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洪民生
  我是宁波江北区洪塘人，出生在洪塘乡后宅。虽然在家乡的时间很短，但记忆很深，感情很浓。回顾一生经历，大部分都淡忘了，但有些碎片却牢牢的在记忆中，特别是和电视结缘，这是我一生的幸事，电视是被认为二十世纪推动人类发展的十项发明中头一项，它对人类的交流和文明的进步作用是无可限量的，世界第一座电视台是1936年在英国开播。中国是1958年开播，晚了22年，但中国后来居上。电视在十亿多人口的大国普及，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亮点，从我步入电视工作起，已经历40多年，参与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初创、徘徊、复苏到发展，从-家电视台发展到今天全国有近千家电视台，电视机从不到一百台到今天已有二、三亿台，我在电视工作中曾经经历了无数次第一次，采访、直播、拍摄、策划⋯⋯一切都平平常常的过去了。我作为宁波人的后代递承真诚、勤奋、开拓，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耕耘。
  生在洪塘
  我生在洪塘后宅，据说有一位乡亲信仰三民主义，把我取名为“民生”。六、七岁那年我在家乡住了一年。住的地方是一厅二房，有一个小园子，边门通祠堂。后门开出去有一条小河，我的生活很丰富，学习种菜、烧火，养了五只小鸡，每天去抓小蝗虫作主食，跟着大人去抓鱼，有一次脚被小甲鱼咬住了，痛的直叫妈妈。在洪塘小学上一年级，这学校很漂亮，至今还记得课堂是在二楼第二个教室坐在第二排左边，1996年我在宁波天一阁举办个人书法展时候，曾经回到洪塘小学去，等小学生下课，我坐在小时的书桌上，和大家一起，新老同学见面心里特别兴奋，洪塘小学至今一直是个很有规模的好学校。那时侯小学老师教我们在园子里种菜，还办起了小小学校邮政，同学间可以通信。也就在这一年，我学习写信，因为认字少，不会的字我就用画图代替。早晨起来，可以看到远远的山，有一条亮亮的山溪，有一次，我和小朋友走了三、四里地去山脚下看庙会，旁边有一条很大的湖，庙会旁搭了一个戏台，正在演关公戏。我们后宅有二、三十家人，联合起来出钱请说书人来讲故事，这是很开心的经历。一等天黑，我们拿着小板凳坐在场上，等说书人开讲，当时这种形式是乡下人的集体娱乐活动，可以连说十天半月，开头几句，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山多地不平，朝中官多出奸臣，百姓人多出新闻，说新闻、道新闻、新闻出在那乡那个村”，还敲着小锣，当时这种形式叫说新闻，可惜现在已找不到这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了。小时候，不知道洪塘离宁波市区有多远，走过二次，印象最深的是宁波新老“江桥”，感到很远，过去我的籍贯填的是慈溪、鄞县，现在才知道洪塘离宁波市才20多公里，我就直接填宁波人了。
  我的学徒生活
  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上海度过的。1948年9月正在我要迈进高中大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给我讲：“你弟妹多，不能再读书了，要到协大祥绸布店去当学徒。”我想了一夜，答应了。当时我才十六岁，离中秋节只有三天，当天我就要进店当学徒了。天刚蒙蒙亮，我就爬起床，一个人跑到离家很远的敬业中学去，向学校偷偷告别。家里忙开了，又是打行李，又是整理箱子，我穿了一身中式衫裤。父亲是干了三十多年的童涵春药店职员。他说：“协大祥是金饭碗，熬三年就好了”。一进店就碰到意想不到的事：一是不能穿球鞋，要换布鞋，因结鞋带误时；二是把小分头当天剃成平头，留发不留职；三是六亲不认；四是不能看书，早晚学习打算盘。协大祥布店紧靠着大世界游乐场，在大世界天桥上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店堂活动，我母亲和阿姨买了票到大世界从上面去看我。这段学徒生活是我人生的起点，我在这里度过七年，1955年被任命为协大祥公私合营公方经理，在这段生活里，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新闻写作，认识不少新闻记者。到1956年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大家报考大学，因为我只有初中学历，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要补上高中课程难度是很大的，出于热爱，我就下决心，拼他几个月，一天只睡二、三个小时，做梦也在做习题，六个志愿我只报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个志愿。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当我北上求学的时候，到火车站送我的亲戚朋友赶上了一个排。
  向丁乙卯学书法
  我一生难忘的两件事，一是电视，一是书法，我为自己写过一付对联：
  荧屏岁月风雨里笔墨生涯浓淡中
  解放后的布店生活使我空前活跃，一是做工会工作，一是强烈要求学习，参加过会计、写作、健身、篮球等多种补习班。偶然机会，在路上看到学习书法的招贴，就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楼上，由宁波书法家丁乙卯执教。我从小喜欢写字写作，小学时得过第一名，学徒时期，一直习练写字就是进步不大，看到有教书法的，真的高兴。丁乙卯是一名全才的书法家。他能写各种字体，而且自创魏碑丁体，我完全接受他手把手的教习法。他安排我从魏碑入门，一周去二次，一次一小时，他的基本方法，是临摹榻他写的范本，要边临边榻，先从笔法着手，每次他用心批改我写的作业，在每次重点笔画上作示范讲解，现在体会他的教育法是尽法接近原碑的笔法要领。我认真学习，进步很快，得到他的鼓励。三个月我有很大进步，当时店里为我批改字的总会计师，叫王宝兴的，他感到奇怪，后来也跟我一起去学习书法。