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捧上了“金饭碗”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从浙江家乡来到上海，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当时为江浙财阀操纵的大银行里，当了一小职员。职位虽小，但薪金待遇较一般高，而且职业比较稳定，只要不出大的差错，很少有被裁汰的危险。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捧上了旧中国被人们羡慕的“金饭碗”，总算是心满意足了。然而，我也有我的苦闷和追求。
当我刚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卖国投降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短短两个月里，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全部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大约一年以后，热河省又被践踏在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一方面，我为爱国心所驱使，痛感国土的日益沦丧，对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又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国弱民穷”，打不过日本，抗战只能加速亡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有着这种种苦闷，一度使我成为“实业救国论”的信徒。现在捧上了“金饭碗”，满心幻想通过银行的阶梯，慢慢向上爬，以遂“实业救国”的夙愿。为此，我在初入银行的头两年，坚持在一个美国教会大学商学院办的夜大学里学习。
幻想的破灭
蒋介石政府推行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政策，助长了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妄想吞并中国的步伐；侵略军从东北进一步蚕食我华北，国民党政府却节节退让，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这国难当头，内战不巳、农村破产、民生凋敝、民族工商业危机四伏、奄奄一息的时刻，我深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眼看自己的“金饭碗”也许不保，我的“实业救国”梦想终将成为泡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真是一片渺茫。
失望、苦闷又给我带来了消极颓废思想。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一反常态，抱着“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当”的混世哲学，白天上班应卯，晚上在麻将桌上以赌钱为乐，浑浑噩噩，对现实和未来不敢也不愿去想。
寻找真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紧接着八月十三日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进攻上海。在短短几个月里，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失守，上海只剩下外国租界，形成了一个“孤岛”。敌人的飞机大炮声，使我从消极颓废中开始清醒过来。
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一些进步的书刊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上海租界里。一次，经友人推荐，我从书摊上买回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我越读越感到新奇，它使我知道前所未闻的传奇般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和他们北上抗日的严正主张。尽管当时我对共产党毫无认识，对中国革命也一无所知，然而斯诺的客观报道却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红军的无耻造谣和诽谤，初步消除了我头脑里所受的“赤祸”、“共产”、“共妻”等等反动宣传的流毒，树起了革命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使我信服地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和一些同事被银行当局调到香港的办事处工作。不久，又有机会从书店里买到新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小册子。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解决了我头脑里几个月来常常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在敌强我弱、祖国半壁江山很快易色的情况下，这个仗究竟怎样打下去？能打多久？能否避免亡国之痛？我从毛主席对形势、战局、力量对比、战略战术、发展变化的具有极大说服力和预见性的分析中，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响亮的回答中，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思想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作品成为此后我走向新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新生活的开始
我到香港不久，参加了一个名叫香港业余联谊社（简称“业联”）的群众团体。
这个团体是一些原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银行、海关、工商企业的青年职工发起组织的。“业联”经过注册登记，取得社团合法地位，于一九三八年秋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通过各种业余的学术、文体活动，团结各界职业青年，宣传坚持抗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投降。“业联”成立后，在社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办起了图书室，组织了读书会、时事讲演会、理论讲座、文化学习班、话剧团、歌咏队、星期郊游等丰富多采的活动，还定期出版《业联》小报，吸引了大批青年职工参加。社员从几十人逐步发展到五、六百人。它的活动，在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众中影响很大。
我自己通过参加“业联”的活动，生活的圈子扩大了，精神有了寄托，行动有了方向。这就是我开始走向新生活的起点。
我们的读书会，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也定期穿插学习讨论国内外形势，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读书会是不公开的，成员是由社内骨干分子组成的。平时大家挤时间自学，每星期在一位成员家里集会讨论一次。我们的这个读书会，从“业联”建社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坚持不懈。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那时大家自觉刻苦读书、认真讨论的情景，就成为督促自己坚持学习的动力。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第一次参加的那个《资本论》（第一卷）读书会。在将近一年的学习中，使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初步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使我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以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香港呆了将近四年，那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精力充沛，除了白天为糊口而工作以外，业余时间包括节假日在内，几乎全部放在“业联”的活动上了。一般是每星期用一个晚上参加读书会；有时参加“业联”理事会研究工作；此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根据理事会给我的分工，都用于参加话剧团和歌咏队的活动。我们大演大唱抗日救亡的戏剧和歌曲，吸引了不少职业青年。“业联”剧团从排演独幕剧开始，到大型多幕剧的上演，三年多时间里演出过数十场。“业联”歌咏队除在社内经常练唱并定期演出外，还同社外的十几个歌咏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歌咏协会，我被推选为该会主席，多次组织了全港的集体歌咏比赛和大型合唱团的公开演出。通过这些戏剧歌咏活动，扩大了抗日救亡宣传的效果，受到了广大职业青年的热情欢迎，而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但是，随着这支队伍对社会影响的扩大，却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视。在一次连续几个晚上的公开演出后，有一天突然接到香港当局停演的命令。次日，通过向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中华籍职员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后来我们又恢复了演出。
