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冯贝叶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慈谿县城（现江北区慈城镇）。1946年5月27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现淮安市）。据父母回忆，在我快满周岁时，因部队从苏北向鲁南、鲁中撤退行军无法带孩子，曾把我寄养到老乡家中，后来安定下来后，才去接我，那时老乡已不愿交还，是父母在集市上买了一对很可爱的黄色小羊羔才把我换回来的。后来父亲调到华东局工作，又把我带到上海，送到宋庆龄办的一个幼儿园中。那时我叫贝贝。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新康花园的地方，组织上给父母配了一个保姆照看我和弟弟，她叫文淑贤，是共产党员，对我们非常好，是我终生难忘的。据说后来在上海的一个工厂中当了厂长。
  1952年父亲从华东局调到北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我也随父亲来到北京。在一分院，我有了第一批朋友，其中我最熟悉以致至今还没有忘记的是叶圣陶的孙女叶宁宁，当时她的父亲叶蠖生也在一分院当副院长。在一分院的幼儿园上了几个月后，就进入中央直属育英小学上小学。父亲这时给我起了大名叫贝叶，据他说，印度的佛经古时是刻在一种叫贝叶树的树叶上的，贝叶的意思就是有学问。这个含义后来真的变成现实了，因为我最后成为了一名学者。我不敢说，我是很有学问的，但是可以说，总是有一点学问的。这所小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对工作非常负责，实行住宿制，校长叫韩作黎。学校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大的图书馆和操场，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及附属医院。这所学校对我的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使我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并形成了基本的觉悟和世界观。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因为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给制，所以家里平时不给我们零花钱。我记得，1956年底，父亲调到北京大学后，我和我的二弟冯宋彻在育英小学仍继续学习了一年多才转到北大附小，为了节省下父母给我们坐公共汽车的路费买零嘴吃，我们每个周末都走回家去（要走二十多里路）。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花钱有计划，不乱花的习惯。
  1958年底，我转入北大附小学习。虽然北大附小也是不错的学校，但是比起育英小学条件就差多了，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所谓高知高干子弟的看法甚至“距离”感。虽然如此，我在这里仍然结交了一些朋友，如周培源的女儿周茹萍，候仁知的儿子候方兴等。在北大附小，我经历了58年全民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搞高产试验田的运动，以及下乡接受劳动锻炼等。说老实话，我当时的觉悟不怎么高，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我发现，我的同学中有些人已经很会赶形势了。
  1959年，我升入清华附中上学，这所学校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学校（我的第一志愿学校是101中，当时101中被认为是那里最好的学校），因此情绪不是太好，而且由于我们这一级经历了58年的运动，学习成绩是相邻几届中较差的，所以清华附中的老师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的看法也不好。但是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数理化几科，可以说，从这时起，我的兴趣和能力已经基本形成了，就是偏重于自然科学，而我的二弟则表现出比较喜欢历史。当时我最爱看的刊物是《科学画报》，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一套数学小丛书也对我起了很大影响。但是，我对清华附中没有好感，也没有多少朋友，那时我已决心考上一个理想的高中离开清华附中。结果，中考时考得不错，数学我是第一个交卷。我还清楚地记得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已知平行四边形的两边长度分别为a和b，两边的夹角为θ，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当时我们只会用底乘高来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道题刚一开始也把我难住了，后来我终于当场独立的推导出了用a、b、θ表示面积的公式，心情特别愉快。
  1962年，我终于初中毕业了，面临着报考高中选择志愿的问题。当时，父亲正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的职务。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给我看了一份北京大学远景规划。规划中不仅提到要把北大办成像莫斯科大学那样具有最高水平的学府，并且要办好包括附小，附中在内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父亲说为此北大抽调了一批优秀的骨干去充实加强附中和附小的力量。附中还准备文理分科，办一附中和二附中。这正对了我将来准备学理科的愿望，而当时北大附中的招生广告上也确实分了一附中（文科）和二附中（理科），我因此就报考了二附中，并且幸运地被录取了。虽然到校后，我发现一附中和二附中并没有什么区别。