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1937年我从洪塘小学毕业后到慈谿县立初级中学就读。那一年抗日战争开始，慈中屡遭敌机骚扰，几乎天天逃警报。到1939年6月1日，校舍被炸，学校暂时解散，后来迁到罗江芦山寺复校。我是母亲第十个也是最小一个孩子，自幼体弱多病，入学不久就患恶性疟疾。母亲怕养我不大，把我捨在校旁普济寺当小和尚。学校有规定，请假日期超过一学期三分之一就作休学论，因此我病未痊愈就坚持到校上课，食宿都在普济寺。师父十分喜欢我，让我在一间密室里吃鸡、鸭、牛肉等美味，外加鱼肝油。病体很快康复。慈中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数理化老师江圣述先生，对我关爱备至。慈中有一种“六六老人奖学金”，每学期每班一名，二十元大洋，条件是学业成绩第一名，操行甲等，体育70分以上。第一学期我因体育不及格落选，以后每学期都由我包揽，因此我有“小和尚”和“廿元头”二个绰号。
毕业那一学期父亲病逝，家里十分拮据，幸而考取宁波中学公费生，我才不致失学。宁中因敌机骚扰已迁到嵊县长乐镇太平村。1941年初夏，盘踞绍兴的敌寇向南流窜，宁中师生被迫向南逃入深山冷岙。逃难十分艰苦，除了携带必不可少的衣物外，还得背负一小袋米。夜以继日地奔逃，很少休息。十几岁的孩子往往一边走路一边瞌睡一边做梦，时不时有人摔倒，我就有这种永世难忘的经历。后来日寇退回绍兴，我们才回到原地上学。1942年暮春，日本鬼子又来了，我们再次南逃，在一个叫做珓溪的山村落脚。近县同学纷纷回家，我们宁波人多半滞留。有一位姓金的同学，其父是宁波交通银行行长，是个公子哥儿，平时他很喜欢我，愿意带我到内地读书。我年少无知，轻率地跟了他去。走到永康，一转眼就走失了，实际上是被他抛弃了。我失去依靠，身无分文，流落在永康街头讨饭。倒走顺走，走到芝英镇，已经饿得二眼昏花。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一位小青年看到我穿着宁中发给公费生的黄粗布制服，知道是他的同学。他向我探听学校情况，我开口就说饿煞了。他带我到家，很快端出一大碗米线，我大口吞下，顿时有了力气。他留我宿了一夜，第二天带我到二十里外一个小山村，把我介绍给当地小学校长，校长十分为难。小村地方来了个陌生人，立刻就有一群人聚扰来问长问短。一位较富裕的农民听说我是宁波人.他认为宁波是个富地方，将来一定有出息，愿意收留我。他有一个女儿，邻居们常常指指她指指我，笑笑。我懂得他们意思。那年我才16岁，立志求学，那种事谈不到。在他家住了二个月，后来听说敌人已撤退，刚巧有一人要到长乐做生意，我就跟着他回到学校。因老师们星散，开不了学，只好暂时解散。我变卖行李，同几位宁波老乡一起回家。
不久我得了重病，病因是长时间在丛山峻岭中跋涉，内部受伤，在左腰上部肌肉深处发生脓肿。开刀治疗后在家休养一年。一位亲戚打算让我到上海当学徒，临行前几天，接到一位叫金子浩的同班同学来信，他说宁中已在盘安县大皿镇复校，他愿意出资让我到大皿复学，钱到天台国清寺他父亲处去取。他父亲是嵊县崇仁镇开丝厂的大老板，正在国清寺避难。我曾到他家里去过，认得我的。我于是立即出发，普济寺师父派一名长工为我挑行李，直送到国清寺。有了钱我就雇工挑行李兼领路，步行到大皿复学。宁中以当地二所公祠为校舍，高中初中各占一所。我在那里读高三，生活十分艰辛。睡地板，吃苦饭，点桐油灯。山间冬天很冷，上课缩手缩脚，十分难受。我以第一名毕业，随后到天台金子浩处住些日子，一起到台州报考北洋大学工学院和英士大学医学院。一到考场我才知道，原来他在我身上投资是为了让我当枪手，代他考医学院。我顿时手足无措，这生活不知如何做法，一筹莫展。他未达目的，自个儿坐轿子回家，我第二次被第二个姓金的同学抛弃，没奈何，只好凄凄楚楚的独自回到洪塘老家。
