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毛荣贵
  命运，是令人肃然的字眼，庄重（serious，solemn）而又瑰丽（magnificent）！
  命运，又是一个活泼的字眼，善变（changable）而又扑朔！
  人生为船，光阴则如流水。回首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波峰浪谷之间，分明存在着一条清晰可见的“航道”；而放眼明日之途，却是茫漠一片。
  回眸近60年的人生，我常想，所谓机遇（acci-dent；goodluck），其实可作如此具体诠注（notesandcommentary）：人皆世界之过客（passingtraveler），因偶然性的作用，你与某君，或曰世界之另一过客，不期而遇，而此君的出现，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你的命运。
  与此君相遇，真如萍水相逢，可遇而不可求。
  屈指算来，以下三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的“命运之神”！
  （一）
  叶怀德先生。
  1956年是中国“红火”的一年。此前，通过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已经把“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扫清，于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公私合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个运动也叫“私营资本主义商业和平改造运动”。
  随着“公私合营”的深入发展，不少单位进行了重组，其人员也进行了重新调配。1956年10月，我的父亲毛敖其和叶怀德先生，两位相逢于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市第六百货公司（简称“中百六店”），两人又同时分配到化妆品柜台。
  如此这般（suchandsuch），父亲和叶先生就成了同事，朝夕相处。
  1956年12月的一次月中盘点，化妆品柜台的销货款短缺了180元整。新组合的柜台集体面临麻烦，6位售货员来自不同单位，背景各不相同。销货款之短缺，令众人不快，人人自危（everyonefeelsin-secure）。怀疑目光基本投向我的父亲。原因有二：一是，在同柜台的6名售货员中，我父亲家境最贫寒，二是，事发以来我父亲最少“辩白”，显得“辞穷”。
  商店领导准备和我父亲最后“摊牌”，让他主动“交代”问题，争取走“自首”的道路。此时，店内有人写了检举信，检举人称：在她去银行办事时，恰见化妆品柜台的W在存款，而且手里拿着大把现金。
  于是，公司派人到附近银行进行调查。调查证实W的存款数，不多不少，正巧是180元整，而W的存款之日离开发工资还有一周时间，W的月薪仅45元。经过公司领导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字政策，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作为一条法宝，用于对各类犯罪嫌疑人的攻心政策，成效虽然显著，却严重缺乏法治内涵）的政策攻心，W终于交代：柜台所短缺的180元销货款是他所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W曾经是“辩白”最积极者，更加恶劣的是，W曾经向众人暗示：毛敖其值得注意。水落石出，父亲依然固我，默默工作。破案前，不因被人怀疑而悲、而表白；破案后，也不因他人“落难”（beindistress/meetwithmisfortune）而喜、而轻讽（touch/mock）。这一切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尤其是叶怀德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宁波慈城镇（顾家池头）的一个雇农家庭，是一个遗腹子（posthumous），我的祖母守寡一生，靠给别人干活，或摆小摊把我父亲养大。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父亲就因贫困而辍学，跟随别人到上海学生意。所谓“学生意”（即学徒），就是给一家店家打杂，要“承包”店里店外全部的重活苦活。
  几十年的辛苦劳作，甚至使父亲养成了低头行路的习惯，而且，父亲吃饭的速度惊人的快，举家进餐，我们还没有吃到一半，父亲已经搁筷。
  母亲给我们解释，父亲在“学生意”期间，要给老板家全桌的人添饭，而全桌的人（不包括我父亲）吃完后，父亲就必须“收桌”，不得继续吃下去。久而久之，父亲在如此苛刻的环境中，便自然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初中时，在一篇难得的“自由命题”的作文里，我写了一篇题为“父亲的一个令人心酸的习惯”的作文。Y老师在一周后的作文讲评课上，请我起立，给全班朗诵这篇作文，念着，念着，我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掉了下来。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个别同学见我泣不成声，居然偷着乐，且笑出声音来，Y老师鼓励我念下去，直至念完全文。念完之后，Y老师终于光火（provokedtoanger），对那位发出笑声的同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至今记得Y老师最重的一句话是“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
