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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富有创造精神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书信集《小仓山房尺牍》是与许葭村《秋水轩尺牍》、龚未斋《雪鸿轩尺牍》齐名的清代三大尺牍之一。他的文言笔记小说《子不语》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立为清代三大文言（笔记）短篇小说。他的充满至情的悼亡之作《祭妹文》与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亲情名作。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是乾嘉诗坛中毫无疑义的诗坛盟主，在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列名第一，称之为“及时雨宋江”。在清代诗坛中，他与钱谦益、王士祯相继成为诗坛领袖，并称为清诗坛三大盟主，在“乾隆三大家”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蒋士铨、赵翼两人。他高擎起“性情”大旗，以性情之说创立性灵诗派，一扫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大诗论——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大有一统诗坛之势。他标新立异，独立诗坛，以真挚、清新、灵活、洒脱的诗歌创作实绩，赢得了诗坛盟主的地位，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支庞大的诗歌创作方队，并形成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性灵诗派。
  袁枚（1716—1797），幼名瑞官，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淡园、随园老人、石头村人。他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杭州，所以《清史稿》、《辞海》及众多文学史著作都说他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年以后迁居江宁（今南京）。袁枚乾隆元年（1736）由广西巡抚金拱荐举，应“博学鸿词”之试，时年仅21岁，是应试者中最年轻的。乾隆三年（1738）中顺天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因满文不及格于乾隆七年（1742）散馆时外放为江苏溧阳知县，后又调任江浦、沐阳、江宁等县，皆有政声。乾隆十二年（1747），年仅32岁的袁枚即有退隐之志，以母病辞官，移居南京，买旧“隋园”于小仓山，改建后名为“随园”。因经济拮据于乾隆十七年（1752）再度出山，后改发陕西知县用。不到一年因父病故，回家守孝，自此一直至老死不复出仕。他以文学创作为谋生手段，优游名山胜水达五十年，被誉之为“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年来无及者”。其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35卷，《小仓山房外集》8卷，《小仓山房诗集》37卷、补遗2卷，《小仓山房尺牍》10卷，《随园诗话》16卷、补遗10卷，《随园随笔》28卷，《子不语》又名《新齐谐》24卷、续10卷等。
  一、石破天惊性灵风
  袁枚在清代文学史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富有影响并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与建树。
  他在观念上的突破首先是对儒家经典的怀疑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自清康熙中叶以后，尊儒重道成为清代国策，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袁枚却“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并对孔子也表示了怀疑：“孔子之道，历万世而无弊乎？”他还时常表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怀疑。对袁枚来说，疑经不是终极的目的，他是力图越过儒家经典所划定的思想樊篱，去追寻、探索“微茫”奥秘的世界，这是袁枚思想最有魅力的地方，这最有魅力的思想便是他的“性情”之说。“性情”说立足于人性的解放。袁枚坦言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并宣称“人欲当处，即是天理”，认为“无情何必生斯世”。袁枚从不迷信权威，“理足口即言，往主翻扇案”。这是他70岁生日时的感叹，也是他敢推翻权威之言的写照。