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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望族慈城冯氏
  王静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家族性的人才群是其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由于共同的家学渊源和书香传世的传统，由于相近的生长环境、先天禀赋与思维方式，浙东相继出现了许多望族，最有代表性的有余姚的虞家、鄞县的史家、宁波的万家。虞家从三国至唐初，一门中正史有传者11人，仕宦而名有40多人；史家在南宋时一门也相继出了3名宰相、76个进士，其中有敢于为岳飞昭雪的政治家、诗人史浩，为此就有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之说；清初万泰的8个儿子，被时人誉为“万氏八龙”，也兴盛一时。但这些家族的兴旺最多不会超过几百年，而慈城（慈溪）冯家自汉至今的千余年时间，几十代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到清朝乾隆时，冯家已出了56个进士，还不包括武进士。同时，冯家财丁两旺，在慈溪的老县城——慈城，有“冯半城”之说。
  冯家“发源之远，簪缨之盛，本支之繁”，在族谱上有详尽的记载。其始祖可以上溯到汉。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任朝散大夫的冯冕，因恨董卓作乱，固请去职，得任句章录事参军中尉，而至金川乡（今慈城）。一传先祖冯叔和在吴越国供职，他的儿子被任命定海（今镇海）的节度使后而至慈城；而《慈溪县志》载，冯叔和由婺州迁于慈溪之金川乡。不管慈城冯家从何而来，又怎么来，反正到了元初，因冯家子孙繁衍，按居住地分已有金川、福聚、大街、西桥、柽树、大树六支族。到了明代，家族更为繁盛，本支和旁支的名堂更多，至今已传了近40代。
  千余年来，冯氏后裔从政、治学、经商传家，使慈城成了这个姓氏影响最大的聚居地。1921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收编了200余位冯姓名人，其中慈城冯家有14人。浙江美轮美奂的明清建筑，数南浔、慈溪最宏伟，故有“南浔刘家，慈溪冯家”的说法。
  一
  翻开《慈溪县志》列传卷，从先祖冯叔和开始，历经五代、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冯氏后裔有76位功名在册。也许明朝是冯家最兴旺的时代，在册人数竟有50人，而同时期全县入志才450人。
  严格地说，南迁后的冯家兴旺是由冯兴宗开始的。作为慈湖先生杨简的学生，他受杨简的影响，谨学自持，而且还继承了先生心学理论，创办了象山书院。于是冯家开始了“以读书求功名”的传家之道。但无论是求得功名与否，冯家人凡事以忠孝为先，以至成为传家之道而影响每一个冯氏子孙。
  位于太湖路完节坊的冯岳彩绘台门，于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在现代人的眼里只是间破屋，当年用白、红、青、绿等五彩色漆描绘的图纹已被风雨洗刷得不再亮丽，然而这座黯淡无光的古建筑，却是万历帝钦赐给冯岳的深宅大院。
  冯岳，字望之，嘉靖五年（1526）进士，先后在山东、河南、南京等地任官。在济南任知府时，他释放犯人1500多人，还以俸禄帮助无钱赎罪的穷人出狱。后因军功，冯岳被升为刑部尚书，官至二品顶戴，他是冯氏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冯岳60岁时辞官返乡，皇帝赐宅名曰“彩绘台门”，并造“完节”、“淳德”两座功德坊。
  冯家的人才众多，密度之大，可以从宁波地方史名著《四明谈助》中看到。《四明谈助》记载：冯季兆为明朝举人，到一穷乡僻壤任教谕，见百姓不知《五经》，就口授《毛诗》，培养了一批人才。其子冯若愚考取进士求得功名后，除奸党、减税赋，他的善举深得民意，使那些原被苛捐杂税逼得结寨欲反的农民解刀剑归垄田，一地治安遂得安宁。
  冯若愚膝下有元飏、元飚、元飂三子，他们是冯家三条龙。元飏（字留仙），做过工部主事、礼部主事与天津巡抚。在浙东抗清斗争中，他精忠报国，视死如归。黄宗羲评元飏说：“我友天下，未有真诚若留仙者也。”
  元飚数次上疏陈辅臣误国，而谏言又未能被皇帝采纳，反得罪了人，以致寻乞归甲。而归甲后，元飚并不因此身不在朝而闭嘴，仍旧一次又一次复疏，直谏近十年。正是由于他勇于直谏的刚正不阿的精神，他才深受崇祯帝的器重，以至皇帝都不呼其名而称“冯先生”。为此元飏、元飚有大小冯君之名。
  崇祯十五年（1642），老三元飂被任为尚书，可又被崇祯皇帝疑而不用。后崇祯帝又派一人以“三千金求一边帅”去试探元飂，结果被斥责一番。皇帝才相信他，赞道：真是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
  冯氏子孙就是这样忠诚于皇帝，忠诚于国家。当时清军游兵常骚扰明朝边陲，当北方有的地区被清兵霸占以后，元飏三兄弟相继南下，誓死保卫明朝江山。但明朝的疆土一一沦陷，元飏、元飚兄弟俩郁闷而卒。老三元飂告慰两兄弟之后，献出全部家产作军饷，参与浙东抗清斗争。不料，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思之扼腕。
  冯氏历代都有英杰，最悲壮的应数冯京第。
  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他青年时曾与父辈元飏、元飚等人结成文昌社。后南京、杭州等地落入清军之手，他又参加了浙江抗清义军，唐王时受命任监军御史。义军失败，他与另一人赴日求援。谁知船抵长崎时，日方竟不许他们登岸。京第每天身着朝服，跪在船头哭拜，甚至向日本人送去了血书。他两次求援，但日本并没有援一兵一卒。
  冯京第回国后，与同乡人王翊结寨于四明山，鲁王授他为兵部侍郎。
  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清军准备袭击舟山，为清除后患，兵分两路夹击了冯京第的义军。此时，冯正患重病，匿居于大岚的颧顶山，因部将出卖被清军捕获。冯拒绝投降，慷慨就义。当清军行刑时，他的一个部下伪称京第是他的仇人，请求将冯的一只手臂赏赐给他以报其仇。这才使冯京第终留一臂于世。他死后，他的挚友陆宇〓，在旷野野祭七天，以寄哀思。后友人们把他的一臂与王翊的头颅和董志宁的遗骸合葬，世称“三忠墓”，今为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
  世界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叱咤风云，我行我素，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一种是内敛激情，藏锋不露，能忍奇耻大辱的。而冯京第是属于前一种的英雄，我崇敬他是因为他像阳光一样透明。
  二
  也许是忠诚报国无门，也许是受“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影响，也许是商品经济萌芽的触动，“以读书求功名”不再是冯家子孙的唯一选择了，渐渐地读着“圣贤书”的冯家读书人中出现了商人。
  生意做得最大的要数冯云濠。据载，这位道光十四年（1834）的举人竟成了名震宁绍的巨商大贾。咸丰年间（1851—1861），清政府筹集军饷，冯云濠先后捐银子三十万两。我不知道当时付的是银票还是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是银子，那又是怎么运走的，三十万两银足有数吨重，在没有汽车的年代，难道用船，一船一船地运走吗？反正令人无法想象。但由于他捐银筹饷，被赏花翎，授两品观察，并赐“缀经阁”书房一间和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
  冯氏后裔经商可能是从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开始的。据说，冯映斋原先并不富，一年正月初一他去清道观求签问卜，结果求了支下下签，他十分失望。不料道观道士察言观色，信口开河道：先生去四川可发财。冯映斋信以为真，过了正月十五日，便离家启程去四川。
  刚到时，他在一药店当茶房，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将赚的钱寄回家，就积蓄了不少工钿。一年，冯映斋听说红花“小年”，就用工资买了两间房子的红花。果然这一年红花歉收，量少价高，冯映斋真是发财了，药店老板就动员他入股。红花让冯映斋成了老板。回乡后，他创办了冯存仁药堂，这是清朝康熙初年的事，店肆开业的时间比北京同仁堂还早7年。
  冯映斋的四世孙冯云濠（小名冯阿荣）继承冯氏宗族遗店，集祖辈采购之经验，承家族做人之道理，不但扩充了冯存仁药堂，还开设了“冯万丰”药号，这可是当时宁波最大的一家药商铺。同时，他在上海又开了两家冯存仁药店，这两家分店被誉为上海四大药店之一（四大药店为胡庆余堂、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此外，他还在慈城创办了制膏厂。
  现在，慈城始平路南北的前后新屋就是冯云濠的家产，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还看到过悬挂在大门口的“观察第”御匾，前新屋、后新屋之间的始平路也是皇帝御赐的，这路名一直沿用至今，以纪念冯家望族的根在始平。
  冯氏家族因经商又出尽了风头，古城的大街小巷老小皆知“素封之家”冯家。一次，冯家的佣人上街买菜，与杨家佣人吵架。杨家就是慈城明代两个状元之一的杨守勤之家，也是慈城的望门大族。杨家佣人回家后，与主人一说，主人不但不怒，反而带着佣人到冯家赔礼道歉。从中可见冯家的地位。
  我想这就是所谓有财有势。因为有财，道光皇帝多次派冯云濠去黄河、长江流域赈救灾民。一次，冯去长江流域，船过奉节时，岸边传来哭声，原来是一位老汉。老汉自述姓曾，儿子早亡，欠了财主不少债。财主说：再不还债，就抢媳妇顶债了。媳妇不肯，因为家里还有怀抱中的婴儿。冯见老汉老泪纵横，就摸出银子给老汉，分三份，分别用于还债、日常开销与培养孙子读书。
  几十年后，这个婴儿成了浙江巡抚曾恒德。
  当曾家孙子考上状元，喜报报到奉节时，按理要演戏庆贺，但被曾老汉阻止，原因是恩人没到，戏不开演。后来曾家张榜寻找恩人冯云濠。冯云濠听说寻人的事，就亲自赶赴奉节曾家。曾家人听报，冯云濠到来，都赶出门来。曾老汉一见冯云濠，马上跪了下来，曾家媳妇也跪下了，状元也跪下了。这时一顶八人大轿停在冯云濠面前，轿夫请他上轿，他提脚迈进轿杠，等候数日的戏班子敲起了响器。这就是“冯云濠奉节坐喜轿”的故事。
  冯云濠5岁丧父，早年的不幸成就了他过人的胆识和审时度势的才能，贫寒的家境培育了他的理财观念和拳拳爱心。为此他千里经商，白手起家，完成了从一介书生到商人的转变，成为冯家第一个有影响的商人。冯云濠是冯家望族从官场走向商场的里程碑，他为冯氏后裔经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清代道光年间，冯氏后裔纷纷从慈城去北京、天津、汉口、杭州、苏州、兰溪等城市开店营生。清代京城的四恒钱铺：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是慈溪商人经营，而冯家人占有一定的股份。
  继冯云濠之后，冯氏后裔因经商而被载入史册的有：清朝上海钱业界领袖冯泽夫、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巨子冯受之、民国天津商界领袖冯占祥和金融家冯吉铺（冯骥才的父亲）。
  三
  作为“大树将军”的后裔，冯氏后裔大多淡泊名利，怡情于书，冯元仲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冯元仲，字次牧，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由检讨汪文伟推荐赴京应考。当考官出题考问平息蝗虫之对策时，冯元仲历数了抚按、守令、大臣、中贵的一些贿赂、养寇、干政之弊病，说这些官员皆像蝗虫，国家的危害不是虫而是人。考官十分惊奇冯的言语，斥责其“草野狂肆”，考虑到慈城冯家历代为冠冕之家，所以黜授县丞辱之。不料，冯元仲不要官位，执意返乡并隐居在汤山，改名“天益”。他以上山采草药买卖为生，同时刻印《天益山志》、《复古堂诗文集》，当时一些名士皆慕名找他交谈、结为朋友。后因家业中落，连家园的花草也没人护养了，他仍居于山中。其间，他还撰写《弈旦评》一书，这是我国早期围棋论著。冯元仲经常身披箬笠，露胸坦荡，竞一代风流。
  像冯元仲一样因淡泊名利载入史册的还有冯幵。
  冯幵，字君木，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学者，人称回风先生，时称“慈溪四才子”之一。他20岁考取举人，选拔贡生时，朝考列为二等。按例可任知县，但他觉得晚清政府腐败不堪，称病辞归故里，以教书为业。
  冯君木一辈子教书育人，提携后辈。书法大师沙孟海就是他培养的一个弟子，民国才子陈布雷、著名国画家王个簃都是他的学生。沙孟海说过：“我是山村孤童子，负笈到城中，受先生知遇，奖掖逾恒。1922年秋，招我住入他家西偏小轩，亲自督课。半年后推荐我当家庭教师，相去不远，仍得随时请益。”
  他的两个儿子冯都良与冯宾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1935年，冯宾符在《东方杂志》社工作，慕名请鲁迅先生书赠墨迹。鲁迅欣然答应，并于12月5日挥毫书唐诗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落款为：“钱起《湘灵鼓瑟》，亥年残秋录应仲足先生教，鲁迅。”
  1934年，民主人士胡愈之在沪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参加了这个刊物的著译工作。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终于成为我国第一位国际问题的专家。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编辑《辞源》时，参与翻译了斯诺先生的名著《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冯宾符相继担任《世界知识》杂志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成为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国际问题专家。
  在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与冯玉奇有“北张南冯”之称。他们是这个时期的言情小说家，都属于鸳鸯蝴蝶派，但冯玉奇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冯玉奇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的言情小说很受欢迎，有七家报纸连载他的章回小说。特别是那些读初高中的学生，有相当多的是“冯迷”，这与前几年“琼瑶迷”相差无几。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国章回小说大观》收编了冯玉奇的9篇小说提要，其中有《解语花》、《雁南归》、《海上风云》、《烽火情侣》、《民族魂》，同时该书收录了张恨水的10篇小说提要，两者可谓平分秋色，各擅胜场。
  冯定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与教育家，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他虽然出身贫寒，但受族人的影响，不但谨学自持，还用自己的学识奖掖后人。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著作《平凡的真理》是解放战争时期广大进步青年最喜爱的理论读物之一，共印行过11版，发行量达50万册。他一生正气浩然，追求真理，展现了这个家族特有的骨气。
  在近代，冯氏后裔因治学出名的也不少。报纸收藏家冯翰飞，他自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至20世纪30年代，收藏了数量可观的报纸。蒋介石意欲得到冯收藏的报纸，拟聘他为国家图书馆馆长，遭冯拒绝。图书收藏家冯孟颛，他的伏跗室积书达十万余卷，还历时三春秋，编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共十卷。抗战期间，冯孟颛仍手不释卷，坚持治学。他在伏跗室的院子里挖了防空洞，任凭敌机轰炸，躲在防空洞里做他的学问。
  现在的冯氏名人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监察部原副部长冯梯云，化工部原副部长冯伯华，中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冯舜（副部长级）。
  在治学与文化活动中，冯骥才可谓是当代冯氏家族中具有全国影响的代表人物了。他以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的“双绝”而闻名遐迩。
  虽然冯骥才先生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潮流崛起而跃上文坛的，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始终立足于民族传统。他的文学作品语言幽默，可读性强。冯先生自己说过：写作与绘画是两种手段。写小说是尽社会责任，而绘画则宣泄的是人生感受。
  也许是尽社会责任，所以他的文化系列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深刻剖析了一些社会问题，以至作品一问世就产生巨大的反响。《神鞭》写国民心理中的劣根性；《三寸金莲》则是写中国人的怪圈。他的作品还被译成德、英、法、日等文本而流传于世界。
  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反思。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冯先生试图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来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这是冯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引起当代文学界的共鸣，这也是当代作家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贡献。
  也许是由于深层次的反思，写作时，冯先生便有许多惋惜，许多伤感，许多柔情，而这些情感难以畅快宣泄，就借助于色彩来表达，这就是冯先生的人生感受。
  冯先生的绘画继承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融入了现代意识与西画方式。他的画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充满当代人清新敏感的感受，意境深远，画面含蓄，有着丰富的感染力，因此其画风独异于中国画坛。
  冯骥才是个多产作家。自1977年出版《义和拳》起，至1998年，他出版了61部中长篇小说与散文集（中文版），这些作品还被译成27部外文中长篇小说集。就是因为冯先生多艺多才，集作家、画家于一身，他被收入了美国传记协会与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编集的十余种《世界名人录》，并获美国传记协会颁发的“1998年国际名人纪念奖章”。同时，他的文学作品《啊》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神鞭》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迟来的春天》获“首届中华散文奖”。
  冯骥才是冯氏家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
  四
  悠悠千余年，冯家是财丁两旺，在慈城就有无数支血脉，到今天至少有三十五代传世了。前几天，我偶尔看到了一本《慈湖水》，这本小册子是在上海的57届“慈中”的毕业生为联络师生感情，自己撰稿、自己编印的不定期印刷品。令我惊奇的是，七个编委成员有三个是冯氏后裔，有一个是冯家女婿，可见冯家的人丁兴旺。据说，慈城的前后新屋冯家就有大宗祠、惠宗祠、观德祠、冯长史祠、启承祠五个祠堂。从这里走出的冯氏子孙，他们或在国内，或在海外，但似乎都忘不了宁波，忘不了慈城。新加坡有个冯氏宗亲会，冯氏后裔在海外以此形式彼此依傍、守望相助，倘若去访问者有冯姓的，他们往往会告诉你，他们的家乡在宁波，在慈城。
  因为慈城是冯氏后裔影响最大的聚居地，为此，近几年冯氏后人到慈城寻根的不少。虽然他们常常误到慈溪再绕道来慈城，虽然他们依稀的记忆常记不清是哪族的血脉了，但无论他们来自何处，到了慈城犹如回到了久在梦中的家。
  有一个远嫁湖南的冯家女儿，回到慈城，在一间老屋前，她来来回回、回回来来，在三天时间里，不知徘徊了多少次。终于，她记起：出嫁时，娘家的陪嫁箱子底，压着一副“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她笑了，笑得十分灿烂，因为，此时此刻，冯家女儿的几十年心愿才得以了却。
  又有几位冯家后代到慈城的小巷踯躅，他们来自温州，来寻先祖。然而先祖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空白。最后他们还是将温州的大宗祠与慈城的大宗祠认了亲。
  一位耄耋之年的海外游子，是创办了三家企业的实业家，他的唯一心愿是来趟慈城，在祖先的乡土上叩几个响头。1997年，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侨务领事刘晓民转来了一封冯氏后裔的来信，信中要求修复前新屋冯玉堂，以恢复家族的荣耀。
  在慈城的冯氏后裔，虽然千年望族并没有带给他们荣耀，但冯氏子孙仍以大家族为荣。在当前，冯家人谁是大教授、谁是高级画师、谁是高级工程师、谁又是著名作家，冯氏子孙心里记得一清二楚。上世纪60年代末期，“文革”的风声刚有些缓和，冯家后裔便开始悄悄收集因抄家散失的家族纪念物。譬如先祖冯叔和千年画像，这是有冯若愚题款的祖宗神像；譬如一块书有“冯氏诰命”的圣旨，虽然可能残缺，但由于印有历代好几位皇帝的御印，显得格外的珍贵。也可能由于是家族的东西，冯家人只悄悄地保存着，我作为外人自然无法一见了。
  也许有人替冯家遗憾，因为冯家虽然出过无数进士，但没有出过一个状元。如果这对一个家族来说是缺少孤峰耸立的山峰的话，那么冯氏这个千年望族绝对是个连绵不绝、群峦竞立的家族高原。
  也许正因为冯家没有出过状元，没有到达家族的高峰，所以冯家后裔一直在努力进取，不断向家族高峰攀登，这样冯家成了非常罕见的千年望族。在与一些冯氏子孙接触交谈中，我隐隐感到这个家族有着一股无形的凝聚力，那就是先考虑大家族，后考虑小支线。几幅经历了几百年的祖宗画，落到谁的手中都是一笔不小财产，若谁有一丝杂念的话，不可能说自家藏有宝贝。但一个冯家女儿却无偿地献了出来，因为她明白，只有庞大家族体系，才是这些祖宗画的最后归宿。
  综观冯家从政、治学、经商的几个转折，应该说冯氏后裔经商给整个家族得以继续兴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道理也十分简单，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家族兴衰。但冯家人之所以能走出“富不出三代”之怪圈，除了大家族有一定的族规和一个“以商立家、以信立业”的传统外，更主要的是这个家族在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大家族特殊的家族文化与个人素质，使冯氏众人在社会发展中随时而变，长得风气之先，从而找到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如今，我们再去明清古建筑众多的古镇慈城，从金家井巷走到太阳殿路至完节坊，看着那福字门头、布政房、冯宅、冯岳彩绘台门古建筑，细细品味那“冯家屋，俞家谷，钱家吃”的传说，足见冯家屋的风采依旧。虽然这些粉墙黛瓦的明清建筑群有的已摇摇欲坠，有的成了一堆废墟，但那些高耸的重檐马头墙，那些广阔又深邃的庭院，那些星罗棋布的石窗砖饰，无不诉说着冯家千年望族的荣耀。以一个家族的形式留存如此众多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不仅在宁波独领风骚，在浙东望族之家也是罕见的，自然这也成了冯家作为千年望族的一个例证。
  慈溪的钱氏家族
  钱宗保
  钱氏向称望族。钱氏一脉源自五代时期，武肃王钱镠在江南沿海建立了吴越国，时间长达近百年。由于采取了保土安民的政策，吴越国相对战事较少，且兴修水利，注重农桑及海外贸易，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为日后的南宋定都杭州和以后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定了基础。当时，他的子孙被派往各地去做官，但在慈溪定居还是后来的事。
  五代末期，吴越国第五任藩王钱弘俶帮助宋王朝消灭了南唐，宋太祖待之甚厚。弘俶遵先祖王遗训：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又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弘俶于是上表纳土，太祖不允。太宗朝，王二次上表，请以吴越封疆归于有司。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四日，得太宗许，遂以苏、杭、越、明、湖、衢、婺、台、温、处、秀、徽、歙、福一十四州和衣锦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暨民籍仓蓄，尽入宋版图。太宗敕赐王剑履入朝，制王依前守太师尚书令，改封淮海国王，仍统天下兵马大元帅，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王率子孙一千余口赐第洛阳。钱氏子孙又在中原繁衍开来。后来金兵入寇中原，徽钦蒙尘。高宗南渡，建立了南宋王朝。王七世孙忱于绍兴元年（1131）随宋室南下，赐第台州，忠懿王一脉又在江南播衍开来。钱氏家族在慈城定居并繁衍开来是元末之后的事，仅仅六七百年，在慈城便成为有影响的家族之一。以前民间曾有说法，“俞家的谷（形容田多粮多），冯家的屋（两个大院建造精美），钱家的吃（以方言押韵，形容出仕人众，家中食物精美）”，可见古代钱氏家族在慈城的地位。
  元朝末年，黄岩人方国珍侵扰浙江沿海。至正十五年（1355），方国珍兵近鄞县，武肃王第十三世孙，年仅14岁的钱国宝从鄞县逃难来到慈城，避难于邑城东北姓方名裕的人家中。家主人见他才貌非常，志识过人，偶试以对，出口成章，且得奇句。家里人便询问他的来历，知是忠懿王的后代，所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样，钱国宝便在慈城定居下来，后来又在东街尚志桥的东北面建造了宅第，并把二弟国珍亦接来同住。
  国宝公之妻方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景福，次子名唤景寿，小儿子则为景宁。他们三兄弟都有功名。景福是庠生，有博学鸿儒之称，后来，他筑宅于施家巷十字桥，在东街之下，所以称之为下宅。景寿为教谕，筑第于后施家巷，故当时称作中宅。三弟景宁为翰林院儒士，仍居东街旧宅，因位于东街之上，故称上宅。他们的后代，除景福的次子自篪迁回鄞县原籍照顾太祖母外，其余诸人皆居慈城，经明、清两个朝代的繁衍，遂成为慈城望族大姓之一，并播及平桥钱家和浪墅桥，繁衍到江苏的南通和海门等地。
  古人重功名，国宝以降，每一代都有许多人入仕。
  二世（这里不以武肃王为一世排辈，而以国宝公为一世推算，如此可以清楚居慈钱氏的繁衍情况）景寿，后来改名亨，字仲山，号恒斋，别号梦陶。明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乡试中第七名举人，第二年会试中乙榜，授江西南昌府教谕，后调任山东东昌府教谕。而其弟子多不好学，然亨因材施教，数年后均成为才学之士，编通鉴纲目，并有诗文集刊行于世。后父丧，亨于广东千里迎柩归里，举哀成服，遂以诗酒自娱，虽多次征召，都不愿复起。本县知县郁公爱其才名，因选为婿。后来郁公升任福州通判，就将私宅相赠，这就是宜晚楼。本邑名儒乌斯道曾为之作《宜晚楼记》。
  三世如珪，字廷玉，号存养，明永乐十二年（1414）登贡。入太学，选取内阁修中秘书，宣德六年（1431）授陕西庆阳府通判，后调南昌府，任通判。他为官清廉，深得民心，有诗文集行世。有一次，郡守得到其母亡故的消息而如珪尚不知，便对他说：“你现在很清贫，不久你将任满，不若现在先瞒下，等任满多得些俸银，也可用于发丧。”而如珪曰：“忠孝乃是大节的事，君亲是大伦，怎么可以欺瞒呢！”于是他即刻告假上路，奔丧去了。后人莫不称颂其德行，并将其牌位供入了县乡贤祠。
  三世如埙，字廷和，号淡庵，明永乐十八年（1420）中南直隶乡试一百二十七名，授苏州府长洲县儒学训导，后升宁国府宣城县教谕，调南昌府教谕。曾建掇锦坊于东街。
  三世如〓，字廷建，号木石道人。画家，善画梅，有作品传行于世。
  四世钱森，字敬斋，明宣德十年（1435）乡试第二十七名，正统七年（1442）刘伊榜三甲七十三名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参议。
  五世钱润，字本德，又字良玉，号涧松。明成化三年（1467）选贡，七年（1471）应天乡试中三十七名，授四川夔州府大昌县知县。
  六世钱标，字宗望，号慎轩，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赐进士出身，恩诏特奖义士。标以勤俭起家，积善好施。嘉靖十五年（1536），慈溪大灾，民不聊生，标设厂于永明寺，自初夏至早稻登场，救了许多人的命。
  有位姓陆的邻居，将居屋抵押给标，到期无力归还借款，标就当面烧了借据。陆某临终之时还对家人讲，这房子是慎轩先生给留下的，你们世代都不要忘记。另外有位姓费的乡里，向钱标借了很多钱而又无力归还，便想卖了产业来还贷款。钱标得知后，力劝他不要这样做，同时也废除了费某的债务，还拿出钱来，作为费家生病的妻子买药之需。卖酒的张家，也借了钱标很多钱，就想将自己的女儿给钱家做丫鬟以抵所欠债务。钱标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还勾销了他的债款。东溪并巷李某借了钱标的债，有一次叫他的儿子拿了十几两银子去还标的债，可是其子不慎将银子掉到井里去了。当时十几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孩子想到丢了银子一定会被父亲打死，于是就去告诉钱标，标把借据还给了他，并不对人说起此事。后来李家修理此井，从井中捞起银子，才知道失银始末。李某带了儿子，泣跪在钱标面前说，这孩子的命，实是老先生给的。这样的事，真不胜枚举，当时邑中妇女孩童多可以说出许多。
  七世钱焕，字叔晦，号静窗，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中五十四名，嘉靖八年（1529）会试一百零八名，殿试三甲二十六名进士。初选江西南昌府推官，因政绩出众，升南京兵科给事中，外选江西袁州知府。他的父亲桂亦因为儿的功绩，以邑庠生敕赠六林郎南昌府推官。
  还有一个可歌可泣的先祖是七世钱鲸，字叔鸣，号雷川，又号四窗。明嘉靖十九年（1540）浙江乡试经元，嘉靖二十六年（1547）会试李春榜三甲第七名进士。历官中书舍人、福建道监察御史，复巡按河南道御史，应天、徽州等八府巡按。
  鲸在巡按辽左时，丁艰回原籍。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服阕赴京时，倭寇猖獗，侵扰浙江等地沿海。适逢倭贼乱临高埠，鲸的官船刚出蛏浦，猝不及防地与贼人相遇。左右侍从急请御史从舟尾逃走，可免于难。鲸大怒道：“我堂堂上邦宪臣，怎么能贪生而怕乱贼！”于是明灯张挂，更换朝服，正襟危坐。顷刻贼拥至，钱御史大骂贼寇，仆人钱富、叶秀、冯德等人争相以身护主，俱遭贼杀害。后来这群倭寇窜到苏州，夜遇风雨，贼大惊说“钱御史率天兵来了”，遂窜至太湖绝地，为官兵所歼。此乃一代英烈，值得后世人永久纪念。
  叔鸣公殉国的前一年（1554），曾上疏平倭六条建议并得到朝廷的认可。其一为审视地形，统一指挥；二为广招兵勇，增强作战技能；三为深挖战壕沟渠，以利战守；四为招安胁从，分散敌势，打击匪首；五为整肃军纪，增强军威；六为清理军伍，落实粮饷，以保证军事实力。
  八世钱俊民，明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中式，第二年（1499）连捷中伦文叙榜三甲二十六名进士，官泰州太守。
  还有八世钱照和他的儿孙们。照，字叔初，号粤南，明嘉靖七年（1528）中林大钦榜三甲七十九名进士，授南陵尹，升大理寺左评事，累升按察副使。其子名维垣，字完甫，号鹏峰，幼聪慧，13岁补邑子弟员。其时父亲亡故于任所，虽有伯叔右，而他独事病卧的祖父长达13年之久，朝廷旌表为顺孙。钱照之孙，名文荐，字仲举，号石楼，15岁已成诸生，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黄士俊榜会试四十八名，殿试三甲一百二十一名进士。任河南新野县尹，丁艰后补江西宜春县令，行取升工部虞衡司主事，文荐多才多艺，工古文，善诗。慈溪的名胜古迹他多有题咏，有《丽瞩集》刊行于世。今金家井弄甲第世家便是他们的旧宅，而文荐公还有许多别业。
