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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药业的摇篮
  ——明清以来慈城国药业综述
  钱文华
  慈城（包括周围的腹地），史称句章，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江南古县城。这里从明清以来产生了数十位中国国药业的巨商大亨、领袖人物。他们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像大清药王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上海冯存仁堂和童涵春堂、广州敬修堂、杭州叶种德堂和张同泰堂等数十家国内外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被誉为江南药王的杭州胡庆余堂，它的首位经理桂正馨，以及当今经理冯根生都是慈城人。
  一个偏居东海一隅的小城，其药业商人的经营范围遍及全国，且影响延及今天，这是个不能不令人惊叹的奇迹，它使慈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了更为深厚的内涵和底蕴。明清时期的慈城药商，完全可与山西平遥的票号、徽州的盐商相抗衡。
  一、慈城国药业的历史渊源
  慈城地处浙东沿海，山多田少，随着唐宋时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各地迅速发展，人口猛增，当时的慈溪县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得到开发，到了南宋已出现了“土狭人稠”的局面。为了生存，人们只得“日以开劈为事，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垒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褒数百尺不以为劳”（《宝庆四明志》）。再加上慈北沿海平原土质又多盐碱，难以辟为良田，所以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据雍正《慈溪县志》记载：“人稠土狭，丰穗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一部分百姓开始另谋生路，或贩运鱼盐，或开设店肆，即所谓“半游食于四方”。
  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编写的地方志，重官宦，轻商人，即使有也是偶然带上一笔却无细述。这给后人搜集资料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幸清道光年间邑人尹元炜编著的《溪上遗闻集录》，保存了慈城最早国药业的文字资料。其中一则史料出自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著名词人舒亶（号嫩堂）之手，也是目前看到的关于中国国药业商人发财致富的最早记载。
  原文如下：
  五马桥冯氏初以药肆为业，后遂致饶富。乃舒嫩堂四明杂诗有“药肆万金饶”句。自注谓冯楼，则冯氏之药肆，且始于北宋矣。
  可见在北宋年间慈城五马桥冯氏，弃儒从商，舍本逐末，大获成功，已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连当时舒亶那样的高官名人，也赞叹慈城五马桥冯氏的富饶。尽管这只有短短的几句，却把慈城药材业的历史推远了六百多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到了明永乐帝朱棣迁都之际，慈溪城也叫慈水城（即今慈城），内有一位叫乐良才的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年青铃医，随一群欲登龙门考进士的家乡书生，从慈城来到了三千里外的北京。他除了照顾好京城慈溪会馆里的家乡学子外，还手摇串铃，周游胡同间，负笈行医卖药，被当地人称作“串铃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等，用今天的叫法为“民间医生”。这位具有相当医疗经验的铃医乐良才，就是今天中国国药业最大的金字招牌——北京同仁堂的始祖。
  乐良才的后代在北京的崇文门外，于明末创办过万金堂药铺。尽管慈城人经营药铺北宋时已有之，而有名有姓的记载这是最早的了。这一时期的慈城籍药商还未结成职业商帮，只是各地单打单闹，未明显拧成一股势力，只依附在同郡鄞县药商的旁边，参与了被誉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标志的明末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在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2号四明会馆，有旅京宁波同乡会于1924年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文记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根据碑文，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药商为主的同乡会馆。而甬人药商中慈溪籍尚未占主导地位，只是零星分散地孤军经营，比不过已形成集团军的慈城（溪）成衣商人。坐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稍晚于鄞县会馆，据会馆碑文载：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重修。可见慈城籍药材商，真正成为行业领袖，还是在清初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名店名家的出现。
  二、慈城国药业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作为慈城药材商人登上中国国药业领袖地位之标志，一是慈城五马桥冯映斋于康熙元年（1662）在宁波又新街开设冯存仁药店；二是过了七年后，又一位慈城籍旅居京城的乐良才曾孙乐尊育于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同仁堂药室。
  当时北京是大清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宁波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药业营销中心。这一南一北两大药店的创立，其历史意义在于把中国药材业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规模化、重信誉、创牌子。让大批浙东抗清仁人志士中的慈城人，在郁闷中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退路，同时也使一部分饱学之士，科举不第者、官场退隐者，看到了一丝独辟蹊径的希望。
  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年间，慈城药商从北京和宁波这两个纵横驰骋的舞台，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尤其后来在上海，慈城人“挈手携妻游中者更难悉数”（光绪《慈溪县志》）。晚清上海最著名的四大国药店中，冯存仁为慈城冯氏开办，童涵春为慈城东乡童善长开办。
  慈城药商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药号不断增多，并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地域，不断更新经营观念，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亲属之间传、帮、带的作用，把慈城药材业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越来越丰厚，以致清时药业界盛传：中国药业数浙江，浙江药业数宁波，宁波药业数慈溪，慈溪药业主要集中在以县城——以慈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除了上面介绍过的北京同仁堂和宁波冯存仁堂外，根据有关史料，下面分几个年代介绍慈城人创办和经营药材业的情况。
  1.乾嘉前后
  慈溪西乡巨商董棣林是以贩运药材起家的。他远涉东北山区采办参药，运到吴地贩卖，赚了不少钱。其后代以此投资沙船业和钱庄业，遂成巨富。温州国药名店叶同仁是慈城北乡人叶心培于康熙年间（乾隆之前）开设的。绍兴震元堂是慈城杜家桥杜景润于乾隆初年开设的。苏州沐泰山药铺为慈城沐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设在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堍，以泰山图为商标。宁波寿全斋药号为慈城黄山人王氏和宁波城厢人孙氏合股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设，十年后孙氏撤股，归王氏独家经营。上海童涵春国药号为慈城东乡童善长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创办。广州敬修堂制药厂为慈城人钱树田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创办。慈城缪氏兄弟于乾隆时在北京开办店铺（店名待考），发财致富后，在慈城竺巷东路十字桥，于嘉庆元年（1796）建造豪宅，后代将部分房产卖给杨家，现存精美的砖雕台门称杨家台门。杭州张同泰国药号为慈城东乡张梅于嘉庆十年（1805）在杭州中山北路创办。杭州叶种德堂为慈城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创办。
  2.道光前后
  湖州慕韩斋药铺为慈城西乡叶氏于道光前后开设。由于仰慕汉韩康采药卖药口不二价的作风，取店名为叶慕韩斋。江苏常熟童葆山药铺为清道光前后慈城东乡童氏雄于资材开设的药铺。童氏在常熟还广开各业店铺，有“童半天”之称。苏州童葆春药店为慈城东乡童氏在道光前后苏州道前街东首设立。绍兴升大药材行为慈城北乡张逸舟在道光末年开设。
  3.光绪前后
  慈城大山下阮氏，同治时在苏州开药铺致富后（店名待考），在三勤村建造豪宅。青浦童天和国药号为慈城童姓独自开设于光绪三年（1877）。杭州九德堂为慈城孙氏在光绪前后开办。杭州塘栖翁长春堂为慈城翁氏在光绪前后开办。汉口同丰泰参号为慈城人参股经营，光绪十五年（1889）开设于武汉汉口，商标为飞马。诸暨培生堂药店为慈城人叶万年在光绪时开设。石门县天生堂药店也是慈城人在清末开设的。
  4.民国时期
  上海嘉广生药材行为民国时期慈城冯氏创办，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中药批发商之一。温州震中药局为慈城人陈端堂在民国时期开设。徐重道国药号为慈城北乡徐芝萱与他人于1920年在上海合伙开设。上海美龙香料药品厂为慈城北乡人联合同乡合股于1923年在上海创办。上海天华药房为慈城陈升海于1927年在上海茂海路开设。
  由于年代久远，笔者收集资料颇感不便，上面所列药店、药厂、商号，挂一漏万，其实当时慈城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参与了国药业的买卖，限于资料，未能尽述。这一时期，慈城的药商还在北京、天津、广东、济南、汉口、重庆、南京等城市开过药铺。
  三、慈城国药业的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慈城国药商中的新一代商人脱颖而出。他们生活在通商口岸，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和祖辈经商基因的遗传，依靠宁波商帮群体的力量，开拓药业的深度和广度，以市场为导向，占领各城市药业市场。
  鼎盛时期的几位代表人物。
  1.北京同仁堂的乐平泉（1810—1880）。乐平泉为北京乐氏等十世，字清安，号印川，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光绪六年。乐平泉原为乐嵩年的遗腹子，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给乐百龄为嗣，其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的唯一继承人。
  在乐家老铺的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统统清偿，营业也日见兴旺，声誉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乐平泉在事业上的成功，使其成为晚清时代商业经营者的一个典型。
  同仁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为乐平泉的孙子乐达仁。他早年曾担任过驻德公使吕海寰的随员，赴德游历，亲眼看到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乐平泉逝世后，同仁堂由其四个儿子（孟繁、仲繁、叔繁、季繁）共同经营。以后同仁堂四房季繁病逝，遗产达白银四百万两，经四大房共同商议，公推乐达仁为同仁堂经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在外地开设药铺，取名达仁堂。
  民国初年（1912），乐达仁拿着五千两银子到上海，得到宁波同乡陈子明的帮助，开设了达仁堂。后来他又在武汉开设分店，并将北京总店及药厂迁到天津，挂起乐家老药铺及达仁堂的匾额，本着同仁堂的经营方式，加以改良，选上等细料，采取自产自销，亦工亦商结合的经营方式，生产才兴隆起来。以后乐达仁又在青岛（后迁大连）、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开设达仁堂分店，于是在全国各大城市撒下了乐家老药铺的经营网。营业额蒸蒸日上，声誉大增。到二十年后的1932年，乐达仁已成为北方有名的民族大资本家。
  附：乐家老药铺全国分布表
  北京——同仁堂老药铺一家（总店）
  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二家 乐寿堂一家
  亦仁堂一家 怀仁堂二家 沐仁堂三家
  宏德堂一家 乐舜堂一家 继仁堂二家
  宏达堂一家 达仁堂一家 提炼厂一家
  天津——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一家达仁堂一家 树仁堂一家
  上海——乐仁堂一家 宏仁堂一家达仁堂一家
  济南——居仁堂一家 宏济堂一家
  包头——乐仁堂一家 永仁堂一家
  青岛——宏仁堂一家 烟台——永仁堂一家
  赤峰——宏达堂一家 承德——宏达堂一家
  沈阳——继仁堂一家 营口——继仁堂一家
  大连——达仁堂一家 长春——达仁堂一家
  太原——乐仁堂一家 大同——宏达堂一家
  西安——达仁堂一家 武汉——达仁堂一家
  长沙——达仁堂一家 南京——同仁堂一家
  福州——达仁堂一家 台北——同仁堂一家
  香港——达仁堂一家