  课后，我打开作文册，Y老师在评语里写道：毛荣贵，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肯定泪光闪烁，我看了你的作文，真的非常感动。文章要打动别人，先得打动自己。
  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父亲，终年为钱而愁。然而，天下富人未必慷慨，天下穷人未必吝啬。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家在镇江时，一年除夕，父亲终于向朋友借到了一点钱，可以勉强过年。但是，当他借了钱兴冲冲回家，在街角上遇到家中断炊的邻居M，父亲知情后，毫不犹豫地分一半借来的钱给邻居M。讲到这里，母亲总表现出一丝悔意，因为，当父亲回家把分钱给M的事情告诉母亲后，母亲曾怨怼过父亲，那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呀。但是，母亲总是要补上一句：你爸爸是对的。M家也有三个孩子等着过年呀！
  这就是我的父亲！
  相识没有多少日子，和父亲同柜台的叶先生就和我的父亲成了朋友。
  1957年1月上旬某日。中百六店的化妆品柜台前顾客稀少。于是，叶先生和我的父亲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叶：“你的妻子和小孩在哪里？”
  父亲：“在江苏镇江。”
  叶：“你多少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一次？”
  父亲：“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
  叶：“你有几个小孩？”
  父亲：“三个。”
  叶：“儿子，还是女儿？”
  父亲：“三个儿子。”
  叶：“几岁了？”
  父亲：“大的两个是双生，今年11周岁，小的8岁。”
  叶：“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到上海来住？”
  父亲（略作迟疑，双眼避开了叶先生）：“不瞒你说，拿不出这笔盘缠（travelingexpenses）。”
  叶：“从镇江到上海，要多少盘缠？”
  父亲（又作迟疑）：“我算过，假如搭乘长江轮船，大概需要40元吧。”
  叶（从上衣的胸袋取钱，递给我父亲）：“我这里正好有40元钱。你马上寄到镇江去，让他们赶在春节之前到上海，在上海过个团圆年（ahappynewyearwithallthefamilymembersunderthesameroof）吧。”父亲（坚决地推辞）：“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
  叶：“为啥？”
  父亲（望着叶先生的眼睛，一脸真诚）：“我，我还不出这一大笔钱。”叶（一摆手）：“别客气。你明天有钱了，就还我这40元，要是手头紧，就不必还我了，就算我叶怀德做了一件善事。”
  叶先生再三坚持，父亲便不再作推辞。
  1957年1月初，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中百六店一楼化妆品柜台内出现了这样一幕。使一个分居两地的家庭得以在上海团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毛家三兄弟，从此在上海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旅。多少年之后，重访镇江，在和远亲旧邻交谈时，他们一致认为，若是我们当年不迁居上海，根据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我们读完小学就一定会辍学（dropout）在家，为了解决温饱，我们三兄弟将先后迅速“就业”，从最好的可能性去想，我们三兄弟也许会很快成为“工人阶级”之三员，大概是镇江的小厂。远亲旧邻们称叶先生是我们毛家的真正“救星”。
  收到父亲的巨额汇款后，不识字的母亲开始坚持认为我们看错了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小学五年级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把父亲所写的“附言”，一五一十地念给母亲听，让母亲知道这笔汇款的原委（theinsndouts；thewholestory）。母亲带领我到镇江山巷邮局领取了汇款，并直接到派出所办理迁移户口手续。
  在山巷派出所，一位头戴大盖帽的女警察和蔼地问我母亲：“为什么要迁户口到上海去呀？”
  母亲用绍兴口音的镇江话回答：“小孩他爸爸在上海工作。”女警察灿烂一笑，说道，“好啊，全家到上海去团圆了。上海可是个大城市哟！”接着，还瞟了我一眼，说，“到了大上海，对小孩的发展也有好处。”
  女警察的甜蜜笑容，多年来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特别是“发展”两个“大字”，留下殊深记忆。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户籍管理采取了严格的“冻结”（freeze；congeal）方针，外地户口要入上海，简直有登青天之难。这样的家庭在上海何止千万：妻子带领小孩生活在上海，丈夫在外地工作，几十年都无法调回上海。无数对夫妻已经名存实亡，过着“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生活。
  轮船响起浑厚而响亮的汽笛声，我和哥哥跑到最高一层甲板，望着夜色下渐渐远去的镇江港码头，久久舍不得离去。11周岁的我们，还做不出和镇江挥手告别的浪漫动作，还喊不出“别了，镇江！”这样浪漫的声音。江风凛冽，哥哥双臂伏在栏杆上，用很低沉的声音，呆呆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再回来？”
  我答：“不晓得。”
  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船的后方，灯火已经消失，船的前方，一片漆黑。
