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1984年元月，夏衍先生为我的父亲应云卫题写了：“戏剧魂”三个字。
1.放弃高薪奔艺术
我的父亲应云卫1904年出生在上海，祖父应其北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职员。祖籍宁波（原为慈谿）庄桥费家市新应宅。今年是父亲100周年诞辰。父亲出世时，家境已相当潦倒。他七岁丧父，只能依赖靠唱苏滩卖艺的同母异父的兄长郑少庚生活。父亲15岁时就去航运公司做学徒。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20多岁时已事业有成，进入“白领阶层”。记得我小时在望志路（今兴业路）我们独家租住的一栋楼房中，家中已有了一辆自备人力包车和车夫。
然而，事业已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因热衷戏剧活动，却在当红之时，竟放弃优厚的生活，于1934年下海投身到了艺术界。早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父亲就参加过少年化装宣讲团，以后建立了上海戏剧协社。令人感叹的是，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社会十分熟悉的父亲，如果加入当时风行艺坛的“鸳鸯蝴蝶”派，似乎完全能够驾轻就熟。但他却走上了追求进步、民主、爱国的革命文艺道路。在影剧活动中，他结识了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良师益友，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指导，思想得到提高。在一次朋友聚会的纪念册上，他写了“少拍大腿多拍粗臂”的题词，道出了他的文艺主张。他导演的话剧和电影《桃李劫》、《原野》、《上海屋檐下》等，多出自进步作家之手。他积极参与党所领导文艺战线方面的活动，也因此成为反动当局的迫害对象。如在组织演出了反帝话剧《怒吼吧！中国》之后，就受到过租界当局的追捕。抗战时期，我们在上海的家也受到法租界巡捕房追查抗日分子的威胁。
父亲还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早在1931年，他已成为一名左联的秘密盟员。1937年，他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响应宋庆龄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与白杨、袁牧之、郑君里、赵丹等联名要求“入狱”。全民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义无返顾地离开家庭，参加抗敌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最后，一路奔赴南京、武汉和重庆，以后整整八年一直奋战在大后方。
2.多次见到毛主席
在参加抗日宣传演剧途中，父亲在江南曾直接遭到敌机轰炸，最后从瓦砾堆中爬出来。为了剧团的生存、剧运的发展、进步影剧的能被通过，父亲要和各种人物打交道，他时而忍气吞声、低头哈腰、委曲求全；时而声色俱厉、不惧强暴、据理力争。然而，父亲是一个真实生动的性情中人，深得朋友们的喜爱。在他40岁生日之际，他的故事就被戏剧界的朋友们热情地写入《戏剧春秋》这出大戏中去，这种将活着的人写进大剧的情况在中外影剧界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在重庆，父亲作为一名左联的秘密盟员，为了进步影剧的发展，却还要利用自己的“海派”面目，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他参加了国共合作的三厅工作，代表进步力量打入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委员。在拍摄《塞上风云》出外景时，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曾经挂上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头衔，以便于与各种人物打交道。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大“罪状”。不久，父亲根据党的领导意图，又一次放弃其在电影厂的高薪职位，挑起了“中华剧艺社”的重担，排演一出又一出的进步话剧，激发人民的抗日情绪。
在国统区文艺界人士中，极少有人见到过毛泽东主席，而父亲却有幸在导演电影《塞上风云》时，两次路经延安，见到了毛主席，还收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抗战、团结、进步”和鼓励。解放后，除了在一些会议上的接见外，在1957年“反右运动”处在高潮之际，他和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士一起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在父亲放弃电影厂的高薪、优越的生活，轰轰烈烈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时，我们一家人却不得不处于“八年离乱、骨肉分离”，承受起极为贫困的生活，母亲随父亲去重庆之后，我们4个留在上海的兄妹跟着大伯母，基本上断绝了生活来源，仅能依靠亲友一些接济，依靠着战前租下的一栋房子（它曾是抗战前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经常举行排演活动的环龙路134弄1号）的菲薄转租租金维持生活。