  2.宁波冯存仁堂创办人的四世孙冯缦生（小名冯阿云）继承祖业，袭用上代采购经验，继续奔走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区采药，采销颇为顺手，到咸丰末年（1861）正式核定股金为四万银两。在当时来说，冯存仁堂已成为一家资金雄厚、规模巨大的药店，其业务十分发达，资产累积更多。而冯存仁堂只是冯阿云诸多药铺中的一家。他主要精力投放在宁波药行街开设的冯万丰药号，这家药号是清中叶宁波最大的一家药材批发商铺。因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取得免税贩运的特权，业务大振。当时慈城和宁波许多药材商人就是靠冒“冯万丰”牌号运销发财的。据《镜湖自撰年谱》记载：“慈溪富豪冯孝廉（冯阿云），宁波东郊几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再看看慈城五马桥前后冯宅新屋，占地二万余平方米，画栋雕梁，高大气派，是清中叶浙东地区最大最豪华的住宅，这是冯阿云经营药业成功后建造的。
  宁波冯存仁堂的第二个代表人物为冯吾楼。冯吾楼为冯阿云的侄子。他全面掌理冯存仁堂店务后，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事业上着眼于长远发展。同治元年（1862），冯吾楼在上海汉口路昼锦里投资6万元开设冯存仁上海分店。这是冯吾楼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冯存仁堂这家古老的药店推向全国。后由于业务飞速地发展，1933年在上海浙江路和南京路交叉口，设立上海冯存仁堂第一分店。该店地处闹市中心，四楼四开间店面极为雄伟，沪上四百多家药店中，规模可称数一数二。当时上海分支二店有员工150余人，店堂相当庞大，声望极高，与胡庆余、童涵春、蔡同德一起被誉为上海国药四大名店。冯存仁堂杭州分店（行业情况待考），笔者在1994年浙一医院旁边（杭州庆春路改造之前），还看到过冯存仁堂药店的牌子。
  3.上海童涵春堂的童祥权，在同治二年（1863）21岁时继任童涵春堂第四任经理，苦心经营童涵春40余年。因他对店务兢兢业业，又勤俭持家，并能长袖善舞，博得各阶层人士的青睐，店面规模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递增。到1932年，全年营业额达60余万元。童祥权在上海市内中心地段购置不少房地产，又在上海延安东路等地开设分店，同时在武汉、天津、杭州等地开设分店，使童涵春成为中国著名国药店之一，名扬大江南北。童祥权中年后期改变了创业以来父业子承的惯例，选用本堂学徒出身，有经营才能的内弟，先为协理，后为经理。他的内弟颇有童祥权的经营风格，进货药物必求地道，配制成药用料上乘，修合炮制严遵规范，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
  4.杭州胡庆余堂是清末江南巨商胡雪岩的得意之作。史载，胡雪岩原是杭州一家银庄的“跑街”小伙计，之后凭借超人的胆量和卓越的经商天赋，巧施手腕，官商联手，辗转腾挪，终于名利双收，积聚资本白银近2000万两，御赐“黄马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闻名遐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开银庄、收蚕茧、趸大米、筹军粮，在他51岁之际毅然投身国药业，开办了这座江南药府。像胡雪岩这种亦官亦商的富豪创办药局，势必有成千上万的能人想进胡庆余堂。而他最后挑选的第一任经理（阿大先生）就是慈城人，而且胡庆余堂自从创办以来，主要药师、经营管理者多为慈城人，像冯根生的祖父冯云生、父亲冯芝芳，一直来都是深受胡庆余堂老板尊敬和器重的高级药师。民国时期的桂正馨先生曾当过胡庆余堂经理三十余年。今天的杭州胡庆余堂总经理（包括中国正大青春宝）冯根生，就是出身慈城冯氏望族，千年国药世家。他14岁时离开故土，去异乡杭州创业。冯根生是当今中国国药业的巨子和勇敢的开拓者，是一个让世人惊叹的传奇式人物。
  以上只是笔者推出的几位代表性人物，要说慈城人究竟开过多少药店，经营过多少药业，多少人与国药打过交道，要调查清楚恐怕比登天还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慈城大家望族，都有人出门在外，从事药业买卖。再加上慈城有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推动大批人经商，每当发迹后，往往将自己的同族同乡人携带出去，久而久之慈城就逐渐成为中国明清时期国药业的大本营，经营国药业的“黄埔军校”。
  连绵千年的慈城药业和药商为什么能薪火传承，长盛不衰？这应从慈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方面去探索。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是慈城地狭人众，自古以来有向外求生谋利的传统。人们把向外谋生称为“学生意”，丝毫无鄙视之意，从而在重仕轻商的旧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使人们乐于从商，善于经商。其二是慈城文化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药业经营，不论是经营者还是从业人员，都比其他行业的普通从业人员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繁杂的药名、药性不致成为障碍，使慈城的药商和药业从业人员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特别是清军入关后，慈城是浙东抗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抗清志士血洒大地，慷慨就义。更多的士子则弃文经商，所谓不成良相则成良医，一直是中国古代士子的信念。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从事医药和药业经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他们的加盟药业，无疑使慈城药商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三是自宋以来，慈城豪门——冯氏家族五马桥支系即以经营药业致富，历千年而不衰。药业的丰厚回报和利润使众多乡人为之向往。因此，许多家族举合族之力，经营药业。其强大的家族资本和信誉使之在商战中屡战屡胜，居于不败之地。而以孝义著称的慈城人，特有的平和谦顺和诚信之道又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于此自明至清延至民国，慈城药商的事业和影响日益发展，终于形成了与山西平遥票号、安徽徽州盐业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专业商帮。
  慈溪（慈城）国药业补遗
  应根法
  钱文华先生在《古镇慈城》第六期曾发表《慈城——中国国药业的摇篮》一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慈城（老慈溪）中药业的起源、发展、昌盛的历史。本文只是对他的文章作些补遗，使慈城国药业的历史更加完整。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特殊贡献。神农氏尝百草救人治病，被誉为药王而传颂千古，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泽被万代，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圣手名医，代代而有，中医药有“百药医百病”的神效。然慈城弹丸之地也，既不产名贵药材，也不闻出过国手神医，怎与医药业结了缘？原来慈溪文教事业发达，自古以来人民重视读书，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不能仕便“悬壶济世”。慈溪人“头子活络”，看中了从事医药业，不但能治病救人，并且有利可图。药材生意这一做，事业越做越大，久而久之，成了行业中的老大。
  宁波有一条全国仅有的以药行为名的“药行街”，街不广阔也不太长，却是名符其实的药材集散地，街上药店鳞次栉比，店内来自东西南北中的各地药材都有。而其中多数药店早先都是慈溪人开办的。
  前几年《文汇报》、《中国中医药报》曾报道上海最早的一家药店，即姜衍泽药店。这家药店是慈溪人姜宾远先生创办的，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今，已有310年了。当时上海开埠迟，店址没有地名，邑人叫“打狗桥”，在老北门外石库门，坐东朝西，后在清晚期，又改名叫“带钩桥”，在民国初期又改写为山东路68号，后因城市扩建，又改为山东中路68号至今。（原包药用的纸，有一位先生还保存着，有据可查）姜衍泽药房以出卖自制的“铁拐李”狗皮膏药而著名，名扬整个上海及东南亚各国。当时为什么取名“铁拐李”狗皮膏药呢？据健在的80多岁的钱老太所言：“这一则故事留到了今天讲，已忘了许多。据传说有一天早上，来了一个背着药箱沿街摇铃，既看病又卖药的‘走方郎中’，原是一位‘铁拐李’（方言代指瘸子）。他就走进了店堂，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一包东西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两位学徒一看有一包东西放着，即刻跑到后堂，与我太太公姜宾远讲。我太太公走到大门口，只听到‘这包东西能用得着的’，这位‘铁拐李’就不见踪影了。我太太公走进店堂把这包东西打开，药味扑鼻，原来真的是‘仙人’来送药。我太太公把这一药味与其他药制成‘铁拐李’狗皮膏药。光绪戊申年（1908）改为‘铁仙’商标伤膏，如今由上海制药三厂生产。”
  上海药店除却最早的“姜衍泽”，稍后还有“童涵春”（童氏买下原“竺涵春”药店改名），老板童善长。此外，许多药材行都在上海南市小东门咸瓜街上，有“立成药行”，老板童椿林；“义成药行”，老板是半浦姜兰芳；“正泰药行”由周氏五兄弟开设，而且最小的阿弟周海如曾被药业界推选为旧上海药业公会理事长；“仁泰”、“钱泰”药行，其总经理叫钱子华，并在香港、台湾设有分店；“一寿昌”药行，后改为“胡记药行”，其老板叫胡启炳，“胡记药行”生意十分兴旺，做得很大，并在天津、西安、香港设有分店；“天华药行”、“万寿药行”其主要经营进出口药材生意，其老板叫胡安甫；“乾丰药行”是五人合股开办的，这五人的师傅是姚全甫先生，该药行主要董事、老板是洪德才、徐庆桥；“合利元药行”，其老板叫邵泉夫；“裕和元药行”，主要经营药材批发业，其老板叫钱福田；“万和药行”、“德大药行”，其老板叫汪诚斋；还有“大同生药行”、“同保康药行”，其老板叫钱金森。新中国成立以前，药材行业中素有“北同仁”、“南庆余”之称，指的是北京的同仁堂和杭州的胡庆余堂两大药店。这两大药店又都是慈溪人开设或经营的，他们可算得上早先药业的泰斗，独占鳌头，世罕其匹。慈溪人做药材生意，不但足迹踏遍京、津、沪、广、西安，还远至港台及海外。
  慈溪人为谋利，奔向五湖四海，并没有忘了家乡父老。从县衙门到南门，穿城不到三华里的大街上（现在为解放路），骢马桥（解放桥）有一爿钱树田老中医开的“承德堂”药店；另外还有应炳梧先生开的“应雨堂”药店、许金汉先生开的“万福堂”药店、桂云堂先生开的“仁寿斋”药店；尚志路十字路口有魏文耀先生（原省中医院院长、省政协常委）早先开的“回春堂”药店、胡则安先生开的“延寿堂”药店；石库门有冯宝成先生开的（前老板姓应，后卖给冯家）“二成斋”药店。
  慈城诸药店不但药材齐全，并且服务周到，医德特别好，各店都有老医生坐堂诊断（闻切望问）开方配药。有些还代人煎药，真正是一条龙服务，病家少了奔波之苦，并且是廿四小时营业，即使在寒冬腊月，夜半三更都能做到闻声（敲门求医药）即起，病人无延误之虞。“医者仁术高”、“医家有剖腹之心”，在这里有了真实的体现，慈溪人在祖国国药业发展史上确是功不可没的。
  从一个家族的历史
  看慈城的百年变迁
  楼剑刚
  慈城从明代的官宦盈城，到清末民初巨商辈出，这三四百年民风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慈城，从1810年到1910年，这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来说明慈城的变迁。
  冯氏是慈城的望族。冯氏一族支系繁杂，身为冯氏后裔的也未必理得清。冯氏一门在明代、清初有许多官宦文人，到了清末民初，却多出商人。冯氏一族出商人从何时起，也许很难考证。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引《镜湖先生自撰年谱》记载，慈溪的豪门巨富冯孝廉在宁波投资经商，据说当时东郊好几条沿河商业街上的大多数商行和商店都为他所有。这足以说明当时冯氏不但是“豪门”，而且已被公认为“巨富”了。这“富”从何来？两种可能，一是上代做官遗留下来的，一是经商积累的，而且两者很可能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并历数代之功而成。虽说慈溪历史上也有经商传统，《雍正慈溪县志》“户赋”卷就载有“牙税”（掮客的常年税和营业许可证手续费）、“当税”（当铺的所得税）、“契税”（合同契约税）等条目，但数额不大，不足以积累成“巨富”的规模。
  冯氏一族清末民初经商有成的商人不少，以钱业为主，多在京津沪三地。值得一提的是冯芝汀，他是民国初年沪上著名的商人、银行家，他曾经与秦润卿等慈籍巨商捐资保黎医院，以5000大洋名列捐资额首位。
  冯芝汀1910年前后曾在天津经商，大约以煤行的买办为职业，并在其间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后转至上海商界，投资入股甬籍商人开设的地方银行，并于1921年与镇海巨商李云书等人合股在上海组建浙江民信银行，出任该银行行长一职，并代表民信银行列名当年上海总商会的执委，直至翌年因患头疼病（疑是脑瘤）去世，年仅42岁。冯芝汀遗下三子一女，目前女儿及幼子尚健在，都已八九十岁高龄了。其中幼子冯皓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孙子曾任浙江省轻工厅副厅长，也都算得上是现当代慈籍冯姓中较有成就者。
  冯芝汀的早逝，使他的成就与名气为秦润卿等后来居上者所掩盖，其经商经历亦少为人知，仅存与秦润卿等四十余名慈籍商人发起成立上海慈溪同乡会、与孙梅堂等近十人合股创办慈城第一家电类照明公司等事迹。其中电灯照明公司的旧址位于慈城南门，至今仍有迹可寻。
  冯芝汀属慈城冯氏一族“三块桥板”冯家。这一支在冯芝汀之前并无特别突出的人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冯芝汀的曾祖冯赓，冯赓（生卒年不详），字啸琴，后人多称其“啸琴公”，也许正是“三块桥板”冯家的源头。冯赓是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的举人，算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大约并不太热衷科举，又赶上清朝中期大儒辈出之时，中举后未能考中进士也在情理之中，如林则徐就是这年进士及第，同时代尚有屡试不举的龚自珍等名人，但有个举人出身也不算太埋没。冯赓未能继续科举不是学问不够，而是心有旁鹜。据《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引《越中历代画工传》记载，冯“善隶书，精篆刻，兼写兰竹。有沈周、陈淳遗意。惜不多作，流传极少”。由此看来，这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典型文人。冯赓中举后，以举人身份投身宦海，在杭州等地任过几任八品教谕、七品教授之类的小官，在这些位置上结识了一批文人墨客，以画会友，自得其乐。