  我们不知，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怎样一个东方大都市；
  我们不知，7年之后，我们将双双考入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
  我们更不知，9年之后，我们亲爱的祖国爆发“文革”，国难开始。
  ⋯⋯
  1957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五口，不是团聚于镇江小城，而是欢聚于上海。由父亲的另一位同事徐振荣先生的帮助，我们在上海西郊区（现属上海市徐汇区）的漕河泾镇租借了一间平房。
  从十六浦船码头到漕河泾镇边缘的新家，已是深夜。次日早晨，一起床，我急奔门外，发现门口有竹林，不远处有清澈的小河流过。看惯了山，在山里“野”惯了的少年，再也见不到山了！不久之后，我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园林，那是上海滩青红帮头子黄金荣的私家花园——黄家花园（即现在的桂林公园）。
  叶先生家住上海卢湾区淮海中路淮海坊75号（淮海路曾经是历史上的“法租界”，淮海路旧称“霞飞路”，淮海坊的旧称即“霞飞坊”）。现代中国有许多文人墨客曾经在淮海坊居住。自1937年起巴金就居住在淮海坊59号三楼，前后共生活了18年，其代表作《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的《春》、《秋》两部均完成于此。1936年底，许广平携子周海婴来淮海坊居住，直至1948年离开去北方。鲁迅的著作就由许广平精心保存在63号的三楼。徐悲鸿、竺可桢、林风眠等名人也都曾是淮海坊的居民。
  迁居上海之后，我们便自然成了叶先生家的常客，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周末时光。
  从镇江到上海，惜别了大自然，却有机会感受大都市的繁华和文化。淮海坊附近就有当时上海的头轮电影院——国泰电影院。淮海电影院、嵩山电影院、上海电影院也步行可及（withinwalkingdis-tance）。我们先后观看了《章西女皇》、《一仆二主》、《巴格达窃贼》、《红菱艳》、《第十二夜》、《警察与小偷》、《社会中坚》等国外影片。此外，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都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去处。
  别了镇江金山、北固山、伯先公园所携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淮海路，我们又耳濡目染带有异国情味的都市文化，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一日，我和哥哥在茂名路上行走，忽见前面一人，身材魁梧，且非常面善，我先反应过来，那不是毛主席吗？他正背着手，沿茂名路由南往北行走，好像在皱眉凝思。我哥哥说，“是，是毛主席！”于是，我俩朝毛主席奔去。不料，从路旁忽然蹿出一中年男子，张开双臂，很客气地挡住我们的去路。他蹲下来，笑吟吟地跟我们说，首长正在散步休息，请我们稍息，行吗？我马上问：首长，是不是毛主席？那人只是含笑点头。接着，我们就向毛主席行注目礼，看着他往右拐入，缓步进入了锦江饭店的边门。
  两日之后，上海各报头版报道了毛主席视察上海电机厂的消息。我记得，那是1961年5月1日。
  1961年的“五·一”。
  中国正笼罩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阴影之中，市场供应极其紧张。人们走亲访友，假如要吃顿饭，都自带粮食。这在当时是寻常一景。我们也不例外，周末到叶先生家去，母亲总是为我们准备好小米袋，里面放着够我们吃几顿饭的米。那时，叶先生居然在三楼阳台养鸡成功，周末，到叶先生家就能吃到“阳台鸡”下的蛋。那年头，淮海坊三楼露天阳台养鸡的人家远不止叶先生一人。清晨，宁静的淮海坊里鸡声相闻。一觉醒来，先闻鸡鸣，让人疑在荒郊野外！就是大白天，母鸡下蛋后的叫声，也是此起彼伏（asonefalls，anotherrises）。现居淮海坊的人如何敢设想当年此景！
  叶先生祖籍江苏无锡，自幼家境并不殷实，为了让他哥哥叶怀仁继续求学，他主动放弃了求学的机会，很早开始工作。叶怀仁与贺绿汀同班求学，解放前去了美国，成了当时旅美华人中的著名音乐家，擅长黑管演奏。而叶先生一直留在上海，终生未娶，孑然独居。1966年“文革”爆发，因他哥哥在美国，且按时从美国转道给他汇款，中百六店的造反派因此有了把柄，把叶先生定性为“里通外国分子”，剥夺了叶先生站柜台的资格，勒令叶先生改行扫地。叶先生是极要脸面之人，他宁死也不愿受此辱（disgrace）！先后两度服安眠药自杀，第一次未遂，第二次成功。
  一直到叶先生惨别人世的那一刻，我们毛家还欠他40元。其实，又何止40元！我们迁居上海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我们到他家去，叶先生总要在我们回家之时，往我们的口袋里塞一些“车费”，母亲常用这些“车费”买米买菜，度过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叶先生自杀身亡的消息给我精神很深的刺激，从此，我不信此言！
  1957年初叶先生的慨然相助，一改我们毛家命运，一改毛氏三兄弟的命运。至今，我还在想，从表面看，命运安排父亲和叶先生相逢于中百六店。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父亲为人势利（snobbish），待人刁猾（cunning；crafty），即便与叶先生萍水相逢于中百六店，叶先生也未必会如此主动慷慨资助我的父亲啊！
