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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止有
  慈谿县钱家
  慈谿县（今慈城镇）有三大姓，即俞氏、冯氏、钱氏。俞氏主要经营土地；冯氏主要经营商业，不少人从小外出当学徒，到宁波、上海学做生意，每年春节才回家与家人团圆；钱氏主要淡家业主力科举，我祖父钱罕善长书法，系浙东著名书法家，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是他的学生。
  慈城镇是早年慈谿县县址，串城三里，三面环山，仅南面较平坦，有沪杭甬铁路通过。城北大山下有一湖，名慈湖。城北山湖间有一慈谿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我家兄弟姐妹小时均就读于该学校。
  慈城东南郊有一个清道观，据说里面的十八层地狱是全国最佳作品。西南郊有一座西潐山，是旧社会杀犯人的地方。东郊向北有通汶溪的公路，西郊向北有通三北的公路。
  慈城镇三大姓氏在镇内分布有若干处祖屋，俞氏祖屋记不清了；冯氏祖屋叫符卿殿，已被国家列为文物进行保护；我外祖父冯柏生（外祖母俞素心）就住在那里；钱氏祖屋在骢马桥下，叫尚书第，是一座三进深中国传统大屋，前堂据说被日本人炸毁。我小时就只见到中堂和后堂，我家在后堂东侧。
  我好像出生在上海，日本人制造吴淞口“一二·八”事件后，随家人回到了慈城镇，父亲逃往香港转桂林。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父亲从四川重庆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真如国际电台主任工程师，第二年春节回慈城看望祖父、祖母，我才见到父亲。
  钱家姓名排列
  钱家姓名排列有严格的规定，它是按辈份规定名的第一字，如我这一辈为纪、父辈为鸿、祖辈为保。由此我叫钱纪有，但我祖父不满意，把我们兄弟姐妹名的第一字改为止，即：钱止安、钱止维、钱止能、钱止有。祖父排房第六，共有三女一男，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按钱氏宗族的规定，即钱曼佳（大姑）、钱贞若（二姑）、钱尚平（父亲）、钱专宜（三姑）。不知为什么，祖父要大家把女的称呼改成男的称呼，即大姑叫大伯、二姑叫二伯、三姑比父亲小叫阿叔。
  当家人
  父亲的第一任夫人是慈溪黄山人，我叫大妈妈，她生了两个姐姐后因病去世。为此我妈妈为继房，生了我和哥哥两人，妈妈叫冯琼珠，结婚前在慈谿东城小学教书，结婚后全力相夫教子，操持家务。
  所谓当家人，就是谁当家？先说说我祖母，她是慈谿半浦郑家人，就叫钱郑氏吧，据说当时做媒时，郑家听说祖父一亩田都没有，不同意这门亲事，逼得祖父去买了四十亩田，这就使祖父后来在土改时成为地主。因祖父在土改前三天去世，就把父亲牵连进去了，以后招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祖母是农村女子，一心嫁到城里靠丈夫享受荣华富贵，别无他求。但她却生了好儿子、好女儿。尤其是她的小女儿，我的阿叔（三姑）在我家困难时期是有汗马功劳的。所谓困难时期即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逃往内地，家里没有经济来源，阿叔和妈妈共同维持家庭，开源节流，阿叔是实际上的当家人。
  记得当时阿叔带领我们在后园种菜，不但自己够吃，还有部分出售，记得当时把菜送到蔬菜寄卖行一一大源行，行里对送去的苋菜杆又粗又长又嫩就留下自吃了（苋菜股、臭冬瓜是宁波人爱吃的泡菜），另外阿叔还组织我们小孩拆旧衣服、旧袜子，拆旧衣服为了做鞋底，拆袜子为了搓缝鞋底的线，我小只有拆旧衣服的资格，哥哥才可拆袜子搓线。
  我小时应该说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人是阿叔，这里把其他几个亲人介绍一下：钱曼佳，我的大伯（大姑）人长的很胖，因婚姻问题受挫，出家为尼；钱贞若，我的二伯（二姑）嫁给上海圣约翰大学况又韩教授，其长子况惠生系长沙国防大学少将（教授）、二女况园珠留苏后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钱专宜，我的阿叔（三姑）长期治家，为了照顾祖父晚年生活很晚结婚，后嫁给上海参行杨安庆伯伯。
  我的妈妈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妈妈关怀下渡过的，土地改革开始前妈妈到上海爸爸那里去了，在慈谿只有我和外公外婆了，直到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杭州土木工程学校，离开慈谿，外公、外婆仍在我家（因他们只有我妈妈一个女儿，住在我家）。直到土改结束弄清外公、外婆确系城市贫民，才得以到上海与我父母同住以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