  从冯赓中举到冯芝汀经商有成的一百年（1810—1910），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对于冯氏家族来说，经历了一个从选择科举从文到下海经商的转变，变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已经身体力行了。对于慈城来说，冯氏家族的百年变迁颇具一定的代表性，也许还可以追寻到慈城民风从尊崇学子到仰慕富商的变化。
  一个家族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百年的转折点也许正是因为宁波在1843年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所致。虽说宁波“从未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对外贸易中心”（斯波义信语），但宁波的商人（含慈城）却因此而逐渐成熟并走向上海、天津等贸易中心，成为商海的弄潮儿，确是毋庸置辩的。本文所选择的1810年到1910年，是慈城历史记载中，资料较为欠缺的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对于解读慈城文化来说，也许其意义远远大于以往历代。
  古镇老作坊冯恒大
  孙友谊
  古镇慈城，唐开元年间（713—741），于此建立县城。明清时曾为浙江名城，历来除文风鼎盛外，其商贸也十分繁荣。古慈溪城内有两条街市，即直街（今解放路）和横街（今包括下横街——民生路、东横街、东镇桥街），街上商铺栉比鳞次，各种摊贩沿街摆设叫卖，逢四逢八为市日，街市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一片繁华景象。
  老作坊冯恒大创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是古镇商界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堪称商界之魁首。由于时局的变迁，古镇老字号几乎已荡然无存。至今在古镇尚保留老字号和原来生产经营场地的就只有冯恒大了。
  冯恒大系冯姓创办。根据历史记载，慈城人口历来以冯姓为主。城内冯姓建有统宗祠（今中心小学为其旧址）、大宗祠（今铁路工具厂为其旧址）、惠宗祠（今农技校为其旧址）。自古以来，慈城人考取进士的共519人，其中冯姓就占56人，按人数与其他姓氏相比较，已遥遥领先，名列榜首。新中国成立前，在城内一直流传着“冯家屋、俞家谷”的说法，冯姓的繁衍可见一斑了。
  冯恒大坐落在下横街西闸桥以西，石库门大门坐北朝南，沿街有高围墙，墙上“官酱园”三个大字与墙高并齐、乌黑挺拔，气势非凡。在石库门的两扇大门上，刻着书法家钱罕先生书写的“恒其德”“大有年”作为门联。石库门内，是清代前店后坊的江南商贸作坊典型布局。
  进石库门，有亭供顾客小憩或避风躲雨，穿过门亭便是宽敞的大道地（天井），两面是排列整齐的晒酱酱缸。北面设有宽大的、木制高柜台的店堂。店堂后面西部为庞大的酱作工场。
  门市部的过街对面是栈房，古镇的主河道贯穿其中，它建有三只船埠，解放初期还配备有“百官船”和“乌篷船”等，作为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工具。
  冯恒大的主要产品为香干、抽油（酱油）、白酒、黄酒，其中以冯恒大香干、竹叶青、黄酒最有名。
  冯恒大特设水作坊，采用优质大豆、上等酱油、高档麻油加适量桂皮、茴香，精制成豆腐干，这就是至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众多慈城籍海外同胞和国内乡亲还在回忆称赞的“冯恒大香干”。台胞实业家应昌期先生生前回乡时曾问及：“冯恒大香干有卖否？”
  由于社会的不断演变，属于冯姓创建的老作坊冯恒大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建董事会，董事有冯久潮、孙鼎初、杨养生、蒋才忠、陈宝庆、叶觉民等，由冯久潮先生任监理，孙鼎初先生任经理，直至1949年解放。
   慈城的宋代酒税务
  魏金水
  酒税务是专业收取酒税的地方，它是一个单位的名称。慈城是座千年古县城，当时有很多单位设在城区内，酒税务是其中的一处，它坐落在今光华路10号。
  根据《慈溪县志》记载，酒税务在县城东南二里，宋淳化七年（996）建，与它同一方位的还有居养院、安济坊（现属民政系统）、姜湛园祠、柳山庙。根据姜湛园祠、柳山庙地址确定，宋代的酒税务应在今光华路一带。因此，我们在去年古城保护开发调查中，发现了这座保存相当完好的酒税务。
  酒税务，以其外形、内部结构和所有保留下来的图案雕塑看，都能明显地表述出当时税务机关的特征，它具有的独特形象标志是民间所没有的。酒税务建筑风格独特，四面防风围墙高大，加之所用材料考究，后来改为民居又长期有人居住，且居民对原建筑未曾改装，故整体结构及其风貌特征清晰可辨。
  慈城光华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街，它东抵保黎医院，西至大街，酒税务处于光华路中段偏东，它的南面曾经有汉代董孝子祠，现在与方家古建筑群隔街对应。光华路10号外观是一座独门进出的大宅院，沿街围墙长30余米，围墙两端各有平屋相连，由此构成一个整体。围墙西端与平屋交界处朝南有一道古色古香的大门，微呈八字形，如细心观察，一到门口就能发现大门的两边柱头下各刻有一位官人，官人姿态端庄，服饰整齐，像站立在两旁迎接客人的官员，彬彬有礼，躬身相迎。特别有意思的是，官人四周用云彩花纹裱托，上面有云头相护，析其大意：“官人是受天庭（朝廷）派遣下来迎接客人的。”门虽然不大，却非常古老。进门是一道地，从结构看是属后道地，道地西边是厢房，一排5间。南北两边对称也是厢房，现存4间2弄，东面是高耸的围墙，两端各有一道台门，台门直通前面围墙两侧门，形成两边长廊。台门上刻有精制的图案、字标等，字标与众不同，是明显的标志物，它能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如台门的最上方雕刻着一卷卷册（可能是成卷的税单）；其下南台门刻着“挹爽”两字，北台门刻着“凝晖”两字；再下，中间刻着三朵盛开的菊花，两边对称地刻着数条奔向菊花的龙；最下是石门梁，梁上是石刻图案，图案由两种组成，中间刻着一朵盛开的樱花，两边是倾向樱花的水花。我们现在使用的税种“印花税”，是不是沿用了那时的税种，有待专家考证。
  进入台门，中间是三开间的税收大厅，两边匀称的各8间，中间一楼梯间，税收大厅纵深10余米，额高于楼顶，与两边楼房相连接。大厅前后均为道地、围墙，把主体房屋构造成“日”字形。前后围墙上刻有固定标语和六畜禽类图案。前围墙上书8个字“俾尔戬彀，罄无不宜”，据我理解，其意思是“使你幸福而有俸禄，空或者没有不是应当的”。后围墙已被居民建房当作内墙，根据住户反映，当时围墙上也有字有画。最具有明显特征的要算税收大厅了，大厅面前的4只窗棂最具有代表性，按照税收大厅坐西朝东的方位排列，中间为厅堂间，窗棂上的图案告诉人们，南边（右侧）是算账间——窗棂上的图案刻着办公桌、算盘等；北边（左侧）是收钱间——窗棂上的图案刻着收入笔筒中的单据、铜钱等，把税收大厅的分间列室用图形镌刻在窗棂上表现出来，像现在的科室牌一样起导向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物证。
  现在保存的酒税务，占地面积尚有2000余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其中税收大厅130余平方米，两边办公用房800余平方米，东西两头辅助用房尚有200余平方米，除东头围墙遭受破坏外，整体结构相当完整，形象标志物大部分存在，稍加修整和布置就能复古还原，是江南罕见的古建筑。
  清中期的慈溪县金融业
  张介纯
  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地入侵，一定程度上促使宁波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更加活跃。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辟为商埠，英国人在现在的北京路以南一带开始划地圈租界，在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宁波的多数钱业家族集团纷纷去上海开设钱庄。我国东南沿海的金融中心，开始向上海转移。创业扎根早期上海滩的，其中慈溪县的代表人物有史可查的有近十家，现根据时间先后叙述如下：
  严信厚（1828—1906），字筱舫，慈溪费市人。17岁前在宁波鼓楼前恒业小钱肆当学徒，后去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旋至杭州信源银楼当文书。与当时杭州富商胡雪岩交往甚好，得胡荐于李鸿章。1870年被李保为候补道，加知府衔。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1886年，严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钱庄）总店，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源丰润分店十余处，经营国内总汇和商业拆放业务，并吸收官僚存放款，范围不断扩大，盛极一时。后又以候补道身份被派往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任经理，掌管上海道进出公款。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该银行总董有九人，资本为白银五百万两，在南京、汉口、定海等处都有分行，严信厚和叶澄衷都是主要发起人。1902年奉旨筹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为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总会，严为第一任总理。1906年夏，严病逝于天津寓所。后由其子严义彬（子均）承业，严子均多财善贾，颇有父风，使严氏产业一度继续生辉。总结严信厚一生，曾开设的钱庄达24家之多，上海有恒隆、恒赉、永聚、恒大、恒祥、源吉、德源；宁波有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亨慎等，除钱庄金融业之外，严还投资各种实业计有：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华新纺织局、龙华造纸厂、祥源五金号、上海中英药房、宁波通久源纱厂、宁波通久源面粉厂、华兴水火保险公司、绵州天一垦务公司、江西景德镇瓷业、慈溪火柴厂等等。
  慈溪三七市董家。慈溪董杏芳、董尔奇等六七个家族人员，在1700年前后开始涉足全国经商，估计应属同一宗族，但笔者至今尚未见确切的史料记载。目前介绍的慈溪三七市董家，在近代上海钱庄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创业人是董棣林。他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往来东北、上海做药材生意，积有资产。其子董耿轩、董友梅在沪设大生沙船号（沙船业，本是江苏沿海商人经营的船运业，贩运货物为主。宁波的货船不称沙船，叫蜑船或三不像船。），运销各地土产，兼营房地产业务，传至孙辈乃广设钱庄。董友梅有二子：董仰甫、董慎甫，董慎甫之下又有二子：董子成和董子咸。经营钱庄金融业的主要是后四位董氏人员，惜原资料中对这四位的生卒年月均无记载，以20或25年为一代计，估计董氏开设钱庄在1846—1870年这段时间内。在上海开的有泰吉、会大、晋大、泰大，杭州有阜生、阜康，汉口有同大，宁波有义生、祥余、瑞余、恒裕、正余、阜生、阜康共14处。但因开设的时间较早，具体情况目前未能查考到。
  赵立诚（字朴斋），在上海沪北钱业会馆先董祠石碑上钱业功绩尤著先董名单中，排列第二位，属宁波钱庄业开创者，慈溪人，生卒年月不明。从其与李也亭交友合伙及第八子赵家艺在1876年出生推测，估计赵立诚在1820年前后出生，咸丰年间（1851—1861）迁往宁波市区（现海曙区）居住。早期是钱庄的跑街，据说也从事过航运业。镇海小港李氏家族的第一代李也亭（1807—1868），15岁到上海南市南码头曹德大酒店当学徒，后从事沙船运输，搞货物贩卖。李创业期间资金调用都是同乡赵朴斋协助，赵当时是钱庄的跑街，若没有这一层关系，恐怕李也亭一时也还无法发迹，因当时一般钱庄对风险较大的沙船贩运业都不愿意放款。以后李、赵成为组织钱庄业的合伙者，陆续开设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这三家钱庄均在1868年之前在上海开立。赵立诚生有八子，其中第六、七、八子，即是辛亥革命期间宁波有名的赵氏三兄弟，同盟会早期的成员，曾因变卖家产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而誉满江浙。这三兄弟在从事推翻清王朝搞革命之外，在当时的金融业上也颇有业绩。老六赵家蕃（约1870—1924），字匊椒。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委任赵家蕃担任全国造币厂厂长，老七赵家荪任行长，该行曾代浙江省军政府发行军用券，为当时主要的货币，一度流通于宁波，后并入中国银行。老八赵家艺（1876—1924），字林士。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开业，赵家艺任常务理事，还有闻兰亭、周佩箴、盛丕华、郭外峰等人，公推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都曾在交易所中当过经纪人或任过职。
  林韶斋（？—1906），字敦安。太平天国期间，安徽巨商程衡斋为了保持产业，遣其四子程卧云携资十万两到上海租界经商，卧云看中了钱庄业，先后设延泰、安培、咸泰三庄。在1876年到1888年这十三年中，由上虞罗韵楼、慈溪林韶斋主理其事。程卧云逝世后，其财产分与其子程子文、程子仁、程子美及孙程觐岳等继承、改组。1889年成立协源、1896年成立协大、1897年成立延源，均由林韶斋任总督理，沈文灿、罗越卿任经理协理。
  旧时的钱庄业属比较封闭性质的行业，吸纳新人员必须经有地位及身价的人介绍与担保，从不公开招聘，林是秦润卿的表叔，1891年在林的保荐下，秦进入协源钱庄学业。所以可以这样说，林是秦进入钱业界的引路人。1906年林韶斋逝世后，协源改组为豫源钱庄，秦润卿先生方脱颖而出，任该庄经理，协理为沈晋镛。豫源钱庄在1919年又改名为福源钱庄，直至1952年止，均由秦先生担任总经理，兼督福康、顺康二庄。关于秦润卿先生的事（已有另文详述），他应归属于20世纪的老慈溪金融业的人物。
  周金箴（1847一？）又名晋镳，慈溪人。周是严信厚的亲信，依附于严，与严同舟共济。早年在上海道龚照瑗创办的华新纺织局中与严信厚同为协理。清光绪二十年（1894）又与严信厚在宁波投资创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任坐办，光绪三十年（1904）商业会议公所改称商务总会，周仍任坐办，后任第四、五、六届总理，并继任沪军都督府顾问。曾任中华银行董事，四明银行发起人，总董。
  除以上五位，根据现有资料还有四位。上海沪北钱业会馆在光绪十五年（1889）成立，馆内先董祠碑有十二位钱业功绩尤著的先董名单，原文摘录如下：
  1.经芳洲先生，为绍帮钱庄开创者。
  2.赵朴斋先生，为宁帮钱庄开创者。