  我国有句成语：积恶余殃（accumulateevilandlateronesuffered）。其含义是：指多行不善，子孙必有恶报。我想，是否能对此成语作一反述：积德余惠（accumulatevirtueandlateronebenefited）。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上代或祖辈的德行有涉。
  （二）
  袁晚禾女士。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书记（1960年——1966年）。
  1964年7月高考。当时，我所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而具体的系科又是这样排列的：
  1.中文系；2.外文系；3.历史系
  8月中旬，在母校南郊中学接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分明写着“外文系”，而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大喜掩映着大憾，憧憬伴随着隐衷（feelingsortroublesonewishestokeeptooneself）。中文系毕竟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怎么会被外文系录取呢？难道我的语文考试成绩没有达到中文系的录取标准？难道语文基础知识考“砸锅”了？难道我的高考作文“离题”了？你看，人在痛苦时，其寻思会如此“离谱”。
  1964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读报有感——干菜的故事”。我写得非常投入，似乎不是置身于决定前途的考场，而是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完成平时老师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我由考卷提供的“干菜的故事”，翩然联想到我受尽人间苦难的祖辈，写作过程中，我强忍着，终于没有让眼泪滴在试卷上。一气呵成（atonego；withoutabreak）之后，尚有时间从容默诵一遍，作文字校正。至于别的科目，政治、历史、英语等，也都试途通达，毫无受阻的印象，各门考试的成绩应都在90以上。
  进入复旦的最初两周，我甚至考虑过提出“转系”要求。
  38年之后的今日，我的母校竟然容许学生转系，并认为这是一项教育改革。2002年12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很重要，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哪里也很重要。兴趣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驱动力。分数不能作为衡量学生潜能的标准，一张考卷是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的。要培养创造性人才，我们首先就要打破不利于调动学生内在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的体制，转系的措施只是对一考定终身的缺陷进行有限的弥补。对学校来说，此次转系还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活跃人才培养的空气。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假如当年允许我转系，我将毫不犹豫地转到中文系去。但是，回头想，还是不转系为好。兴趣固然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策动力，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的是：兴趣，是可以培养，也是会转移的呀！
  不久，我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便开始与日俱增。
  朱镕基在2001年回清华的一次谈话中坦承，在校时他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
  读此，我产生强烈共鸣。我想套用朱镕基的这一席话：
  ⋯⋯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很需要外语人才的。
  1964年国庆。复旦大学外文系举行了联欢晚会。
  外文系的党总支书记袁晚禾，正巧坐在我的身边。当时的她还不到四十，是一位俄罗斯文学的副教授，虽然身居书记要职（keypost），平日待人却极为谦和，毫无架子。整日乐呵呵，笑吟吟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颇多学者风范。
  入学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袁书记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边欣赏师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我们一边进行了以下的交谈：袁：“你就是毛荣贵吧？”
  我：“是。”
  袁：“你有一个哥哥，叫毛荣富，你们俩是孪生兄弟，毛荣富在中文系，是吧？”
  我：“是啊，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袁（浅笑）：“谁让我是书记的呢！你们还没有踏进复旦大学的门，我就知道了。”
  我（她的幽默，让我放松了许多）：“哦⋯⋯”
  袁（睁大眼，望着我）：“毛荣贵，本来，你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哟！
  我（惊愕）：“真的？”
  袁：“我还会编造故事来哄（coax）你吗？”