考取二所大学是有把握的，但钱呢钱？学费膳费固然可免，但路上食宿，雇工挑行李领路以及到校后必不可少的费用，都得花钱。母亲卖掉仅存的几件锡器，又向她的老姐姐（洪廷彦的祖母）借钱，可敬的江先生专程赶到我家里，资助我100元法币。我回家时已患上菌痢，大便带血，但大学绝不能放弃，只好瞒过母亲，独自离家上路。先到天台，金子浩不知去向，幸而他的一位老乡考上浙江民政厅办的行政专修科，要去云和报到。我同他结伴到了云和。那位同行者也有钱，还相当慷慨，帮了我不少忙，真是天助我也。我未经入学考试，混在里面上课，白吃几个月饭，病也不治自愈。一天清早，我不辞而别，悄悄地走到与福建相邻的泰顺县，到百丈口北洋工学院报到，就读土木系春季班。那一年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同学们欢欣若狂。北洋立即向温州迁移，借殡仪馆几间空屋当教室，那地方有一股棺材气。没有宿舍和食堂，学生自己想办法。我在一所小学借住，和小学生为伍。
1946年暑期，北洋学生分成二部分，一部分北上天津北洋原址，一部分留下并入英士大学。我属于前一部分。到天津后自愿退半班，改读电机系秋季班。同寝室十来位宁波老乡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办进步壁报，组织歌咏团唱革命歌曲，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和抗暴（驻北京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游行，上了特务黑名单。48年暑期，国民党特刑庭特务闯入北洋校园，抓捕进步学生。宁波老乡被关进刑车。幸而北洋校门面临北运河，河上有一条摇摇晃晃十分破烂的木桥，刑车只能很慢很慢开过去，否则桥要坍塌。尾随的二三百留校同学在桥边一拥而上，打开车门，被捕同学迅速跳下，在大群同学中一混，特务再也找不到他们，只好悻悻然空车回去。地下党立即把被捕同学转移到张家口解放区。我因回家探母，逃过一劫。返校后特务威胁我：“‘小和尚’老实点，当心你的脑袋。”幸而那年月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兵败如山倒，特务们自身难保，也就不再有何动作了。
1949年夏，我以第一名毕业，按惯例，留校当助教。并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建国之初，技术干部很缺，这批学习过党的各项政策的大学生被分发到各条战线，成了技术骨干，后来大部分享受离休待遇。一年后，北京有一所从解放区搬来的华北大学工学院（改称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其院长与北洋大学理学院陈院长曾是留法同学，他把陈院长拉了过去，陈院长又把我带到北京。一进北京工业学院，我就开始自学俄文，半年后动手翻译一本苏联教材《电工学》。这是全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教材，十分新鲜，曾风行一时，连印十几次，累计几十万册，我抽取书价10％的版税，顿时成了富哥儿。1954年京工（北京工业学院）创建国内第一个雷达专业。雷达是二战中发明的新技术，国内还没有人接触过。我埋头苦读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机载和车载雷达的大部头说明书，从中学习雷达知识，边学边编教材和搞实验，同时继续翻译当时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十分需要的苏联教材，一共出版九本，又得到大笔稿费。悲痛的是母亲已于五二年在贫困中仙逝。我一天苦干十几个小时，屡受领导赞扬，很快升到讲师最高级。有道是物极必反，系里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我的厄运从此开始。这位专家十分傲慢，在全系教师面前自称是我们的乳母，用奶喂养我们。但我问他问题，他回答不出，给我一本俄文书叫我自己去找。这是一本从英文原著译成俄文的专著，英文本我已经有了。57年整风，我千不该万不该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苏联专家大国主义，莫名其妙的被打成右派。按政策，国防外交二个系统是不准留右派的，北京工业学院是一个国防学院，经上级批准，破格留了我，领导对我说，政治上可以信任你，但你这人太骄傲，必须磨平你的棱角。既是“阶级敌人”，又说政治上可靠，一个读书虫怎能理解得了这种悖论。