丁老师不仅教我书法，还讲很多有关书法中的人物故事，特别是邓散木的人品书品，丁老师把我领进书法大门，使我一生受益，联想到我父亲教导，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字写好，书法有法，七分功三分法，书法是一座中国的艺术宝库。后来丁老师到宁波教书法，我到宁波出差每次会登门拜访。1996年我在宁波天一阁举办个人书展，我向丁老师汇报，当时他已不能出门参加展览，我深深的向他鞠了一躬，感谢他的培养，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把书法不仅作为个人爱好，而且和电视事业结合起来，1998年春天，有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青年找到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1981年全国电视书法大赛，我是少年组第一名，是你给我发的奖，这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从艺术院校毕业，现在在文化部专门管书画。他一段话，引起了我很多联想，青年时代我曾学过书法，我在电视里做过很多书法节目，举办过很多次书法大赛。1981年首届全国大字比赛，收到全国寄来作品七万多件，既看到孩子们的书法才能，又发现了很多有趣故事。有一名小学生，来信揭发他父亲为他代笔，信中写道：我给你们寄去两份大字，其中有两张小纸“为国分忧”四个大字，那不是我写的，是爸爸偷着放在信封里的，寄走之后，爸爸说，你一定会取上，我在信封里放了两张纸。我听后就对爸爸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不是要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吗？爸爸说，我是怕你取不上。我说，那也不能这样做呀，说完，我就到里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一定请叔叔、阿姨们不要弄错，我恳求你们把它撕掉，因为那不是我的真实成绩。短短的一封信，显示了孩子的心灵是多么纯洁美好。为此，每次书法大赛，我们特别注意作品的真实性。1997年，我们收到一尺见方的大字“振兴中华”，从笔力来看，我们不相信这是5岁孩子写的作品，再三核实，又请孩子到北京面试，在现场见到这孩子在妈妈陪同下，在地上铺上大纸，把墨水倒在铁筒里，脱了鞋，手握大笔，聚精会神，写下了“振兴中华”四个很有力的大字，把大家都看呆了。大家抱着他照相，这时他妈妈过来，拿出一张名片，名片是这位5岁孩子的，还印上了他得了什么大奖。一看这情景，使我们深深为这孩子担忧，这是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好的做法。同时得一等奖的还有一名12岁男孩，他父母不认字，家里穷，这次为了参加比赛，给他买了纸，就是这张纸，使孩子一举成名。他妈妈卖掉一头猪，陪他到北京参加复试。在采访中，说明这位妈妈着力于培养孩子的刻苦与志气。评委们对这位妈妈都表示由衷的敬意。电视对书法普及起到良好作用，既培养人的品格，又推出大批书法人才。60年代我们曾组织五位优秀书法家在电视中讲解书法要领。他们是溥雪斋、郑诵先、郭风惠、康伯藩、刘博琴。他们一边讲一边亲笔示范，有的为了好记，还把要点编成上口的口诀，因此效果很好。我还把学习书法的理念用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做人做学问上。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创意先后出版了七、八种书法书，如《隶书技法》、《全国名胜楹联选》、《隶书百花诗》等，在北京、宁波办过二次书法展。最近四年又用魏碑小楷字（分别用繁体、简体）抄完了二部《红楼梦》。对书法越写越感到自己浅薄，需要不断求索，培养好的书法和人品。
  与电视结缘
  1962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青年教师，从下乡做了近二年的大队干部回来就转入电视行列。一切都很新鲜，当时许多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出去采访，人家问我电视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记得有一位美术研究所所长问我电视和电信局、邮政局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只能说，电视像小电影，但又不是电影。做电视工作，我就是这样从无知开始的。每天在荧屏幕前幕后活动着，前后经历着用胶片拍摄，无录像带的一次性直播，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规模由小到大，从简陋的抗震棚到搬进新大楼。全国电视台从一家二百多人，发展到今天有一千多家电视台，受众面从几千人到今天近十亿，中国的电视节目已经可以直接传送到世界大部分地区。40年虽然仅是历史的一瞬，但电视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观众，对我个人来说，从青年步入老年，几乎等于生命的全部。
  我最早做编辑，办过社教及文化节目。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的导演台上参加过早期的天安门节庆直播，后来做过电教部、文教部、文艺部主任。1980年起任副台长，1988年起又兼任总编辑，直到1992年又到部电视艺委会干了二年。1994年退休。我参与过“新闻联播”的筹办，中央电视大学的初建，早期电视剧的筹划，包括大型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筹划工程，连续十年参与“春节联欢晚会”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我理不清和电视的情缘。下面我将努力去寻求久远的回忆。
  《新闻联播》的筹建