  我（有几分急切，双眼盯着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袁（很耐心地）：“8月份，我参加了招生工作。我们外文系的生源严重不足。（上个世纪60年代，高考几乎在“半秘密”状态中进行。有关机构不仅不向社会和考生公布高考成绩，而且不向社会公布录取分数的底线，考生也不知道大学专业招生的‘冷’与‘热’。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外语类院系一直是学生报考热门，而当年，报考外语专业者寥寥，外语院系是绝对冷门。国门紧锁的中国，不仅不需要那么多的外语人才，而且能操外语者常怀莫名其妙的‘自危感’。）在招生结束的前一天，我有事到中文系的招生处，他们那里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生源充足呀。我信手（atrandom）翻阅他们的材料。翻阅之间，突然注意到你和毛荣富的材料，从两人照片看，你们长相一模一样，复查看你们的出生年月，方知你们两个是孪生！这时候，我就开始动‘坏脑筋’了。”
  我（大惑）：“什么‘坏脑筋’呀？”
  袁：（大笑）：“把你‘挖’过来呀！我当场就向中文系招生小组提出。不料，他们坚决不同意。正要离去，忽见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C，我就向C提出此事。C书记浏览了你们两人的材料，正在考虑。我找到一个借口，说你们两人长相如此相象，同在中文系，不是惹麻烦吗？此话出口，众人皆笑。C书记就发话了：中文系就发扬一点‘合作精神’吧。我成功了！
  我（想追根究底（gettotherootofthematter）：“那怎么会选我，不选我哥哥到外文系呢？”
  袁（哈哈笑起）：“C书记有了态度，我就好办事了。在查看了你们的考分后，才决定把你拉到外文系来。因为，你哥哥的语文分数比你高几分，你的英语成绩比你哥哥的高几分。因此，就合情合理地把你调过来了！”
  袁书记正说在兴头上，忽然来人，把她叫走了。
  我颓然（dejected；disappointed）独坐。再也无心观赏台上的精彩演出，愤愤不平地想：原来如此！我是被“拉壮丁”一样硬拉到外文系来的！
  我恨你，袁晚禾！
  当晚，我直奔四号楼的中文系学生寝室，找到我哥哥，复述了我遭遇的“不幸”（adversity；setback），我们并排走在三号楼和七号楼之间由小石块铺成的路上，说到伤心处，竟然哽咽（chokewithsobs）失声⋯⋯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我学习英语的兴趣渐渐被点燃。回头再看袁晚禾书记，我真想大声说：我爱你，袁晚禾！
  1965年12月---1966年7月，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师生在龙华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袁晚禾书记和我在同一大队（建华大队），我们有较多接触。四清结束回校不久，袁晚禾书记便遭受许多大字报的批判，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日，在大字报栏前，我读到一张攻击袁晚禾的大字报，其内容与四清有关，但是，大字报涉及的许多细节与我了解的事实不符。因此，我写下了“文革”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一点必须有所说明”，为袁晚禾洗雪（wipeout）。大字报贴出去的当晚，一位造反派的同窗J找到我，厉声质问：毛荣贵，运动刚刚发动起来，你不要站在对立面上。
  我答：我写的全部是事实。
  J双眉一扬，神气十足地对我说：毛荣贵，头脑不要简单，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也要服从运动！
  好一个“事实也要服从运动”！我沉默不语了。呜呼！这就是造反派的逻辑！
  2002年2月23日（周六）在上海北京西路1277号国旅大厦三楼的红佳酒家，复旦外文系的校友（从1949年之前的老毕业生，到近年“新鲜出炉”者）聚会。几十年不见，当年的袁书记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我对她说，“袁老师，你是我的‘神’！
  她睁大眼睛问：“什么神？
  我笑答：“我的命运之神！1964年，在招生现场，要是你不把我从中文系‘拉’到了外文系，我的人生道路就要改写了！
  双鬓霜染的袁晚禾依旧乐呵呵，依旧笑吟吟。
  人，其实很近视。
  人生之旅，必有曲折。假若人生真的能根据一个人眼前的喜怒哀乐来安排，痛快是痛快了，但是，未必就是好事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袁晚禾出现在中文系招生处，使我从中文系的新生名单消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外文系的学生，从表面看，似乎命运安排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生办公室。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国家不是处在“闭关锁国”状态，人们对报考外文系趋之若鹜（gomadaboutsomethinglikeaduck），那么，即使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办，也绝不会有当年的故事了。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社会的背景有涉。
  （三）
  俞景路女士。
  1978年4月。我在浙江玉环县坎门中学当老师（当语文老师，而非英语老师）已经是第6个年头，女儿也已经上幼儿园小班。