  3.胡小松先生，为绍帮钱庄开创者。
  4.屠云峰先生，守正不阿为同业所信仰，凡有争执，得屠一言立解，老成持重。
  5.宋子美先生，老成持重，同业资为表率。
  6.冯泽夫先生，曩昔钱业，与各业往来，以信用为重。票据现金之授受，均无凭证，冯君首创回单制度，以便钩稽，同业称便。
  7.陈笙郊先生，北会馆乃公所创造，为首任中国通商银行经理。
  8.袁联清先生，同业尝代客户收取英商银行汉口汇票，迨票款收到，客户提用之后，该英商银行忽诉追某庄，责令返还票款。当时上海会审公廨主权旁落，一以陪审领事之意旨为从违，初审败。袁君代延担文律师，沥叙理由，上诉于英京最高法院，卒获胜利。（袁联清另有一名叫袁鎏，与慈溪罗秉衡同属于上海北市钱业公馆的创事者。）
  9.谢纶辉先生，为业数十年，中流砥柱，不亢不卑，继陈笙郊先生后，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任经理。
  10.孙获洲先生，领导南市，深负时望。
  11.胡稑芗先生，诚恳和蔼，为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之首席副理，沟通银钱两业，承上启下，夙具苦心，对银钱业栈司，体恤备至，举殡之日，二业全体栈司，自动请假执绋，其受下属爱戴如此。
  12.朱五楼先生，辛亥国体变更，此公维持沪市金融甚力。即陈果夫先生之外舅。
  就笔者目前所知这12人名单中，除上文已谈到的第二位赵朴斋是慈溪人外，还有第六位冯泽夫、第八位袁联清和罗秉衡均是慈溪人。另外，本文没有详细介绍的还有一位是与上文林韶斋同代的慈溪人洪念祖，洪为湖州许氏与洞庭山万氏财团合设的宏大钱庄总督理，宏大在1892年开设，洪任职近二十年。对于冯泽夫、袁联清、罗秉衡、洪念祖，这四位因目前笔者所接触的材料有限，有待以后补充。
  在此，我们对以上几位人物的发迹史再细细分析一下，以便了解历史的真貌：严信厚因交识官方，在1886年后才自设同德盐号而发家，后转入钱庄业。董棣林在1796—1820年间从事当时最赚钱的沙船贩运业，其二子仍继父业，至孙辈才转入钱庄业，时间上推算也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赵朴斋在钱庄跑街开始，这钱庄当然不可能是他自己开的，他与李也亭合开钱庄也是1868年之前的事。他们资金的原始积累也是靠沙船业。林韶斋在1876—1888年这十三年中，从事徽商投资的钱庄业。这四位一开始都不是自己搞钱庄业起家的，而是创业发家后看到钱庄业更能赚钱后转入的，不赚钱的行业，有头脑的商家是不会青睐的。时间上都是在上海开埠前后，所以也说明江浙地区的整个钱庄业是在清中期才兴旺起来。还有一点，有史记载，宁波籍人士在上海最早从事钱庄业的还是应该算镇海方家，老方中的方亨宁（字建康）在1822年之前，在上海南市开泰和钱庄，可能规模不大，或许对整个上海钱庄业谈不上有什么贡献，故上海北市先董祠内也没有方氏的名字。
  上文是慈溪籍人士清中期在外地从事金融业颇具代表性的事例。现在叙述一下当时慈溪县境内的各种金融机构、货币种类及货币流通状况。金融机构有典当业、钱庄业、钱会三个主要类型，详述如下：典当亦称质库，是中国旧式收取押物进行放款的信用行业，以贫民、小生产者为主要对象。慈溪县典当业早期设置情况已难查考，现仅能查到的是1918年的情况，共九家（同元、震和、义和、九和、承泰、集义、咸泰、义成、益和）。
  当物作价往往因物而异，也有的因时而异，如衣服、钟表等一般为原值的30％—40％。取赎期为18个月，逾期2个月未取称为“绝当”，故有句老话“十八不来娶，二十要赖亲”。物品在典当期间，按照典当款还须支付给当店利息，月息在一分半到二分，即每千元月息是15—20元。绝当后的物品由当铺自行处理。在货币流通正常、市场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典当业坐收其利，全年盈利每家平均在万元左右。
  钱庄业是当时主要的金融机构，平时多与商家往来，因此有“操全权而牢笼百业”之说，有独资或合伙经营，且负无限责任，多由具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富商大贾等开设。根据其资金多少，经营范围不同，钱庄还可分三种类型：大同行庄、小同行庄、现兑庄。慈溪县的钱庄概属后两种，这是1933年统计的11家：泰丰、涵源、丰源、鸿元、瑞大、鼎元、勤大、慎裕、泉余、承源、包源泰。
  这里的泰丰钱庄估计是民国期间重新注册登记的，但还是慈溪县里规模最大的一家。原是创办五和针织厂的任士刚先生的曾祖父任衍云开设的，首设时间估计在1821—1836年。据其亲属回忆，地点在目前下横街“天天歌舞厅”这一位置，当然现在是看不出一点遗迹了。另上述的“震和当铺”是任土刚先生的父亲任仲辛开的，也就是办中城小学的那一位。
  以下着重谈一下《宁波金融志》内容以外的、目前史料中少有记载的、以老慈溪县所遗存的实物材料为主而整理成文的“钱会”。详细的叙述已在《古镇慈城》第十二期刊登，今再简要介绍如下：这批实物均出自目前慈城镇云湖村曹氏后裔，1997年笔者在三北周行旧货市场发现的。材料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清乾隆到宣统，涉及七个皇帝，但中心材料以道光朝为主。人员是曹朝佐（？一1853），早年外出谋生，曾在淮安开过“丽源钱庄”，有钱后捐过清政府的准九品官。其妻叶氏，生有二子，长子曹景祥、次子曹景范。朝佐的兄长曹朝和，其次子曹景蒂，这些人员在附图中会出现。材料中发现了当时的民间在金融业上广泛地存在“钱会”这种机体。钱会是长期的、固定的、有一定经济价值的产业，在财产分割的分书中遗传、继承。钱会还根据其总资金多少、成立时间的长、短，可分成轻、重钱会两大类。重的会，例如“赐福财神会”，从乾隆年间出现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时间上长达百余年之久；该会还以会的名义购置了田地，达十七石一斗（古时田亩计量，有时按其产粮数计算，一亩田年产不到一石也有）；同时，还发现类同目前金融机构相似的吸收资金、放出信贷、转账结算等有关的凭证，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文。此处重点再介绍一下“轻会”和“会票”，所谓“轻会”就是时间上延伸稍短一点，一般十年，参会者均无息还本，实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一种借贷或零存整取的一种储蓄。现把“金兰会约”和曹朝佐发的“会票”原文记述如下：
  会约：
  “荷蒙：亲友高谊玉成十贤人，认会壹个，计实足六串制钱壹佰千文整。其会一年一转，限定四月初十晴雨无阻，各赍现钱赴席，银洋出入均照慈城市价，概不高抬，务求始终如一，以金雅意云耳。今将会上芳名开例于左：曹朝佐姨丈、郑鸿儒记。合收座第九会，应点出钱六千五百文，首会挨次发还原本。道光拾壹年四月日，立首会郑鸿儒拜订。”
  会票：
  “凭票取典价钱壹佰千文六底串钱（当批消）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立曹朝佐发（花押）”
  （上三折页是金兰全约的全文，下右是曹朝佐发的会票，下中是曹朝佐在咸丰四年纳田税后官方出的收据，下左曹是朝佐侄子曹景蒂发的会票。）这两张票是有紧密联系的，在会约中有“计实足六串制钱壹佰千文整”，在会票中有“凭票取典价钱壹佰千文”，总金额相同。会约中有“六串制钱”四个字，会票中也有“六底串钱”四个字，因此钱的性质也相同。另外从时间上测算也相符，会约是道光十一年（1831）签的，朝佐座第九会，即九年后还本，应该讲是道光二十年（1840）可收本；会票中写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收回钱，推迟了五年。这是因为曹朝佐曾把二十年应收回的一百千文钱，又典给当时急需要钱的人或典给会中，约定再五年后收回。故在会票的金额前多了一个“典”字。一百千文钱在当时可买田3.9亩，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当时云湖村落中，曹朝佐在淮安开“丽源钱庄”，应属有钱、有地位的人。在道光二十五年曹发这张会票时，他本人肯定不在云湖，假设其在淮安，而且在淮安要支付一百千文钱，若要付现钱，又得牵涉到钱的携带问题，只好写此票支付。接受此会票的人，也应是熟人，很可能也是云湖人，至少相信曹在云湖有钱一百千文，于是拿了这票到云湖来取这一百千文现钱。通过这一解释，我们就可理解淮安开会票付钱，云湖实际结算收钱，完成了货币异地交割过程。本文第一部分曾介绍明末清初出现了会票能使沉重的硬通货币轻松地长途流通，在这里又一次详细证实了。老慈溪县云湖村能完整地同时保存下“会约”和“会票”若干张，这在国内近代金融史记载中是绝无仅有之事，单纯的一方会票，在国内有关的资料中曾出现两次，一次是1982年徽州的23张会票，另一次是台湾戴学文的一张。所以也能证明笔者的在本文第一部分曾阐明的观点：就存世数量来说，会票比大明宝钞少得多了。
  另外，这批材料中还发现了鲜为人知的、更为精彩的实物证据，有两张1845年使用的“支票”。一张是双联票，具体文字“祈发钱叁千文此上永兴庄丁未十一月三十日周永兴单”，右边有骑缝编号及一钤印。另一张是三联票，票上文字“祈发钱陆千文此上咸亨庄照甲九月二七日×××单”，左、右边均有骑缝编号及钤印多处。这种票当时都是商店开出来后，按票面上书的值在市面上流通，也可马上到所写的钱庄去支钱。《宁波金融志》第34页有这样的一段话：“清朝发行纸币先后两次，除咸丰年外，清初的顺治年间也曾发行过一次。..此外，在市上流通使用的尚有钱庄、典当和鲜咸货行签发的钱票。鲜咸货行发行的钱票又称‘咸单’和‘鸟头票’..冰鲜客商到海洋渔区收购时，不带现款，用钱票收购，其左右两联有发票单位铃记和骑缝章，编有文字号码和发票日期，以一个月为过账或兑现时限，向发票单位结算。因该票所书‘祈发洋若干元’字样中的‘祈’字酷类鸟形，故俗呼‘鸟头票’..凡钱庄、银楼、米行、绸布庄等各业均乐于收用，因而常行用市上，辗转流通的。”因为《宁波金融志》中没有实物图片，对于“鸟头票”和“咸单”究竟属何类型，长期使人困惑，这一次披露将予澄清。中国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也认为：“这帖或书帖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早期的支票。”因为西方国家在1845年还未把支票使用确立于法律。东方聪明的中国人，有些发明创造确是令世界叹为观止，老慈溪县云湖村的遗物又是一次有力的证明。
  “会票”和“鸟头票”在当时慈溪县的民间是乐于接受、广为流传的，严格地讲也是一种货币。除此之外，当然是官方的各种货币，有大清宝钞、大清官票、银两、铜钱等等，到清末后期币制更加混杂，有中间无孔铜板、中外生产的银洋圆、各种私人银行发的银票等等，笔者不一一细述了。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清中期慈溪县金融业仍然绚丽多彩、眩人耳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目前公认的“宁波帮开路者”，就是慈溪县费市的严信厚先辈。上海沪北钱业公馆先董祠的石碑上至今还铭刻着宁波钱庄开创者——慈溪赵朴斋先生。还有这些国内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会约和会票”、世界上早期的支票——鸟头票，时间延续达100余年的赐福财神会等先后发现，也使老慈溪的金融业史料锦上添花。当然这些发现有其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因为“钱会”在清中期的慈溪县民间金融业中的确兴旺发达、广泛普遍存在过。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历史事实，由于上海开埠，大、小城市的崛起和形成，慈溪县商贾中的佼佼者开始移居，栖身外地。赵朴斋先生在咸丰年间已搬往宁波市区，现代著名文人冯骥才先生的祖上在清后期也已定居天津。这些外迁的人大都是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这一“慈溪根”，但不能排除有相当数量，名气声望不很高的先辈，远离了家乡以后，随着时间和距离的远去，双方之间关系愈来愈疏远，时间一长无人问津了，一
  切将无法再钩稽了。
  东镇桥边的旧事
  王伟臣
  读冯和珍《半个世纪前的东横街》一文（《古镇慈城》12期），东横街、东镇桥等一些熟悉地名映入眼里，使我思绪万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曾在那一带居住过，往事历历，难以忘怀，乃将所见所闻，写成此文，以为“冯文”的续篇。
  东镇桥
  东镇桥名气不小，但桥身一点也不起眼，当人们从市心口踏着东横街的石板路往东走，来到东横街与民权路的交会处，民权路边的街河从这里流向城河，街河上有一座闸门调节潮水，闸门上有几块长石板，这几块为人们漫不经心走过的长石板就是东镇桥了。
  与东镇桥相邻的有座通济桥，它跨在城河上，有桥肩、桥栏，桥的步阶与桥面是用水泥抹平的，可通行人力车，城河东通慈江，西流向骢马桥，站在通济桥上可观潮起潮落，船进船出，这才是一座像样的桥，所以不少慈城人把通济桥当成东镇桥。
  东镇桥可是一个四通之地，南去柳山庙、道本学堂、保黎医院；北去秦家祠堂、运动场、周家祠堂；东出大东门游清道观，或去夹田桥慈江码头乘航船，东乡农民进城去市心口买东西都要经过这里，终日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东镇桥边也由此聚集了一些人家，有店铺、作坊、教堂、住家等等。他们都勤恳敬业，和睦相处，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但这种和平安祥的日子却不能长久，他们的经历与国家同命运、共兴衰，一些往事令人感叹！
  同德昌
  位于东镇桥东头的同德昌轧米厂是慈城真正具有近代工业意义的粮食加工企业，它是以机器与电力作为动力，对稻谷进行加工的。每当华灯初上，厂里传出“蓬蓬”的机器响，人们忙碌紧张，一担担黄灿灿的稻谷挑进去，一筐筐白闪闪的大米抬出来，大家喜形于色。厂房外面有大铁皮顶篷伸出檐下，不仅顾客，就是过往行人也可在此避雨遮阳。厂边开一间小店，玻璃柜台，窗明几净，货物陈列整齐，方便居民。
  夏天傍晚，太阳一落山，东镇桥上的臭豆腐就炸得香气四溢；卖白斩鹅的人，一手挽着木盘，一边叫喊着：“还有一只大转弯（鹅翅膀）。”同德昌一家人也在桥头摆开圆桌面吃饭乘凉，南风吹吹，烧酒吱吱，大家吃得红光满面。业主老夫妻俩待人十分和善亲切，不时对路过的熟人点头打招呼，让坐让吃。
  真是和气生财，经营有方。同德昌无疑是东镇桥头一户殷实人家。
  当年一些时髦物品如自行车、电话、收音机、日光灯、D.D.T等，人们都是从同德昌那里第一次见到的。
  在没有用机器轧米以前，慈城人吃大米是先把稻谷放在一个硕大的石捣臼里，再举起一根粗大的石杵一下一下地往下舂，把谷壳与米粒分开来，这就叫“舂米”。
  我小时在亲戚家玩，时间一久，玩腻了，吵着要回家，亲戚就说：“你急什么，家里石捣臼开花了？”这句话正反映了石捣臼在慈城使用的普遍与历史悠久。在今天我们还能在北方的农村和山沟里见到用石磨、石碾加工粮食的情景。慈城幸而有了机器加工，才使人们从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告别了数千年之久的“石器时代”。
  过去慈城人买粮食，不是买现成的大米，而是在新粮上市时，成担地买稻谷，贮在谷仓里，要吃的时候随时挑出去轧米。轧米轧出三样东西，一是大米；二是米糠，用来喂鸡；三是谷壳，用来焐火缸或下雪天撒路防滑，物尽其用，全不浪费。
  教堂
