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贝芝芬
  记忆中的童年
  我是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原慈谿县）人，家住北门九曲弄7号。妈妈只生我和弟弟贝新源两个，弟弟比我小一岁多，我们的幼、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渡过的。当日本鬼子把炸弹投向孔庙，妈妈带我们到黄山池墩外婆家避难，后来我和弟弟在那里的崇本小学上了学。我刚上学就参加演出，歌剧名：“面包歌”，剧中三个人：妈妈、女儿和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我演女儿（小红廖）。讲的是这小女孩在三岁时爸爸在抗日游击战中牺牲，过着“一顿三餐也很难得吃个饱”的日子，妈妈正等着小红廖放学回家吃饭，这时来了要饭的小男孩，妈妈把饭分给他吃，小红廖回来，大家就一起手拉手唱了起来，共同想往着有美好的未来。
  崇本小学教师中有游击队（三五支队）里的人，我们懂得是游击队员在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打击日本鬼子。记得有位陈（还是姓郑？）老师，他像父亲般的关心我，当他要回游击队去前来家访，想把我带走，当时我妈妈正患“干血痨”，外婆外公刚相继去世，我那时才六岁，妈妈舍不得我走，弟弟也不让我走，陈老师就说以后再来接我。从此，我就一直等待这位老师能来接我，但他没有再来，也听不到他的音讯。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我奔赴到哪里，在我心里一直装着崇本小学、北城小学、慈湖中学和我的老师，是他们辛勤培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这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年代里，妈妈靠给熟人帮家务、切鞋底、缝缝补补挣些钱，靠亲戚支援，和卖掉她的嫁妆来补贴家里开支，供我们上学。在最困难的时期，她自己吃糠和买便宜的已有烂斑的红薯充饥，那时我们已经懂事，我放学回家趁肚子饿就先拿过来吃，糠用水拌着吃很难咽下去，干的嚼着吃还可以，但吃不快，妈妈过来时总会抢过去，给我盛些饭吃。弟弟小时候身体较弱，好生病，所以我们都不让他吃这些。我和弟弟除了校服，没有穿过新衣服，连鞋袜都是亲戚他们孩子穿下来的。那年代穿下来的衣服已经很旧，鞋小挤脚，疼也得穿。我们家没有钱装电灯，晚上复习功课常常用菜油灯，在一盏菜油灯下，我和弟弟做功课，妈妈在一旁缝缝补补。妈妈不会讲更多的道理，她常说要我们好好学习，要学好本领。反反复复说这样一句话：“穷人志气高，乏好呀会好”。艰难岁月中的锻炼和革命的熏陶，使我们姐弟俩逐渐成长。
  当我结婚有了孩子，我的爱人是航空兵师师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妈妈常常对孩子们讲我和弟弟小时候的故事，并告诉他们：“要吃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孩子们听外婆的话，从小爱劳动、能吃苦、勤学习，四个孩子都大学本科毕业，现都是高职称科技工作者。孩子们至今还记住外婆那纯朴、铭心的教导。
  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弟弟和我都在慈湖中学读书，我们的班主任是陈华民老师，他不但教我们书，还教我们做人。慈湖中学里革命空气很高涨，上公民课的冯明老师常在上课时先告诉我们：解放军势如破竹，已经打到哪里来了，这里“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有一天，学校里有人给弟弟的书包里放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那天放学回家，我们一直看到半夜，开始有了对未来“新中国”的认识和对“理想”的追求。从这以后，我们常常讨论一些问题、不断提高认识水平。
  1949年5月24日慈城解放。那一天上午，从东方山那边传来解放军炮声的时候，妈妈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铺了厚厚的棉被，叫弟弟和我躲到桌子底下，她去厨房做午饭了。弟弟和我真想看看解放军进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偷偷跑出去，到了杨家弄，看到国民党兵换上了黑色便衣正在拼命逃。那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弟弟读一年级。解放军住进了我们学校（大庙）里，在杨家弄祠堂里住着伤兵，每次放学路过，我们总会投去敬慕的目光，渴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同学冯小英改名冯倩亚，我改名贝一平，报考宁波鄞县县立中学高中春季班，我们俩都被录取，她去上了高中（后来也参军）。我因妈妈借不到钱，劝我读完初中拿到文凭好找个工作。1950年毕业后，是王幼于老师把我引上革命道路，我参加了土改，在助征队工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弟弟在慈中入了团。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解放了的中国》，看的第一部故事片是《赵一曼》，从那时起，我就想往着自己将来能当一名解放军里的卫生兵，能扛着抢打敌人，上战场去抢救伤员。