考上了第一志愿学校，心情特别愉快，学习劲头也特别大，应该说，高一和高二两年的学习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之一，这时，我们已初懂人事，充满热情和幻想而仍保留着少年的纯洁。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北大附中的。在这一阶段，我参加了各种课外小组，如歌唱小组、数学小组、物理小组，还参加了少年宫的报务小组和三级滑翔小组，并且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中出过节目，还在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中得过奖，表现出了多种才能。不过经过认真分析，我最终确定自己将来学数学是最适合的。但是，到了高二期末，我遭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挫折。父亲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了，成了文革前夕第一批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的人之一。我精神上极为痛苦，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在继续喜爱数学的同时，我大量阅读了毛选、九评等反修文件和许多马列原著。同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摆在了我的面前，就是我还能不能上大学？在当时那种“左”的气氛中，我亲眼看到比我高一届的同学中有一些是学习很好，甚至是获得过北京市物理竞赛一等奖的人，就因为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当时，我算是一个新问题，出身还算是革命干部，但是父亲已受到批判，到底对我采取什么政策，好多人都盯着我看呢。我当然希望能考上大学，因为这能使我继续深入学习我极为喜爱的数学，但我会不会受到父亲的牵连，心里实在没有底，因此我已做好考不上大学的准备，并下定了决心，如果考不上，就自学完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幸的是我最后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说它偶然是因为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没有录取我，以我当时的成绩，考分是应该够线的，因此没有录取显然是因为政治原因。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这样连报两个录取条件很高的学校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此当得知我被北大录取后，我简直都不敢相信。现在你要问我，北大为什么会录取我？要是换了别的学校还会不会录取？我只能说，真的不知道，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所做的鬼使神差的安排。后来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一些人怀疑过我是不是走后门进来的而跑到学校去查分。查的结果是我的分确实够了北大的录取线，而且录取我的所有手续都符合规定。
  1965年，我踏入了北京大学的大门。大学的头一年还是充满了阳光的，没有人因为父亲而歧视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和谐而融洽，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如饥似渴的学习着，在一年级我们就已自学到高年级的课程，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我仍参加了合唱队和手旗报务队。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我觉得自己真是幸福极了。但是到了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开始，我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这场运动，尽管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生的事件不断让人目瞪口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还一起到广州串联了一次。然而很快，我对这场运动就越来越不理解，乃至怀疑，而且我发现，不管我如何积极，仍然被划入另类。到了1967---1968年，运动已进行了快三年，却离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且全国各地本来团结的群众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在武斗，物资极度缺乏，我们的宝贵青春也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中白白浪费，至此，我对“文化大革命”已彻底绝望，当然那时，我是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的，因此，我和一些同道者变成了逍遥派，游山玩水，偷偷看书，对“文化大革命”作壁上观。总之，大学说是上了五年，实际上了不到一年的课，后四年就如同一场恶梦。这时，我对北大已无任何留恋，只盼着赶快分配，因为哪怕分到一个再差的地方，我也可以重新开始，脱离这个对我充满了仇视的环境。