  同德昌隔河对面有一座教堂，是一座基督教堂。它与直街的天主教堂有所不同。天主教堂做弥撒时，教徒穿白袍，持白烛，唱圣诗、圣歌。基督教堂没有这些，它只是一幢大厅，没有尖屋顶也没有十字架，黑漆的大门开在东横街上，平时关着，礼拜日才打开。教徒集中在保黎医院及其附近。院长陈最夫医生的夫人，人称陈师母，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她不但自己入教，还常劝导他人入教。每逢星期日她总带着一群医院的年轻医生和护士迤逦而来，一路欢声笑语，给宁静的街巷平添了一份欢快的色彩。教堂大厅里摆满了长条靠背椅，教徒们在此祷告、听道。教堂传道完全是公开的，欢迎闲什人等前去张望或谛听，宗教书籍也可随意取阅。我曾去拿了本《圣经》回来看，虽然我看不懂教义，但也认为这是一部研究西方古代史和西方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主持教堂的孙牧师是一个十分和善可亲的老人，常和孩子们嬉闹。我曾去过他的家，就在教堂边上。他有一个老伴和一个高个子的女儿，庭院花木茂盛，收拾得很干净。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孙牧师，他信洋教、传洋教，是一个“洋和尚”，怎么他一点洋气也没有，言语、生活、家庭和我们一个样呢？
  漆匠店
  教堂旁边有一家三开间的漆匠店，门面高大，客厅宽敞，店堂里摆着几口漆黑光亮的棺材出售。这可是“高档商品”，就是在今天也得值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一口。慈城木料稀缺，做棺材的木料又要求宽厚结实，十分难得。棺材的漆工又十分讲究，漆一遍不行，要漆两遍、三遍，甚至更多，最后蹭擦揩抹，光亮得能照出人影来，称之为“精漆棺材”。慈城人积了钱，在有生之年要办的有四件事：买田、起屋、造寿穴、置寿材。寿材进屋要广请亲友，大摆宴席，认为人死了能睡上一口好棺材，才算有“福气”。
  这家漆匠店以漆棺材出名，气势不凡，它的全称是“陈全福师傅漆匠店”。
  慈城街道的分工很明确，直街、下横街是商业街，各色商店集中在那里；而东横街及其延伸的东镇桥街是“作坊一条街”，铁作、石作、篾（竹）作、漆作，香（棒香）作等作坊集中在这里。泥水匠、木匠、“脚板”（埠头装卸）、挑夫、接生婆、媒婆、荐头（介绍）等人员也居住在这里，所以作为泥水木匠及各行手工业者的共同祖师庙——鲁班殿，也自然建在东镇桥街上了。
  慈城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只有商店才挂招牌名号，作坊虽也以店铺相称，但不挂招牌，都以“某某师傅”相称，因为手工业是以个人的技巧与质量著称的。
  陈全福师傅在东镇桥开漆匠店已是第二代了，他的父辈兄弟二人是从余姚来慈城打工的。在余姚还有他们的宗祠“追馀堂陈”。
  兄弟二人来慈城打工，从油漆小工做起，经历工头，包工作头，一直做到自己带徒弟，雇工人开起漆匠店。业务发展了，生意兴隆了，兄弟二人经营上作了分工，弟弟（陈全福父亲）在东镇桥开店专漆棺材，哥哥陈阿乾师傅在东横街学前埠头开店专揽外活。
  当时的慈城无论是房屋装修还是家具涂饰，唯一的工艺就是油漆。一切生活用具，桌椅板凳及祭（祖）器、供（佛）器，都用油漆。结婚办喜事，门窗四壁，地板顶棚也要油漆。不只民居如此，庙宇、祠堂、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也是如此，所以油漆生意十分红火。阿乾师傅干活勤快，手艺高超，名声在外，收入亦丰。不数年积蓄有得，就在东横街学前埠头油漆店后面买地起屋，自己设计规划，盖起二层楼的新式住宅：楼上楼下客堂，左右厢房，前后开间，共有二厅八居室，全是推拉式玻璃窗，明亮宽敞，风光一时。楼上有雕栏走廊，走廊两头各开一个宽大的观景窗，东边窗下就是学宫前的柏林通道，视线开阔，春可闻鸟语花香，夏可迎习习凉风，秋见落英缤纷，冬现琼枝玉叶，四季美景，尽收眼底。屋主人能选如此绮丽佳境建如此风格房屋，真是个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
  阿乾师傅兄弟俩是从外地来慈城的打工仔，白手起家，经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事业，置起了产业，这既是他们勤俭奋斗的结果，也是当时慈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提高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
  河头弄
  漆匠店隔壁有一幢二层楼的房屋，门不开在东横街却开在河头弄。河头弄一头连着东横街，一头连着城河，河边有一个埠头可停靠船只。这幢房子原来是慈城美孚火油行的栈房，后来改为住家。
  慈城美孚火油行是美国美孚火油公司在慈城的销售代理商，一个有近代意义的外贸企业。业主姓陈，宁波宝幢人，在慈城开火油行已是第二代了。每当美国火油轮来到宁波停在外海时，美孚火油公司在宁波的办事处就持派单（分拨的火油数量）通知慈城，接着大量箱装、桶装的火油便从宁波用大木船水运到慈城，在河头弄埠头上岸进栈房，把河头弄1号、2号、3号三个门牌号的栈房堆得满满的。
  火油行有一个门面店开在直街（春华祥对面），对慈城城乡批发火油。从河头弄栈房把一人来高、100多斤重的火油桶搬到门面店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们把大油桶先扳倒横放在地面上，再用手推脚踢让它自行滚动，于是东横街两边人家就听到“轰隆隆、轰隆隆”震得门窗为之颤动的响声了。
  火油行陈家在城内有一个大宅院，建筑高雅，环境优美。美孚火油公司的高级职员、美国人来慈城视察业务时就住在这里。日寇侵入慈城后，把这个大宅院作为司令部，不但霸占了全部房屋，还扣留了许多高档家具。陈家一家人无处可住，这才搬到河头弄把这栈房作了住家。
  火油进入慈城，改变了慈城人的照明方式，美孚灯替代了昏暗冒烟的菜油灯和光彩摇曳的蜡烛，人们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或缝补了，如在美孚灯上再套一个白瓷的灯伞则更能增加室内的光辉和温馨。出门夜行，提一盏马灯，风雨无阻，不用再打纸灯笼了。更有汽灯，在灯壳里注入火油，打上汽，把硼砂灯芯点着，立即发出耀眼的亮光，把汽灯高高挂起，光芒四射，慈城人在夜晚也可集会、看戏、聚餐、宴饮了。有了火油，慈城人从古代的油脂照明时代进入了近代的火油照明时代。
  理发店
  教堂对面有一家理发店，靠河是窗户，夏天在此理发，河风阵阵，十分凉爽，但附近居民很少去理发，因为慈城人生活讲究面子，理发要有样子，而这家理发店过于简陋，人们宁可多走几步到学前埠头一家中等的理发店去，甚或再走几步到市心口聚兴楼下一家高级的理发店去。这家高级理发店里外光亮，门面是大玻璃窗，里面挂满了镜子，坐的是活动转椅，披的是洁白罩布，理发师傅做工细致，那时还没有电推刀，就凭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在顾客头上来回修整，像做一件工艺品似的，梳了又剪，剪了又梳，直到师傅满意了，顾客满意了，才把顾客送出门去。师傅是“童叟无欺”，对成人如此，对小孩也如此认真，这可苦了小孩，端坐在高脚椅上已经拘束，又被罩布勒得紧紧的，头被按住了动弹不得，莫不“哭出胡拉”。更难受的是夏天，没有电扇只是头上挂了一个大纸板，有人来回牵拉，这能扇出多少风来？理个发都是满头大汗。
  光顾东镇桥这家小理发店的只是一些进城的农民，他们三五一堆，在桥头歇歇，往店里坐坐。日寇侵占慈城后，农村凋敝破落，农民无钱理发，没人上门，店主急了，站在门口拉客，见到蓬头披发的农民就往店里拽，说“没有钱，留下几棵菜也行”。他的姑娘在教堂墙脚下摆香烟摊，那时买香烟的，没有买一包、两包的，而是买一根、两根抽抽，人民困苦凄楚的情况由此可见。
  仁来信客
  小理发店走过去点，有一家仁来信客。慈城有首民谣：“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上海物事带进来，铜钱银子交交关。”能把上海物事与铜钱银子带进来的人是谁呢？就是信客。仁来信客兄弟二人，带的东西多时，两人出动，东西少时，哥哥在家照顾老母，弟弟仁来一人出行。
  他们来往于上海、慈城两地，带的不只是信息（口信、书信）、钞票与物品，还给带人，老人、小孩，甚至小媳妇都可托他们来回带，可见人们对信客是多么信任与尊重了。上海的东西带进来，慈城的东西也要带出去，每当仁来信客动身去上海的日子，他家的院子里总是摆满了铁皮箱、藤篮与包裹，里面装着笋干、菜蕻干、年糕干、印糕、杨梅烧酒等吃的东西，还有妇女们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布衫，真是“密密缝缝细细扎”，缝进了多少慈城人对上海亲人的眷恋与想念呀！将随信客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切切嗟嗟地说着话，没完没了。等仁来信客一行人走出门去，左邻右舍都来送行祝“一路顺风”。
  小铺
  仁来信客家隔壁是一家小铺，一对老夫妻每天下午有一炉和尚饼出售。这和尚饼小巧玲珑，光秃秃的头，粉白的脸，透着香气和甜味，可爱又可口。他们的儿子清早在店里揉好了一个大面团，挑到市心口去做大饼卖。
  小铺对面有一个老头做豆腐，每天天麻麻亮就起来熬豆浆，把豆浆灌进大布袋往外滤水，这活可要花大力气，用腿往布袋上挤、压、摔打、滤干了，点上卤水就成豆腐。做好豆腐，再炸油豆腐，当油豆腐从清油锅中捞出时，嫩黄、鲜亮，香气扑鼻，引人垂涎。当人们还在熟睡时，老人已经挑着一担豆腐和油豆腐到市心口摆摊去了。后来老人做不动了，就把这份家业交给了他的儿子，还为他娶了一房媳妇，第二年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来，真是“好人有好报”呀！
  小铺再过去点有一个大辖口，空荡荡的地上留有两条长长的石阶，这个地方叫“张太守房”。太守，何许人也？原来是慈城人张楷（明永乐二十二年的进士），他的后代有成都知府张大器（隆庆二年进士、太守）。现虽然楼去台空，但从残存的台阶整齐、平台宽广、院墙高耸上还可想见当年的气势。
  张太守房旁边有一家鞋铺，店主与伙计一天到晚低头做鞋，闷声勿响。但在日伪时期，他们曾做出过“木板雨鞋”，名闻一时。当时物资奇缺，到处都买不着雨鞋，而南方多雨，没有雨鞋如何出门？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把两块厚木头钉在布鞋底上，木头之间有企口，可以分合，这样，穿上这鞋，在雨中可以自由行走了，这也可说是一个“创新”，一时成了名牌产品，订购的人很多。
  这些往事竟已过去六十年了，东镇桥的街面已荡然无存，风光不再，只有《古镇慈城》第四期封底上有一张“河头弄”的照片，犹是当年旧景，让人回味。
  当年生活在东镇桥的这些人们都是善良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或骄人的业绩，但他们以自己的勤劳与奋发为慈城的存在与发展作出了努力，可惜他们后来的遭遇都十分辛酸，这也是历史的曲折，由不得人了。但愿人们能记得他们，不忘过去。
  鹅牌汗衫创始人任士刚
  徐建成
  每年立夏过后，汗衫就开始穿在身上了。汗衫这东西，原本是19世纪末的洋货舶来品。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以布料做内衣裤，官僚贵族们至多也就以绫罗绸缎、呢绒哔叽等高级衣料来做内衣。这时候市场上出现的洋货针织内衣，被人们视为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后来才慢慢发展成大众日用商品。在汗衫发展史上，宁波人写有光彩的篇章，书写这一篇章的是慈城人任士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被誉为“汗衫大王”。
  任士刚，1896年诞生于江北区慈城镇下横街（今民生路）任氏老屋。任氏为慈溪世族，在城内有泰丰木行、泰丰钱庄等产业，家资颇丰，因此，任士刚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29岁的任士刚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由校方介绍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筑部监工职务。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浪潮逐步高涨，各界民众展开了“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行动。任士刚看到上海针织品市场长期被法、日等国洋货占领的局面，决定辞职，自筹资金办针织厂，创立国货商标，誓与洋品牌争夺市场。于是他联合罗庆藩、杨光启、钱箕传、梁悟庵等四位同学集资2万两银子，组建了一家名叫“五和”的针织厂。厂址就建在当时的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永吉里。所谓“五和”，意为“五个老板和气生财”，任士刚兼任总经理。
  1928年，成立4年的“五和”针织厂终于创立自己的品牌产品——“鹅牌”汗衫。在当时“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风口浪尖，“鹅牌”汗衫一成品牌，便走出上海，风靡全国。而且由于引人进口机器，科学管理，加强技术改造，质量一点也不比洋货差，已完全赶上洋货。厂房也因此搬迁至许昌路进一步发展，职工增至100余人。
  此时任士刚显出宁波人在外创业特有的本色。首先他想到的是，如何来依法保护“鹅牌”商标名称与“五和”企业的名称。他向当时民国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为预防今后被人仿冒，分别注册了有一只鹅、两只鹅和五只鹅的商标，另外，还先后注册了“金鹅”、“银鹅”、“天鹅”、“蓝鹅”、“白鹅”等一系列与“鹅”有关的商标名称，以及与“五和”厂名读音相似的“五禾”、“五荷”等商标。具有如此强烈的商标和企业名称保护意识，在当时上海的企业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在注册商标的同时，任士刚又一手策划了产品的广告宣传。他们先是在南京路成都路口仙乐斯草坪的池塘内，用当时价格较高的水泥浇筑了五只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大天鹅，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成为当时南京路上一大景观。为加大品牌的国内知名度，广告宣传开始逐步延伸到周边城市，如在绍兴兰亭，任士刚借用王羲之书写的“鹅池”名碑、墨华亭等风景点效应，长期认养一群群美丽多姿的白鹅，并在兰亭悬挂“兰亭鹅池为东南第一胜景”，“鹅牌”汗衫为“东南第一佳品”等大型书法条幅，使各地书法爱好者、旅游者来到那茂林修竹、风景清幽的鹅池旁，既能欣赏到一块块珍贵的书法碑碣，又能领悟到那一群群白鹅的“活体”广告内涵，从而加深了对“鹅牌”商标的印象。在风景秀美的杭州西湖，任士刚又制作形态各异的白鹅型游艇，让一只只游动的“大白鹅”，终日荡漾在西湖湖面上。登上游艇的广大游客，既观赏到了西湖美景，又可享受到“鹅牌”商标注册人提供的服务。这一系列出色的品牌包装手段，是任士刚认真研究洋人营销之道的结果，令当时国内企业界人士大发感慨。