  我与妈妈从此只有假期在一起生活，再也没有长期相处。
  妈妈善良宽容，孝敬公婆，但对子女要求很严，尤其是她亲生的，从而使我们兄弟姐妹间相处的很好。
  我小时爱玩，学习成绩差，妈妈为此化了不少心血，记得妈妈曾用祖父黄色写字纸的边角料订成笔记本，帮我重抄笔记，我记的起的如：月亮、地球的大小等等。
  我读小学先在慈谿普迪小学，后转尚志小学，有一年要补考，及格后转到城北小学，此时正好阿明阿姨（俞昭）开办了继善小学，妈妈就把我托给她在学校寄读，后来因继善小学是初级小学，我改到藕田小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在一个冯家祠堂办的，外公也在那里帮忙。1949年我在小学毕业后考入慈谿县初级中学，一般简称慈中。
  读小学期间在我一生中就开始了两代人之间的误解，缺少相互理解，乃至发生一些冤枉的事，当然也有我自己行为欠妥的事。记得在普迪小学时，我与同学争吵把同学的毛笔弄坏了，同学要我赔五分钱，回家向妈妈要，妈妈不给，我没有办法，就把妈妈放在桌上买菜回来找补的另钱中拿了五分钱，放在鞋子里，自以为很隐蔽。结果在睡觉时忘了此事，一脱鞋子全暴露了，我一上床就睡着了，正在做梦大难临头，妈妈把我从床上拖起就打，我开始还不知为什么，外婆一下冲入房内，不知那来这大力气把我像小鸡一样抓走。我已吓的不知怎办。夜深了外婆把我带回我和妈妈的房间，我想进不去了，妈妈已不要我了。外婆不知怎么捣鼓了一下，门就开了，外婆轻轻把我弄到床上睡了。第二天妈妈把我叫醒，问我错在那里。今后不要再犯了。
  小时候家里对我们小孩要求极严，打碎一个碗都是不得了的，有一天我病了，正一人在床上吃饭，不小心把自己的生肖碗打破了，吓的我大哭起来，妈妈赶来再三追问，我才说把碗打了，突然奇迹出现了，妈妈说没有关系，把我都弄糊涂了，从此我真想生病，因为生病不会被打，还有好的吃（家乡生病习惯给咸蛋、麻油海蜒菜烘干汤吃，这在当时算很高的标准了）。
  阿叔在困难时期采取了分配措施，吃饭定量，零食按年龄分配，这样我最小，太吃亏了，阿叔把我和她一起分，实际上是阿叔把她的让给我吃了，吃饭时分菜也一样，到手的东西就得省着吃。我小时有一习惯和别的小孩不一样，先吃不喜欢的，留下喜欢的，到别人家作客，人家以为你先吃的一定爱吃，拼命给不喜欢的，气的我不知怎办。
  我的爸爸
  我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快去见爸爸，在祖父的房间里。祖父的房间在二楼，我一到门口向里看，一大群人坐在那里，也不知道那个是我的爸爸，我只好叫了一声“爸爸”掉头就跑。直到吃饭客人都走了，留下的自然是我的爸爸了。没有想到吃饭又出了没有想到的事，菜分好了我和阿叔是一份，我高兴的对阿叔说，这么多，晚上还可吃，爸爸突然火了，说有菜大家吃，不准我再吃饭，我就莫明其妙的下了席，也不知为什么，一人回房睡了。内心有说不出的委屈，天黑后阿叔给我拿来两个点心叫我吃，我吃着吃着就睡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现为想来爸爸的为人最反对自私自利，他说过：别人吃饱比自己吃饱还高兴，他不知道阿叔的分配办法，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在学校他剃了个和尚头，外号大头。他的传说很多：解放前有一资本家的电台坏了，有人建议找我父亲，一天一个穿英丹士林长衫的人去了电台，没有多久走了，一看电台也好了，资本家一直在等我父亲光临，未见人来。后来介绍人打电话来问，资本家回答说：他的徒弟来过了，修好了走了。介绍人说：唉，他就是。
  解放初，国民党二、六大轰炸。当时什么防空设施都没有，唯一有美国海军留下的一艘军舰上有一坏了的雷达，父亲把他修好了，安装在上海大厦上，由于我父亲有先天性肌肉萎缩症，走路不方便，二十一层的上海大厦只有十七层有电梯，是解放军战士把父亲背上去的，有了雷达加上苏联空军的支援，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来轰炸了。
  日内瓦会议召开，毛主席要在二十四小时内随时与周总理通话，并且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我国还要负责朝鲜、越南、老挝的通讯，父亲参与了这项工作。
  父亲还参与了60千瓦大功率发报机的制造。最后组建了邮电部上海电信研究所，任副所长。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了五毒俱全的坏人，直到去世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大姐叫钱止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银行系，分配到沈阳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她与同学张成业结婚，生有二个儿子，大的叫张建中、小的叫张建华。大姐夫妇退休后随大儿子到扬州定居，其大媳妇陆启玉系原扬州市委书记的女儿。二儿子因病留在沈阳长期住院治疗。
