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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状元考
  戴松岳
  人文鼎盛、科第绵延的慈城不仅有400余名进士和上千名举人，而且还出了5位状元。这就是宋代的状元姚颖、方山京和明代的状元姚涞、杨守勤，以及宋代的武状元胡应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阙如，以致对姚颖、方山京是否为慈溪（县城慈城）状元颇有异议，对姚涞、杨守勤的评价也众说纷纭。今特据史实予以考证。
  慈城的第一个状元是姚颖。姚家在慈城是一个望族，代有才人，其先祖世居吴兴（今湖州），后迁明州，遂为慈溪望族。姚颖（1150—1183），字洪卿，是宋代著名的神童，5岁时已能读书且过目不忘，10岁时能作文，在乡校考试时，每每名列前茅。明州府府学博士闻其名后非常惊奇，特地出试卷考他，结果应手成章，文采可观。神童之名，不胫而传。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殿试时，姚颖洋洋千言，以《中庸》、《大学》为切口，最终归结为宋金对峙，国防必备。此论分析透彻，议论纵横，为宋孝宗所赏识。于是宋孝宗亲自选他为该科状元，并吩咐有关部门不要刊发他的策文，免得其中策略被金国得知，并特地御书《旅獒篇》以赐。那一年姚颖才29岁。中状元后，朝廷授他为承事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他与知府郑伯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知府治政以严，姚颖济之以宽，并乘知府平和之时劝知府治民宜宽。他分析上严下厉的情形是因为“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则邑十之五，吏曹以为利惧，民之不堪也”。知府接受他的劝谏，从此“治民再无苛峻之政”。当地人民十分感激姚颖的恩德。三年任满，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姚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当时秘书省的办事人员往往在账簿上随意填写数字，但姚颖一改旧例，不查出错误绝不下笔。由于秘书省接近权力中枢，时常有地方官员馈赠钱财。接到这些馈赠时，姚颖从不启封礼单，而是加以缄封而还，其清廉之名日渐为人所知。后他又任平江府（今苏州市）通判。苏州是南宋的一大都会，地大事多、民稠讼繁。其中有一案件经年未决，姚颖依法惩处，穷究党羽，一府人民为之敬服。淳熙十年（1183）天大旱，姚颖在祷告苍天缓解旱情时，积劳成瘁，染病而逝，年才34岁，官止宣教郎。姚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元特，为饶州安仁县主簿；另一个名元哲，为福州连江县主簿。两人皆修谨嗜学，以文章修身养性。其祖父姚孚，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任左奉议郎。父姚孝全，累封朝奉大夫。因姚颖少年时即名闻甬上，号为神童，因此被人误以为是府城鄞县人。其实姚氏一族，向为慈城望族，英才辈出，除姚颖外，南宋的省元、神童姚正子及其后裔明代的姚镆、姚涞都是名闻全国的名臣俊才。他们的坟墓也都在慈城周围的山中。姚氏名人在慈溪县志中所记很多，而且多有姚颖后代者。而查阅史籍，鄞县姚姓大多在明代时迁入，且多住在乡间。唯一一支宋时迁入的姚宗本也是从慈城迁往鄞西望春山后发族。宋以后的鄞县，也无姚姓名人。姚颖的后代、世居慈城永明寺前的姚氏代表、明代著名方志学家姚宗文对他祖上姚颖被误为鄞县人的原因曾做过分析。他认为由于南宋鄞县人楼郁、袁燮的行状、墓志等文中提及姚颖为鄞人，而楼、袁认为姚颖是鄞人的依据是因为姚颖少年时就号为神童，常至府城，后人据此以为姚颖也是鄞县人。为此，姚宗文在编纂天启《慈溪县志》时，郑重地将他祖先姚颖收入县志，以正其籍。至于认为姚颖为福建长乐市人，其理由与《宋史》、《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的记载全部相左，与其家谱世系也无共同之处。作为科举制度相当严格的宋代，对各省的进士尤其是状元的籍贯，分省记载是十分明确的。浙江因地处京畿，有状元20人，占南宋状元总数的40.82％；福建13人，占26.53％。因此，姚颖为长乐人的依据根本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受慈城慈孝乡风的影响，姚颖对上辈非常孝顺，是著名的孝子。他少年时对上辈的丧事，已能哀慕尽礼。对他父亲的严格教育，也从无忤色。他的母亲身上生疮，姚颖日夜侍候，衣不解带，每次给母亲煎药，必定先尝后再给母亲喝。这位溪上第一状元以其敦德孝行以及过人的文才闻名，却在风华之年遽然而逝，不仅在当时为朝野所惋惜，千年之后，仍使我们这些乡人扼腕痛惜！
  慈城的第二位状元是方山京。方山京（1215—1265），字子高，号砚庵。其父方季仁，进士出身，官至南安军（今江西省大余县）教授。
  方季仁未出仕前就盛负文名，当时余姚县梁弄的一个孙姓大户慕名聘他为塾师，教授子弟。孙氏见他才貌双全，谈吐不凡，遂将女儿嫁给他，方山京也成了孙家外孙。有人据此误以为方季仁入赘孙家，方山京应为余姚梁弄人。此说大谬。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入赘是对男子的一种侮辱，入赘男子地位十分低下。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入赘的只是一些社会中贫弱无依的男子。而方季仁学识渊博，志向不凡，岂会选此下策？而他在梁弄教书时备受孙氏及同乡尊敬，岂会入赘？再说如方季仁入赘孙家，所生方山京当改姓为孙山京，但方山京从无改姓之举。查宋代史籍及《浙江通志》、《宁波府志》、《慈溪县志》等地方志，都明确指出方山京为宁波慈溪（今慈城）人。因此，方山京是慈城人是无可争议的。他谢世后，坟做在慈城东北二里巽尖岙。
  方季仁中进士后，远赴江西任教，后又染病辞世，留下寡妇孤儿艰难度日，于是方妻携子回娘家居住。少年方山京就在梁弄的外祖父家于困厄中苦学不辍。丙午年（1246），方山京在原籍宁波府通过了地方的选拔考试。景定三年（1262），他在壬戌科力挫群俊、独占鳌头，为该科状元。他的制策言简意赅，篇幅不长。当时状元等人的制策都要刊行发布，流传天下。主持刊印制策的官员认为制策宜长不宜短，便趁刊印之前，要方山京再加增润。但方山京不为所动，凛然正色回答说：“我平生所学在于诚信无自欺，如今策文已经被皇上看过并钦定为第一，再作增润，岂不是欺骗世人吗？”听的人肃然起敬，再不提增改之事。中进士后，方山京被授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今苏州市）节度判官。景定五年（1264）秋主持考试，适逢彗星出现，当时由于奸相贾似道当政，朝政混乱不堪，方山京在策题中借题发挥，极言内帑之私，公田之害。这一举搅了黄蜂窝，于是朝中小人气得暴跳如雷，连连上疏弹劾。一怒之下，方山京拂袖而归，回到家乡慈城，杜门教子，萧然自适，并游历周围山水，怡养性情。山清水秀的故乡使方山京的精神大为愉悦，而慈孝为本的氛围更令山京忆父思亲。在今慈城林家桥西的董孝子井前，方山京挥笔写道：“古并千年尚著名，只缘慈孝不胜情。碧烟自好浓霜白，何必溪流擅独清？”是啊，慈城的山水哪一处不洋溢着慈孝的精彩？故城以慈名，江以慈名，溪流、湖泊皆以慈名，千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这位出身困厄，由逆境中成才的状元那一颗淡泊于名利的心和浓烈于亲情的情怀。
  方山京回家乡后，住在上颜桥边（今太湖路与中华路交叉处）家中，闭门谢客，教子自乐。但乡人却感动于方状元的清正情操，把上颜桥改名为大方桥，并在大方桥西树起了状元坊以志其荣。这也是乡人对方状元的祝贺。
  宋度宗即位后，方山京于1266年再被起用，被任命为吉安州通判，主管建昌军仙教观。后升秘书省正字兼靖惠王府教授，再升校书兼庄文府教授。不久病卒，时年50岁。
  明代慈城有两个状元，一个是姚涞，一个是杨守勤。
  姚涞是传说最多的状元。姚家是慈城望族，在宋代就有两人以神童闻名全国。一为五岁读书，后为状元的姚颖；一为七岁通经，后为省元（礼部考试第一）的姚正子。明正统年间的兵部尚书姚镆以清廉名世，《明史》称“时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梁材与姚镆也”。姚镆即是姚涞的父亲。据传姚涞出生时，他的母亲张氏梦见一只五彩翅膀的大鸟飞入怀中，随后便生了姚涞。姚涞八岁那年，其父姚镆欠下巨债。到了腊月，债主都来逼债，有的人甚至带了铺盖住在他家，大有债不讨回决不撒手之势。姚镆束手无策，只有好言相求，但仍无济于事。
  姚涞见父亲如此为难，就想出一个妙法，要父亲给他400文钱，他便能偿清债务。姚镆岂能相信，说欠了人家数千两银子，你却想以区区400文了此大债，岂不异想天开？姚涞见说不动父亲，转身向母亲求助，心软的母亲尽管不信，但仍劝丈夫把400文铜钱给了儿子。
  姚涞得了铜钱后，悄悄地来到一个演小花脸的演员家里，恳求演员说：“我只有400文钱，全给您，请您帮我一个忙。这几天晚上，您悄悄到我家楼上，扮作魁星（状元星），站在我座位后，只要三个晚上就行了。”小花脸接过钱后，满口答应。当天晚上，姚涞在楼上读书，读到三更为止，第二晚又读。住在他家讨债的一个人见年关时节还有如此用功的孩子，不禁在晚上上楼窥视，只见小姚涞正聚精会神读书，背后站着魁星呵护。这一情景使他大为惊异，坚信这孩子将来必定前程非凡。于是那人下楼后便对各债主说道：“各位请回去过年吧，姚家所欠银两，都由鄙人代为清偿。只是现在身边没带钱，请各位在元宵节后到这里来兑现。”等了几天仍无结果的债主见城中富户承担债务，自是放下心来各自散去。
  正月十六，那人果然一一代还了债务。姚镆感激不尽。不料那人又说：“让令郎做我的女婿吧！一定请名师指点他。”这更令姚镆惊异不已，忙说：“你肯跟我结亲家，实在是姚某之幸。”
  此后，姚涞被送到三才庄私塾读书。弘治六年（1493）的一天，左都御使王谟来到这里私访，知道山明水秀的慈城向来人文渊薮，心想试试这里的私塾学生到底有否才学。于是走进私塾，问先生说：“你教的学生，才学如何？”先生忙回答说：“不瞒大人，好坏高低相差太远了。”王御使便用征询的口吻相问：“能否当面一试？”先生当即施礼说：“还望王大人赐教。”
  于是王谟以求对相试。此时墙外正有一个牧童手拿柳条，骑着黄牛走过。王谟便以上为题，出了上联：“柳枝策指牛。”有个高个子的学生便脱口对道：“枣条戳赶狗。”先生听了大为气恼。王御使却笑道：“对是对上了，只是欠文雅些。”那个学生却不服气地说：“先生的上联俗，还想有一个不俗的下联吗？”王御使听了这话也不恼，便说那我出一个雅联让你对，好吗？于是又出了一个上联：“前殿走到后殿。”那学生思路敏捷，脱口便对：“东街跑到西街。”尽管对上，终无英气。王谟一笑，对先生说：“此生贱才也。”
  先生见王御使很失望，便说此生生性浮躁，专喜在人前卖弄。私塾里还有一个高才生，大人不妨再出一联。王谟说：“也好，我再出最后一联，看是否有人能对。”他环顾四周，便说：“三字经、百家姓，茅草小屋一先生，童子七八个。”这联要对难度大多了，王御使想，谅必你先生也对不上呢！
  先生一听此联，便愁了：这联太难，自己尚不知如何去对，何况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正在发愁时，只见瘦长的姚涞起身说道：“大人在上，学生应对了。”接着便说出了下联：“八大臣、九公卿，金銮宝殿一朝廷，天下十三省。”
  听到如此大气魄的对句，王御使非常高兴，拉着小姚涞的手连连夸奖：“对得好！对得很有志气！从现在起，你如果再加紧努力，将来必成大器！”
  少年姚涞不负众望，相貌奇伟，资识过人，议论时以天下为己任。他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便获得第七名，但此后连续两次未能及第。但姚涞更加致力于学，并说：“读书当与天下后世争雄，长一方不足为也。”嘉靖二年（1523），姚涞在礼部举行的会试中，获第二名，在殿试中，获状元，遂为天下魁。据《溪上遗闻集录》记载，姚涞夺魁前，慈城东门外的夹田桥忽涨一洲，如圆镜一样中间隆起。向录听说后说：“沙洲涨夹田，慈溪出状元。”第二年姚涞果然以状元及第。宿儒袁景问何以预知，向录拿出《安吉志》说，凡洲起为魁元之兆。
  姚涞状元及第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其父恰从延绥还京，两人同在朝廷谢恩，一时引为美谈。在及第回家省亲时，姚涞想起少年时求演员扮魁相助之事，就到小花脸家相谢。谁知一到他家，小花脸立即迎上前来，跪下求饶，说自己因忙于家事没去姚家扮过魁星，白拿了400文铜钱。至此姚涞方知弄假成真，晚上相伴的确是文曲星。（见《咫闻录》）
  姚涞才识过人，但仕途却不顺达。中状元后第二年，嘉靖帝要封生父为帝，大议遂起，血气方刚的姚涞与杨慎、舒芬等人据理力争，触犯皇威，结果受廷杖，又被削职。过后才被复职。嘉靖九年（1530），任经筵讲官，讲对得体，为嘉靖帝称赞，但他对礼制的进谏却未被采纳。后来嘉靖帝命他参与修撰《明伦大典》，为其生父正名。姚涞当年因以理相争，而被廷杖削职，此时仍持旧见，坚决予以拒绝。嘉靖帝素知姚镆、姚涞父子刚直不曲，也就作罢，不予追究。十六年（1537）升姚涞为侍读学士。这一年姚涞为乡试主考，所取举子素质很高，一时名声大振。这届乡试的试题和答卷成为全国乡试的范式。嘉靖十七年（1538），姚镆逝世，姚涞辞职奔丧，因悲哀过度，随即死于家中，时年53岁。为纪念姚镆、姚涞父子，慈城建了许多牌坊，如西南街的状元坊为姚涞而立，宫保坊为姚镆而立；县东的三元坊为姚涞、袁炜、王交等人在嘉靖年间考中状元、会元、解元而立。如今，姚镆故居已成省重点文保单位。姚镆、姚涞的坟墓分别在上屿的东岙和西岙，不知还在否？