  人生，走到这一步，就像驶入快车道，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光阴，将消失于转瞬。一颗曾经年青躁动的心，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一颗曾经善作憧憬的心，已经慢慢趋于朴拙（simpleandsincere）。
  心理上，作好了准备，精神上，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海岛（玉环县）当一名中学教师，勤恳工作，挣一口饭吃，度过自己的未来岁月吧，闲时，推窗遥望苍茫的海面，偶尔，眼前会浮现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时的旧景。少年得志哟！
  一位同事C，曾经对我如此冷嘲：毛荣贵，我们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本来就应该分配到穷乡僻壤来工作，你和夫人毕业于堂堂复旦大学，想不到也⋯⋯
  C的话没有说完，我就打断了他：“别说了！”
  我知道C接下去还想说什么。我实在不想让C在我的心理伤痕上再洒一把盐。
  我拍拍C的肩膀，拼凑两句古诗作答：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得到消息的当日，从不喝酒的我，竟然与夫人闭门干杯，直至酩酊（bedeaddrunken；bedrunkunderthetable）。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部署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考生人数最多，最为壮观的一次考试。
  我在玉环县城参加了高考阅卷工作。此时，1964年夏天参加高考的日子又复活于眼前，不过，失落的酸楚远远盖过了当年成功的喜悦。机会属于年轻人，而自己作为文革的殉葬品（gravegoods；funeraryob-ject），已成定局！
  人生的许多机会，往往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来敲你的门。
  1978年5月16日。平常一日。走出玉环县城的菜场，在县城食品商店的拐弯处的白墙，只见一张白晃晃的“安民告示”（anoticetoreassurethepublic）（“文革”流行语，出自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份“招生简章”！“招生简章”上方还有一行小字：杭州大学试招二年制进修班。
  “招生简章”的总则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党的11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经教育部通知和要求，杭州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五个系和气象、地理、英语三个专业举办一期二年制进修班，招收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给予进修提高。
  进修班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高等院校的实际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基础课师资，结业后，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报名日期：1978年6月20日起至7月10日。
  考试时间：1978年8月15日---16日。读完“招生简章”，我便离去，刚走出几步，我猛然醒悟：机遇来了。
  手提竹篮（绝非现在大量使用的塑料袋），我一路疾走，刚进家门，就向夫人通报了这个消息。夫人马上提出，和我再去看一遍，并需记录其中重要内容。于是，我们带上笔和纸匆忙外出。
  生活，骤然生变。除了上课和必要的家务之外，32岁的我投入复习迎考。五岁的女儿萍萍（小名）己经请同事搭乘便车带到上海，面交上海的弟弟毛荣发，由萍萍奶奶帮助带领。
  教中学语文久矣！英语已经锈迹斑斑（rusty），复习伊始，甚至连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andSunday的拼写都发生困难。
  两个月内，早起晚睡，赤膊上阵。
  1978年8月14日下午从玉环海岛来到省城杭州，准备应试。时杭州流火，气温达38度。为了节省开销，借宿于杭州大学学生寝室。
  不料，出师不利。
  8月15日上午的“英语实践”考试，很不理想。pronunciation（发音）这样的单词拼写也拼错，甚至连takepartin（参加；参与）的造句也踌躇一时。
  于是，次日（1978年8月16日，即考试的第二日）上午7:30，在天目山路的杭州大学大门出现了这样的一组历史镜头（shot）：
  杭州大学的校门里走出来三人：夫人、女儿和我。三人各头戴遮阳的草帽，夫人手里提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这水壶是在乔司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的“军用品”。当时，夏日出门，必带此水壶。当时的市场所谓“瓶装水”（bottledwater）尚无踪影，更不必说名目繁多的可乐、冰红茶、乌龙茶了。
  与此同时，从杭州大学的校门外，步履匆匆，走进一人，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前来应试的俞景路，我复旦大学的同班女同学。
  俞景路见我们三人“反其道而行之”，不去考场，反倒潇洒出校门，好生疑惑，问我：“马上就要考试了，你怎么往外跑，不考试啦？”
  我对俞景路实话实说：“昨天的‘英语实践’考试，考砸了。大概没戏了。好不容易到省城来一次，今天决定游西湖去。”