  1931年，五和厂在大获佳誉的基础上，又创制成功60支麻纱汗衫，产品更加供不应求，且大量出口南洋、泰国各地，名声大振。任士刚由此出任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为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全力。1932年“一·二八”事变，五和厂地处战区虹口，一度停工，但任士刚运筹得法，且社会提倡国货趋势日甚，五和厂进一步走向全盛时期，年生产额达200万元以上，职工发展到900余人。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一向以“使用国货，抵制洋货”为己任的五和针织厂，便成为日商的眼中钉。此时的任士刚又显出宁波工商者的爱国情怀。他在《申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感与外侮》的“鹅牌”广告文章，文中写道：“鹅牌卫生衫可防止外感，吾人从人身的外感，便想到国家的外侮。国人应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别有用心的日商抓住这些词句，雇佣和教唆一批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五和厂，使五和厂几乎陷入绝境。幸亏任士刚早有预见，已在康定路设立五和二厂，尚能维护生产，逐渐恢复元气，才免于倒闭。但是任士刚气愤过郁，加之精力消耗太多，于1939年身患高血压、心脏衰弱以致半身偏瘫。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士刚身卧病榻，指挥五和厂重建，因过于劳累于次年病逝于上海寓所，享年51岁。同年，一代“汗衫大王”魂归故乡，安葬于慈城北门大庙山麓。1958年，因故坟墓又迁葬于慈城黄夹岙公墓。
  如今，我们每每以宁波服装文化为自豪，“汗衫大王”任士刚堪称宁波服装文化中的一位重要前辈级人物，且精神可颂，值得我们铭记。他的后人任顺弥女士是当今荣登“2004中国富豪榜”榜首的荣智健的夫人，也可谓是宁波商帮文化中美好的姻缘连续。
  秦润卿和抹云楼
  金建楷
  一生遗爱世无穷福国利民伙殖雄。晚节芬芳尘不染后人终古仰高风。
  这是对宁波市金融家兼教育事业家秦润卿先生的一首赞誉诗。
  秦润卿先生，名祖泽，晚年号“抹云老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6年，享年90岁。
  贫寒的童年
  据秦润卿在《抹云楼家言》一文记述：父秦九龄，母颜氏，一姐，全靠父以小职员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正当秦润卿出世之际，刚巧父亲失业在家，一喜一失，愁云重于喜气，后又添一妹，举家五口，岁无所入，坐吃山空，一贫如洗。只好靠母亲帮人缝缝补补，勉强维持生活…虽粗衣淡饭，日用十分节俭，但“一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缺一不可的，加上世态炎凉，赊借无门，免不了紧衣断炊，受冷挨饿。一件事使秦润卿留下童年的深刻记忆：有一天中午，隔壁飘来一阵饭香，饿极了的小润卿肚子里咕咕叫得更厉害，禁不住叫道：“妈妈，妈妈，人家的饭都熟了，你为啥不起火呀？”秦母忙出来制止，哄他说：“不要叫，今朝姑姑会送饼来，你饿了先拿六文钱去买两只烧饼吃！”事后小润卿才知道，姑姑根本没有送饼来，爹妈和姐姐整整饿了一天…直至1884年（清光绪十年）春，他父亲在宁波招商局找到了会计工作，家庭生活才有了转机。但由于旧债累累，又要还债，又要赎当，生活依然十分拮据。
  小润卿读书也多艰难，1884年他8岁的时候，刚进一家私塾读书，正当中法战争时期。法国侵略者的炮舰，“轰隆轰隆”炮击镇海口，相距不到百里的慈城，人心惶惶，大家扶老携幼，纷纷外逃。他家也逃到赭山外婆家去避难。几个月回家后，他又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丢了性命…一直到10岁才开始续学，前后共读了8年书。小润卿多么贪婪地学习啊，成绩也非常优秀。可是到15岁那年，为了家庭生计，父母亲托亲挽友，打发他到上海豫源钱庄学业，从此开始了他的钱业生涯。
  钱业的生涯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年仅15岁的秦润卿得其表叔林韶斋的介绍，进入上海协源钱庄学业。
  据上海钱业公所内园碑记载：上海的钱庄业，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至1796年（嘉庆元年），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名单，前后共有106家之多。“五口通商”以后，拥有四个大钱庄以上的有九个集团，如镇海方氏、叶氏、李氏，慈溪董氏，鄞县秦氏，苏州程氏，洞庭山万氏、严氏。而担任总经理的，多为宁波人、绍兴人、镇江人。小刀会攻打上海后，钱业纷纷从南方北移到租界区…
  秦润卿学业的豫源钱庄，是原籍安徽迁居苏州的典当巨商程衡斋之重孙程觐岳经营。
  1896年，年仅20岁，工作仅六年的秦润卿才华初露，被店东看中了，升任信房及对外跑街（外场），1919年豫源改组为福源钱庄，秦润卿即升为经理、总经理。
  秦先生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人。自民国初到抗战前，曾支持“五四”、“五卅”诸爱国运动，率上海钱业界停业，“八一三”事变后，他主持上海钱业界不与日伪政府合作，辞去本兼各职，蓄须引退家居，时年67岁。
  秦先生是一位既稳健又有气魄的钱业实干家，他做信贷工作就是讲究一个“实”字。在放款前，他坚持要二看：第一看客户的负责人是实业家还是投机家；二看企业的前途。而自己呢？虽往返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从不摆吃花酒、上馆子、送礼品、不玩牌赌钱。自律如此，所以客户也知道他的爱僧，不敢使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巴结拉拢他。放款后，他就把这家企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一样，全力支持，即使这家企业一时发生困难，也决不袖手旁观，尽力帮助渡过难关。因此他放出的账，没有“倒账”、“滥账”。他经营的业务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依赖外国银行，也绝不到外国银行存款，显示出他的爱国精神；二是循规蹈矩，恪守信用，一向做“多单”，从不做“缺单”，表现了他良好的职业道德。秦先生还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自己无股份参加，也没有利用钱庄的资力从中觅财渔利…秦润卿先生有50多年的钱业生涯，先后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福源钱庄总经理、福康顺康钱庄监理等职。除金融业外，又首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华人纳税会董事，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被邀为上海市政协委员…50多年来，秦先生把毕生精力倾注在金融事业上，为时人所称道，被誉为“金融业巨子”。
  山抹微云君
  金融家秦润卿先生，1931年在慈溪县城（慈城）办了一所藏书楼，题名为“抹云楼”，晚年又自号“抹云老人”。
  “山抹微云君”原是北宋苏轼赠给秦观（少游）的雅号。秦观31岁那年，有一天一位姓程的朋友要到会稽去上任，在“蓬莱阁”设酒宴，邀请秦观去作客，酒宴前，他结识了一个歌女，谈得很投机。在珍惜绵绵的情谊中，他想起世态炎凉，仕途坎坷…于是感慨作《满庭芳》一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宋四家词选）。词曰：“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词调凄婉动人，首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描绘秋景而抒发抱负的传神词句，尤为当时所传…词传到苏轼的耳中，苏听了十分欣赏，风趣地把秦观称为“山抹微云君”，还说了两句颇有韵味的诗联：“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露花倒影”是柳永《破阵子》词的首句。苏轼的意思是，两人的词都是佳作，可以相互媲美。
  由于苏轼的推崇和歌人的传唱，“山抹微云君”成了秦观的代称，风靡一时，名声大振。据说，范祖禹的儿子范仲温（元实）在词学上颇有修养。有一天，他到一富贵人家去作客。席间，有位擅长唱秦观词的歌女，对范仲温睬也不睬。等到气氛热烈的时候，范仲温才欠身发表评论，那歌女指了范仲温，问身旁的人：“这位郎官是谁？”仲温闻声站了起来，神气活现地说：“我是山抹微云君的女婿！”惹得周围一片笑声！足见这首词和作词人在当时为人们熟悉和爱重。
  “山抹微云”之词，在文史上已广泛流传，在亭阁林园、楼台水榭也常用“山抹微云”题额，它为天高云淡的山林秋景添姿生色。
  在近代，那些乐善资助造福桑梓的企业家和海外人士，也喜欢借助“山抹微云”的词句。所谓“山抹微云”，意思是：青翠的远山上，抹着一层淡淡的云彩，谦表自己对家乡的微薄贡献。为此，秦润卿“抹云老人”的自号及建造“抹云楼”等义举寓意十分清楚，就是秦先生为振兴祖国，热爱乡邦、赞助办学、造福桑梓是出于他的理想所为。秦润卿是“山抹微云君”的后裔，他追念先祖“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像包玉刚先生追念先祖包拯那样，不仅喜欢他的名篇佳作，并且继承“抹云”作自号，希望家乡的儿孙都像秦观那样才华出众。
  1915年，他出资在慈城西营建校舍，翌年建成“普迪学校”。先生之所以取名为“普迪”者，乃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学校对贫寒子弟，免收学费，还供应纸张文具。嗣后他又特地建造“抹云楼图书馆”，设立“抹云楼奖学金”，奖掖后学。经秦先生资助，有的保送到他在上海办的修能学社；有的被推荐到宁波效实中学，以至一直培养到大学、留学。龙华五烈士之一——柔石（赵平复）、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被延聘为教师，学校前后越半个世纪。当日寇侵略慈城时，普迪校舍遭炮火毁损过半，修复需要巨款，秦先生向中国垦业银行提出，把他应得的身后恤金提前拨付，移作修复普迪校舍之用，使学校得以及时修复，令人感动之极！（1986年，家乡人民为缅怀秦先生的业绩，恢复“普迪”校名。）
  1923年，秦先生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聘请冯君木、杨历樵为正副社长，教师有陈布雷、钱太希、冯定、沙孟海等。1927年改聘陈布雷为社长。学社从实际出发，注重培养中英文人才，后改名为“储能中学”，学生曾达1700人。
  1933年，秦先生在经济方面协办慈溪县立中学（今慈湖中学前身），数年间校舍日隆，学生大增，成为浙东优秀学府之一。抗战胜利之后，秦先生对慈溪县中和宁波效实中学仍竭力帮助。特别是效实中学，他担任校董，使学校振兴，一直延续到现在。效实中学是宁波有名的高素质学校，浙江省的重点学校之一。
  青山巍巍，绿水涟涟；群山竞秀，后浪争先。当一道道晨光透过翠色林带，照映着阚峰上环绕的缕缕云彩的时候，“抹云楼”特别引人入胜…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抹云楼”原造在孔庙的对面，1962年，秦先生将这座二层花园洋房、所有的财产股票，以及39555册图书杂志、2571件图谱碑帖字画，全部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并附一信说：“润卿积年心愿偿于一旦，快慰奚似！”
  如今，原先那座二层花园洋房—“哪里去了？请看新立—抹云楼”的《抹云楼碑记》：
  抹云楼者，（先贤秦润卿）先生自创之藏书楼。初以自宅两侧小洋房（在孔庙对面）暂为馆址，本拟1937年间建馆于慈湖中学校园，因抗日战争爆发，迄今未如愿。前慈城老教育家中城小学应校长星耀先生后裔缅怀先绪，振兴教育，由应明皓君代表捐资新建中城小学，于1991年秋落成。翌年再捐巨资，全面兴建慈湖中学及中城附属倡棋幼儿园，于1994年秋竣工，乃将本校图书馆命名为抹云楼，以示崇念秦公之意，诚盛事也，谨勒石记之。
  如今，一进慈湖中学大门，迎面那座仿佛用乳白色珊瑚缀成的大楼即是抹云楼。它耸立在青山秀水之间，活像一幅“山抹微云”的山水画。在这座五层楼内有各种实验室、语言室、围棋室、天文气象室、电脑房..，它将成为精神文明的哺育楼、开拓楼。楼面上“抹云楼”三个金色大字系秦润卿先生之学子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亲笔题写的。朋友，你若亲临此境，目睹“抹云楼”的风貌，你会把“抹云楼”看作秦先生的化身、秦先生的象征，你或许还觉得，秦润卿先生才是当代真正的“山抹微云君”！
  有了秦润卿，又有了应氏家族，以及许多为家乡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不也是称得上“山抹微云君”吗？
  “山抹微云君，明州何其多！”乃是因为明州人有着造福桑梓的传统！
  应昌期的家乡情愫
  方平
  笔者与应昌期虽系同乡，但在20世纪80年代他返乡之前，只闻其名，素昧平生。毕竟他长我15岁，而且他是少小离家，又是两岸相隔。改革开放后，应昌期先生于1988年9月3日，趁举办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机会，毅然重返阔别40余年一直魂牵梦绕的故里，之后便连年来慈城、宁波。缘于本人在慈湖中学校友会有个闲职，便有了几次接触机会，后又参与采访并主编《应昌期传》，才对他生平和爱国爱乡的情怀略知一二，现概述于下，以飨读者。
  出生慈城
  应昌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1917年10月23日出生于慈城（原慈溪县城）玉皇阁桂花厅西侧的楼房内。父亲应星耀先生是一位饮誉乡里的社会贤达，辛亥革命那年毕业于宁波高等师范学堂，立即应聘在慈城中城小学执教，两年后举为校长，直至1949年离校。期间除1941年4月慈城被日寇占领，避乱去上海4年外，30余年如一日，专心办学，志在培植桑梓人才，成绩蔚为可观。曾致力改革，创立新学，引进学有专长的名师来执教，其中有刚从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唐平尘小姐，被请来作体育教员，开创了风气之先。应星耀为人正直、清廉，态度和蔼可亲，所以，全城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号称“应半城”。虽只是一个小学校长、一介书生，但镇上有什么难解的纠纷都来找他倾诉，请他仲裁，深得里人赞佩。应昌期母亲任秋菊，是一位意志坚强、克勤克俭、聪明干练、明白是非、严于家教的旧式女性。应昌期的个性、人生观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她对幼年的应昌期常说：“穷人志气高，不好也会好。”又以民谚来激励儿子：“长子不得力，苦到脚骨直。”对儿子总是竭尽全力进行教导，希望他好好读书，学点本领，将来好做一番大事业。
  应昌期5岁即常去父亲当校长的中城小学玩，观学校教师下棋，无师自通学会围棋，6岁入中城小学启蒙读书，12岁参加慈溪县围棋比赛，竟获冠军。小学毕业后，升读慈湖商校，一年后商校结束，改为师范（皆为慈湖中学前身）。应昌期有胞弟6人，因家中人口众多，只依靠其父薪给度日，家境清寒。作为长子的他，16岁那年便辍学，揣着父亲好友陈芝霖写给其儿子上海统源银行行长陈润水的荐介信，只身闯进上海滩。
  出道上海