  我的二姐钱止维，毕业于中南同济医学院，分配到北京中直第一医院妇产科，她与同学候云德结婚，生有一儿一女。候云德留苏获博士学位，在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近年从事干扰素研究成绩显著。
  我的哥哥钱止能，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后调长沙分所，1957年因游泳身亡。
  我们兄弟姐妹很少在一起相处，各住一方，各有各的工作，相互只能利用工作之便见上一面。我曾利用到北京出差机会去沈阳看望大姐一家，也陪过二姐去沈阳看大姐，我还和二姐分别从北京与成都出发在南京会合到扬州去看望大姐一家。二姐利用二姐夫到成都开会机会，与她的女儿侯梅来看望了我们。我爱人胡泰祥也去沈阳看望过大姐一家。二伯（二姑）的女儿况园珠、阿叔的儿子杨鹤鸣、以及大妈妈家的表哥等均在北京工作，也只有在我去北京时大家聚一聚。
  中年伤子，没有比它更痛心的了，我父母却遇上了，我哥哥钱止能，刚刚从学校毕业，在导师的指导下，即对鞍钢的选矿试剂作了改进，效果优于苏联提供的配方，为此《中国青年报》专门作过报导，新华通讯社还发过图片，1957年哥哥作为团委组织者，组织了在湘江的大型游泳活动，有三百余人参加，哥哥就在这次活动中莫明其妙的死去了，查来查去，把责任全推到了死人身上——水性不好。这一事件使哥哥的导师、著名金属专家周仁万分伤感。我是在那年大考前才知道的，本来父母亲打算在大考后再告诉我，怕影响我的情绪，后来因反右运动大考取消了，才告诉了我。妈妈是有文化素养的，性格内向，为了全家的平静，特别是老人（外公、外婆）的情绪，她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中，五年后终因控制不住而神经错乱，经治疗才渐渐恢复健康。
  无论从那一方面，哥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生活艰朴，努力上进，高度钻研精神在中学时已有突出表现，他特别喜欢化学，善长英语，做什么事都十分认真。记得他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时作劳作，在学校的小瓷窑上烧的小玩意，带回家来给我们看很有趣。
  我和哥哥相处大约是在我读小学哥哥读慈中那几年，小时候妈妈是不准我们与别人家孩子玩的，我只好与哥哥在家里玩，哥哥喜欢化学，我从小被叫作泥水匠（好工），于是就玩办公司，还取了名“能有化工公司”，把我俩的名和爱好都包含在内了，哥哥还用纸写了一个招牌挂了起耒。
  我和哥哥相处较长时间，要算有一年暑假和二姊三人从慈谿到上海真如国际电台父亲处去玩，那时祖父、阿叔也在那里（妈妈与外公、外婆仍在慈谿），那个假好玩又不想玩，平时就在电台里，一到星期天爸爸就带我们进城去看望亲戚、朋友。电台有一台吉普车，司机叫施加油，有时守电台的兵也要进城，就坐在车头上，爸爸说让他们坐，免得警察找麻烦。
  上海真如国际电台占地很大，核心地区中间有一喷水池，一边是工作用房，对面是发电机房，二者之间的另一边有一幢两层楼房，它的二楼就是我们的住处，工作用房与两层楼房间有一水塔，上面装着上下班用的汽笛，我经常在二楼对着水塔的窗口等着汽笛响，因为汽笛一响，爸爸就要下班了，就可以吃饭了。在靠近电台大门右侧有一片平房宿舍，马伯伯一家住在那里，他种的甜芦索（甜高梁杆）又大又甜，好吃极了。电台有好几个高七十五米架天线用的铁塔，其中一个就在靠近住处的水塔边上，每个铁塔每隔二十五米有一休息平台，平台位置向四个方向水平伸出四个小铁塔，用来架设天线，铁塔上下一般大，上人爬梯在塔中从上向下看塔成了一个尖的钻头，有些吓人。我和哥哥听说附近有一大场机场，我爸爸又有一个很好的高倍望远镜，就想看看飞机，到铁塔上去看自然是最好的了，两人就策划爬铁塔了，一天晚饭后，我放哨哥哥就开始试爬，爬上了二十五米第一个休息平台就下来了。第二天晚饭后我们两人带了望远镜又去爬，一爬就爬上了顶，我们看到了大场机场的飞机，再用望远镜向下看，只见我们住处门前围了不少人，好像是在指着我们说什么，反正我们也听不到什么。下来后才知道确实是在说我们，他们为我们的安全担心，去告诉了爸爸，爸爸正在洗澡，回答说不要管他们了。
  从慈谿到上海原来是有沪杭甬铁路的，日本侵略中国时被日本人把杭甬段拆了，改成公路，大约是因为侵略战争需要吧。我们是坐汽车到宁波，再坐轮船到上海的，当时民生公司有江静、江亚两个轮船对着开，下午上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刚解放国民党把江亚轮炸沉了，后来打涝起来就改作内河船了。坐轮船看大海很好玩，船上还有饭吃，饭碗是竹子编的，筷子也是竹子的，吃完了把它们往大海一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