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人文鼎盛、科第绵延的慈城不仅有400余名进士和上千名举人，而且还出了5位状元。这就是宋代的状元姚颖、方山京和明代的状元姚涞、杨守勤，以及宋代的武状元胡应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阙如，以致对姚颖、方山京是否为慈溪（县城慈城）状元颇有异议，对姚涞、杨守勤的评价也众说纷纭。今特据史实予以考证。
  慈城的第一个状元是姚颖。姚家在慈城是一个望族，代有才人，其先祖世居吴兴（今湖州），后迁明州，遂为慈溪望族。姚颖（1150—1183），字洪卿，是宋代著名的神童，5岁时已能读书且过目不忘，10岁时能作文，在乡校考试时，每每名列前茅。明州府府学博士闻其名后非常惊奇，特地出试卷考他，结果应手成章，文采可观。神童之名，不胫而传。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殿试时，姚颖洋洋千言，以《中庸》、《大学》为切口，最终归结为宋金对峙，国防必备。此论分析透彻，议论纵横，为宋孝宗所赏识。于是宋孝宗亲自选他为该科状元，并吩咐有关部门不要刊发他的策文，免得其中策略被金国得知，并特地御书《旅獒篇》以赐。那一年姚颖才29岁。中状元后，朝廷授他为承事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他与知府郑伯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知府治政以严，姚颖济之以宽，并乘知府平和之时劝知府治民宜宽。他分析上严下厉的情形是因为“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则邑十之五，吏曹以为利惧，民之不堪也”。知府接受他的劝谏，从此“治民再无苛峻之政”。当地人民十分感激姚颖的恩德。三年任满，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姚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当时秘书省的办事人员往往在账簿上随意填写数字，但姚颖一改旧例，不查出错误绝不下笔。由于秘书省接近权力中枢，时常有地方官员馈赠钱财。接到这些馈赠时，姚颖从不启封礼单，而是加以缄封而还，其清廉之名日渐为人所知。后他又任平江府（今苏州市）通判。苏州是南宋的一大都会，地大事多、民稠讼繁。其中有一案件经年未决，姚颖依法惩处，穷究党羽，一府人民为之敬服。淳熙十年（1183）天大旱，姚颖在祷告苍天缓解旱情时，积劳成瘁，染病而逝，年才34岁，官止宣教郎。姚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元特，为饶州安仁县主簿；另一个名元哲，为福州连江县主簿。两人皆修谨嗜学，以文章修身养性。其祖父姚孚，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任左奉议郎。父姚孝全，累封朝奉大夫。因姚颖少年时即名闻甬上，号为神童，因此被人误以为是府城鄞县人。其实姚氏一族，向为慈城望族，英才辈出，除姚颖外，南宋的省元、神童姚正子及其后裔明代的姚镆、姚涞都是名闻全国的名臣俊才。他们的坟墓也都在慈城周围的山中。姚氏名人在慈溪县志中所记很多，而且多有姚颖后代者。而查阅史籍，鄞县姚姓大多在明代时迁入，且多住在乡间。唯一一支宋时迁入的姚宗本也是从慈城迁往鄞西望春山后发族。宋以后的鄞县，也无姚姓名人。姚颖的后代、世居慈城永明寺前的姚氏代表、明代著名方志学家姚宗文对他祖上姚颖被误为鄞县人的原因曾做过分析。他认为由于南宋鄞县人楼郁、袁燮的行状、墓志等文中提及姚颖为鄞人，而楼、袁认为姚颖是鄞人的依据是因为姚颖少年时就号为神童，常至府城，后人据此以为姚颖也是鄞县人。为此，姚宗文在编纂天启《慈溪县志》时，郑重地将他祖先姚颖收入县志，以正其籍。至于认为姚颖为福建长乐市人，其理由与《宋史》、《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的记载全部相左，与其家谱世系也无共同之处。