为了尽量多得到一些租金，全家五人从原租的整幢楼房龟缩到灶间隔出的半间小房间内住。我患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而年仅2岁的弟弟卫卫患上慢性肠炎，因看不起病而夭折。此刻，父亲过去的航运界朋友们正处平步青云的发达状态，这些印象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鲜明的对比，深感我父亲为抗战、为革命文艺作出的巨大牺牲，也使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显得更为伟大。我们学会了他导演的电影《八百壮士》中的主题歌，经常反复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奋战东战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继续挑起中华剧艺社全班人马的重担，把大家一起从四川带回到上海。父亲忙于为剧社的每一个人安排生活，寻找工作。为了维持剧社人员的生活，他到处借贷，不少演员还常在我们家中打地铺住宿、吃饭。有时朋友中的地下党同志也隐藏在我家。使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朋友们的“讲义气”作风，真如他喜欢讲的一句豪语“阿拉宁波人，闲活一句”，决不食言。解放前夕，我们家中还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来串门探情况。他所交往的与国民党有交情的人物有时也会给他打招呼，告诉他在我家弄堂口有特务在盯梢。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对我们子女起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使我们早早地倾向革命，也使我能在解放初期就较早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
3.独辟蹊径拍戏曲
解放前夕，父亲曾根据党组织的提议，参加私营国泰影业公司工作，使之成为进步文艺的一份力量。但在解放后公私合营中却有了“资方代理人”之嫌，政治上受到歧视。1957年的“反右”中，父亲自认是党的“老朋友”，又是民盟上海市委常委，因而带头“对党交心”，对改革电影事业的领导体制中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建议。结果他已内定被划为“右派”，只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才未被戴帽，但事业上已无法得到重用。父亲对此却没有怨言，甚至对子女表示，他感激领导上对他的“照顾”。只是他生来闲不住，不能创作故事片，就另辟新径，去关心剧坛，还拍戏曲电影，终于也开创出了另一番天地。
令他难逃厄运的，是后来成为江青的女明星蓝苹。早在抗战前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时，父亲是剧团团长和大导演，蓝苹则是热衷于争名夺利的女演员。“文革”前，江青曾秘密来沪，还假惺惺地约请了一些30年代的老朋友聚会。天真的父亲还对我们表示，成了主席夫人的江青，倒还没有忘了老朋友。然而正是这个“老朋友”，若干年后做起了女皇之梦，于是将一大批熟知她底细的人赶尽杀绝。可怜的父亲，当时还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父亲在北京开会时，他向江青推荐了自己接触排演过的戏曲《自有后来人》、《三代人》、《密电码》等，这些戏后来被他提名改为沪剧《红灯记》，后来这题材成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父亲曾参加了上海京剧团的导演组，将该剧带到北京参加汇演。在导演工作中他有很多亮点，如他将原来位居舞台正中的座山雕的山王宝座移到舞台一角，把更多的舞台空间留给了杨子荣。后来，《智》剧变成了“样板戏”，这一安排设想竟被江青据为己有。当“样板戏”风靡全国时，我们家庭中许多成员都直接或间接由于父亲的关系受到株连，我曾天真地认为抓“样板戏”的领导们至少应该给惨死的应云卫在这方面还以一个公正的评价。然而，直到他的名字被列入最高检察院判决书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员清单时，这笔帐才算有了个了结。
1965年，父亲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达过“京剧《四郎探母》是戏剧性很强、很有看头”的观点，结果遭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心情非常紧张，不久就发作了心脏病，还并发了左上臂血管栓塞。经手术抢救后才得救，然而自此生活无法自理，一直没出医院。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发，父亲就从医院里被赶了出来，天天走路去上班，还要负责冲泡热水瓶。可怜他左手臂已无法拎东西，只能把热水瓶捧在怀里，另一只手扶着楼梯勉强地爬上爬下冲开水。家被抄了，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字画，如郭沫若为父亲写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等都被掳掠一空。心脏病不能得到原来华东医院的随访诊治，只能自己去瑞金医院门诊随便配点药应付一下，根本得不到正规的治疗，使他的心脏一直处在危险的状态。我们作为他的子女还受到要划清界线的训令，不可随便去看望。父亲曾多次向我透露过：要不是怕连累你们，我早就自杀了。可见“四人帮”的迫害已使他内心的痛苦达到何种程度。
