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于1939年秋来上海进工厂当学徒，一年后就遇上地下党，这是一个决定我一生的奇妙机遇。在党处于地下时期，你要入党很不容易。因为你找不到党，只能由党来找你。那么，我是怎样让党找上的呢？原来我也一直弄不大清楚是什么原因？
1938年暑期，我家乡慈溪县城内的高小以上包括初中在内的学生，约有五、六百人，由当时的县政府决定，组织了军事训练。军训结束时，举行学科、术科成绩考试，我得了第二名，并组织自愿参加的部分军训学生，成立县儿童抗战服务团，大家推我当团长，由县抗战后援会委托县政工队领导，每月还给活动经费。平时下乡进行抗战宣传和演出等；一旦发生战争，上前线慰问部队或救护伤兵等。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长城谣》等。来上海后有时兴起，就不经意哼起这些曲调，不知不觉地给我师兄（后来的入党介绍人）听到了。
我在读小学时，已经知道“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知道共产党抗日坚决，是帮穷人翻身的党。来上海后，我喜爱阅读书报，有次偶然看到当时以《密勒上评论报》名义出版的《上海周报》，其内容似有点倾向共产党的主张，有时还登载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的通讯，就一直按期购阅。这一情况，也不知不觉给我师兄看到了。
至1940年秋，在该厂车间当工人的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以及其他好几个工人，都悄悄离厂到新四军去了。此事惊动全厂职工，议论纷纷。我也喜欢凑热闹，年少幼稚，我说了这样的话：“到新四军去的，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读书并不怎么样，但活动能力强，路道粗，事先能通知我一下就好了，我也想去。”这些话又恰好给我的师兄听到了，隔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悄悄找我个别谈，说：“你上次说过，你同学去的地方，你也真的想去？还是讲讲而已”。我说：“我真的想去，现在我虽然调到总经理室，还是侍候人，没意思，到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才有劲”。他提醒我：“到那里很苦，经常行军，往往吃不上饭，要生胃病；晚上睡潮湿的稻草地铺，容易生疥疮；夏天蚊子多，弄不好就得疟疾。你吃得消吗？要慎重考虑”。我说：“我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这三种病我都生过，还患过痢疾、伤寒，有一定抵抗力，只要自己当心就是了。”他显得有点满意地说：“这样，你真是想去罗！今晚就去怎样？你去的新四军，是在常熟一带活动。今晚乘船去浒浦，再到东塘。我已约好交通员在五马路外滩相等。你马上收拾简单行装交给我，我送你一个小行李箱，让我拿着，由你开门票（因为我负责开具厂里职工携带物件出门的门票），一起出厂。”我们到外滩，约等了二个小时仍不见交通员来。他说：“看来交通员临时有事来不了，船可能已开了。以后有交通员去时，再带你去，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
以后，我一再催问交通员来了没有？他老是说：“现在形势有点变化，交通员来回带人有点困难，有机会时，再送你去。”后来他又说：“你留在上海怎样？也可以做些抗日，工作的。”我说：“上海周围都是敌伪统治的沦陷区，只剩租界“孤岛”，还能做什么呢？”他没回答，只说：“我给你一本书，你看了再说。”他给我看的，是华岗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我看了后，他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京汉铁路大罢工中，项德隆等七个工人代表本领真大，把全线铁路工人都组织起来。”他说：“那时的项德隆就是现在的新四军军长项英，这里面主要有党的领导。上海市也有党的秘密组织，如你去不成新四军，就留在上海为党工作好吗？”在“文革”中我被长期关押审查，他们曾问我：“你是怎样混进党的？”我说：“去新四军走不成才入党。”他们就怒斥：“这是假的！”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师兄来上海时，我就问他：“当时你送我去新四军没走成又介绍我入党，明明是事实，怎么会是假的？”他笑笑说：“我介绍你入党是事实，你可曾记得我要你写入党申请书同时提出十个问题要你回答。但是，你进厂后原分配在门市部学生意，不久又调到总经理室，我们吃不准你和资本家的关系（此事说来话长，从略），送你去新四军是一次突击式的考验。以后看你坚持要去，才经组织讨论，同意发展你入党。其实，我早就注意你唱进步歌曲和看进步书刊了。”
当师兄提到入党申请问我十个问题时，我回忆起其中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两者有什么区别？”把我难住了。我看了一些书，甚至翻了辞典，才从分配角度回答：“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入党后，又知道社会主义是最低纲领，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党执政后我总希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能看到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欲速则不达。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的头脑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我们在世的几代人可能都看不到的漫长过程，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信仰，决不能动摇！