作为科举制度相当严格的宋代，对各省的进士尤其是状元的籍贯，分省记载是十分明确的。浙江因地处京畿，有状元20人，占南宋状元总数的40.82％；福建13人，占26.53％。因此，姚颖为长乐人的依据根本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受慈城慈孝乡风的影响，姚颖对上辈非常孝顺，是著名的孝子。他少年时对上辈的丧事，已能哀慕尽礼。对他父亲的严格教育，也从无忤色。他的母亲身上生疮，姚颖日夜侍候，衣不解带，每次给母亲煎药，必定先尝后再给母亲喝。这位溪上第一状元以其敦德孝行以及过人的文才闻名，却在风华之年遽然而逝，不仅在当时为朝野所惋惜，千年之后，仍使我们这些乡人扼腕痛惜！
  慈城的第二位状元是方山京。方山京（1215—1265），字子高，号砚庵。其父方季仁，进士出身，官至南安军（今江西省大余县）教授。
  方季仁未出仕前就盛负文名，当时余姚县梁弄的一个孙姓大户慕名聘他为塾师，教授子弟。孙氏见他才貌双全，谈吐不凡，遂将女儿嫁给他，方山京也成了孙家外孙。有人据此误以为方季仁入赘孙家，方山京应为余姚梁弄人。此说大谬。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入赘是对男子的一种侮辱，入赘男子地位十分低下。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入赘的只是一些社会中贫弱无依的男子。而方季仁学识渊博，志向不凡，岂会选此下策？而他在梁弄教书时备受孙氏及同乡尊敬，岂会入赘？再说如方季仁入赘孙家，所生方山京当改姓为孙山京，但方山京从无改姓之举。查宋代史籍及《浙江通志》、《宁波府志》、《慈溪县志》等地方志，都明确指出方山京为宁波慈溪（今慈城）人。因此，方山京是慈城人是无可争议的。他谢世后，坟做在慈城东北二里巽尖岙。
  方季仁中进士后，远赴江西任教，后又染病辞世，留下寡妇孤儿艰难度日，于是方妻携子回娘家居住。少年方山京就在梁弄的外祖父家于困厄中苦学不辍。丙午年（1246），方山京在原籍宁波府通过了地方的选拔考试。景定三年（1262），他在壬戌科力挫群俊、独占鳌头，为该科状元。他的制策言简意赅，篇幅不长。当时状元等人的制策都要刊行发布，流传天下。主持刊印制策的官员认为制策宜长不宜短，便趁刊印之前，要方山京再加增润。但方山京不为所动，凛然正色回答说：“我平生所学在于诚信无自欺，如今策文已经被皇上看过并钦定为第一，再作增润，岂不是欺骗世人吗？”听的人肃然起敬，再不提增改之事。中进士后，方山京被授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今苏州市）节度判官。景定五年（1264）秋主持考试，适逢彗星出现，当时由于奸相贾似道当政，朝政混乱不堪，方山京在策题中借题发挥，极言内帑之私，公田之害。这一举搅了黄蜂窝，于是朝中小人气得暴跳如雷，连连上疏弹劾。一怒之下，方山京拂袖而归，回到家乡慈城，杜门教子，萧然自适，并游历周围山水，怡养性情。山清水秀的故乡使方山京的精神大为愉悦，而慈孝为本的氛围更令山京忆父思亲。在今慈城林家桥西的董孝子井前，方山京挥笔写道：“古并千年尚著名，只缘慈孝不胜情。碧烟自好浓霜白，何必溪流擅独清？”是啊，慈城的山水哪一处不洋溢着慈孝的精彩？故城以慈名，江以慈名，溪流、湖泊皆以慈名，千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这位出身困厄，由逆境中成才的状元那一颗淡泊于名利的心和浓烈于亲情的情怀。
  方山京回家乡后，住在上颜桥边（今太湖路与中华路交叉处）家中，闭门谢客，教子自乐。但乡人却感动于方状元的清正情操，把上颜桥改名为大方桥，并在大方桥西树起了状元坊以志其荣。这也是乡人对方状元的祝贺。
  宋度宗即位后，方山京于1266年再被起用，被任命为吉安州通判，主管建昌军仙教观。后升秘书省正字兼靖惠王府教授，再升校书兼庄文府教授。不久病卒，时年50岁。
  明代慈城有两个状元，一个是姚涞，一个是杨守勤。
