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包括周围的腹地），史称句章，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江南古县城。这里从明清以来产生了数十位中国国药业的巨商大亨、领袖人物。他们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像大清药王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上海冯存仁堂和童涵春堂、广州敬修堂、杭州叶种德堂和张同泰堂等数十家国内外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被誉为江南药王的杭州胡庆余堂，它的首位经理桂正馨，以及当今经理冯根生都是慈城人。
  一个偏居东海一隅的小城，其药业商人的经营范围遍及全国，且影响延及今天，这是个不能不令人惊叹的奇迹，它使慈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了更为深厚的内涵和底蕴。明清时期的慈城药商，完全可与山西平遥的票号、徽州的盐商相抗衡。
  一、慈城国药业的历史渊源
  慈城地处浙东沿海，山多田少，随着唐宋时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各地迅速发展，人口猛增，当时的慈溪县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得到开发，到了南宋已出现了“土狭人稠”的局面。为了生存，人们只得“日以开劈为事，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垒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褒数百尺不以为劳”（《宝庆四明志》）。再加上慈北沿海平原土质又多盐碱，难以辟为良田，所以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据雍正《慈溪县志》记载：“人稠土狭，丰穗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一部分百姓开始另谋生路，或贩运鱼盐，或开设店肆，即所谓“半游食于四方”。
  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编写的地方志，重官宦，轻商人，即使有也是偶然带上一笔却无细述。这给后人搜集资料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幸清道光年间邑人尹元炜编著的《溪上遗闻集录》，保存了慈城最早国药业的文字资料。其中一则史料出自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著名词人舒亶（号嫩堂）之手，也是目前看到的关于中国国药业商人发财致富的最早记载。
  原文如下：
  五马桥冯氏初以药肆为业，后遂致饶富。乃舒嫩堂四明杂诗有“药肆万金饶”句。自注谓冯楼，则冯氏之药肆，且始于北宋矣。
  可见在北宋年间慈城五马桥冯氏，弃儒从商，舍本逐末，大获成功，已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连当时舒亶那样的高官名人，也赞叹慈城五马桥冯氏的富饶。尽管这只有短短的几句，却把慈城药材业的历史推远了六百多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到了明永乐帝朱棣迁都之际，慈溪城也叫慈水城（即今慈城），内有一位叫乐良才的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年青铃医，随一群欲登龙门考进士的家乡书生，从慈城来到了三千里外的北京。他除了照顾好京城慈溪会馆里的家乡学子外，还手摇串铃，周游胡同间，负笈行医卖药，被当地人称作“串铃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等，用今天的叫法为“民间医生”。这位具有相当医疗经验的铃医乐良才，就是今天中国国药业最大的金字招牌——北京同仁堂的始祖。
  乐良才的后代在北京的崇文门外，于明末创办过万金堂药铺。尽管慈城人经营药铺北宋时已有之，而有名有姓的记载这是最早的了。这一时期的慈城籍药商还未结成职业商帮，只是各地单打单闹，未明显拧成一股势力，只依附在同郡鄞县药商的旁边，参与了被誉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标志的明末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在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2号四明会馆，有旅京宁波同乡会于1924年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文记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根据碑文，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药商为主的同乡会馆。而甬人药商中慈溪籍尚未占主导地位，只是零星分散地孤军经营，比不过已形成集团军的慈城（溪）成衣商人。坐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稍晚于鄞县会馆，据会馆碑文载：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重修。可见慈城籍药材商，真正成为行业领袖，还是在清初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名店名家的出现。