  今天，每晚七点开始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成了全国收视率最高最稳定的节目。它成了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传递信息和舆论的窗口。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时就以电视新闻打头阵，最早是以图片和口播报道新闻，很快过渡到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黑白胶片。1973年5月起，第一次用彩色胶片拍摄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活动，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陆续使用录像机，1980年以后转入以录像播出为主。
  电视事业发展经过几个阶段。1958年、1959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黑龙江等电视台相继开播。他们也是采取胶片拍摄新闻。到1973年，中央电视台在彩色电视试播中首次播放了彩色新闻记录片“欢度五一”，标志着从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的过渡。同时，北京电视节目通过微波接力逐步向各省市传送，这时，再用老办法来交换新闻已满足不了电视台的需要。1976年4月，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经商议决定中央电视台筹办面向全国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从筹建到试播，我当时作为电视台总编室人员参加了协商的全过程，并负责和各地电视台节目的调配。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76年7月1日，试验性播出了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78年元旦正式定名为《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当时，最初约有二十个省市台参加这个新闻网，虽然这一切匆匆地开始了，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却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初创时期，新闻题材、时效和信息量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全国二十多个电视台作了最大努力，在简陋条件下，从用胶片拍摄到交换、编辑、播出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重要新闻常常派专人传送，中央电视台每天派人到机场、车站等着接片，然后赶着洗印、剪接、编辑，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争取尽早上屏幕。后来，还利用电视台以专用电话线，由中央电视台每周星期二上午向各电视台领导直接通话，传达新闻要点。今天，技术条件已大为改善，通过卫星传送新闻，95％是当天或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1980年4月1日起，每天早晨通过国际通讯卫星收录英国维斯新闻社和英美合资的合众独立新闻社的国际新闻。1984年起增加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A区、B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1984年6月通过一些渠道，播出了台湾“华视新闻”。现在中央电视台已派驻国外记者，如美国、英国、比利时、俄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以及港、澳、台地区。另外，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随团记者都能通过卫星传回新闻，当天播出。过去曾规定，发布重要新闻，一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八点《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从1982年9月1日开始，改在晚七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可以首播。有时六点半结束会议，《新闻联播》就能及时播出。今天的《新闻联播》基本实现了当初定下的目标，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对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窗口，对国外也已经具有完备的新闻传输网。我有幸参加过一段初创时的筹建工作。
  创办中国中央电视大学
  出于偶然的机会，1977年9月15日的下午，有两位教育部工农社会司的同志找上门来。当时，我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由我接待他们。话题又简短又尖锐，说刚庆祝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但中断了近十年的教育是个大问题。青年中很少大学生、中学生，连小学生也是个问题，这是可怕的教育断层，学校跟不上，能不能利用电视办教育，抢救一下普及教育。我听了觉得在理，于是就和教育部同志一起，从调查了解着手，连续召开了不同形式的二三十个座谈会，大部分是工矿企业的青壮年职工，大家渴望学习文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补回来。有一个青年工人沉痛地说，由于不识洋字母，扳错了闸，废了一炉钢。有的说，没有文化，人像一个傻子，有力使不上，现在最缺的是文化。有的企业领导表示，如果电视台能办实用性的基础教育课，我们可以组织职工学习。