  姚涞是传说最多的状元。姚家是慈城望族，在宋代就有两人以神童闻名全国。一为五岁读书，后为状元的姚颖；一为七岁通经，后为省元（礼部考试第一）的姚正子。明正统年间的兵部尚书姚镆以清廉名世，《明史》称“时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梁材与姚镆也”。姚镆即是姚涞的父亲。据传姚涞出生时，他的母亲张氏梦见一只五彩翅膀的大鸟飞入怀中，随后便生了姚涞。姚涞八岁那年，其父姚镆欠下巨债。到了腊月，债主都来逼债，有的人甚至带了铺盖住在他家，大有债不讨回决不撒手之势。姚镆束手无策，只有好言相求，但仍无济于事。
  姚涞见父亲如此为难，就想出一个妙法，要父亲给他400文钱，他便能偿清债务。姚镆岂能相信，说欠了人家数千两银子，你却想以区区400文了此大债，岂不异想天开？姚涞见说不动父亲，转身向母亲求助，心软的母亲尽管不信，但仍劝丈夫把400文铜钱给了儿子。
  姚涞得了铜钱后，悄悄地来到一个演小花脸的演员家里，恳求演员说：“我只有400文钱，全给您，请您帮我一个忙。这几天晚上，您悄悄到我家楼上，扮作魁星（状元星），站在我座位后，只要三个晚上就行了。”小花脸接过钱后，满口答应。当天晚上，姚涞在楼上读书，读到三更为止，第二晚又读。住在他家讨债的一个人见年关时节还有如此用功的孩子，不禁在晚上上楼窥视，只见小姚涞正聚精会神读书，背后站着魁星呵护。这一情景使他大为惊异，坚信这孩子将来必定前程非凡。于是那人下楼后便对各债主说道：“各位请回去过年吧，姚家所欠银两，都由鄙人代为清偿。只是现在身边没带钱，请各位在元宵节后到这里来兑现。”等了几天仍无结果的债主见城中富户承担债务，自是放下心来各自散去。
  正月十六，那人果然一一代还了债务。姚镆感激不尽。不料那人又说：“让令郎做我的女婿吧！一定请名师指点他。”这更令姚镆惊异不已，忙说：“你肯跟我结亲家，实在是姚某之幸。”
  此后，姚涞被送到三才庄私塾读书。弘治六年（1493）的一天，左都御使王谟来到这里私访，知道山明水秀的慈城向来人文渊薮，心想试试这里的私塾学生到底有否才学。于是走进私塾，问先生说：“你教的学生，才学如何？”先生忙回答说：“不瞒大人，好坏高低相差太远了。”王御使便用征询的口吻相问：“能否当面一试？”先生当即施礼说：“还望王大人赐教。”
  于是王谟以求对相试。此时墙外正有一个牧童手拿柳条，骑着黄牛走过。王谟便以上为题，出了上联：“柳枝策指牛。”有个高个子的学生便脱口对道：“枣条戳赶狗。”先生听了大为气恼。王御使却笑道：“对是对上了，只是欠文雅些。”那个学生却不服气地说：“先生的上联俗，还想有一个不俗的下联吗？”王御使听了这话也不恼，便说那我出一个雅联让你对，好吗？于是又出了一个上联：“前殿走到后殿。”那学生思路敏捷，脱口便对：“东街跑到西街。”尽管对上，终无英气。王谟一笑，对先生说：“此生贱才也。”
  先生见王御使很失望，便说此生生性浮躁，专喜在人前卖弄。私塾里还有一个高才生，大人不妨再出一联。王谟说：“也好，我再出最后一联，看是否有人能对。”他环顾四周，便说：“三字经、百家姓，茅草小屋一先生，童子七八个。”这联要对难度大多了，王御使想，谅必你先生也对不上呢！
  先生一听此联，便愁了：这联太难，自己尚不知如何去对，何况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正在发愁时，只见瘦长的姚涞起身说道：“大人在上，学生应对了。”接着便说出了下联：“八大臣、九公卿，金銮宝殿一朝廷，天下十三省。”
  听到如此大气魄的对句，王御使非常高兴，拉着小姚涞的手连连夸奖：“对得好！对得很有志气！从现在起，你如果再加紧努力，将来必成大器！”
  少年姚涞不负众望，相貌奇伟，资识过人，议论时以天下为己任。他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便获得第七名，但此后连续两次未能及第。但姚涞更加致力于学，并说：“读书当与天下后世争雄，长一方不足为也。”嘉靖二年（1523），姚涞在礼部举行的会试中，获第二名，在殿试中，获状元，遂为天下魁。据《溪上遗闻集录》记载，姚涞夺魁前，慈城东门外的夹田桥忽涨一洲，如圆镜一样中间隆起。向录听说后说：“沙洲涨夹田，慈溪出状元。”第二年姚涞果然以状元及第。宿儒袁景问何以预知，向录拿出《安吉志》说，凡洲起为魁元之兆。
