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却时刻都在感受着江北父老对我的赏识之恩。是他们成全了我的革命人生和幸福生活。
人们常说好孩于是夸出来的。夸奖能使孩子快乐、自信、自强。最近不时听说有原本是好孩子的青少年犯罪的恶性案件。多数是由于家长期望值过高，超过了孩子的承受能力，从而使其精神崩溃而产生非理性行为。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不可能人人都是世界冠军或进清华、北大。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极限，唯有赏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我们江北地区人才辈出正是因为具有赏识教育这一光荣传统。
1932年6月我出生于宁波市的一个大家庭。当时父亲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我又是女孩；母亲似乎命中注定该受苦难。幸得祖父怜惜，赐名：珊舟，寓意无价之宝。并谓此女前程无量，该重点培养。他总会不失时机地说些赞扬我的话，以提高母亲的信心。而幼小的我也似乎不负厚望，日益聪明过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一时间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偏僻山区避难。此时祖父的商行倒闭，父亲学成回甬尚未就业，母亲也作了自谋生路的准备。就在这段合家团聚却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在浓浓亲情中，我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读完两册幼儿课本，留下一段美好回忆。不久后父亲去外地工作；母亲经培训后赴农村小学任教；我亦告别祖父去了庄桥前姚外婆家，成为姚家大院（玉房）中的一个外姓孩子。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开始我非常害怕，感到孤立、无助。但我并未受到歧视或冷遇。热情好客的姚氏家族立刻无条件接纳了我。特别关爱我的是外婆；秀风、松琴、桂琴等姨妈；诸多舅妈和数不清的表兄弟姊妹：经民、家方、慧芬等。在那个和睦、友爱的大院里，我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情绪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善良、热情的秉性。
1938年9月我进入培德小学读一年级。桂琴姨就在那里任教。还有个六年级的家方表兄，他会说国语、懂英语，喜欢给小孩讲故事、削铅笔，而且乐于助人。姨和表兄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他们使我在学校中无后顾之忧。加上学前教育赋予我的一点优势，我读书相当轻松而且成绩不错；常能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小朋友的认可。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它使我快乐、自信；使我学习热情高涨，从而又使学习更上一层楼，获得更多赞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和喜欢我和我所喜欢的师长在一起，我学习总很自觉，心情舒畅，行为活泼大方。培德小学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小世界。她温暖了留守儿童的心，造就了又一个阳光少年。
1941年宁波沦陷，日、伪军，土匪到处横行，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因父亲随单位内迁重庆，音信隔绝，断了生活费来源；母亲只好带着我送外婆去安徽芜湖投靠舅父。然后再回乡找工作，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之中。动荡的生活，不断变换学校，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业。从而迫使母亲于1943年暑期毅然返回她的出生地：庄桥前姚。她还说服了两位姊姊把她们的两个大孩子交给她，和我一起送到培德小学读六年级，为中考作准备。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与辅导，不惜化钱让孩子们在学校寄宿。此时的培德小学已物是人非，但优良校风依旧。家长和老师的厚爱启发了孩子们的良知，使他们自爱自强、发奋求学，不断进步。我们的作业常有机会送校董事会展示，从而为学校赢得捐款以维持办学。而作业上榜也成全了学生报答老师的心愿。师生同心使学生们的学业和精神境界不断升华，茁壮成长。一年以后，又一批合格的小学毕业生怀着深深的眷恋告别了母校。