  明朝万历年间还有一对第九世的堂兄弟，从兄钱仲选，字仁仲，号寄宇，万历十六年（1588）中式，选东平州学正，丁艰后起补乐平县知县。他在任期间严查户籍，均税赋，废除了许多额外的苛捐杂税。从弟胤选，字选之，号云门，万历十九年（1591）中式。他为公安县令时因境临长江，地势低洼，每到夏天水发，必遭水患。百姓扶老携幼，避于城西的堤岸之上，哭声数十里。胤选审度形势，用两年时间，环江筑堤，保全乡土，当地百姓立碑曰之“钱公堤”。他还有许多善政，如弭剧盗，清积逋，建学校，设邮署，等等。他两人还发起在今光华路建造了钱家祠堂，后来钱氏子孙称之为“大祠堂”。
  明朝270余年间，钱氏家族列代都有很多入仕之人，上面仅是每代入仕者的一部分。入清以来，人丁不断增长，人才亦增多。现举一个读书一生、老来入仕者和一个孝子为例，以观有清一代之一斑。
  九世钱茂秦，字沃皆，号菊庄，中顺治三年（1646）浙江乡试第二名，时年已63岁，又三年（1649）中刘子壮榜一百零九名，殿试三甲一百三十五名进士，时年已经66岁了。授延安府延川县知县，内转员外，又以员外再升同知。
  茂秦任延川知县时，正值兵荒马乱之后，到处断垣残壁，人民衣不蔽体，食不继晷，大多逃荒远走，延川几成一座空城。茂秦多方招抚，宽徭给种，数月之后，渐渐有了人踪。他将自己的俸禄捐出，建县堂，修学宫，凑买驿马，踏地抛荒，广入泮额，并消盐课凡四年，政绩彰著，百姓呼作“佛爷”。部、抚、藩、郡守诸上台都嘉奖褒举。顺治十一年（1654）升转员外，再转同知。初升柳州府，此时柳州尚未入大清版图。吏部左右侍郎均为之不平而扣之不发，由此也可看出清初的吏治混乱，或者是茂秦公把银子都用在任所而无力贿赂之故吧。
  后来别选山西平阳府同知，茂秦萧然一箧单骡入郡，使平阳的士大夫和父老乡亲都很惊奇。在任词讼精详，盐课驿马，无不亲视，上台竭力揄扬。顺治十二年（1655），因眼疾告老还籍，复游林下，至康熙十年（1671）殁，享年88岁。
  另一位十四世钱秉虔，原名秉乾，字汉宗，号诚庵，为避乾隆讳，奉部文改乾为虔，监生。幼年时家道中落，父亲客游东北谋生。秉虔是长子，9岁便以黏土做泥人易米养母及家人。雍正三年（1725），年仅14岁的秉虔便徒步去东北寻找父亲。后来父子在辽东相遇，秉虔便以肩贩积资迎父返里。此时秉虔已是19岁了。走到宿迁地界，不幸父亲病重，秉虔千方百计为父治病，但百药终不能治。古人相信割股和药可以疗养，正当秉虔祷告上苍，准备割股之时，有一位老者叩门说：你是孝子，不要毁了身体。老者给了他一粒丸药，父亲服了之后，病就大愈了。秉虔像他的父亲，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每有告贷者，秉虔总是转贷他人，以全父志。他的弟弟秉坤以及子孙都以他为榜样，全是谦和孝友的人。秉虔死后，至门上哭吊者三百余人。后来他的儿子继尹修表将他的事迹上告朝廷，高宗（乾隆）敕赐孝子称号，并入祀邑忠孝祠，由县拨款建造孝子公祠和牌坊于南门，这就是后人们所说的“小祠堂”。
  到了近现代，西风东渐，社会发展，人们不以仕途为人生第一追求，慈城的钱氏家族，也在各领域出现了很多人才。如清末在北京以当铺起家的钱荫堂，在河姆开大昌行经营钱庄、米行、布庄等的钱芝生，民初在宜昌经营宜顺昌药材行和峡江渝轮船公司的钱养正，以开劈新疆邮路有功而升任安庆邮区副邮务长（当时正职都是外国人）的钱芝祥，在上海经营鸿祥钱庄的钱瀛官，开洋钉厂的钱祥标，开五金店的钱绍圹，开染料行的钱念祖，在海门世代行医并开药铺、染坊的海门宁波会馆董事钱积德，本邑书法家钱太希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家族瓦解，慈城钱氏子孙活跃在海内外的各行各业，联系渐少，如美国加州大学的钱难能教授，其已故父亲钱文骥便是当年的管祠人；如台北宁波同乡会理事、布商公会常务理事、立大样绸布公司法人钱志浩，其已故父亲钱介行即是前任台北宁波同乡会会长。
  由于钱氏家族在慈城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因此也留下了许多与之有关的名胜古迹。除了前已提及的上、中、下宅和大、小祠堂以及宜晚楼、掇锦坊、甲第世家外，尚有传说留有钱武肃王指痕的七指岩，慈溪城乡多处钱王庙，另有钱亨所居的东溪草堂，钱文荐所居的庇皓园、丽瞩楼、半塘别业，翠罗庵和药王庙，为钱森建立的奎照坊牌楼，为钱秉虔建造的孝子坊牌楼，还有浪墅桥的钱仁祠和平桥的钱家祠堂，以及钱氏浪墅桥分支当年捐资的义渡河姆渡和楝木渡。
  古迹年代久远，因天灾人祸，大多湮没，现存的已为数不多，亟待加以保护。除甲第世家外，钱孝子祠已于新中国成立初被拆毁盗卖。大祠堂被改作粮站的仓库，其他各家祠堂均被拆除改建，唯这光华路钱家祠堂基本保持完整，大门上的门神尚隐约可见。现在慈城大加改造，并修旧如旧，增添古城的人文景观。窃以为把此祠复原，可以向国内外展示当年家族文化的一个侧面。或者将其改建成钱王祠，与现已修复或重建的临安钱王陵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钱王祠（在重建，杭州市拨款）、海盐南北湖吴越王庙公园（政府拨款建设）、嵊州市剡溪五王庙（地方保护单位）、无锡钱武肃王祠（政府拨款翻修）等共同展示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弘扬武肃王的历史功绩。
  慈城桂家
  金建楷
  桂姓溯源
  “最是一年风景好，金风送爽桂花香。”就离慈城“桂花厅”不远处的“竺巷口”，自宋代起就住着桂姓望族。
  桂姓系周王室后裔。周初，周武王之弟周公旦被封于鲁。鲁国为春秋一大诸侯国，后被齐国灭掉。到了秦朝，鲁公后裔秀孙的后人季桢，在秦朝任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季桢也被坑杀，其弟季眭怕哥哥断香火，就按自己名字的读音，让哥哥的四个儿子分别改姓：长子姓桂名奕，居幽州（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一带），守护祖坟；二子姓〓名栾，居济南；三子姓炅（guì）名奖，居厉山（镇名，湖北随县，春秋时厉国国都）；幼子姓炔（guì）名装，居河南。四姓后裔，字异而音近，实为同源同根。后其他三姓在秦灭后，因姓太偏，除一部分改原姓外，多数改长房桂姓，成为桂氏。
  据桂氏祠堂碑记载：慈城桂氏家族是从贵溪（县名，在江西省东北部，唐置县）迁来的。至于桂姓家族怎么从幽州，或其他三姓后改桂姓而迁衍至贵溪，已无查考。根据《华人姓氏来源》记，在明代，当时（指慈城）桂姓家族昌盛，名人辈出。又据《慈溪县志》载，祖先可上溯到南宋桂万荣。桂万荣，字梦协，庆元二年（1196）进士，为杨简（慈湖先生）弟子。桂锡孙，万荣从子，绍定五年（1232）进士……传至明代，最有名的当然数“江南大儒”礼部尚书桂彦良了。杨泰亨撰志载：“桂王傅宅，（慈溪）县治祝（又作‘竺’）巷口，晋王傅桂彦良所居。”
  “江南大儒”
  女词人李清照为避战乱流落江南时，曾对桂花赞道：“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被明太祖誉为“江南大儒”的桂彦良，不仅是桂氏家族之佼佼者，在慈城的历史人物中也应该是属“第一流”的。
  桂彦良，名德偁，以字行，慈溪（今江北慈城）人，少年慧敏，勤奋好学，就读于宝峰书院。据新编《宁波教育志·书院篇》转载《慈溪县志》云：“宝峰书院在县西二里大宝山，为元赵宝峰先生读书处。赵宝峰先生名偕，字子永，入元不仕，学宗杨简，隐居于大宝山之东麓，乡弟子多从之游，弟子有桂彦良、乌本良、乌斯道、向寿等名士。县令陈麟，字文昭，曾诣门请业，执弟子礼，赵偕为其设治县权宜。”当时作《琵琶记》的高明（字则诚），隐居栎社，也闻赵宝峰先生大名，特来大宝山拜师学习悟理。还有《四明丛书·赵宝峰集》附载《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弟子罗本，字贯中（《三国演义》作者）之名亦在其中。可见桂彦良少年时，与陈麟、高明、罗本等名士，也是同师同学。
  桂彦良青年时，经选举（选拔考试）为元乡贡进士，做过“包山书院”山长，后改平江路（今苏州）路学教授。明洪武六年（1373），授命征召入京，授太子正字。时当明代开国初期，太祖朱元璋尊师重教，十分注意给诸王择师。时桂彦良与宋濂、孙克表、陈南宾、萧岐等宿儒同为太子、诸王及功臣子弟师，其间桂彦良脱颖而出，尤受朱皇帝青睐。朱元璋称道他学识渊博，教学得体，能以“二帝三王、孔孟圣学为本”，汇聚历代治政之精华，联系明代国情之实际，以启迪后人，解当务之急，并特择他为晋王傅。
  明太祖朱元璋虽读书不多，但肯学习，吟诗作赋，善写俚诗。桂彦良常在帝前步韵应对。据载，桂彦良在御座前朗诵，诗声琅琅，“声彻殿外，左右惊愕”。帝赞许他才思敏捷，应对从容，语出自然，诗风纯朴。可见桂彦良的辞章文笔，很配农民出身的朱皇帝的胃口。
  当时，桂彦良与宋濂（文士）、刘基（军师）齐名，同为太祖三足鼎臣，而朱元璋却对桂彦良情有独钟，称道他“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谢道：“臣不如宋濂、刘基。”朱元璋诠释说：“宋濂只不过一个文人；刘基呢，虽足智多谋，而才能偏于军事上，不如你通达全面啊！”
  调迁为晋王府右傅后，桂彦良制《格心图》献王，励精图治；后更王府官制，官“左长史”。在晋王府期间，他还作《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太祖朱元璋读后，拍案叫绝，赞其：“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他又说：“世人都说儒者只拘泥古训，不通今道，但彦良就不是，真可谓‘通儒’矣！”
  洪武十八年（1385），桂彦良告老还乡，潜心著作。浙江首开科举，连请他为考官，主文官。过了两年，他就与世长辞了。桂彦良一生著作甚丰，有《清节》、《清溪》、《山西》、《挂笏》、《老拙》等集和《陶诗春和咏》及《中都纪行》等。据载，名噪一时的大学士宋濂，读了他的著作，感叹不已，自以为不如也。
  桂族后裔
  据杨泰亨撰志载：“袁学士第东，有桂驸马宅，彦良长子慎同居于此。”桂驸马即桂慎，就是因为桂彦良的关系才被明太祖招为驸马的。《慈溪县志》载：“桂驸马宅大部分建筑还在，所有房屋不管楼房平房都有高高矗立的五马头山墙……台门都有石鼓，进石鼓门即为驸马居住处了。现在石鼓门及驸马住宅楼三合院还完整保留着，其西面连接着为数不少的厢房，从外表看，整体结构还相当明显。”可见当时慈城桂氏门第，十分显赫，风光一时。
  桂氏望族，人才辈出：有桂〓，字怀英，饱读诗书，倜傥不群。方孝孺慕其名，不远数十里前来与其谈经论说，十分佩服其学识，尊称他为“古香先生”。还有桂宗儒，工楷书，成祖召见，即拜编修。弟桂宗蕃（一作藩），学问极好。兄弟俩颇有作为，均参加《永乐大典》编撰。又有桂孟诚，做过县官，政绩优良；桂琏、桂伯谅等都以学问好而加载史册……至清代，有桂中行，官湖南按察使，书法家、画家；有桂馥，著名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还有桂滽，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与其子桂廷〓，都以诗名称著。自宋至清，慈城桂氏家族光进士及第者就有15人（桂万荣、桂锡逊、桂彦良、桂芝、桂一间、桂滽等）。
  风激慈水浪叠浪，日照阚峰人继人。千年古镇，水清山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探历史之渊源，启后人去撷英……岁月如歌，慈城日暖桂生香；江山似画，古镇辉煌花簇锦。
  文献世家半浦郑家
  ——兼谈二老阁藏书文化的历史轨迹
  虞浩旭
  浙东著名藏书楼“二老阁”的创始人为郑性。
  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又号五岳游人，乃郑溱之孙，郑梁之子，慈溪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选为贡生，受铨不赴，因而终生未仕。一生漫游四方，五岳历其四，独衡山未至，年八十将南行，未几而卒。有《仅真集》一卷、《南溪不文》一卷、《南溪梦》一卷、《南溪寐歌》一卷等。
  郑性“于南雷黄氏之学，表彰不遗余力”，毕其父郑梁欲立家祠以祀南雷、郑溱之志，于所居之东筑二老阁。渡曹娥江，抵四明，离鹳浦四五里之遥，即可望见崇檐杰阁，岿然峙立天际，乃二老阁是也。楼上奉南雷、郑溱二友之木主，旁立郑梁木主；楼下庋藏书籍。
  二老阁郑氏乃是文献世家，肇始于郑溱。郑溱（1611-1696），字平子，号兰皋，别号秦川，慈溪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副榜，将拜吏部主事，改授县令不赴。与黄宗羲同学于刘宗周之门，又同为遗民，相契最深。明亡入清，自此终生不复言仕，埋身江上，读书授徒以奉其亲，处之怡然，以著述自娱，五年不入城市。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郑溱传》云郑溱“弱冠游庠，研究六籍，于诸史百家之书，无不手披口诵，抄纂等身”。慈溪郑氏自郑溱以后，世以文章显，代有传集。自后二老阁藏书、刻书名满天下，郑氏一门延绵七八代，为文献世家。
  郑梁（1637—1731），字禹梅，又字百祥，初号香眉，继号踽庵，后号寒村，晚年得半身残疾，又自号半人、半生、溱之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工部湖广司主事，旋升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三十三（1694）年充文武会试同考官。三十四年（1695）任广东高州知府。著作有《勉斋家传》一卷、《郑氏人物传》一卷、《香眉焚余集》（附年谱）、《五丁集》诗五卷文二卷、《寒村杂录》一卷、《读书杂记》、《息尚编诗文》四卷、《半生亭诗文集》一卷补二卷等。出黄宗羲之门，诗文学问大进，诗以《晓行诗》得名，文类归有光。郑梁性好藏书，“家中藏书甚富，与范氏天一阁相埒”。家有石叟室、丈七间、半生阑亭，为藏书、读书之室。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秋，又治其西圃为室二十楹，颜曰“大椿堂”，裘琏为撰《大椿堂记》。郑梁出黄宗羲之门，又其父溱与宗羲为至交，乃于康熙十七年（1678），谋刻黄宗羲之文，曰《南雷文案》二十卷，包括《文案》十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一卷、《子刘子行状》二卷、《南雷诗历》三卷。民国间涵芬楼重刻《南雷文集》，更名为《南雷集》，附以黄百家《学箕初稿》二卷。后郑梁又遗命子郑性筑二老阁，以祀宗羲和郑溱。
  据徐嵩《二老阁记》和《郑氏家谱》卷十四载，二老阁始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元年（1723）竣工。阁中藏书主要是两家之书。一是郑氏先代遗书两万余卷。郑勋《二砚窝书目记》云：“余家自先濮州公以文章显，代有传集，至宪副公积藏书二万卷。”一是黄宗羲续钞堂三万卷。据全祖望云，郑性收黄氏书理而出之，尚可得三万卷。此两项相加应为五万余卷，规模甚可观。但据徐嵩《二老阁记》云：“既而梨洲先生之家火，其藏书半失，南溪于是焉相度基址，建阁于宅之左方，取黄氏遗书之存者，庋于其旁。”“梨洲先生书数万卷，今所存五千本，按其目多缺不全。”如此，则庋书二老阁之黄氏书大约仅万余卷，实则二老阁藏书当为三万余卷。
  关于二老阁藏书，郑性之友全祖望言之甚详。其所撰《二老阁藏书记》云：“太冲先生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所得最多者，前则澹生堂祁氏，后则传是楼徐氏，然未及编次为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身后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郑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乱者复整，其破损者复完，尚可得三万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间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郑氏自平子先生（指郑溱）以来，家藏亦及其半。南溪乃于所居之旁，筑二老阁以贮之。”其所撰《五岳游人穿中柱文》云：“先生于黄氏之学，表彰不遗余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后，卷籍散乱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正其误而重刊之。先是，尊府君高州（指郑梁）欲立祠于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筑二老阁于所居东，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观察（指郑溱）。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黄氏诸孙及同社子弟皆邀之与祭，使知香火之未坠也。”“四方学者或访求南雷之学，不之黄氏而之鹳浦，即黄氏诸孙访求籍录，亦反以先生为大宗。”
  二老阁在中国学术史和藏书史上颇具地位。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云：“此阁藏书，在时间上则继余姚黄氏之绪；在空间，则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鼎足而立。”其价值，一是掇拾黄氏续钞阁之残余。黄宗羲喜藏书、抄书，于世学堂纽氏、淡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传是楼徐氏等藏书，无不借而抄之。尤其是祁氏藏书散出时，精华尽归南雷。这部分书价值是极高的。二是使郑氏、黄氏二家“千泽在焉”，“薪火临焉”。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郑溱系黄宗羲之友，郑梁系其弟子。郑氏后人于两家文献，“虽残篇断简，其尚在所珍惜也”，“师传家学，倍有光矣”，故“四方学者或访求南雷之学，不之黄氏而之鹳浦”。
  全祖望又有诗论郑氏藏书云：“浙东藏书家，首推天一阁。其后澹生堂，牙签最审确。于今有鹳浦，善在精且博。我观古著录，诸家亦纷错。藏书不择书，糠秕混精凿。藏书不读书，庋置怜寂寞。读之或不善，丧志恐作恶。南溪真书仓，万选钱在索。收拾南雷书，门墙幸有托。反疑过高妙，一切弃糟粕。我生若〓闻，渔猎久荒落。何时得假馆，疑义相弹搏。直溯西江波，以济枯鱼涸。”
  郑性亦喜刻书，所刻有：黄宗羲《南雷文约》四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自著《南溪偶刊》，包括《南溪梦寱》一卷、《南溪寤歌》一卷、《南溪不文》一卷、《仅真集》一卷；父著《寒村集》三十六卷。
  郑性之后郑氏代表人物有：
  郑大节（1705—？），字临之，号箨垞，晚号补牢翁，溱之曾孙，梁之孙，性之长子，慈溪人。十七岁补定海县庠生，一赴省试即弃去。善山水，暇则鼓琴作画，以诗酒自娱。有《箨垞遗稿》、《四明诗汇》等。
  乾隆间开四库馆征书，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三宝奏折云：“又访有宁波府慈溪县郑大节家，藏书颇富，亦已飞饬宁波府徐昆亲往访购。”四月二十八日奏折云：“又慈溪郑大节家藏书，虽远逊于范氏之多，其中亦有未曾习见之书，可备采折者，亦复抒诚愿贡献，现查有书八十二种。”实则郑大节检取二老阁藏书精本九十四种进呈，有四十七种二百九十卷著录于《总目》，其中三十三种入存目。嘉庆间《天一阁书目》卷首附载二老阁呈书目录，其中《警时新录》五卷、《岭海舆图》一册、《海语》二卷、《灼薪剧谈》一卷、《十八方加减》一册、《造砖图说》一册、《西洋国志》一册、《九代乐章》二十三卷等为罕见之书。写本还真之日，书被翰林院截留，或在省垣为大吏所取去，还阁者极少。
  姚椿《樗寮日记》云：“至鹳浦，访郑氏二老阁，规制略似范氏天一阁，但范阁下有屋，此仅离地数尺耳。主人云：‘乾隆丙午间，曾被焚毁，又进呈书皆未领回。’此二事后来考文献者不可不知。”
  郑中节（1709—1768），字发之，号诎斋，溱之曾孙，梁之孙，性之仲子，大节之弟。幼承庭训，务为有本之学，性倜傥负气节，读书不屑章句。终生不仕，好山水之游。早岁游秦中，有《游秦草》。
  中节谨守二老阁藏书。余集撰《墓志铭》曰：“家故多藏书，辄杂览经史以及五行九数青鸟之学，靡不浏览。”“百年以来，南雷之书游遭水火，甬上遗老亦零落殆尽矣。而君家遗籍独完好如故，流风余韵，仿佛犹能道之。”“君既归，讫无所成就，念先人之清芬，延令诸于将坠，皇然有守先待后之志。于是发所藏箧，勤加雠比，篇帙坏舛者辑褫刊正之。与天台齐宗伯召南、仁和杭太史世骏、同郡全太史祖望为友，有疑义辄就裁审。”“每朔望率诸子焚香拜阁下，春秋丁日，束牲以祭，诚敬如游人（按：其父郑性号五岳游人）在时。”
  郑竺（生卒不详），字弗人，号晚桥，郑溱之五世孙，梁之曾孙，性之孙，中节之三子，慈溪人。县诸生。少颖异，读书目数行下，酷好诗古文辞，与顾棢、桂廷〓为诗会，唱和无虚日。客武林，杭世骏、金农、鲍廷博诸名宿并器重之，见者莫不倾慕。父中节以任气，中飞语。竺奔走营救，事定，遂咳血而卒，年仅二十有五。弟郑甲，字孚春，号雪桥，精历数，工诗文书画，能琴，亦以家难抑郁，年二十四，尽焚所作而亡。郑竺有《溪上旧闻》二卷、《野云居诗文稿》二卷。郑甲有《雪桥居士遗稿》一卷及《闲情草》。
  家有二老阁藏书甚富，晚桥自幼耳濡目染，迥非凡近。又所居饶园池之胜，名花奇石，位置楚楚，时招友朋觞吟其中。所储书法名画之处为野云居。遇火烬，子勋重建之。
  郑浩（？—1811），字芝室，大节之孙，乔迁之父，慈溪人，居鹳浦。生年及仕履未详，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四岁而孤。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二云其“性好古书名画，见辄购之。尝见乌斯道《春草集》板于城中人家爨下，急购归，补刊其缺者行世”。
  郑勋（1763—1826），字书常，号简香，溱之六世孙，梁之五世孙，性之曾孙，中节之孙，竺之子，慈溪人。从蒋学镛受《毛诗》、《春秋》，得浙东学派之嫡传。有《郑氏征献录》、《二砚窝诗存》三十八卷、《文集》六卷、《二砚窝读书随笔》、《梨洲年谱》、《简香目录》等。
  嘉庆初，二老阁书散之后，郑氏留意于市肆之间，物色二老阁散出之书，或虽非故物亦设法购回，或借抄于人。经十余年，积书两千余卷，别辟二砚窝以庋藏。蒋氏为作《二砚窝记》。得朱彝尊赠其高祖郑梁诗手稿，遍征题咏，阮元、谢启昆等三十八人为之题诗，又绘《二老重逢图》。别筑二老堂于二老阁旁，以祀郑梁、朱彝尊。阮元题匾额，秦瀛书楹联，袁钧撰《二老堂记》。郑氏十世皆有专集，勋护惜梓行传世。
  郑勋刻书甚多。一是继续刊黄宗羲未刊之稿，如《明夷待访录》一卷、《思旧录》一卷、《南雷文约》四卷。一是刊郑氏一门著述，如郑梁《勉斋先生遗稿》三卷、《寒村举业偶存》一卷、《寒村七十祝辞》一卷、《守高存言》一卷、《勉斋家传》一卷等；郑竺《野云居诗稿》二卷、《野云居文稿》一卷附录一卷等；郑甲《雷桥居士遗稿》一卷，又有《雪窦唱和记》一卷、《雪窦唱和诗》一卷、《初夏唱和诗》一卷、《江亭唱和》一卷等。此外，还刻杨简《石鱼偶见》一卷、冯次牧《天益山堂遗集》十卷、潘平格《求仁录》十卷、李东门《四明四友诗》四卷等。
  郑观海，字号、生卒年及仕履未详。郑溱之七世孙，梁之六世孙，性之五世孙。慈溪人，居鹳浦（又名半浦）。
  二老阁藏书历经近两百年，中经乾隆五十一年（1786）火厄。郑氏翰林第东厢火起，恶少趁火打劫，争取其书而去，所存仅十之一二，且多残编断简。后又经道光二十六年（1846）、咸丰二年（1852）两次火厄，所剩无几。观海于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二老阁，渐复旧观，藏书仅余万卷及所刻书版片。其《辛酉重修二老阁感赋》云：“巍巍杰阁临江浒，数百年来蔽风雨。藏书万卷半虫蚀，遗集镂板尚不窳。上有先世木主存，祖孙三代相步武。岁岁春秋释奠诚，一瓣书香阅今古。崇朝盲风怪雨来，栋折攘崩难修补。此事原非独木支，创业当思绳厥祖。鸠工庀材几周章，子弟奔走力宜努。藉藉人言嗟废兴，家乏藏镪被人侮。幸也祖泽尚未泯，竭蹶张罗撑门户。虽无恽翚飞鸟观，依旧规模拭目睹。岿然咸仰鲁灵光，万丈光芒中夜吐。”然于是年十一月，太平军攻占县城，恶少乘机入二老阁，又窃去藏书一批，后归于冯氏醉经阁。
  郑乔迁（1811—1852），字耐生，大节之曾孙，浩之子，慈溪人，居鹳浦。县诸生，工科举，旋弃去。为人介直，不为世悦，人恒怪而笑之。时学为古人之文，出以示人，人益怪而笑之。有《藏密楼文稿》四卷，冯登府序曰：“发先世二老阁书及借阅范氏天一阁所藏，一资其文。与阳湖陆祁生、吴仲伦为师友。明季浙东多奇节，乔迁于梨洲、谢山所经述，欲赓续之，遍寻荒冢断碣，徘徊穷山中，不问家事，惟好饮，饮必有诗。已，皆屏弃之。”其六世祖梁缉大椿堂，乔迁有《大椿堂补植卉木记》，云：“嘉庆十六年（1811），兄弟析炊，余得堂焉。吾家丙午、壬子（道光二十六年、咸丰二年），两遭火厄，惟是堂岿然独存。”
  二老阁藏书代有散佚。一散于四库馆征书“写本还真之日”；二散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夏二老阁火灾为人所趁火打劫；三散于太平天国军攻慈溪，为恶少窃书甚多。谢振定《赠郑简香征君序》云：“寒村先生之曾孙简香，以孝廉方正就征到省垣，访余于南屏，余亟问所谓二老阁者，故无恙，而其所藏书，半轶于四库采辑写本还真之日，后又不戒于火，虽有，存焉者仅矣。”民国初，郑性七世孙公议，将二老阁存书及版片卖于上海书贾，为沈氏抱经楼所得，后大多归北京图书馆。郑氏先人手稿卖归杨泰亨，剩残者为倪春如所得，焚于火。藏书印为马隅卿所得。1943年，二老阁被后人郑志远、郑怀玉、郑荣祖拆除变卖。至此，历时二百余年之著名藏书楼二老阁便散为云烟了。
  慈江之子袁枚
  戴松岳
  袁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富有创造精神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书信集《小仓山房尺牍》是与许葭村《秋水轩尺牍》、龚未斋《雪鸿轩尺牍》齐名的清代三大尺牍之一。他的文言笔记小说《子不语》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立为清代三大文言（笔记）短篇小说。他的充满至情的悼亡之作《祭妹文》与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亲情名作。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是乾嘉诗坛中毫无疑义的诗坛盟主，在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列名第一，称之为“及时雨宋江”。在清代诗坛中，他与钱谦益、王士祯相继成为诗坛领袖，并称为清诗坛三大盟主，在“乾隆三大家”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蒋士铨、赵翼两人。他高擎起“性情”大旗，以性情之说创立性灵诗派，一扫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大诗论——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大有一统诗坛之势。他标新立异，独立诗坛，以真挚、清新、灵活、洒脱的诗歌创作实绩，赢得了诗坛盟主的地位，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支庞大的诗歌创作方队，并形成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性灵诗派。
  袁枚（1716—1797），幼名瑞官，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淡园、随园老人、石头村人。他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杭州，所以《清史稿》、《辞海》及众多文学史著作都说他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年以后迁居江宁（今南京）。袁枚乾隆元年（1736）由广西巡抚金拱荐举，应“博学鸿词”之试，时年仅21岁，是应试者中最年轻的。乾隆三年（1738）中顺天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因满文不及格于乾隆七年（1742）散馆时外放为江苏溧阳知县，后又调任江浦、沐阳、江宁等县，皆有政声。乾隆十二年（1747），年仅32岁的袁枚即有退隐之志，以母病辞官，移居南京，买旧“隋园”于小仓山，改建后名为“随园”。因经济拮据于乾隆十七年（1752）再度出山，后改发陕西知县用。不到一年因父病故，回家守孝，自此一直至老死不复出仕。他以文学创作为谋生手段，优游名山胜水达五十年，被誉之为“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年来无及者”。其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35卷，《小仓山房外集》8卷，《小仓山房诗集》37卷、补遗2卷，《小仓山房尺牍》10卷，《随园诗话》16卷、补遗10卷，《随园随笔》28卷，《子不语》又名《新齐谐》24卷、续10卷等。
  一、石破天惊性灵风
  袁枚在清代文学史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富有影响并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与建树。
  他在观念上的突破首先是对儒家经典的怀疑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自清康熙中叶以后，尊儒重道成为清代国策，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袁枚却“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并对孔子也表示了怀疑：“孔子之道，历万世而无弊乎？”他还时常表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怀疑。对袁枚来说，疑经不是终极的目的，他是力图越过儒家经典所划定的思想樊篱，去追寻、探索“微茫”奥秘的世界，这是袁枚思想最有魅力的地方，这最有魅力的思想便是他的“性情”之说。“性情”说立足于人性的解放。袁枚坦言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并宣称“人欲当处，即是天理”，认为“无情何必生斯世”。袁枚从不迷信权威，“理足口即言，往主翻扇案”。这是他70岁生日时的感叹，也是他敢推翻权威之言的写照。他敢于推翻定论、蔑视权威的怀疑精神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其冲破儒家学说的束缚，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因而常发别人未发之言，阐别人未阐之理。对权威的挑战，给了他巨大的思想空间。于是乎晚明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在他身上传承，公安三袁的“性灵”文字在他那里发扬、光大，写“情”、抒“情”、歌“情”成为其诗集的显著特色。而袁枚的这一特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思想的前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为有识之士所高度认同和赞赏。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杨鸿烈先生所著《袁枚评传》首言“袁子才是一位中国罕见的思想家”。当代思想家蔡尚思教授在《一个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中说道：“袁枚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清诗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一书中特辟专章讨论“袁枚现象”及其文化意义。他说：“如果说诗史上曾经有过本来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即以毕生心力集注于诗的理论和实践，持之为唯一从事的文字文化事业的话，那么袁枚就是这样的专业诗人和诗学理论家；而且，至少在清代他是唯一全身心投入诗的事业者；整个清代270年间的所有大家、名家诗人中找不到类似袁枚的第二个。”