  姚涞状元及第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其父恰从延绥还京，两人同在朝廷谢恩，一时引为美谈。在及第回家省亲时，姚涞想起少年时求演员扮魁相助之事，就到小花脸家相谢。谁知一到他家，小花脸立即迎上前来，跪下求饶，说自己因忙于家事没去姚家扮过魁星，白拿了400文铜钱。至此姚涞方知弄假成真，晚上相伴的确是文曲星。（见《咫闻录》）
  姚涞才识过人，但仕途却不顺达。中状元后第二年，嘉靖帝要封生父为帝，大议遂起，血气方刚的姚涞与杨慎、舒芬等人据理力争，触犯皇威，结果受廷杖，又被削职。过后才被复职。嘉靖九年（1530），任经筵讲官，讲对得体，为嘉靖帝称赞，但他对礼制的进谏却未被采纳。后来嘉靖帝命他参与修撰《明伦大典》，为其生父正名。姚涞当年因以理相争，而被廷杖削职，此时仍持旧见，坚决予以拒绝。嘉靖帝素知姚镆、姚涞父子刚直不曲，也就作罢，不予追究。十六年（1537）升姚涞为侍读学士。这一年姚涞为乡试主考，所取举子素质很高，一时名声大振。这届乡试的试题和答卷成为全国乡试的范式。嘉靖十七年（1538），姚镆逝世，姚涞辞职奔丧，因悲哀过度，随即死于家中，时年53岁。为纪念姚镆、姚涞父子，慈城建了许多牌坊，如西南街的状元坊为姚涞而立，宫保坊为姚镆而立；县东的三元坊为姚涞、袁炜、王交等人在嘉靖年间考中状元、会元、解元而立。如今，姚镆故居已成省重点文保单位。姚镆、姚涞的坟墓分别在上屿的东岙和西岙，不知还在否？
  姚涞字维东，号明山，生性以孝友闻名，幼年丧母，执礼已如成人。后事继母亦如亲母，对继母所生之子倍加关怀。读书务求实用，对边防海运、关隘险阻尤为熟悉，著有《诸边图》。对经学、诗学、史学皆深究精研，时有“翰林三绝”之称。著作有《明山集》。不幸的是因父丧哀思过度，竟以盛年而逝。他死后，嘉靖帝见他久不上朝曾问：“美髯状元安在？”当官员答以已经逝世时，嘉靖帝深为惋惜，特赐祭物。姚涞的文学造诣很高。他的学生杨维杰论他的诗文成就时说：“漱文艺之芳润，猎百年之英华，发而为文，夸目惬心。峻如乔岳，浩如长江，融如春阳，烈如秋霜，明兴作者，如公几人？”这自然有学生对老师的偏爱之情。但姚涞的学识才智，确非常人可及。我们从县志收录的几首游览家乡山水的诗作中便可见他的文学造诣。
  如《登大宝峰》：
  西郊步屧总交游，胜览中天四望收。每惜佳期重载洒，幸于今夕更逢秋。风生野外凉如洗，露滴林梢冷欲流。月色满山归未得，雁声何处起芦洲。
  秋夜，月色朦胧中大宝山的秀美之境不知是否依然？但姚状元的诗仍令人遐思。又如《出北郊过董孝祠遗址》：
  汉代遗祠何处寻？阚峰回首望云深。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废苑残碑横绿草，空阶石树集寒禽。延光威典依然在，几度经过思不禁。
  历史的沧桑、人性的光辉、自然的永恒、无尽的情思和深刻的哲理等就浓缩在这短短的八行诗中，令人悲叹的是这位德才双绝的状元却生前未能一展身手，身后埋名少为人知，悲夫！
  明代慈城的第二位状元杨守勤（1570—1630），字克之，号昆阜。其父杨世思，家居慈城察院巷。关于杨守勤中状元，在慈城也有许多传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状元井。相传杨守勤小时候在井边玩，不小心跌落井中，恰逢一个从江西来的风水先生路过，把他救了上来。风水先生告诉他的父母：此井通海底龙宫，他们的儿子已经拜见过龙王，将来一定有出息。当杨守勤状元及第后，慈城的老百姓称此井为“状元井”，每当孩子启蒙上学时，都要打一碗井水给孩子饮用，以寄望子成龙之意。