当我把这一追求告诉弟弟时，他说：“好！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当时我们想到：我们俩都远离妈妈，她怎么受得了？我就劝弟弟留在妈妈身边。1951年7月15日，我们姐弟俩在同一天，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踏上征途，响应抗美援朝参军。当时我刚到上海东南药物职业学校实验室当练习生，我是瞒着妈妈从上海走的。当我参军后头10天里，我每天给妈妈写一封信，请她原谅女儿不告而别。后来妈妈告诉我，弟弟向她告别那天，他转身就快步走，头也不敢回。当时和战友们唱起《共青团员之歌》：“再见了妈妈！再见了亲爱的故乡！”的时候，心里总以为这一去也许再也回不来了而热泪盈眶。
  志同道合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解放，全国各大报纸都广泛宣传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一伟大的胜利，同时宣传了涌现出的一批英雄指战员，组织上给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位：张伟良，他是这次战斗中的空中带队长机。有一次他来病房看望战友，我在该科里当医生，科主任叫我给他送去一杯茶，我送去后就出来了。以后组织上找我谈时就说明了：这是组织安排让他看一看我。那个年代是“姑娘爱英雄、追英雄”的年代，不能说没有心动，但我考虑自己才20岁，刚毕业当上医生；他虽也才26岁，但已是航空兵师副师长，怕人家说我有“虚荣心”，我当时就没有表态，他也很快去苏联莫斯科红旗指挥学院学习。一年后，他们师的政委来住院，把我叫到他病房找我谈，我就把自己心里的顾虑说了。政委的话中，有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动：一是他在这次执行任务中，敌人的炮弹钻到他飞机的肚子下没有爆炸，这就是说他险些为解放我们浙东沿海岛屿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二是他因十二岁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性子急，脾气暴，要找一个性格比较柔和些的。我就写信向妈妈和弟弟说了这情况，得到了妈妈和弟弟的支持，我和张伟良就开始通信。他告诉我在战争年代里，他遭受到家破人亡的灾难，奶奶被鬼子杀害，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逃难和贫病交迫中去世，他很想有个“家”。1957年7月暑假，他回国飞行时我们结了婚。1959年，他毕业回国，我们有了一个家。那时，我的弟弟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每年暑、寒假都来，他称呼张伟良为“哥哥！”，张伟良也很喜欢有这样一位弟弟，妈妈也来，我们母子母女又团聚在一起。
  现在我和张伟良已是将度金婚的年份了。我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下一代也是两男两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他很满意，常常说：“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毁了我的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的家又兴旺起来。真是有国才有家！”。他确实脾气不好，在他“火”上来时我不作声，是我错，我就马上改；若是他错，等他火过了，我会转个弯儿向他指出。他说：他想和我吵架也吵不起来，结果还都是他“输”；孩子们都说：妈妈对爸爸是“以柔克刚”。这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牢固的婚姻基础；志同道合。同路同歌
  入伍后，弟弟和我开始都是陆军战士，弟弟在舟山，我在南京教导队集训，我们约好，到部队穿上军装戴上五角星时，要赶紧照一张像寄给亲爱的妈妈。1952年我们俩第一次立功（三等功），政府敲锣打鼓把两份立功喜报送到家里，妈妈给我们写的信里，字里行间露出了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1956年，我们同年入党。我是解放后军队系统培养的第一批军医；弟弟是祖国军事工程学院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物理专家，我俩毕业成绩各科都全五分，优等生，而且自习能力比较好，这是故乡母校给我们打下的基础。不幸的是他在实验时得苯中毒、放射病；后来我也得了砷中毒致残，命运安排我们都得了职业病，而且都曾濒临死亡的边缘。因为他的病与他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而当时这个专业是绝对保密的，他对我也一直保密，我一直不知道他学、干什么专业？他更不对医生说，所以很长时期里一直误诊误治。一般医生对“砷中毒”的诊治无经验，但我在医生误诊误治的情况下自己翻书，对号入了座。因当时我小女儿正准备要考大学，小儿子正在争取进重点高中，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学习，我不能说自己的病；我爱人已调往兰州，我不想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也不告诉他。晚上疼痛难忍，我怕穿鞋走有声音，就只穿袜子，轻轻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只想坚持到孩子们都先后上了大学。我们姐弟俩在通讯中互相鼓励，坚持工作，下决心战胜病魔。我们还约好，退休后回家乡去发挥余热