  作为清乾嘉年间最具影响力的袁枚诗歌，在创作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从数量上看，他从9岁时开始作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事诗歌创作长达70余年。“三朝老物谁陪我，一盏书灯六十年”，“七岁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就是他的夫子自道。从现存的《小仓山房诗集》37卷、《小仓山房诗集补遗》2卷来看，共收入袁枚21岁至82岁60余年间的诗作，计4480余首。但实际上他的诗远不止于此，嘉庆二年（1797）也就是他82岁那年，他曾自称“吟罢六千三百首”。加上早年丢失和自毁的诗作，袁枚诗歌作品的总数量当在7000首左右。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相当可观的。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袁枚诗歌可谓众体皆备，众体皆长。对此，袁枚自称：“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张维屏对袁枚的各体诗歌创作作出总结性的评价：“诗则以七律为最，七绝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华富赡，奔放有余，然好为可惊可喜，遂涉于粗俗，近于游戏者有之……惟七律中酬赠言情之作，无词不达，无意不宣，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独擅也。”舒位在《瓶水斋诗话》中甚至认为袁枚的七律是继杜少陵（甫）、李义山（商隐）、陆放翁（游）之后七律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袁枚在诗歌史上最具个性的行为是公开地大量地而且为之广造舆论地招收女弟子。他先后收列门下的女性诗弟子包括其胞妹等在内总数在七八十人之多，并至少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闺阁”社集活动。他还多次赴常熟、镇江、吴江等地看望女弟子席佩兰、骆绮兰、吴琼仙等。这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之举，反观数千年诗的历史，在诗的领域内如此大胆地蔑视并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举止，袁枚堪称第一人。这种石破天惊的行为自然招致卫道士们的诽谤，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指责他“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这正从反面证明了袁枚这一举动在中国社会史上和妇女解放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袁枚之所以能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他既天才横溢——极具诗人天赋，又“多师为佳”——善取众家之长相统一的结果。袁枚天赋超绝，他与李太白、苏东坡一样，是“以天分胜”的诗人。《清史列传·文苑传》称他“所以诗文，天才横溢，不可方物”。作为天才诗人，他的诗作天才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一致肯定。赵翼为之赞叹：“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顾实认为：“上下三千年无此才，唯有一苏东坡耳。”除了他的天赋之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袁枚一生酷爱诗书。“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圈毋虑数十遍”。他在《黄生借书说》中的名言“书非借不能读也”，道尽了他少年求学时的艰辛和读书真谛。“我辈独树一帜，则不得不兼览各家，相题行事”。“自古名家诗，俱可诵读，猎取精华，譬如黄蜂造蜜，聚百卉以成甘，不可节女守贞，抱一夫而不嫁”。正是这种勤于读书、博采众家的学习，使他具有丰富的学养来支撑他的文学事业。
  作为乾嘉时代的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袁枚的艺术成就和诗坛地位是世所公认的。即以《随园八十寿言》来看，当代诗人都推崇他为诗坛领袖，如“四海风骚仗主盟”（王文治），“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王嵩高），“一代骚坛着此公”（赵翼），“领袖骚坛岁月长”（岳树仁），“海内龙门望，如公信大贤”（鲍印）等等。他被誉为“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阵横扫千军强”（惠龄）。对此，袁枚自己也不无自豪地说过：“以诗受士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人嫌太滥。余笑曰：子不读《尚书大传》乎？……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一时间，以袁枚为主帅，赵翼为副将，张问陶、孙原湘为羽翼，袁氏家族诗人群体和随园女弟子为偏师的性灵诗派风起云涌，称雄诗界，而袁枚更是独领风骚，占尽风流，几达“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其流风之及，岂止华夏九州，甚至日本等地诗人也纷纷来求袁诗。他在日本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是同时代其他诗人所难以比肩的。
  二、吾家先祖慈溪人
  这个独领风骚、占尽风流的天才诗人袁枚虽生于钱塘，却是从慈城走出的慈江之子。袁氏在明代时是慈溪（城）的望族。嘉靖年间的袁炜于嘉靖十七年（1538）连中会试会元、殿试探花，后为大学士，是慈溪袁氏的一大名人。与此同时的袁载则是袁枚的先祖，世居于慈溪西乡的祝家渡。据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舆地三”之“海江河湖浦渡”记载：“祝家渡，县西三十五里。”清诗人孙旭照有《过祝家渡诗》：“一抹林梢落照留，片帆如驶坐中流。芦花似识诗人面，满岸秋风乱点悠。”可知祝家渡是一个充满乡野情趣、清幽秀丽的乡村渡口。而渡口边的“祝家渡袁”则是当地的宗姓大族。袁载，字安道，号滨阳，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文上知县，后官至海南学政。他生性介洁，归家唯携书而返，家中四壁萧然。袁载之子袁环，孙袁宗泗，虽仕途不顺，但都以儒业名世。袁宗泗次子袁茂英为袁枚六世祖。袁茂英，字君学，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行人，历礼部郎中，官至云南布政使。袁茂英之子袁宏勋，字尧夫，号槐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袁宏勋有七子，其中袁象春是袁枚的曾祖父，一生好游，官至知府。袁氏祖孙三代为官，累世读书，成为慈溪西乡著名的望族，并建起了袁氏祠堂。这些都为袁枚所念念难忘，他曾在随园诗话中说：“先祖慈溪籍。”
  家道的中落是在其祖父袁琦时开始的。袁象春之子袁琦，字旦釜，清初在世。他为人性格豪爽，一生漂泊四方，为人作幕，未曾做官。由于长年漂泊，四海为家，遂将其家从慈溪祝家渡迁至杭州。其两子袁滨、袁鸿也随父做幕僚漂泊南国。袁枚父亲袁滨是袁琦长子，擅刑名之学，精通法律，对《大清律》极为通晓，长期为人幕僚，游幕于湖南、广东、云南、福建，以菲薄的收入维持家用，乾隆十七年（1752）病逝。袁枚叔父袁鸿为袁琦次子，以布衣游西粤30余年，最后病死于桂林。卒时其子袁树仅有10岁。袁枚没有兄弟，因而与堂弟袁树十分亲爱，视如亲弟。
  袁氏一族自袁琦北迁杭州后便衰落了。至袁枚出生时，袁家寄居于钱塘大树巷，昔日的风光与荣耀早已荡然无存。贫寒的家境、衰落的门庭使小袁枚与其姐妹们嗷嗷待哺，他在饥寒中度过难忘的童年，而故乡慈溪的秀丽景色和祖上的荣耀显赫，也在其心中结下了难以释怀的情结。“高祖槐眉公，乌台称矫矫”，“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这些诗句都道出了他对先祖的追思和敬仰。
  三、诗人八十故乡行
  袁枚一生好游，37岁赴陕西任时领略秦地风光。但他的远行主要集中在辞官以后，尤其在63岁时生下儿子阿迟之后。他尽情遨游，一年中几乎有半年出游在外，黄山、庐山、天台、雁荡、衡山、武夷山、九华山、石钟山、广州、桂林、彭泽、仙霞、禹穴、兰亭、太湖、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百花洲……“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其足迹遍至南国山水佳处，以至于有“红粉有人称弟子，青山到处属先生”之说。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67岁，他携男弟子刘霞裳游天台，过临海、台州、黄岩至雁荡，后又游温州、丽水，折回缙云、兰溪、金华、桐庐、杭州，返回南京随园。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袁枚与刘霞裳又同游黄山；次年袁枚又与刘霞裳出游广东，顺游桂林。乾隆五十九年（1794），79岁的袁枚三游天台。袁枚游遍了中国的名山胜水，游遍了浙北、浙西、浙南和浙东南，唯独剩下宁波，剩下慈溪，剩下他梦中的故乡。是他不愿来故乡吗？不！是他忘记故乡吗？不！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着故乡的草木，期待着故乡的呼唤。
  这一佳事终于来了，在袁枚80岁的时候，乾隆六十年（1795）春天，宁波知府邀请袁枚来甬作客，这一邀请在年迈的袁枚心中激起层层波澜。世间的荣辱沉浮，人世的沧桑玄黄，在浪迹江湖80年的袁枚心中早已黯然失色，只有故乡的山水仍在他童心般的梦境中闪现。因此当他接到宁波知府的邀请，即刻整装待发，到杭州后，在西湖盘桓了七天，便乘舟东游。渡钱江、过曹娥，他沿浙东运河飘然东行。浓郁的乡情使他诗兴大发。他在旅途中吟道：“湖楼再住兴阑珊，儿自完姻我看山。一渡曹娥江上水，乌篷船仄鸟绵蛮。”当他临近慈溪时，心情尤为激动。他的故乡就在慈溪西乡祝家渡的水竹村，那里有他五世祖袁宏勋（槐眉）的祠堂。尽管他的祖父袁琦和父亲袁滨、叔父袁鸿由于游幕四方、家道中落而寄籍钱塘，但他的根仍在故乡，仍在慈溪的水竹村啊。
  近乡情更怯，移舟傍岸泊。在慈江边的祝家渡他舍舟登岸，怀着虔诚的心情进入袁氏祠堂。看到祠堂里高挂着他入翰林（袁枚中进士后为庶吉士，故称翰林）和其堂弟袁树（号香亭）中进士的匾额时，白发苍苍的袁枚百感交集。80年浪迹天涯，80年离别故乡，但故乡却永远牵挂着他这天涯游子。他知道他永远属于故乡，属于慈溪的那一片山水。在这血浓于水的激情中，他提笔写道：“路过慈溪水竹村，祠堂一拜最销魂。不图刘阮归来早，人间已见七世孙。”他在诗中注道：“五代祖察院槐眉公有祠堂，余入翰林、香亭成进士匾额俱存，八十年来，从未一到。”这四句短诗和题注凝聚了他对故乡深深的眷恋。数日后，他来到慈溪县城（今宁波江北慈城镇），在千年名观清道观住了一夜，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随后到宁波会见知府。在宁波，他访朋拜友，并被范钦后人破例迎入天一阁参阅藏书，看到书橱里已无宋版秘钞时他心酸得老泪横流。而在书画收藏家范永祺家中看到自己的书信被作为名人尺牍收藏时又欣喜万分。他用诗记载了这悲喜交加的感受：“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今日椟存珠已去，我来翻撷但欷嘘。”“莪亭尺牍善收藏，三百年人聚一堂。采到袁丝真有幸，涂鸦也厕两三行。”
  在府城宁波住了几天后，袁枚又游览了千年名刹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天童寺中吃了香积饭，寺僧的好客和谦恭使他难以忘怀。他用《天童寺》、《放光松》等诗记载了鄞东之行，随即到镇海，在招宝山上登高望远。当看到不息的波涛从天际涌来跌碎在石壁之下时，他感到了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在游览鄞县和镇海后他便直赴奉化，来到禅宗名寺雪窦寺。此时已是暮春时节，寺前的稻田连绵而至远方。袁枚游兴大增，不顾年迈力衰，登上了舍身岩、妙高台。天助人兴，在雪窦山的十天里连日风和日丽，使得袁枚尽兴而返。袁枚用《游四明雪窦》七章记录了十天的游踪：“舍却肩舆挽竹兜，为探雪窦作仙游。一峰才了万峰起，似上青天我欲愁。”“一条瀑布有声闻，喷出山腰认不真。览胜须登峰绝顶，只豪应让舍身人。”
  从雪窦归来，袁枚再次登上招宝山，他对大海怀有一种执迷似的挚爱，面对经久不息的大海波涛，他浮想联翩：普陀观音，孔丘浮桴，徐福东渡，田横西朝，宗教的神光和历史的幽情都深入无边的大海之中。袁枚把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沉思写入《再过招宝山观海四首》。遍游了故乡的名胜后，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宁波。故乡之行，在他充满真情与反叛的生命交响曲中添上了浪漫、温馨的一章。而血浓于水的家族纽带，灵魂中的故乡情结使他80岁的生命再无遗憾。回到南京后，他在寄给宁波知府的诗中阐述了对故乡之行的观光感受和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两年后，袁枚永别人世，时为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年八十二。一个天才的诗人从此息声，但故乡的山水已永远留下了他轻灵而深情的歌唱。
  袁枚和慈溪竹江袁氏
  袁上岳
  袁枚（1716—1797），生于钱塘（今杭州），字子才，号简斋，是我国清代的大文学家。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溧阳、江宁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定居江宁（今南京市），筑室小仓山下，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袁枚著有《随园全书》，包括《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及《子不语》等。其著作流传海内外。其中《子不语》一书是志怪小说，幽默地借鬼怪异象来反对封建礼教，讽刺时弊，故曾被清代列为禁书。此书与当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齐名，有“南袁北纪”之称。
  袁枚是钱塘人，几乎尽人皆知，即在其脍炙人口的《祭妹文》中亦有“先茔在杭”等语句。然而袁枚先生世家竟亦为吾浙东人文荟萃、文风昌炽之乡的慈溪，则当代已鲜为人知。慈溪西乡祝家渡（又称竹江）是沿慈江（慈水）的一个主要渡口，北距原金川乡的三七市8华里。慈江西流至丈亭与姚江相会，东邻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河姆渡（罗江渡），经方家渡与慈城的三桥（太平、三板、夹田桥）相接，是原慈溪县境内的主要水道。抗日战争初期曾有机动船航班从三板桥通至丈亭，也有乌篷船航班通西南的陆家埠入四明山山区。吾幼时语文课里，亦有关于祝家渡的民间故事，如《芋老人传》所述“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
  据《慈溪竹江袁氏宗谱》载：南宋末，有袁燮（1144—1224，字和叔，宋淳熙八年（1181〉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著有《絜斋集》）的五世孙袁惟一（名仲周）从会稽奉川迁至慈溪竹江（即祝家渡），而袁枚为惟一公之十五世孙，按竹江始编行次列为福行。据方浚师编《随园先生年谱》载，“先世家慈溪，后徙钱塘”，“槐眉先生（属正行，明崇祯年间高官）即先生高祖也”，“槐眉与其父（清行）竹英方伯有《竹江诗集》行世，槐眉有子是为象春（显行）府君，象春子曰‘琦’（贤行），《诗话》中所称旦釜公者，旦釜之子曰‘滨’（良行），先生父也”。又据姚鼎著《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载有：“……祖讳琦，考讳滨，叔讳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又云，“乾隆二十八年，先生四十八岁，香亭（弟）会试，成进士，出宰正阳”；“乾隆四十年，先生六十岁，嗣（即吾甬人称‘过继’）弟香亭子为己子，取名通”。按先生另有子名迟。孙袁祖志，字翔甫，咸丰时曾官同知，后寓沪，曾为《新闻报》初期编辑。孙袁祖惠，字少兰，官四川夔州府，工书法。
  又据《随园轶事》（蒋敦复撰，王英志校点）中《祖茔宗祠》载：“先生祖茔在杭州，解组之后，岁必亲往扫祭，及至晚年，不得年年到茔奠一滴酒，盖钟阜、吴山（指南京、杭州）相距因非近过。……宗祠在慈溪祝家渡，路途遥远，即中年时亦不能常到，然乙卯年犹一至也，时年八十岁。祠中悬两匾：一为‘清华世胄’，先生入翰林院时所上也；一为‘兄弟科甲’，香亭太守成进士时所上也。”据上可以推测，袁枚先生家约在明末清初，距先生二三世时，由慈溪祝家渡迁钱塘。前几年笔者据族中老人谈起，“当时宗祠内曾设别室，专门奉祀随园先生”。现该宗祠已于“文革”时期拆去，易地改建，为竹江村粮站之用。
  竹江袁氏曾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编《慈溪竹江袁氏宗谱》一部共28册，记载《世次编记》有周始封，始迁阳夏，再迁河南（汉袁安，三国袁绍、袁术之后），三迁会稽奉川简况，并详细编续四迁慈溪竹江以来至当时为止的后裔、分支情况。此书当时共印30部，时代变迁，现已大多数散佚，很难觅全。
  竹江袁氏在慈城有一主要分支（五迁慈溪城中，称为“城中支”），笔者即出于此系。大约于清康熙年间，当时曾任云南省藩台的布政使袁文海（清行）茂英方伯由祝家渡迁来（文海墓在祝家渡叶家小岙），始居“袁府门头”（约在西横街东段）。“历正行宏羔公直之，显行若孙公象祖，贤行容士公鋡，良行渭川公学瀚至福行思亭公召棠。袁思亭与袁枚、袁香亭同为福行，应属同宗、同谱、同辈。袁思亭乾隆年间曾为师爷，后定居于慈城大桥头（今尚志路东段），家道渐衰，然秉以先世文化风雅，后代亦不乏文人逸士。思亭次子士炯（承行），号竹江先生（笔者之高祖），在宅内筑简陋小园，曰“九果园”，由当时（嘉庆年间）知县贺瑷（善化）题额。当代名书法家钱罕的祖父钱铭曾为撰楹联一副：“半亩田种竹种花种草种药；数椽屋闲人闲事闲坐闲谈。”其实园中除九种果树各有一棵外，权作小竹园、菜园和柴房。后来乡贤秦润卿先生倡导发展蚕桑事业，增引植桑树十株。笔者幼时曾随长辈在此挖笋、种菜、采桑、养蚕，然后将蚕茧售给太平桥南堍之“一大茧行”，以增补家庭收入，此亦润卿先生之功绩。近年园已湮没，唯独庭中竹江先生所植之牡丹花一株经历二百余年，仍能年年盛开。
  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古代宗族聚居、耕作种田的生活方式陆续发生变化。清代中叶慈溪钱树田（钱罕之曾祖）在广东（广州）首先创立驰名中外的敬修堂药号。上述笔者的高祖竹江先生系其妹夫，而曾祖袁德玉（庆行）又为其女婿。德玉于是受命出任敬修堂经理。自此以后，祖辈（祥行）、父辈（瑞行）除个别考中秀才及贡生在家课塾、治学之外，大多随吾甬人传统特色，奔向四方，成为后来的工薪阶层或经营商人。族兄（敦行）袁步规、袁步开年轻时分别于上世纪20年代中、大革命时期及3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事业。而今竹江袁氏本支族人，除祝家渡当地尚有不少同姓者外，后裔亦多散居全国和世界各地。例如十几年前，在上海报纸曾传为美谈的袁敦梓（敦行）、毛惠琴夫妇双双达103岁高龄。袁即祝家渡人，中年时曾任上海统益纺织公司经理，其子袁伦奂曾任《大美晚报》主编，后代多在国外。
  虽然现在人们对于宗族观念、家族观念早已淡化，然而爱国爱乡之心人皆有之，吾甬人秉受先世深厚文化熏陶，对此传统之继承尤为突出。如前几年听说有任香港三菱洋行高职之袁完白者，曾来内地不惜以高价渴求复印祝家渡袁氏宗谱。由此追溯袁枚当年以80岁高龄还千里迢迢从南京（当时只有帆船、轿子可以代步）到祝家渡一行，前辈用意之深于此可见。袁枚世史为吾浙人、甬人、慈溪人的重要文化遗产，足以显吾浙东深厚的文化底蕴，相信也可以为挖掘慈溪古县城的潜在文化内涵增添一页内容，亦借以供吾甬人通过思乡、怀旧、观光、沟通，弘扬历史文化，为宁波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爰不嫌浅陋，撰文用意在此。
  慈城三驸马
  魏金水
  在古城慈城，数千年历史造就了许许多多特殊人物，其中驸马就出了三个。
  南宋的时候，有个驸马名叫林野，是理宗皇帝赵昀的女婿。林家从晋朝永嘉年间（307-312）迁居慈城，是慕当时慈城的慈孝之风而来。初居董溪之上，即慈湖北，过了几代，移居平政桥。林野成为驸马之后，其母厌平政桥喧闹嚣杂，故于浮碧山间，大宝山之东，筑基构室，新造寓所。因此，现在的小西门一带从顾家巷到中华路，从民主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方土地当时全为林家所有。宋人刘厚南在《林家池记》中称林家所建的房屋为“宛然一城市”，里人往来皆呼为“林家巷”。巷南有一池，谓“林驸马池”，占地半亩许，池之四面围石栏，置名花、奇石，列台几、石棋、画帘、琴瑟、箫管等于左右。远数百步，更浚一池以浴马，池之北建室数楹，曰“挹清轩”——林驸马之居，其他房屋为亲属和手下之人居住及辅助用房。我们查证林家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遗迹，譬如小西门头的林家旗楼和旗杆脚、林驸马池、林驸马楼。现存的林驸马楼用材硕大，其结构特殊，富有宋代富贵大家气色。
  南宋庆元（1195-1200）的时候，有个驸马叫莫纯，在庆元丙辰（1196）考试时取得了省元（礼部考试第一），被当时的宁宗皇帝赵扩招为女婿，因此称为状元驸马。他的家也在慈城，慈城有条莫家巷就是他们世袭的居住地。莫家巷分东西两巷。清光绪年间杨泰亨曾撰文曰“西莫家巷，莫驸马宅”，同时载有“或其后裔欤今，他无可考，姑据天启志附于明代”。莫驸马宅主体房屋还很完整，整楼为五间二弄，其特点是，十柱落地，俗称为“柱柱上”；二弄各设置在两边的第一间与第二间楼房之间，楼弄又与前面的东西厢房走廊贯通，走廊南头又各有小月洞门通前面房屋，按照设计，该楼像“走马楼”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可在室内四面行走。据居住在西莫家巷的老住户讲，过去西莫家巷进来有两道高大的台门，现在台门毁了，周围的房子也拆掉不少。但是完整的主体建筑仍可与保留下来的其他房屋相贯通，而且面积还相当大，高耸矗立的五马头山墙遥遥可见，驸马宅的特征还明显存在。
  明朝初期，有个驸马叫桂慎，他是元末明初大名鼎鼎的晋王傅桂彦良的长子。桂彦良在明洪武六年（1373）授太子正字，迁晋王右傅，向朱元璋献《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墓志中被尊称为帝师。由于桂彦良的关系，桂慎被明太祖招为驸马。
  在慈城的竺巷口，有一座元末明初的古建筑，杨泰亨撰志载：“桂王傅宅，县治南祝巷口晋王傅桂彦良所居。袁学士第东，有桂驸马宅，彦良长子慎同居于此。”桂驸马宅大部分建筑还在，所有房屋不管楼房平房都有高高矗立的五马头山墙，而且驸马宅的特征是台门上面都有石鼓，进石鼓门即为驸马居处。现在石鼓门及驸马住宅楼三合院还完整地保留着，其西面连接着为数不少的厢房，从外表看，整体结构还相当明显。
  三个驸马，从不同朝代代表着当时慈城的繁荣和昌盛，也充分体现了慈城的特殊地位和优美环境，更表现了慈城人文历史的悠久和人才辈出的盛景。
  江南多才 于斯为盛
  李建树
  慈城镇柳山庙沿1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楼，门楣上“道本小学”四个字还依稀可辨。出大门是一条细长的狭弄，想当年背着书包的少年谈家桢正是从这条细细的弄堂走出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走得这么远。现在，一颗国际编号为“3542”并且以“谈家桢”名字命名的闪亮星星正在太空沿着偏心率为0.094的椭圆形轨道绕日遨游，而居住在地球上的谈家桢虽已年逾九旬，可他最为记挂的还是他的家乡慈城。他心目中的那一座江南小镇，有始建于宋庆历八年（1048）的孔庙以及一座座名闻天下的书院，有一泓碧水的慈湖，还有一条条穿镇而过的小河。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候慈城沿河遍植桂花，花开时节，微风吹过，桂花落在水面上，金灿灿的，香了一街，也美了一街。受到慈城丰厚文化底蕴浸润的谈家桢一步步地走向世界，他在遗传学领域的独特贡献，他为创建中国遗传学和生命科学所做出的毕生努力，使他荣膺了“中国摩尔根”的美称。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在晚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还特别提到：“江南的青山绿水，蝉唱虫鸣，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我日后攻读生物学，不能不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样从慈城走出去，并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创下了不朽业绩的，还有著名实业家应昌期，著名作家、文化人冯骥才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冯骥才我们所知已经不少了，如今光说说应昌期。应昌期的老家在慈城的玉皇阁桂花厅，房子不大，论风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应星耀。这是一位极重视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他以可贵的韧劲一直撑持着中城小学的校务。上世纪90年代初，应昌期尽全力在家乡捐资办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想创办大学，这不能不说与父亲对他的影响有关。从历史文化名镇来说，这堪称是文脉相承之举。
  一般人看应昌期，也就知道他是一位实业家，这当然没错。但其实作为一个元气淋漓、富有创造力的人，应昌期要丰富得多。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应昌期还是一个书法家（青少年时曾师从书法名家钱罕、赵叔孺）、一个金融学教授、一个银行家、一个围棋高手和围棋理论研究者、一个拥有多项研究成果（如“应氏棋规”、SYDX电报明码字汇、大整数读法等）的发明家……在台湾银行主管业务期间，他手挥目送，将一应巨细事务处理得井并有条。1947年至1949年间，台湾与内地（尤其上海）汇款往来频繁，又遇时局动荡，通货贬值甚速，一笔款子若晚到客户手中，可能会变成一刀草纸。而当时银行电汇方式与电信局发电报差不多，一笔汇款从收、汇人名址到金额、附言、银行押码等，至少需用150个汉字，译码和拍发都很费时，所以银行里积案如山，客户抱怨声不绝于耳。应昌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结合实际开动脑筋，很快便编撰出了一套国语拼音罗马化方案，即SYDX电报明码字汇，一经投入使用即见成效，原先堆积如山的汇款通知立见理清，台湾金融界同仁闻之无不啧啧称奇，蒋介石还为此专门接见了他。
  应昌期五六岁时便到他父母任教的中城小学去与一些老师对弈，那些先生们先让20子，然后是16子，9子，5子，最后居然打成了平手。正是少年时的浸润，使他的一生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且不说为了将这一国粹推向世界，他捐巨资连续举办世界性的围棋比赛，就说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发明的“应氏规则”，即达到“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的目标，成了“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他还发明了独特的棋罐、棋桌，都相当机巧灵活，深含着他的聪明才智。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历史文化名镇，慈城确实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慈城明代出举人600余名，进士255名；清代出举人450余名，进士111名，还有数名状元。延至现当代，从慈城出去的名人更是数不清。套一句镌刻在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慈城镇的大门上又何尝不可这么大书一笔呢！
  侍龙伴凤的桂家父子
  王静
  知道桂姓是在读书时期，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桂兴华”的文章，现在文章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但作者的姓名却记住了。因为当时看到姓桂的，还冒出了一个如今想起来让人发笑的想法：怎么会有与桂花同姓的人呢？我十分喜爱桂花。之后，看《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常能读到桂兴华的美文，听说这位桂先生还是我们慈城人。闻之，我再次感慨：慈城真是好地方，这块肥沃的大地孕育出无数精英，出名的或不出名的。
  桂姓在全国是小姓，而在慈城却是大姓。不说远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7万的江北人中，姓桂的只有508人，而慈城人就占一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家不在大，成龙成凤就行。一千多年来，慈城没有出过皇帝，自然没人成龙成凤，而桂氏族人却能侍龙伴风，成了慈城望族中又一个有特色的官吏之家。
  桂姓，说是一名叫姬眭的人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灾难，而将他的四个侄子改名换姓得以延用下来。
  在封建王朝中，皇帝赐予臣民的多是横匾，而桂家因为有人“侍龙”有功，被破格赐予“长匾”。不知上了年纪的慈城人是否还记得：旧时在慈湖北岸普济寺旁边有座背山面湖的祠堂，堂正门上方挂有“桂家祠堂”横匾，而大门右侧的祠柱却挂有“王者师”的长匾，这是桂家祠堂区别于慈城其他家族祠堂的最典型标记，只可惜如今桂家祠堂已在岁月的风雨中消失了。
  慈城的桂家名人辈出，从杨简的弟子、南宋庆元二年（1196）进士桂万荣说起，至少有15位桂氏后裔进士登第，学有成就，出仕为官。他们当中最出名的当算侍候明太祖朱元璋又被赐予“王者师”的桂彦良了。
  其实桂彦良所侍的“龙”仍是被鲁迅先生称为“无赖郎儿”的小人。明王朝有好几位爱跟臣下玩心思、逗咳嗽、搞小动作的皇帝小人，这可能是沿袭了开国始祖朱元璋的“流氓作风”。然而皇帝是一国之君，如果真成了一个国家最大的小人，那么皇帝的小人之恶，实在是太可怕了。这犹如封建家长制下一家之主的父亲耍起小人脾气，那这一家子的妻儿还怎么做人呢？
  洪武七年（1374），太祖朱元璋看到一臣的南郊祝文，用了“予”、“我”两字，便施起了“小孩子气”，非要说这两字用得不敬，不但斥责数臣，还招来御史要将词臣定罪。此刻，在皇帝跟前的桂彦良，立即为众臣辩证。“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他引经据典的一番话使朱元璋怒消气平，解救了差一点因两字而引来杀身之祸的数十位大臣。
  在如此杀生无常的气氛中，要侍候一位忽怒忽喜的君主实在是伴君如伴虎。事实也是这样，宫殿不是常人想进就进的地方，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接近的，而桂彦良授命征召入京，与宋濂、陈南宾等宿儒教诲皇子史诗时，不仅能脱颖而出，让皇帝称心如意，而且能侍龙伴君十余载，被朱元璋称赞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桂彦良，元朝乡贡进士，曾做过包山书院的山长，改平江路学教授。后因他没有与起义军将领张士诚、方国珍联系，而被朱元璋器重，与宋濂、刘基三人鼎足朝中，而成新生的明王朝的幕僚。
  桂彦良的幸运在于他与皇帝十分投缘，朱元璋虽为农民皇帝，却敬贤重才，见桂公文武双全，就挥笔亲授赐予晋王府右傅，后累提桂彦良至左长史。不知是桂彦良制作《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而得龙心呢，还是朱元璋实在太钟情于博古通今的儒家之才，在赞美桂彦良一番后，朱元璋忽然龙心大悦，说要召见桂彦良的儿子。
  桂彦良的长子桂慎长得仪表堂堂，文武双全，进殿后颂词吟诗落落大方，谈吐犹如其父文雅，朱元璋是越看越中意，命宫侍招来皇后，欲让桂慎做长公主的夫君。不料，朱元璋的这一心血来潮的婚配却遭到皇后的竭力反对，原来公主早已有了意中人。然而君无戏言，朱元璋无奈只得招沐国公的外甥女进宫为干女儿，并主持了桂慎与金氏的婚礼。因为是皇帝赐的婚，桂慎理所当然为驸马。这样，慈城的又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被皇帝相中做了乘龙快婿，也就有了慈城自北宋以来出过三位驸马的记载。据说慈城的光棍不多，这可能与慈城的男人聪明又潇洒有关。
  如今，位于慈城竺巷口标有“中山路5号”门牌的近千平方米的古建筑群仍保留着驸马第的建筑特色：完好无损的五马头山墙，完整无缺的高砌石鼓的台门，黑瓦粉墙的三合院和花草葱郁的后花园，当年这条小巷就因这桂驸马第的雄伟而被称作驸马小街（见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三“桂王傅宅”），可见这里曾经是多么的显赫，多么的风光。