  姚涞字维东，号明山，生性以孝友闻名，幼年丧母，执礼已如成人。后事继母亦如亲母，对继母所生之子倍加关怀。读书务求实用，对边防海运、关隘险阻尤为熟悉，著有《诸边图》。对经学、诗学、史学皆深究精研，时有“翰林三绝”之称。著作有《明山集》。不幸的是因父丧哀思过度，竟以盛年而逝。他死后，嘉靖帝见他久不上朝曾问：“美髯状元安在？”当官员答以已经逝世时，嘉靖帝深为惋惜，特赐祭物。姚涞的文学造诣很高。他的学生杨维杰论他的诗文成就时说：“漱文艺之芳润，猎百年之英华，发而为文，夸目惬心。峻如乔岳，浩如长江，融如春阳，烈如秋霜，明兴作者，如公几人？”这自然有学生对老师的偏爱之情。但姚涞的学识才智，确非常人可及。我们从县志收录的几首游览家乡山水的诗作中便可见他的文学造诣。
  如《登大宝峰》：
  西郊步屧总交游，胜览中天四望收。每惜佳期重载洒，幸于今夕更逢秋。风生野外凉如洗，露滴林梢冷欲流。月色满山归未得，雁声何处起芦洲。
  秋夜，月色朦胧中大宝山的秀美之境不知是否依然？但姚状元的诗仍令人遐思。又如《出北郊过董孝祠遗址》：
  汉代遗祠何处寻？阚峰回首望云深。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废苑残碑横绿草，空阶石树集寒禽。延光威典依然在，几度经过思不禁。
  历史的沧桑、人性的光辉、自然的永恒、无尽的情思和深刻的哲理等就浓缩在这短短的八行诗中，令人悲叹的是这位德才双绝的状元却生前未能一展身手，身后埋名少为人知，悲夫！
  明代慈城的第二位状元杨守勤（1570—1630），字克之，号昆阜。其父杨世思，家居慈城察院巷。关于杨守勤中状元，在慈城也有许多传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状元井。相传杨守勤小时候在井边玩，不小心跌落井中，恰逢一个从江西来的风水先生路过，把他救了上来。风水先生告诉他的父母：此井通海底龙宫，他们的儿子已经拜见过龙王，将来一定有出息。当杨守勤状元及第后，慈城的老百姓称此井为“状元井”，每当孩子启蒙上学时，都要打一碗井水给孩子饮用，以寄望子成龙之意。
  另一个传说是说杨守勤是魁星（文曲星）下凡，鬼神都让他。有一个晚上，杨守勤正在房中看书写字，只见后窗外的王同知房屋火光冲天。冲天的火光中有许多鬼魅在屋檐上跳舞，一怒之下，杨守勤将桌上的砚台扔了过去。顿时，鬼魅逃散了，火也熄了，但王同知的大屋也倒塌了。第二天，杨守勤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大为惊奇。又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杨守勤闲来无事在慈湖边上乘凉，时月光中天，夜色如水，便不觉在岸边睡了。这时大庙菩萨正从城中回来，轿夫见了杨守勤，告诉大庙菩萨说有人挡道。大庙菩萨拉开轿帘一看，忙说：“这是文曲星，不要惊动他，我们从湖堤上绕过去。”蒙眬中杨守勤听到有人叫他文曲星，又见夜色中有一轿子在走，他不敢断定是否听清，于是心生一计，赶忙爬起奔到师古亭中，当道睡着。这时轿子刚到亭前，见杨守勤又睡着了，轿夫又禀告说：“文曲星又在亭中了，怎么办？”大庙菩萨知道杨守勤的用意，宽厚地说：“我们靠边走，不要惊动他。”不料，往边上一靠，大庙菩萨的脚滑入了慈湖。这使杨守勤非常内疚，但也不敢吭声。等菩萨过去后，他连忙回家。第二天一早，他特意去大庙察看，只见菩萨的双脚颜色一深一浅，有一只靴子还滴着水，便断定昨夜所见皆实。愧疚之余，杨守勤更加发奋读书，终于如愿考上状元。
  传说固然美丽，但生活并不平坦，杨守勤的人生之路相当坎坷。杨守勤的父亲杨世思是饮誉乡里的清贫教师，他把人生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取名为守勤。杨守勤不负父望，勤奋求学，并把自己的书屋命名为“宁淡斋”，以表明自己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志向。虽然他在万历丁酉年（1597）的乡试中名列五经魁之列，夺得经元，但仍未能改变他贫寒的家境。而杨守勤从中也看到自己学识还不够精到，并不急于赶考，而是南下漫游。万历三十年（1602），杨守勤来到遂昌城东的马鞍山，只闻书声琅琅，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个书院。这时书院老师外出，杨守勤情不自禁，将书童课业提笔删改。不久教师回来与之畅谈，只见杨守勤行装俭朴，谈吐风雅，为之倾倒，当即恳请杨守勤留下执教。杨守勤于是住了下来。边教书边读书，杨守勤的学识更为丰富。于是，万历癸卯年（1603）的冬天，杨守勤信心十足地从家乡慈城启程，北赴京城参加第二年甲辰科的会试。他一路风餐露宿，来到江苏扬州，千里旅途未尽，身边旅费告罄。困顿之际，杨守勤想到扬州下属的一个县令恰是他的同窗，于是来到县衙前求见。岂知这位县令并不把这位夺得经元的同窗放在眼里，不但拒绝相见，还在杨守勤送上的名刺（如同今日名片）上批上“查名”两字退回。面对如此轻慢的侮辱，杨守勤淡然处之，于炎凉处领略人生的滋味，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北上，去迎接人生的搏击。
  第二年春天，满腹经纶的杨守勤力挫群英，在会试中考了第一，在廷试中又夺得第一。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只有明初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才获此殊荣。连中两元的邸报传到家乡慈城后，家乡父老惊喜异常。在接到万历皇帝下旨赐建三元坊后，慈城在县衙的丽泽桥上，建起了比状元坊更高大、雄伟的三元坊，以褒奖杨守勤在丁酉乡试夺得经元，甲辰会试夺得会元、殿试夺得状元的佳绩。
  经元虽不是解元，但也是五经魁之一，因此杨守勤可称三元及第。三元及第非同一般，那个同窗闻知后，懊悔不及，连忙备礼致歉。看透人情炎凉的杨守勤退回了礼物，并附上一诗：“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这位平生以忠恕处世的书生，此时也免不了对那位势利小人予以淡淡的讥讽和揶揄了。这首诗也成了中国科举史上著名的公案。
  杨状元及第后，按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此时其母年老，孝顺的杨守勤告假回乡奉养老母。不久，其母病逝，按例又守丧三年。期满后迁中允，主持顺天乡试。再升为左谕德，专任太子朱常洛的教师。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太子对这位仪表非凡、生性豪放、学识渊博的状元老师非常尊重。每当杨守勤以历史上的事例作为治国借鉴时，朱常洛（光宗）总是恭恭敬敬地“竦听”。不久，杨守勤奉命册封晋藩，事成后擢升为庶子侍读。但令人惋惜的是，正展才能的杨守勤因病医治无效而逝，时年不满60岁。崇祯皇帝因其是先帝旧臣，加赠少詹事衔。其墓在慈城上岙的杨家庵后。
  与前两位状元一样，杨守勤也是寄情于家乡慈城的诗人、文学家。他下笔千言立就，文采斐然，著作有《宁淡斋集》十卷。他的《阚湖偶题》在众多歌咏慈湖的作品中堪称上乘之作：
  湖光山色总堪题，万顷苍烟入望迷。雉蝶连云波岸阔，虹桥漾月水天低。阚峰阁倚花岩畔，环碧亭开虎石西。况有名贤遗泽在，漫将妆点羡苏堤。
  晚明时期的慈城胜景宛如眼前，只是哲人已逝，江山依旧。如今杨状元宅的旧址仍在，马鞍山书院的遗迹仍在，富有神话色彩的状元井仍在。这一切都是人们对这位平淡如水的杨三元不平常的纪念。
  除了上述四位状元外，慈城在南宋时还出了一位武状元胡应时，这也是宁波府的第一位武状元。为此，南宋时的宁波地方志《宝庆四明志》在卷十中专门予以记载：“武举状元胡应时，以绝伦升第一名。”慈城人民也在县治前特地立了武状元坊，并在县治东南的竺巷口也立了武状元坊。一个武状元有两个状元坊，可见胡应时的影响有多大。直至景定（1260—1264）年间，因有两个状元坊，才把竺巷口的状元坊改建为攀桂坊。由于宋代重文轻武，在宋孝宗之前，武状元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武林旧事》记载了宋孝宗以后的武状元姓名，那里没有胡应时的姓名，因此胡应时应该是宋高宗时的武状元。有关武状元的材料很少。但我们知道宋代规定要考武举首先要通过拉弓和步射，又要策以军略，因此，能获得武状元的胡应时应该是“星含宝剑横，月笼兵书卷”的儒将了。
  综观慈城的状元，虽然都身负绝学，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德才皆备，但在历史上影响却不大，其仕途也不顺达。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到高官重臣以显示才能，甚至在宁波影响也不大，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但究其原因却使人在惋惜之余倍感敬佩，这是由于慈城的状元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他们为人忠厚旷达，事亲极孝。不论姚颖、方山京还是姚涞、杨守勤，都是当时公认的孝子，在亲情与仕途中，他们往往取前者而弃后者。姚涞甚至因父之丧而悲戚而死。杨守勤为养母而辞职。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官职升迁。这种浓烈的慈孝之心正是慈城文化中最有魅力的一点。
  其二是为义而生，不甘于浊世，不畏权臣，也不畏皇帝，在官与义之间，取义而轻官。方山京拂袖而归，闭门授子，姚涞义不遵旨，独守情操，以其清正刚毅获得世人的尊重。
  其三是从政年数太短，未能尽展其才而遽然病逝。姚颖和方山京都在中状元后五年内逝世，未能施展才能。姚涞和杨守勤则在磨炼以后刚获得朝野重视时盛年而逝，以致满腹经纶竟无处倾注。假如以姚涞之于边界海防之识予以抗倭固边，以杨守勤学识为崇祯之师，其功业则不可知矣。天不佑才，夺我良人，以至于竟有人以杨守勤与徐光启同科进士而指杨守勤为庸者之说。
  慈城的状元在仕途上的蹉跎不能证明他们的平庸和无能，恰恰印证了他们情操的高尚和人格的尊严。为此，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先贤们高贵的灵魂和追求——为国尽忠，不盲从皇帝，不屈于邪恶；为亲尽孝，孝顺于父母，友悌于亲朋；为官尽职，为平民谋利，抑富豪势焰。这种忠孝观念是带有深刻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我们在开发建设慈城古县城时要着力挖掘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当今我们在创建先进文化时要继承和发扬的文化传统的精华。
  慈城鼎甲考
  戴松岳
  中华民族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其科举制度就是这灿烂文明中一颗夺目的明珠。尽管它在岁月的流逝中褪尽了昔日的光泽，但这种对世界各国选官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被誉为“中华第五大发明”的制度至今仍在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而其金字塔的顶端——一甲三名的称谓“状元、榜眼、探花”至今仍是作为古代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最为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词汇之一。
  一甲是进士之首，是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一甲及第，是成千上万举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一甲三名在唐宋时已有专称，到明代更成为定制。据《明史·选举志》记载：“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
  状元、榜眼、探花一起统称为“三鼎甲”。如鼎之三足，撑起了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大鼎。在宋至清的800年间，慈城这一文献名邦跻身于鼎甲的共有八人。其中四人是状元，分别为南宋的姚颖、方山京和明代的姚涞、杨守勤。一人是榜眼，即清代的杨九畹。三人为探花，分别为明代的袁炜、王应选和清代的姜宸英。笔者曾有《慈城状元考》一文评述慈城的四个文状元和武状元胡应时。今续作此文以述慈城的榜眼和探花。
  明代慈城鼎甲
  明代慈城鼎甲除状元姚涞和杨守勤外，还有嘉靖十七年（1538）的探花袁炜和万历二年（1574）的探花王应选。
  袁炜（1507—1565），字懋中，号元峰。浙江慈溪（今慈城）人，世居慈城下横街。明嘉靖十七年（1538）殿试第三名。
  与姚涞一样，袁炜是明嘉靖年间慈城的神童，在他身上附有许多美丽传说。据说他出生前，父母于同日都梦见一黑龙降临其家。而袁炜肤色黧黑，双瞳炯炯如电，短小精悍，敏绝颖异。他五岁时便能作对子，且多有奇特之语。十岁时，他随父亲到清道观观看县令审案。因他人小站在最前面，县令见他神情专注，气宇不凡，便问：“这是谁的小儿？”他父亲忙答：“是小儿的犬子。”县令又问：“他会不会作对子？”父亲答道：“刚刚开始学。”县令这时看见道观上空有两只白鹤翩翩起舞，便出了一联求对：“三清殿上飞双鹤。”小袁炜应声答道：“五色云中驾六龙。”县令连声称：“答得好！答得好！”在旁的学政却说：“只能算他用得好，这是林洪宫词中的‘五色云车驾六龙’的活用，一字之改，恰对上联。大概他刚刚读过这首诗。”县令于是又给袁炜出了一联：“投子四方开六面。”袁炜立即对出：“丈夫一德贯三才。”这回连学政也不得不佩服袁炜对答如流，称赞说：“真是个神童啊！”
  袁炜从10岁开始专习八股文，读书过目成诵。17岁补县学生，熟读经史，精研诗赋，以博雅称冠一时。
  在未应举时，袁炜曾在教馆谋生。当时教官常以应对水平评定学问。有一鄞县秀才失馆在家，无聊之余误入府衙，被府吏抓住后送往大堂审讯，秀才详述窘境。知府怜之，说如能应对就为他荐一馆，并出了上联：“遍地是先生，足见斯文之盛。”秀才应声回答：“沿街寻弟子，方知吾道之穷。”知府大为赞赏，立刻为其荐馆。袁炜失馆后便仿其例闯入府衙。知府照例出了上联：“湖山倒影，鱼游松顶鹤栖波。”袁炜随声应对：“日月循环，兔走天边乌入地。”以兔喻月，以乌比日，浑然天成。知府深赏其才，当即为之荐馆。
