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一热起来，关于它的记忆也渐渐多了起来，几个同乡朋友也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几本关于慈城的史志也热得抢手。要了解慈城的风土人情，翻翻旧志自然会有些收获。有位全身心萦系着慈城文化复兴的朋友，说起慈城来，总是最容易动情的。
  说起慈城的开发前景，作为慈城人现在大多只有听的份、议论的份，就像慈城的历史变迁一样，有很多事情，慈城人本身是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的。慈城不断变化着的面容，也不是谁想把它怎么样，只不过，它不断地被不同的价值观所估量，只是说明人们总是拿捏不准在慈城的本质里，到底是什么最贵重、什么最持久、什么最难忘。而读读史志，发发议论，实在也算是一种关心与期待。
  如今的慈城已不是三百多年前旧志里的那座古县城了，虽然它古城的定位无可争议，但古城的氛围不管人们如何呼唤，却也是再也找不回来了。巷弄深处青砖乌瓦的官宦宅第细细看去，也早已物是人非。也许所谓的古城风貌，只不过是对应了别处大破大立后的物非人非而已。读史是最容易伤怀的，不过，读一张古城略显荒诞的“青春老脸”，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翻开雍正《慈溪县志》，有一张县境图。这样一张地图乍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有的旧志上，都附有这样一张地图，地图的绘图方式还是沿袭了西晋时代裴秀创造的“制图六体”方式。但这张图的细节之处，却暗示着绘图者内心对这方土地所充满的想象与幻觉。对于绘图者在这张图中所给出的暗喻，也许一直没有人能够解读出来。在后来的光绪《慈溪县志》中，另一位县境图的绘图者还在测绘的技术层面上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否定。
  其实，这张图，或者说这座“纸上的慈城”，应该被看作是一张“脸”，是慈城的一张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义的“脸”。在这张县境图中，慈溪县城（慈城）被城墙围起来的形状是一口巨大的铜钟，城墙是钟沿，而方格布局的城中道路、水网构成了钟壁上的铸纹，其绘制十分工整。
  我生也晚，在我出生时，慈城的城墙早已消失，连一点的废墟都没有留给我凭吊。但在这地图上，如此完美的城墙形制让我怦然心动，这是不是一个暗喻呢？喻示着这是一座能够被敲响，而且余音缭绕不息的永恒之城？而且，在同一张图中，我还发现另一个秘密，与慈溪接壤的余姚双城，被描绘成一个工工整整的“吕”字。如果独立出来看，这个“吕”字也许会有另一个暖昧的联想；一个做过阁老的吕姓人，发起奏请朝廷建筑了江南新城，在设计时把自己的姓巧妙地揉进了建筑，以暗示的方式纪念一个家族的容光。但在这张图里，对这个“吕”字的解释你是别无选择，你只能以汉民族的特殊语言把钟、吕联系在一起，把它读作“黄钟大吕”。
  在这里，慈城是自负的。钟，是一种器大声洪的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律十二律中排在阳律的第一律。这种自负也许并不是在炫耀它有多么光彩的历史渊源与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是一种在长久的人文浸淫中，滋生出来的道德优越感。因此，如果你愿意把这张“脸”读作是“道貌岸然”，也一样读得通。但即使是“自负”的慈城，同样也需要“律吕”的协调，一座象形的“钟”与一个抽象的“吕”，蕴含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如果我们只是在纸上读读历史，那实在是一件轻松偷快、趣味无穷的事情。画“黄钟大吕图”的作者叫冯弘。我不知道有多少他的事迹流传到今天，也许一件也没有，只是因为这张图，才留名青史。但透过这张图，我们看到了一位可爱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而时间和现实，总是与理想主义作对，把完美一片片地撕开来，直到撕得粉碎；让一张俊俏的小生脸孔，长满岁月斑斑的印痕，袒露出永不愈合的疮疱。到一百多年后再次重修县志，在光绪《慈溪县志》中，县境图已经是很有些“科学”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了，而在19世纪末，无论是国家还是小县，诞于幻想的天空是越来越窄小了。慈城也从一个俊俏小生，变成了阅历丰富、饱经烽火风霜的老人了。脸和面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连在一起读的，但脸和面却常常并不是同一回事。“脸”多半是源于真实，而“面”总是与虚饰形影不离。
  我出生的时候，很少有人去细细端详慈城这张老脸。城中，战争的废墟上长满了野草，而战争已过去了十多年；城河里，蕨草拌着青苔，水草吸引着蜻蜓，小鱼儿无忧无虑；巷弄里，青青红红的石板在数百年的行走中被磨得光滑；乌瓦青砖依旧，粉墙画壁上爬山虎也茂盛得连夏天也变得温情脉脉，高大的香樟树浓荫蔽日；大街上，乌馒头的香气真的是好诱人…
  这张温暖的老脸，也许只有上四十岁的慈城人才依稀认得。我是在这张温暖的老脸注视中，离开慈城的，虽然常常回首，却常常看见它脸上日渐消退的光泽。
  慈城在如今备受重视，关于它的未来也许有许多或基于感情、或基于理性的展望与蓝图。在今天，在热热闹闹的慈城热中，这张老脸看上去有些模糊，有些陌生，有些像别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