（原载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离退休生活通讯《青松林》2002年第2期）
1938年暑期，我家乡慈溪县城内的高小以上包括初中在内的学生，约有五、六百人，由当时的县政府决定，组织了军事训练。军训结束时，举行学科、术科成绩考试，我得了第二名，并组织自愿参加的部分军训学生，成立县儿童抗战服务团，大家推我当团长，由县抗战后援会委托县政工队领导，每月还给活动经费。平时下乡进行抗战宣传和演出等；一旦发生战争，上前线慰问部队或救护伤兵等。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长城谣》等。来上海后有时兴起，就不经意哼起这些曲调，不知不觉地给我师兄（后来的入党介绍人）听到了。
我在读小学时，已经知道“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知道共产党抗日坚决，是帮穷人翻身的党。来上海后，我喜爱阅读书报，有次偶然看到当时以《密勒上评论报》名义出版的《上海周报》，其内容似有点倾向共产党的主张，有时还登载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的通讯，就一直按期购阅。这一情况，也不知不觉给我师兄看到了。
至1940年秋，在该厂车间当工人的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以及其他好几个工人，都悄悄离厂到新四军去了。此事惊动全厂职工，议论纷纷。我也喜欢凑热闹，年少幼稚，我说了这样的话：“到新四军去的，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读书并不怎么样，但活动能力强，路道粗，事先能通知我一下就好了，我也想去。”这些话又恰好给我的师兄听到了，隔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悄悄找我个别谈，说：“你上次说过，你同学去的地方，你也真的想去？还是讲讲而已”。我说：“我真的想去，现在我虽然调到总经理室，还是侍候人，没意思，到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才有劲”。他提醒我：“到那里很苦，经常行军，往往吃不上饭，要生胃病；晚上睡潮湿的稻草地铺，容易生疥疮；夏天蚊子多，弄不好就得疟疾。你吃得消吗？要慎重考虑”。我说：“我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这三种病我都生过，还患过痢疾、伤寒，有一定抵抗力，只要自己当心就是了。”他显得有点满意地说：“这样，你真是想去罗！今晚就去怎样？你去的新四军，是在常熟一带活动。今晚乘船去浒浦，再到东塘。我已约好交通员在五马路外滩相等。你马上收拾简单行装交给我，我送你一个小行李箱，让我拿着，由你开门票（因为我负责开具厂里职工携带物件出门的门票），一起出厂。”我们到外滩，约等了二个小时仍不见交通员来。他说：“看来交通员临时有事来不了，船可能已开了。以后有交通员去时，再带你去，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
以后，我一再催问交通员来了没有？他老是说：“现在形势有点变化，交通员来回带人有点困难，有机会时，再送你去。”后来他又说：“你留在上海怎样？也可以做些抗日，工作的。”我说：“上海周围都是敌伪统治的沦陷区，只剩租界“孤岛”，还能做什么呢？”他没回答，只说：“我给你一本书，你看了再说。”他给我看的，是华岗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我看了后，他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京汉铁路大罢工中，项德隆等七个工人代表本领真大，把全线铁路工人都组织起来。”他说：“那时的项德隆就是现在的新四军军长项英，这里面主要有党的领导。上海市也有党的秘密组织，如你去不成新四军，就留在上海为党工作好吗？”在“文革”中我被长期关押审查，他们曾问我：“你是怎样混进党的？”我说：“去新四军走不成才入党。”他们就怒斥：“这是假的！”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师兄来上海时，我就问他：“当时你送我去新四军没走成又介绍我入党，明明是事实，怎么会是假的？”他笑笑说：“我介绍你入党是事实，你可曾记得我要你写入党申请书同时提出十个问题要你回答。但是，你进厂后原分配在门市部学生意，不久又调到总经理室，我们吃不准你和资本家的关系（此事说来话长，从略），送你去新四军是一次突击式的考验。以后看你坚持要去，才经组织讨论，同意发展你入党。其实，我早就注意你唱进步歌曲和看进步书刊了。”
当师兄提到入党申请问我十个问题时，我回忆起其中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两者有什么区别？”把我难住了。我看了一些书，甚至翻了辞典，才从分配角度回答：“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入党后，又知道社会主义是最低纲领，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党执政后我总希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能看到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欲速则不达。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的头脑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我们在世的几代人可能都看不到的漫长过程，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信仰，决不能动摇！
（原载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离退休生活通讯《青松林》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