  又是“王者师”，又是“驸马爷”，明朝名臣宋濂为此撰写《双桂轩记》一文以予传世。在慈城，桂家也因这对侍龙伴凤的父子而名满一邑。据载，后有不少外地的桂氏子孙到挂有“王者师”的桂家祠堂来寻宗认祖，就足见桂家父子的影响，也足见慈城的桂家在全国的影响。
  赵文华的另一面
  戴松岳
  赵文华（？一1557），字元质，号梅林，明慈溪县城（慈城镇）骢马桥南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继以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浙东军事。
  多年来，“奸臣”一直是赵文华的恶谥。由于越剧《盘夫索夫》的流传，宁波的妇孺老幼都认为赵文华是个贼子奸臣。
  但若细阅史册，抹去历史的污垢和尘埃，赵文华不但是一个眼光远大、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识渊博、品行可嘉的君子。赵文华被视为奸臣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依附奸臣严嵩；二是谎报军情、陷害张经等人。然而严嵩为奸臣，在明代时已有不同意见。他不同于秦桧、蔡京作恶多端，其主要罪恶是纵子专权和为保相位曲意奉承嘉靖皇帝。而嘉靖帝的刚愎自用又是世所共知。作为政治家，赵文华在波浪险恶的宦海中结交权贵以伸其志自有可恕之处：陷害总督、尚书张经固然可恶，但主要是政见不同，相互攻讦；张经之死确是冤狱，但冤狱的制造者却是嘉靖帝而不是赵文华。更重要的是赵文华力荐抗倭名将胡宗宪代替张经等主持江浙抗倭，致使抗倭局面大为改观，百年的倭患终被根除。胡宗宪因用戚继光等人完成抗倭大业而名垂史册。赵文华知人举贤，功亦不小。
  有两件小事可看出赵文华的性格和品行。一件事是拒色。赵文华风流倜傥，才华横溢，青年时曾在宁波西乡的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由于这户人家男主人已死，只留下母子两人。闺中少妇见赵文华才貌双全，倾慕不已，在一个风清月明之夜，推开赵文华的房门以求欢爱。面对美色，文华毫不动心，毅然将少妇推出门外。春心荡漾的少妇不解其行，幽怨地说：“此时此地只有你我两人，何必如此！”赵文华正色说道：“岂止你我，天知地知。”少妇听后羞愧不已，断指明志，守志终身，抚育儿子成才继业。另一件是避嫌。赵文华曾受嘉靖帝信任，总督江南抗倭，一时权倾东南。各地官员都结交拜见他。此时他的两个儿子赵怡恩、赵怿恩正好到了乡试的时候。人们猜测此年的浙江乡试的解元非赵文华的儿子不可。赵文华风闻此说后，严诫其子不得参加该年乡试，以免考官为奉承他而违法取之。因此在他任职时，其子未曾赴试，而在其任后依靠自己的才学考中举人、进士。这与一代名臣张居正位于首辅时，强让其子孙考中状元的行为相比，两者风格情操有天壤之别。因此，故乡民众并不因赵文华的污名而轻视他，而在众多的传说中予以赞扬。故乡的文人在《溪上遗闻集录》中评点他的行为，认为他诫子赴考之事做得光明磊落，比张居正令考官必须录取他的儿子、孙子为状元的行为要高尚得多。
  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这应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尽管赵文华有过许多陋习劣迹，但同样有着许多美行懿言。因此，我们应非其所非，善其所善。这样，才能还历史一个真实的赵文华。
  雪窦山人魏耕
  周冠明
  魏耕是位传奇性人物，他恃才傲物，放浪不羁，但心怀故国，在反抗异族统治上忠贞不贰，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他是慈溪人（这里指新中国成立前的慈溪，是否为慈城人，尚待查考），由于他少小离家，主要活动地区都在外地，所以不大为慈人所注意，也就更有介绍的必要了。
  魏耕，原名魏璧，字楚白，号雪窦山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世家。因为家境贫寒，少年时就离家去湖州，学习成衣技术，成为穿门走户的裁缝师傅。但他爱好读书，经常挑灯阅读，孜孜不倦，且向宿儒耆老执经叩疑，于是谈吐言词迥然不同于一般的手工艺之徒。他的高巧技艺和文雅气节，被一个姓凌的富豪看上了。那富豪就让他放弃手艺，作为自己的门客，并供给他攻读的物质条件。魏璧勤奋刻苦，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归安县学的博士弟子（秀才）。凌家十分高兴，就招他入赘，希望这位乘龙快婿青云直上，光耀门楣。
  然而魏璧生不逢时。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正在全国乱成一团糟的时候，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恭迎清兵入关。清兵长驱直入，势不可当……魏璧眼看山河变色，无限痛心，就改名为“甦”，“甦”是由“更”、“生”两字合成的会意字，明白表达了他要使故国死而复生的意志。但在当时清兵血腥镇压汉人反抗的恐怖氛围中，这又显得过分露骨，于是又改名为“耕”。汉初，刘邦死后，“幼主为帝，吕后临朝”，诸吕用事，危及刘姓政权的延续。刘章借侍吕后宴饮的机会，咏《耕田歌》道：“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这里的“非其种”就是指吕姓。刘章后来果然和周勃等诛杀诸吕夺回了权力。所以魏耕取“耕”字为名，就暗藏着要把土地重新翻过来，赶走“非其种”的异族。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浙东各地纷纷举义旗抗清，张苍水奉钱肃乐之命到台州请朱以海移驻绍兴监国。义兵据守在钱塘江东岸，浙东各地闻风响应。原明朝兵部侍郎吴易甠也以太湖为根据地，进行抗清活动，魏耕就近参与了这支义军的活动。
  次年，吴易甠被清兵所执，不屈就义，太湖义军活动受到沉重打击，魏耕也中断了与义军的联系。不久，由鲁王任命的兵部尚书陈子龙又深入太湖，从事散亡部队的收集、整编，准备重新组合恢复军事活动。魏耕闻讯就积极配合协助。不料行动失密，官兵突然兜捕，陈子龙投水而死，夏完淳等被捕就义，魏耕幸得脱身，但妻子、儿女都被逮入狱。魏耕不愿向清朝屈膝投降，他横下一条心，置家庭妻儿于不顾，只身亡命江湖，寻求同志，继续献身于反清复明的神圣事业。
  以后各地义军相继被击败，时局逐渐平定，对魏耕的缉捕也松懈下来，他就找到往日的好友钱缵曾，一起隐居在苕溪之滨，闭门吟诗。他尤其赞赏李白的诗作，着意学习李白丰富的想象、豪放的言语与磅礴的气势。和他们一起交游的还有长洲（江苏吴县）的陈三岛（鹤客）。不久，陈三岛把他们带到会稽，又结交了张近道，然后，他又结识了祁氏兄弟（祁理孙，祁班孙）。
  祁氏兄弟的父亲叫祁彪佳，天启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他听到驻瓜洲的武将高杰骄横跋扈，为民所不满，就定期前去瓜洲。这天江上风急浪高，祁彪佳带领几个吏卒，迎风破浪驾船而去。高见了大惊，马上撤去警戒的卫队，出营迎接。祁彪佳以“共扶王室，同尽忠义”相劝勉，高十分感动，表示“公一日在吴，一日遵此约”。不久，祁彪佳为人所中伤，就称病回到故乡——绍兴城西三十里的梅市，人称他的住宅为“梅墅”，中有藏书楼“澹生堂”，是他父亲祁承烁所建，藏书十余万卷。他就在家里校书课子。顺治二年（1645）五月，听到南京陷落、福王被掳，他就拒绝进食，端坐在荷花池中实现他“死为明鬼”的誓言。祁氏兄弟，夙承家教，继承父志，一心想恢复故国。他们在梅墅中筑复壁，凿大隧，结交各地同声相应的俊士，如朱士稚、朱彝尊、屈大均、吕师濂等。这些人有满腹经纶，有一腔热血，他们聚在祁宅，谈诗论文，议论国事，寻求恢复的方略，交流各地义军的动态。
  在这些热血男儿中，魏耕的表现常受到指责，他简直“非酒不食，非妓不寝”。但他忠于恢复，见解又常高出于他人之上。所以祁氏兄弟体谅他胸中的积郁，不计较他生活上的越礼要求，尽量给予满足。魏耕又乘机浏览澹生堂中的藏书，诗文也就更加精美了。
  有一次，魏耕、钱缵曾、陈三岛等被逻卒逮捕。朱士稚马上和祁氏兄弟筹集了巨额金币，贿赂当道，把他们赎了出来。后来，魏耕写了《醉时歌·与朱廿二（士稚）》：
  忆昨破屋藏亡命，事败何如燕刑卿。
  颈系青丝脚拴木，同日义侣被束缚。
  爷娘搥胸不敢送，亲戚拦街齐恸哭。
  先生毅然赴渎曹，睢阳寸脔知无逃。
  众囚相对破浊醪，掀髯长饮声转高。
  （按：此诗似漏九、十两句，记行贿得救事。）
  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1657—1658），魏耕听说鄞县天童寺有两位抗清烈士的遗孤剃发为僧。一位是在赣州保卫战中城破自焚殉国的唐王所授兵部尚书郭维经的儿子，法名西照；另一位是唐王授以右都御史、总督诸道军，在扼守六岭被俘、不屈就义的金声之子，法名可立。魏耕到了天童寺，是否碰到西照、可立，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他在寺中交结了方丈山翁道忞和首座山晓本晳，留下了两首诗。一首是五律《赋得太白峰头月寄山晓上人》：
  太白峰头月，清光疑是君。
  曾含赤城雪，长绕镜湖云。
  竹圃鸣秋颖，花楼醉夕曛。
  相思不相见，揽啸自纷纷。
  另一首诗《宿梅市祁氏别业，醉后就枕，忽梦游天童，谒山翁和尚并终朗、楚蓂两师，因风有寄》：
  浮舟访梅生，还宿梅生宅。
  玉井菖蒲丛，映阶摇碧色。
  溪禽绕栋飞，万山日醉夕。
  酌酒遂陶然，高卧北窗北。
  熏风拂绮琴，凉月流枕席。
  忽梦天童寺，因游太白峰。
  楼横雁荡云，门对阿育松。
  下有金仙子，晏笑相从容。
  我戴华阳巾，趋谒蕊珠宫。
  攀崖竹筿密，穿林花气浓。
  昨来雷雨过，流水尚淙淙。
  寝起失所往，故境犹朦胧。
  何当携谢履，星闻南坞钟。
  “终朗”似乎就是“西照”的号，“楚蓂”是否是可立，目下还查不到佐证的资料。
  也就在这段时间，他考察了沿海的地形、潮汐、风向和民情，毅然写信给郑成功，提出不容怀疑的结论，即从海道进长江，三日就可到达京口（今镇江）。他请郑成功乘民心思汉、浙东义军活跃，速率大军北征，江南可指日而定，然后收复中原，功在不朽。这封信由死党送往思明（今厦门市）郑成功处。郑成功经过调查研究，确认魏耕的建议是可行的，就于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发兵17万，战舰8000艘北上。张苍水以所部6000人，战舰若千与之会合入长江。七月初，郑军抵观音门，包围南京，张苍水一军直趋芜湖。当时大江南北相率来归者府四、州三、县二十四，东南震动，清廷惶恐，形势十分有利。可惜郑成功中了敌人缓兵之计，既不乘胜攻城，而又疏于防范，终于为敌所乘，遭受突然袭击，损兵折将，而且一溃就退，全军从长江撤出，致使张苍水陷于重围之中。
  正当张苍水“沉巨舰于江中，拟乘沙船走焦湖，聚散亡作再举计”时，魏耕遮道劝阻（按：此据全祖望《雪窦山人〈魏耕〉坟版文》，而张苍水在《北征纪略》中则谓“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张苍水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焚毁了所剩船只，率师登岸，向英、霍山寨前进。不料山寨已得到郑军败退的消息，而张军又突遭敌军偷袭，全军星散。张苍水和魏耕也各不相顾，分别隐名易装，跋山涉水，辗转回到浙东。张苍水在宁海一带集合旧部，魏耕又回到了梅市祁家。
  顺治十七年（1660），他旧日的知友朱彝尊有《梅市逢魏璧》一诗：
  前年逢君射阳城，山楼置酒欢平生。
  淳于一石饮未醉，孟公四座人皆惊。
  今日逢君梅福市，潦倒粗疏已无比。
  寒暑推移六七年，眼前贫贱犹如此。
  悲君失意成老翁，况复奔走随西东。
  揽镜不知头尽白，逢人先说耳初聋。
  山阴祁生贤地主，好奇往往相倾许。
  岂无上客朱与姜，齐向高堂饭鸡黍。
  哀丝急管何其多？酒酣坐起舞婆娑。
  魏生魏生奈尔何，百年强半成蹉跎。
  天生汝才岂牗下，何为抱膝徒悲歌！
  诗中所说“上客朱与姜”，是指朱用调（子彝）、姜廷梧（桐音），都是山阴（绍兴）人。
  康熙二年（1663），郑成功、鲁王相继去世，海上义军或降或散。郑成功部下有个叫孔孟文的，找到钱缵曾处，以钱缵曾与郑成功通消息而勒索财物，一而再，再而三，贪得无厌。钱缵曾疲于应付，满足不了孔孟文的欲望，孔孟文就告发了钱缵曾，牵连到魏耕。清廷获悉当年郑、张进军长江，围南京，克芜湖，其谋出自魏耕，十分震怒，把他们一伙全部拘押，送到杭州。除祁理孙以贿得免外，祁班孙被流放宁古塔（后来侥幸脱归，就祝发为僧），钱缵曾和魏耕坚贞不屈，被杀于杭州菜市。
  魏耕就义后，山阴人李达、杨迁为他经营丧葬，两人也被清廷逮捕，也遭遣戍关外。后来，钱塘人孙治出资购到魏耕的骨骸，初葬于南屏山麓，后又迁葬于灵隐石人峰下。
  这一年，鄞人杨文琮因“翻城之役”事泄被捕，就义于杭；次年，张苍水在杭就义，三人均葬于湖上，所以被称为“三忠之墓”。
  魏耕住在苕溪滨时，其地是晋代高士二沈（沈桢、沈聘）隐居的故山，所以魏耕把自己的寓所名之为“息贤堂”，诗集名为《息贤堂集》，又常自言前身是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公斡）。这个刘桢也是位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刘桢参与曹丕的宴饮，曹丕命甄夫人出来拜客，众宾客都伏地不敢抬头，只有刘桢径直睁眼观看甄氏，后来被曹操治了罪。魏耕就自比为刘桢，也算有自知之明了。但刘桢为曹家家臣，魏耕始终志在复明，在品质上有霄壤之别。魏耕的友人屈大均，在当时诗人中居“岭南三大家”之一，自视甚高，不肯轻易称许别人，但他对魏耕的诗却十分折服。魏耕就义后，屈大均有一首五绝说：
  平生梁雪窦，是我最知音。
  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享誉全国的医学家张生甫
  魏治平
  著名中医学家张生甫，名国华，慈城东郊人，生于1864年，约卒于1933年，寿七秩。少习举子业，因仕途坎坷，经纶莫展，遂解甲还里，肆志医学，博览旷观。生平治学谨严，上自《灵》、《素》，下逮百家，不拘守于一家之言，唯善是从，临证详于观察，治疗灵活机变。由于学验丰富，20世纪初叶蜚声全国，与盐山张锡纯、嘉定张山雷齐名，被当时医界誉之为“海内三张”、“三达名流”。1921年，为医学改进研究会（山西）聘为名誉理事。
  张生甫论医，通权达变。他尝说：“不识成法，焉有准绳？拘守成法，何能治病？必也守经通权，由常达变，方为医之能事。”他认真分析各种病症的变化，既汇集前人有关证治的变通法则，又根据自己临证经验，条分缕析，深入进行研究，指出脉贵活看，治莫拘泥：“论述脉象，浮虽属表，而凡阴虚血少，中气亏损，脉每浮而无力，是浮不可概言表。沉虽属里，外邪初感时，寒束皮毛，脉不能达，每见沉紧；以及表阳虚，每见沉迟，是沉不可概言里。迟虽属寒，伤寒初退，余热未罄，脉每迟滑，是迟不可概言寒。数虽属热，伤寒发汗，令阳气微，客气动膈，虚热不杀谷；以及虚劳等证，脉每虚数，是数不可概言热。”又如论舌苔：“外感者变动多，内伤者变动少；上、中焦证变动亦多，下焦及经络证变动亦少。外感邪被抑遏或误补，致苔不布，而质光绛似虚者亦有之，不可即认为虚，当再用宣透，则苔方布。内伤质多淡白无荣，至见光绛、白糜，不可为矣；外感则必至延误成损，始有此变，而成为坏证。舌苔变动，恒赖阴津，故老人病，其苔每多燥白，不甚变动，有时或见厚白，不可误认为湿，皆因气虚不能化津。所论皆从实践中来，如果不明其常，何能言变；若识见不广，也不可能述其要也。”
  张生甫论证，常以通俗比喻之法以说理，使人读后易于理解。如论治湿诸法：“有宜表剂以汗解者，譬阴晦非雨不晴也；有宜风药以胜湿者，譬清风开爽，湿气自消也；或有宜攻其下者，譬水满堤塘，非大决不去也；或有宜温其经者，譬太阳当空，阴湿自除也；若以温燥运其脾湿者，譬灰土挹之，则湿自干也；若以渗利通其小便者，则水自达也。至若香砂六君之治脾虚酿湿，金匮肾气之治肾虚水泛，是治本而非治标法也。”所列比喻，明白中肯，易于领会，颇启人智慧。
  摄生方面，他认为，精、气、神是人生三宝，关系着人生存亡，保之则健，伤之则亡：“举凡内伤虚劳重症，莫不由此三者损伤而来，非有形药石治疗所能奏效。只须清心寡欲，则精自葆；定情贻息，则气自伏；返观内照，则神自凝。目为神窍，耳为精窍，口为气窍，三宝不漏，可保康强，若能于未病之时，独颐节口，独卧封精，独处冥心，防意如城，精神内守更好。若能寡忧、戒嗜、祛怒、少思、节劳、慎食；注意摄养五脏，使之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经自全；怡神啬欲，肾水自足。五脏安定，三宝不泄，自然体健力壮，疾病无从发生。”
  张生甫治疗虚损，崇尚甘温：“此症五脏皆有，而以心、脾、肾三者为大端，饮食、劳倦、酒色、情志，皆人所易犯，一或过度，即易犯而易伤也。伤饮食劳倦者，即病脾；伤酒色者，即病肾；伤情志者，即兼心。然其中较为尤要者是脾胃。先天之元精有限，后天之生化无穷。先天不足，后天能补。营卫之道，纳谷为宝。久病善后，多在脾胃。治疗虚损，当力避苦寒、滋粘，虚劳之症，生气已伐，若见劳热，概投苦寒肃杀，则卒至胃败，而滋粘久则多滑肠，唯甘温法能生养，最为合适。”
  张生甫不仅熟谙经典和诸家学说，广泛采用著名成方，同时还很重视民间单验方和食疗。如用奇效青果膏治疗痫证，是方取青果（即橄榄，其性甘涩酸平，具清肺利咽、凉胆息惊的功效）2500克，打碎煎汁，去渣熬膏，和入生明矾（即白矾，具吐疾涎、疗癫痫作用）粉12克，研极细拌匀，常用一匙，开水冲服，日数次。例：张女，产后狂妄不止，言语无伦，不寐，脉弦滑。曾经他医用清胃火、去淤清心、化痰安神等法治疗无效。先生诊为产后血虚，肝胆火旺，挟痰火迷窍，心神被蒙。用此膏以肝平清火，下痰清神。张女服后神识渐清，恢复健康。
  张生甫著有《虚劳要旨》、《医学达变》，前者于1917年出版，分上、下两卷，论述颇详，并附治验，见解独到。后者约刊于1927年，分内、外两编，内编64则，外编集前人论述102则，是书取义以“达”为运用，以“变”为推理。其指出：“不识成法，焉有准绳？拘守成法，何能治病？必也守经通权，由常达变，方为医之能事。”另有《性道实学》等书，得到当时医界名流张锡纯、何廉臣、周小农等题序赞许，并远销南洋群岛等地。
  晚清书法家梅调鼎
  洪丕谟
  梅调鼎是清朝末年一位极有造诣的书法家，是我父亲洪洁求的外祖父，生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年轻时，他先曾“补博士弟子员”，后来因为“书法不中程见黜，不得与省试”。经过这次打击，他感到既惭愧，又气愤，便从此发愤学习书法，并且绝意仕进。
  梅调鼎学习书法刻苦而有恒心，“早年的字，写得既漂亮又朴素，像年轻的农村姑娘，不施脂粉，自然美好”（邓散木语）。他以王羲之父子为宗，旁及诸家；中年后开始掺入欧法，变圆为方，笔力拗拔；晚年又潜心北碑，尤得力于《张猛龙碑》及《龙门二十品》，笔势转为沉雄剽悍。
  半个多世纪以前，宁波著名古刹阿育王寺“天王殿”殿额和殿前的三副长联，均出自梅调鼎之手。联语字大径尺，用笔含蓄停匀，纯用篆势，无起止痕迹，结体与《瘗鹤铭》相近。末署“宝林何从新撰句，慈溪梅调鼎敬书”。据前辈行家苏复医师回忆说，他过去曾拍过这些长联的照片，可惜现已散失。关于梅调鼎写大殿匾额，则又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次，阿育王寺翻修天王殿，寺僧请来梅调鼎款待食宿，准备请他重新书写殿额。在书写的酝酿过程中，他到宁波另一古刹天童寺观看原为密云和尚所写的天王殿殿额，以便从中取法，方才动笔书写。谁知写了好几十张，均不称意。没奈何，最后只得差人去天童寺，将为密云和尚所写的天王殿殿额钩摹下来，照样复制。打这以后，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的天王殿殿额便一模一样了。从这里，梅调鼎让我们看到一种多么可贵的谦虚精神和对书法艺术所抱的严肃态度。
  说到梅调鼎的为人，邓散木曾撰文说：“（梅调鼎）脾气古怪，对谈得投机的人会娓娓地谈个不停，对谈不投机的人就终席不发一言。他在慈溪一带颇有书名，凡是士大夫达官贵人求他墨宝，一概拒绝不写，有时大发脾气，把介绍人骂回去，而僧道商贩请他写字，他却来者不拒。这种作风，颇有些像乾嘉时的郑板桥。”至于他作品的艺术成就，与他同时代的冯君木曾这样评价道：“梅赧翁书，其用笔之妙，近世书家殆无有能及之者。清代书家当推刘文清，然以较梅先生，正复有径庭之判，余子碌碌，更无足数矣。特梅先生孤僻冷落，不屑与士大夫通问讯，声名寂寥，自甘埋没。百世而下，坐令铁保、梁同书辈流誉书林，此可为累欷者尔。士林不平至多，岂独书法？”回想起1981年秋在绍兴召开的全国书学理论交流会上，沙孟海和我一起分在“书史组”，由于他知道我和梅调鼎的关系，所以还特地移席邀我叙谈呢。
  在学书心得上，梅调鼎认为用笔之妙，在于“圆”、“断”两字。所谓“圆”，说笔毫在行经字的转弯抹角处要圆转流畅，毫不勉强；所谓“断”，说用笔要在意连的基础上笔笔断开，干净利落，交代清楚。此外，他不主张要用大笔来写小字，认为这样不利于小字笔势的展开。关于他的作品，李光业先生曾在他的身后选取其中部分精品，于30年代先后影印出版了《赧翁集锦》和《梅赧翁手书山谷梅花诗真迹》两种。
  书法之外，梅调鼎还擅长作诗，并且人品卓然，所以《赧翁小传》总结说：“翁非仅以书法擅长也，人品卓然，逸民之列。其读经亦精审绝伦，凡六经之奇词奥句，经赧翁曼声讽诵，怡然理顺。翁又能诗，喜为质直朴塞之言。此其余事，乃见掩于书名不著也。”此外，梅调鼎还喜爱品赏名茶，并由此而爱屋及乌，对于宜兴紫砂茶壶的制作及题铭，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他一生为各种式样的宜兴紫砂茶壶制铭不下百余种，并皆一一为之亲自题写，然后再分别由山农等人烧铸到壶身上去。如为秤砣形“秦权”砂壶所题的“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以及其他所题如“月白风清良夜，心投意合主宾。九十百年容易，此情此景难频”等，都是非常清新可诵的。欣赏他那超妙入神的书法和短小隽永的壶铭，使人们在品尝名茶的同时妙趣横生。据我所见，国画界前辈唐云就珍藏了我父亲送他的梅调鼎设计制铭的各式砂壶十余把。可惜，我家除了他的一些墨迹和两册壶铭稿本外，对于紫砂茶壶，现已一无所藏了。
  今年（1986）是梅调鼎逝世八十周年，缀此小文，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缅想吧！
  艺人周信芳
  周易树棻
  民国14年（1925）农历五月之望，按照当年的皇历记载，这一天是黄道吉日。
  从清早起，居住在慈城镇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地涌向日新路秧田弄，观看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周氏全恩堂宗祠的开祠仪式。
  其实，这座新建成的祠堂，总共只有单进三间平房，连同前后院在内占地不足一亩，同西面半里处那座瓴檐交叠、巍峨壮观的周氏合族宗祠相比，简直就像个蹲坐巨人身旁的侏儒。像这类貌不惊人的建筑，在慈溪县城里几乎遍处皆是，为什么竟能吸引来这么多观众呢？原来，这上千位居民聚到这里来观看的并不是这座祠堂本身，而是出资建筑这座祠堂的人——一位当时已驰名全国的同乡艺人周信芳。
  这座重建的周氏全恩祠堂至今已将届花甲之龄了，虽曾几经沧桑，但那三间祠堂正屋都还未坍坏，而尤为难得的是东屋靠墙边的那块刻着“重修全恩堂碑记”的石碑，竟还完整如昨，毫无缺残。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这倒可谓是个奇迹了。根据此碑文所载，这座小小祠堂里所奉祀的全都是周信芳单支直系的祖先，他的祖父、曾祖、高祖……这座祠堂也是他单独出资五千银元，在一片废墟瓦砾上兴建起来的，因此，与其说这是座宗祠，倒不如说是一座家祠。
  可周信芳为何在他才进入壮年时便要在故乡兴建这座家祠呢？人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个宗族观念很深的人，而五千银元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笔巨款，尽管他当时已成为京剧名角，可这笔钱也几乎是他大半年辛苦跋涉、辗转演出的收入。据碑文记载，他是遵从他父亲的意志才出资建造这座祠堂的。那么，他的父亲又为何如此热衷于兴建这座家祠呢？
  这一趟我们回乡寻“根”，有幸见到当年同周信芳过从甚密的族叔周信涛先生，又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访问了一些本镇耆老和旧邻子孙，这才了解到建造这座祠堂的端倪。
  周氏家族世居在慈溪县县城慈城上，虽不能像号称“冯半城”的冯家和世代簪缨的严家那样算得上是个本城华族，但在明朝弘治年间也曾出过江西道监察御史。一个从五品的监察御史，当然算不上是什么显宦，但据说是这位周御史在当年颇有些廉明清正的官声，于是便成为合族的荣耀。从此以后，这一支族人便自称为“周御史房”。在后代子孙中，又曾出过几个知县、同知、训导等中小官吏和一些举人、秀才，因此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了。周信芳的曾祖父周亦溪做过一任县学教谕，后来，家道逐渐中落，再也无法支撑住“书香门第”的架子，他的父亲周慰堂就到县城一家布店里去当学徒。
  当时，在中国北方诸省中京戏已兴起了几十年，正逐渐向南蔓延传播。除掉偏南的闽、粤、桂等几省以外，各地的京戏观众逐渐增多，从达官贵人、缙绅巨贾到引车卖浆、荷锄扶犁的下里巴人，喜爱京戏的都大有人在。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大小小的京戏班便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应运而生。慈溪是宁波府属中的一个大县，交通便利，人烟稠密，当然不会例外。在清朝光绪初年，县城里便出现了第一个京戏戏班——春仙班。由于当时慈溪县里根本还没有专用的戏馆，除掉上大宅门里去演堂会以外，演出的场所都是酒楼茶坊，或是神庙戏台，有时甚至就在露天。因此这春仙班实在仍旧是个“草台班”，只是人数比一般的草台班多些，生、旦、净、末、丑等行当也显得齐全一些。
  这春仙班里有位唱青衣的坤伶，艺名俞桂仙，是本城秀才俞穆卿的堂妹，自幼离家赴安徽学艺，先学徽腔，后改京戏，当时是春仙班里的一根台柱。
  根据老人们的叙述，春仙班出现在慈溪县城里的那一年，周慰堂正好20岁，刚从布店里学徒满师，当上了正式伙计。不知是迷上了京戏还是恋上了班里的那位坤角台柱，总之，他从此一头栽进了这个戏班。每逢戏班在县城演出的日子，布店打烊以后，他便赶到戏班里去当“义务工”，从跑腿当杂差到检场、剧务，什么都干。同时他自己也学起戏来，开始偶尔跑上龙套，串上名宫女，逐渐技艺有所长进，便就粉墨登场，“票”上出开锣戏或在压轴戏中串上名配角了。
  这样约摸度过了年半光景。有一天，当春仙班离开慈溪到外县去演出的时候，这位布店的年轻伙计忽然失踪了。不久，从邻近的县份里传来了消息：周慰堂已娶俞桂仙为妻，并正式起艺名为金琴仙，在春仙班里演“二路旦”了。
  对此，他的父亲是喜，是忧？是额手称庆抑或是气愤填膺？人们不得而知。然而，这件事在周氏宗族中却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在旧社会里，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里，优伶是被看做同娼妓并列的“贱业”，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这样的“不肖子孙”岂能不立即采取断然的制裁措施？于是便由族长召集会议，开祠堂，行仪式，禀祖先，对周慰堂进行了“缺席裁判”：宣布把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逐出祠堂，再也不承认他们也是这个谱传已三百多年的浙江慈溪“周御史房”的后代一脉了。
  “逐出祠堂”——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这该只是件丝毫不足介意的小事，只值付诸一笑而已。然而那是在上世纪末，发生地又是在县城，因此这该算是个十分严厉的制裁措施，其严厉程度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逐出教门”。有谁一旦被赶出祠堂，便成了没有根蔓的浮萍，既没有家世，也没有故乡，更没有宗教和亲戚，就连所用的姓氏也算是被“顶冒”的了。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犯了“十恶”大罪和受到严厉官刑的人才会受到这“逐出祠堂”的族规制裁。
  在此后的那几年里，周慰堂夫妇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现在当然已无法尽知其详了，只能从周信芳30年前所写的自传片断中约略地了解到一些大概：他们跟着戏班在江浙两省的各个水陆码头、城镇乡村之间，过着漂泊流离的卖艺生涯，忍受着土豪地痞的欺凌，饱尝着生活的煎熬，在给社会带来精神上娱乐的同时却又承受社会所给予的歧视。“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正是当时流浪艺人生活的高度概括。当没有地主邀约唱戏的时候，整个班子就操“副业”糊口，女的为喜庆人家当“喜娘”，男的则当赞礼和鼓乐手，再兼唱小曲和演堂会。这样，这些流浪艺人在整个社会的眼里，便完全被划入到“堕民”阶层中去了。
  “堕民”——这个名词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浙东一带却存在过数百年之久。“堕民”又称“怯怜户”，在绍兴一带又叫“乐户”和“丐户”。
  关于“堕民”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元军攻取南宋之后，将俘虏和罪人及其妻孥集中于绍兴一带，以后便成为“堕民”。另有一种传说：南宋时金军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投降，以后金军北退，宋人引以为耻，便将焦军部属贬籍为“堕民”。还有一种说法：朱元璋当了明太祖之后，便把曾经同他争夺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悉数贬为“堕民”。由于历代的史籍中对于这些被称为“贱民”的人并无专门记载，所以至今还无法判定究竟哪一种最为确凿。然而，据一些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考证，认为最后那种说法较为可靠。无论起源如何，总之在成为“堕民”之后，这类人便沦入社会的最底层，就同印度种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那样，不准同一般平民通婚，不准读书应考，不准设肆开店，甚至连一些被认为“尚属上乘”的劳动职业也不容他们厕身其间。他们大多都在婚丧喜庆中充当杂役，或是当串巷吆喝、买卖废旧物件的小贩，当然也有一部分当乞丐和拾荒者。虽然清朝雍正年间曾明令为“堕民”削籍，但实际上只放宽了原来对“堕民”们所实行的居住和迁徙限制，他们并没有获得其他权利，社会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和歧视依然如故。
  日月相易，寒暑更替，这样又过去了三四个年头。公元1894（甲午）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周慰堂夫妇跟随戏班到江苏清江浦演出时，生下了周信芳。虽然周慰堂已被族中公议逐出祠堂，但他还是按照族中的辈分排行，给儿子起名为信芳。其中也很可能包含着对故乡和宗族的眷恋，也许还包含着对被逐出祠堂的抗议。
  尽管因此被赶出了宗族，也尽管因此而沦为“堕民”，但周慰堂却并没有因此嫌弃他自己所从事的这项“贱业”。最有力的明证便是当他的独生子长到5岁的时候，便把他带到杭州，拜当时有名的京戏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练功学戏。周信芳7岁时登台，在《铁莲花》中演娃娃生，开始起艺名为“麒麟童”，11岁跟随著名艺人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到芜湖演出时，又改名为“七龄童”。
  当周信芳首次到上海演出，在丹桂第一台以“麒麟童”艺名登台主演时，已经是1907年了。当时，慈溪的周氏族人已经从《申报》和《时报》等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戏评和戏码广告中，知道了自己的这位同族子弟已在上海成了名伶。当时，确有些人能为周氏宗族中有人在这全国第一大码头扬名而暗自感到高兴；但优伶毕竟还是优伶，即使是名伶，所操的也还是“贱业”，何况又是被议决“逐出祠堂”的？因此有不少同族人，还是耻于承认这名噪一时的少年名伶也和他们一样同属那位三百多年前的周御史的后代。
  如此，又过了五年多，辛亥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被推翻了，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聚居在慈溪县城东隅的周御史房的族人来说，除了剪掉拖在脑后的发辫，不用再向县太爷叩头跪拜以外，最大的事件便是族中出了个周仰山。