  二、慈城国药业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作为慈城药材商人登上中国国药业领袖地位之标志，一是慈城五马桥冯映斋于康熙元年（1662）在宁波又新街开设冯存仁药店；二是过了七年后，又一位慈城籍旅居京城的乐良才曾孙乐尊育于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同仁堂药室。
  当时北京是大清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宁波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药业营销中心。这一南一北两大药店的创立，其历史意义在于把中国药材业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规模化、重信誉、创牌子。让大批浙东抗清仁人志士中的慈城人，在郁闷中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退路，同时也使一部分饱学之士，科举不第者、官场退隐者，看到了一丝独辟蹊径的希望。
  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年间，慈城药商从北京和宁波这两个纵横驰骋的舞台，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尤其后来在上海，慈城人“挈手携妻游中者更难悉数”（光绪《慈溪县志》）。晚清上海最著名的四大国药店中，冯存仁为慈城冯氏开办，童涵春为慈城东乡童善长开办。
  慈城药商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药号不断增多，并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地域，不断更新经营观念，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亲属之间传、帮、带的作用，把慈城药材业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越来越丰厚，以致清时药业界盛传：中国药业数浙江，浙江药业数宁波，宁波药业数慈溪，慈溪药业主要集中在以县城——以慈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除了上面介绍过的北京同仁堂和宁波冯存仁堂外，根据有关史料，下面分几个年代介绍慈城人创办和经营药材业的情况。
  1.乾嘉前后
  慈溪西乡巨商董棣林是以贩运药材起家的。他远涉东北山区采办参药，运到吴地贩卖，赚了不少钱。其后代以此投资沙船业和钱庄业，遂成巨富。温州国药名店叶同仁是慈城北乡人叶心培于康熙年间（乾隆之前）开设的。绍兴震元堂是慈城杜家桥杜景润于乾隆初年开设的。苏州沐泰山药铺为慈城沐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设在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堍，以泰山图为商标。宁波寿全斋药号为慈城黄山人王氏和宁波城厢人孙氏合股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设，十年后孙氏撤股，归王氏独家经营。上海童涵春国药号为慈城东乡童善长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创办。广州敬修堂制药厂为慈城人钱树田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创办。慈城缪氏兄弟于乾隆时在北京开办店铺（店名待考），发财致富后，在慈城竺巷东路十字桥，于嘉庆元年（1796）建造豪宅，后代将部分房产卖给杨家，现存精美的砖雕台门称杨家台门。杭州张同泰国药号为慈城东乡张梅于嘉庆十年（1805）在杭州中山北路创办。杭州叶种德堂为慈城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创办。
  2.道光前后
  湖州慕韩斋药铺为慈城西乡叶氏于道光前后开设。由于仰慕汉韩康采药卖药口不二价的作风，取店名为叶慕韩斋。江苏常熟童葆山药铺为清道光前后慈城东乡童氏雄于资材开设的药铺。童氏在常熟还广开各业店铺，有“童半天”之称。苏州童葆春药店为慈城东乡童氏在道光前后苏州道前街东首设立。绍兴升大药材行为慈城北乡张逸舟在道光末年开设。
  3.光绪前后
  慈城大山下阮氏，同治时在苏州开药铺致富后（店名待考），在三勤村建造豪宅。青浦童天和国药号为慈城童姓独自开设于光绪三年（1877）。杭州九德堂为慈城孙氏在光绪前后开办。杭州塘栖翁长春堂为慈城翁氏在光绪前后开办。汉口同丰泰参号为慈城人参股经营，光绪十五年（1889）开设于武汉汉口，商标为飞马。诸暨培生堂药店为慈城人叶万年在光绪时开设。石门县天生堂药店也是慈城人在清末开设的。
  4.民国时期
  上海嘉广生药材行为民国时期慈城冯氏创办，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中药批发商之一。温州震中药局为慈城人陈端堂在民国时期开设。徐重道国药号为慈城北乡徐芝萱与他人于1920年在上海合伙开设。上海美龙香料药品厂为慈城北乡人联合同乡合股于1923年在上海创办。上海天华药房为慈城陈升海于1927年在上海茂海路开设。