  那年代，宁波人心目中的大上海，便是“灯红酒绿，十里洋场”，既令人向往，又叫人揪心。少年应昌期面对霓虹闪烁的花花世界，能不能安稳地学生意呢？后来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没有忘记师长的谆谆教诲，连商校都未毕业的应昌期，一进入上海天津路阜昌里的统源银行，在行长陈润水关心下，跟着行里一位新派的高级职员学习银行业务。因自小受过母亲严格教育，他知道做人必须勤劳刻苦，发愤图强，决不能靠行长牌头，做练习生也一定要尽责尽力，每天除了一丝不苟地完成银行业务外，还要干些打扫办公室等杂务。他整天忙里忙外，即使有闲，就下围棋、练书法、学小提琴，绝不去沾染外头的灯红酒绿，自然引来了银行上下众人赞许的目光。应昌期天资聪颖，上进心强，记账、轧账这种基本功一学就会。不久，银行就放手让他做整个银行的月结算、年决算了。有人称赞他“对银行业悟性特高，尤其对会计实务，可谓闻一知十，无所不谙；日常工作，辄游刃有余”。当时沪上金融界资深人士陈润水相当开明，并不太计较学历、出身之类的俗套，看到这位小世侄的确很有本事，所以很快就提升他为正式行员，让他独立做账了。
  1934年夏，18岁的应昌期从上海回慈城探亲，在中城小学拜见父亲时，适遇刚来任教的唐平尘小姐，两人相见即生爱恋之心，两年后在慈城小北门旁名胜宝善堂订婚。以后应昌期又回上海统源银行任职，除过年外很少有机会来慈城老家，倒是唐平尘因是教师，凡暑寒假都回上海与应昌期相会。
  应昌期仗着聪明能干，银行业务日益精通，工资也年年见涨，月薪也有了15块银元。而当时唐小姐作为新一代职业女性，有学历、有职位，已是高级教师，月薪已有35块银元，高出应昌期一倍多。按国人的传统观念，应昌期觉得很尴尬不安，决心要改变这个状况。
  1937年夏，正巧福建省银行在上海招考3名高级行员，没有大学文凭的应昌期，在上百名应考人员中，居然以优异成绩，破格被录用，进入福建省银行会计科。翌年，在福州与唐平尘完婚。
  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福建省行随省府搬迁，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处，时敌机正大肆轰炸，交通险阻，备尝艰苦，在战乱中银行不断迁徙，而应昌期凭着出色工作，职务逐步升迁，先后任职永安分行副理、赣州分行经理、衡阳分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期间还曾应聘担任江西东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客座教授，直至1945年8月下旬，抗战胜利后，才回慈城老家探亲。
  发迹台北
  1946年的春节刚过完，又是一个偶然机会决定了应昌期后半生的命运。原来，重庆方面欲征调他去东北沈阳，参与接收沈阳银行工作，当应昌期由宁波到上海正准备去沈阳时，又与国民党要员严家淦不期而遇，严即动员应昌期随他去接收台湾银行。抵台北后，严出任台湾省财政厅长兼首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对应昌期的能力和为入一直十分赏识，应开始担任了台湾银行总行业务经理。由于应昌期的敬业精神、聪明才智以及其人格上的刚正不阿、廉洁守信，他受到重用，一直升到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兼国外部经理、营业部经理及业务部经理，是实际上的台湾银行当家人。这样从1946年至1963年，应昌期在台湾银行足足干了17年有余。期间，台湾大学为配合金融业需要，特增设银行实务课程，先后二度敦聘应昌期去该校兼任教授，讲授银行实务。因听课学生踊跃，曾多次更换教室，他能以小学毕业资格执教于台湾省最高学府，可谓奇人奇事。此时，国民党看中应昌期卓越的理财能力，欲让他出任台湾银行行长，但同时又要他必须先加入国民党。应昌期一口回绝了这个先决条件，他宁可不当行长之职，朋友闻知，均为之惋惜。应昌期却说：“人各有志，我有自己的为人为事准则。”从此，他告别了金融界，立志在实业界谋求发展，投入民间企业行列，在十数年间先后所创事业有：华夏塑胶公司、利华羊毛公司、国泰化工公司、益华食品公司、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及美国印科电子公司等，其中利华、国泰、益华及国际票券均以股票上市，皆以业绩卓著而成为投资者争取对象。应昌期已称得上名符其实的实业界巨子。
  倾力围棋
  应昌期从小就酷爱围棋，成年之后，他把围棋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他曾说：“围棋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可是日本人居然以围棋故乡自居，岂不欺人太甚！”于是他立下宏愿，要尽毕生之力，振兴围棋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他自称：我一生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办围棋，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办实业。此话不虚，他终生致力研究围棋、推广围棋，他担任过台北市中国围棋会总干事，曾捐资1亿新台币在台北市创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创始了计点制围棋规则与量斗棋具。又是他设置了世界围棋赛中最高奖项冠军奖金40万美金、四年一届的应氏杯围棋大赛。1996年，他捐资人民币1.6亿元，在上海市黄浦区兴办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应昌期围棋学校，并设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台湾，却要到上海来兴办围棋学校？他的回答是，要让这个围棋人口最多的东方大都市成为向世界推广围棋的桥头堡。
  应昌期热心提倡围棋，四十余年如一日，为围棋慷慨解囊数亿之巨，他是满心情愿，难怪有人称他是“黑白世界的诺贝尔”。在病中甚至临终前仍不忘他的围棋大赛和围棋学校。生前他亲自主持了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所憾的是冠军均为韩国棋手所得，直至今年的第五届“应氏杯”决赛，由我国的常昊九段圆了他的梦，应昌期先生若地下有知，定会欣慰不已。
  情注家乡
  应昌期自己有钱后，无时不想着家乡人民的福祉。
  1988年9月，他第一次回宁波，就急着去中城小学。这里不但是他童年生活、读书过的地方，而且是他父亲当了37年校长，又是他的太太唐平尘曾在此当过体育教师的一所学校。走进校门，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列队欢迎他荣归故里，使他激动不已，而见到校舍破旧、年久失修，心生感慨，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校舍破旧不堪，已不能再修复，你们搞个预算，我要把它全面重建。”他说干就干，回到台湾后，马上把承诺捐赠的建校资金一次性汇寄过来，设计方案好中求优，一张张图纸由他亲自审核、修改，一次次用传真与设计师沟通，还从上海聘请专业工程人员监工，又多次派人从台湾到慈城考察工程进展，再把墙面材料的劈离砖（二丁挂不染尘）用了27个集装箱专门从台湾运来，他为重新建造他心中一所宏伟、典雅、精美的中城小学，居然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在两岸人士密切合作下，五幢壮丽、精致、宏大的校舍矗立在花园之中，堪称全国一流的校舍，凡参观者无不惊喜羡慕。
  紧接着，应昌期又相继捐资建造与中城小学相连的倡棋幼儿园，他胸有成竹地要在家乡实施教育“一条龙”工程。设计因地制宜，造型各具特色，方案一次次送台湾修改，设备考究、建筑精美的一座漂亮的幼儿园完成了。让孩子们在快乐活泼的童年生活中开始学习围棋，充分开发智力，使他们的思维能力更加敏锐，其用心真可谓良苦了。
  1991年开始，应昌期又捐巨资全面重建慈湖中学，一座雄伟幽静的慈湖中学，建造在风光秀丽的慈湖北岸、阚峰山麓，背山面水，绿荫丛中，一排排白色高雅的建筑，气宇非凡，迄今在别处尚少见有如此美好的校舍及其与湖山相映的自然环境。慈湖中学重建完成了，应昌期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1994年10月23日，他亲率美国、日本、澳洲及港台地区实业家130余人来甬出席“应氏家属捐资兴学和应氏集团创办的四项工程（包括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利华（宁波）羊毛工业有限公司）落成（开业）庆典活动”。参加庆典的有上千名历届校友，应昌期即在慈湖中学以盒饭招待，他与夫人唐平尘女士坐在学校接待室里也不例外地端盒饭吃。笔者正在场，即问：“应先生吃得惯吗？”他便说：“很好嘛！钱要花到值得的地方，可节省的就不要浪费了。”这话使人听了感慨万千。他生前本想在慈城再建一所大学，以实现他办学“一条龙”的理想。当年他曾问捐建宁波大学的包玉刚：“我准备出资1亿美元办所大学，够不够？”后因当时还无民办大学先例而被搁置。故未能遂愿。
  1996年10月，刚患了一场重病的应昌期，刚好80岁大寿，在夫人唐平尘女士卫护下偕子女、亲友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围棋学校开工典礼。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说：“..我个人的心情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大病初愈，美梦成真’。本人在65年前曾在天津路、河南路的银行做事，那时我只是个小职员，没有什么钱，但我想有朝一日有钱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办个围棋学校，而且最好就在天津路上，没想到65年之后，这个美梦终于成真，所以我非常高兴。”
  回台北以后，他又萌生了要重建慈城保黎医院的意向，于是他再次捐资建造一个花园式别具风格的保黎医院，以发扬该院以往的高尚医德及优良院风。已身患绝症的应昌期仍时刻记挂着重建医院规划与实施，医院设计草图先后六易其稿，精益求精，建院总体方案，由他亲自批准。在他与死神抢时间之际，还作了最后的贡献。在此之前，他已捐资建造了台北市宁波同乡会馆、宁波市联谊中心。期间，他还在家乡投巨资办实业，现代建筑材料公司、利华（宁波）羊毛工业公司就是应氏集团在宁波创办的大型企业。尤其可贵的是，他再三叮嘱子女，在家乡办实业的赢利，决不带走，要全部用于当地办实事。他为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为表彰对宁波改革开放和社会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海外实业界、科技界的著名人士，早在1993年10月在第一批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中，就有应昌期和他的儿子应明皓。
  1997年8月27日，这样一位对家乡、对祖国怀有赤子之心的杰出的金融家、实业家、应氏围棋计点制规则的创始人，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但家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大爱与德泽。他心中的未竟事业，家乡人民也一定会去努力实现的。
  药王冯根生
  王静
  一、缘起
  《千年望族》发表的那一年，有几位“老慈城”打电话说，《千》文漏写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药王冯根生。
  其实文稿谋篇布局时，我曾想到过冯根生很可能是慈城人，只是手头没有足够证明的资料，只好作罢。毕竟冯根生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不可乱高攀。一个人生于何地，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别说冯根生，就是平常人也不敢乱说，对于古城慈城，我更不敢造次。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地方与一个人一样，同样是怕出名的。现在慈城名声在外，如果将毫无依据的事与人都嫁接给慈城，既违背历史事实，又有损慈城的名声，因为如此，虽听说冯根生是慈城人，但我仍不敢轻易下笔。
  然而缘于那个电话，考证冯根生是哪儿人似乎成了我的义务。一次次走访老人，写信、打电话与青春宝集团公司联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功夫终究不负有心人，2001年底，我收到了寄自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国药冯》一书，是一本介绍冯根生国药生涯五十年的传记文学作品。之后，青春宝公司定期寄来的《青春宝报》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将药王冯根生的踪影与几百里外的我紧密相连了。
  尽管《国药冯》一书并没有提及冯根生是哪儿人，但书中的“祖父冯云生是胡庆余堂的第一批药工；父亲冯芝芳也是胡庆余堂药工..”短短的几行文字，让我看后为之振奋，“云生”与“芝芳”正好与慈城冯氏辈分排行相吻合…
  二、拜访
  2002年春天，杭州市政府表彰三位著名企业家，其中一位就是冯根生。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一生中的三个惊喜，第一个惊喜就是14岁那年进胡庆余堂当学徒。冯根生告诉记者他出生在杭州，5岁时逃难回故乡慈溪。哇，冯根生是宁波的冯氏后裔，而慈城又是冯氏发源的大本营，凭这一点，几位“老慈城”的话错不了。
  “冯根生有可能是慈城人。”我将这个猜测，告诉了慈城镇党委书记徐文华、镇长张银康，后又从杭州宁波经促会得到证实，徐文华、张银康决定要到杭州拜访冯根生。
  2002年腊月二十四，一辆面包车载着家乡人民的问候，载着慈城的年糕、冬笋，飞驶在杭甬高速公路上…
  在青春宝集团公司的会客室，老乡见老乡，虽不见泪汪汪，但乡音交谈，也格外亲切，特别是冯根生风趣地提议：阿拉是家乡人，不要用普通话，就用慈溪闲话讲勿。这一句话让我们未曾谋面的慈城人少了一份拘束。镇长介绍了家乡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慈城保护与开发的情况。冯根生听后很高兴，连声说：“慈城，我有记忆，阿拉在家乡逃难时，来过。”“慈城是我祖籍，我的祖坟在苏冯（费市）。”“阿拉冯氏是个大家族，走到东西，都不会忘记。”一连串带着浓重乡音的慈城两字，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冯根生年近古稀，看起来却显得年轻。作为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位传人，他是新中国中药事业的开拓者，从他的经历能读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创业史、国有企业的改革史。说实话，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的那位说着慈溪老话，思路敏捷而谈笑风生的男人，他的个人身价居然高达2.82亿元人民币。“2.82亿元”，我实在想象不出该怎么来形容这个数字，我愣住了，我忽然觉得：这种感觉几年前我曾有过。我想到了冯根生的一个先祖，那位在咸丰年间捐银子30万两的冯云濠，记得几年前的那一天，当我看到有关“30万两银子”记载时的那一天，我愣住了…同样的愣住，我为一个家族的不同时代的两个药王发愣。幸亏，大家的眼神都集中在药王冯根生的身上，谁也没察觉我的走神，但由于走神，我却错过了许多瞬间的精彩，以及谈话的内容。