1967年1月，“四人帮”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1月16日，电影局的“牛鬼蛇神”，很多大明星、大导演和领导都被一起拉到市内大街上去游斗。可怜我们的父亲胸前挂着沉重的大木牌，拖着软弱无力的两腿，从淮海路电影局门口出发，走到兰心大戏院附近时，已经出现心力衰竭症状了，按理应当急送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他竟然被推上临时拦下的一辆三轮黄鱼车，由两个人扶着让他跪在车板上继续游斗，一个人还将他一个手臂拿着的大木牌举起来，好让路人都看到这位“黑线人物”。游街队伍回到淮海路思南路口时，一个急刹车，把三轮黄鱼车上站着的红卫兵连同应云卫一起从车上摔到马路上。父亲的假牙也从嘴中脱落出来，这时，他们才把他送到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医院急诊室。我认识的一位在急诊室当值的医师当时打电话通知我时就告知，父亲是“来院已死”，根本已无法抢救。
1978年11月上海市电影局领导出面为应云卫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夏衍、阳翰笙等文艺界领导给他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文艺界、影剧界的名家巴金、白杨、赵丹、张瑞芳、秦怡等数百人都来参加了追悼会，对他的奋斗一生和悲惨的遭遇寄以由衷的哀思。历史是无法随意被几个人歪曲的，它终于被回归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父亲的惨死还导致对子女的株连。我的大姐夫、一位航天事业优秀的高级工程师和领导干部，被迫害惨死在基地，连尸体也无法找到。大姐受不住这悲惨的打击，最后因病早逝，遗下了三个儿女。我二姐在秦城监狱关了多年，最后无罪释放。也在文艺界工作的二姐夫、三妹夫，都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大学教师的大弟被下放到小县城⋯⋯直到“文革”结束，赵清阁阿姨在与阳翰笙伯伯会面时，专门介绍了应云卫家属被株连的情况，引起了阳伯伯和有关方面的注意。最后，随着父亲被平反昭雪，我们全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工作上得到发展。而他的第三代儿孙终于能够生长在幸福的年代，他们的祖父外祖父所经历的艰辛苦难和为之作出的奋斗牺牲，已经换得我们新一代和子子孙孙的光辉现实和远大前程。
（本文原载2004年12月12日《新民晚报》，此次发表时略加修改。）
1.放弃高薪奔艺术
我的父亲应云卫1904年出生在上海，祖父应其北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职员。祖籍宁波（原为慈谿）庄桥费家市新应宅。今年是父亲100周年诞辰。父亲出世时，家境已相当潦倒。他七岁丧父，只能依赖靠唱苏滩卖艺的同母异父的兄长郑少庚生活。父亲15岁时就去航运公司做学徒。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20多岁时已事业有成，进入“白领阶层”。记得我小时在望志路（今兴业路）我们独家租住的一栋楼房中，家中已有了一辆自备人力包车和车夫。
然而，事业已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因热衷戏剧活动，却在当红之时，竟放弃优厚的生活，于1934年下海投身到了艺术界。早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父亲就参加过少年化装宣讲团，以后建立了上海戏剧协社。令人感叹的是，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社会十分熟悉的父亲，如果加入当时风行艺坛的“鸳鸯蝴蝶”派，似乎完全能够驾轻就熟。但他却走上了追求进步、民主、爱国的革命文艺道路。在影剧活动中，他结识了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良师益友，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指导，思想得到提高。在一次朋友聚会的纪念册上，他写了“少拍大腿多拍粗臂”的题词，道出了他的文艺主张。他导演的话剧和电影《桃李劫》、《原野》、《上海屋檐下》等，多出自进步作家之手。他积极参与党所领导文艺战线方面的活动，也因此成为反动当局的迫害对象。如在组织演出了反帝话剧《怒吼吧！中国》之后，就受到过租界当局的追捕。抗战时期，我们在上海的家也受到法租界巡捕房追查抗日分子的威胁。
父亲还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早在1931年，他已成为一名左联的秘密盟员。1937年，他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响应宋庆龄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与白杨、袁牧之、郑君里、赵丹等联名要求“入狱”。全民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义无返顾地离开家庭，参加抗敌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最后，一路奔赴南京、武汉和重庆，以后整整八年一直奋战在大后方。
