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洪丕森
  （一）
  三天前，接家兄丕谟信，内附两纸。一是宁波江北区政协谢振声先生《关于编印〈江北之骄〉（2）的函》；二是四十年前旧友，当今美国洛杉矶名流史浩手书我当年的一首诗，读题款是“甲申晚夏，喜遇丕谟兄，席间谈及往事，忽忆丕申兄旧句，书此以奉丕谟兄留念，金陵史浩”。丕谟将此诗寄我存念。
  随着意识流动，如梦往事，昔今叠现。诗写的是“文革”中期秋游杭州，我早已忘却还曾有过这样一首集唐人句的诗。诗的调子是感伤的，因为在“文革”中，本该英发的青春为伤感所笼罩。三十几年，弹指一挥，如今是斜阳晚秋，本有理由伤感，我却在做着“夸父逐日”的梦。
  “甲申”两字，特别触目惊心。我生于上一个甲申的晚秋，至今转瞬，又近这一个“甲申”的中秋，真是感慨万千。谢先生约稿，引出了这一段烈士暮年的随想。
  （二）
  我的祖籍是宁波洪塘，祖父洪德生（字益三），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与慈善家。在洪塘修桥筑路与兴办洪塘小学，是他为桑梓所做的善事。我的父亲洪承祓（字洁求，后以字行），是个知识分子，三十年代留法，1934年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留学生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回国后历任教授，编过报纸，办过学校，写作翻译，又兼治书画。母亲丁友如，原籍常州，是位小学教师，做过教导主任，也是个业余画家。我们兄弟四人，丕谟（原名模）、丕柱、丕栋与我，我排名老三。1944年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我出生在上海。父母为我取名“丕申”，丕是排行，“申”字意义有三：一是时值甲申年，二是地在春申故城，三是尝尽战乱，希望有早日出头之时。后来，为了和兄弟名中最后一字“木”傍一致，改为“森”，希望早日成材之意也。
  洪塘，我小时候的生长之地，记忆中是印象、具象与抽象相合的画卷，若干清晰的细节，加上朦胧的氛围，现实与非现实时空交错。记不准是三面红旗时期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据说是故乡的开发，祖父移灵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我随父亲从上海去苏州扫墓，春雨潇潇，马车得得，我在半梦半醒中拼织故乡的回忆。当年家中挂有一幅同乡名画家谢之光的《侍读图》，父亲侍奉祖母，背景是洪塘故居的院子。记得准是“文革”初始，匆匆用剪刀将这幅画剪碎，我对故乡的记忆也被剪碎。
  1981年，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在大江南北写生路过宁波时，曾抽空至洪塘作了几分钟的寻根苦旅，试图将剪碎的记忆重新拼合。“不思量，自难忘”，此后，故乡的根的碎片陪随我浪迹天涯，虽无刻骨相思，也自难从脑海中忘却。
  （三）
  十七年前，我留学澳洲，后来定居墨尔本，以文艺创作和教学，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的孳乳，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故乡，作为孳乳之源，种子之根，其象征意义越来越明显。
  世界在变小，中国在开放。和外国人共同生活，才知道一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在吃中餐，看功夫片的层次；回忆之中，一般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不知除了麦当劳，好莱坞，又上升到了何种层次？对我而言，也许受家庭影响，从小就有一个将中西文化结合之梦。做了住在西方的东方人，向西方世界介绍、宣扬东方文化，搭建中西交流的桥梁，就成了我的心愿。这一心愿，慢慢演变成我的硕士研究主题，我的美术硕士毕业个人画展的题目就是《桥》，而毕业论文则是《桥接中澳绘画的经验》。
  又是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就对中外文史和书画深感兴趣。1960年十五岁起跟亲戚上海美专孟光教授正式学画（他也是著名画家陈逸飞的主要教师），又跟另一位亲戚李天行先生学国画，常是废寝忘食，几近痴迷。从此以后，我在大学学的是文史，而课余时间全献给了绘画，一直保持着文史和书画双轨并进。
  大概是目睹文史太危险，书画相对安全些也实用些，“文革”前期，我受邀在大江南北“敬绘主席宝像”，1970年后在安徽省淮北市文工团担任舞台美术设计。
