛虽然伏处乡里，不求闻达，却也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不断追求进步，后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爱国活动，辛亥革命后，出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又被聘为杭州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的名誉征集员，成为地方有影响的进步人士。
  1932年1月，鄞县县政府决定成立文献委员会，加强对地方文物、文献的保护和管理，众望所归，冯孟颛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此后30年间，他倾注了全部精力，从事地方文化建设和文物文献的保护工作，在重修天一阁、保护乡贤坟墓、修复白云庄、襄纂《四明丛书》、编撰天一阁书目、参与编纂《鄞县通志》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为此，在1937年进行的“宁波乡贤选举”中，冯孟颛是初选入选者之一，他的事迹还被刊登在《时事公报》7月22日的“乡贤选举特刊”上。
  新中国成立后，冯孟颛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被推选为区、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文管会委员，并被聘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他1962年4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