  俞闻此言，面露惊色，她是个直性子，马上提高了嗓门，对我说：“哎呀，我昨天也没有考好，经过十年动乱，原来在复旦学的早就忘了，再说，我们在复旦也没有学到多少呀。你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别人可能考得还不如你呢！”
  我望了望我的夫人，以目光征求夫人意见。
  “去吧，跟我一起去考场吧。”俞景路继续怂恿我。
  此刻，俞说了一句让我和我的夫人铭记了一生的四个字：“机不可失（Opportunityknocksbutonce）！”
  我又朝夫人望了望，她微微点头，用眼神告诉我：应该再去试一试。
  告别妻女，我掉转头，和俞景路疾步同入考场。
  这天上午考试内容是：汉语。除了汉语基础知识之外，还有汉语写作。作文题目四个字：新的一页。
  考场寂静。
  人人都在为人生的“新的一页”而奋斗。我也不例外。此情此景，又令我想起了1964年7月15日---17日在上海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参加高考的日子。
  不过，比起当年高考，文笔更加老练、底气越发深沉、情感倍显浓烈，毕竟多活了12年，毕竟当了6年的高中语文教师，毕竟揭开人生“新的一页”是我心底的呼唤！
  一挥而就，一气写了3000余字。
  当日下午是英语口试。
  为了迎接这次考试，我每日黎明即起，在海岛校园的幽静处，大声朗读，苦练口语。口试时，果然奏效。口试我的老师Y（后来成了我的英语精读老师），50开外，风度儒雅，口语流利。
  Y老师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WheredoyoustaynowinHangzhouduringtheexaminationperiod？
  （在考试期间，你在杭州住在哪里？）
  我答：
  IamafraidthatIcannotgiveyouaverydetailedreply,formyEnglishisnotthatgood.Iamnowjuststayinginthestudentsdormitoryonthiscampusbe-causeitistoomuchformetoputupinthehotelneartheWestLake,thoughIamsoeagertostaythere.
  （因为我的英语不怎么好，所以我恐怕不能给你一个非常详尽回答。我就住在贵校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因为住在西湖边的旅馆里，对我来说太贵了，虽然我很想住在那里。）
  脸色一直严肃的Y，听了我的这几句话，居然“哈哈”一笑。我所始料未及，一时紧张，以为什么地方讲错了。
  见我紧张。Y老师极其和蔼地对我说：
  Ok,Iamquitesatisfiedwithyourreply.Ihopethatyoullhavetheopportunityofstayingonthiscampusnotonlyforafewdaysbutforanothertwoyears!
  （好，不错。我对你的回答相当满意。我希望你会得到这个机会，在这个校园里不是只住几天，而是住上两年！）
  面对Y老师的幽默，一下子，我还反应不过来。他希望我在这个校园再住上两年，不就是等于说，希望我能考取，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再进修两年吗？
  对Y老师的这个美意，立即表示了我的感谢。
  大声说：Thankyousomuch！Itismygreatesthonortohaveyouasmyteacher！
  （谢谢！有你这样的老师，是我最大的荣幸！）口试顺利结束。夏日的西子湖，正在向游人展示她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魅力。全家泛舟湖上，心情自是愉悦。特别是Y老师的“吉言”，让我心中希望重燃。
  湖面粼粼的波光，我呆思：难道我将在杭州大学继续我在复旦大学因“文革”中断的学业？难道我们三口之家将告别海岛玉环，真的掀开人生的“新的一页”，来到杭城“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招生简章语）？
  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idealist），经过“文革”凄风苦雨（chillywindandcoldrainthatinspiresad-nessinaperson’smind）的“洗礼”，已经不敢再作1964年考入复旦时那样美好的前瞻。
  我们暂住的学生寝室，可以遥望宝石山上保俶塔的婷婷倩影，我呆思：“赴考杭城”，若是一场戏，其“戏眼”（themostwonderfulpartofaplay）是在1978年8月16日晨7:30的杭州大学大门口。不过，这场戏，是成，是败，此刻尚不得而知，可能连“谨慎乐观”（cautiouslyoptimistic）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8月15日的首日应试毕竟……
  “杭城应试”是成是败，已经不是我和夫人考虑最多的事情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女儿将来能一举完成学业，而不要像她的父母那样，不是因战乱，而是因国乱而中断了大学学业。
  湖光山色，如此秀美！此时，我心酸楚。甚至，不知怎的，竟联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的一段话：