  嘉靖十六年（1537），慈城城外的夹田桥东又涨起一洲，此沙洲如镜圆而隆起。十六年前夹田桥涨沙洲，向录预言慈溪将出状元，结果次年姚涞一举夺魁。这次又会是谁呢？这一年30岁的袁炜赴杭州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离解元仅一步之距，当为经元。第二年他赴北京一举夺得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廷试时，考官初拟陆师道为状元，但嘉靖皇帝御笔批为二甲第五名，改袁炜为第一。倘如此袁炜将是慈城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了，因他是乡试经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比之姚涞更胜一筹。夹田之兆又现祥瑞。然而可惜的是嘉靖皇帝在文华殿读卷时，因袁炜试卷对当时边事政策直陈其弊，意气激扬，使自尊心极强的嘉靖皇帝大为不快，又将袁炜改为第三，为探花，擢茅瓒第一。袁炜因此与状元失之交臂，与三元失之交臂。直到57年后，杨守勤才以同样的经历荣膺三元桂冠。
  袁炜生性豪放、行为狷介，却获得了嘉靖帝的信任，御史包孝曾以其行为不羁予以弹劾，但嘉靖帝并不处理。任侍读后，他常常在西苑值班，由于思路敏捷、出口成章，所写青词常胜人一筹，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眷遇日隆。一次，袁炜以副使身份册封唐王，临行时例送许多礼物，袁炜分文不受，尽却馈赠，使唐王大为感动，以礼送之。其后袁炜担任顺天乡试主考，秉公取士，顺利完成任务。在翰林院时，有一次嘉靖皇帝要一些词臣撰文以进，袁炜也在其中，结果众文上报，皇帝对袁炜之文最为赞赏，并赐以裘衣白金以示恩荣。袁炜的杰出才干，使嘉靖帝对他信任有加，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阁推举修撰全元立掌管南京翰林院，嘉靖帝不准，特别选用袁炜。袁炜上疏力辞，愿以原官供奉。这使嘉靖帝更为感动，立即提拔为侍读学士，两个月后，又手诏袁炜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三年秩满，进阶通议大夫，封二代，转礼部左待郎。此时刚逢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退休，皇帝特令袁炜兼管两部事务。吏礼两部事繁权重，但袁炜从容理政，坚持原则，因而在推荐官员方面常与首辅严嵩等人不合，袁炜以理力争，执抗再三。同事者为他担忧，但袁炜不为所动，持论益坚。嘉靖四十年（1561），袁炜被晋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后又被召入内阁。至年底，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少师严嵩、徐阶同在内阁办事。因他们都擅写青词，被称之为“青词宰相”。其晋升之速，前所未有。
  袁炜之所以深得嘉靖皇帝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才思敏捷，才华横溢，才情卓绝，所作青词和诗文甚合圣意。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常以青词奏告道君，因而常于夜半传出片纸，命阁臣们撰写青词。每当此时，袁炜举笔立就，而且最为工巧，最合上意。遇有朝野上下进献珍奇祥瑞之物，也是袁炜的赞词写得最美；逢到皇帝懊恼之事或异事怪状之时，更是袁炜的措辞最为得体。如有一次，西苑永寿宫有一只狮猫死了。嘉靖帝十分痛惜，为猫制金棺葬于万寿山之麓，又命当值的诸位儒臣撰词超度。此事太出乎人之意料，大家都窘迫无措，不知从何下笔。唯有袁炜挥笔成章，文中有“化狮为龙”等语最称圣意，嘉靖皇帝龙颜大悦，丧猫之痛随之变为得文之喜。在袁炜所对的诸联中有一联在当时流传天下，脍炙人口，几至无人不知。此联全文为：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如此恭维之作怎不得皇帝欢心？但从艺术上看，此联以数入联，以典抒情，文气直贯，对仗工巧，不愧为联中绝品。
  嘉靖四十一年（1562），袁炜出任会试主考官。他慧眼识才，选取的一甲三名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都是一时俊杰，后都位至内阁宰辅，成为万历朝的名臣。一甲三名同至宰辅，这在明代是极少的，从中可见袁炜的识人之才和选人之德。然而袁炜虽有选才之德，但性格刚烈、为人峻峭，对他的得意门生要求严厉。当会试结束后，新进士纷纷执礼拜见恩师，但袁炜一如既往，一概拒之，士风为之肃然。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按例进入翰林院供职。这些人员列名鼎甲，皆一时之俊，但与袁炜相比，才情识见均逊一筹。而自此每有应酬文字或皇上所派撰事玄诸醮章，以至翰林馆中重要文章，袁炜都要叫这三位门生到他的私宅，代他属草，稍不如意，先是厉声呵斥，继而恶语相向。探花余有丁是鄞县人，与袁炜同属宁波府。一次袁炜竟大骂道：“你怎么得名‘有丁’？当呼为‘余白丁’！”其傲慢无礼一至如此。有时袁炜要入值西苑，就将房门反锁而去，屋内不备饭菜，使三个门生整天挨饿，苦不堪言。在严嵩被贬后，袁炜与徐阶同值内阁，袁炜秉公竭诚，凡事期于至当而不恤人情，其性格又刚明严整，遇事如不当意或见人有过，就当面指斥，毫不留情。理解他为人的自然忘其恩怨，但位居其上的徐阶和心胸褊狭的人却为之含恨。袁炜对得意门生和同僚如此严厉，对有真才实学的下层寒士却如春风拂人。一次阁试瓶中紫牡丹诗，吴中士子王稚登（百谷）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袁炜为之击激赏，数落翰林院中的翰林们说：“你们以诗文为职业，能写出王秀才的这十四个字吗？”便以国士之礼引入为记室校书秘阁，王百谷因此从寒士跻身中枢。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寿宫建成，袁炜又升为太保。两年后又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领尚书如故。封三代，授柱国。第二年，以积劳成疾，累疏乞休，朝廷同意致仕。令其侄子大轮护行，船至安山驿，病重而卒，年五十八，是时风雷大作，船不可行。讣告上闻朝廷，嘉靖帝甚为悲悼，连日遣官谕祭，予以营葬并赠少师，谥文荣。著作有《袁文荣公文集》，其门生榜眼王锡爵作序。
  袁炜才识宏博、学问渊奥、辨析疑义、河悬冰解，援笔千百言立就，为诗文富丽丰赡，卓然成一家之言。其思维之敏捷、学识之丰赡、才能之杰出均远出人，但他恃才傲物，常斥人过。武英殿大学士徐阶对袁炜的傲气甚恨，因此当袁炜死后，徐阶当政便把他审定的典籍翻倒重来。一时朝野闻袁色变，不敢提及袁炜之名。有人甚至劝王稚登不要以袁炜门人自称。但王稚登不忘恩师，断然谢绝说：“冯驩任安，彼何人哉？”故乡的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刚直清亮的乡贤。乡人在县学前为袁炜立起了太子宾客坊，在北门外建起了袁少师祠，专祀建极殿大学士赠少师袁炜，并在祠中开办元峰书院，每岁春秋致祭。深受袁炜之恩的王稚登（百谷）从京师赶到慈城，拜祭在袁炜祠中，用血泪凝成了一曲人间真情的挽歌——《谒袁文荣词》：
  云中烟火映荒祠，遗像萧条入拜疑。
  马策叩门惟有泪，雀罗张户不胜悲。
  山光夜暗围棋墅，海色寒埋挂剑枝。
  千载何人能下士，断肠空忆郑当时。
  当百年后的袁少师祠在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冷落不堪，人们却难以忘记这个充满火一样激情和诗情的赤子。袁宗泗的《故少师祠》道出了袁氏后人也是慈城人对这位先贤遭遇的深切同情：
  丞相祠堂草不锄，可怜三径日荒芜。
  百年世事真棋局，一览江山总画图。
  石去平泉谁是主，鹤归华表自相呼。
  空庭独立频惆怅，几片风花落满湖。
  湖山依旧在，先贤谁与归？如今何处去寻袁少师的遗迹？何处去怀袁文荣的遗德？
  王应选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38），这一年正是袁炜中会元、探花的一年。37年后，在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的殿试中，王应选沿着袁炜的科举之路，考取了一甲第三名，是为慈城第二个探花。
  王应选，字俊卿，号午山。代少有隽才、博通文史，也是姚涞、袁炜式的神童。由于他早年以恩贡入京都求学，地方典籍对他的事迹记载不多，使我们难以细究他的成才之路和立世之风。但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梳理出王应选的经历和风骨。
  王应选曾受业于同乡学者颜鲸，以文章精妙与郑光弼、钱仲选、陈应式并称为“颜家四弟子”。颜鲸是当时宁波的著名学者，曾任明太仆寺少卿。他交游甚广，曾与宁波著名文学家屠隆等同游慈湖。其诗句“湖光晴带晓烟平，四面佳山翠绕城”贴切地描述了慈湖特有的风景。他的《重修清道观碑记》中对慈城环境的描述为各级志书所采用。其开首之句云：
  慈，环山而奠，邑居冈峦，绣错如锦。左方有峰特起，翠磴连云，迤逦而前趋，江流亘其下；南眺星村远岫，历录献奇；东瞻则沧海蓬壶，缥缈烟霞间，日出扶桑，潋滟飒沓，飞黄漾碧，濯紫流丹，闪射莫可名状。山之西麓，井社联络，雕甍鸟革，摩牙斗角，不知几千百家，诚选胜之名区也。
  这成为慈城风水的写真长卷。在这样的良师教诲下，王应选学业大进，技艺大长，其“琼隽之才，笙簧六籍，蔚为文栋”。腹有诗书气自华，满腹经纶的王应选少年得志，被选为恩贡入京师太学读书深造，自是“其英风劲骨，更神挺不挠”。
  到京师太学学习后，王应选英姿勃发，才情并茂，声望日隆，连权相严嵩也知太学生王应选是个人物。他想罗致门下，特意派人传言要王应选入严府相会，严嵩将“虚席邀之”。对这个许多士子不敢奢望的好运，王应选却漠然置之，说：“相门可游耶，此复何相之门而可游进耶？”他婉言谢绝了严嵩的“美意”，保持了一个正直士子的清节。
  隆庆四年（1570），王应选以恩贡生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六名，时年32岁。四年后，王应选参加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会试，获第二名，殿试获第三名，为该科探花。他以卓越的成就证明了他确是一个堪为文栋的“琼隽之才”。
  万历六年（1578）重修《大明会典》，大学士张居正请王应选为纂修官。王应选接受任命，潜心述作，但积劳成疾，在参加纂修后未多久就英年早逝，年约40岁。天妒隽才，致使王应选未及一展雄图即含憾而殁，令人惜之悲之。
  清代慈城鼎甲
  清代慈城的鼎甲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的探花姜宸英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的榜眼杨九畹。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一字苇间，号湛园，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殿试第三名，为探花。故居在今尚志路，称探花第。
  姜宸英是明朝太常寺卿姜应麟（明万历十一年进士）的曾孙。姜应麟因首先上疏反对无端虐待皇太子朱常洛而享誉士林。姜氏为慈溪望族，时称“东镇桥姜氏”。姜宸英的族祖姜思睿为明崇祯时名臣，以干练、清刚为世所重。
  姜宸英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他生性狂狷不羁，性情刚烈。当抗清领袖张苍水在杭州被害后，其儿子已在镇江被杀，其在宁波的家产籍没入官，其著作也遭到严禁。姜宸英却无视清廷的禁令，在文网恢恢的康熙年间，毅然收集到张苍水的遗著——《奇零草》，并为之作序，以寄托一己的仰慕敬重之情。在这篇充满挑战的序中，姜宸英用了极高超的手法以攻为守表达心声。文中援引历史成例作为依据，运用给文网严酷的清王朝戴高帽唱赞曲的手法，论证“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其中暗蕴着对清廷日益严酷的文字狱的反抗。人们从“帝之盛德事”的侃侃而论中感受到姜宸英锋芒四射的批判。在这篇序中，姜宸英着意于“人心”，着墨于“人心”。意即其人得人心，其诗文行人心，其精神得人心！得人心之书岂可禁绝，又岂能禁绝？于是他断言张苍水的著作“虽其拚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这就是人心的不可欺。最后姜宸英堂皇表示：“余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余，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此序一出，风行天下，为张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序跋。这与全祖望记述史可法事迹的《梅花岭记》堪称为歌颂抗清英雄、弘扬民族气节的双璧。
  姜宸英为文雄浑肆醇，为诗沉郁旷达，为书神韵飘逸。其声名誉满天下，名动京师。康熙皇帝对他的才学称誉不已，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姜西溟（宸英）古文当今作者。”
  姜宸英作为文学大家，其文疏古排宕、峭拔挺劲，甚得欧阳修的神韵。他一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终生致力于精细深邃的注疏，对诸子百家和历代史籍均披阅一遍，刻苦钻研。其著述考稽以证经史之语，考论礼制精复者居多。他的散文内容风雅渊博，笔法雄健遒劲，文心缜密细微，结构严整回环。《奇零草序》足为其文风例证。