  由于文史与书画并进，1979年南京师范大学招考美术史研究生，我以平均每科67.5分名列美术类第一，超过平均60分的录取标准。但国家教委减少了名额，南师为了保理工科不到平均60分的考生而放弃了美术研究生，机遇弃我而不顾。
  1978年，我在苏州家成而业未立，内子徐无尘在苏州做医生，得知苏州工艺美术学校复校，我应聘合格，开始担任正式的美术教师，教素描与色彩。工作敬业与学习勤奋，是我的天性，在第一年我就被评为优秀教师。这一年，女儿洪树出生；我与同事创作的年画，获安徽省文化局文艺创作奖。在美校期间，我被评为讲师，先后担任过图书馆主任、副教务长、办公室副主任；担任过轻工部委托全国装饰画培训班班主任，并被特聘全国轻工部工艺院校教材审委员会委员。还加入了中国科技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历史组）、江苏省轻工学会、江苏省美术教育学会、苏州市美术教育学会、苏州市文联、美协、工艺美协、中国古版画研究会，桃花坞年画研究会等。
  1980—1981年，我被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画教师训练班录取。有机会系统地钻研了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对北京故宫博物院、云岗龙门石窟、永乐宫、南阳、西安及苏杭等地的考察，我浸淫在中华河山的雄伟壮丽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的美术创作《寒山寺》等，被选送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国展览，美术展品获得过北京、苏州等美术展览多种奖项。在途经宁波的洪塘闪电式寻根，浙东文化无疑成了我艺术之根中的重要组成部份。
  （四）
  1987年我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一类公派出国留学全国统考（一类公派为全国统考统派，二类为部、省级公派，三类为单位自主公派，二、三类公派不需考试），没想到竟名列美术类第一。此后，进入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国部英语系集训半年，这是我在中国就读的第三所高校。当时正好有中澳教育合作项目，使我有幸成为第一位由澳洲政府资助的中国美术教师，于1988年来到墨尔本装饰学院（现皇家理工大学美术设计学院），学习西方室内设计，并兼作中华文化与美术的讲座。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修完了装饰学院室内设计全部三年的课程，学院在维州国家画廊授予我名誉文凭。随即，我在装饰学院正式执教素描、色彩、透视等课程。
  1990年初，全澳最大的英文报之一，墨尔本的《时代报》著名评论家约翰·麦克兰根从我的导师——装饰学院助理院长、室内设计与工商美术部主任兼室内设计系主任杰姆·瑞处闻讯，对我进行专题采访，并用了很大篇幅，报导我将绘画审美融入设计教学，别开生面，对提升学院教学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此，学院院长伊恩·塞普威尔也作了极高的肯定。接着，澳洲国家SBS电视台也对我作了专题采访，并由金牌播音明星玛丽·考斯姬蒂在黄金时间对我的中西结合作了报导。
  在澳洲，我坚持西画与国画双管齐下，1988年底，我去布里斯本探望二哥丕柱并参观澳洲建国二百周年世界博览会，昆士兰教育部特邀我摄制了电视片《速成中国画》，在全澳学校发行。推广中华文化，推广中国画，我把它当作一项使命；但作为个人，由于没有准备，匆促上阵，在电视摄影棚当场挥毫，一次结束，我对这一录象的质量终身抱撼，常在抱愧自问，今生是否有机会重拍一次？
  在装饰学院执教的同时，我也应斯温本大学普朗校区之邀，在该大学夜校部教授中文，继续着我几十年来文史与书画双轨并进的“传统”。1990年，墨尔本诞生了一家独特新颖的楷模国际学校（TheKil-moreInternationalSchool）。这是澳洲唯一一家全部提供全球统一的国际精英课程的学校（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IB）。学校以雇主提名，技术移民聘请我执教中文与美术，并担任外语部（中文、日文、韩文、印尼文、泰文、印地文、法文、德文）主任及美术部主任。我为学校开创了南半球第一门用中文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并为澳洲及亚太欧美国际学生提供了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将中西美术在同一课堂教授的课程。1998年，我被聘为南半球第一位国际精英学校组织（IBO）全球第一语言中文考官。