1965年北京疏散人口，我的妻子原在同校任教，为了惩罚我，已于58年调到浙江。按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在外地，在京一方无条件调出，于是我被调到浙大，因为戴着帽子，立即被下放到安吉县一个林场劳改。这期间的苦难不必说了，下去几年才允许回杭探亲，妻子认不得我了，衣衫褴褛，又黑又瘦，像个讨饭。有诗为证：
少壮戴帽老大摘 思想无改鬓毛白
妻儿相见不相识 惊问老头何方客
霹雳一声，四人帮垮台，我摘帽回到浙大，安排在机械工厂当工程师。1979年，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北京工业学院通知浙大给我平反，由此官复原职，并升为高级工程师。次年，省政协邀请我上莫干山休养，并座谈知识分子问题。随后浙江省九三学社主委推荐我加入九三学社。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从此清洗干净。1982年，一位在高教部当司长的北洋老同学来浙大调研，建议学校让我继续教书，于是被调到计算机系教“数字电路”，并被评为副教授。60岁那年（1985年），有一天我去上课，惊奇地看到讲台上放着一块偌大蛋糕，黑板上写着“敬祝洪老师六十大寿”。我迟疑片刻，说声谢谢，照常讲课。下课才知道同学们不知从谁哪里探听到我的年龄、学识和所受的委屈，以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回家面对这份意外的礼品，回想自己坎坷的一生，心情一激动，禁不住嚎啕大哭。
1988年，一位48年脱捕到解放区的北洋老同学告知我可凭学习团结业证书申请离休，我向学校提了，获准后办了离休，按工资等级（教授级）享受厅局级待遇。
六十多年前一个病病歪歪的小和尚，历尽磨难，居然活下来变成八十老翁，如今生活优裕，身体健康，心平如镜，如此结局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自认为还不算虚此一生，感到十分满足。
洪塘中心小学
毕业那一学期父亲病逝，家里十分拮据，幸而考取宁波中学公费生，我才不致失学。宁中因敌机骚扰已迁到嵊县长乐镇太平村。1941年初夏，盘踞绍兴的敌寇向南流窜，宁中师生被迫向南逃入深山冷岙。逃难十分艰苦，除了携带必不可少的衣物外，还得背负一小袋米。夜以继日地奔逃，很少休息。十几岁的孩子往往一边走路一边瞌睡一边做梦，时不时有人摔倒，我就有这种永世难忘的经历。后来日寇退回绍兴，我们才回到原地上学。1942年暮春，日本鬼子又来了，我们再次南逃，在一个叫做珓溪的山村落脚。近县同学纷纷回家，我们宁波人多半滞留。有一位姓金的同学，其父是宁波交通银行行长，是个公子哥儿，平时他很喜欢我，愿意带我到内地读书。我年少无知，轻率地跟了他去。走到永康，一转眼就走失了，实际上是被他抛弃了。我失去依靠，身无分文，流落在永康街头讨饭。倒走顺走，走到芝英镇，已经饿得二眼昏花。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一位小青年看到我穿着宁中发给公费生的黄粗布制服，知道是他的同学。他向我探听学校情况，我开口就说饿煞了。他带我到家，很快端出一大碗米线，我大口吞下，顿时有了力气。他留我宿了一夜，第二天带我到二十里外一个小山村，把我介绍给当地小学校长，校长十分为难。小村地方来了个陌生人，立刻就有一群人聚扰来问长问短。一位较富裕的农民听说我是宁波人.他认为宁波是个富地方，将来一定有出息，愿意收留我。他有一个女儿，邻居们常常指指她指指我，笑笑。我懂得他们意思。那年我才16岁，立志求学，那种事谈不到。在他家住了二个月，后来听说敌人已撤退，刚巧有一人要到长乐做生意，我就跟着他回到学校。因老师们星散，开不了学，只好暂时解散。我变卖行李，同几位宁波老乡一起回家。