  姜宸英诗作非常丰富，凡咏史、赠人、田园、山水之作均有佳作。他作诗效法杜甫因而以沉郁为特色，但同时也参学苏轼，故诗亦有清新旷达、富有变化的特征。姜宸英久游山水，吟咏之作甚多，其《惜花》、《宜亭》为其名作。我们从《惜花》一诗中可欣赏到姜诗的风韵：
  一春强半是春愁，浅白长红付乱流。
  剩有垂杨吹不断，丝丝绾恨上高楼。
  该诗以惜花为名抒惜春之情。首句“一春强半是春愁”极言春愁之多；次句“浅白长红付乱流”描述百花被东风摧折后的惨状；诗中最后两句堪称一篇之诗眼。东风肆虐，众芳零落，但并不是荡然无存，那柔软而又坚韧的垂杨枝条是吹不断的。面对这随风飘拂飞舞的千丝万缕，诗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象：“丝丝绾恨上高楼”。此诗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非常丰富的想像力，通过含蓄的、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来调动读者的感受，从而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姜宸英的诗集《苇间诗集》中有很多这样的佳作。
  姜宸英的书法成就很大，被称为“康熙四家”之首。其书法效法钟繇、王羲之，风格直逼柳公权。他的书法风格一生有数次变化。年少时即知笔法，又以学米芇、董其昌书出名；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才用第四指学晋人书；康熙三十六年（1697）后，方用大拇指专攻小楷，从此书法风格闳肆稚健，行草为其强项，风格神韵飘逸。他的书法既有北宋人意，入晋人室，长于临摹古人小楷，称重一代；又妙在以自己性情，融合古人神理，使人百看不厌。至晚年，姜宸英的书法艺术更臻妙境，其书法作品被视为“神品”，为人们所争相珍藏，可谓是慈城的第一书法大家。
  姜宸英由于善写诗文又精于书法，因此很早就负盛名，成为享誉全国的名士，常应当时达官显宦、文人学士之请为其家人作碑或为著作作序。他与秀水（今嘉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其名声远在身列科甲、职为公卿的儒臣文官之上。
  姜宸英虽名满天下，才超群伦，但仕途却极其蹉跎。其经历堪为古代中国士子求取功名的“标本”。因此，他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中绕不过的人物。
  姜宸英的声名早为康熙皇帝所知，众多考官都争相录取姜宸英为门生。但在漫漫几十年的科举路上，姜宸英却踟蹰独行，久困考场，直至70岁的衰年才中进士，其曲折艰难令人难以想象。
  康熙十八年（1679），为了延请名儒硕彦入仕，康熙皇帝特下旨于三月举行博学鸿词科，仅考诗赋，由他亲试录用。考前他还特地对身边的大臣说：“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中举入仕，一个是秀水朱彝尊，一个是无锡严绳孙，一个是慈溪姜西溟。”对姜宸英特以字相称，以示看重。参加这次考试程式简单，只要有两个高官联名推荐即可参试，且考文章诗歌，这又是姜宸英的拿手好戏。姜宸英的知交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韩菼准备联名举荐姜宸英。谁知到推荐时，叶方蔼被任命为阅卷官，是受命阅卷的四位学士之一，按例提前进入紫禁城，无法与韩菼和姜宸英联系。等韩菼获知消息独自向朝廷推荐时，却错过了开科日期。这次考试朱彝尊、严绳孙的诗都写得不符标准，但仍以诗作被评为一、二等录取，而姜宸英却因此失之交臂。“江南三布衣”自此仅剩他一人在科举路上孑然独行。
  姜宸英没参加特科考试使叶方蔼十分后悔，当叶方蔼受命担任《明史》总裁官后，就举荐姜宸英入明史馆，使他与特科中第者一样，获得同修《明史》的待遇。姜宸英当了明史纂修官，食七品官的俸禄，开始明史刑法志的修撰。在《刑法志》中，他历述明朝三百年来种种弊端，如设立枷、开廷杖，乃至于建东厂、西厂等等，又溯本求源，清晰、透彻地分析这些弊病的产生原因及演变结果。他的分析切中要害，批驳得淋漓尽致，足以给后人为前车之鉴。除了《刑法志》外，姜宸英还撰写了列传四卷及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传记《土司传》二卷。后来，徐乾学任《大清一统志》主持，慕名拜请姜宸英参加编写。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专论江防和海防的文章，其中专门论述“倭寇”一文特别引入深省。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史学家的地位。
  在文坛上声名越响，姜宸英以科举登第的欲望也越强。但事与愿违，此后几十年间，姜宸英外困场屋，郁郁不得其志，其迫切之情难以解释。据说姜宸英年纪很老还没有考取举人。朱彝尊劝他不要再去应试。看着这位与己齐名却未经乡试、会试被特科录为进士的老友，他百感交集，怒形于色，拒不答话。姜宸英一生不吃猪肉，也讨厌别人吃肉。一天朱彝尊开玩笑说：“假如有人在乡贡进士榜上写着蒸猪肉一盘，吃了就以淡墨写上你的名字，你是否吃呢？”姜宸英笑着答道：“猪肉又不是马肝。”意为猪肉不是马肝那样有毒，但吃不妨。由此可见他对科举功名的渴望。
  皇帝要取他为臣子，考官要录他为弟子，他又迫切要做举子。但为什么总不能如愿以偿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姜宸英生性刚直、为人正派，容不得不平之事。姜宸英在北京时，与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为忘年之交，他常住在纳兰家中。明珠有一宠仆安三势倾京城，高官世卿都争相巴结，唯独姜宸英视之如仆，从不答理。对此性德深为忧虑，在一次喝酒时劝他对安三和善些，好托他向父亲求情。姜宸英闻之大怒，将酒杯掷于地上，大骂纳兰性德无耻之极，并即刻整理行李搬出相府，直至性德再三赔礼方止。如此他却结怨于安三。康熙二十六年，权相明珠的党羽联合攻击清官汤斌，姜宸英的好友、吏部侍郎翁叔元依附明珠，参与其事，一时舆论大哗。翁的弟子何焯声言断绝师生关系。姜宸英写信指斥翁的行为，翁叔元见后向其请罪，但求不要公开此信，但姜宸英不为私情所动，仍于次日公布，此文一出，京师轰动，正气骤升。但翁叔元自此衔恨，任吏部尚书后与明珠联手，千方百计阻止姜宸英中式。第二个原因是姜宸英生性狂狷、心性高傲，从不把学识才华均在其下的考官放在眼里，不屑为之周旋。赴考时不是因为酩酊大醉误场，就是率性而作，不依格式应试，以致违规不能“上线”。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参加礼部会试首场时已被拟取为第二，在第三场考试时，他在表联中用了“涂尧《尧典》、《舜典》字，点窜《清庙》、《生民》诗”二句，监试御史不知出处，指出来让他改写，姜宸英却说：“这出自唐李商隐《韩碑》诗，非我杜撰。”御史受此抢白，恼羞成怒，竟借细故将其名取消，以致他再度落第。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姜宸英再次赴试，那一年他已70岁了。他的试卷又不合格，受卷官见到都很惋惜，认为再不将他选上就没有希望了。因此商议誉录后送康熙皇帝钦选。在殿试读卷时，康熙帝拿起进呈试卷，问有没有浙江姜宸英的卷子。当时在旁的内阁学士韩菼回答：“姜宸英在史馆很久，认识他的字，第七卷应当是。”康熙帝启封后一看到飘逸神韵的文字和精彩深刻的内容，大为感动。他本想擢为状元，但姜宸英年纪实在太大，于是改为探花。他欣喜地说：“老名士了，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第三名，以此规劝天下读书人。”姜宸英于是荣登一甲第三名，授编修，成为皇帝钦定的“探花”。姜宸英对经皇帝特拔为“探花”的名次并不服气。他既庆幸终登鼎甲之列，又耻居状元李蟠之后，为此特作诗一首相嘲：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更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从此，李蟠的“悖饽状元”雅号便传遍士林。
  两年后，姜宸英被任命为顺天（己卯1699）乡试副主考，与主考官同科状元李蟠共同主持乡试。饱受科场之苦的姜宸英对有真才实学的士子特别青睐。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慈溪士子姚观慕名拜访他，又呈上几篇诗文向他请教。姜宸英看后大为赞赏，认为是个人才。于是人前说姚，时时赞扬。在阅卷中，他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时，便对仆人说：“这份试卷一定是姚相公的了。”以后又看到一篇更好的文章时，他又对仆人就：“这份试卷肯定是姚相公的了。”他的率性之语，令旁边的同考官目瞪口呆，忍俊不禁。发榜后，姚观果然名列榜中。由于这次乡试高官子弟参加的人数很多，考前京城中许多大官为子弟说情行贿。与李蟠、姜宸英同年的榜眼严虞惇更仗是同列鼎甲的身份为他儿子公开求情。还未揭榜，京城已到处流传名次谁先谁后。而姜宸英在考前到处为姚观扬名的行为更引人注目。到顺天乡试放榜时，达官子弟比比皆是，名次与传闻几乎相同。于是落第士子哗然愤怒，舆论沸沸扬扬。京城到处贴满了小揭帖：“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这老姜指的就是年逾古稀的姜宸英，小李指的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主考官李蟠。过了几天，京城的长安街又贴出了一篇很长的揭帖。大意为：没想到顺天主考官李蟠、姜宸英等灭绝天理，昧着良心，上不顾皇帝的嘱托，下不顾贫寒文士的痛苦，利欲熏心，权势取重。朝廷大臣子弟四五个名列前茅，部臣子弟十几个均中高等。..张翩因为钱送少了，议定的魁选改作为他人。姜宸英的姻亲加同乡姚观得中科名哪里是因为文章好。..不看文章专看价，满汉贵族豪门俱欢欣。多看卷变为多看钱，让南北贫寒子弟锐气尽丧。这样录取人，说什么公正…李蟠得了个状元，竟拜倒在太监鲍三老门下。姜宸英父母死了不奔丧，早见其不守孝道。甘受玷辱的人一定没有廉耻，不讲孝道的人肯定没有忠心。这样的败类简直是玷污朝廷。我们呼求公道，冒着生命危险，请求天子的尚方宝剑，斩杀这两个元凶…
  这份公揭指名道姓，把贿赂公行、豪门称霸的科场黑幕撕开示众。其文义愤填膺，痛斥丑行，一时传遍京城，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所指非人，张冠李戴而官场争斗从无真理，欲以此取名继功者借机发难。监察御史鹿佑据此向康熙皇帝奏请查办李蟠、姜宸英，二人被逮捕入狱。
  由于清廷对科场作弊处理极严，但姜宸英的人品才情深为康熙帝欣赏依赖，于是康熙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议处主考官李蟠和姜宸英。九卿等议复将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革职。康熙认为如此不能弄清内情、平复众议、儆戒后人，决定对该科所取举人进行复试。而在狱中的姜宸英并不知这些，全只听说主考官将在正月明正典刑。他自知清白无辜，却因为姚观而被人诽谤。一生清白的他怎忍让人说他枉法取士，忧愤之中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十一日在狱中服毒自尽，时年72岁。自尽前他作自挽联以泄其愤。联云：
  这回算吃亏受苦，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是只说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
  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无以加之。
  此联诙谐的言语中饱含着对良莠不分的社会舆论的不满和对人间正义的绝望，读之使人为之心颤。
  正月十七日，即在姜宸英自尽的第六天之后，清廷对该科顺天举人进行复试。康熙帝亲自命题出卷，并在乾清门对姚观进行面试。结果中举士子的答卷基本上都顺理成章，除几个四等的被取消举人资格外，三等以上均允许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姚观的试卷尤为出色。面试时，姚观不负姜公之望，才思敏捷，应对得体。康熙帝大为惊赞，钦定姚观为顺天（北京）乡试举人，始知姜宸英无辜受罪。通过复试，澄清了事实，康熙皇帝感叹地说：“落第的人在外面诽谤是免不了的，揭帖指斥的不一定是事实。”但他也深知顺天乡试的特殊难处，平民子弟因难以竞争易生怨恨以迁怒主考，于是决定从下科起顺天乡试中的官员子弟另编官字考卷，按一定比例录取，以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时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对姜宸英的冤死十分痛惜，感叹说：“吾在西曹，使湛园以非罪死，愧何如矣。”《溪上遗闻集录》和陈康祺的《郎潜随笔》都记录了时人的评论：“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指王士禛）亦有我为刑官，今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
  这确是一场冤狱，揭帖中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如文中指责姜宸英不孝，而事实上姜宸英性行敦厚，事亲极孝，诗文集中家事多缠绵恳挚之言。他所写《梦梨》一诗可作证明，他曾经客居中州，做梦时食大梨而甘甜，想留给母亲，没得结果怅然而醒，因此作《梦梨》诗寄给两位弟弟。他弟弟追溯月日，那天正是他母亲病入膏盲，想吃大梨，偏偏寻觅不得。姜宸英如此纯孝，岂有不孝之行？安污不孝之名？慈孝之乡的孝子以“不孝”之名遭人陷害，这也是入世间悖于情理的冤屈之一了。时至如今，也常有此类悲剧产生，这也是人世中一种最难忍受的折磨。