  由于年代久远，笔者收集资料颇感不便，上面所列药店、药厂、商号，挂一漏万，其实当时慈城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参与了国药业的买卖，限于资料，未能尽述。这一时期，慈城的药商还在北京、天津、广东、济南、汉口、重庆、南京等城市开过药铺。
  三、慈城国药业的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慈城国药商中的新一代商人脱颖而出。他们生活在通商口岸，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和祖辈经商基因的遗传，依靠宁波商帮群体的力量，开拓药业的深度和广度，以市场为导向，占领各城市药业市场。
  鼎盛时期的几位代表人物。
  1.北京同仁堂的乐平泉（1810—1880）。乐平泉为北京乐氏等十世，字清安，号印川，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光绪六年。乐平泉原为乐嵩年的遗腹子，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给乐百龄为嗣，其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的唯一继承人。
  在乐家老铺的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统统清偿，营业也日见兴旺，声誉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乐平泉在事业上的成功，使其成为晚清时代商业经营者的一个典型。
  同仁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为乐平泉的孙子乐达仁。他早年曾担任过驻德公使吕海寰的随员，赴德游历，亲眼看到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乐平泉逝世后，同仁堂由其四个儿子（孟繁、仲繁、叔繁、季繁）共同经营。以后同仁堂四房季繁病逝，遗产达白银四百万两，经四大房共同商议，公推乐达仁为同仁堂经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在外地开设药铺，取名达仁堂。
  民国初年（1912），乐达仁拿着五千两银子到上海，得到宁波同乡陈子明的帮助，开设了达仁堂。后来他又在武汉开设分店，并将北京总店及药厂迁到天津，挂起乐家老药铺及达仁堂的匾额，本着同仁堂的经营方式，加以改良，选上等细料，采取自产自销，亦工亦商结合的经营方式，生产才兴隆起来。以后乐达仁又在青岛（后迁大连）、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开设达仁堂分店，于是在全国各大城市撒下了乐家老药铺的经营网。营业额蒸蒸日上，声誉大增。到二十年后的1932年，乐达仁已成为北方有名的民族大资本家。
  附：乐家老药铺全国分布表
  北京——同仁堂老药铺一家（总店）
  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二家 乐寿堂一家
  亦仁堂一家 怀仁堂二家 沐仁堂三家
  宏德堂一家 乐舜堂一家 继仁堂二家
  宏达堂一家 达仁堂一家 提炼厂一家
  天津——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一家达仁堂一家 树仁堂一家
  上海——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一家达仁堂一家
  济南——居仁堂一家 宏济堂一家
  包头——乐仁堂一家 永仁堂一家
  青岛——宏仁堂一家 烟台——永仁堂一家
  赤峰——宏达堂一家 承德——宏达堂一家
  沈阳——继仁堂一家 营口——继仁堂一家
  大连——达仁堂一家 长春——达仁堂一家
  太原——乐仁堂一家 大同——宏达堂一家
  西安——达仁堂一家 武汉——达仁堂一家
  长沙——达仁堂一家 南京——同仁堂一家
  福州——达仁堂一家 台北——同仁堂一家
  香港——达仁堂一家
  2.宁波冯存仁堂创办人的四世孙冯缦生（小名冯阿云）继承祖业，袭用上代采购经验，继续奔走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区采药，采销颇为顺手，到咸丰末年（1861）正式核定股金为四万银两。在当时来说，冯存仁堂已成为一家资金雄厚、规模巨大的药店，其业务十分发达，资产累积更多。而冯存仁堂只是冯阿云诸多药铺中的一家。他主要精力投放在宁波药行街开设的冯万丰药号，这家药号是清中叶宁波最大的一家药材批发商铺。因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取得免税贩运的特权，业务大振。当时慈城和宁波许多药材商人就是靠冒“冯万丰”牌号运销发财的。据《镜湖自撰年谱》记载：“慈溪富豪冯孝廉（冯阿云），宁波东郊几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再看看慈城五马桥前后冯宅新屋，占地二万余平方米，画栋雕梁，高大气派，是清中叶浙东地区最大最豪华的住宅，这是冯阿云经营药业成功后建造的。