1944年9月表哥徐光裕穿着草鞋，挑着两只铺盖（卧具）和我一起步行十余华里来到费市镇峰山补习班（慈湖中学东区分校）读初中一年级。学校规模不大，只有二个年级、几十名学生，却会聚了不少有志少年。他们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令我自愧不如。幸好有位沐定嘉老师很快就夸奖我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书法，才使我找回自信。我忘不了峰山补习班和慈湖中学众多老师的恩典。如果把沐老师比做伯乐；那么王仲邕老师应是鸿儒；翁心惠老师是革命家兼诗人；叶韻倩老师乃女中豪杰；胡哲齐老师就是当代圣贤；陈震异老师则是我的恩师。他们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循循善诱，海人不倦；无私无畏，满腔热情。老师们大多思想进步以文学见长。所以后人中亦以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占多数。那时学校经常举行作文比赛，得奖机会颇多。初二时我也曾得过一次全校冠军。虽是此生唯一的一次，但它确为我的五彩人生增添了一个闪光点，从精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震异老师是位称职的班主任兼出色的语文教师。常深入学生家庭进行访问，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思想动向。曾告诫我切不可轻易放弃学业，盲目出走。问过我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就业有无困难，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当他发现我骄傲自满，学习态度不端正且拒不认错的时候，也曾对我发过脾气，判我语文期终成绩不及格，扬言要作留级处理，从而造成师生对峙的尴尬局面。幸亏教务主任胡哲齐老师的关注与及时介入，才化解了这次矛盾，维护了一个少年的自尊。陈震异老师与我父亲同岁，且均曾是“清华人”。我感激他曾经给予我父亲般关爱，也能够原谅他的过错。胡哲齐老师是陈老师的舅舅，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思想境界高，看问题全面，对学生爱得更深，更到位，更有水平。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像我祖父，是他们两位设计并铸造了我的自信、自尊与自强。从而为我赢得成功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父亲南归，使我家摆脱了经济困境。同年7月我年满14周岁，一个积极向上的新青年告别江北父老，走向全国；凭借江北大地赋予我的力量，我敢于挑战自我，挑战困难，不断进取，融入主流社会。
1951年1月我高中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同年2月考入第二军医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7月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军医和大学教师。
七十多年来我从未忘记江北父老、师长曾经给我的关爱。今日收到《江北之骄》的约稿函，似乎又听到他们在对我说；“孩子，你真棒！”是的，这话我爱听而且永远听不够；尽管我己年过古稀，也不算很棒。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家乡父老：“我是你们夸出来的好孩子。我们应当继承‘赏识教育’这一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人们常说好孩于是夸出来的。夸奖能使孩子快乐、自信、自强。最近不时听说有原本是好孩子的青少年犯罪的恶性案件。多数是由于家长期望值过高，超过了孩子的承受能力，从而使其精神崩溃而产生非理性行为。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不可能人人都是世界冠军或进清华、北大。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极限，唯有赏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我们江北地区人才辈出正是因为具有赏识教育这一光荣传统。
1932年6月我出生于宁波市的一个大家庭。当时父亲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我又是女孩；母亲似乎命中注定该受苦难。幸得祖父怜惜，赐名：珊舟，寓意无价之宝。并谓此女前程无量，该重点培养。他总会不失时机地说些赞扬我的话，以提高母亲的信心。而幼小的我也似乎不负厚望，日益聪明过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一时间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偏僻山区避难。此时祖父的商行倒闭，父亲学成回甬尚未就业，母亲也作了自谋生路的准备。就在这段合家团聚却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在浓浓亲情中，我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读完两册幼儿课本，留下一段美好回忆。不久后父亲去外地工作；母亲经培训后赴农村小学任教；我亦告别祖父去了庄桥前姚外婆家，成为姚家大院（玉房）中的一个外姓孩子。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开始我非常害怕，感到孤立、无助。但我并未受到歧视或冷遇。热情好客的姚氏家族立刻无条件接纳了我。特别关爱我的是外婆；秀风、松琴、桂琴等姨妈；诸多舅妈和数不清的表兄弟姊妹：经民、家方、慧芬等。在那个和睦、友爱的大院里，我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情绪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善良、热情的秉性。