  姜宸英一生著作宏富，有《湛园未定稿》、《湛园集》八卷、《海防诗集》十卷、《江防总论》一卷、《海防总论》一卷、《札记》二卷等。光绪十五年（1889）他的全部著作被刊行，辑为《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
  姜宸英死后葬于慈城东北的花盆山。道光十一年（1831）邑人冯云濠、叶维新在城东的德润书院先觉堂左边建起了姜湛园祠，祭祀姜宸英，冯汝霖捐钱二百贯置田产作岁祀之用。咸丰十一年（1861）祠毁于战火，光绪十年（1884）冯可镛集捐重建，并将冯云濠所刻的姜宸英、徐元文、朱彝尊小像和同游上方山诗嵌于墙中。
  如今姜宸英的坟墓和祠堂已难觅其踪。但他跌宕蹉跎的命运和惊神泣鬼的才华却被人时时记起并予以缅怀。此幸抑或不幸？有山川在，有人民在。是非世有评说，公道自在人心。作为慈城的文魂，姜宸英将永远留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杨九畹（1794—1837），字兰畬，号余田。世居慈城东城，其故居在尚志路探花第东侧。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进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编修，为榜眼。
  杨家是慈城的望族。南宋时杨门一族即以文章学问名世，其中以杨简所创的慈湖学派最为著名，其后其子杨恪、五世孙杨芮克承家学，以诗书传家。明嘉靖间杨淡于慈湖书院西购小楼三楹，名为“鸠居”，以传家学。其后杨世恩、杨守勤父子学宗慈湖，文达天下，杨守勤以会试、殿试俱第一列名该科鼎甲之首，号为“杨三元”。入清后杨氏后人在科举路上续写辉煌。杨九畹以嘉庆二十四年（1819）一甲第二名的成绩获得榜眼，成为慈城历史上唯一一个榜眼，也是最后一个鼎甲，使慈城的三鼎甲终成完璧。杨九畹是杨守勤的族孙。杨氏一门竟出状元、榜眼，可谓是慈城的科甲盛事，也足以证明杨氏的人才之众。这由此也奠定了杨氏一族在慈城科举史上的显赫地位。
  杨九畹的祖父杨锦、父亲杨灏都是秀才，以学行重于乡里。杨九畹从小就喜欢读书，七八岁时就能日诵千言，及长更博览群书，除四书五经外，他还关注史地杂著，这使他有了超越常人的见识和气度，为文自是文气充沛、气势磅礴。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考中进士后，他按例被选人翰林院，为编修，三年后期满散馆，于道光初年（1821）应朝中考试获一等，循例应加官升职，因此被提为御史候补，道光三年（1823）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由于杨九畹生长于江南，关心经济，深知清廷漕运弊端所在和地方经济运行的不合理原因，于是先后六上奏章，分别论述了改革海运、折征济赈、整饬旗兵、开发边疆垦土、安置罪犯、安置工匠和统一教盐税等策。其所言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要事，又论据充实、言辞恳切，因此受到时论的肯定，杨九畹的识见也为时所重。道光六年（1826）他以知府出守甘肃庆阳。庆阳地瘠民贫，不务农事。杨九畹深知以农为本乃是致富之道，于是以知府不尊不耻与民同耕，教乡民如何耕作、播种，给那里的人民送去了江南先进的农业技术。从此庆阳人民以农为业，大垦荒田，生活逐渐富裕。同时他又修复了凤城书院，置田产作为教育费用。他还与府学生员讲群经大旨，讨论文章作法，边城文风一时大开。此年经礼部引荐，道光帝接见了杨九畹，对他的才千政绩予以肯定。
  杨九畹不仅精于经济，善开文风，而且明辨奸佞，善于断狱。在庆阳时，他审判的两起案件大得人心。一件是为民辩诬。庆阳府合水县一县役公报私仇，诬陷严某偷盗旅客银子，杨九畹不偏听偏信，而是深入调查，结果查出真盗，使严某冤情得解，释放回家。另一件案件更为离奇难审。宁州百姓陈甲之妻刘氏与其夫之弟有私情，后不想继续这种关系，就设计将其灌醉杀死，然后埋尸于刘监生土坑中。弟媳到刘家看到血渍，就向知州控告刘监生杀了其夫。知州牟某急于破案，同里正到刘家挖坑得尸，遂断监生杀人。监生不服，诉于杨九畹处。杨九畹细加审问，各方辞语不一，料定其中必有隐情。于是从陈甲之女处着手，细加盘问，七岁的女孩不知作假，童心无忌，道出真相。一场冤狱顿时冰消，刘监生终释重负。真相明后，知州羞愧难当，而杨知府清名更盛。除了劝农、兴农、平狱外，杨九畹还是一个处理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的高手。道光十年（1830），青海西宁道辖区内的丹噶尔番与回民械斗，这两个民族都民风勇猛、桀骜不驯，大斗之后必酿祸乱。众官闻之视为畏途。杨九畹毫不畏惧，单骑而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族百姓见知府来谕，当即听命和解，一场内乱消弭于杨九畹的笑谈之中。
  此后，杨九畹辗转边疆各省，在喀拉沙尔、宁夏府、平庆泾道任职。所到之处，克己奉公，各有政绩。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为广东南韶连道。到任后杨九畹首先整顿税务，清除积弊，又缉捕群盗，安定地方，吏治为之一清。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进犯广东。清兵四集应战，杨九畹负责供给粮饷，安缉地方，为此他不惮辛劳，竭力经营，并根据当地民情和英军进犯之势向清军统帅提出防守之策、进军之略。可是昏聩无能的清将不采纳他的建议，遂使其志空酬、其策空献，时人皆为深惜。道光二十二年（1842），壮志未酬的杨九畹卒于道台任上，年六十岁。有二子，长子聿蒸，字绮云，议叙府经历；次子聿燕，字书云，附贡生，议叙府同知，中咸丰元年（1851）本省乡试副榜。
  将慈城鼎甲中的榜眼、探花与状元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作为慈城文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明显的差异，共同形成了慈城文人的秉性，其同与异凸显了慈城文人的特性。同与异是如此的强烈又是如此的鲜明，使人不禁惊叹。慈城的榜眼、探花与状元一样都身负绝学，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德才皆备。他们对父母都极具孝心，对亲朋都坦诚相待，对奸邪都势不同流。这些共同点在历代志书中都特别强调：
  盖立教以孝云。嗣后张无择、孙之翰继之，称三孝，乡民益敦伦而尚行。..青衿之士皆知兴起道义。..皆知尚廉耻而畏清议。（嘉靖《宁波府志》）
  士大夫皆矜名节，重清议。“缙绅先达，忘势与里巷齿，学校之士，弦诵声洋洋出金石。自兹科第接踵，巍然浙东望邑，然文胜质漓矣！”（雍正《宁波府志》）
  风俗淳庞，贤士辈出，敦尚礼义，耻于浮邪，子孝臣忠，卑幼者能恭敬长上，朋友以诚信相孚，乡党之间蔼然和气，其士子往往以德业淬厉，底于成才。
  （慈溪《县旧景》）
  综上所述：凡孝亲敬友、知耻明理、看重名节、畏惧清议是慈溪文人的共性，作为文士的代表群体，三鼎甲自然具有这些共性。再加上科举夺冠所需的智慧、才能、德行和学识，就奠定了慈城鼎甲的共同基础。然而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成就，榜眼、探花与状元的差异竟如此悬殊，对比竟如此强烈。与慈城的状元命运相比，慈城的榜眼、探花们的影响比状元广大得多，仕途也比状元通达，以至做到宰辅重臣，其政绩和文学成就更是远胜状元。像袁炜、姜宸英等都是名震南北、声传占今的鸿儒巨卿，流风所及，至今未泯。究其原因，他们与状元正各自代表了慈城文人的不同特点。如果说慈城的状元在个性上大都敦厚诚朴、重义轻官、独善其身、抱朴守阴，显示了慈城文人淡泊名利、清静无为、旷达通变的特性，那么慈城的榜眼、探花在个性上却大都凌厉刚烈、率性任情、清亮执拗、志在必得，显示了慈城文人注重事功、激荡人生、安世济民的抱负。换言之，慈城的状元较多地显示了慈城文人阴柔温馨的一面；慈城的榜眼、探花则更多地显示了慈城文人阳刚热烈的一面。两者相合正是千百年来流淌在慈城文运中的完美传统。
  犹如慈城的状元在仕途上的蹉跎恰恰印证了他们情操的高尚和人格的尊严，慈城的榜眼、探花在人生上的奋斗和事业上的成功更证明了他们创造的激情和执著的信念是一种多么珍贵的财富。无论是状元的情操还是榜眼、探花的激情，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而这些也真正成为慈城鼎甲所具有的特殊的光彩和不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后人走近他们，聆听这些高贵灵魂的叮咛和诉说。
  慈溪历代进士录
  杨军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进士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最高学位，读书人取得了进士资格，也就意味着取得了功名富贵。民间有句俗语“秀才不挑担，举人不拎篮”，读书人施展自己才能、抱负的最好途径就是走科举之路。科举制最早是从隋代大业年间（605—616）开始的，历唐、宋、元、明、清各朝。慈溪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县以后，渊源学风铸就了罕见的进士之乡。慈溪历史上名人荟萃，文化底蕴丰厚，共有5名状元（其中一名武状元），534名进士（包括武进士），还出了很多名彪史册的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军事家、学者、诗人，孕育了三国东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阚泽，唐书法家虞世南，北宋著名学者杨适、杜醇等一大批先儒…
  经考证，慈溪唐代有进士3名，五代十国有进士1名。宋庆历八年（1048），在县治所在地（慈城）设立了夫子儒学，这是慈溪官方教育的开端。于是慈溪私人讲学的书院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书院林立，讲学风气盛行，学风浓厚，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涌现出一大批科举人物。宋代慈溪进士达162名，武举7名，其中著名的有舒亶、姚孳、杨简、姚颖、桂万荣、黄震、方山京。元代尽管当时的民族歧视相当严重，慈城也出了2名进士，乡举5名，最为突出的有桂彦良等。明、清两代古城人才又步入一个兴盛时期，共出了进士366名，武进士20名，举人1128名，武举人69名，其中著名人物有姚涞、杨守勤、刘安、刘世龙、冯元飙、陈敬宗、赵文华、袁枚、姜宸英等。这些人都是古城历代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对中国文明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众多品位高、影响大的名人，为慈城积淀了名人文化的独特领域。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具名，仅择其重点名人作一简介以供读者参考。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北宋著名的大诗人，慈溪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神宗元丰五年（1082）任知制诰。六年，时年33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后因与李定等劾苏轼作诗讥讪时事，不久，被罢免。
  舒亶的诗词作品闲情雅致、词韵悠然。罢官以后他迁居宁波月湖锦里桥，筑有“懒堂”，以咏唱山水风光为事，经常邀约好友丰稷、周锷、晁说之、韦骧等诗侣相互唱和。
  姚孳，宋明州慈溪人，字舜徒，以字行。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哲宗元祐中补武陵县令，讯民疾苦而振雪之，捐资修孔子庙，督课诸士，奏课为天下第一。以荐除提举成都府常平等事，后由江东副曹除知夔州，兴学劝农，有古循吏风。有《桃花源集》。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杨挺显子，世称“慈湖先生”。乾道五年（1169）进士，授富阳主簿。师事陆九渊，发展心学，主张“毋意”、“无念”、“无思无虑是谓道心”等。宁宗嘉定初（1208）出知温州，首倡废除妓籍，以廉俭为民所爱戴。终官宝谟阁学士，卒溢文元。有《慈湖诗传》、《杨氏易传》、《先圣大训》、《五诰解》及诸弟子合编《慈湖遗书》等。
  南宋理学心性论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两大家。杨简继承陆九渊心性一物的思想，并对心性分二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表现出南宋理学心性一元的思想特色。
  姚颖（1149—1183），字洪卿，慈溪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状元，是慈溪第一状元。姚颖中状元后，授签书宁国军节制判官厅公事。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通判平江府，到任不久便患病身亡，享年34岁。姚颖博闻多识，性情淡泊谨重，极有雅量，力学勤苦，文章俊秀。居官常不敢有所作为，恐同僚认为才华出众，论天下事无不尽被证实。世人惜其英年早逝，不能有所大成。后来，理学巨擘叶适为其撰写墓志铭。
  桂万荣，字梦协，庆元二年（1196）进士，慈溪人，先后由县尉升任朝散大夫、宝章阁直学士、常熟府知府等官职。为官清廉、爱憎分明。对豪强严而待百姓宽，历经数年收集古人判案的事例，编成《棠阴比事》一书。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是一部有关法医检验的书籍，他参考了《疑狱集》、《折狱龟鉴》，选取了144个侦破案例，明朝吴讷作增删补充，文字畅通，内容简要。这称得上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专著。