他敢于推翻定论、蔑视权威的怀疑精神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其冲破儒家学说的束缚，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因而常发别人未发之言，阐别人未阐之理。对权威的挑战，给了他巨大的思想空间。于是乎晚明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在他身上传承，公安三袁的“性灵”文字在他那里发扬、光大，写“情”、抒“情”、歌“情”成为其诗集的显著特色。而袁枚的这一特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思想的前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为有识之士所高度认同和赞赏。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杨鸿烈先生所著《袁枚评传》首言“袁子才是一位中国罕见的思想家”。当代思想家蔡尚思教授在《一个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中说道：“袁枚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清诗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一书中特辟专章讨论“袁枚现象”及其文化意义。他说：“如果说诗史上曾经有过本来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即以毕生心力集注于诗的理论和实践，持之为唯一从事的文字文化事业的话，那么袁枚就是这样的专业诗人和诗学理论家；而且，至少在清代他是唯一全身心投入诗的事业者；整个清代270年间的所有大家、名家诗人中找不到类似袁枚的第二个。”
  作为清乾嘉年间最具影响力的袁枚诗歌，在创作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从数量上看，他从9岁时开始作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事诗歌创作长达70余年。“三朝老物谁陪我，一盏书灯六十年”，“七岁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就是他的夫子自道。从现存的《小仓山房诗集》37卷、《小仓山房诗集补遗》2卷来看，共收入袁枚21岁至82岁60余年间的诗作，计4480余首。但实际上他的诗远不止于此，嘉庆二年（1797）也就是他82岁那年，他曾自称“吟罢六千三百首”。加上早年丢失和自毁的诗作，袁枚诗歌作品的总数量当在7000首左右。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相当可观的。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袁枚诗歌可谓众体皆备，众体皆长。对此，袁枚自称：“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张维屏对袁枚的各体诗歌创作作出总结性的评价：“诗则以七律为最，七绝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华富赡，奔放有余，然好为可惊可喜，遂涉于粗俗，近于游戏者有之……惟七律中酬赠言情之作，无词不达，无意不宣，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独擅也。”舒位在《瓶水斋诗话》中甚至认为袁枚的七律是继杜少陵（甫）、李义山（商隐）、陆放翁（游）之后七律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袁枚在诗歌史上最具个性的行为是公开地大量地而且为之广造舆论地招收女弟子。他先后收列门下的女性诗弟子包括其胞妹等在内总数在七八十人之多，并至少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闺阁”社集活动。他还多次赴常熟、镇江、吴江等地看望女弟子席佩兰、骆绮兰、吴琼仙等。这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之举，反观数千年诗的历史，在诗的领域内如此大胆地蔑视并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举止，袁枚堪称第一人。这种石破天惊的行为自然招致卫道士们的诽谤，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指责他“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这正从反面证明了袁枚这一举动在中国社会史上和妇女解放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袁枚之所以能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他既天才横溢——极具诗人天赋，又“多师为佳”——善取众家之长相统一的结果。袁枚天赋超绝，他与李太白、苏东坡一样，是“以天分胜”的诗人。《清史列传·文苑传》称他“所以诗文，天才横溢，不可方物”。