2.多次见到毛主席
在参加抗日宣传演剧途中，父亲在江南曾直接遭到敌机轰炸，最后从瓦砾堆中爬出来。为了剧团的生存、剧运的发展、进步影剧的能被通过，父亲要和各种人物打交道，他时而忍气吞声、低头哈腰、委曲求全；时而声色俱厉、不惧强暴、据理力争。然而，父亲是一个真实生动的性情中人，深得朋友们的喜爱。在他40岁生日之际，他的故事就被戏剧界的朋友们热情地写入《戏剧春秋》这出大戏中去，这种将活着的人写进大剧的情况在中外影剧界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在重庆，父亲作为一名左联的秘密盟员，为了进步影剧的发展，却还要利用自己的“海派”面目，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他参加了国共合作的三厅工作，代表进步力量打入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委员。在拍摄《塞上风云》出外景时，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曾经挂上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头衔，以便于与各种人物打交道。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大“罪状”。不久，父亲根据党的领导意图，又一次放弃其在电影厂的高薪职位，挑起了“中华剧艺社”的重担，排演一出又一出的进步话剧，激发人民的抗日情绪。
在国统区文艺界人士中，极少有人见到过毛泽东主席，而父亲却有幸在导演电影《塞上风云》时，两次路经延安，见到了毛主席，还收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抗战、团结、进步”和鼓励。解放后，除了在一些会议上的接见外，在1957年“反右运动”处在高潮之际，他和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士一起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在父亲放弃电影厂的高薪、优越的生活，轰轰烈烈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时，我们一家人却不得不处于“八年离乱、骨肉分离”，承受起极为贫困的生活，母亲随父亲去重庆之后，我们4个留在上海的兄妹跟着大伯母，基本上断绝了生活来源，仅能依靠亲友一些接济，依靠着战前租下的一栋房子（它曾是抗战前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经常举行排演活动的环龙路134弄1号）的菲薄转租租金维持生活。为了尽量多得到一些租金，全家五人从原租的整幢楼房龟缩到灶间隔出的半间小房间内住。我患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而年仅2岁的弟弟卫卫患上慢性肠炎，因看不起病而夭折。此刻，父亲过去的航运界朋友们正处平步青云的发达状态，这些印象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鲜明的对比，深感我父亲为抗战、为革命文艺作出的巨大牺牲，也使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显得更为伟大。我们学会了他导演的电影《八百壮士》中的主题歌，经常反复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奋战东战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继续挑起中华剧艺社全班人马的重担，把大家一起从四川带回到上海。父亲忙于为剧社的每一个人安排生活，寻找工作。为了维持剧社人员的生活，他到处借贷，不少演员还常在我们家中打地铺住宿、吃饭。有时朋友中的地下党同志也隐藏在我家。使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朋友们的“讲义气”作风，真如他喜欢讲的一句豪语“阿拉宁波人，闲活一句”，决不食言。解放前夕，我们家中还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来串门探情况。他所交往的与国民党有交情的人物有时也会给他打招呼，告诉他在我家弄堂口有特务在盯梢。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对我们子女起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使我们早早地倾向革命，也使我能在解放初期就较早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
3.独辟蹊径拍戏曲
解放前夕，父亲曾根据党组织的提议，参加私营国泰影业公司工作，使之成为进步文艺的一份力量。但在解放后公私合营中却有了“资方代理人”之嫌，政治上受到歧视。1957年的“反右”中，父亲自认是党的“老朋友”，又是民盟上海市委常委，因而带头“对党交心”，对改革电影事业的领导体制中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建议。结果他已内定被划为“右派”，只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才未被戴帽，但事业上已无法得到重用。父亲对此却没有怨言，甚至对子女表示，他感激领导上对他的“照顾”。只是他生来闲不住，不能创作故事片，就另辟新径，去关心剧坛，还拍戏曲电影，终于也开创出了另一番天地。