我们的每一场演出，事前都要经过相当时间的紧张排练，有时排练到深夜，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得步行回宿舍。特别是在演出过程中，大家既当演员，又要兼管场上场下的各项事务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忍饥挨饿。但是，每当我们胜利完成演出任务，受到群众口头或来信赞扬时，才真正领会到我们工作的意义，也就忘却了一切辛苦和疲劳，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一次慰劳募捐运动
当时的香港，虽然远离抗战烽火，但却是一个各种政治势力活动和角逐的重要阵地，充满国共之间、落后势力与进步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反映到我们群众团体中来。有一年，在港各华人团体响应重庆国民党的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号召，发动了一次慰劳抗战将士的募捐运动。“业联”通过义务演出售票和直接劝募等方式，募得了一笔捐款。但围绕着这笔捐款的处理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业联”广大社员群众中，许多人对当时的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是缺乏了解和认识的；因而不少人认为既然响应重庆慰劳总会号召，就应当把捐款全部上交统一分配。“业联”的骨干和一些积极分子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际情况，坚决主张必须一视同仁，特别对邻近香港，正在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广东东江中共游击区（即以后建立的东江纵队）的战士，应当给以慰劳，以表达旅港广东同胞的心意。经过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一致意见。除将一部分款项汇往重庆外，大部分由我们购办一些急需的医药和日用必需品，派代表把慰劳品运往东江，直接慰问抗日游击战士。
虎口脱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集中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向香港发起突然袭击。经过几天的激战，英军被迫投降，香港、九龙全部沦陷。在市内社会秩序和港、九轮渡交通尚未恢复正常的时候，一天清晨，“业联”负责人匆忙来找我，转告一项紧急通知：据可靠情报，日本军部开了一大批抗日爱国分子的“黑名单”，准备在短期内进行大逮捕，其中“业联”的负责人中被列入“黑名单”的至少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因为我们三个平时抛头露面，目标较大，要我们在二、三天内马上离开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三个人中有一位由于有家属，准备不及，打算稍缓一步离港。我和另一位决定先行，我们约定次日清晨分搭小舢板渡海到九龙弥敦道上的一间小药铺里会合后出发。就这样，我们化装成难民，步行一天，于傍晚到达九龙边界的元朗过夜。这个地方入夜后，已有东江游击战士在活动。次日晨，我们又会合从香港疏散出来的几十个人，由东江游击战士护送到达宝安县境游击区的某地，安然脱离了虎口。从此，使我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原载《当我年轻的时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从浙江家乡来到上海，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当时为江浙财阀操纵的大银行里，当了一小职员。职位虽小，但薪金待遇较一般高，而且职业比较稳定，只要不出大的差错，很少有被裁汰的危险。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捧上了旧中国被人们羡慕的“金饭碗”，总算是心满意足了。然而，我也有我的苦闷和追求。
当我刚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卖国投降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短短两个月里，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全部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大约一年以后，热河省又被践踏在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一方面，我为爱国心所驱使，痛感国土的日益沦丧，对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又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国弱民穷”，打不过日本，抗战只能加速亡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有着这种种苦闷，一度使我成为“实业救国论”的信徒。现在捧上了“金饭碗”，满心幻想通过银行的阶梯，慢慢向上爬，以遂“实业救国”的夙愿。为此，我在初入银行的头两年，坚持在一个美国教会大学商学院办的夜大学里学习。
幻想的破灭
蒋介石政府推行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政策，助长了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妄想吞并中国的步伐；侵略军从东北进一步蚕食我华北，国民党政府却节节退让，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这国难当头，内战不巳、农村破产、民生凋敝、民族工商业危机四伏、奄奄一息的时刻，我深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眼看自己的“金饭碗”也许不保，我的“实业救国”梦想终将成为泡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真是一片渺茫。
失望、苦闷又给我带来了消极颓废思想。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一反常态，抱着“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当”的混世哲学，白天上班应卯，晚上在麻将桌上以赌钱为乐，浑浑噩噩，对现实和未来不敢也不愿去想。
寻找真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紧接着八月十三日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进攻上海。在短短几个月里，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失守，上海只剩下外国租界，形成了一个“孤岛”。敌人的飞机大炮声，使我从消极颓废中开始清醒过来。