  另一个传说是说杨守勤是魁星（文曲星）下凡，鬼神都让他。有一个晚上，杨守勤正在房中看书写字，只见后窗外的王同知房屋火光冲天。冲天的火光中有许多鬼魅在屋檐上跳舞，一怒之下，杨守勤将桌上的砚台扔了过去。顿时，鬼魅逃散了，火也熄了，但王同知的大屋也倒塌了。第二天，杨守勤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大为惊奇。又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杨守勤闲来无事在慈湖边上乘凉，时月光中天，夜色如水，便不觉在岸边睡了。这时大庙菩萨正从城中回来，轿夫见了杨守勤，告诉大庙菩萨说有人挡道。大庙菩萨拉开轿帘一看，忙说：“这是文曲星，不要惊动他，我们从湖堤上绕过去。”蒙眬中杨守勤听到有人叫他文曲星，又见夜色中有一轿子在走，他不敢断定是否听清，于是心生一计，赶忙爬起奔到师古亭中，当道睡着。这时轿子刚到亭前，见杨守勤又睡着了，轿夫又禀告说：“文曲星又在亭中了，怎么办？”大庙菩萨知道杨守勤的用意，宽厚地说：“我们靠边走，不要惊动他。”不料，往边上一靠，大庙菩萨的脚滑入了慈湖。这使杨守勤非常内疚，但也不敢吭声。等菩萨过去后，他连忙回家。第二天一早，他特意去大庙察看，只见菩萨的双脚颜色一深一浅，有一只靴子还滴着水，便断定昨夜所见皆实。愧疚之余，杨守勤更加发奋读书，终于如愿考上状元。
  传说固然美丽，但生活并不平坦，杨守勤的人生之路相当坎坷。杨守勤的父亲杨世思是饮誉乡里的清贫教师，他把人生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取名为守勤。杨守勤不负父望，勤奋求学，并把自己的书屋命名为“宁淡斋”，以表明自己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志向。虽然他在万历丁酉年（1597）的乡试中名列五经魁之列，夺得经元，但仍未能改变他贫寒的家境。而杨守勤从中也看到自己学识还不够精到，并不急于赶考，而是南下漫游。万历三十年（1602），杨守勤来到遂昌城东的马鞍山，只闻书声琅琅，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个书院。这时书院老师外出，杨守勤情不自禁，将书童课业提笔删改。不久教师回来与之畅谈，只见杨守勤行装俭朴，谈吐风雅，为之倾倒，当即恳请杨守勤留下执教。杨守勤于是住了下来。边教书边读书，杨守勤的学识更为丰富。于是，万历癸卯年（1603）的冬天，杨守勤信心十足地从家乡慈城启程，北赴京城参加第二年甲辰科的会试。他一路风餐露宿，来到江苏扬州，千里旅途未尽，身边旅费告罄。困顿之际，杨守勤想到扬州下属的一个县令恰是他的同窗，于是来到县衙前求见。岂知这位县令并不把这位夺得经元的同窗放在眼里，不但拒绝相见，还在杨守勤送上的名刺（如同今日名片）上批上“查名”两字退回。面对如此轻慢的侮辱，杨守勤淡然处之，于炎凉处领略人生的滋味，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北上，去迎接人生的搏击。
  第二年春天，满腹经纶的杨守勤力挫群英，在会试中考了第一，在廷试中又夺得第一。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只有明初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才获此殊荣。连中两元的邸报传到家乡慈城后，家乡父老惊喜异常。在接到万历皇帝下旨赐建三元坊后，慈城在县衙的丽泽桥上，建起了比状元坊更高大、雄伟的三元坊，以褒奖杨守勤在丁酉乡试夺得经元，甲辰会试夺得会元、殿试夺得状元的佳绩。
  经元虽不是解元，但也是五经魁之一，因此杨守勤可称三元及第。三元及第非同一般，那个同窗闻知后，懊悔不及，连忙备礼致歉。看透人情炎凉的杨守勤退回了礼物，并附上一诗：“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这位平生以忠恕处世的书生，此时也免不了对那位势利小人予以淡淡的讥讽和揶揄了。这首诗也成了中国科举史上著名的公案。
  杨状元及第后，按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此时其母年老，孝顺的杨守勤告假回乡奉养老母。不久，其母病逝，按例又守丧三年。期满后迁中允，主持顺天乡试。再升为左谕德，专任太子朱常洛的教师。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太子对这位仪表非凡、生性豪放、学识渊博的状元老师非常尊重。每当杨守勤以历史上的事例作为治国借鉴时，朱常洛（光宗）总是恭恭敬敬地“竦听”。不久，杨守勤奉命册封晋藩，事成后擢升为庶子侍读。但令人惋惜的是，正展才能的杨守勤因病医治无效而逝，时年不满60岁。崇祯皇帝因其是先帝旧臣，加赠少詹事衔。其墓在慈城上岙的杨家庵后。