令他难逃厄运的，是后来成为江青的女明星蓝苹。早在抗战前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时，父亲是剧团团长和大导演，蓝苹则是热衷于争名夺利的女演员。“文革”前，江青曾秘密来沪，还假惺惺地约请了一些30年代的老朋友聚会。天真的父亲还对我们表示，成了主席夫人的江青，倒还没有忘了老朋友。然而正是这个“老朋友”，若干年后做起了女皇之梦，于是将一大批熟知她底细的人赶尽杀绝。可怜的父亲，当时还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父亲在北京开会时，他向江青推荐了自己接触排演过的戏曲《自有后来人》、《三代人》、《密电码》等，这些戏后来被他提名改为沪剧《红灯记》，后来这题材成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父亲曾参加了上海京剧团的导演组，将该剧带到北京参加汇演。在导演工作中他有很多亮点，如他将原来位居舞台正中的座山雕的山王宝座移到舞台一角，把更多的舞台空间留给了杨子荣。后来，《智》剧变成了“样板戏”，这一安排设想竟被江青据为己有。当“样板戏”风靡全国时，我们家庭中许多成员都直接或间接由于父亲的关系受到株连，我曾天真地认为抓“样板戏”的领导们至少应该给惨死的应云卫在这方面还以一个公正的评价。然而，直到他的名字被列入最高检察院判决书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员清单时，这笔帐才算有了个了结。
1965年，父亲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达过“京剧《四郎探母》是戏剧性很强、很有看头”的观点，结果遭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心情非常紧张，不久就发作了心脏病，还并发了左上臂血管栓塞。经手术抢救后才得救，然而自此生活无法自理，一直没出医院。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发，父亲就从医院里被赶了出来，天天走路去上班，还要负责冲泡热水瓶。可怜他左手臂已无法拎东西，只能把热水瓶捧在怀里，另一只手扶着楼梯勉强地爬上爬下冲开水。家被抄了，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字画，如郭沫若为父亲写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等都被掳掠一空。心脏病不能得到原来华东医院的随访诊治，只能自己去瑞金医院门诊随便配点药应付一下，根本得不到正规的治疗，使他的心脏一直处在危险的状态。我们作为他的子女还受到要划清界线的训令，不可随便去看望。父亲曾多次向我透露过：要不是怕连累你们，我早就自杀了。可见“四人帮”的迫害已使他内心的痛苦达到何种程度。
1967年1月，“四人帮”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1月16日，电影局的“牛鬼蛇神”，很多大明星、大导演和领导都被一起拉到市内大街上去游斗。可怜我们的父亲胸前挂着沉重的大木牌，拖着软弱无力的两腿，从淮海路电影局门口出发，走到兰心大戏院附近时，已经出现心力衰竭症状了，按理应当急送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他竟然被推上临时拦下的一辆三轮黄鱼车，由两个人扶着让他跪在车板上继续游斗，一个人还将他一个手臂拿着的大木牌举起来，好让路人都看到这位“黑线人物”。游街队伍回到淮海路思南路口时，一个急刹车，把三轮黄鱼车上站着的红卫兵连同应云卫一起从车上摔到马路上。父亲的假牙也从嘴中脱落出来，这时，他们才把他送到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医院急诊室。我认识的一位在急诊室当值的医师当时打电话通知我时就告知，父亲是“来院已死”，根本已无法抢救。
1978年11月上海市电影局领导出面为应云卫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夏衍、阳翰笙等文艺界领导给他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文艺界、影剧界的名家巴金、白杨、赵丹、张瑞芳、秦怡等数百人都来参加了追悼会，对他的奋斗一生和悲惨的遭遇寄以由衷的哀思。历史是无法随意被几个人歪曲的，它终于被回归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父亲的惨死还导致对子女的株连。我的大姐夫、一位航天事业优秀的高级工程师和领导干部，被迫害惨死在基地，连尸体也无法找到。大姐受不住这悲惨的打击，最后因病早逝，遗下了三个儿女。我二姐在秦城监狱关了多年，最后无罪释放。也在文艺界工作的二姐夫、三妹夫，都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大学教师的大弟被下放到小县城⋯⋯直到“文革”结束，赵清阁阿姨在与阳翰笙伯伯会面时，专门介绍了应云卫家属被株连的情况，引起了阳伯伯和有关方面的注意。最后，随着父亲被平反昭雪，我们全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工作上得到发展。而他的第三代儿孙终于能够生长在幸福的年代，他们的祖父外祖父所经历的艰辛苦难和为之作出的奋斗牺牲，已经换得我们新一代和子子孙孙的光辉现实和远大前程。
（本文原载2004年12月12日《新民晚报》，此次发表时略加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