这些意见震撼了我，也震撼了电视台的领导。于是，责成我和教育部同志一起筹备，从课程设置、播出时间、教材录制，到物色教师，所有工作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法进行。成立了电教组，后来改为电教部，用一辆旧的英国转播车，一间80平方米不透风的演播室，经过反复比较，先开设《电工原理》、《英语》、《代数》三门基础课，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去物色最好的教师。1977年12月，三门电视教育课程就在电视台开始播出了。一方面老师讲的好；一方面大家学习热情高，效果空前的好。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己经通过微波接力可以传送到24个省会城市，电视教育节目各省市台都转播，各省市还设立了集体收看点，配有辅导老师。就这样，一支小小的烛光，点亮了多少渴求知识的心。我曾到北京几个收看点现场观看，在一架12英寸或14英寸黑白电视机前，坐着四五十个男女学员，一边看、听、一边记笔记，后排的人还拿着望远镜在听课。这种场面我终身难忘。当发行三门课程教材的那一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等候买书的人群排队有一百多米长，一直排到靠近当时的东单菜市场。新华社还为此专门发了消息。
  这是知识的魅力，使中国青年重新树立起自信。动乱十年，使中国成了文化沙漠，高等学校至少为国家少培养150万大学生。电视在弥补这可怕的文化断层中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广大学员称它为“空中课堂”。
  1979年2月6日由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开办的中国第一所面向全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创办。电视大学通过考试，第一年就招收单科生40万，全科学员20万，这一学生数量超过了当时的在校生。在以后几年的恢复教育中，电视大学起了不小的补救作用。当时中央电视台仍然充分运用老的转播录像设备，在一个不通风的80平方米演播室里录制全部电视教育节目，一天要录制八小时节目。夏天室内温度经常在摄氏40度以上，老师一边擦汗一边讲课，我们常开玩笑地说：“这里和天气在比热情。”我们一直坚持在木板搭的抗震棚办公，这是我电视生涯中最值得纪念和最感欣慰的一段经历。
  电视大学一开始就把住了教学质量，起到了同等学历的良好作用。当电视大学第一次考试时，我及时赶到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亲眼看到当时考试的场景。在一个青岛市院子东侧，有七八十人坐在课堂上，考的是英语。学员中有年轻的姑娘、小伙、也有几位白头发的老人。考试卷是全国统考卷，用飞机空运到各省市考区，规定当天上午九点整统一启封。我亲眼看到老师按规定时间启封考卷，分送到学生手中。课堂秩序安静严肃。事后我了解到，这次统考，由于电视大学教学得法，学员学习自觉用功，考试成绩有一半以上是优秀，达到和普通高校同等水平。
  这段情缘虽然过去已经30年，但深感到电视工作者的责任是和社会需要同在的。
  编委会
  1988年，经过部领导批准，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编委会，我是常务副台长兼总编辑，这对改变过去由于台长分工负责，而缺少相互通气和整体计划，起了好的作用。编委会是全台业务工作的决策部门，其成员是台里主管宣传的几位台长、台长助理、总编室主任以及各中心主任和一部分部主任。每周五下午开会，议题事先就拟定，每次重点讨论一二个问题。由于编委会发挥了集体智慧，对全台业务工作起了重要的决策和保证作用。几年来，台里重大的报道任务，贯彻中央的重要报导计划、播出版面等，凡报导中重要问题，都在编委会讨论过。还用编委会名义表彰过优秀栏目和优秀编导；一段时间报导中出现的不好倾向，通过编委会讨论，及时得到明确和纠正，例如防止报道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刮风，有些节目不注意格调品位等。这几年电视业务工作做的比较稳妥，没有大起大落，这和编委会定期研究，经常端正报道工作的方向，设计好具体步骤有关。
  编委会曾经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中央电视台日常执行的办台方针。大家结合工作实践，最后归纳成四条：一、电视屏幕要努力宣传和树立中国形象，要保持中央电视台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形象和品格；二、要发挥电视系统的整体优势，要汇天下精华，扬电视特长；三、积极提倡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内外有别，报道中坚持客观、公正、优质、速度。
  《米老鼠与唐老鸭》来中国
  《米老鼠与唐老鸭》在中国电视屏幕上播出近六年，孩子们没有不看的，在中国几乎和孙悟空一样有名气。有一时期到全国城镇去看看，广告牌、玩具、画册，到处能见到它们的形象。就连为唐老鸭配音的李杨在观众中也名声大振。它的引进，可以说是电视对外扩大交流，打破封闭状态的一个讯号。我想起了当时引进这部片子的前前后后。1986年春天，我参加离法国巴黎三百多公里的海滨城市戛纳电视节。在飘扬众多的国旗中也有中国五星红旗，这是一处很大的国际电视交易市场。我们在一楼左边离门不远处租了一个不大的摊位。我和李庄、汪永兴三人自己