  周仰山也是那位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后裔，排行和周慰堂同辈，若是有谁把他的一生经历详细整理一下，便足能写下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他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曾以砍樵为生，后来得人资助进塾念书，以后当过馆师和幕友。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有40多岁，集资在宁波城里开了家海货行，同时结识了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他不仅敛款资助革命，还亲自参与筹划在浙江的反清起义。辛亥革命之后，他除了参与地方政务以外，还在中国南方兴办实业，先后集资筹办了宁波电力公司、苏州电力公司和其他一些民族工业，还成为当时“南四行”之一的四明银行的主要发起创办人。直到1941年在上海去世时止，他一直是江浙两省中有名的实业家和浙江财团中的主要人物。
  清王朝被推翻后，像这样一位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的光复会骨干，受到充分的重视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周仰山虽没有担任什么实职，但在浙东的政商两界中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宁波的实业和金融界中执掌牛耳。慈溪的周氏族人们当然也以族中出了这么一位名人而引以为荣，再加他在族中的辈分也并不低，因此便在族长去世之后，推举他当了周御史房的族长。
  周仰山和周慰堂是出了五服的同族兄弟，过去也并无甚多往来，但他毕竟是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光复会成员，受到先进思想影响较多，当然远较以前那位族长来得开明、通达。再加上他少年时也曾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备尝贫困的辛酸，因此对周慰堂的遭遇颇为同情。据说他当了族长之后，在头一回召开的祠堂会上这样说过：“当戏子的也是人，现在既然光复了，五族共和，国民平等，为什么慰堂还不能重回祠堂呢？”
  虽然说这话的是本族族长兼地方上的著名绅士，然而沿袭达数千年之久的族规和族权的力量还是极为深远的。要接纳一个被逐出而沦为“堕民”的本姓子孙重归宗族，这绝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身便意味着对族权的蔑视和对宗族尊严的亵渎。所以，周仰山先生这一主张，一直拖延了五年之后方才见诸行动。
  准许周慰堂和他的子孙还族归宗的决定，是周仰山亲自通知的。当时周慰堂虽还不到50岁，但已谢别红毡，息影舞台，依靠儿子周信芳挣的包银，在上海英租界爱多亚路上的耕莘里中赁下一楼屋供合家居住。据说在接到接纳他还族的通知之后，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兴冲冲采办好供品礼物，带了他的独生子回到家乡，准备扫墓祭祖。这是他20多年来头一回回到家乡，也是周信芳出生22年来头一回踩上祖先的家园。尽管他们在那20多年中并没有因为被逐出祠堂而耿耿于怀，那么这一回他们确是带着游子还乡的兴奋心情回乡去的。
  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失望。当父子俩回到家乡时，祠堂的大门对他们仍旧是紧闭着。他们被告知：必须拿出三千块银元作为修缮费用，才能允许他们进入祠堂祭奠祖先，否则，即使是族长的决定也无法通融。
  于是，围绕着这笔“修缮费用”的问题，又开展了一系列交涉。
  那些负责管理祠堂的同族，到客栈里来磋商了好几回，最后表示可以让价到二千银元，再减便没有商量余地了；并且表示钱款可暂缓交纳，只消写下一张欠字，便准许父子俩进祠祭祖。周信芳当时正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当台柱，上演自己编写的剧本《英雄血泪图》以及《哭祖庙》、《风流天子》、《走麦城》等剧目，每月包银四百银元左右，平时也略有一些攒积。因此，他劝自己的父亲就答应了这要求，办理好归宗还族，也免得这回徒劳一番，空望一场。然而周慰堂却不能应允，始终不肯写那张欠条。后来，他在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对周信芳说：“要钱好说，可情理不通，难道就因为我们是唱戏的，就非得要罚出笔钱，才能被承认为周家的子孙吗？”在宁波回上海的轮船上，他还和儿子说过；“等以后有一天能自己出钱修造一座祠堂，那就可以永远免去这些纠葛了。”
  他们的这次还祠归宗没有成功，兴然而来，索然而归。但父子俩对周仰山先生的那番好意还是十分感激的，除掉日常问候以外，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到巨籁达路的宅第里去向他拜年。他们也并没有责怪那些阻拦还祠的人。因为在当时要求一个“玷污祖先门第”的不肖子孙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是顺理成章的事。
  历史的年轮又滚过了几圈，到了民国14年，周信芳已过了而立之年，在赴北京演出载誉归来之后，应宁波之邀，到天然舞台演出自编的《汉刘邦》。在这之前，他已秉承父亲的旨意，委托专人赍资到慈溪县城，在事先选下的那片废墟上重建了这座全恩堂，各项费用共计五千银元。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至今在这座祠堂附近还能寻访到一些当年曾参与开祠仪式的旧邻。据那几位老人回忆，那天确是盛况空前，不但鼓乐喧天，观者如潮，并且还有不少上海和宁波的闻人、名士、伶界同仁送来了喜幛、喜联等贺礼。其中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周氏父子俩穿着长袍马褂，手执炷香，在赞礼中朝着祖先神主三跪九叩的情景。
  这座以周信芳父亲名义修建的全恩堂就是这样建成的。据说，无论在建祠、开祠或在以后的多次祭奠中，都没有遭到那些反对他们一家归宗的族人的干预和阻挠。人们已无法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由于周信芳当时已经驰名全国，身份已不同于一般的“戏子”了；也许是由于当年曾力主让他们一家归宗的周仰山当时还健在，并且仍旧当着族长；也许是那些闻人、名士们送来的喜幛、贺联使某些人生出了敬惮之意；也许是当天并没有人愿意当“出头椽子”领头进行干扰，而过后便“生米煮成熟饭”了……也许这一切都并不为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只是他们并不想进行干扰，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毕竟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只是有时候头脑会让那些数千年沿传下来的意识和习俗操纵着罢了。
  本文是长篇传记《艺人周信芳》中的第一章。本篇在文字上有所删节。作者之一周易是周信芳的次女，现居美国。
  慈城籍院士
  钱文华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又在1994年分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国先后有千位以上科技精英荣幸地当选为院士（1994年以前称为学部委员），他们代表了我国科技界的最高水平和声誉。在这些科学巨人中，我们宁波籍人士有70多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而宁波籍科学巨人中有8位是我们慈城人士。
  冯定——中国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后任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北京市哲学会会长。
  谈家桢——被誉为“中国遗传学之父”。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遗传学会会长，《遗传学报》主编，第15届至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第18届会长，美国、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纽约科学院荣誉终身院士。
  李庆逵——中国土壤学之父，农业化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当选第4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
  朱祖祥——中国土壤学巨子，农业教育家。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中国水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土壤学会副会长。
  颜鸣臬——开创我国钛合金研究，建立航空用钛合金系列，是组建我国第一个钛合金实验室的材料科学家。《航空材料学报》主编，国际材料力学行为理事会名誉主席。
  余松烈——中国作物栽培学家。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技术，现任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魏敦山——建筑设计专家。曾任上海市建筑师学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建筑设计（集团）顾问、总建筑师。1997年完成的上海体育场工程，于2000年获全国第9届优秀工程设计金奖。2000年12月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魏正耀——信息，技术专家。现任总参第58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信息技术研究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学术造诣深，曾主持完成多个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1985年、1998年、1999年、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各一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8位院士，过去都以宁波籍介绍，但实际上都出生在慈城，都在慈城受过小学或中学的教育，都是喝着慈湖水长大的。我们慈城人口仅两万，却出了8位院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在全国所有乡镇中也不多见，说慈城是中国的院士之乡，当之无愧。
  陈谦夫和宁波的教育卫生事业
  方子长
  慈溪（1954年划县前，“溪”作“谿”，古文“谿”同“溪”，故本文采用“慈溪”）陈谦夫是近世一位为社会服务、为桑梓造福的热心人士。他先后创办了效实中学、慈湖中学（当时称慈溪县立中学）和龙东、丈亭、念慈等三所小学，又创办了慈城保黎医院和慈西金川医院。他对学校、医院直接领导，并为筹募经费、建造院舍而竭尽毕生精力。
  清末，当他初出茅庐时，就在家乡发起组织慈溪西乡公益社，后改为金川乡（有川自金沙岙出，因此得名）自治会，再改为金川公会，这是慈溪地方自治组织的先声。在宁波，他与袁履登、徐友丞联名上书当局，争回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警察权，改组了被外人霸占的工程局。辛亥革命时，他积极参加反清运动。宁波光复后，他担任宁波军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掌管通讯联络，并兼管电灯公司。北伐时期，他在汉口江海关监督总署任总务科长，兼任财政部税务总署秘书等职。现着重就其所从事教育卫生事业略述如下。
  一
  陈谦夫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殁于民国34年（1945）。他是慈溪丈亭下陈村人，家中薄有资财土地，幼，受家馆教育，16岁应童子试，17岁学商，18岁复弃商就学，在宁波偕我公会从美人费佩德博士学英文，后进宁波崇敬学堂、崇信书院（后改益智中学），21岁毕业，22岁又去上海学英文于布茂林，这时他的英文已有相当基础。年逾花甲时，他还习古文、诗词，不时求教于著名文人冯君木、魏友枋等。他起初不信基督教，自从进了教会学校后，于19岁受洗礼，但平时少有人知道他是个教徒。
  二
  辛亥光复初，宁波的名士学者多投身革命，稍后，又多趋向兴办新学，陈谦夫也不例外。他在《教育功罪论》中写道：“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教育。教育者，国之兴衰、强弱所由制焉。”就在辛亥冬，他与何吟苡、何璇卿、叶叔眉、陈季屏、钱吟苇、陈屺怀、冯度、柳镜斋等人讨论组织学会，酝酿开设学校，提出“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为办学方针。次年（1912）2月，成立效实学会（“效实”两字出自严复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效实储能”），所设学校，即以会名名之。公推李霞城为会长，陈季屏为教育部长兼校长，陈谦夫为干事，筹备开学事宜。3月7日，正式开学，效实中学就此诞生。
  效实中学开办时，陈谦夫在《效实学校成立史》上说：“以施实学为主，故功课与普通中学微有不同，非敢标新立异，只求应用耳。”由于不盲从时尚，不追求虚名，仅一年半以后，于1913年7月，北京大学等招生，三年级学生（当时学制四年）都跃跃欲试。结果文科、政法科、理科等，报考9人之中录取了5人。这消息一经传开，轰动了宁属各县，认为果然出了真才。这时，学校一年经费不敷3000元，商得慈西金川公会同意，捐助浙路公债票11000元，取其到期本息，为之挹注。效实成了名，慕名投考的人也多了，公益团体也就乐于捐助。此时，学会与慈溪教育局订了约，准慈溪保送免费生16名，给贫寒子弟有入学机会。
  效实初办时有学生50余人，次年为70余人，第三年增加到96人（全部住宿）。这一年（1914），改由陈谦夫为校长。原有校舍是西门育德农工学校旧址，仅楼房两幢，远不敷用。学会要他亲赴汉口和原育德校董卢某协商，拆去重建。卢某同意并概允将土地所有权也赠与效实。他归告学会，即集款兴建，8月开始，预定两月完工。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致募款购料也都受影响，但陈谦夫不避困难，终于建成教室楼一座，名“铭三舍”（取“民国三年”谐音）。建成后，人满为患暂时缓解了。
  1916年11月，陈谦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辞去效实校长职务。但学校需要发展，因此一再邀他回校，而商务印书馆坚留不放，最后双方协议，两处兼摄，遂于1918年再度接任校长。他深感学校一无经费，二无土地，扩建不易。1921年，他乘校庆10周年之机，向校董校友发动捐募，初步决定兴建三舍，估价四万余元。不料经营伊始，奉直战争突起，工程进行三分之一，而捐款仅得五分之一。此时左支右绌，他忧心如焚，后经多方筹措，连爱国华侨吴锦堂处也去信捐募。两年后（1923年，即民国12年）建成了三楼教室一座，名“集义舍”。同时，他成功改造了厨房，租赁了操场，添置了校具等。其中学校拆去城墙建设操场一事，曾受顽固势力的反对，陈谦夫认为这是对教育事业的压制，据理力争，经过多方交涉，始告平息。
  1924年，陈谦夫摆脱商务印书馆的兼职，专任效实校长，又扩充校舍，建成“益三舍”一座，于1925年又添建“集思舍”。但他因劳累过度而致大病，年终辞校长职，1932年，改任为学校董事。
  1977年，效实中学在拆除“集义舍”翻建教学楼时，在墙角里发现了一只外面是水泥浇制、里面是铁皮的盒子，存放着许多档案史料，有民国4年12月印的效实校友会会刊，民国10年订正的效实中学校则及效实学校10周年纪念册，民国12年4月编写的学校大事记、教职员、学生姓名表、拆城交涉纪略和刊登官方不准拆城的《四明日报》、《时事公报》。这些资料详细记载着效实从1912年创办到1923年这12年的校史。这就是陈谦夫在1923年第二次扩建校舍，兴造“集义舍”时精心设计所封藏的。他的目的，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封而藏之，为后世之发现是文者，一征过去之历史。”（大事记与学校成立史中都写着）陈谦夫这种保存史料使“信而有征”的精神实属难得。
  三
  慈溪曾有一所中学，但不久即废。慈人升中学要往外地很不方便，有的只好辍学。1933年，陈谦夫在县教育会倡议筹设中学，获得社会耆宿杨省斋、秦润卿等赞同。1934年春，慈溪旅沪同乡和慈溪普迪学会都愿资助常费，县府也允许拨款。这样，办中学的条件成熟，就择定慈湖书院旧址为校舍，县府委任陈谦夫为校长，于是年8月开学。第二年因校舍太小，借附近普济寺僧寮为学生宿舍，又租用农地为操场。1936年，学生人数增多，非增建校舍不可，因校址没有发展余地，他就决定移到向西约两百米的野航桥畔老慈湖书院旧址兴建新校舍，但学校虽为“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实则只拨给有限的常费。于是陈谦夫奔波于沪甬之间，捐募款项，筹得资金约6万元。1936年9月动工，至1938年秋，拓地50余亩，建成校舍60余间，有“思祜楼”、“筱芙楼”、“怀德堂”等教室礼堂17幢，女宿舍“懿安楼”一座，还有膳厅、厨房和杂物间等。全部落成后，学生三百余人，教职员工数十人，都喜气洋洋地迁入新居。
  校舍一期工程完成后，接着准备建造抹云楼图书馆和纪念厅，后因抗日战争形势所迫而中止。1939年6月1日，日机轰炸慈城，竟以慈溪中学为目标，大礼堂首先中弹被毁，其他各楼也先后遭殃，幸全体师生无恙。当时师生目睹校舍被毁过半，无不潸然泪下。陈谦夫对全体师生说：“日寇暴行，令人发指。但敌人只能毁我物质，却不能摧我精神。我们当不折不挠，益加奋勉，抗日到底。”为着师生安全起见，学校即迁往罗江芦山寺为临时校舍。这时学校经费时断时续。师生们的生活困难，但诵读之声始终未辍。1941年4月，全县沦陷，学校在芦山寺宣告解散，师生洒泪告别。慈溪中学自1934年8月开办至1941年4月，为期6年零8个月。沦陷区内，劫后校址的残存砖木，也被日寇、汪伪军拆造碉堡，终成一片废墟。陈谦夫多年心血毁于一旦，痛心之下，肺炎突发，卧病数月之久。
  四
  陈谦夫认为教育是兴国之本，而小学教育为本中之本。早期他接办父亲所创立的龙东小学。1910年，他腾出私房数间作校舍。是年农历三月，乡民迎赛东岳会，受人煽动闹事，数日之间焚毁、捣毁了慈溪正始小学等7所学校。丈亭的龙东小学，校舍是陈氏私房，也被砸得粉碎，损失重大。直到1925年，他捐资千余元，重建简易校舍一幢，作为其父70寿辰纪念。
  丈亭是慈西大镇，但只有私塾没有小学。陈谦夫于1928年任县教育委员时，组织丈亭学会，集资创办丈亭小学。1932年，征得钱王庙所有人同意将庙宇拆造校舍，并得巨商王养安捐3000元。殿宇拆卸将毕时，庙主反悔，阻挠施工，并要王养安中止捐款，工程几乎停顿，经陈谦夫据理力争，风波才告平息。
  1937年，陈谦夫利用慈溪中学迁出的旧址，办起了念慈小学，由于教师阵容健全，教学认真负责，一时誉满全县。惜两年后日机轰炸，严重威胁念慈的安全，只得迁至南郊杨陈上课。乃至1941年4月慈境沦陷，念慈小学随着慈中的解散而解散，就此夭折了。
  五
  甬上名医吴莲艇，是陈谦夫的同学。1900年，吴求学于嘉兴福音医院，得医学学士学位，并担任院事，很有资望。1908年，吴返甬探亲，访晤陈谦夫，表示他日当在桑梓自立医院，以济贫病。陈对此很赞同，次年陈路经嘉兴，吴又谈到西医科学，医院要办就办西医院。陈即将吴
  意转告陈屺怀，并会同慈城钱吟莆、吟苇，请他们联合地方士绅，筹资开院，邀请吴莲艇来慈城主持医务。吴欣然同意，并表示医院初创，不求高俸。接着，组织医会，取名“保黎”，所办医院，也名“保黎”。于是，吴毅然辞去福音医院高俸职务，就任保黎医院院长。
  医会租赁慈城藕田墩冯氏微古义塾旧址为院舍，经修葺后，于1910年2月5日开诊。陈屺怀对陈谦夫赞词有“生人戚戚，涂有横尸，惟君之仁，可以保黎”之语，陈、吴二人共事，他们的业绩直到如今还被人们传颂着。
  此后，保黎医院于1912年开始建造院舍、楼房8幢，计8000元，都由会董陈谦夫向各界捐募，其中冯芝汀、秦润卿资助最多。1914年，陈谦夫被推为理事长。次年又建手术室，耗资万余元。1920年，医院成立10周年纪念时，已经成绩斐然。1930年，陈谦夫任董事，是年添建院内医师住宅。1937年，陈谦夫任董事长，是年添建产科病房。1940年时，院长宓石安辞职赴沪自办诊所，而此时日寇侵华日紧，院长难以物色，不得已由陈谦夫兼摄院务，秦润卿掌财务，陈最夫、蒋美生主持医务。因此求治就诊，人数不减。当时有人恭维他说：“你的医院越办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陈谦夫不以为然，回答说：“我们不从病人身上做生意，经费是向各界捐募而来的，你不见休息室里有副对联吗？‘莫道此间生意好，须知世上苦人多’。我们现在虽对贫困者有减免制度，还很不够，今后还要筹建基金，努力办到照顾困难病人，扩大减免费范围。”
  陈谦夫自1940年兼摄院务起，寇患日深。县城沦陷后，他奔波沪甬，筹募经费，并与恶劣的环境周旋，终究房屋幸免损毁，医疗设备幸得保全。秦润卿曾撰文言及：“保黎医院之有今日，赖陈谦夫与钱氏兄弟倡导于先，而冯芝汀等经济赞助，致力亦大。”唯自钱、冯去世后之20年，则全赖陈谦夫独力支持。他视院如家，数十年如一日，摄院务五年，于1945年8月底终致极劳病故。
  保黎医院成立不久，慈西三七市也于1912年办了一所“金川医院”。1917年，陈谦夫对金川医院加以整顿充实，并与保黎医院协作，使乡间病人能就近就医，便利不少。
  因陈谦夫热心公益，深负盛誉，1932年，鄞县佛教孤儿院聘他为董事；1937年，慈溪云华堂（慈善团体）也聘他为堂长。此外，他还组织宁波青年会，设会所于江北岸新江桥堍，聘倪德昭为总干事，供青年业余文化活动。诸如此类，他身兼多职，无不尽心致力，所以当他去世之后，社会各界都深表悼念。如钱罕有诗称颂他“平生怀直道，大化扬仁风”。魏友枋说他：“志趣远大，计划精深。教育家之先进，兼慈善家之令名，是城乡邦之典型。”陈屺怀的怀语中有云：“惟君之学，可以起废，士知效实，风来有自。”这些评语，都是很恰当的。
  穆时英：中国新感觉派圣手
  童银舫
  1940年6月8日黄昏，上海福州路上匆匆走着一位身材瘦长的青年男子。突然，从他的背后响起了枪声，子弹从他胸部穿出，鲜血顿时染红了整件衬衫，青年人倒在路上，当即身亡。翌日，上海大小报纸纷纷以醒目字迹报道：“穆时英在上海遭狙击身亡。”
  一、初露才华
  穆时英，笔名伐杨、匿名子，1912年生于慈城。他父亲是个银行家。穆时英10岁左右随父亲来到了上海。
  穆时英很机灵，又喜欢读书，在中学时代，看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后来考入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18岁的穆时英在施蛰存主编的《新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咱们的世界》，然后又发表了《黑旋风》，因而名噪一时。这些小说多用下层市民的大众口语来写，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精神，且题材新颖，构思奇特，故而令人耳目一新。
  二、“鬼才”作家
  就在这时候，他父亲死了，家道中落。穆时英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住到北四川路底的虹口公园附近的山阴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家务由他的母亲一手操劳，他每天写作至深夜。1930年至1935年的短短几年里，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交流》、《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有《1930，1931年》。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他的单篇小册子，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黑牡丹》、《空闲少佐》等。《现代》杂志对穆时英的作品推崇备至，先后发了十多篇，有时几乎每期一篇。他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将，被评论家们称作“圣手”、“天才的作家”和“鬼才”作家。当时，施蛰存认为：“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珍贵的。”名作家苏雪林称赞他是“最成功的新感觉派的代表，并且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
  三、脱离文坛
  1934年，穆时英和叶灵凤合编《文艺画报》。此时，他开始迷恋纸醉金迷的生活，常混迹于舞厅酒吧。不久，他的小说创作在无形中停止了。接着，他在政治上也堕落了，当上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成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后来他带着老婆去香港，在《星岛日报》工作。
  抗战初期，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1939年参加了汪精卫汉奸集团，主持《中华日报》副刊，并主编《国民新闻》（一说《国民日报》），宣传“和平文学”，结果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年仅28岁。关于他的死因，另有一种说法：1973年香港《掌故》月刊发表一位原国民党中统特工人员的文章，指出穆时英“不是汉奸”，“死得冤枉”，说他是奉命任伪职，暗中为重庆做特工，结果成了“双重特务制下的牺牲者”。
  忆地理学家王鞠侯
  王幼于
  先兄讳勤堉，字鞠侯，1902年11月13日（农历10月14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西南十里之黄山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先君宾于公，受当时自东瀛传入新学之影响，自学理化生物之学，购置仪器，进行理化实验，制作昆虫标本。此后他在乡间主持一所小学，主张启迪民智，维新自强。先兄勤堉幼受先君熏陶，在乡间小学肄业时，随先君进行实验与制作标本，学习成绩斐然。1914年进慈溪县立高等小学，在同学中亦属佼佼者。1917年高小毕业，考入上海澄衷中学。一年后又转入宁波效实中学。效实中学学费较贵，当时我家已家道中落，但先君立志培养勤堉，常典质举债为先兄筹措学宿诸费。1921年，先兄以第二名在效实中学旧制第八届毕业。当时先君虽仍拟让他继续深造，先兄却体贴家艰，要求暂时辍学，回慈溪县立高小任教，借此为继续升学自筹经费。一年后略有积蓄，先兄初拟投考南京高等师范，因师范学费较低，不巧的是这年高师停止招生，改为东南大学。1922年秋，先兄考入东南大学，学地学，从竺可桢氏。在校除致力学习外，先兄还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外觅工作以补助所需费用。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竺可桢氏即擢先兄兼任助教。1926年夏，竺可桢氏应南开大学之邀北上天津，先兄随竺氏就南开大学助教之职。半年后，以北伐军已抵定江南，竺氏自天津南返，就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教职，先兄亦随返。竺氏同时并筹建北极阁气象台，他亦多所襄助。
  1931年春，先兄勤堉以陈布雷氏之介，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年，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编辑室被毁。时陈叔谅氏就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邀他任阅览组主任，因适逢新馆建成，馆务亟待扩充。自1932年春至1934年夏，先兄襄助陈叔谅氏为改进馆务，提高藏书利用率，多所擘划。
  1934年秋，原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长何炳松氏主暨南大学，邀他去暨大任教，自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自副教授升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暨南大学内迁福建，他以家累一时未能随往，挈眷返回原籍。在乡间主办中学补习班，为当时因受战争影响而失学之青年创造学习机会。1944年春，先兄只身赴闽回暨大任教。半年后，他又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之邀，去浙大分校任教半年。暨大又坚邀他回暨大任教务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夏，暨大迁回上海。不久何炳松校长逝世。继任者李寿雍，系国民党一政客，镇压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校内特务横行。勤堉对此恶劣环境不堪忍受，辞去暨大教授职务。1947年他去宁波旅沪同乡会主办之安心中学，先任教导主任，后任校长，至1949年夏上海解放。
  1949年夏，先兄以暨大同事周予同氏之介，进开明书店任自然科学编辑室主任。次年春，开明书店因争取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之领导，由沪迁京。他遂挈眷随往。1951年，勤堉发现肺癌，决心手术切除。因术后血管缝线断裂，抢救不及，不幸于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逝世。
  先兄勤堉一生勤于著译。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即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卡本特《世界游记》中之二分册，并在商务先后出版《世界一周》、《满洲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等书。以后又著有《地球与地面》一书（亚细亚书局出版），并陆续翻译《地球进化之历史》（J.W.Gregory原著）、《地质学浅说》（A.J……Hardy原著）、《近代地理学》（MNewbigin原著）、《地理学史》（A.E.Dickinson与O.J.R.Howarth原著）、《自然地理学概论》（马东男原著）、《世界大战与地理》（F.M.Mcvawy原著）、《世界气候志》（W.C.Kendrew原著）、《苏联国力之基础》（葛德石原著）等书，由商务、钟山、正中、开明等出版。他还对民间谜语有兴趣，早年辑有《宁波谜语》一书，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先兄在上世纪30年代即为《中学生》等杂志撰写科普文章。1932年因受法国科普作家法布尔《化学奇谈》一书之影响，在当年《中学生》杂志上连载有关气象学之基础知识，以后结集在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气象学讲话》，颇受读者欢迎。新中国成立初，他还曾收到宣化中学一位地理教师来信，云当年即因读《气象学讲话》引起他专攻地理学之兴趣。此书于新中国成立后又经修订重版，改名《青年气象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先兄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为《开明少年》、《进步青年》撰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有意识地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思想教育，通过新旧中国对比，宣传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经济困难之际，即进行重要水利工程及各种造福人民之建设。尤其是1951年，他在《开明少年》上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辟“咱们的祖国”一栏。在2月号上发表《大小高低》一文，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他根据资料说明所谓“额菲尔士峰”或“埃佛勒斯峰”，是曾任印度测量局局长的英人Everest在1852年自认为是该峰发现者而命名，其实在我国1717年测绘的地图上早已据当地藏族人民所取之名“珠穆朗玛”（意为“圣母之水”）而标明此峰。此文引起当时在人民日报社任编辑之胡仲持氏（效实同学）之注意，请先兄再加核实，先兄为此又查阅不少资料，并在故官博物院查阅清廷测绘原图翻拍照片，证明方位明确无误。于是《人民日报》专题报道此文及查证情况，后于1952年5月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联名正式通报：“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此时距他去世已一年。犹忆他为查核资料辛勤奔波之时，正是肺癌发现前夕，已自觉体力疲惫，但常为查到资料而兴奋异常，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勤堉在学术著作方面作品，散见于各刊物，未曾结集，我所知不多。现在能查到的，有在上海孤岛时期留沪之学术界人士组织“学林社”所出版之学术丛刊《学林》中，先后发表《民国以来我国地理学研究之业绩》、《近百年来之中国铁路事业》、《民国以来之我国公路建设》等文，又有在暨大南洋研究室编辑之《南洋研究》季刊中，先后发表的《印度锡兰气候志略》、《东印度群岛气候志略》、《南洋输入香料名类考》等文。他又对我国清代学者刘献廷（字继庄）在地理学上之贡献深感兴趣，辑有《刘继庄年谱初稿》，曾刊发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