  宁波冯存仁堂的第二个代表人物为冯吾楼。冯吾楼为冯阿云的侄子。他全面掌理冯存仁堂店务后，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事业上着眼于长远发展。同治元年（1862），冯吾楼在上海汉口路昼锦里投资6万元开设冯存仁上海分店。这是冯吾楼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冯存仁堂这家古老的药店推向全国。后由于业务飞速地发展，1933年在上海浙江路和南京路交叉口，设立上海冯存仁堂第一分店。该店地处闹市中心，四楼四开间店面极为雄伟，沪上四百多家药店中，规模可称数一数二。当时上海分支二店有员工150余人，店堂相当庞大，声望极高，与胡庆余、童涵春、蔡同德一起被誉为上海国药四大名店。冯存仁堂杭州分店（行业情况待考），笔者在1994年浙一医院旁边（杭州庆春路改造之前），还看到过冯存仁堂药店的牌子。
  3.上海童涵春堂的童祥权，在同治二年（1863）21岁时继任童涵春堂第四任经理，苦心经营童涵春40余年。因他对店务兢兢业业，又勤俭持家，并能长袖善舞，博得各阶层人士的青睐，店面规模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递增。到1932年，全年营业额达60余万元。童祥权在上海市内中心地段购置不少房地产，又在上海延安东路等地开设分店，同时在武汉、天津、杭州等地开设分店，使童涵春成为中国著名国药店之一，名扬大江南北。童祥权中年后期改变了创业以来父业子承的惯例，选用本堂学徒出身，有经营才能的内弟，先为协理，后为经理。他的内弟颇有童祥权的经营风格，进货药物必求地道，配制成药用料上乘，修合炮制严遵规范，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
  4.杭州胡庆余堂是清末江南巨商胡雪岩的得意之作。史载，胡雪岩原是杭州一家银庄的“跑街”小伙计，之后凭借超人的胆量和卓越的经商天赋，巧施手腕，官商联手，辗转腾挪，终于名利双收，积聚资本白银近2000万两，御赐“黄马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闻名遐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开银庄、收蚕茧、趸大米、筹军粮，在他51岁之际毅然投身国药业，开办了这座江南药府。像胡雪岩这种亦官亦商的富豪创办药局，势必有成千上万的能人想进胡庆余堂。而他最后挑选的第一任经理（阿大先生）就是慈城人，而且胡庆余堂自从创办以来，主要药师、经营管理者多为慈城人，像冯根生的祖父冯云生、父亲冯芝芳，一直来都是深受胡庆余堂老板尊敬和器重的高级药师。民国时期的桂正馨先生曾当过胡庆余堂经理三十余年。今天的杭州胡庆余堂总经理（包括中国正大青春宝）冯根生，就是出身慈城冯氏望族，千年国药世家。他14岁时离开故土，去异乡杭州创业。冯根生是当今中国国药业的巨子和勇敢的开拓者，是一个让世人惊叹的传奇式人物。
  以上只是笔者推出的几位代表性人物，要说慈城人究竟开过多少药店，经营过多少药业，多少人与国药打过交道，要调查清楚恐怕比登天还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慈城大家望族，都有人出门在外，从事药业买卖。再加上慈城有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推动大批人经商，每当发迹后，往往将自己的同族同乡人携带出去，久而久之慈城就逐渐成为中国明清时期国药业的大本营，经营国药业的“黄埔军校”。
  连绵千年的慈城药业和药商为什么能薪火传承，长盛不衰？这应从慈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方面去探索。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是慈城地狭人众，自古以来有向外求生谋利的传统。人们把向外谋生称为“学生意”，丝毫无鄙视之意，从而在重仕轻商的旧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使人们乐于从商，善于经商。其二是慈城文化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药业经营，不论是经营者还是从业人员，都比其他行业的普通从业人员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繁杂的药名、药性不致成为障碍，使慈城的药商和药业从业人员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特别是清军入关后，慈城是浙东抗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抗清志士血洒大地，慷慨就义。更多的士子则弃文经商，所谓不成良相则成良医，一直是中国古代士子的信念。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从事医药和药业经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他们的加盟药业，无疑使慈城药商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三是自宋以来，慈城豪门——冯氏家族五马桥支系即以经营药业致富，历千年而不衰。药业的丰厚回报和利润使众多乡人为之向往。因此，许多家族举合族之力，经营药业。其强大的家族资本和信誉使之在商战中屡战屡胜，居于不败之地。而以孝义著称的慈城人，特有的平和谦顺和诚信之道又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于此自明至清延至民国，慈城药商的事业和影响日益发展，终于形成了与山西平遥票号、安徽徽州盐业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专业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