  动手，连夜作了精心布置，挂上醒目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标志。交易会分三种牌子，黄的是只卖不买，红的是只买不卖，绿的是又卖又买，我们属于又卖有买。当时，中国电视节目已开始令人注目，有来要材料的，有来看节目的，有来推荐节目的，我们应接不暇。但问得最多的，是要中国动画片。当时我们这方面的节目不多，为了趁机会开眼界，我除了摊位接洽事宜外，还抽空把二百多个摊位看了好几遍。又请几位懂英语的华人朋友帮助推荐节目。当时我看中了两个节目，一部是英国格林纳达公司制作的系列片《电视》，系统介绍国外电视的发展概况。其中有世界第一座电视台，在英国伦敦一个山上第一次播出，有一个女高音唱以“电视”为内容的歌曲，有很好的资料价值。因为外汇价格太高，当时没有谈成，过了两年以后才买来，采集了不少内容作为我们《电视》节目播出。另一部是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很多人介绍这部片子的背景。迪斯尼被称为美国动画之父，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制作了一百多集动画片，他本人荣获29个奥斯卡奖。米老鼠形象是大手套，大耳朵，大皮鞋，性格温和、善良、头脑简单；唐老鸭形象是穿水手服，有很重的鼻音，性格易怒，总是与假想的敌人作战；傻狗普拉托，总想讨好别人；还有苯狗、小鹿、小飞象等，都有充满童趣的性格特征。我用心看了一部分样片，感到不仅制作精良，最大特点是思维模式很新，富于童心的幻想，不像我们老给孩子灌输固定的狼婆婆与兔子的故事，而迪斯尼制作的没有脸谱化的好人坏人，内容活泼、夸张有情趣，对我们今后搞少儿节目和动画片很有启发。当时我正分管总编室和少儿部等工作，非常想引进这部片子。但我们没有多少外汇，我想能不能寻找一系列的谈判思路？我请电影公司一位英语水平很好的翻译一起主动到迪斯尼公司摊位，找他们经理谈判。当时我想好了几条，坚持不用外汇直接购买，只用广告分成办法，同时提出外商的广告客户由他们拉。我们可以负责节目的录制、配音和播出，中文版可以提供给他们向亚洲华语区销售。他们参加谈判的是两位经理，轮番商量，谈得很艰苦。他们是很有诚意，想把《米老鼠与唐老鸭》形象介绍到中国市场，并答应了全部条件，公司总裁亲自飞来北京在长城饭店参加签字仪式。后来《米老鼠与唐老鸭》在中央电视台晚上六点半播出，连续播了五、六年，受到广大大、小观众的欢迎。后来因为节目形象多次在社会上被侵权，不得不中止播出。这几年，中国动画片多起来了，但我一直记得外国人特别喜欢中国动画片，期待着有更多的中国动画片在世界上一展风采。
  与台湾的电视交往
  现在经常有电视节目向台湾播送，其中有新闻、文艺，还有一个《天涯共此时》的专题：另外还有驻台湾的记者，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和欢迎。但是追溯历史，这一页是慢慢启开的。
  1978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祖国各地》栏目里播出了《台湾风光》，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在台湾实地拍摄反映台湾风情的电视片，给观众一种新鲜感。1984年6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的大事记上写上第一次在《新闻联播》中播出台湾新闻《龙舟竞渡，赛前操兵》，以后每逢星期六，新闻中都有台湾新闻。在这方而，中央电视台本着中央的指示，一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
  开始时，我们获得台湾新闻是通过香港的电视界，以后由我们和厦门电视台合作。在厦门直接接受台湾新闻，然后选择一些台湾社会尤其是民间信息传播给大陆的观众。
  1987年，我们第一次购买了两部台湾连续剧的播演权，1989年和1990年我们主动特约播出两集由台湾节目主持人赵晓君制作的台湾专集；1990年春节晚会我们接受了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的现场采访，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晚会前一小时凌峰来到中央电视台，我在演播厅外面的走道上接受了凌峰的采访。在春节晚会进行中，让凌峰上台讲几句祝贺春节的话，并演唱了一支受人欢迎的歌曲，气氛很融洽。当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江泽民、李鹏来到春节晚会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并致贺词。场面非常热烈，并和在场的部分艺术家、科技教育界模范人物热情握手，凌峰也在其中。当凌峰参加春节晚会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的舆论界像开了锅。事后，当凌峰再次见到我时，他给我看一大叠台湾舆论的剪报资料，并介绍了这场风波的全过程。他说：“开始我受到很大压力，其中绝大部分舆论是批评的，但也有报纸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沟通两岸感情的大好事。”凌峰说：“我的理由充足，回大陆采访是台湾当局批准的。我是中国人，过年要我讲几句话，唱唱歌这是人之常情，和江泽民、李鹏先生握手，这是新年祝福。后来，舆论有了大的转机，不仅没有处分我，而且还为后来两岸交流打开了一个大门，当局明确规定，台湾艺员今后可以到大陆演出节目。”1991年，我们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和台湾制作公司合作拍摄了以“重阳登高”为题旨的《远山含笑》艺术节目，这是由双方艺术家参加的节目在台湾电视台首次播出。1991年中央电视台办《天涯共此时》对台节目，据说台湾有60万户观众收看。1992年中央电视台、文化部京剧振兴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京剧梅兰芳金奖大赛，我们特邀了台湾的艺术家做评委，据说这次大赛现场直播，台湾收视率很高。台湾观众对大陆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感到由衷高兴。
  台湾方面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也陆续采取了一些做法，除了对民间的摄制组、艺术家开放交往外，1990年当大陆部分省市遭受水灾时，他们也播了一台“献爱心到大陆”的晚会，募捐款项支援灾区。当我们举办“风雨同舟，情暖人间”晚会时，台湾有一家电视台播出了我们现场部分节目，并租用卫星，邀请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和台湾节目主持人张小燕作电视对话，在当晚台湾新闻节目中播出。台湾报纸称，这是中国电视官员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的电视屏幕上。