  著名哲学家冯定
  谢振声
  1957年春，经毛泽东主席提名，正担任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的冯定，奉调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毛主席点名调任只有中师学历的他去北大任教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冯定撰写了一篇著名论文和一部哲学代表作。
  冯定（1902—1983），原名冯昌世，笔名贝叶，是宁波慈城镇人，毕业于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宁波中学），1925年在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抗敌报》主编、抗大五分校副校长，中共淮北区委宣传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冯定教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著有《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共产党人生观》、《人生漫谈》等书。冯定在十年动乱中曾惨遭迫害。1983年10月15日在北京逝世。
  1951年，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上，理论界出现了过于偏激和脱离实际的认识，冯定对此进行了认真而缜密的思考，撰成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的长篇论文，发表在1952年3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全文分10部分：（1）资产阶级是以血污起家，同时也有其历史光荣的；（2）资本主义世界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渐趋淡薄与丧失而走向反革命；（3）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则还有一定的革命作用；（4）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革命紧急关头动摇叛变；（5）中国民族危机迫使资产阶级又复“败子回头”；（6）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分道扬镳”；（7）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资产阶级竟又“得意忘形”乃至“以怨报德”；（8）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可还不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9）资产阶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腐朽思想即“五毒”思想危害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10）对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必须贯彻防腐和消毒的工作。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经科学论证得到如下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两面性，只要它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奉公守法，那么，对全国工业化的建设，仍将起到助手作用，对国家仍能有所贡献。
  冯定这篇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提到理论上进行分析认识的论文，很有说服力，在当时对于人们全面地理解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特别是澄清理论界一度出现的混乱极为有益。文章在《解放日报》刊出后，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重视，毛泽东还亲自加以修改，并通报全国干部学习。当年第4期《学习》和4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冯定的哲学代表作——《平凡的真理》，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发行过大连版和上海版。1955年作者重写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新版本把“真理和智慧，真理和谬误，真理和规律，真理和行为”四个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部颇具创见的书，打破了以往哲学教科书的格式，表达了冯定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全书27万余字，全部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无一处是引证别人的话。该书论点新颖，论证有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1955年第1版发行后，1959年就出第2版，“文革”前共印过11次，销量50万册，在我国知识界和理论界，产生过广泛而良好的影响，被誉为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书。
  “人生就是进击”是冯定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只有中师学历的他言行一致，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地进击，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尔后还担任过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副校长、顾问。冯定勇于进击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坚持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和注重联系实际的学风，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在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表示我们深深的怀念。
  寻找徐〓
  王静
  徐，20世纪中国杰出作家，因小说《鬼恋》成名而被誉为“文坛鬼才”，他“不仅擅长编故事写小说，而且也精通新诗、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故也称全才。自1939年发表小品集《春韭集》以来，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长、中、短篇小说70余部（篇），再加上散文等其他作品，估计撰文2000多万字。为此，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把他与鲁迅、郭沫若并论：“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的作品相比。”这种评论或许出自作者的偏爱，但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我们有过数不清的盲点，他们是无数曾经耀眼的星星。徐就是群星中的其中之一，然而徐却像划过天空的彗星，留下一道眩目闪烁的光环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里。尽管他的代表作《风萧萧》于1943年在《扫荡报》连载后，“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尽管《风萧萧》迷住了当时海内外的华人，这一年堪称为“徐年”；尽管以后两年，此篇连出五版，而几乎使这个发生于抗战时期上海的生动、曲折、惊险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人们还是将他遗忘了，即使在他的故乡知道徐的人也不多，中青年人更少。
  许多海内外记载徐生平的资料，简略地介绍他为浙江慈溪（老慈溪）人，有的资料则是捕风捉影地推测他为“浙江慈溪西郊的祝家渡”或“生于慈溪（老）罗江的徐家”。于是，徐到底是哪儿人，成了海内外研究徐的学者的疑惑，尤其是在他故去后，徐的身世成了众说纷纭之谜。
  徐是浙江慈溪人，但不在慈城的西乡，而在慈城东南的洪塘乡，就是如今江北区洪塘镇的竺杨村。初夏的一天，我为寻访徐的故居，去了在地图上没有标示的那个小村，去那个令一个漂泊于异乡的孤魂牵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村。
  徐的作品大都充满浪漫、唯美的色彩，但他也写过一些飘洒着泥土芬芳的乡土作品，像《私奔》、《责罚》、《滔滔》。作品中描写江南农村景色的画面，作者全是以他的故乡——洪塘竺杨水乡为背景的，从字里行间人们不难读出故乡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犹如生命中少不了的灵魂那般。
  “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那里殉情。/最后请就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这是徐晚年的诗作——《幻寄》。诗中的那景与我眼前的情景是多么的相似啊：竺杨村的竹叶依然纤纤，槐木依然青青，虽然青草丛中少了古井，也少了牧童，但马鞍山上仍飘着微云。徐的故居在离马鞍山不远的小村，小村二十几幢农舍躲藏于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茵间。1908年深秋的一天（徐自己也弄不清哪一天生日，就将11月11日当作了生日），徐诞生在这里。
  故居，虽不见雕梁画栋，但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霜浸染的老屋，那五开间两明轩的二层小楼也足见房主昔日的殷实富裕。徐的父亲徐韬，号荷君，是慈溪县著名学者、号称“江南才子”的冯君木先生的弟子，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中的举人，曾当过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和上海中央银行监事会秘书。他生了三女一子，儿子取名为徐伯，乳名叫传琮，徐是他成名后用得最多的笔名（徐的笔名还有东方既白、任子楚、迫），渐渐地笔名替代了本名。
  徐父怕儿子会被宠娇，刚牙牙学语，就请了老先生教四书五经，当徐.5岁时又被父亲送入离家两里远的承裕学校住读。承裕小学是宅前张村乡绅张鹤年的母亲创办的私塾，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比较正规的乡村完小。对于童年的往事，徐曾回忆：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一个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养不大，如果养大准是个克星。果然，我的父母不久就分居了，我被送到了学校。我喜欢到学校读书，可是不愿意住宿，那时乡间没有电灯，厕所远在郊外，有几次逃学回家，可是每次都被送了回去。有一次，在学校的楼上看到家里着火，我想回家，可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在那儿干着急。
  我们从徐的回忆了解他在故乡度过的童年轶事，然只言片语实在让人无法揣摩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如何形成如此罗曼蒂克、超现实情感的成长背景的。一般作家都是“文如其人”，而徐的文与人则极端地相反，他的谈话从不洋洋洒洒，尤其很少与人谈起寂寞而缺少家庭温暖的童年。
  想想也是，一个5岁的孩童，本应在父母膝下嬉戏、撒娇的，而年幼的徐却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母亲，住读在乡间的学校。在陌生的环境里，必定他“稚弱而胆怯的心灵是孤独的”。然而，这种孤独、这种寂寞往往就是培植文学家的胚胎。欧洲的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姊妹不就是在寂寞中孕育出了恢宏、壮美的传世杰作吗？
  在他11岁那年，徐随父亲离开故乡去上海，虽然他回到了家，但由于父母的分居，这个都市里的家仍缺少爱与欢乐，伴随他的仍是孤独与寂寞。在一个又一个的日子里，徐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与书相伴，与书中的人物交谈，品尝其中的喜怒哀乐，领略文字的美妙成了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一大乐趣，以致书籍成了他终生的良伴。
  1927年，徐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后获得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并研修两年心理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发表了诗作，当时学校的一位杨教授读了他的诗后，评论：徐志摩的诗，其感情流于轻浮，而徐的诗其感情比较凝重。我们难说此评论的价值有几何，但至少这个评论或多或少影响过徐的创作，毕竟新诗是徐最早的文学创作。作为文学新秀，他崇拜鲁迅，鲁迅也赞赏他。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有两幅墨迹，就是当年鲁迅为徐书写的，后由徐的女儿捐献出来。
  1936年，他去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哲学，因抗战爆发，第二年就回国到了上海。此后，他一度就职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二战期间担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珠海书院、新亚书院、中文大学、浸会学院等院校的中文系任教。其间徐全身心致力于写作和编辑刊物，曾与林语堂办过《论语》、《人世间》（半月刊），还与冯宾符合办过《读者》（徐的大姐嫁给冯宾符的哥哥冯都良，徐、冯两人算是亲戚了）。
  尽管故乡留给徐的是孤独与寂寞，但他仍深深留恋着故土。他有过三次婚史，前两次都是在宁波举行的婚礼。平时虽然他是寻无踪影，来去匆匆，但被人们戏称为“野猪”的他，也曾几度来宁波。1948年，徐专门为母亲买了宁波小沙泥街45号的房子。房子装修时，他还亲自设计了书房和一些家具，其中做了一张用四只洋酒瓶当脚的茶几。后来，他带着儿女，小住了几天。这之前，为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徐〓回到故乡——竺杨，这样，他与在家乡的亲戚有了更多的接触。
  徐〓的堂弟，年逾八旬的徐传明，至今还依稀记着那时已经蜚声文坛的堂哥仍是平易近人的普通人，没有与众不同，只是特别喜欢吃砂罐饭，每顿一罐，顿顿是新蒸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战争，曾在中纺七厂当统计的徐传明失业回家，途经上海，去泰山公寓拜见徐。按响门铃后，里面的狗狂叫，吓得徐传明不知所措。不料徐一听有亲戚来访，亲自走出来迎接，临别时还赠了一笔巨款，足够堂弟过上两三年。在故乡，他常与堂弟们一起逃难，老房子多门，墙门、里门、房门不便于逃难，徐就建议拆除老屋的边门，说是日本人的飞机来时，逃难的人好跑得快些，并且亲自动手拆卸门板。
  那时候，徐是拎着贴有《和平日报》社标签的行旅箱，从楼前的小路走出去的，夕阳下，留下细长细长的身影。如今我再踏上这条小路，忽然想起徐作品所描述的：“一条大路，走着走着，分叉变成了两道，走着走着，分叉变成了四道，大道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这不就是徐走出去的那条小路吗？
  他从这条小路走到了上海，走到了重庆，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自1950年后的30年间，徐一直居住在香港。但徐一直认为自己在那儿是客人，在客居的日子，他从没有改变浓重的老慈溪乡音，偶尔在异乡碰到老乡，用乡音交谈时，他总是喜出望外，滔滔而谈，一改往日说话的简单扼要。
  1980年10月5日，患胃癌的他魂断香港，一位友人送了一幅“风萧萧兮慈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挽联。慈水，是徐的故乡——老慈溪的别称，由此可见徐先生的晚年是多么想念故土，想念故乡，想念亲人。
  这种思念，我们读着徐的诗便可一一感知：“最可爱是春天里燕子飞来，/寄居在堂前的旧梁，/他们唱我们童年的歌曲，/赞美我流落的海外，/久久没有见我家乡，/我的家乡远在江南，/寄存着古旧的音响。”
  这是游子思念的倾吐，无限的思念终于冲破无形的禁锢。上世纪70年代末，徐与北大校友会联系，想回内地探亲。后他委托到北大进修的西柏林自同大学东亚研究所罗梅君女士捎信给当时北大的副校长冯定先生，同时他拜托罗女士到北京的大姐徐黎和家里，代为看望亲人并索要照片。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晚了，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徐终究未了心愿而离开了人间。
  如今，小楼依旧，然屋顶的炊烟不见了，昔日灶下做饭的人，也过世的过世，远走他乡的远走他乡了。此时，房顶上长出的茅草随风摇曳着，这情景让人觉得有些凄凉，可喜的是堂前旧梁下的雏燕已长齐了羽毛，它们叽叽喳喳还是唱着我们童年的歌。
  陈训慈与《四库全书》
  谢振声
  著名爱国人士、史学家陈训慈，字叔谅，1901年7月5日生于浙江慈溪官桥村（今慈城西7公里）。陈氏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第四，其二哥是民国闻人陈布雷。陈训慈1915年从慈溪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效实中学读书。1924年1月，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省博物馆顾问。
  陈先生潜心研究，博古通今，上世纪30年代就著有《世界大战史》和《近世欧洲革命史》，而后撰写出版过《甲午战争历史教训》、《浙江图书馆小史》、《五卅痛史》，翻译过《历史之价值》、《史之过去与将来》。而他用力甚勤的是地方史研究，这方面的著述择其重要的有《晚清浙江文献概述》、《浙江省史略》、《清代浙东之史学》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先生满怀爱国热情，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单位创办了《抗敌导报》，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8月，为免遭日寇空袭，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等大量珍贵图书急需抢运转移。被士林仰为“典中之魁”、“治学之公器”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清乾隆时期先后集中4000余人，耗时15年才编成此书。这部含3500余种、7900多卷、36000余册的巨型丛书，是我国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曾先后共抄录7部，4部存北方，3部存江南。到民国时，江南库书仅有文澜阁一部了，且该部经过补校，较为完整齐全。作为历史学家，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认为，这样的国宝文物，誓不能遭毁或沦入敌手。他为此毅然变卖部分家产，向亲朋筹款，又集合一些有责任心的馆员同仁，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将书护送到安全境地。在兵荒马乱中，他们将36000余册阁本库书和其他善本、外文书装入200多只大木箱，由水路抢运至富阳。陈先生是在杭州沦陷前三天最后一个撤离图书馆的。鉴于日军进逼，为保住江南仅存的这一部《四库全书》，他们历尽艰险，先用车将书送至建德，又辗转运至龙泉山区。最后在竺可桢校长等有识之士帮助下，陈先生借得6辆大卡车，每车都有专人押运，万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将库书运抵贵阳大后方，先放在威西门外张家祠堂，为防空袭又转移到山上山洞里。陈先生派专人负责管理，自己亦多次去藏书处查阅，采用放生石灰吸潮、翻晒等法以防止库书受潮损坏，终于保住了国宝。其间，文弱的陈先生早已不堪劳累，曾大病一场，并因此落下了咯血遗症。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四库全书》由贵阳运回杭州，完好地保存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经过历年战争和变迁，原有的7部《四库全书》保存下来的现今只剩4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甘肃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陈训慈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江南仅存的这部国宝可能已不存于世。陈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深受人们的尊敬。1991年，陈先生因病与世长辞，其好友沙孟海写道：“双目难瞑，未及见家室团圆、宗邦统一；千秋佳话，主要是政协供稿、文澜保书。”这副挽联道出了陈训慈先生的一生功绩和追求。
  中国最早的物理大师何育杰
  谢振声
  何育杰先生（1882-1939）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首批拓荒者之一，为我国近代物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一文中，称颂何育杰是我国最早而最好的物理大师。
  何育杰，字吟苡，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他自幼聪慧好学，其姻亲陈布雷曾回忆道：“君（何育杰）生而端颖，嗜学成性，十一岁丧父，弥自奋励，尝于食间操箸若觚，就案点画，如作书然，寝馈之深，有如是者。”何育杰通过自身的努力，古诗文学得相当好，15岁时就考中秀才。次年他进入宁波中西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求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进士，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在师范馆格致科学习期间，他不仅刻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外文，还积极参加了1903年的拒俄运动，上书要求“誓保国土，坚决拒俄”。1904年，他去英国留学，先在维多利亚大学，后转入曼彻斯特大学，在物理学家舒特的指导下攻读物理，并有幸得到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教授的指点。1907年何育杰毕业，获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后继续游学法国、德国。
  1909年，何育杰先生怀着要将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北京，历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教习、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首任系主任、东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献身于培养我国物理学人才的教学工作。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批拓荒者之一。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曾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学用物理学教材和教学大纲，他除了悉心讲授物理学、热力学、气体动力论等课程外，还花费不少精力撰写过《X线与原子内部结构之关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等介绍物理学新进展的文章。中华民族史上第一届（1916）大学物理学毕业生，就是他和夏元瑮先生培养的，其中有而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丁绪宝、孙国封等。何先生的译著有《波动力学通论》、《自然之机构》、《物质与量子》等。他在我国高等学府执教20余年，在当时中国近代物理学这块荒土上，辛勤开垦播种，终于迎来了桃李芬芳。
  辛亥革命时期，何育杰曾回甬发起组织效实学会，参与效实学校的创办工作。他在效实给学生教授过物理、数学、英语等课程，奠定了“重科学、重实学”校风。该校高年级学生有9人尚未毕业就于1913年7月赴京参加大学考试，结果竟有5人被北京大学等校录取，使效实学校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曾为家乡的保黎医院发展医疗事业捐过款。后何育杰历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东北大学物理系主任兼教授、《物理学报》编委等职。
  1939年1月19日，何育杰教授在重庆病逝。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表彰他在开辟中国物理学、培养物理学人才方面的重大贡献，1940年，中国科学社特设立“何育杰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为物理学设立的奖金。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Ⅰ）卷》将他的生平单独列为一条，并附照片，表明中国物理学界将铭记这位先驱者的启山林之功。在何育杰教授诞辰120周年之际，谨撰此短文，以示纪念。
  王凤喈：慈城最早的官费留学生
  谢振声
  1872年至1875年，受清政府派遣，120名中国少年分四批去美国留学，开创了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官派留学生的先河。这批留美学生中就有3位是慈溪籍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他们是第二批中的王凤喈和第四批中的沈德辉、沈德耀兄弟俩。这显见曾积累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出过519名进士的慈溪（县城即今江北区慈城镇），在出洋留学、追赶世界潮流上也是得风气之先的。
  王凤喈（1860-约1894），字仪廷。其父曾在上海经营药材店。他自幼聪慧好学，经过中文读写能力的严格测试，考入上海预备学校（即出洋局）。通过为期半年的中西文强化训练，在复试和体检合格，并由家长在出洋志愿书（主要内容是规定15年不能回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政府概不负责）上签字画押后，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1873年6月12日）由委员共平甫带队从上海乘船去美。抵美后他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Simsdury城一户美国家庭中。他先补习英文，渡过语言关，逐渐熟悉了环境和社会，不久就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王凤喈学习非常刻苦勤勉，不只认真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还勤奋研习中文，在中英文翻译上花过许多精力。在现今留存下来的部分留美学生写于1874年的中文楷书手迹中，就有他写的“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也”。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认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正当他潜心攻读，临近毕业之时，不料风云突变，留美学生的“西化”令清政府不能容忍了。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全数撤回留美学生，当年秋季，王风喈等被迫中断学业，凄然回国。
  中断学业撤回的留美学生，归国后担着“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的罪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深受本土文化和清政府的冷遇。但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由政府派遣的这四批官费留学生，在困境中积极传播新思想，开创新风气，尽力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贡献。王凤喈被分配到刚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短期学习，很快任学堂帮教。他怀着将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愿望，悉心传授，热情帮教。1884年，该校驾驶班首届30名学生毕业，李鸿章在《水师学堂请奖片》中写道：“在堂各员弁，尽心教导，洵属异常出力”，“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或充学堂帮教，或经分派各船，成效历有可稽——理合酌拟奖叙—
  —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资鼓励。”该班有5名学生因成绩优异成为海军留学生去英国学习。其中沈寿坤学成归国后曾任定远舰枪炮大副，在甲午海战中机智勇敢，发炮命中日舰松岛号和西京丸。伍光建曾任海军部军枢司长，后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王凤喈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8年，成效卓著。这期间有驾驶、管轮各二届学生毕业，学生中有后任民国时期大总统的黎元洪，历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参事、次长的谢葆璋（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的郑汝成等，还有他的胞弟、甲午海战时定远舰管轮，后任复旦公学教授和沪宁铁路、津浦铁路总工程师的王如璋。