  1970年，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太康县高朗人民公社张寨大队第三小队插队锻炼，每天跟社员一起干活。与大学里大不一样，农村的农民和公社的干部乃至邮电局的职工对我都很尊重，加之经济上自立了，心情比在学校中好多了。除了生活上的艰苦和到晚上有浓浓的孤独感之外，一切都比大学的氛围要好。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早晚还听广播，其余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自学大学里未学的课程。母亲这时被下放到河南省淮阳县五七干校，虽然淮阳和太康近在咫尺，我们也不便互相看望，那时一家五口人分散在五个地方。母亲来信让我自己考虑婚姻问题。我感到我所认识的女性对我不是不愿沾边就是抱有很俗气的实际考虑，总之，我没有发现我自己喜欢而她又敢爱我的人。但是我发现在我插队的村子中却有很单纯又很美丽可爱的姑娘，因此我就与村子中的一个姑娘结婚了。我没有体会到什么恋爱的浪漫，但是知道了什么叫家的温暖，我的妻子为我分担了许多烦恼，由于她的操持，我后来才能集中精力准备研究生的考试和研究生的学习，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1972年，经过两年的锻炼后，我们终于转正了，我被再分配到县文教局工作，先后做过招生工作、教师培训工作和中学教学工作。在此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学，我北大附中和北京大学的两度同学王国义在我自学时对我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互相通信，探讨疑难问题，这样，我基本上把大学的课程自学完了。当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北京大学也举办了两年制回炉班，机遇终于来到时，我才体会到这8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时我想到了一句话：机遇只对有准备的人微笑。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同时北京大学也开办了两年制的回炉班，我同时参加了研究生和回炉班的考试，结果研究生的初试通过了，复试时有十个人参加，只录取五个，结果导师说我还年轻，可以先上回炉班，让我把机会让给高年级的人。结果这一让，我以后才知道，就要步步让，评职称长工资什么的，总要比别人慢两拍。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跟别人争个你死我活。这样虽然有时要吃一些亏，但是活得没那么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上了回炉班我才知道，回炉班和研究生的最大区别在于回炉班不调户口，因此结业后或者还要回原单位，或者要自己再找单位。其实我们上的课跟研究生一样。因此，1979年和1980年，我又连考两次研究生，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钱敏先生的研究生，从此，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1980年，我第三次跨入北京大学的大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开始了，上学是带薪的，生活不成问题，孩子不用我操心，我们可以像学校的正式教师一样，自由进入图书馆内部借书，你只要有精力和时间，读书的条件是很好的。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我的论文题目是“临界情况下鞍点分界线圈的稳定性和分支出极限环的条件”，这一课题以后成了我一生研究工作的起点和中心。论文答辩由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秦元勋教授主持，答辩通过后，他当即邀请我到应用数学所工作，并在1983年北京举办的第四届国际微分方程会议上再次向我发出邀请。这样我在1983年9月加入应用数学所做研究工作。刚到应用数学所时，我曾有过近两年很苦恼的阶段。因为在上研究生时，论文作出来了，当时曾觉得自己还不错，来到研究所之后才知道，那不是你有本事，是导师给你指的路指的好，导师已把研究生的论文题目给你选好了，这其实是完成论文最重要的事。到了所里后发现了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这里什么都有，办公条件、时间、资料都不成问题，但是忽然你发现，不再有人给你出题目，你忽然会觉得，自己好像驾着一条船在茫茫的黑夜中航行，你不知道向什么地方走，你学了满身的本领，突然觉得不知往哪使劲。
  但是经过约两年的摸索，我终于独立的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在克服了很多困难后我完成了这一课题，并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研究结果。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有论文发表，每5年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发表。主要论文有“分界线环的稳定性及其分支出极限环的条件”、“临界情况下奇环的稳定性”、“奇环的奇环分支”、“无穷远分界线环的Melnikov函数及二次系统极限环的分布”、“无穷远分界线环的稳定性”、“空间同（异）宿环的稳定性”和“推广后继函数法研究第二临界情况下同宿环的稳定性”等；北京大学钱敏教授曾这样评价我的工作：“冯贝叶从1985年开始研究同宿、异宿轨线的稳定性及其分支课题，至今已在临界情况下同宿、异宿环的稳定性，从同宿、异宿环分支出极限环或同宿、异宿环的条件，空间同宿、异宿环的稳定性，无穷远分界线的稳定性及分支出极限环的条件，二次系统极限环的分布，双参数系统从中心分支出极限环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获得了国际国内领先的成果。他所首创的用通积分来计算鞍点邻域中的后继函数和将后继函数加以拼接以获得全局性结果的方法和公式也被国内一些数学家用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起了带头作用，并为目前不少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在应用数学方面如带扩散效应的布鲁塞尔振子的周期行波解，视觉感知中的非线性振动，多种群竞争生态模型行为，蛙卵有丝分裂数学模型的定性分析，心脏流变学模型的定性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