  以上这几件事说明，中央电视台在沟通大陆和台湾的文化交流，贯彻党中央对台的方针政策上起了积极作用，做了些开创性工作，期望台湾方面有来有往。这几年，更有重大进展，共同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看猴戏
  中国猴子说外国话，这是很有趣的一幕。1993年，我随聂大江副部长访问古巴，古巴电视台特意邀我去看他们译制的中央电视拍摄的《西游记》。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译制间，我看了两集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西游记》。中国猴子讲外国话，我一边看一边笑。《西游记》拍成已经17年，在中国常播常新，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落户，是对外节目中较成功的例子。
  这使我想起当初看拍《西游记》时的情景。1998年10月9日，开完中央电视台创建40周年庆祝会，导演杨洁追上我说：“洪台长，我们正在拍《西游记》后15集，当初，是你提议拍的，现在请你一定去看看”。《西游记》的确与我还有一段很深的情结。1981年我刚当副台长不久，又分管文艺，有几个因素促使我强烈要求拍摄《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故事性强，天上地下，有文有武。把它拍成电视剧，一定能成为保留节目。另一个原因是我曾看了两集日本人拍摄的《西游记》，怪里怪气，穿着超短裙，太离谱了，面目全非。再加上当时电视文艺初创，很想用《西游记》突破节目的电视化手段，希望引进外国先进电视技术。当时想，如用特技，把孙悟空钻进如来佛肚子里拍出来，那多有意思。想不到，拍摄《西游记》的愿望得到台内上下的广泛支持。戏曲导演杨洁是我主动提出要她执导的，我们一起组本子，选演员，特别是演孙悟空的演员，我们最后选中了六小龄童，他是绍剧美猴王六龄童的儿子，年轻，武工好，有灵气，又没有戏曲程式的包袱。《西游记》前后拍了一年半，开始为慎重起见，在电视台试播过两集，希望为电视剧中的唐僧师徒四人广泛听取意见。结果，收到很多来信和电话，我曾接到很多孩子的信，希望尽早看到全部《西游记》。1986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和日本电视网二位总裁谈起《西游记》，二位总裁笑了笑说：“很抱歉，你以前看到的《西游记》正是我们拍的。”日本人很喜欢中国的《西游记》。我就告诉日本朋友，我们拍摄，一是囊括了中国很多名山大川，到贵州黄果树瀑布拍水帘洞，到新疆拍火焰山。二是主要演员都有真功夫。三是它是中国第一部长电视剧。唐僧师徒四人经过电视试播，被专家和观众认可。四是女演员很漂亮，布景有仙气。这一介绍，引起日本朋友的浓厚兴趣。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附上三集样片请他们看。这一交谈很成功。后来以每集较好的价格成交。日方很少引进这样的大片。三年后，日本朋友来中国，特意告诉我：“洪先生推荐的《西游记》已经在日本播出，大受欢迎。”
  为相声大师侯宝林录像
  最近在《东方时空》的《记忆》节目中，看到对20世纪人物的叙述。其中第一位是中国音乐家瞎子阿炳，用了一些历史再现，印象最深有二点：一是见到阿炳仅存的一张小照片：二是几位教授、电台热心人，如何把阿炳几支名曲用钢丝录音机记录下来，使“二泉映月”等名曲得以传世，名扬天下。这是中华瑰宝，阿炳其人名传千古。由此触动我小小的联想。在十年动乱后期，中央电视台也做了点类似的抢救工作。记得“四人帮”横行时期，许多文化名人被送进“牛棚”，文化界万籁俱静。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要听戏和相声，于是我们便利用机会，开始录制一些传统戏曲和相声。当时，我们刚从国外进口几台二英寸带的录像机，先着手实录相声段子。当时侯宝林、郭全宝都在“牛棚”被看管着，我们便趁晚上把二位偷偷请到电视台一楼的贵宾室。由于动乱，生活思想都不能正常，两位艺人许多段子都记不起来了，每次录像以前，侯宝林和郭全宝都要对台词。这样的排练也只能在小房间进行，等到午夜12点以后，600平方米大演播室做好一切准备，组织的观众是广播局内的警卫战士，大约有五六十人。等大家坐好后，说明可以有鼓掌、笑声，然后请出侯宝林大师和他的搭档郭全宝，他们两位身穿长衫，道具是一张桌子，两把扇子，就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老艺人以他们特有的风采，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演出状态仍然非常好，发挥得特别到位，战士们的掌声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录相每次都是一遍成功，这样前后进行了近十天。每晚录完的相声段子，第二天送到姚文元处，由他审看后，再直接送给毛泽东主席欣赏。我们只是听说，毛主席看得很高兴，但是他老人家哪里知道二位相声艺术家是在极度委曲的情况下，作了如此精彩的表演，招待他们的只有一杯白开水，他们的演出服也是被悄悄带进来的。这件事当年只有少数人知道，直到今天，这几段经典相声，引来了几代人的多少笑声和得到多少艺术享受，其中如《戏剧杂谈》、《关公战秦琼》、《醉酒》、《佛龛》、《地方方言》、《半调》等，成为电视屏幕中经常播出的保留节目。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光彩传神表演得以流传下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后来我们接着又录了几折名家戏曲，配戏演员经常是现找，现背台词，如李和曾的折子戏，许多名人名段成为保留下来的绝唱。
  见证电视文艺
  我是学新闻的，由于工作需要，从1980年起一直在中央电视台主管总编室和电视文艺，见证了电视文艺的发展进程。
