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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山现在已经是默默无闻了！然而在明清时代，她却是那样风流显赫，声名远扬。
  因为她是“龙山凤水”的山水慈城万千气象中的第一名胜，是鼎甲相望的科举慈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是“文化之江”中文化慈城学术传承的历史见证。
  管山在慈城夹田桥西，慈江（姚江支流）南岸。其高不逾10米，宽不过20米，占地不过一亩。山上杂树丛生，山脚芦草横陈，山下野渡无人。我无法循路上山，寻找旧迹，只能在冬日的斜照下，绕山三匝，怅然而归，为历史的苍凉和文化的孤寂。
  管山太小，以至于慈城人大多不知有此名山，甚至邻近居民也多不知其名。但府县诸志中这座小山却越群峰而独具高名，成为山水慈城的第一名胜。嘉靖《宁波府志》在形胜卷中说慈溪“县负山百治。..治之左为上午岙，东岭出其腋，又左为花瓶山、马岙山、清道山抵夹田江，伏脉乱流为管山”。16卷的雍正《慈溪县志》在卷首特收四篇关于管山和管山亭等人文胜迹的序叙，倾诉人们对她的敬慕之情。慈溪文人儒学训导骆培称管山亭成，登临纵目，大舒心怀：
  “上矗云霄，下临江渚，远山横黛，近野纡青，潮汐往来，烟霞舒卷。风景之美，于亭毕收，凭眺其间，旷然自得。假令使王勃崔颢辈绮章高唱，何逊滕王黄鹤下哉！”
  将其与滕王阁、黄鹤楼相比，自是作者的偏爱，但管山风景之美，在慈城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管山成为文人聚会登临的胜地、吟咏切磋的名山。于是大文学家屠隆来了，他从宁波来。万历十九年（1591）秋月，他与宁波知府张尚通等人泛舟江上，登上管山，遥观慈城风景，赞叹万千，并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篇《卿云记》。于是大诗人袁枚来了，他从杭州来。乾隆六十年（1795）春天，他以80岁的高龄，乘舟沿浙东运河飘然东行，在慈溪故乡水竹村祭祖后，又在夹田桥畔舍舟登岸，游管山亭，宿清道观，完成了他回乡寻踪的夙愿…就这样，“极江山之胜”的管山和管山亭在一代代文人骚客的吟唱声中，成为山水慈城的永恒象征、万千景观中的第一名胜。
  管山的价值并不止于此。她是慈城万千学子心目中的“神山”；是鼎甲相望、进士辈出、举人比肩、秀才盈城的科举慈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与邻近的鄞县相比，唐宋以来，慈溪的科举成就和人才培养一直难望其项背。当南宋鄞县有500多名进士，仅史氏家族就有“二王三相、七十二进士”之称时，而整个慈溪的进士还不过百余。而一到明代，慈城文运骤昌，科名长盛。与鄞县、余姚一起，独擅明代全国科举胜场，人才之众为世所重。在明代89次科举考试中，共有24168名进士，其中浙江省有3799名，占全国进士的六分之一，是全国进士最多的一个省。而慈溪、鄞县、余姚三县共有进士902人，占全省进士的四分之一之多。其中慈溪有进士246人，鄞县288人，两县鼎甲相望、人才相当。特别是正德九年（1514），浙江考取进士57人，宁波府所属5县为20人，共占全省的35％。其中鄞县10人，慈溪9人，共19人，占全省进士的三分之一。姚汀、周士英等9人同科登第成为小城的骄傲、文运的祥瑞，几十年间传为美谈。为此县人特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城大街上建造九凤联飞坊，以纪念这一科举盛事。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明代宁波府科名鼎盛，称雄江南，共有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14人次，但其中本土五县的鼎甲会元中，只有两名状元和两名会元。而这两个状元姚涞和杨守勤，两名会元袁炜和杨守勤都是慈城人。一个不足一万居民的小城，在百年之中连出四名状元、会元，怎不令人惊喜振奋？于是循迹寻因，认为慈溪之所以在明代能文运昌盛，鼎甲相望，是因为管山风水所至。
  《重建管山亭叙》云：“建亭于山，取象于文笔峰。”
  “寓意良深，嘉思得切，以故人文日以炳蔚，科第益以联绵。方落成而鼎甲叠乘，蓬瀛瑞霭者捷应如神焉。夫固人之杰矣，抑地灵之隆隆于巽位。”
  《管山亭考》究其原因云：“（管山）而中峰高矗，遥对学宫，为邑之文笔峰。山下为江…筑亭山巅以为翊运培风之助。”