  1996年5月，当我的大女儿（广州军区总院副主任医师）突来电话；舅舅患脊柱内椎管肿瘤，要到她所在的医院开刀，说那边诊断是良性。开出来的情况会及时告诉我。
  开刀的那天，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但一直没有电话，我心里一直琢磨着，越想越预感有情况，等到晚上九点多，女儿来电话：“妈妈，舅舅开刀时，我一直在手术室，局部组织发黑，情况不太好，已做病理切片，报告还没有出来。我真不想告诉你，但又不得不告诉你”。我知道自己要死了，也没掉过一点眼泪，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而哭了。我如果真的失去了弟弟，可能我再也振作不起来。我对女儿说：“你知道舅舅在我心中的份量，我不能没有他，一定要想办法！”。
  三天后，女儿来电话说：是恶性的，要做放、化疗，但舅舅体质太弱，再是切片上还看不明白属那类型？脊髓细胞都变型，没敢上。手术后十天了还没上。我就立即买飞机票，张伟良陪我到北京找最有本事的专家咨询，拿了专家的医嘱后又飞往广州。
  看到弟弟躺在床上的虚弱样子，我体会了“心碎”的感受，我轻轻地抚摸着他，问他，他露出小时候那腼腆的微笑，告诉我：“现在好多了，能躺下睡了”。女儿到家后告诉我：“舅舅手术前已有好多天不能躺，不能坐，只能站着，晚上用两个靠背椅子的背撑着打盹，连在飞机上也是站过来的”。可是他一直瞒着我。
  和女儿商量，经医生同意，把我带去的“千佛草”给弟弟喝。一周后情况明显好转，先后上了放、化疗，查ECT正常后出院，回原单位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放疗剂量过量而致放射病，好转后又一次放疗，再加上当时虚假广告的影响，广告甚至做到病房；在并发白血病时，又由于诊断和治疗上的原因（他病危时不让我去，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守着他，大女儿去偷看病历才明白，但一切已太晚了），而于1998年4月12日清晨病故。
  张伟良和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1997年12月，在大学的医院里。去前女儿告诉我不要干扰那边的治疗，不要多问、多说，否则对他的治疗反而不利。当时他刚从白血病发作中抢救过来。情况还可以，能拿着拐棍在病房的走廊里走动。我想看看病历，向医生了解一下病情，血象怎么样？在吃什么药？这些都无法问，医生也不照面，无法知道。这一次去，我想问、想说的话很多，但怕给弟弟治病带来不利，又怕弟弟思想产生对病的顾虑和猜测，故而只是鼓励他一定要战胜疾病。他看我着急的样子，总说：“放心吧！没事的”。我告诉他以后的治疗千万要慎重，不能有半点出错，他点点头。但我马上感到这话怎么能对他说，应该对医生说，但现在的医生怎能听我说这种话！分别的时候，我下楼时感到腿发软、要哭，我爱人扶住我，我强忍住眼泪回过头去，想再看弟弟一眼，但弟弟已被扶向病房，留给我一个他最后的背影。
  “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国防事业！”
  1999年的元旦、春节之际，我给王幼于老师写贺年卡时，我还是把弟弟的名字签上了，我不忍心让敬爱的、已经年迈的王老师在双节的日子里受到失去学生之疼。后来他知道后安慰我，说我弟弟是以身殉职。王老师一次次给我写信关怀我，鼓励我。
  弟弟走了，我和弟弟“回家乡发挥余热”的共同诺言，成了弟弟的遗言，现在虽只留下我一个人了，我也一定要去实现这个我们共同的心愿。
  在1991年我到故乡母校参加校友会的时候，响应镇政府号召，在家乡搞了一个项目：“一种防治老年病延缓衰老的保健药酿”，就是我到广州总医院送给弟弟服的“千佛草”（商品名），2000年6月获国家发明专利。“千佛草”在国内外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在临床应用中进行跟踪观察，及本人和家里人连续服用十余年的亲身体会，对调理血糖、血脂、血粘度，提高自身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和对疲劳综合症、产后及更年期妇女的调理方面，效果确实不错，我和老伴（76岁，战伤二等乙级残废）在这十余年来，没去医院看过病，每年体检，还没有发现主要疾病。在江北区有关领导的指点、帮助下，现已在黄夹岙建起了生产千佛草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中心，以确保产品质量。发掘祖国医学宝库，造福于人民，为家乡增光。
  弟弟走的时候，上级对他的评语是：“贝新源同志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国防事业”。最近，接到《编委会》通知，我已被入选《新世纪中华国防专家人才传略》。
  我虽是一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我不会贪图在家里享受安逸，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奏响生命之歌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