  回顾从80年代开始的这段经历，正是电视文艺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是电视剧大为改观。80年代初，全国年生产电视剧单本剧一百多集，不到五年，年生产量增长了五六倍，发展到今天每天可以播出十多集。1980年6月我任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时，我就边干边学，着手抓了《新岸》、《蹉跎岁月》等电视剧，以后又筹备拍《西游记》、《红楼梦》等。山东电视台拍摄水浒人物系列《武松》等，中央电视台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中央台和省市台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为了繁荣电视屏幕，为了鼓励电视剧的生产，中央电视台挑头与上海《文汇报》等发起组织了电视剧评奖，第一次评奖是在上海。《有这样一个青年》、《新岸》、《蹉跎岁月》等都在第一、二次评奖中获奖，到1983年正式定名为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飞天”的名字也是偶然形成的，因为“飞天”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它有美的造型，电视意味空中电波，又有浪漫主义飞翔的含意。1983年、1984年、1985年全国出现电视剧创作高潮，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第一部长篇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接着一批优秀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以及兄弟台创作的《今晚有暴风雪》、《女记者的画外音》、《新星》等在屏幕上展示风采。以后电视连续剧以及近几年的室内电视剧不断涌现，如《渴望》、《四世同堂》等大受观众欢迎，基本上将港台、外国的电视剧压了下去，呈现百花盛开的局面。中国电视剧的艰苦历程是辉煌的，电视剧从第一次评奖时的108部（集），到今天年产量已超过几万部（集）。
  1984年以后，我的工作重点又转向电视文艺的广阔世界，综合文艺，青年歌手大奖赛，京剧、越剧、相声、小品等大奖赛陆续推出，极大地丰富了电视文艺园地。1984年由中央电视台主持的全国电视文艺研讨会上，大家倡议举办“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是全国电视界第一次联合的产物，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到现在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推出了一批电视剧新歌手，新曲目，歌声成为中国时尚的亮点。戏曲方面，在北京还连续举办过“青年京剧大赛”、“中青年京剧大赛”，直到1992年成功地举办规模宏大的梅兰芳金奖京剧大赛，这对造成社会氛围，振兴戏曲，弘扬和繁荣民族文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地方剧种方面，也先后举办过越剧、豫剧、黄梅戏比赛。相声和小品由于各种晚会的需要而趋向繁荣，尤其是小品经过电视屏幕倡导推出，涌现了很多深受观众欢迎的小品演员如赵丽蓉、赵本山、陈佩斯、朱时茂、黄宏、宋丹丹等。小品现在已经成为电视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开始，由中央电视台发起组织了全国电视文艺节目评奖，它是和“电视剧飞天奖”并立的，1986年定名为“星光奖”，代表电视文艺星光灿烂的意思，是电视文艺节目的国家级政府奖。回忆电视文艺工作走过的路，抓开创性的重点剧目，组织全国有影响、弘扬民族文化的各种大赛，既能丰富屏幕，又能繁荣创作，推出新人。和地方电视台大力协同，播过多次全国文艺节目展播。1983年国庆电视文艺展播，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15天，刚成立一年的武汉电视台得了一等奖，以它特有的视角、讲究文化品格和可视性受到全国的重视。当时各种类型的评奖和研讨会，已逐步成为全国规模的理性思考。通过节日晚会、名牌栏目、团结文艺界，着重做电视文艺的创新开拓，如《综艺大观》、《曲苑杂坛》、《艺苑风景线》、《旋转舞台》、《戏曲欣赏》、《人间万象》等先后出台，有利于探索电视化的文艺节目。
  十几年的电视文艺发展中，值得一提的有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从1983年创办，我连续参加了十届晚会的全过程，这是很有特色、很费心力，充满挑战、创新、探索，思想性、艺术性非常强的特殊晚会。关于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还出过一本《追忆》专著。我不再重复说什么。春节晚会已办了第二十届，它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精神年夜饭，大家争议比较多的是节目好不好，以后还办不办。我觉得春节晚会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人的启示，给人的研究评点，它是中国特色电视文艺发展的集中表现。
  春节晚会创造了世界上电视文艺节目最高收视率。不仅国内，也受到国外华人所关注。虽然对办好这台晚会，中央电视台已感到力不从心，观众有批评有表扬，但一旦缺了它就会少了过年的气氛。1985年春节晚会失败，观众几天内打来了成千上万个电话，三麻袋批评信，至今记忆犹新，说明它的影响力。我们第一次在屏幕上公开向观众表示歉意，我还代表台里在全国电视台台长会议上向同行们作过公开检讨。这次晚会的教训很值得写进我们的电视台年总结里，说明电视威望越高，越应该谨慎行事，要花大力气对待重大节目，注重电视的社会效果，应该始终把它放在第一位。1983年、1984年春节晚会取得空前成功，使我们思想上增长了好大喜功的不健康因素，组织工作不严密，电视艺术规律掌握得也还不够熟练。失败使我清醒，以后几次晚会我们用了全部心力，虚心求教，勤于思考，广泛发动，遵循“多做、少说、不吹”低调处理原则，对艺术的总体把握，力求搞好创作，在艺术中求新求奇求趣，把健康、欢快的思想融合在多彩的电视世界里。凡是这样做了，晚会就基本取得了成功。