  王凤喈曾在美国留学8年，不仅英语学得好，且会法语、德语，加上有扎实的中文功底，属于学贯中西、将中西文化融于一身的新型知识分子。1890年至1894年，薛福成出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王凤喈以其丰富的西学知识和高超的外语才能被选作随员，以候补翻译官职随同薛福成出使欧洲，成为我国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可惜的是他在归国途中不幸染黑热病，殁于地中海上行驶的轮船。英年早逝的王凤喈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灵柩运回慈城后，安葬于东悬岭下。
  王凤喈是慈城第一位官费留学生，也是浙江省最早的官费留学生。他为我国科技教育和外交事业，为培养我国自己的海军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少贡献。虽然他辞世已逾百年，但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先驱者的功绩。
  修身为众人 默默奋力行
  ——应修人烈士传略
  金建楷
  一、起跑点
  应修人原名应麟德，字修士，“五四”以后改名修人。1900年2月7日，他诞生在慈溪县赭山应家河塘村一户小康人家。
  应家河塘村现在归属宁波市慈城半浦后洋村，村前村后都是澄清明亮的河流。“清江一曲抱村流”，真是风物宜人的好地方哇！“那边呢母爱溟蒙”，修人从小对家乡对母亲就有着无限的深情。
  应修人自幼温顺灵秀，喜爱读书，勤勉自强，志在凌云。他的《放鸢》诗写道：
  晴空万里一风筝，风扶铃声宛转鸣。
  羡煞凌霄无限乐，儿时我亦乘风行。
  诗无疑是他童年生活的投影，表达他渴望自由，要求挣脱束缚的心情，是他凌云壮志的形象记录。
  五四运动给我国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新声。给修人影响最大的是提倡白话诗的写作。他在1920年就开始写新诗，在当地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文学周报》、《诗》、《晨报副镌》上发表，并广泛结交在诗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作者为诗友。
  1922年3月，应修人和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在西子湖畔会面，一见如故，共游西湖，交换诗作，相互切磋。4月4日，在应修人的提议下，成立了湖畔诗社。当时，诗人满怀激情地在《心爱的》一首诗中写道：
  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底诗了；
  晴风乱飓时，我想读雪峰底诗了；
  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底诗了。
  漠华的——使我苦笑；
  雪峰的——使我心笑；
  静之的——使我微笑。
  这里不仅生动地道出三个诗友的风格特点，而且传达出诗人细腻的感情和与诗友的友谊。
  湖畔诗社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诗的创作动机很明确，乃就是扉页上所写：“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他们既要尽情地歌唱祖国，又为祖国遭受深重灾难而悲哀。
  湖畔诗社的发起者、组织者——应修人，不仅从中得到很大的锻炼，而且这也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
  二、在腾跃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应修人立即投入到了这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中去。他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并发行《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它“最大的意义，终应该是使借书者与馆之间有条具体的息息相通的桥梁……不断地挑动借书者读书兴味”。借书者“渐由上海一隅之地，遍达国内二十省区，更及南洋群岛、日本、美国、法兰西等海外各处”。
  应修人在创办“上通图”的五年历程中，广泛地接触了群众，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痼疾，已开始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五卅”运动的怒潮，更使他激情腾跃，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上通图”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从此“上通图”公开提出“发扬进步思想，摒斥反动潮流，灌输革新精神”，“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的口号。同年七八月间，应修人在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旗帜下，他嚼火奔驰去谱写生命史上更加雄壮的诗章。
  1926年底，应修人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黄埔军校里有不少秘密党员，他们每逢星期日就一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恽代英、萧楚女、陈延年等人的政治报告。1927年4月8日，应修人受党的委派，到广州中山大学去陪同鲁迅（事先已邀约）来黄埔军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嗣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应修人根据党的安排，离开了黄博军校潜回上海，转入地下。“为了保存实力，党又决定派遣一部分干部到苏联学习，修人同志也是其中之一。”（曾岚《战斗的一生》）……船到海参崴，作为诗人、战士的应修人怀着将投入到红色的革命中心的无比喜悦，写下了一首抒发革命情怀的小诗《海参崴的海》：
  远山隔着有红霞一痕，
  我要来摇船，直上波心；
  让这小船随着你，海哟，
  随着你把我上下浮沉！
  这是一首洋溢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作品，象征性地表达了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的决心。
  在海参崴，他认识了曾岚，共同的理想把他俩的心联结在一起。两人又共同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终于在1928年结婚。1930年8月应修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1931年夏调到临时中央担任会计：他在他叔叔开的古董店里做账房作掩护，每天在家里为革命打算盘。当时，中央领导人伍豪（即周恩来）同志时常到他家通宵不眠地工作；陈云同志也常到修人家跟他坐在桌前，以“谈生意做买卖”为掩护研究中央的财经工作。他还在百忙中每周两次到寄住在南市的瞿秋白同志处一起研究拉丁化新文字。那时的应修人，怀着“修身为众人”的信念，像一只展翅的雄鹰，在翱翔，在腾跃……
  三、惊民魂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应修人被调到江苏省委担任秘书，并负责省委出版小报的编辑工作，不久即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大中报》。1933年，在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应修人投入了新的战斗。4月底，他跟沪东区委联系，号召工人起来反对减班，酝酿再次罢工。
  5月13日晚上，修人开完会回家已经很迟了，而且眼病发作，但还是连夜赶写了《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的传单，准备次日下午发放。14日下午4时许，他根据原计划到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丁玲处联系工作，想不到因叛徒出卖，丁玲及来联系的潘梓年已被秘密绑架，屋内埋伏了国民党特务。修人一跨进门即与特务展开了搏斗，因寡不敌众，不幸坠楼壮烈牺牲。
  应修人拒捕坠楼壮烈牺牲的时候，只有33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又是不平凡的。他是被“五四”号角唤醒的狂飙式诗人；他是一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者。正如楼适夷所赞：“他默默地用自己的血，完成了战士的一生。”
  1954年，为缅怀应修人烈士光辉的一生，当地人民政府决定：将应修人读过书的“后洋小学”改名为“修人小学”。1983年5月14日，为纪念应修人烈士牺牲50周年，在烈士家乡宁波市江北区半浦乡应家河塘村，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1984年4月，由应修人烈士的战友、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亲笔题写了“宁波市修人小学”的校名。学校还辟有展览室，搜集保存烈士的诗稿、日记、文章和照片等珍贵文物，供下一代瞻仰。现扩大为“修人中学”。
  用“修人”烈士的英名作为校名将激励青少年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争做革命事业接班人。
  正如烈士生前的诗友、老作家汪静之在《应修人烈士赞》中写道：
  赤诚一片最忠贞，赴火蹈汤早许心。
  粉骨碎身何足异，坠楼惊醒万民魂！
  钱罕试论
  沈元魁
  书法家钱罕，是翰苑的奇才。欣赏他的书法，相同于细看一幅好画或静听一支好曲，有舒适幽雅的美感，是崇高的享受。
  钱罕（1882—1950）原名保爽，字太希，一字吟棠，宁波慈城镇人。父经畲，母胡氏。他有兄弟五人，列居第四。他潜心经史，研究老庄，精读《新序》及《春秋左传音训》等书，考查文字的出处，考证古今地名的沿革，把疑问解开，再细心眉批。他读书临池，平时质朴渊默，不娴辞令，但一旦登讲坛讲课，便循循善诱，不现倦色。
  他对朋友也信义笃实。有个叫福生的，父丧后，手头拮据，向钱罕暂借二十元，他毫不踌躇，当即掏出钱包，以救福生之急。
  常言道：“书如其人。”所谓人一定要有人品才情，才会有绚美的艺术作品。这是言之成理的。
  钱罕书法师承同乡先辈梅调鼎先生，其后，广泛研究传习唐以前诸名碑，旁通博涉，挥毫落纸，渊雅潇洒，自成风规，别具情趣。书画家赵叔孺曾佩服地赞道：“太希天资卓绝，汉、魏、晋、唐靡不深究……太希之书因是度越前贤，所书碑版无论矣！”
  钱罕对书法创作的态度极为认真。一次他为姓陆的老妪书寿联一对，寿屏十二轴。寿屏写到最后一轴，错一字，就马上通知怡云斋将备用轴头赶画方格，重写改正。他作书的速度也极快速。某天，天成钱庄差店员请钱罕写市招四块，他即命该店员磨墨裁纸，濡染大笔，当场挥毫，书成交卷。他的作品求书数量之多，也是首屈一指。当年像杨菊庭的“端虚室”横匾，高振霄的寿序，张于相的琴条，陈屺怀先君墓表，冯贞群先人墓志，冯君木赴申期间请他去师范代书法课的范书，陈布雷请书《商报》封面等，凡此各种样式的书件，飞鸿警蛇的墨迹，无不是他精心构思的杰作。在文人相轻的旧社会能得到上述名流的青眼，可见他在当时艺林的声价，以及他造诣之深，成就之大。
  此外，钱罕尚有大量碑志文字传世，如：《孙君璘墓志铭》、《董君仰甫墓志铭》、《清儒林郎冯君墓志铭》、《杨君墓表》、《王翁方清家传》、《杨君璘墓表》、《资政大夫镇海陈公墓表》、《宁波钱业会馆碑记》、《慈溪冯君墓志铭》、《钱太希精品初集》、《方君选青家传》、《佛说阿弥陀经》、《跋慈溪姜本兰亭》、《序梅郝翁山谷梨衣诗长卷》等。
  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不少著名书家。钱罕自甘冷落，而又独被世重。翁运凡在《书法家钱太希》一文中称道：“其书有梅氏之长，兼具北碑神韵，大气磅礴，无懈可击。”
  又有黄岳洲、施云波二人合作的《钱罕书法》一文说：“初师同乡先辈梅调鼎，后博采汉、晋、南北朝、隋、唐众长，信手挥洒，变化多姿。”再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浙江近代书画选集》，不但入选钱罕的书法，还介绍说：“所书碑记墓志数十种，不名一体，尤为世重。”
  钱罕是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者。尤其是碑体作品中的魏体，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把它更推进了一步，形成他自己独有的典雅风格。
  他的魏体用笔分别为刚硬绝断、柔软疏朗、肥圆雄浑等几种线条类型。前两种运笔，多用方型结体；后一种用笔，常以圆势造型。他那笔调和结体的有意结合，就靠书法创作的事前构思。他始终遵循“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的《书谱》所载创作原则。他也特意引用大量的篆书结体入正书，来替代通俗写法，给作品增强浓郁的儒雅气氛。这种大胆的作风，更明朗了创新的标志，深化了风格的典雅。
  钱罕的行书，在继承梅氏书派与深究历代碑版的基础上，吸取“二王”、褚遂良、李邕的行书精髓，故不论何种格式的书件，大到榜书，小到如蚁细书，凡经他所书总是精美幽邃，引人入胜。他行书的创作构思基调是寓魏碑笔法于行书中，实质是行体魏骨。
  唐孙过庭《书谱》有载：“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这用来形容钱罕行书的意境，也是合适的。
  唐太宗曾称王羲之的书法为：“烟霏雾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些评语在钱罕的作品里，也能观察近似的缩影。
  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过：“书体均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钱罕的书法创作观念与《艺概》的主张如出一辙。每件书法作品具有不同的新鲜面貌，变幻形气，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而在钱罕笔下，已经成为无所困惑的追求。
  冯昭适《钱太希夫子四十寿叙》曾称道：“善作书，尤精小学，一切形声音韵训诂，博涉深思，洞究其微。”再如《钱太希先生事略》中也称赞：“名器象数、靡不究竟。其于文学融会中西……乃至老庄玄妙，学子病其艰涩，经先生讲授，疑义尽释。”
  可见他不仅是书法家，还是渊博的学者。但在钱罕生活的年代里，他的作品虽被同时代的诗人、学者所赏识，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仍感到自己书法没有与更广阔的读者见面而深深遗憾。他在自作《拜笔》这首诗中吟道：“如蚁细书还自赏，擘窠大字见人怜！”嗟叹知音寥落，孤芳自赏的一段苦衷。他生前还亲自撰写挽对曰：“天到晚来坐空斋出神神竟出矣，自少至老去写大字过纸纸其过乎？”此联表达了他砚田劳碌、学海无涯的心情。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自身修养的提高。他品学兼优，历历可数。
  第一，好学不倦，死而后已。
  他寝馈经史，偏爱诸子，博通小学，奠定书家的最佳基础。
  第二，书法善变，时出新意。
  他在书法创作上学古能化，不断地把笔法、结体、章法随时更新，呈现了历来少见的书迹。
  第三，风格鲜明，气象万千。
  他不论书写何种体势，都有共同的风采，就是笔触瘦劲灵秀、结体端庄典雅、章法流利豪放。
  第四，动静内蕴，气势激荡。
  他书正书、魏体、隶书、篆书都能寓动于静；写行书、草书都能寓静于动，使书法内涵深邃，达到独特美感。
  钱罕作为书法家的一生，是完美的一生。他卓越地具备书法家应有的种种能耐，创造性地发展了书法的传统优点，为书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瑰宝，给后人树立起一面书家的明镜。
  为此，当代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也给钱罕中肯的评论：“综希老生平涉笔碑志文字大小凡百余石，每石皆自有特色，古今书家殆无第二手。”可知百代之下，斯才难得。
  浙东书画名家凌近仁
  应根法
  凌近仁，慈城人，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25日），兄弟姐妹共有十人，排行第三，原名祖瑞。师事胡炳藻（炳藻先生系清末举人，国文教师，著名国医，字苣庄，号桥南）时，炳藻以《论语·小路》的“刚毅木讷近仁”句，为凌起名讷，字近仁，号公毅，后以字行。又字半僧、步云、宏法、讷翁、非相居士、晚号桥叟、桥南老人。其宅在慈城镇日新路13号，是区级文保单位。
  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凌近仁在上海钱业公学读书，后在钱业公学工作时，曾画了一张菊花，通过熟人诸闻韵转给上海大名家吴昌硕请教。吴看后认为可以造就，愿意收为门下，但因学费比较昂贵，无法承担，只好转拜名气略小点、学费比较便宜的陈铁夫学画。
  1932年，凌近仁从上海回到慈城，在普迪学堂任教年余，后在周仰山家当了十余年的家庭教师。之后他又进宁波永耀电力公司工作，直至1960年提前退休。
  1957年浙江省美展在杭举行大赛，凌近仁曾画了一幅《岁朝图》国画参赛，结果潘天寿、凌近仁等十人获得优秀奖，获奖作品刊登在《浙江日报》上。1968年国庆期间，凌近仁为省防空指挥部画了一幅六张八仙桌长山水画，得到了省防空指挥部领导的一致好评。同时他也画了一幅《旭日东升》国画，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画集刊印成册收藏。
  1970年，凌近仁义务为保国寺整修各种资料并写字作画，在准备对游人开放时做了大量工作。
  1972年前后，凌近仁在天一阁工作时常为国际友人作画、写字。1982年10月13日，日本京都府长冈市友好访问团一行23人，在团长中小路松信带领下，来宁波切磋书法，他当即挥毫，写好后送给日本客人。客人们回到日本后，把凌近仁的书画经过装裱后收藏，曾寄送给他代表团照片及书法，来信极高地赞许凌近仁的书法和画。凌近仁为天一阁绘梅并题诗句，以“挥毫泼墨走龙蛇，剑拔弩张杀可夸”喻之，亦不为过。
  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美协副主席邹宇来到慈城登门走访了凌近仁，邹宇当即为他画一幅肖像人物送给他，并且题上自己的大名。
  凌近仁擅山水及梅、兰、竹、菊、松、荷等，偶作人物。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段时间内先学画几种动物，如鹰、猫、小牛、鸡、虾等，掌握后再转学其他动物，因基本功扎实，功力深厚，所以他的字画即使随意挥洒，成功率也极高。后期因字画债过多，也有少数形式相仿、不经意的作品流入民间。
  一天下午，我到他家，只见堂前桌上放着一幅刚画好的松树，在画的一角题上“曾在天台山上过，石桥南畔第三株”。此诗深为他所欣赏。正因他敬仰松树的坚韧品性和风格，故善画松。特别是《宁波师专学报》称其“泼墨写意山水，花鸟笔墨饱满、深厚滋润，不受正统拘泥，新颖富有变化，能自成风格”。又如《明州画苑》亦称其“泼墨写意花鸟、山水，烟云流润，潇洒出尘，豪放纤巧各尽其妙，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地”。
  凌近仁在70岁左右时，身体还很健康，这得益于他常常打太极拳，用冷水洗脸和擦身体。心情特别愉快时，他在大天井一边站着，手拿一把折扇唱现代京剧选段，而且唱得声音洪亮，中气很足。他还送给我一本《极澄琢先生太极拳》书，还送给我几幅毛主席诗，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屈指一算已藏30多年了。特别是一幅毛主席《沁园春》书法，是他一气写成的，并题上自己的姓名和印章。
  凌近仁的生活极简朴，衣着随便，常常青菜、萝卜、米饭一锅煮，省下来的钱资助在乡下的妹妹。其为人品德在浙东有口皆碑，在宁波名气很大。他平易近人，不以名家架子示人，有不相识者，请其写字作画，都能一一满足要求，且分文不收。凌近仁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
  凌近仁在宁波地区与许多知名的高僧来往很多，如空明、福明、师工等大法师。在他休息天我常去他家，听他讲真人真实的故事。比如早时，著名京剧家周信芳先生送给他一副楹联和一把扇，扇面上有周信芳亲笔题字。
  凌近仁先生生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画师、宁波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宁波市政协常委、宁波市书画院院长和名誉院长。先生卒于1995年5月9日，享年86岁。有人送这样一副挽联曰“作书画万千幅流传民间不愧一世，拜佛院四十年超然物外堪称半僧”。
  誉满浙江的中医魏长春
  魏睦森
  魏长春，字文耀，1898年11月13日生于北京。他祖籍宁波旧慈溪县县城（慈城）西乡魏家桥村，生前为著名中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分会顾问，浙江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魏长春初学药业，得姚精深先生启迪，自学中医，攻读经典，继又问业于名医颜芝声，尽得其传。1918年他悬壶慈邑。1935年付梓《慈溪魏氏验案类编初集》四卷，得到施今墨、黄竹斋等全国名家好评，在慈城行医历时38年。1956年受聘来杭，翌年初起任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时年60岁。“文革”前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文革”后恢复原职，又被选为省政协常委。
  魏先生治学严谨，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他一生从事临床，救死扶伤者无数。诊余之暇，勤于著述，历年来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的《魏长春临床经验选辑》、《中医实践经验录》等是他晚年力作。其学术经验先后被辑入中国现代医学丛书之一《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第一集）以及《现代中医名家学说》、《当代名老中医临床经验荟萃》、《浙江省名中医临床经验选辑》等书中。其治学门径被载入《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他的治验案例早在1959年就被南京中医学院内科教研组编著的《简明中医内科学》一书作为例案选入，1983年后又先后被选入《现代名中医类案选》和《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等书中。其所创的20余首经验效方曾先后被列入《中医方剂小辞典》、《名医妙方精华千首》、《当代名医验方大全》等书中，其生平业绩先后被编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医界精英辞典》等数本辞书。
  魏长春于1918年悬壶宁波慈城，在慈城原尚志路84号宅所挂牌行医，时年21岁。
  初开业时，因年轻不为人所熟知，来诊者不多。旋得慈城回生堂药店冯少农聘请，在该店定期坐堂义务诊治。他看病时比别人更谦逊、负责，详察病情，细心辨证，大胆用药，不仅不计报酬高低，还经常步行出诊，上门随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虽出道较晚，但因他曾从名师，治效显著，数月后就诊病人与日俱增。
  1934年，他与同仁们一起编印《中医研究》小报，将《慈溪医药月刊》分发各地。1935年，魏长春选择历年治案182例，分门类编成《慈溪魏氏验案类初集》四卷，得到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绍兴名医曹炳章的赞赏、支持，刊印前又得到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题字。11月，此书由杭州弘文印书局正式付梓，得到上海医界春秋社、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太原中医改进会等学术团体支持，在津、沪、杭、甬、绍等地发行。无锡名医周小农推荐分赠全国各地名医，得到众多名家好评。
  1951年5月，他又着手修正30余年来批阅过的854种9483卷医籍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汇编成《中国医学法门》书稿。全书内容广博，共分26类，可见其为振兴中医、老当益壮、不遗余力之一斑。那时，魏长春年过半百，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中医事业枯木逢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主动地挑起重组县中医学会的重任。
  在1960年，他编写了《用药达变举例》，1961年又编写了《异药同功》等资料，同时又着手编写《宁波中医经验汇编》初稿，并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1964年3月，他以67岁高龄参加卫生院组织首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队，随省社教工作队奔赴上虞县丰惠村。1966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儒医”，停职停诊……
  魏长春在1987年国庆前完成了十几万字的《魏长春医案》初稿，全稿共收录158个医案，其中有急性病、慢性病、危重病及疑难杂症，所有治愈案例均系单用中药，从中显示了中医中药在治疗疾病上的独到之处和灿烂的前景，也显示了他的扎实功底。《魏长春医案》在首次省科技大会上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他又连续刊出《食疗浅说》、《食疗歌赋》、《保健护肾为养生颐寿之要务》等文章。
  魏长春从医7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救治了众多病人。他平易近人，学理精当可用，以德立身，以术济民，以著作传世，篇篇从实践中来，句句从肺腑中出。魏长春还遵照先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之教诲，得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熏陶，为人耿直，生活俭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将治病救人视为医者之职责，从不计较报酬多少。凡临症诊病，他务求胆大心细，智方行圆，一旦发现差误，必立即予以纠正，决不护己之短，贻害病家。今天我们要向他学习活到老做到老、活到老学到老的高尚品德。1987年4月12日，魏长春以90岁高龄在杭州溘然长逝。
  著名戏剧、电影导演应云卫
  邵长月
  应云卫（1904—1967），著名戏剧、电影导演。宁波慈城东乡人。上世纪20年代即投身戏剧活动，为戏剧协会社负责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期加入左翼“剧联”，导演了话剧《吼吧！中国》，1933年导演《桃李劫》，1934年又导演《生死同心》等几部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演剧宣传工作。以后在内地曾拍摄了影片《塞上风云》等，并组织中华剧艺社，导演了《屈原》、《棠棣之花》、《法西斯细菌》等进步话剧。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导演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影片《无名氏》（1947）。新中国成立后又导演了许多影片，如他的同乡人周信芳的《宋士杰》、盖叫天的《武松》以及徐玉兰、王文娟合演的《追鱼》等等。
  夏衍于1984年9月15日《浙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怀念应云卫的文章。他说：云卫是中国话剧运动先驱者之一。他原在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任副经理，他家生活富裕过着美满的日子，但是他却爱上了话剧，不仅是爱上而是迷上。为了话剧运动他什么都愿牺牲。为了它，他含辛茹苦，克服种种说不尽的困难。在旧社会白色恐怖下，与戏剧检查的国民党官吏巧妙周旋，正是为了推动话剧运动的开展所作的艰难工作！
  夏衍与应云卫相交有40年，友谊深厚。夏衍替他写过《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及《复活》等剧本，夏衍说这些都是被他那热爱话剧的精神所感动，是逼出来的，他俩在重庆相处很好。
  夏衍说：“云卫这个人总是笑口常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从不嚷嚷。他把困难放在肚子里，往往一笑了之，别人还以为他从来没有什么困难似的。甚至有人对他有误会，他也从不解释争辩。这样的人‘四人帮’竟然会把他害死了。像云卫这样的人死去太可惜了。特别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善于克服各种困难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对戏剧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应该在中国戏剧史、话剧史上大书特书，要学习他这种毕生含辛茹苦，敢于承担一切困难，为戏剧运动而奋斗终身的精神。”现在夏衍也已去世多年了，再过两年便是应云卫诞辰百年纪念了，我们故乡人民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中国戏剧运动先驱而感到光荣自豪。
  国学家冯君木和他的子侄
  邬向东 谢典勋 骆兆平
  冯氏家族，在慈溪（慈城镇）是一个世家望族。“发源之远，簪缨之盛，本支之繁”，在族谱上都有详细记载。其始祖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汉献帝建安年间任朝散大夫的冯冕，因恶董卓作乱，固请去职，得任句章录事参军府中尉，即卜居句章之金川乡。但现在的冯氏家族则是五代时吴越国礼部尚书冯叔和的后裔。叔和（920—980），字伯道，号毅斋，吴越宝正三年（928）进士，任至礼部尚书、晋太子太保，镒文直公。他在冯氏宗谱上为五世祖。由于他在吴越国供职，一说他的儿子出任定海（即镇海）镇边使，于是“由婺始迁慈，遂为慈溪人”。到元初，因子孙繁衍，又按居住地分为大街道、西桥、大桥、择树四族。到了明代，家庭更繁，本支和旁支的名称都有了不少变化，至今已传了30余世。
  在冯氏家族中，出现过不少高官显宦，儒林名流。“历魏晋隋唐，代不乏人，或以殉难捐躯，或以功施社稷，或以博学文翰，或以保全生灵”。因而得到皇帝赐谥改名的，为数不少。直到现代，冯氏家族中仍有不少品性优秀、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人物，其中国学家冯幵（君木）和他的几位子侄，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一
  冯幵（1873—1931），原名鸿墀，字阶青，一字君木，是民国年间一位著名学者，人称回风先生。幼年丧父，由母亲俞氏教习诗文。他生性聪慧，读书又很用功。光绪十八年（1892），他20岁时考取秀才，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选拔贡生，朝考列为二等。依照惯例，他可以外任知县，但晚清政治腐败不堪，冯君木无意仕进。所以吏部询问时，他表示愿就教职，翌年即赴浙江丽水任县学训导，一年后升宣平县学教谕。后称病辞归故里，从此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并有同邑诗友时相唱和。他与应悔复（叔申，1871—1914）、陈训正（天婴，1872—1943）、洪佛矢（允详，1874—1933）并称“慈溪四才子”。鄞县名宿张让三曾为之作《溪上诗人三病夫一狂夫歌》，其诗曰：“江上独客无可喁，跫然是音三病夫。病夫善病诗不病，况有狂夫狂与竞。一灯如萤闪帘角，珘月幽幽鸡喔喔。山中困卧冯君木，楼上哭吟应悔复。九死一生陈天婴，闻鬼夜哭啾啾声。三人战诗与病塵，诗伯睒旸鬼伯逃。斯时佛矢忽大笑，谓汝病呻我狂叫。何当斗酒诗百篇，三病一狂真可疗。倘许中间着蹇翁，将来犹入图画中。迷阳却曲伤吾行，老夫壁躃走且僵。”