不久我得了重病，病因是长时间在丛山峻岭中跋涉，内部受伤，在左腰上部肌肉深处发生脓肿。开刀治疗后在家休养一年。一位亲戚打算让我到上海当学徒，临行前几天，接到一位叫金子浩的同班同学来信，他说宁中已在盘安县大皿镇复校，他愿意出资让我到大皿复学，钱到天台国清寺他父亲处去取。他父亲是嵊县崇仁镇开丝厂的大老板，正在国清寺避难。我曾到他家里去过，认得我的。我于是立即出发，普济寺师父派一名长工为我挑行李，直送到国清寺。有了钱我就雇工挑行李兼领路，步行到大皿复学。宁中以当地二所公祠为校舍，高中初中各占一所。我在那里读高三，生活十分艰辛。睡地板，吃苦饭，点桐油灯。山间冬天很冷，上课缩手缩脚，十分难受。我以第一名毕业，随后到天台金子浩处住些日子，一起到台州报考北洋大学工学院和英士大学医学院。一到考场我才知道，原来他在我身上投资是为了让我当枪手，代他考医学院。我顿时手足无措，这生活不知如何做法，一筹莫展。他未达目的，自个儿坐轿子回家，我第二次被第二个姓金的同学抛弃，没奈何，只好凄凄楚楚的独自回到洪塘老家。
考取二所大学是有把握的，但钱呢钱？学费膳费固然可免，但路上食宿，雇工挑行李领路以及到校后必不可少的费用，都得花钱。母亲卖掉仅存的几件锡器，又向她的老姐姐（洪廷彦的祖母）借钱，可敬的江先生专程赶到我家里，资助我100元法币。我回家时已患上菌痢，大便带血，但大学绝不能放弃，只好瞒过母亲，独自离家上路。先到天台，金子浩不知去向，幸而他的一位老乡考上浙江民政厅办的行政专修科，要去云和报到。我同他结伴到了云和。那位同行者也有钱，还相当慷慨，帮了我不少忙，真是天助我也。我未经入学考试，混在里面上课，白吃几个月饭，病也不治自愈。一天清早，我不辞而别，悄悄地走到与福建相邻的泰顺县，到百丈口北洋工学院报到，就读土木系春季班。那一年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同学们欢欣若狂。北洋立即向温州迁移，借殡仪馆几间空屋当教室，那地方有一股棺材气。没有宿舍和食堂，学生自己想办法。我在一所小学借住，和小学生为伍。
1946年暑期，北洋学生分成二部分，一部分北上天津北洋原址，一部分留下并入英士大学。我属于前一部分。到天津后自愿退半班，改读电机系秋季班。同寝室十来位宁波老乡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办进步壁报，组织歌咏团唱革命歌曲，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和抗暴（驻北京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游行，上了特务黑名单。48年暑期，国民党特刑庭特务闯入北洋校园，抓捕进步学生。宁波老乡被关进刑车。幸而北洋校门面临北运河，河上有一条摇摇晃晃十分破烂的木桥，刑车只能很慢很慢开过去，否则桥要坍塌。尾随的二三百留校同学在桥边一拥而上，打开车门，被捕同学迅速跳下，在大群同学中一混，特务再也找不到他们，只好悻悻然空车回去。地下党立即把被捕同学转移到张家口解放区。我因回家探母，逃过一劫。返校后特务威胁我：“‘小和尚’老实点，当心你的脑袋。”幸而那年月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兵败如山倒，特务们自身难保，也就不再有何动作了。