  离开时，张银康向冯根生送上了慈城的年糕和冬笋。年糕、冬笋是慈城三宝中的两宝，年糕年糕年年高，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这是年末岁首吉祥的祝愿。而冬笋是根，从慈城的云湖山区来，留在杭州的桃源岭下，这条根不就把慈城与杭州给连接了吗？
  三、寻根
  据慈城多年研究冯氏家谱、现年87岁的冯涵才老人推测：冯根生是慈城五马桥冯家的后代，他是老慈溪（汉）忠贞公第五十三世孙（唐）忠安公第三十九世孙（排行尚字辈）。根据冯涵才回忆：冯根生的爷爷瞻来（族名，排行崇字辈）公是个留有白胡须、爱开玩笑的老顽童。他约在1934年还到慈城喝过冯涵才的喜酒。冯涵才还记得：瞻来公来慈城时，曾提到他儿子结婚多年没生育，害得一直难抱孙子，后来添了一个儿子，特别宝贝取名为毛儿。
  循着苏冯村的线索，我们找到苏冯村的冯姓村民，他们说是慈城冯家兵部尚书的后代。兵部尚书指的是明朝冯若愚的三个儿子元飏、元飚、元飂三兄弟，人称冯家三龙。崇祯十五年（1642），元飏被任为兵部尚书。
  据今年八旬的冯富生老人（苏冯村辈分最高）回忆：是其阿爷从慈城搬到苏冯的。另一位78岁的冯吉才老人回忆：过去经常去慈城拜祖，经常要走过县衙门。根据此分析，苏冯村的冯氏其中一支来自五马桥的冯家，与慈城的冯涵才老人回忆相同。
  由慈城迁移到城外的冯家农庄（现在的费市苏冯村），经100多年的繁衍，苏冯村的冯氏已是子孙鼎盛、族分三堂了，其中七堂是冯菊洲支族，乡人称冯家大屋；八堂是冯和洲支族，还有九堂支族居住在叫堂前的地方。冯云生、冯纪生和冯裕生应是五服嫡堂，都是九堂支族的子孙，按排行推算：他们是崇字辈，而冯根生是尚字辈，这与冯涵才老人推测的一样。
  据传：清朝同治年间开始，慈城冯氏族人已有人偶染鸦片，有的冯家人离开慈城避毒。想必冯小赢是传说中“有的冯家人”中的一个，也许他感到鸦片对人、对家族的毒害，就选择了逃避，将一家大小迁居，远离养尊处优的县城，率子孙们过一个“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是啊，“农耕种养”是中华民族兴家繁族的传统。可万万没想到迁居在苏冯村的冯氏子孙仍有人继续吸食鸦片，有的竟将家业败得荡然无存。一些有见识的冯家人只得再度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去杭州，有的去上海，还有的去天津，冯根生的祖父就是在那时去的杭州，成为胡庆余堂的第一代药工。
  现在苏冯村的乡人还记得冯云生的小名为野狗，其故居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据说与野狗一起去杭州的同乡人不少，大都在胡庆余堂当药工。慈城作为中国国药业的摇篮，慈城最早的国药业始于北宋（清道光年间的《溪上遗闻集录》），而慈城的冯氏又以药肆而闻名，因此冯家人去胡庆余堂自然备受欢迎。同一时期，从苏冯村去天津谋生的有冯崇超，字占祥，做五金生意的，后成为天津商界的领袖。
  苏冯村的老年协会现设在原是一座建于清光绪十五年的小庙，如今小庙已改作他用。但那块记载因兰盆会而建小庙的石碑倒是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为建这座小庙至少有六个冯姓族人捐款，其中三个传字辈的冯氏族人，不知他们是兄弟，还是堂兄弟，更不知这三个是不是现在冯姓传说中的冯菊洲、冯和洲和冯炜洲三人，但按年份分析很可能是的。
  岁月悠悠，世事茫茫，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即使能推算出一些眉目，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慈城冯氏自从始祖忠贞公定居慈城后，祠堂已分为大宗祠、惠宗祠和统宗祠三祠堂，而支族也分西桥、大街、大桥、柽树和福聚等五支；到了明清时期，冯氏家族更为繁盛，本支、分支、旁支的名堂更多，好在冯氏先祖为冯氏子孙们排定96字辈分排行，这为庞大的家族后裔寻根提供了可寻的依据。
  四、药王
  1949年1月19日，冯根生的耳边回响着祖母“生意是学出来的，本领是做出来的，再苦再累也要挺住，不要做‘回汤豆腐干’（慈城方言：被老板辞退之意）”的叮咛，迈进了那座药香氤氲的石库门，在行了旧称为学徒的三步九叩的拜师礼之后，冯根生开始了童工的学业生涯。
  时值新旧制度交替，胡庆余堂一年一次的收徒制也宣告结束，这给冯根生将国药创出一片新天地带来机遇，三年学徒的磨炼，两年站柜的根基，几十度风雨几十载春秋，冯根生先将“苦大丑慢”的中药剂型改革成“甜小美快”，以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跟上时代步伐；又将古老的秘方注入青春活力，青春宝、永真片让人返老还童的梦想逐步变为现实。
  之后，冯根生以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身份，率全体职工以37万元资产起家，在国家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将一个作坊式中药加工场发展成为我国中药行业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实现了中药打出国门、跻身世界药业的愿望。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首届全国“创业企业家”的荣誉称号既是对药王冯根生的奖励，又是冯根生作为从慈城——中药摇篮诞生的一代国药传人的见证。
  大源行
  ——城乡经济的纽带
  冯鸿烈
  古县城直街，自观音堂至骢马桥脚，历史上一直是最繁华的地段，横街则东起市心口西至鹅行跟为最。这两条街道，沿街店铺林立，各业齐全，几乎集古城商贾之大成。不仅如此，而且在各商铺门前，还有不少小商贩在此设摊，或卖蔬菜，或售水产，或出售其他土特产，品种繁多，不可胜数，尤以四、八两个市日为最。四郊农民，都进城赶集，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尤以市心口为最，这是因为市心口有一家大源行。
  大源行坐落在下横街口，坐北朝南，在市心口转角的恒茂烟店隔壁，有一个四开间双层木结构店面。行里职员不多，但业务却是十分繁忙，营业时间也与其他商铺不同，一般商店都在早晨六七点钟开门，到下午五六点钟打烊，而大源行则不同，它的开门时间，可能是清晨两三点钟，而打烊时间，往往要比一般商店迟，这是因为它的客户往来和业务上的需要。它的主要业务是把客户运来的大宗土特产或蔬菜瓜果，出售给各小商贩或卖主。通过买卖，他们从中收取佣金，作为支付职员的工资。所以市场上的各个体商贩，是他们的常客。这些商贩从大源行贩去土产、蔬菜，再零卖给前来上市的居民，从中获利，赖以维持生计，过上安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源行可以确定市场上流通的各类物品的价格，商贩们则根据批发价格，再加价零量出售，到市场上流通。对此广大居民也都认可，没有意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格局。大源行之所以有权自由定价，据说还有段艰难的历程呢。
  大源行创立于辛亥革命以前，它的创业者主是骢马桥下的应氏家族应德孚先生的先人。创办之初，这是一家私营的小商行（牙行），专营代客销售来自乡间或外地的蔬菜瓜果，并酌收佣金，作为开支。但当时商业上往来的业务比较复杂，有现销的，有赊销的，有记账的，也有委托代理的，形式各异。其后因某些经营不当，逐渐形成了不少滞账，导致周转失灵，无法继续。到德孚先生接手后，就向当地政府呈文申请，要求政府协办。后来省政府批文下来，叫他们直接向省政府领取“牙帖”（是当时一种工农业许可证），并每年上缴一定数量的金额。这样才改名为“大源官行”，仍由德孚先生为掌柜。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了定价的权利。他们所定的价格，也就成了官价。据其后告知，他们所定的价格都有历年的市场价作为依据，不是盲目确定的。凡是一种产品，在本年度第一次上市时，其价格往往是比较高的，以后随着上市产品的增加，价格便逐渐回落。例如茄子，在当时旺盛时，市场价不过五六分一斤，而第一次少量上市时，开秤价可高达一角九分二，超过当时的肉价几近一倍（当时的肉价是一角二分左右），这些茄子只有当时的吃客才买得起，一般的平民从不问津的，这就是大源行的定价法则，历久不变。所以国家币制稳定时期，物价就不会大起大落，市场也十分稳定。大源行从晚清时期创立，历经民国，直到解放，约有近百年的历史，经久不衰。另一方面，它与农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大源行的货源，大半来自农村或邻近县城。随着季节的转变，农村产品也不断变化，如冬季的蔬菜，春季的毛笋，夏季的瓜果杨梅，秋季的橘子、柿子等等，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因此市场上也就热气腾腾、永无休止。大源行不但对市场繁荣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大地激活了城乡经济，古城的繁荣昌盛，大源行确实功不可没。
  大源行的货物来源是多渠道的，有肩挑的，有车载的，有船运的。骢马桥边有一个船埠头，几乎是大源行的专用埠头。来船一靠埠头，就和大源行挂上了钩，大源行直接派人去船上司秤销售，为来船服务。肩挑的零担货物，则把它放在行内，任凭买主来行挑选，货主以后再来结算。有时上市的货物少了，小商贩们会早早前来争购，所以大源行必须提早开门，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在大源行任职的员工们，除了勤杂工外，其司秤、记账的人，都有一定的水平。司秤的称起一宗货物，就会高声吆喝：“写账喽…字号货物×价格，总计×元×角×分。”秤杆放落，就把价钱报得一清二楚，记账的就立即记下，从不含糊。其斤两的心算速度，确实惊人，与现在的神算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心口由于经常能听到这些吆喝声，而显得十分热闹。
  这司秤工作，开始由掌柜德孚先生亲自主持，后来又培养出几个助手，协同进行。德孚先生老成持重，在商界颇有威望，人都不直呼其名，而以“老王先生”称之，后来年事高了，就由其儿子应坤华和应坤瑞两位来接替。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期，其孙儿也主持过几年，不久就由慈城供销社接管了。
  笔者认为大源行虽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它的存在对古城的持续繁荣和兴旺发达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失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先例，是为记。
  宁波会馆的活化石
  ——慈溪会馆
  徐祖光
  宁波在北京的会馆，极盛时曾多达13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只剩下两处，即小甜水井的慈溪会馆和东琉璃厂的姚江会馆。原宁波裁缝垄断的成衣会馆——浙慈会馆也于去年扩建金鱼池小区时被全部拆除。
  要说宁波各会馆，历史最悠久的当数慈溪会馆和镇海会馆。根据能查到的资料，明嘉靖年间，小甜水井即有慈溪会馆和镇海会馆。但镇海会馆连同宁波会馆和鄞县会馆早于50年代末就被北京市征用拆除，盖起了红霞公寓。在小甜水井硕果仅存的只有慈溪会馆。
  提起慈溪，也足够我们宁波人自豪的，因为慈溪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之邦，人才辈出，这与慈溪崇尚教育密不可分。公元984年（北宋雍熙元年）慈溪即建有县学。1048年（北宋庆历八年），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还特地写了一篇《慈溪县建学记》。前年笔者还专程去慈城参观文庙，看到文庙还在修缮，碑石保存完好，深感欣慰。南宋时，慈溪又创办了慈湖书院、石坡书院、海隅书院。元时有杜洲书院、宝峰书院。明代有宝阴书院、东泉书院、西溪书院和屿湖书院。有不少书院都是饱学之士致仕后在家乡办学以激励后人。如1488年（明弘治元年）进士姚镆，从尚书官位上告老还乡后，即在家乡办了东泉书院（东泉为姚镆的号）。至于启蒙的私塾则更是遍布慈溪的城乡。明代宁波共有进士977人，而慈溪即达244人；清代宁波共有进士298名，而慈溪就占111名。明、清两朝慈溪共有三鼎甲6名，其中状元就有2名。至今慈溪还存有状元府。
  由于慈溪祟尚教育，进京赶考的举子就多，因而在北京建立供赶考举子住宿的试馆也应运而生。慈溪选择离贡院较近的小甜水并建立会馆也就不足为奇了。慈溪会馆原只有胡同路南9号一个院子，共有房屋36间。后由于不敷需要，又陆续将院子东边紧挨着的10号、10号甲、大纱帽胡同5号三个院子买了下来，增加了60间房间，共计96间，形成了由大纱帽胡同西口直至小甜水井中段四个大院连成一排的慈溪会馆。另外还在兵马司中街4号和兵马司后街29号置有房产共38间。由此可见过去慈溪会馆人才济济、财力雄厚。新中国成立时，慈溪会馆办公的9号院的门洞里还挂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榜眼杨九畹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姜宸英两块牌匾，好不风光。
  根据资料，1947年慈溪会馆的董事长为沈芑舫，副董事长为陆观甫，文书董事为郑味兰，会计董事为童佐良，庶务董事为张伯蘅、沈兆熊，监察董事为王成柏。除董事长、副董事长另有住处外，其余5名董事均住在9号院。住在慈溪会馆各院里的住户，过去都是慈溪同乡。据1953年的同乡录记载，共有同乡33名主要从事教育、财经、建筑、西服、国药事业。庶务沈兆熊原为建筑师，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华北工业大学教授和副校长。
  笔者曾多次走访小甜水井9号、10号等院落，考察各院房屋及住户情况。当然过去门洞里悬挂的以便向人炫耀的榜眼、探花之类的牌匾早已不知去向。院子因人口膨胀而私搭乱建，也早已面目俱非。各院都只剩下一米宽的羊肠小道供住户出入。但有幸的是笔者终于在9号院的深处找到一户老宁波。这是笔者跑遍北京宁波会馆旧址找到的唯一一家老住户。户主名叫张友章，原在顺义一所中学当老师，现已退休在家。他父亲就是原慈溪会馆庶务董事张伯蘅。张伯蘅在1937年拖家带口到北平汇丰银行当职员。张友章是1940年在北平出生的。北平解放时他才9岁，所以对新中国成立前慈溪会馆的情况知之不多，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会馆变化却还有印象。据他说，1951年7月北京成立了浙江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要求宁波各会馆将财产移交给管委会。那时他父亲与几个理事常到北屋郑味兰家研究工作。具体移交工作由他父亲负责，进行房产及财务登记，后连同住户清册一并上报，然后由管委会派人进行核实并履行交接手续。所以慈溪会馆的工作实际上早于1951年9月便宣告结束。至今张友章还保存着他父亲留下来的当年交接时的资料。
  最近，张友章又告诉笔者说，小甜水井这片房子已有拆除的消息。很多宁波会馆的房子已经见不到了，为了保存宁波会馆的活化石——慈溪会馆的模样，笔者抓紧时间赶赴小甜水井，立即将慈溪会馆几个院子的外貌照了下来，留作纪念，以便让大家知道这里曾经有过盛极一时的慈溪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