1938年9月我进入培德小学读一年级。桂琴姨就在那里任教。还有个六年级的家方表兄，他会说国语、懂英语，喜欢给小孩讲故事、削铅笔，而且乐于助人。姨和表兄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他们使我在学校中无后顾之忧。加上学前教育赋予我的一点优势，我读书相当轻松而且成绩不错；常能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小朋友的认可。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它使我快乐、自信；使我学习热情高涨，从而又使学习更上一层楼，获得更多赞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和喜欢我和我所喜欢的师长在一起，我学习总很自觉，心情舒畅，行为活泼大方。培德小学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小世界。她温暖了留守儿童的心，造就了又一个阳光少年。
1941年宁波沦陷，日、伪军，土匪到处横行，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因父亲随单位内迁重庆，音信隔绝，断了生活费来源；母亲只好带着我送外婆去安徽芜湖投靠舅父。然后再回乡找工作，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之中。动荡的生活，不断变换学校，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业。从而迫使母亲于1943年暑期毅然返回她的出生地：庄桥前姚。她还说服了两位姊姊把她们的两个大孩子交给她，和我一起送到培德小学读六年级，为中考作准备。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与辅导，不惜化钱让孩子们在学校寄宿。此时的培德小学已物是人非，但优良校风依旧。家长和老师的厚爱启发了孩子们的良知，使他们自爱自强、发奋求学，不断进步。我们的作业常有机会送校董事会展示，从而为学校赢得捐款以维持办学。而作业上榜也成全了学生报答老师的心愿。师生同心使学生们的学业和精神境界不断升华，茁壮成长。一年以后，又一批合格的小学毕业生怀着深深的眷恋告别了母校。
1944年9月表哥徐光裕穿着草鞋，挑着两只铺盖（卧具）和我一起步行十余华里来到费市镇峰山补习班（慈湖中学东区分校）读初中一年级。学校规模不大，只有二个年级、几十名学生，却会聚了不少有志少年。他们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令我自愧不如。幸好有位沐定嘉老师很快就夸奖我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书法，才使我找回自信。我忘不了峰山补习班和慈湖中学众多老师的恩典。如果把沐老师比做伯乐；那么王仲邕老师应是鸿儒；翁心惠老师是革命家兼诗人；叶韻倩老师乃女中豪杰；胡哲齐老师就是当代圣贤；陈震异老师则是我的恩师。他们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循循善诱，海人不倦；无私无畏，满腔热情。老师们大多思想进步以文学见长。所以后人中亦以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占多数。那时学校经常举行作文比赛，得奖机会颇多。初二时我也曾得过一次全校冠军。虽是此生唯一的一次，但它确为我的五彩人生增添了一个闪光点，从精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震异老师是位称职的班主任兼出色的语文教师。常深入学生家庭进行访问，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思想动向。曾告诫我切不可轻易放弃学业，盲目出走。问过我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就业有无困难，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当他发现我骄傲自满，学习态度不端正且拒不认错的时候，也曾对我发过脾气，判我语文期终成绩不及格，扬言要作留级处理，从而造成师生对峙的尴尬局面。幸亏教务主任胡哲齐老师的关注与及时介入，才化解了这次矛盾，维护了一个少年的自尊。陈震异老师与我父亲同岁，且均曾是“清华人”。我感激他曾经给予我父亲般关爱，也能够原谅他的过错。胡哲齐老师是陈老师的舅舅，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思想境界高，看问题全面，对学生爱得更深，更到位，更有水平。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像我祖父，是他们两位设计并铸造了我的自信、自尊与自强。从而为我赢得成功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父亲南归，使我家摆脱了经济困境。同年7月我年满14周岁，一个积极向上的新青年告别江北父老，走向全国；凭借江北大地赋予我的力量，我敢于挑战自我，挑战困难，不断进取，融入主流社会。
1951年1月我高中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同年2月考入第二军医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7月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军医和大学教师。
七十多年来我从未忘记江北父老、师长曾经给我的关爱。今日收到《江北之骄》的约稿函，似乎又听到他们在对我说；“孩子，你真棒！”是的，这话我爱听而且永远听不够；尽管我己年过古稀，也不算很棒。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家乡父老：“我是你们夸出来的好孩子。我们应当继承‘赏识教育’这一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