作为天才诗人，他的诗作天才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一致肯定。赵翼为之赞叹：“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顾实认为：“上下三千年无此才，唯有一苏东坡耳。”除了他的天赋之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袁枚一生酷爱诗书。“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圈毋虑数十遍”。他在《黄生借书说》中的名言“书非借不能读也”，道尽了他少年求学时的艰辛和读书真谛。“我辈独树一帜，则不得不兼览各家，相题行事”。“自古名家诗，俱可诵读，猎取精华，譬如黄蜂造蜜，聚百卉以成甘，不可节女守贞，抱一夫而不嫁”。正是这种勤于读书、博采众家的学习，使他具有丰富的学养来支撑他的文学事业。
  作为乾嘉时代的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袁枚的艺术成就和诗坛地位是世所公认的。即以《随园八十寿言》来看，当代诗人都推崇他为诗坛领袖，如“四海风骚仗主盟”（王文治），“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王嵩高），“一代骚坛着此公”（赵翼），“领袖骚坛岁月长”（岳树仁），“海内龙门望，如公信大贤”（鲍印）等等。他被誉为“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阵横扫千军强”（惠龄）。对此，袁枚自己也不无自豪地说过：“以诗受士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人嫌太滥。余笑曰：子不读《尚书大传》乎？……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一时间，以袁枚为主帅，赵翼为副将，张问陶、孙原湘为羽翼，袁氏家族诗人群体和随园女弟子为偏师的性灵诗派风起云涌，称雄诗界，而袁枚更是独领风骚，占尽风流，几达“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其流风之及，岂止华夏九州，甚至日本等地诗人也纷纷来求袁诗。他在日本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是同时代其他诗人所难以比肩的。
  二、吾家先祖慈溪人
  这个独领风骚、占尽风流的天才诗人袁枚虽生于钱塘，却是从慈城走出的慈江之子。袁氏在明代时是慈溪（城）的望族。嘉靖年间的袁炜于嘉靖十七年（1538）连中会试会元、殿试探花，后为大学士，是慈溪袁氏的一大名人。与此同时的袁载则是袁枚的先祖，世居于慈溪西乡的祝家渡。据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舆地三”之“海江河湖浦渡”记载：“祝家渡，县西三十五里。”清诗人孙旭照有《过祝家渡诗》：“一抹林梢落照留，片帆如驶坐中流。芦花似识诗人面，满岸秋风乱点悠。”可知祝家渡是一个充满乡野情趣、清幽秀丽的乡村渡口。而渡口边的“祝家渡袁”则是当地的宗姓大族。袁载，字安道，号滨阳，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文上知县，后官至海南学政。他生性介洁，归家唯携书而返，家中四壁萧然。袁载之子袁环，孙袁宗泗，虽仕途不顺，但都以儒业名世。袁宗泗次子袁茂英为袁枚六世祖。袁茂英，字君学，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行人，历礼部郎中，官至云南布政使。袁茂英之子袁宏勋，字尧夫，号槐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袁宏勋有七子，其中袁象春是袁枚的曾祖父，一生好游，官至知府。袁氏祖孙三代为官，累世读书，成为慈溪西乡著名的望族，并建起了袁氏祠堂。这些都为袁枚所念念难忘，他曾在随园诗话中说：“先祖慈溪籍。”
  家道的中落是在其祖父袁琦时开始的。袁象春之子袁琦，字旦釜，清初在世。他为人性格豪爽，一生漂泊四方，为人作幕，未曾做官。由于长年漂泊，四海为家，遂将其家从慈溪祝家渡迁至杭州。其两子袁滨、袁鸿也随父做幕僚漂泊南国。袁枚父亲袁滨是袁琦长子，擅刑名之学，精通法律，对《大清律》极为通晓，长期为人幕僚，游幕于湖南、广东、云南、福建，以菲薄的收入维持家用，乾隆十七年（1752）病逝。袁枚叔父袁鸿为袁琦次子，以布衣游西粤30余年，最后病死于桂林。卒时其子袁树仅有10岁。袁枚没有兄弟，因而与堂弟袁树十分亲爱，视如亲弟。
  袁氏一族自袁琦北迁杭州后便衰落了。至袁枚出生时，袁家寄居于钱塘大树巷，昔日的风光与荣耀早已荡然无存。贫寒的家境、衰落的门庭使小袁枚与其姐妹们嗷嗷待哺，他在饥寒中度过难忘的童年，而故乡慈溪的秀丽景色和祖上的荣耀显赫，也在其心中结下了难以释怀的情结。“高祖槐眉公，乌台称矫矫”，“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这些诗句都道出了他对先祖的追思和敬仰。
  三、诗人八十故乡行