  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笔者注：指“我”和闰土的后代水生与宏儿）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弃舟登岸。三潭印月是西湖风景之“绝佳处”，所谓“湖中有岛，岛中有湖”也。在如织的游人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国门开启不久，美国游客便蜂拥而至！一对美国夫妇，用“一次成相”的相机为我们全家摄影留念。当他们发现我会说英语时，老夫妻竟然兴奋不已。交谈之时，身边的人越聚越多。几分钟后，6岁的女儿拿着那张刚刚显影成功的彩色照片，睁大了眼睛，疑惑不解地问：“我们自己的相机为什么是黑白的，而且要搁很多天才能取出来？”美国人让我把女儿的问题译给他们听。我一生做过许多次译员，但是，首次译员是为我女儿做的。美国人听了我的翻译，越发兴奋，一把抱起我的女儿，高高举起，一边亲她的小脸，一边说：
  Wedontknowitourselveswhythepicturecancomeoutinstantly,butwearesurewhenyouaregrownupyoucanunderstanditandyou11havethismagiccamera!Chinaisagreatcountry!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照片怎么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而且你也会有这种神奇相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把美国游客的话翻译给我女儿听，没有想到的是，围观者竟然一起鼓掌！“杭城赴考”的高潮，想不到竟然出现在此风景绝佳处！
  12年后，女儿在浙江临海参加高考，考取了上海海运学院英语系。英语系毕业后，她供职于上海浦东新区外办，任翻译。1994年她第一次出色完成了译员任务后，回到家中，悄悄地问我：“老爸，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当一个译员的？”我说不知道。接着，她拿出一张照片，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取过相片，才发现这就是1978年8月全家在杭州三潭映月的合影，是美国游客为我们全家拍摄的彩色“快照”（Palid；instantpicture）。呜呼！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就是如此这般，在“润物细无声”中默默进行着。
  1978年9月5日——难忘的一日。
  我在玉环县城，从邮递员手里收到了杭州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公函：我已被杭州大学录取，将在进修班学习两年。“文革”在复旦大学所造成的学业“欠账”，将偿还于异地！其间间隔12年（1966---1978年），时年32周岁。
  ……
  9月10日，到杭州大学报到之日。
  在招生办公室，我找到了负责招生的H，她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见如故之感。H向我“交底”：“毛荣贵，本来我们并不准备录取你，因为你的‘英语实践课’的考试成绩仅得73分。而我们的录取底线是78分。”
  “那怎么又录取我了呢？”我急问。
  “主要是你的汉语成绩遥遥领先（getagoodhead；befarahead）于其他考生，你的成绩是93分，而第二名的成绩只有83分，你领先了10分。”H的记性真好，接着还补充道，“你的口试成绩也比较突出，100多名考生，口试成绩获得5分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吧。你获得5分。”
  我感激地注视着H，一时不知说啥是好。
  坐在办公桌旁的一位老先生，站了起来，热情和我握手，微笑说，“毛荣贵，你好！经过集体讨论，招办还是决定录取你，主要考虑到你的‘综合素质’（至今，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复旦的毕业生功底好，有潜力，希望你抓紧两年的时间，努力学习！”
  “他是我们招办的主任，F教授。”H介绍说。
  32周岁的我，竟然像一个小学生，急切而又认真地向他们保证：“F主任，H老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抓紧这两年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
  俞景路也考取了进修班，在分别了8年之后，我们又成同窗。
  我跟俞景路说，“你在杭州大学门口‘拉’了我一把，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一‘拉’呀！”
  俞景路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造化（smileoffor-tune）。”
  我问：“此话怎讲？”
  “那天，我本来不可能在杭州大学门口见到你们。”俞景路解释道，“我住在湖滨旅社，出门之后，发现手表忘记带了，考试没有手表怎么行呢？于是，我返身回旅社取表，这一折腾，大概耽搁了10分钟，否则，我早就进考场了。”
  “哦⋯⋯”我应道。
  “你应该感谢God，这也许是God的特意安排，让我忘记带手表了！然后在大门口ranintoyou！”个性活泼，擅长幽默的俞景路说。
  俞景路1978年8月15日出现在杭州大学门口，使我重返考场，并获得了两年“回炉”的重要人生机遇，为日后成为一名教授奠基（layafoundation）。从表面看，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但是，深入一步想，假若“四人帮”仍在横行，“文革”祸乱尚未结束，我和俞景路又怎么可能邂逅于杭州大学门口？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国运的盛衰（riseandfall；prosperityanddecline）有涉。
  （本文原载《英语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