  电视艺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极大的潜能，需要认真去开掘，去发展。我们已经走了一段比较辉煌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浮躁心理抬头，盲目追求时尚，豪华、排场，忽视节目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内涵，各种晚会一拥而上，只求热闹不求质量，创作跟不上，使我们陷入一定的求多贪快的盲目性。为了发展电视艺术，目前的任务是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要有理论做先导，要大面积、花大力气抓创作。要培养一批优秀的电视艺术人才，而且要配套地全面发展，除了编导，还有音乐、音响、灯光、美术设计、摄像、服装、化妆、道具、制作以及电视先进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要有强烈的国际意识，逐步形成有较稳定的创作集体，加快电视化手段的全面展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艺术资源，只要我们以电视的视角去吸收它，加工它，丰富它，一定会不断出现新的艺术样式，电视和文化结缘，开辟电视文艺的新天地。
  神州风采
  电视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面对社会复杂层面，要使节目办得更有个性更有特色，就要逐步集中一部分编创人员，办出名牌栏目和名牌节目。
  有一度中央电视台办的栏目过多，人才分散。有的栏目相互交叉，个性不明显。在调整栏目过程中，逐步做到布局合理，重点突出，栏目由原来70多个压缩成50多个。有的属于中央电视台必须办的，不仅要坚持而且还要加强，如人民子弟兵节目、民族节目、经济节目、科技类节目、法制节目、青少年节目、残疾人节目、评论性节目、国际交流节目；有的属于创中央电视台名牌节目，如《综艺大观》、《经济半小时》；有的是为地方台创名牌，如《地方台30分钟》、少儿节目栏目《同一片蓝天》。全国性节目展播，有的是为了观众需要，逐步推出的一些新栏目，如《文化园林》、《银手杖》、《经济信息》、《12演播室》、《曲苑杂坛》等。当然，其中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是《新闻联播》。
  电视专栏中，要算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以后，规定长度为五分钟的《神州风采》节目最有影响。这个专栏从1989年3月18日开办以来，坚持播出将近四年。它从筹备到播出，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的产物，也是编创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198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和委员向电视台建议，要求电视屏幕有系统地弘扬民族文化，生动、具体、有趣地组织爱国主义题材的节目，不少老专家还自愿作节目顾问。中央电视台非常重视这一建议，经过多次论证，逐步形成创办节目的格局和构想，明确提出要有浓郁的祖国情、民族魂，要有科学的历史观、现实观：节目宜短不宜长，内容要精练，形式要生动活泼，心神贯穿，有一定的震撼力；题材、格式不论，但一定要有特定的风采和内涵；节目组成要有创新意识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有系统性又能独立成篇。宗旨确定后，栏目名称也明朗起来，决定定为《神州风采》。神州代表中华大地的大千世界，风采属于民风民俗，既出彩又有新的风范。它对原有栏目如《祖国各地》、《中国一绝》、《九州方圆》等作了概括提炼，有继承又有发展。坚持播出四年来，由于内容逐步扩展、深化，从名胜风光到史话趣闻、民风民俗、风采人物、奇人奇事、艺术珍品、天下一绝、中华之最，还系统地报道过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学部委员。节目收视率长盛不衰，很多学校以此作为作业、教材，有的节目选送出国。《神州风采》多次评为全国优秀栏目。
  随着电视覆盖面和收视率不断扩大，电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创办《神州风采》，说明办电视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观众意识，做到有益、有效、有趣，时刻注意把握节目特色和宗旨，不断作新的开拓和挖掘，在精办上下功夫，才能始终如一地成为观众心目中信得过的“产品”。
  “荧屏小天地，百姓大文章”。电视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一切都匆匆过去，留下很少一点记忆的碎片，一些概念性的理念，一直留在脑海里，“精心办好电视”，“一切为了屏幕”，“能和电视结缘三生有幸，电视充实了我的生命”。
  我的退休生活，还是围绕着电视和书法，只是新增加学画。我是宁波人，虽然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但我热爱家乡，经常为生机无限的宁波发展感到欣慰和自豪。
  2004年我有幸回宁波参加“世界宁波帮”的研讨会，从很多同乡中看到宁波人勤劳、求实、重教、开拓的好传统。小时候常听长辈人说，做人要长志气、大气，凡事勤在先，多做出智慧，我们不是一个“帮”，而是一个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群众。宁波人要为国为家乡为世界为不断提升自己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