  袁枚一生好游，37岁赴陕西任时领略秦地风光。但他的远行主要集中在辞官以后，尤其在63岁时生下儿子阿迟之后。他尽情遨游，一年中几乎有半年出游在外，黄山、庐山、天台、雁荡、衡山、武夷山、九华山、石钟山、广州、桂林、彭泽、仙霞、禹穴、兰亭、太湖、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百花洲……“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其足迹遍至南国山水佳处，以至于有“红粉有人称弟子，青山到处属先生”之说。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67岁，他携男弟子刘霞裳游天台，过临海、台州、黄岩至雁荡，后又游温州、丽水，折回缙云、兰溪、金华、桐庐、杭州，返回南京随园。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袁枚与刘霞裳又同游黄山；次年袁枚又与刘霞裳出游广东，顺游桂林。乾隆五十九年（1794），79岁的袁枚三游天台。袁枚游遍了中国的名山胜水，游遍了浙北、浙西、浙南和浙东南，唯独剩下宁波，剩下慈溪，剩下他梦中的故乡。是他不愿来故乡吗？不！是他忘记故乡吗？不！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着故乡的草木，期待着故乡的呼唤。
  这一佳事终于来了，在袁枚80岁的时候，乾隆六十年（1795）春天，宁波知府邀请袁枚来甬作客，这一邀请在年迈的袁枚心中激起层层波澜。世间的荣辱沉浮，人世的沧桑玄黄，在浪迹江湖80年的袁枚心中早已黯然失色，只有故乡的山水仍在他童心般的梦境中闪现。因此当他接到宁波知府的邀请，即刻整装待发，到杭州后，在西湖盘桓了七天，便乘舟东游。渡钱江、过曹娥，他沿浙东运河飘然东行。浓郁的乡情使他诗兴大发。他在旅途中吟道：“湖楼再住兴阑珊，儿自完姻我看山。一渡曹娥江上水，乌篷船仄鸟绵蛮。”当他临近慈溪时，心情尤为激动。他的故乡就在慈溪西乡祝家渡的水竹村，那里有他五世祖袁宏勋（槐眉）的祠堂。尽管他的祖父袁琦和父亲袁滨、叔父袁鸿由于游幕四方、家道中落而寄籍钱塘，但他的根仍在故乡，仍在慈溪的水竹村啊。
  近乡情更怯，移舟傍岸泊。在慈江边的祝家渡他舍舟登岸，怀着虔诚的心情进入袁氏祠堂。看到祠堂里高挂着他入翰林（袁枚中进士后为庶吉士，故称翰林）和其堂弟袁树（号香亭）中进士的匾额时，白发苍苍的袁枚百感交集。80年浪迹天涯，80年离别故乡，但故乡却永远牵挂着他这天涯游子。他知道他永远属于故乡，属于慈溪的那一片山水。在这血浓于水的激情中，他提笔写道：“路过慈溪水竹村，祠堂一拜最销魂。不图刘阮归来早，人间已见七世孙。”他在诗中注道：“五代祖察院槐眉公有祠堂，余入翰林、香亭成进士匾额俱存，八十年来，从未一到。”这四句短诗和题注凝聚了他对故乡深深的眷恋。数日后，他来到慈溪县城（今宁波江北慈城镇），在千年名观清道观住了一夜，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随后到宁波会见知府。在宁波，他访朋拜友，并被范钦后人破例迎入天一阁参阅藏书，看到书橱里已无宋版秘钞时他心酸得老泪横流。而在书画收藏家范永祺家中看到自己的书信被作为名人尺牍收藏时又欣喜万分。他用诗记载了这悲喜交加的感受：“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今日椟存珠已去，我来翻撷但欷嘘。”“莪亭尺牍善收藏，三百年人聚一堂。采到袁丝真有幸，涂鸦也厕两三行。”
  在府城宁波住了几天后，袁枚又游览了千年名刹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天童寺中吃了香积饭，寺僧的好客和谦恭使他难以忘怀。他用《天童寺》、《放光松》等诗记载了鄞东之行，随即到镇海，在招宝山上登高望远。当看到不息的波涛从天际涌来跌碎在石壁之下时，他感到了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在游览鄞县和镇海后他便直赴奉化，来到禅宗名寺雪窦寺。此时已是暮春时节，寺前的稻田连绵而至远方。袁枚游兴大增，不顾年迈力衰，登上了舍身岩、妙高台。天助人兴，在雪窦山的十天里连日风和日丽，使得袁枚尽兴而返。袁枚用《游四明雪窦》七章记录了十天的游踪：“舍却肩舆挽竹兜，为探雪窦作仙游。一峰才了万峰起，似上青天我欲愁。”“一条瀑布有声闻，喷出山腰认不真。览胜须登峰绝顶，只豪应让舍身人。”
  从雪窦归来，袁枚再次登上招宝山，他对大海怀有一种执迷似的挚爱，面对经久不息的大海波涛，他浮想联翩：普陀观音，孔丘浮桴，徐福东渡，田横西朝，宗教的神光和历史的幽情都深入无边的大海之中。袁枚把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沉思写入《再过招宝山观海四首》。遍游了故乡的名胜后，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宁波。故乡之行，在他充满真情与反叛的生命交响曲中添上了浪漫、温馨的一章。而血浓于水的家族纽带，灵魂中的故乡情结使他80岁的生命再无遗憾。回到南京后，他在寄给宁波知府的诗中阐述了对故乡之行的观光感受和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两年后，袁枚永别人世，时为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年八十二。一个天才的诗人从此息声，但故乡的山水已永远留下了他轻灵而深情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