  黄震（1213—1280），字东发，人称“于越先生”。宝祐四年（1256）黄震43岁才进士及第，中进士后任吴县（今苏州）县尉，摄长洲、华亭，，避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等职。他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正气浩然，虽屡遭挫折，均坚贞不屈。咸淳三年（1267），他因在担任地方官时很有政声，被擢升史馆检阅，参与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修纂，翌年七月轮对时，就因为直言不讳指出当时大弊为民穷、兵弱、财匮及士大夫无耻，还不顾宫中正在建内道场，建议停卖僧人及道士度牒，以致触怒了度宗皇帝，被贬官三级，并下放到广德军做了一个通判。黄震不但是当时优秀的官吏，还是南宋后期著名的大学者、思想家。著作有《戊辰修史传》、《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100卷行世，后者收入《四库全书》。宋亡，隐宝幢山。去世后，门人私谥“文洁”，史称“文洁先生”。
  方山京（1217—1267），字子高，号砚庵，慈城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状元。他幼年孤苦，曾寄宿旅泊舅家，但其学习勤奋，言行谨慎，心气平和，被时人称为有修养的谦谦君子。中状元后，有人责怪其制策过简，令增加数语，方山京说：“圣上以览，吾怎能自欺欺人？”以后，因在议事中，见同事缩头咋舌、讳忌重重而拂袖离去被弹劾，引退归故里。
  方山京为官正直清廉，家境贫寒，其处所均由亲朋故友为之构筑，极其简陋。但方山京却能不趋富贵，泰然处之。度宗即位，下诏起用方山京，官复原职。咸淳三年（1267），他以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办事任秘书省正字兼靖惠王府教授，再升校书兼庄文府教授，迁校书郎。后来，得病不能上朝，旋病卒，时年50岁。方山京墓在慈城东一里巽尖岙。
  桂彦良，名德偁，号清溪。明朝慈城人，元乡贡、进士。当朱元璋正在南征北战之时，为包山书院山长，因而以满腹经纶名闻天下。当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人聘其入幕府时，遭其拒绝。明立国后，他才出山入仕，以“有所咨问，对必以正”而著称。改平江路教授，罢归。洪武年间（1368—1398）被征为公车，授太子正字。洪武帝经常出御诗叫他对诗，他每一次都能对得很工整。后来被升迁为晋王府左傅，帝曰：“江南大儒，唯卿一人。”于是改升为左长史，曾经上书《万世太平十二策》，帝又称他为通儒。后告老还乡，潜心著作，死后被追溢为文裕。著有《清溪》、《清节》、《山西》、《老拙》等作品。
  姚涞，字维东，号明山。姚镆之子，生年不详，卒于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状元。授翰林修撰，争“大礼”，姚据理力争，而被廷杖。又议郊祀合祀，不当轻易。召修《明伦大典》，恳辞不与，累官侍读学士。
  杨守勤（1566—1630），字克之，号昆阜，慈城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状元。父亲杨世思是饮誉乡里的清贫塾师。杨状元从小聪慧、懂事，牢牢记住父亲赐给自己的座右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天道酬勤，勤能补拙，这“守勤”两字，即指刻苦学习。杨守勤连中会元、状元。此前，万历二十五年（1597）浙江乡试时，他已考中经元。三元及第后，杨守勤先在翰林院任修撰，数年后，被万历皇帝选中，擢升二级，担任左谕德，专职做东宫太子朱常洛即未来的泰昌皇帝的老师。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当时，那位20多岁的太子殿下，对这位学识渊博、仪表非凡，人称“杨三元”的老师，非常尊敬。每逢杨守勤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史书时，朱常洛总是饶有兴致地恭恭敬敬“竦听”。令人惋惜的是，数年后，杨守勤因病辞世。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慈城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年七十始举进士，授编修，后因科场案牵连，死于狱中。平生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精研，诗文、书画、鉴赏样样精通。其书画名重当时，草书作品《语摘》自然流畅，清新爽利，为其佳作之一。曾参与《明史》纂修，所作《刑法志》揭露了明代“厂卫”之害。所著有《湛园未定稿》、《苇间诗集》等。
  进士名册
  唐3名：张无择虞九皋董淇
  五代十国1名：冯叔和
  宋162名：王慈 庐慎微 冯制 冯准 郭暨 冯硕 舒亶 冯师古 冯景 姚孳 郭浑 翁升 王发 舒介 冯泾 郭敦实 冯轸 冯淮 冯滋 冯子济 王庭秀 姚持 桂舟 王璧 张良 严翼 冯輗 张士民 郭敦颐 张济 赵师岘 赵师章 冯纬文 严九龄 杨简顾 炳舒烈 严仲容 姚颖 王镐 罗仲舒 叶澄杨 〓葛容 曹汉炎 张虑 张珩桂 万荣 冯理 王休 刘叔向 施琮 刘厚南 冯宋兴 程士龙 余元 方季仁 赵莅夫 葛逢 翁逢龙 孙梦瑀 罗叔韶 赵兴仕 赵逢龙 孙梦镗 童居易 任褎然 陈簵 孙因 孙梦观
  冯基 冯履道 严畏 叶子成 曹巽
  桂去疾 桂锡 孙张〓 冯容 孙绣
  张自明 张盘 方肃 张玘 罗明复
  周梦 李罗叔 晟方端 张自强 张庆祖
  张自东 罗季清 余东 孙豹 张自初
  赵孟墅 张之 张堂 翁归仁 吴尚深
  孙梦霆 罗谦 沈发 王丰 洪翌
  杨垕 桂本 舒梦庚 孙獬孙 黄翔龙
  孙震孙 王自然 林霆 杨壁 林俊
  王良 施泰孙 孙囦 孙斯橝 罗雷发
  黄震 章霆瑞 张虞 林一枝 冯懋
  杨炯 胡纵义 张应龙 章介甫 胡机
  张虞 罗季禹 王宝之 王桂发 桂壮孙
  孙善因 方山京 沈淮 刘杨祖 张光
  张润孙 沈岂 楼严 姚梦荐 林子宣
  曹一新 杨应祥 韩福孙 黄三接 徐斗明
  陆觉 臧璧 赵必 楼岩 孙耕
  孙耘 王璧 桂锡孙 姚正子 姚獬孙
  杨文德 杨文善
  元代2名：翁传心 桂彦良
  明代255名：岑鹏 罗暹 翁华 秦政学 刘嵩
  叶生 郭守愚 叶铭臻 陈敬宗 刘本
  孙荪 顾巽 桂芝 徐得伦 周叔逵
  刘棻 冯吉亨 茅并基 顾侃 郑让
  郑维桓 茅维扬 龚璧 刘得初 邹得初
  冯芳 刘璨 张楷 王复 王用
  刘垔 张瑭 姚堂 刘炜 刘怀
  钱森 夏时正 桂怡 李尚 周翔
  桂琛 郑岑 孙忱 张琦 王应奎
  罗信佳 桂廷圭 冯琪 龚泽 桂镐
  张昺 郑重 王璁 童潮 冯忠
  张韶 余浚 袁燫 魏英 王纶
  赵坤 沈元 周津 费铠 孙志
  周旋 沈瓒 王术 杨子器 王惠
  赵继宗 徐楷 茅光著 孙连 陈熙
  茅蓁 姚镆 王纯 裘壤 桂诏
  翁玉 刘乔 沈赉 姚汀 冯本澄
  赵暕 徐仁 钱俊民 向锦 冯志
  罗缙 贺洪 顾英 刘滂 张福
  姚缙 翁素 孙懋 沈光大 朱良
  周士英 王蓉 冯泾 秦钺 李浑
  徐州 沈教 姚釪 王崇 王镕
  徐锦 刘世龙 钟潜 陈原理 刘谏
  姚涞 陈文誉 秦金 袁载 叶照
  刘安 冯岳 冯震 陈鲸 沈一定
  卢淮 陈茂义 费渊 赵文华 钱焕
  张谦 周镐 钱照 刘士逵 顾翀
  张荛年 姚惠 袁炜 刘廷诰 刘廷义
  冯璋 姚梧 王交 向洪迈 钱鲸
  韩子允 叶应乾 陈茂礼 秦钫 秦宗道
  冯叶 秦淦 尹士龙 冯叔吉 何惟
  冯谦 郑卿 刘志伊 颜鲸 姜国华
  冯成能 孙光祖 徐一忠 陈颐正 陈文谟
  刘志业 向程 王朝阳 张大器 姚孟贤
  孙汝汇 费标 冯盛宗 孙成名 刘泊渊
  李应辰 孙继皋 王应选 秦应聪 沈大忠
  姚元祯 向东 刘志选 王荁 钱景超
  姜应鳞 罗应斗 岑应春 袁茂英 冯有经
  沈茂荣 刘宪宠 冯蜓 王福征 冯若舒
  冯若愚 周元 叶维荣 赵会祯 王猷
  赵得昭 韩孙爱 张九德 冯时俊 杨守勤
  姚宗文 冯任 钱文蔫 赵昌期 袁熙臣
  孙国祯 胡亮工 董允生 应朝玉 沈翘楚
  冯国英 冯起纶 袁宏勋 应杞 冯元飚
  叶宰 冯敬舒 阮震亨 姜思睿 李一鹏
  应喜臣 冯元飏 赵珽 桂一章 刘勷
  童兆登 冯家祯 姚应翀 向北 冯文伟
  董允茂 沈履祥 周耀雷 王台明 沈宸荃
  王灏 冯元飂 秦祖襄 韩昌锡 沈崇埨
  冯昆
  武进士：王尚文 袁应兆 张光 陈焕章 沈敖 徐柱国 俞茂才 陈值 沈庭夔
  清代111名：周会发 冯偀 王嗣皋 钱茂秦 费维祉
  应楠 张茁 胡启甲 姚启盛 冯萼舒
  邵于道 王玫 应纯仁 王雅 叶蘅
  沈日章 孙百蕃 张念仲 刘初吉 董尔宏
  秦炯 冯佩实 郑梁 周近梁 宋征烈
  周鸿宪 姜宸英 沈李楷 陈吴 岳林矿
  周苏 韩贻丰 叶昌 秦晋 金虞廷
  郑羽逵 应宗文 叶亮 裘琏 沈文豪
  冯鸿模 王金缓 王益孚 刘应麟 费士桂
  袁枚 桂滽 冯鹏飞 冯兆麟 阮基
  冯丹香 费承勋 费淳 舒元丰 袁树
  陆廷枢 魏成宪 王肇成 冯全修 盛廷谟
  姚逵 冯璟 徐渊 费丙章 秦黄开
  陈宝桥 杨九畹 姚廷清 桂文耀 郑锡文
  魏大纲 韩曜 任荃 胡江 洪观
  邵纶 叶春华 冯栻 叶宝元 宓昺烺
  杨泰亨 陈钦 周晋麒 叶庆增 陈邦瑞
  刘一桂 董圻 郑缤 杨介福 董乔年
  严修 童春 陈祥燕 陈康瑞 杨家骥
  葛祥熊 林颐山 裘鸿勋 张宏训
  武进士：方鼎新 宋谷 向腾蛟 乌震 叶友筼
  俞兆翀 叶泰亨 王廷佐 李邦泰 叶步魁
  吴安邦 吴峻
  以上名册查考了宋史、明史、中国历代状元史、中国历代进上史、浙江通志、慈溪县志（雍正、光绪二版）、冯氏家谱等。有关慈溪还有进士登第者否，笔者尚未发现，敬请各位前辈和学者提供资料，以便今后订正。猥以拙才，本刊编者嘱写此文，勉力为之。时限收集资料有限，承钱文华、冯一敏两位老师供给有关资料，谨此致谢。
  风流管山
  戴松岳
  管山现在已经是默默无闻了！然而在明清时代，她却是那样风流显赫，声名远扬。
  因为她是“龙山凤水”的山水慈城万千气象中的第一名胜，是鼎甲相望的科举慈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是“文化之江”中文化慈城学术传承的历史见证。
  管山在慈城夹田桥西，慈江（姚江支流）南岸。其高不逾10米，宽不过20米，占地不过一亩。山上杂树丛生，山脚芦草横陈，山下野渡无人。我无法循路上山，寻找旧迹，只能在冬日的斜照下，绕山三匝，怅然而归，为历史的苍凉和文化的孤寂。
  管山太小，以至于慈城人大多不知有此名山，甚至邻近居民也多不知其名。但府县诸志中这座小山却越群峰而独具高名，成为山水慈城的第一名胜。嘉靖《宁波府志》在形胜卷中说慈溪“县负山百治。..治之左为上午岙，东岭出其腋，又左为花瓶山、马岙山、清道山抵夹田江，伏脉乱流为管山”。16卷的雍正《慈溪县志》在卷首特收四篇关于管山和管山亭等人文胜迹的序叙，倾诉人们对她的敬慕之情。慈溪文人儒学训导骆培称管山亭成，登临纵目，大舒心怀：
  “上矗云霄，下临江渚，远山横黛，近野纡青，潮汐往来，烟霞舒卷。风景之美，于亭毕收，凭眺其间，旷然自得。假令使王勃崔颢辈绮章高唱，何逊滕王黄鹤下哉！”
  将其与滕王阁、黄鹤楼相比，自是作者的偏爱，但管山风景之美，在慈城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管山成为文人聚会登临的胜地、吟咏切磋的名山。于是大文学家屠隆来了，他从宁波来。万历十九年（1591）秋月，他与宁波知府张尚通等人泛舟江上，登上管山，遥观慈城风景，赞叹万千，并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篇《卿云记》。于是大诗人袁枚来了，他从杭州来。乾隆六十年（1795）春天，他以80岁的高龄，乘舟沿浙东运河飘然东行，在慈溪故乡水竹村祭祖后，又在夹田桥畔舍舟登岸，游管山亭，宿清道观，完成了他回乡寻踪的夙愿…就这样，“极江山之胜”的管山和管山亭在一代代文人骚客的吟唱声中，成为山水慈城的永恒象征、万千景观中的第一名胜。
  管山的价值并不止于此。她是慈城万千学子心目中的“神山”；是鼎甲相望、进士辈出、举人比肩、秀才盈城的科举慈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与邻近的鄞县相比，唐宋以来，慈溪的科举成就和人才培养一直难望其项背。当南宋鄞县有500多名进士，仅史氏家族就有“二王三相、七十二进士”之称时，而整个慈溪的进士还不过百余。而一到明代，慈城文运骤昌，科名长盛。与鄞县、余姚一起，独擅明代全国科举胜场，人才之众为世所重。在明代89次科举考试中，共有24168名进士，其中浙江省有3799名，占全国进士的六分之一，是全国进士最多的一个省。而慈溪、鄞县、余姚三县共有进士902人，占全省进士的四分之一之多。其中慈溪有进士246人，鄞县288人，两县鼎甲相望、人才相当。特别是正德九年（1514），浙江考取进士57人，宁波府所属5县为20人，共占全省的35％。其中鄞县10人，慈溪9人，共19人，占全省进士的三分之一。姚汀、周士英等9人同科登第成为小城的骄傲、文运的祥瑞，几十年间传为美谈。为此县人特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城大街上建造九凤联飞坊，以纪念这一科举盛事。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明代宁波府科名鼎盛，称雄江南，共有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14人次，但其中本土五县的鼎甲会元中，只有两名状元和两名会元。而这两个状元姚涞和杨守勤，两名会元袁炜和杨守勤都是慈城人。一个不足一万居民的小城，在百年之中连出四名状元、会元，怎不令人惊喜振奋？于是循迹寻因，认为慈溪之所以在明代能文运昌盛，鼎甲相望，是因为管山风水所至。