  历史的传说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四明谈助》中说：“嘉靖元年（1522），管山下的夹田桥之西，忽然一洲，镜圆而隆起。”邑人向锦曰：“凡洲起，为魁元之兆。今沙洲涨夹田，慈溪出状元乎。”第二年，姚涞果然中了状元，嘉靖十六年（1537）夹田桥江又涨出一洲，结果第二年袁炜在会试中了会元、殿试成了探花。这些巧合，使人们更加坚信管山的盛衰关乎慈溪文运的命脉，并把修建管山亭等标志性建筑，作为地方官员和儒士文人的历史使命而代代相传。于是有了满目瓦砾，一片肃杀时的“管亭倾圮以致科名鲜少，物力维艰，皆巽方缺陷之故。乃地灵使然，非缘人事也”；“旧有管山亭，于方为巽，实关文运，今废且久未有起而更新之者”的焦虑；更有了“若以关文风之盛衰，系民俗之盈歉，则其事诚重，其功甚急也”而重建管山亭的决断；以及亭成之后，登临会咏，踌躇满志，坚信“以形势之胜加以神灵之佑，伫其掇巍科如拾荠，取青紫若操券”的欣慰。就这样，管山和管山亭成为慈溪历代官宦文人学子心目中的“神山”，衡量人文之盛甲于诸邑、科学之盛称雄两浙的慈溪（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
  管山居百里姚江航道的中段，是连接宁绍两府学术文化重镇鄞县、慈溪、余姚三县的地理支点。管山之于姚江，是历史见证。她目睹、记录了千年古城的兴衰和姚江文化的传承。人们不会忘记，当27岁的鄞县县令王安石为新建的“慈溪县学”写记时，称“慈溪小邑，无珍产淫货以来四方游贩之民”，又担忧教化虽好，但“而今之吏，其势不能以久也，吾虽喜而幸且其将行，而又忧夫来者不吾继也，于是本其意以告来者”。确如王安石所言，慈溪在两宋之交时仍是局处一隅的小县，在江南乃至在浙东还未有其应有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人们还未能看到它的前程。但是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并以他的行动给慈城的历史发展烙下了他的痕迹。这个人就是南宋嘉定十年（1217）状元、两度为相的制置大使吴潜。他在判庆元府时，于宝祐五年（1257）巡视至慈溪，见二百里姚江之水被民田阻隔，不畅其流，及鄞北、定西（今镇海西）三地田不得溉，民不能富，就相地度势，作出规划，从赵家购得阻江之地，募民挖掘新河700丈，宽7丈，深3丈，称“管山江”（今太平桥至夹田桥段），绕管山而过。于是姚江淡水直达茅洲等闸，慈溪、鄞县、定海（今镇海）之民皆得其利。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姚江潮急风险，常有翻船，舟船多从城中河道绕行，因河狭桥多，多有不便，新河一开，舟船都从管山河而过。又筑新路15里，上覆石板沿管山直达城中，时称“相公衢”。自此，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从宁波到慈溪、余姚、杭州等地的舟船车辆，均沿管山而过。管山因此从一小山而声名鹊起，成为百里姚江、千里驿道中的标志性地方。而慈溪因后江贯通，山水美丽而英贤辈出，冠绝他邑，跻身于文献名邦之列。为此，人们在管山东麓建吴公祠，俗称“讴思庙”，以纪念这位自称“数茎半黑半白发，一片忧晴忧雨心”的贤相、于慈有大功的名宦。慈溪也自此开始了经济、文化腾飞的历史进程，至明清之际，已与鄞县、余姚一起形成名震全国的姚江文化和浙东学派的活动基地，姚江两岸成为全国人才最密集、学术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无数志士仁人、鸿儒硕士沿着管山在江上盘桓徐行，进行着学术传承和文化交流。宁绍两府的学者已不同于宋元之时的学派分立，而是沿着姚江，形成新的学术区域——姚江文化带，构成了新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浙东学派的宗师是绍兴府余姚县黄宗羲，但主要成员却是宁波府鄞县的万泰及万氏八龙、李邺嗣和慈溪县的郑梁、郑性等人。晚年黄宗羲在写慈溪人刘应期的墓志铭中回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感叹地说：“当是时，慈水（指管山边的慈城）才彦聚会，姜湍愚（思睿）、刘瑞当（应期）、冯元度（文伟）、冯簟溪（京第）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边县以自助。甬上（指鄞县）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指余姚）则余兄弟晦木（宗炎），泽望（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以慈城为中心，三县俊杰志士同气相求，同志相砺，悲歌长吟，壮怀激烈，在天翻地覆之际写下了慷慨悲壮的一章。姚江（慈江）也因此而成为文化之江，学术之江。而管山这座小山因此成了姚江（慈江）航道的枢纽和中点，也悄然包容了这一段惊天动地的变故中姚江人物的心灵历史和文化传承，成为“文化之江”中文化慈城学术流传的历史见证。
  管山荒芜了，慈江淤塞了，驿道废弃了。但历史还是记得，记得这荒芜下的辉煌和孤寂中的繁华。在斜阳的余晖中回望管山，管山像一个老人，无言但深沉睿智。像一本大书，简朴但内涵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