1949年夏，我以第一名毕业，按惯例，留校当助教。并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建国之初，技术干部很缺，这批学习过党的各项政策的大学生被分发到各条战线，成了技术骨干，后来大部分享受离休待遇。一年后，北京有一所从解放区搬来的华北大学工学院（改称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其院长与北洋大学理学院陈院长曾是留法同学，他把陈院长拉了过去，陈院长又把我带到北京。一进北京工业学院，我就开始自学俄文，半年后动手翻译一本苏联教材《电工学》。这是全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教材，十分新鲜，曾风行一时，连印十几次，累计几十万册，我抽取书价10％的版税，顿时成了富哥儿。1954年京工（北京工业学院）创建国内第一个雷达专业。雷达是二战中发明的新技术，国内还没有人接触过。我埋头苦读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机载和车载雷达的大部头说明书，从中学习雷达知识，边学边编教材和搞实验，同时继续翻译当时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十分需要的苏联教材，一共出版九本，又得到大笔稿费。悲痛的是母亲已于五二年在贫困中仙逝。我一天苦干十几个小时，屡受领导赞扬，很快升到讲师最高级。有道是物极必反，系里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我的厄运从此开始。这位专家十分傲慢，在全系教师面前自称是我们的乳母，用奶喂养我们。但我问他问题，他回答不出，给我一本俄文书叫我自己去找。这是一本从英文原著译成俄文的专著，英文本我已经有了。57年整风，我千不该万不该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苏联专家大国主义，莫名其妙的被打成右派。按政策，国防外交二个系统是不准留右派的，北京工业学院是一个国防学院，经上级批准，破格留了我，领导对我说，政治上可以信任你，但你这人太骄傲，必须磨平你的棱角。既是“阶级敌人”，又说政治上可靠，一个读书虫怎能理解得了这种悖论。
1965年北京疏散人口，我的妻子原在同校任教，为了惩罚我，已于58年调到浙江。按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在外地，在京一方无条件调出，于是我被调到浙大，因为戴着帽子，立即被下放到安吉县一个林场劳改。这期间的苦难不必说了，下去几年才允许回杭探亲，妻子认不得我了，衣衫褴褛，又黑又瘦，像个讨饭。有诗为证：
少壮戴帽老大摘 思想无改鬓毛白
妻儿相见不相识 惊问老头何方客
霹雳一声，四人帮垮台，我摘帽回到浙大，安排在机械工厂当工程师。1979年，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北京工业学院通知浙大给我平反，由此官复原职，并升为高级工程师。次年，省政协邀请我上莫干山休养，并座谈知识分子问题。随后浙江省九三学社主委推荐我加入九三学社。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从此清洗干净。1982年，一位在高教部当司长的北洋老同学来浙大调研，建议学校让我继续教书，于是被调到计算机系教“数字电路”，并被评为副教授。60岁那年（1985年），有一天我去上课，惊奇地看到讲台上放着一块偌大蛋糕，黑板上写着“敬祝洪老师六十大寿”。我迟疑片刻，说声谢谢，照常讲课。下课才知道同学们不知从谁哪里探听到我的年龄、学识和所受的委屈，以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回家面对这份意外的礼品，回想自己坎坷的一生，心情一激动，禁不住嚎啕大哭。
1988年，一位48年脱捕到解放区的北洋老同学告知我可凭学习团结业证书申请离休，我向学校提了，获准后办了离休，按工资等级（教授级）享受厅局级待遇。
六十多年前一个病病歪歪的小和尚，历尽磨难，居然活下来变成八十老翁，如今生活优裕，身体健康，心平如镜，如此结局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自认为还不算虚此一生，感到十分满足。
洪塘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