  《重建管山亭叙》云：“建亭于山，取象于文笔峰。”
  “寓意良深，嘉思得切，以故人文日以炳蔚，科第益以联绵。方落成而鼎甲叠乘，蓬瀛瑞霭者捷应如神焉。夫固人之杰矣，抑地灵之隆隆于巽位。”
  《管山亭考》究其原因云：“（管山）而中峰高矗，遥对学宫，为邑之文笔峰。山下为江…筑亭山巅以为翊运培风之助。”
  历史的传说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四明谈助》中说：“嘉靖元年（1522），管山下的夹田桥之西，忽然一洲，镜圆而隆起。”邑人向锦曰：“凡洲起，为魁元之兆。今沙洲涨夹田，慈溪出状元乎。”第二年，姚涞果然中了状元，嘉靖十六年（1537）夹田桥江又涨出一洲，结果第二年袁炜在会试中了会元、殿试成了探花。这些巧合，使人们更加坚信管山的盛衰关乎慈溪文运的命脉，并把修建管山亭等标志性建筑，作为地方官员和儒士文人的历史使命而代代相传。于是有了满目瓦砾，一片肃杀时的“管亭倾圮以致科名鲜少，物力维艰，皆巽方缺陷之故。乃地灵使然，非缘人事也”；“旧有管山亭，于方为巽，实关文运，今废且久未有起而更新之者”的焦虑；更有了“若以关文风之盛衰，系民俗之盈歉，则其事诚重，其功甚急也”而重建管山亭的决断；以及亭成之后，登临会咏，踌躇满志，坚信“以形势之胜加以神灵之佑，伫其掇巍科如拾荠，取青紫若操券”的欣慰。就这样，管山和管山亭成为慈溪历代官宦文人学子心目中的“神山”，衡量人文之盛甲于诸邑、科学之盛称雄两浙的慈溪（城）文运盛衰的天然标尺。
  管山居百里姚江航道的中段，是连接宁绍两府学术文化重镇鄞县、慈溪、余姚三县的地理支点。管山之于姚江，是历史见证。她目睹、记录了千年古城的兴衰和姚江文化的传承。人们不会忘记，当27岁的鄞县县令王安石为新建的“慈溪县学”写记时，称“慈溪小邑，无珍产淫货以来四方游贩之民”，又担忧教化虽好，但“而今之吏，其势不能以久也，吾虽喜而幸且其将行，而又忧夫来者不吾继也，于是本其意以告来者”。确如王安石所言，慈溪在两宋之交时仍是局处一隅的小县，在江南乃至在浙东还未有其应有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人们还未能看到它的前程。但是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并以他的行动给慈城的历史发展烙下了他的痕迹。这个人就是南宋嘉定十年（1217）状元、两度为相的制置大使吴潜。他在判庆元府时，于宝祐五年（1257）巡视至慈溪，见二百里姚江之水被民田阻隔，不畅其流，及鄞北、定西（今镇海西）三地田不得溉，民不能富，就相地度势，作出规划，从赵家购得阻江之地，募民挖掘新河700丈，宽7丈，深3丈，称“管山江”（今太平桥至夹田桥段），绕管山而过。于是姚江淡水直达茅洲等闸，慈溪、鄞县、定海（今镇海）之民皆得其利。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姚江潮急风险，常有翻船，舟船多从城中河道绕行，因河狭桥多，多有不便，新河一开，舟船都从管山河而过。又筑新路15里，上覆石板沿管山直达城中，时称“相公衢”。自此，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从宁波到慈溪、余姚、杭州等地的舟船车辆，均沿管山而过。管山因此从一小山而声名鹊起，成为百里姚江、千里驿道中的标志性地方。而慈溪因后江贯通，山水美丽而英贤辈出，冠绝他邑，跻身于文献名邦之列。为此，人们在管山东麓建吴公祠，俗称“讴思庙”，以纪念这位自称“数茎半黑半白发，一片忧晴忧雨心”的贤相、于慈有大功的名宦。慈溪也自此开始了经济、文化腾飞的历史进程，至明清之际，已与鄞县、余姚一起形成名震全国的姚江文化和浙东学派的活动基地，姚江两岸成为全国人才最密集、学术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无数志士仁人、鸿儒硕士沿着管山在江上盘桓徐行，进行着学术传承和文化交流。宁绍两府的学者已不同于宋元之时的学派分立，而是沿着姚江，形成新的学术区域——姚江文化带，构成了新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浙东学派的宗师是绍兴府余姚县黄宗羲，但主要成员却是宁波府鄞县的万泰及万氏八龙、李邺嗣和慈溪县的郑梁、郑性等人。晚年黄宗羲在写慈溪人刘应期的墓志铭中回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感叹地说：“当是时，慈水（指管山边的慈城）才彦聚会，姜湍愚（思睿）、刘瑞当（应期）、冯元度（文伟）、冯簟溪（京第）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边县以自助。甬上（指鄞县）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指余姚）则余兄弟晦木（宗炎），泽望（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以慈城为中心，三县俊杰志士同气相求，同志相砺，悲歌长吟，壮怀激烈，在天翻地覆之际写下了慷慨悲壮的一章。姚江（慈江）也因此而成为文化之江，学术之江。而管山这座小山因此成了姚江（慈江）航道的枢纽和中点，也悄然包容了这一段惊天动地的变故中姚江人物的心灵历史和文化传承，成为“文化之江”中文化慈城学术流传的历史见证。
  管山荒芜了，慈江淤塞了，驿道废弃了。但历史还是记得，记得这荒芜下的辉煌和孤寂中的繁华。在斜阳的余晖中回望管山，管山像一个老人，无言但深沉睿智。像一本大书，简朴但内涵深厚。
  慈溪举子与康熙皇帝
  戴松岳
  慈（溪）城明清时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许多慈溪士子以其特立独行、睥睨权贵而被世人瞩目，甚至受到皇帝的青睐和礼遇。康熙时慈溪举子与康熙皇帝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和知人之明，也表现了慈溪士子特有的气质和情操。这些故事也因此成为清代科举史上令人回味和深思的话题。
  第一个与康熙皇帝交往的是姜宸英。姜宸英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他生性狂狷不羁，壮怀激烈。当抗清领袖张苍水在杭州遇害后，其妻子被杀，家产被籍没。在清廷的严禁下，张苍水的著作都遭查禁。姜宸英却无视清廷的禁令，在文网恢恢的康熙年间，毅然收集到苍水的遗著——《奇零草》并为之作序。他在序中表示：“余欲稍拾掇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余，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此序一出，风行天下，为张著中影响最大的序跋，与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堪称歌颂抗清英雄、弘扬民族气节的双璧。姜宸英为文雄浑肆醇，为诗沉郁旷达，为书神韵飘逸，其声名誉满江南、名动京师。康熙皇帝对他的才学称誉不已，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姜西溟（字宸英）古文当今作者。”又对左右说：“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中举入仕，一个是秀水朱彝尊，一个是无锡严绳孙，一个是慈溪姜宸英。”为了延请这些名儒硕彦入仕，康熙皇帝特下旨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举行博学鸿词科，由他亲试录用，朱彝尊、严绳孙以诗作被评为一、二等录取。姜宸英却因准备推荐他的掌院院士叶方蔼担任阅卷官入宫一个多月，来不及推荐他而未能应试。此后20年间，姜宸英数次赴京应考。各个考官都极想录取他作为门生以壮声势，但最终总是事与愿违。一个原因是因为姜宸英生性狂狷、正直、容不得不平之事。当时的权臣明珠权倾一时，其子纳兰性德与姜宸英是莫逆之交。明珠有一宠仆安三势倾京城，内外官员都巴结他。唯独姜宸英视之如蚁。纳兰性德在一次喝酒时劝姜宸英不要太认真，对安三态度好些，以免他造谣作梗。姜宸英闻之大怒，把酒杯扔在地上，大骂纳兰性德无耻至极，直至性德再三赔礼为止。同时姜宸英又做文批评他的朋友翁叔元依附明珠陷害汤斌。此文一出传遍京城，触怒翁叔元和明珠，因而两人想方设法阻他入仕。另一个原因是姜宸英学识渊博，心性高傲，从不把学识才能均在其下的考官放在眼里。他赴考时不是因酩酊大醉误场，就是率性而作，不依格式应试，弄得考官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考得比较认真，在谢表中用了“义山点窜尧典舜典”二语，受卷官特意问他出处。姜宸英反问他：“你读过李商隐的诗吗？”弄得受卷官勃然大怒，将他的试卷弃之一旁，不再誊录，以致他再度落第。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姜宸英再次赴试，那一年他已70岁了。他的试卷又不合格式，受卷官见到都很惋惜，认为再不将他选上他就没希望了，因此誊录后送康熙皇帝钦选。试卷启封后，一见飘逸神韵的文字，康熙帝大喜，知道姜宸英终于上“线”了。于是钦定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相知二十年的雄主才子终于成为君臣。
  两年后，姜宸英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饱受科场之苦的姜宸英对有真才实学的士子特别青睐。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慈溪士子姚观拜访他，又呈上几篇诗文向他请教。姜宸英看了大为赞赏，认为是个人才，于是人前常常赞扬。在阅卷时，他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时，便对随从说：“这份试卷一定是姚相公的了。”过后又看到一篇更好的文章时，他又对随从说：“这份肯定是姚相公的了。”发榜后，姚观果然名列五经魁之中。由于这次乡试中落第的秀才太多，考中的人又有许多是名门高官之后，而姜宸英考前对姚观又到处宣扬，于是落第士子议论纷纷，御史鹿佑根据街谈巷议，向朝廷奏上一本。由于清廷对科场作弊处置极严，但姜宸英的人品才情深为康熙帝欣赏信赖，于是康熙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主考官李蟠等严加议处。九卿等议复拟将主考官李蟠、姜宸英革职。康熙认为如此不能弄清内情、平复众议、儆惩后人，决定对该科所取举人进行复试。而在诏狱中的姜宸英并不知这些。他只听说主考官将在正月明正典刑，又听到李蟠被判处发配边陲充军。他自知清白无辜，一生清白的他怎忍让人说他枉法取士？忧愤之中他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二十一日在狱中服毒自尽。6天后清廷对顺天举人进行复试，康熙帝亲自命题出卷，并在乾清门对姚观进行面试。结果中举士子的试卷都合规范，姚观不负公望，才思敏捷，应对自如。康熙帝大为惊赞，钦定姚观为顺天（北京）乡试举人，始知姜宸英、李蟠乃无私取士。冤案昭雪，李蟠从数千里外的边陲召回复官，姚观等中举士子恢复名誉功名。唯独一世清白、“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的姜宸英却清白反被清白误，冤死狱中了。闻知姜宸英死讯后，康熙帝惋惜之际感叹地说：“老姜（宸英）全无辣气，小李（蟠）大有甜头。”
  另一个与康熙皇帝交往的慈溪举子裘琏也是与康熙相识多年，在70多岁后才中进士的。裘琏字殷玉，号蔗村，世称“横山先生”，生于1644年，这年正是清取代明之时，他是慈城东南裘市人，早年诗作曾送姜宸英评点，姜宸英引为同乡知音。其文洋洒肆恣，为高士奇激赏。他学识渊博，为宁绍名家。徐乾元曾要黄宗羲推荐编纂《大清一统志》的人才，黄宗羲首先推荐裘琏入局。裘琏分纂三楚人物，质量在诸篇中堪称上乘。
  使裘琏名闻天下的并不是他的诗文和史识，而是其戏剧创作。他于青春勃发的青年时期情思飞扬，文思如涌，创作了著名的《四韵事》杂剧。《四韵事》即《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和《旗亭馆》。《昆明池》取材《全唐诗话》，演唐中宗幸昆明池吟诗，群臣应制事；《集翠裘》取材《虞初集志》，演武则天赐集翠裘，张昌宗与狄仁杰赌双陆事；《鉴湖隐》演贺知章事；《旗亭馆》取材于《唐诗新话》，演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旗亭听歌事。这组“极才人之致”的剧作使裘琏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却未能给他带来福祉。几十年间，他困顿场屋，沉沦江湖，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然而艺术是无形的广告。《四韵事》的剧本被清宫内廷选为上演剧目，康熙帝看后甚为欣赏，并对这位慈溪籍的士子留下了印象。康熙五十一年（1712），裘琏的朋友要他为康熙皇帝的60岁寿辰写一个剧本以示庆贺。于是裘琏以69岁的高龄写了《万寿升平乐府》一卷，凡十二出。此剧的艺术成就自不能与《四韵事》相比，但政治影响却无可限量。康熙帝自此对裘琏的学识才情更为了解欣赏。第二年夏天，康熙皇帝在热河避暑时问及裘琏近况。近臣回答此人还未中举，仍在浙江慈溪。康熙帝听之大惊，连忙要大臣通知裘琏直接到北京参加第二年顺天乡试。于是71岁的裘琏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榜上有名。当乡试榜送呈康熙皇帝御览，他看到裘琏的名字赫然在榜时，高兴地说：“裘琏中矣。”第二年，才中举人的裘琏又参加殿试。尽管裘琏议论精要，笔墨肆闳，但却因违反格式成了错卷，不能参与评卷。康熙帝听说后甚为惋惜。试卷评定后，考官们对裘琏的试卷处置进行商量，最后决定将他列为三甲最后一名。