  与前两位状元一样，杨守勤也是寄情于家乡慈城的诗人、文学家。他下笔千言立就，文采斐然，著作有《宁淡斋集》十卷。他的《阚湖偶题》在众多歌咏慈湖的作品中堪称上乘之作：
  湖光山色总堪题，万顷苍烟入望迷。雉蝶连云波岸阔，虹桥漾月水天低。阚峰阁倚花岩畔，环碧亭开虎石西。况有名贤遗泽在，漫将妆点羡苏堤。
  晚明时期的慈城胜景宛如眼前，只是哲人已逝，江山依旧。如今杨状元宅的旧址仍在，马鞍山书院的遗迹仍在，富有神话色彩的状元井仍在。这一切都是人们对这位平淡如水的杨三元不平常的纪念。
  除了上述四位状元外，慈城在南宋时还出了一位武状元胡应时，这也是宁波府的第一位武状元。为此，南宋时的宁波地方志《宝庆四明志》在卷十中专门予以记载：“武举状元胡应时，以绝伦升第一名。”慈城人民也在县治前特地立了武状元坊，并在县治东南的竺巷口也立了武状元坊。一个武状元有两个状元坊，可见胡应时的影响有多大。直至景定（1260—1264）年间，因有两个状元坊，才把竺巷口的状元坊改建为攀桂坊。由于宋代重文轻武，在宋孝宗之前，武状元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武林旧事》记载了宋孝宗以后的武状元姓名，那里没有胡应时的姓名，因此胡应时应该是宋高宗时的武状元。有关武状元的材料很少。但我们知道宋代规定要考武举首先要通过拉弓和步射，又要策以军略，因此，能获得武状元的胡应时应该是“星含宝剑横，月笼兵书卷”的儒将了。
  综观慈城的状元，虽然都身负绝学，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德才皆备，但在历史上影响却不大，其仕途也不顺达。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到高官重臣以显示才能，甚至在宁波影响也不大，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但究其原因却使人在惋惜之余倍感敬佩，这是由于慈城的状元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他们为人忠厚旷达，事亲极孝。不论姚颖、方山京还是姚涞、杨守勤，都是当时公认的孝子，在亲情与仕途中，他们往往取前者而弃后者。姚涞甚至因父之丧而悲戚而死。杨守勤为养母而辞职。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官职升迁。这种浓烈的慈孝之心正是慈城文化中最有魅力的一点。
  其二是为义而生，不甘于浊世，不畏权臣，也不畏皇帝，在官与义之间，取义而轻官。方山京拂袖而归，闭门授子，姚涞义不遵旨，独守情操，以其清正刚毅获得世人的尊重。
  其三是从政年数太短，未能尽展其才而遽然病逝。姚颖和方山京都在中状元后五年内逝世，未能施展才能。姚涞和杨守勤则在磨炼以后刚获得朝野重视时盛年而逝，以致满腹经纶竟无处倾注。假如以姚涞之于边界海防之识予以抗倭固边，以杨守勤学识为崇祯之师，其功业则不可知矣。天不佑才，夺我良人，以至于竟有人以杨守勤与徐光启同科进士而指杨守勤为庸者之说。
  慈城的状元在仕途上的蹉跎不能证明他们的平庸和无能，恰恰印证了他们情操的高尚和人格的尊严。为此，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先贤们高贵的灵魂和追求——为国尽忠，不盲从皇帝，不屈于邪恶；为亲尽孝，孝顺于父母，友悌于亲朋；为官尽职，为平民谋利，抑富豪势焰。这种忠孝观念是带有深刻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我们在开发建设慈城古县城时要着力挖掘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当今我们在创建先进文化时要继承和发扬的文化传统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