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一些进步的书刊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上海租界里。一次，经友人推荐，我从书摊上买回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我越读越感到新奇，它使我知道前所未闻的传奇般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和他们北上抗日的严正主张。尽管当时我对共产党毫无认识，对中国革命也一无所知，然而斯诺的客观报道却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红军的无耻造谣和诽谤，初步消除了我头脑里所受的“赤祸”、“共产”、“共妻”等等反动宣传的流毒，树起了革命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使我信服地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和一些同事被银行当局调到香港的办事处工作。不久，又有机会从书店里买到新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小册子。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解决了我头脑里几个月来常常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在敌强我弱、祖国半壁江山很快易色的情况下，这个仗究竟怎样打下去？能打多久？能否避免亡国之痛？我从毛主席对形势、战局、力量对比、战略战术、发展变化的具有极大说服力和预见性的分析中，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响亮的回答中，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思想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作品成为此后我走向新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新生活的开始
我到香港不久，参加了一个名叫香港业余联谊社（简称“业联”）的群众团体。
这个团体是一些原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银行、海关、工商企业的青年职工发起组织的。“业联”经过注册登记，取得社团合法地位，于一九三八年秋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通过各种业余的学术、文体活动，团结各界职业青年，宣传坚持抗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投降。“业联”成立后，在社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办起了图书室，组织了读书会、时事讲演会、理论讲座、文化学习班、话剧团、歌咏队、星期郊游等丰富多采的活动，还定期出版《业联》小报，吸引了大批青年职工参加。社员从几十人逐步发展到五、六百人。它的活动，在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众中影响很大。
我自己通过参加“业联”的活动，生活的圈子扩大了，精神有了寄托，行动有了方向。这就是我开始走向新生活的起点。
我们的读书会，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也定期穿插学习讨论国内外形势，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读书会是不公开的，成员是由社内骨干分子组成的。平时大家挤时间自学，每星期在一位成员家里集会讨论一次。我们的这个读书会，从“业联”建社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坚持不懈。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那时大家自觉刻苦读书、认真讨论的情景，就成为督促自己坚持学习的动力。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第一次参加的那个《资本论》（第一卷）读书会。在将近一年的学习中，使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初步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使我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以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香港呆了将近四年，那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精力充沛，除了白天为糊口而工作以外，业余时间包括节假日在内，几乎全部放在“业联”的活动上了。一般是每星期用一个晚上参加读书会；有时参加“业联”理事会研究工作；此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根据理事会给我的分工，都用于参加话剧团和歌咏队的活动。我们大演大唱抗日救亡的戏剧和歌曲，吸引了不少职业青年。“业联”剧团从排演独幕剧开始，到大型多幕剧的上演，三年多时间里演出过数十场。“业联”歌咏队除在社内经常练唱并定期演出外，还同社外的十几个歌咏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歌咏协会，我被推选为该会主席，多次组织了全港的集体歌咏比赛和大型合唱团的公开演出。通过这些戏剧歌咏活动，扩大了抗日救亡宣传的效果，受到了广大职业青年的热情欢迎，而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但是，随着这支队伍对社会影响的扩大，却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视。在一次连续几个晚上的公开演出后，有一天突然接到香港当局停演的命令。次日，通过向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中华籍职员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后来我们又恢复了演出。
我们的每一场演出，事前都要经过相当时间的紧张排练，有时排练到深夜，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得步行回宿舍。特别是在演出过程中，大家既当演员，又要兼管场上场下的各项事务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忍饥挨饿。但是，每当我们胜利完成演出任务，受到群众口头或来信赞扬时，才真正领会到我们工作的意义，也就忘却了一切辛苦和疲劳，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一次慰劳募捐运动
当时的香港，虽然远离抗战烽火，但却是一个各种政治势力活动和角逐的重要阵地，充满国共之间、落后势力与进步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反映到我们群众团体中来。有一年，在港各华人团体响应重庆国民党的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号召，发动了一次慰劳抗战将士的募捐运动。“业联”通过义务演出售票和直接劝募等方式，募得了一笔捐款。但围绕着这笔捐款的处理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业联”广大社员群众中，许多人对当时的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是缺乏了解和认识的；因而不少人认为既然响应重庆慰劳总会号召，就应当把捐款全部上交统一分配。“业联”的骨干和一些积极分子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际情况，坚决主张必须一视同仁，特别对邻近香港，正在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广东东江中共游击区（即以后建立的东江纵队）的战士，应当给以慰劳，以表达旅港广东同胞的心意。经过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一致意见。除将一部分款项汇往重庆外，大部分由我们购办一些急需的医药和日用必需品，派代表把慰劳品运往东江，直接慰问抗日游击战士。
虎口脱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集中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向香港发起突然袭击。经过几天的激战，英军被迫投降，香港、九龙全部沦陷。在市内社会秩序和港、九轮渡交通尚未恢复正常的时候，一天清晨，“业联”负责人匆忙来找我，转告一项紧急通知：据可靠情报，日本军部开了一大批抗日爱国分子的“黑名单”，准备在短期内进行大逮捕，其中“业联”的负责人中被列入“黑名单”的至少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因为我们三个平时抛头露面，目标较大，要我们在二、三天内马上离开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三个人中有一位由于有家属，准备不及，打算稍缓一步离港。我和另一位决定先行，我们约定次日清晨分搭小舢板渡海到九龙弥敦道上的一间小药铺里会合后出发。就这样，我们化装成难民，步行一天，于傍晚到达九龙边界的元朗过夜。这个地方入夜后，已有东江游击战士在活动。次日晨，我们又会合从香港疏散出来的几十个人，由东江游击战士护送到达宝安县境游击区的某地，安然脱离了虎口。从此，使我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原载《当我年轻的时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