  当殿试试卷送康熙皇帝审阅钦定时，康熙皇帝忽然问考官说：“听说有一个老进士因为卷中失误而痛哭出去，知道这人是谁吗？”考官回答不知此人。康熙又说，莫不是裘琏吧。考官连忙回答：原不知是他，现在看来应该是他了。康熙又问，卷子有什么错误。考官回答说，多写了几行。康熙皇帝笑着说：多写几行又有何妨，把试卷拿来让我看看。考官从最后面拿出裘琏的试卷给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了一会就说这么好的文章，这样端正的文字，快放到前面去。考官们一听大惊失色，连忙奏道：“一甲三名已定，二甲名次也定，只有三甲次序未定。于是康熙帝钦定裘琏为三甲第一名，特赐传胪（二甲第一名为传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为殿试前四名的美称），授翰林院检讨，裘琏成为科举史上唯一一个以三甲第一名称传胪的进士。他时年72岁，比姜宸英中进士还大两岁。
  姜宸英、裘琏都以才识过人、学问淹博闻名于世，并以此深受康熙帝的赏识。只是因为他们奔放的激情、不羁的思维、自由的精神与日益僵化、禁锢的八股取士形式格格不入，以致每每以违式而望闱怅叹，黯然而归。即使以康熙皇帝知人之明、用权之力，尚不能拔无辜于囫囵、选俊才以鼎甲，末世科举之弊由此可见一斑。而慈城举子的人格情操、才情学问之奇异于此也可知一二了。
  慈城文运说孔庙
  张良鸿
  中国几千个县城，历史上不曾建过孔庙的几乎没有，但至今保存完好的却又极稀少。在这“稀少”里面重新大修过的慈城孔庙绝对是数得出、排得上的。
  建孔庙不但是为了祭孔子、扬儒学、敦教化、厚风俗，同时也是为了培育人才，而培育人才也正是为了更好地敦厚教化风俗，崇正“世道人心”。故建孔庙亦即是兴学宫，这方面慈城也不例外。比如今址上初建于宋庆历八年（1048）的慈城孔庙就选取前文庙后学宫格局。慈城文庙学宫栽培出来的治国平天下英才竟是如此之多，光科举考试高中进士者就有519人，很难相信全国还有哪些州县能出这么多进士的。这足见慈城办学何等出色有效！
  慈城孔庙里至今尚有古碑二十余方。最有价值的数清咸丰九年（1859）重刻的《慈溪县建学记》，此碑由宋庆历八年（1048）慈溪县知事林肇所立，鄞县县令王安石撰写。而最“原汁原味”的古碑当推崇圣祠前的《重建慈湖书院记》，撰碑者是甬上大学者王应麟，立碑时间为元代至元壬辰年（1290）距今已有700多个年头。519个慈溪籍进士中，
  唐代只有2人，到宋代便，有了爆炸式的发展——162人，元代6人，明代244人，清代105人。这刚好与宋大儒杨简创办慈湖书院，从此慈溪文风大盛的历史相吻合。正如广东潮州，唐时尚是蛮荒之地，自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到此“传道起文”后，文风顿时大炽，人才也就层出不穷，终于成了“滨海邹鲁”。无怪后人称道说：“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杨简对慈溪文运的推动与百代文宗韩夫子对潮州文运的振起可谓殊途同归、异代同工。安徽桐城孔庙在全国县级孔庙中是极擅风骚的。但就内涵和功能丰富性言，慈城孔庙还远远过之。除了慈城还有哪一个州县直接把名宦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崇圣祠、土地祠作为孔庙附属殿祠的？没有！
  而且类似于慈城孔庙里的明伦堂、梯云亭，别的县级孔庙中也很少见，其不仅规模可观，而且存意高远：“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先入明伦堂，再登梯云亭”。何况登梯云亭的519个进士中竟然有5个状元、1个榜眼、3个探花呢！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单单从只有2万人口的慈城镇就走出了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8名，这在全国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至少是极为罕见的。
  慈溪状元杨守勤与遂昌的鞍山书院
  杨古城
  翻开最新出版的浙江省遂昌县地图，赫然入目的是遂昌人引以为豪的唯一的最著名的人文旅游景区——鞍山书院。遂昌县地处浙江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千米以上的高山700余座，称为瓯江、钱江之源。遂昌人都知道县城东二十里的书院，在松阳县通向遂昌县城公路边，一位老太太用手一指，说山岙里就是杨状元教书处。
  缘溪依山曲折的公路通向大山深处，两山之间的一块平岗，在茂林修竹参差之中，不用再问这就是鞍山书院，占地约500平方米，前后二进二明堂二厢，后进有小阁楼，楼下小客厅可临池羡鱼。据遂昌县地方史料介绍，鞍山书院是1986年起就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现在已成为县重点风景名胜休闲区。“万历甲辰科状元杨守勤曾在此书院授教。”迈入挂有“鞍山书院”横额的低矮门槛，迎面天井中还保存当年杨状元手植的老梅。转到后进，据称是杨状元下榻的卧室，临窗的一方桌台和一把杨状元曾坐过的椅子，当地村民全都精心保护。当房主人知道来访的是宁波的客人，他们更是喜出望外，400余年的历史沧桑，宁波文士与遂昌文化结下的不解之缘，杨状元在遂昌人民心目中的光辉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据《遂昌县志》记载，马鞍山下聚居的郑氏家族，在此亦农亦读，于明代隆庆四年（1570），郑秉厚考中进士，授江西南丰县令，任期为官清廉，村口的溪流称为“濂水”，村名为“长濂”。郑秉厚卸任，回村后建起书院，聘塾师教育子弟们读书明理。万历二十五年（1597），宁波慈溪文士杨守勤年方27岁，考中“经元”。万历三十年（1602），杨守勤外出云游800里到了遂昌，“忽闻书声从林中传出”，即入院察看，这时正好塾师离开，杨守勤情不自禁与学子们攀谈诗文。塾师回院后被杨守勤的学识和举止所感动。在郑氏主人执意挽留之后，杨守勤住在书院内任教。直至一年半后才从家乡经运河北上京城，以举人资格，在三百位考中了“贡士”名单中名列第一名，称为“会元”，不久再在宫殿中参加“廷试”，夺得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
  杨守勤在京任职翰林院编修，官至右春坊右庶子，曾数任主考官，遂昌籍不少学子入京问学，他都热情勉励，一如往昔的乡情，如今仍传为美谈。由长濂村村民精心呵护的“鞍山书院”建筑群后来得到修缮，当年风貌依旧，书院的介绍资料中一直以“万历甲辰状元、宁波士人杨守勤在此授学”为荣。
  近查新编《宁波市志·人物》中，有杨守勤的简介，但未记载与遂昌有缘。而新编的《慈溪县志》竟未列入这位状元公。
  杨守勤的“万历甲辰状元”，是《中国状元谱》记载的明代276年历史中90位状元之一。而在宁波市及各县市，有幸列入明代的状元仅有5位，其中慈溪有杨守勤与姚涞，都是慈城人。而列入“三元”（经元、会元、状元）的杨守勤更是风毛麟角。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约每三年一次才能出一个状元，可见考中状元的难度是亿分之一的机缘，简直“鲤鱼跳龙门”，高不可攀的梦寐难求的幸运。
  旧《慈溪县志》对于杨守勤都有列传。光绪志称：“杨守勤，字克之，号昆阜，又世恩。”称杨守勤早就“修髯广额，丰仪俊整，为文千言立就”。慈溪的文史专家撰文（《古镇慈城》8期、13期）说杨守勤住城内察院巷，还有一口状元井，杨守勤的名字取“天道酬诚，守勤补拙”，命书斋为“宁淡斋”，取诸葛孔明“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家训。青年时代的杨守勤在塾师父亲的熏陶下，曾写有“况有名贤遗泽在，漫将妆点羡苏堤”的深远抱负。在他穷困潦倒上京赶考时仍矢志不渝。据《历朝状元录·条存》中记载，杨守勤上京赶考，路过扬州，曾向一位在扬州做县尹的昔年同窗好友借钱，对方以“查查是否有杨守勤这个朋友”而回绝，后来杨守勤金榜题名后，曾写了一首诗：“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
  杨守勤后来做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总是在老师讲课时洗耳恭听。可惜杨守勤幼年家贫，成人以后读书操劳，又奉母至孝。科举考试的艰辛、官场倾轧的风险，使他心力过早地衰竭，泰昌元年（1620），仅60岁出零离世，留下的著作有《宁淡斋集》十卷。
  但究竟杨状元仍是一颗400余年之前的宁波状元的星座，他的光辉不仅名列浙东史册，还仍辉映在浙西南的青山翠谷之中。
  慈溪校士馆
  杨军
  校士馆也称试院，民间又称考棚，是封建科举制度最基层选拔人才的场所。
  慈溪自古山水清幽，人文秀美，学子怀铅提椠。每年到县城（慈城）参加县考的童生多达七八百人，当时（清道光十五年前）县署就成为学子们的角艺之地。每年一次的县考，官吏们就把县署内所有房屋和走廊、天井等空闲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作为试场，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考试场地杂乱拥挤，夹道之人相互骈肩列坐。每次如遇风雨交加可真是乱作一团，学子们不但无法展卷作考，而且还受雨浸衣衫之苦。
  清道光十五年（1835）。当地乡贤郑廷荣父子慷慨捐资两万四千银洋建造慈溪校士馆。整个建筑坐北朝南，由大门、仪门、堂室、廊舍、偏房等117间房屋组成。从布局设计看，分为前院和后院，是比较典型的清代三进两院建筑。前进为大门和仪门，大门前有一照壁、东西两辕门；大门右侧建小屋四间，左侧建有土地祠，是供奉土地公的地方。仪门右侧建有门房六间。第二进分左右两廊为考屋，平房中间为考生进入考棚的入口，俗称为“龙门”。考屋的门和窗结构都一模一样，共有六十九间，每三间筑地墙一道，外留一方小天井，仅正南面出入和采光通风，整个考棚能保证有充足的光源，还可避开风雨之苦。每间考屋都有考桌四张，凳子四条。考试时，这十来个平方米的空间要被分成四格，每格坐一人，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鸟笼式的建筑，称号舍。可以想象当年莘莘学子云集于此，在这一间间狭小的考棚里伏案提笔、展卷应试以求功名的盛况。正厅为大堂五间，左右各有偏房四间，三进有一个天井和正房五间，还建有朝南五间为挑试前列所，是考生交卷、考官封卷的地方。西建韩（愈）昌黎祠三间，东建黄（震）文洁祠三间。东北隅建有五间厨房。建筑工程历时一年后竣工使用。考棚内凡试场所需的物品（试案、屏几等）都一应俱全，无所不备，被誉称为慈溪科举校士“史无前例”之盛举。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慈城后校士馆被毁。同治二年（1863）县人桂馥、凌庆弘、冯可镛等乡贤筹款重建。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慈城考棚因此而闲置，民国十五年（1926）作为普迪二校，之后又被挪作他用。
  清代科举考试分四个阶段：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院试是科举最基础的考试，院试前还须经过两次预备性考试——县试和府试。学子们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县试，参加县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一般学子不论年龄大小，凡未取得秀才资格前都统称为“童生”。
  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直接进入县学（孔庙），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生员尚在学宫肄业，又称为庠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接下来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年中的八月在省城杭州举行。在清光绪元年省城还建有两所慈溪试馆（驻省城的办事处），专为参加乡试的慈溪学子们提供各种帮助。参加乡试的都是秀才，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便可到吏部注册，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
  慈溪校士馆到清代末年一直是慈溪及附近地区童生们考秀才的县试场所，也称县考。由本县县官主持考试，要取得入学资格的童生们考试前必须要先向本县儒学教谕处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并取得本县廪生担保，保其无冒籍、顶替、冒名、身家清白等等手续后方准应考。县试共要考六场，俗称一考五覆，各场分别考四书文（八股文）、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以后院试必取其为秀才，其他童生还要进入下一轮的府考。从童生变为秀才也确实是很艰难的…
  废除封建科举考试已有百年，当年身历其境的儒生们也早成为了历史，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名词和话题仍常挂在人们的嘴边。校士馆虽已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和辉煌，但它潜藏着的文化和旅游功能已日益凸显出来。现已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建造，成为古城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