  冯君木先是在慈城故居授业，得意门生有陈训正的从弟陈布雷，后来成为名记者、蒋介石的“文胆”。民国初年，他和陈训正等人在郡中后乐园（今中山公园内）创办国学社，招收学生，补习经史文学，执贽列门墙者有文学名家童第德、朱水复等人，文采风流，辉映一时。他指导后生学习，注意立品，认为有人品然后才有文品，又常说“古人以读书为文，今人以读文为本”，要求学生多读书，有实学，然后文采可观。在治学上，冯君木没有门户之见。旧时代极讲究诗文的流派与格调，差一字不得。当时全国文坛，为桐城派古文的统一天下，只有少数文人，服膺江都汪中，喜欢不骈不散的魏晋体。两派分道扬镳，或者互相诟病，冯君木推崇汪中，属于少数派，但他对一些笃好桐城的同事，如镇海虞含章（辉祖）、鄞县张于相（原炜）并不排斥，经常出所作互相观摩，取长补短。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冯君木一辈子教书育人，对于可造青年的培养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书法大师沙孟海说过：“我是山村孤童子，负笈到城中。受先生知遇，奖掖逾恒。1919年秋，招我住入他家西偏小轩，亲自督课。半年后推荐我到本城屠宅充家庭教师，相去不远，仍得随时请益。1924年冬，我随属家迁居上海，先生赋五古两章送行。首云：‘吾生老好事，爱才若瑰宝。岂谓广培植，亦用娱怀抱。’全诗关爱珍勖、情见乎词。我虽不才，这也是一个例子。”对此，冯君木坦然自承，在宁波寓所中自题一联楹帖：“葆爱后生若珠玉，抛遗世法等唾溴。”
  冯君木虽然好古敏术，耽志经史词章，却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性情过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遇事激发，僧爱分明。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执教于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立刻奋身投入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陈训正在给陈布雷的家书中提到：“自杭归乡，适遇青岛风潮，甬学生抵制日货甚厉害，近各公司船只已停装日货矣。每日露天演说十数处，不无激动举动。峻明、贞柯等亦极热心，君木更加发狂。”在一次全市学生游行示威中，这位瘦怯怯的先生，带头冲到尹公署门口，亲手将爱国说帖递交给道尹。他亲自推动四师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觉会”；又推动效实学生组织起来，取名“学生自助会”，进而联合全市11个中学，更联系商界，组成“宁波商学联合会”，轰轰烈烈地开展斗争。他还用“金口”的笔名，撰写语体评论和小说剧本，供给效实学生自助会的中型周刊，分寄全国各大都市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
  冯君木的学问文章及声名与日俱增，北京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皆慕名相邀，请他去担任中国文学教授。他因体弱多病，惮于远行，都婉言辞谢，直至1925年才就任上海修能学社社长，因为上海近便，生活条件较好，社董方面的照应也特别周到。在那里，他与并世名宿有了更多的交往。桂林况蕙风、安吉吴昌硕、吴兴朱古微、长沙程子大数人，与他过从最密。况蕙风且与冯君木结为儿女亲家。而吴昌硕则在去世前三天还为他画了一帧兰花。冯君木在画幅上题写道：“缶老人丁卯十一月六日卒，是帧为三日前所画，翌日即中风不能语，盖最后之绝笔也。苍劲郁律，意气横出，岂非庄周所谓神会者邪！”并有“衰腕犹能百屈伸，自濡秃笔挽余春，芬芳后土吾将老，窈窕山阿若有人”的诗句。吴昌硕和况蕙风临终前都还留下遗言，要求由冯君木来撰写他们的墓志铭。
  上海修能学社，由于冯君木的主持，无形中成为若干宿学名士会文谈艺的场所，经常游处的还有兴化李审言、南城刘未际、福建夏剑丞、绍兴任堇叔，以及他的门生沙孟海、陈布雷、王个簃等人。但是，安定的生活和愉快的文化氛围，并未消除他忧国忧民的一贯情怀。1929年夏秋之交，浙江举办盛大的西湖博览会，流水般地挥霍民财，粉饰太平。冯君木适去杭州陈训正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不禁痛心疾首，写下两首七律。其一云：“任使湖山万卉零，粉红骇绿偏林亭。恼人灯火弥天沸，如鬼车声带梦听。百计销金浑不解，一生蓄眼未曾经。清凉办取须臾适，坐倚高楼看晓星。”其二云：“遮眼湖山黯不开，慢亭高台只增哀。俊流争逐青蝇集，游女齐歌赤凤来。酒罢天容如共醉，劫余江色亦成灰。武林旧事吾能说，南渡而还第几回。”他把国民党官老爷比之为南宋君臣，不顾人民死活，“百计销金”，“竭泽而渔”，只剩下“劫余江色”，表现出无限愤慨的忧患意识。
  1931年5月，冯君木病逝于上海。门人弟子为纪念这位诲人不倦、德高望重的老师，决定成立“回风社”，在他的每年生日和忌日，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冯君木遗著有《回风堂诗文集》14卷，其中诗9卷，文5卷，计诗546首，文80篇，1941年由其弟子王贤等“检出原稿，重加录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另有《回风词》一卷，因已辑入《疆村词选》，故未复刊。关于他的诗文，友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审言曾赋诗相赠道：“君文不染桐城习，色泽坚光清可挹。廉蔺文气凛然存，李志曹蜍敢平揖。诗篇健笔胸潭潭，洞庭霜桔参余甘。远者既唾足兰雪，俗好亦屏龚定庵……”与他相处40年的莫逆之交陈训正，也在《慈溪冯先生述》一文中指出：“先生为文务其大不遗其强，博闻强识如王深宁。其文章高华峻洁，风蕴而外肆，则如汪容父。盖并先生世，一时无有当者。诗初宗杜韩，所诣近玉溪，中年稍稍取法江西，晚更离乱、声华益刊落，每有谣咏，必千灌百辟融注情性而出之。尝曰：‘作诗当于无味处得味，无材处购见材’，悉今世畴知之哉。”
  二
  冯君木有两个儿子，冯都良与冯宾符，他俩幼承庭训，长大后也都克绍箕裘，卓有成就。
  冯都良（1901-1977），原名喜孙，后改名贞胥，字汤文，题其室名曰“都良馆”。都良即都梁，蓝草之别称，他所有一般性的写作，常自署都良，时间一长，遂以都良为名。他的生母是冯君木原配俞夫人，名因，字季则，亦工诗词，著有《妇学斋遗稿》。冯君木在外任教时，她也在家设塾，招收十几个女学生。冯都良童幼时代，由识字、背诵诗歌到诵读《孝经》、《论语》，全是俞夫人亲自教授的。冯都良11岁那年，母亲去世，三年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有景有情，生动悱恻，令老辈惊叹，誉为神童。1916年，他进父亲创办的国学社，后来转入效实中学，广泛学习各种基础知识。他风度翩翩，才情〓上，1919年，曾发起组织“越风社”，以诗文会友，参加者有沙孟海、陈训恕等一时俊彦。据沙孟海晚年称：“都良自幼聪明，读书又多，家学渊源，文采斐然。我看到他早年作拟古之文有《书朱渠弥》一篇，全用《左传》笔调，惟妙惟肖。清初长洲韩炙著《涌疑集》，编列《右貌》若干篇，其中《貌左》几篇即摹拟左氏笔调，我看不如都良一篇声音色泽更其逼似。”
  1920年，冯都良从效实毕业。这时，陈布雷恰在上海创办《商报》，便约都良前去共事。他性行耿介，直率刚正，疾恶如仇，尤其不乐与政界商界人士交往，置身十里洋场，殊觉落落寡合。在《商报》工作七年，先后担任编辑、主笔、总编辑，只和老同学胡仲持最为相得。其间，偶尔写些语体小说，后来结为《怅惘》一集，出版问世。他于1927年应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聘请，兼任中国文学教授。当时还有胡适、徐志摩等人也在东吴大学任教，冯都良经常在教员休息室遇到他们，彼此对瞪一眼，谁也不理睬谁。
  《商报》停刊后，冯都良转往《申报》，继续编辑生涯。他对办报自有主见，认为新闻不应更改事实，也不应夸大事实，因而对当局的新闻检查非常不满。他总想在编辑方面保持《申报》的独特传统，可在当时谈何容易，到了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海军陆战队派陈彬和来接管《申报》，他的处境更为尴尬。汉奸陈彬和原是《申报》老主笔，冯都良的多年同事，这时却交给他编辑一部《上海租界史》的任务。冯都良岂肯卖身事敌，便毅然辞职，以保全民族气节。他家无恒产，老幼七口全靠工资过活，失业后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卖掉家藏《四部丛刊》，长女患肺病，也因无力就医而早亡。但他的思想却在艰难中成熟，多与进步人士接触，其中有沙文威、沙文汉、陈修良、孙冶方和族弟冯定等共产党人。他还同意长子冯彬潜赴苏北解放区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来接收《申报》的潘公展和陈训畲，一是《商报》老同事，一是自家亲戚，所以冯都良得以复职，但最后还是待不下去。直至上海解放，他才以《申报》正义爱国的编者身份重归报馆。不久，上海成立新闻图书馆，指定冯都良为副馆长，主持工作。1953年，他又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籍的整理校释，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部著名大结集，便是他长时期精心校订而成的。他对这项工作十分满意，年复一年，怀铅提椠，乐此不疲，作出了许多贡献。可惜“文革”中竟被遣送回宁波慈城老家，一住就是六年，以致身患慢性直肠癌，于1977年病逝，身后几乎未曾留下什么文字。但是，这位爱国学者的骨气和正义感，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冯宾符（1914—1966），原名贞用，字仲足，又字宾符，因中年以后所有文章均以“宾符”署名，遂以字行。他是冯都良的同父异母弟。自幼即颖悟异常，出生才19个月便能识字。冯君木说过：“次子贞用，生十九月，知识字，口不能言，以手指之，字之便于上口者，亦能发音焉，已识得四五十字，错易颠倒，历试勿爽，亦可谓小时了了矣。”他特地赋诗纪之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尔独何为又蹈之。直取形声资语笑，聊凭指点作娱嬉。聪明宿世宁应昧，事业他年已可知。绝肖尔翁生了了，看来原不是佳儿。”诗中虽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自谦之意，但欣喜之情，已溢于言表。他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并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赛吾”，期望他将来胜过自己。
  冯宾符由于家庭的熏陶，自幼即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在效实中学毕业，但由于家境贫寒，未能入大学深造。1932
  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校对和编辑，经过刻苦自学，精通英语。1934年起，他就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译著和译论文章。当时，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在沪创办了被称为“时代的触角，政治气象的观测台，民族解放的军号”的《世界知识》杂志，冯宾符被聘为特约撰稿人。从此，他就踏上了写作时论和译著的道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华行动日益加剧，不断制造事端，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冯宾符毅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宣传进步、鼓吹抗日的文章。
  1935年间，冯宾符在《东方杂志》社工作，因慕鲁迅之名和其为人，曾托周建人请鲁迅书赠墨迹，鲁迅欣然答应。《鲁迅日记》1935年12月5日记：“午后为仲足书一横幅。”书赠的是唐人诗一首：“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香入沓冥。苍悟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落款为：“钱起《湘灵鼓瑟》，亥年残秋录应仲足先生教，鲁迅。”可见，鲁迅先生对冯宾符也是很器重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1937年底，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和文化界著名爱国人士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等一起，组织了进步出版机构“复社”，编辑出版宣传抗日和进步的书刊。这期间，他白天在两个中学担任教职，晚上往往通宵达旦从事翻译和写作。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深入延安采访以后，写成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解放区的情况，冯宾符和“复社”同仁，仅仅花了几个月时间，就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他们又共同编辑、翻译和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全集》和《资本论》等，这些文集的出版，在当时被称为是一项震撼全国出版界的巨大工程。在这项工程中，冯宾符既是译者、编者，又是具体事务的经办者，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1940年，他又担任了党领导的刊物《译报周刊》的主编，通过刊物，向广大读者介绍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情况。1942年，他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企图从他口中弄清“复社”和上海文化界活动的情况。但是，尽管敌人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冯宾符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复社”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冯宾符继续战斗在新闻战线上，他担任上海《联合日报》的总编辑和《联合晚报》的主编。同时，他四处奔走，使被迫停刊的《世界知识》杂志得以复刊。通过这份极有影响的刊物，他广泛传播宣扬民主进步思想，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1945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教育界、医疗卫生界进步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党派，冯宾符就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冯宾符相继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是国际问题专家，经常发表精辟的国际时评。同时，他继续从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精诚合作，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市民进主任委员。不幸的是，“文革”伊始，他就受到严重迫害，于1966年11月30日遽然去世，年仅52岁。
  三
  除了冯氏兄弟，深受冯君木影响的，还有他的族侄——我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定（1902-1983）。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工人，家境比较贫寒，小学毕业后，已无力升学。但慧眼识人的冯君木，很看重这位勤奋好学的族侄，就资助他进入宁波师范学校学习。冯定毕业后考入宁波一家交易所当会计，虽然条件不错，但不合他的志趣。由于受冯君木的熏陶和指点，冯定的国学基础很好，不久就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古文编辑。在此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还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下苦功自学英语和俄语，进步很快。1925年，冯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受党的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致力于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他以“贝叶”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哲学方面和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如《新哲学是科学哲学》、《哲学的应用》、《谈新人生观》、《现阶段的中国青年问题》等，还翻译了不少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自修大学》、《读书生活》、《国民周刊》、《文化粮食》和《译报周刊》上，在青年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除了写文章外，还通过直接交朋友的方法，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镇海籍翻译家李俍民，曾翻译过《牛虻》、《斯巴达克思》、《柯楚别依》等世界名著，享誉翻译界。他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冯定的启发和帮助。当时，冯定曾把自己珍藏的仅有的三本俄文《时代周刊》送给李俍民，使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冯定被党派往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担任军政治部宣教科科长、《抗敌报》主编，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在新四军主办的《抗敌》杂志和《抗敌报》上，发表了不少论述党的政策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新四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1939年后，他留在苏南工作。1940年，他奉命在苏北筹办抗日军政学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正式建立抗大第五分校，冯定出任副校长，后又调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1945年秋调华中分局宣传部。新中国成立前后，冯定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解放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调任中央马列学院分院副院长；1957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并曾去莫斯科大学讲学。
  冯定长期战斗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并成为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此也触怒了当时在党内窃居高位的康生、陈伯达等人。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写了一本有创见的书《平凡的真理》，这是一本既通俗易懂，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适合青年阅读的哲学知识读本，1948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后，即不胫而走，成为广大进步青年最喜爱的理论读物之一。1955年经作者修改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共印行过11版，发行量达50万册。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和另一同样受青年欢迎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却在康生、陈伯达的指使下，遭到一些报刊的围攻，被诬为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定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他还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哲学学会会长。
  冯定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冯定夫人共同组成《冯定文集》编辑组，广泛搜集冯定各个时期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并于1987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两卷《冯定文集》，以纪念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和冯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的陈云同志为文集题写了书名，陆定一同志也为文集题词：“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为文集写了长篇序言，称赞冯定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创造性和不盲从附和、不随风摆动的特点，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有着一颗执著追求真理的善良的心的学者。这可以说是对冯定的一生最公允的评价了。
  冯君木的另一位族侄冯孟颛，则对家乡文化文物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
  冯孟颛（1886—1966），名贞群，一字曼孺，自号伏跗居士。他7岁丧父，自述：“贞群少孤，大父极怜爱之，比长，延师在家课读，不令出外。贞群仰体祖意，兢兢业业，罔敢放佚。”因此，他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他17岁时考中了秀才，弱冠即开始访求典籍，搜集和收藏乡邦文献。当时正值清末，人们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纷纷向西方寻求科学和民主，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典籍视为无用，因此故家旧族，出售藏书的很多。乘此机会，冯孟颛得以从容选择购藏了不少古籍经典和乡邦文献。经过长期辛勤搜集，他积书10万余卷，成为浙东著名藏书家之一。
  但冯孟颛虽然伏处乡里，不求闻达，却也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不断追求进步，后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爱国活动，辛亥革命后，出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又被聘为杭州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的名誉征集员，成为地方有影响的进步人士。
  1932年1月，鄞县县政府决定成立文献委员会，加强对地方文物、文献的保护和管理，众望所归，冯孟颛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此后30年间，他倾注了全部精力，从事地方文化建设和文物文献的保护工作，在重修天一阁、保护乡贤坟墓、修复白云庄、襄纂《四明丛书》、编撰天一阁书目、参与编纂《鄞县通志》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为此，在1937年进行的“宁波乡贤选举”中，冯孟颛是初选入选者之一，他的事迹还被刊登在《时事公报》7月22日的“乡贤选举特刊”上。
  新中国成立后，冯孟颛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被推选为区、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文管会委员，并被聘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他1962年4月因病去世。
  著名土壤学家朱祖祥院士
  谢振声
  中国科学院朱祖祥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和农业教育家，1916年10月5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云山乡（慈城西5公里）农村的一个殷实家庭。他自幼随父母迁居慈溪县城（今慈城镇），曾先后在慈湖高等小学堂（今慈湖中学）、民强中学、效实中学就读。1938年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1948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悉心农学教育
  自从1938年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留任助教到1996年11月18日不幸因公逝世，50多年来，朱祖祥院士一直从事农学教育工作，为我国农业战线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当他还是浙江大学学生和毕业后任助教时，就多次向学校陈述建立农化系的必要性。1939年，经校委会讨论通过，农化系正式成立了。他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就担任了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系主任，充实教师队伍，广开专业设置，为农化系的建设与发展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52年起，他历任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农化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为浙江农业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导、培养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早培养土壤化学和土壤物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学生遍布全国以至海外。他还受各方委托，培养土壤化学专门人才。在江、浙、闽、皖等省曾受过朱祖祥培养的学生，有不少都成为科技方面的干才或担任重要科技管理工作。他在肩负行政和讲课的双重任务下，先后编写出全国最早的《土壤学》、《土壤化学》和《土壤物理学》教材，其中《土壤学》教材被广泛采用，1988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中国稻米总产量居世界之冠，水稻种植历史久，分布广，品种资源丰富，杂交稻、矮秆育种等为世界瞩目。朱祖祥院士为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的稻作专业研究机构——中国水稻研究所，在争取世界银行专项长期无息巨额贷款，签订与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的长期科技合作协议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信息联系与传递、参与谈判和决策协调的作用。他为创建、发展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环境保护系和中国水稻研究所，作出了创业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潜心科学研究
  朱祖祥院士对土壤化学和土壤物理学有很深造诣，早期研究影响土壤中交换态阳离子有效性和各种因子，率先提出的饱和度效应、陪补离子效应两种概念，深刻阐明了土壤有效养分的动态及其差异根源。他和学生们研究的土壤酸度混合指示剂，其配方在我国土壤学界很快得到广泛应用。美国农业部将这种指示剂的配方列入美国《土壤调查手册》中。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指导其研究生研究磷的土壤化学，并在国内率先研究土壤养分和水分能量。20世纪70年代，他主持研究作物和土壤营养化学诊断，提出水稻营养和土壤化学诊断的简易方法和有关理论；70年代末期研究土壤养料和水分能量概念以及有关热力学函数表达的理论和应用。朱祖祥撰有学术论文、著作、译著约90篇（种），开拓了我国土壤学科的新领域，在国内外土壤学界有重大影响。他曾主持“全国土壤普查、土壤诊断研究协作组”工作，对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的化学速测进行大量试验，推动了全国各省土壤诊断、作物施肥研究的发展。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总编委委员、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土壤卷》主编。
  热心社会活动
  朱祖祥院士既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和农业教育家，又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负责科教文卫方面工作的十几年里，他非常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制定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职业技术教育条例等法规，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遍全省各地，访问人大代表，倾听群众意见。他是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主委、名誉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为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和地方组织建设，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担任过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朱祖祥院士十分关注科协和学会的健康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是浙江省科协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浙江省农学会理事长、名誉
  理事长，省土壤肥料学会理事长，省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他不辞辛劳，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交流，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奉献。他对家乡、母校有很深的感情，曾参加应氏家族捐资重建慈湖中学落成典礼，并任慈湖中学首届校友会的名誉会长。
  今年（2006）是著名土壤学家和农业教育家朱祖祥院士诞辰90周年和逝世10周年，谨撰此短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