  自1993年起，我以两年的业余时间，修完澳洲第二个大学蒙那许大学（MonashUniversity）美术教育研究生文凭。又以四年半业余时间，修完澳洲第三个大学拉秋勃大学（LaTrobeUniversity）美术硕士学位，以绘画上的中西结合为研究题，成为该校第一位获此学位的中国人。
  纯文艺与实用美术各有特色。对我而言，纯文艺追求的是个性抒发，以情动人；而实用美术、室内装饰等讲究的是功利效益。我的个性喜欢独处与沉思，至今兴趣仍在纯文艺而不在实用美术与装饰工艺，我的生涯仍在纯文艺创作与教学，而始终没有进入美术设计与工商领域。
  （五）
  “努力求索的西方文化和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是我生命中相互拥抱的两个部份。正如太极所象征的，这两个部份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入与相互转化的。
  经历了跨文化的激荡、苦难与希望，我的作品，反映与记录了作为艺术家的我，对自我艺术定位的寻找与内省，对跨文化内蕴的研讨与沉思。我的创作，在熔铸中西绘画、美学及艺术哲学，以架接一座桥梁，使中西绘画得以交会，相互影响并相互得益。”上述这段短文，是我硕士毕业美术个展与论文卷首的艺术理念自述。选择中西结合作为学位研究题，是希望以自己经历与探索的个案，作一番以小喻大的研究，并作为毕业研究的基石。东西交流，在今天这个地球村，在理论上已不是问题而成了时髦话题之一，但在实质上深入研究还很不够。在海外的中国画家，按创作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仍以中国传统为主，二是基本以西方美术为主，三是中西结合。但在结合中，大多数还是既画西画，又画中画，而把两者融于一体的不多。这既有创作之难，又有社会承认之难。致力于某一种既有文化之传统，在其基础上发展可说驾轻就熟，事半而功倍；而立志创新，化尽心血，辛辛苦苦创造出的新生命，倒反常被认为“非驴非马”，弄得无“家”可归。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们大都认为是中国的安琪尔，是希望与美意的天使。但按我在中央工艺美院时老院长庞薰琹的说法，飞天不是天使，而是苦难的追求者的象征，是艺术创作中对不能摆脱的苦难的苦恋与追求。
  我在澳洲的五次个人画展与数十次群展，1999年与家兄丕谟在美国纽约的世纪联展，近年在上海的个人画展，及在金华的与丕谟书画联展，主旨都是中西结合，虽然在中外评论中都是正面美誉，但我深知这些美誉下的其实难副，真正的探索要艰巨得多。我愿做一个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追寻与创造苦难中的爱与美。文学艺术，有以情动人，有以理服人，也许我是一个更重情的人，情到真时往往变成痴。三年自然灾害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为了在无锡鼋头渚光明顶看日出，竟然躲过门卫独自在荒洞中过夜，第二天摸黑上顶看日出；“文革”中为了独游华山，也在半山荒洞中过夜，第二天山上积雪几乎无以生还。回想起来，都是性命交关之事，我对自己和学生常说，为艺为文，不到真时难动人，不到痴时难成真。
  半世纪前，作为孩童，我有一个梦想，做个中西结合的文艺家；四十年前，作为青年，我只有伤感，因为时代似乎不需要我；二十多年前，人到中年，我有一个复活的梦，并为此而奋斗；如今，斜阳晚秋，我竟妄想追随夸父，作逐日狂奔，要想留住斜阳，与我同在，那是奋斗，还是荒谬？
  （六）
  如果说，世上真有缘分，我要感谢学生龚柳和她的家长龚福平先生夫妇。今年元月，与家兄丕谟在金华黄宾虹艺术馆举办兄弟书画联展之际，承龚先生夫妇盛邀，圆了我的故乡寻梦。
  在短暂而无比珍贵的两三天内，龚先生夫妇及龚柳，热心地陪我及内子寻根，重临了洪塘故居及洪塘小学。并且，走马看花，勾下了今日宁波，特别是江北区一带的城建新貌的轮廓，也游览了天一阁，天童、育王等浙东人文与自然风光的亮点。
  在宁波大酒店十六楼上夜眺宁波夜景，灯光星影交灿，我浮想联翩，想不到今天的宁波城市是那么美，故乡的人文风情是那么感人。想起洪塘小学郭校长，深情地缅怀我家先人对桑梓的奉献，我的游子之魂又被故乡深深地勾回了。
  故乡，不再是记忆中的碎片，而是一卷美丽的画卷，我愿，如果我能，为这卷美丽的画面，添上一笔亮彩。
  （2004.9.12于澳大利亚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