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表兄冯彬，我一直叫他“容舒哥”。他是我大姑妈的儿子，正好比我大十岁。他离家投身革命时，我还只有6岁，那时对他的印象不深，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他去乡下了。这前后，我随祖母住在上海的古拔新村二姑妈家，很少去大姑妈家，然而记忆中有这样一幕：二姑父病危期间，我暂到拉都坊的大姑妈家，一天看到彬兄骑着自行车拎了只藤箱回家，好像是刚从殡仪馆回来，我才知道二姑父去世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是到苏北革命老区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彬兄成为少年的我崇敬的偶像，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但上海解放许久，仍一直没有彬兄的音讯，大家都忧心忡忡。大姑妈更是心焦如焚，那时我住在大姑妈家，不止一次听她说：“外面的解放军个个像容舒，真希望能在马路上意外地遇到他。”
  有一天，我在三姑妈家，听到三姑妈与大姑妈通电话，高兴地重复着“听说容舒有消息了……”，大家自然欣喜万分。
  得知彬兄要回家探亲了，我们都望眼欲穿。那天我则兴奋得不时到后门外张望，彬兄是怎么走进家门的，我没记忆了，只记得他到家以后，大姑父（都良）和大姑妈觉得他身穿军装太显眼，让他换上特地买来的新夹克，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把手枪带在身上，于是彬兄把手枪藏到楼上的大橱里。而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彬兄能神气地穿着军装佩着枪，又多么想倾听他讲述他的战斗故事啊，可他一直没有答应，仅满足了为我签名的请求。在我自制的小纪念册上签了“冯彬”、“冯容舒”、“冯昭遂”三个名字，我十分开心，还向他人展示我的那本小本子。
  一次，彬兄到广州出差，路过上海回家，他背了一个网兜兜，里面有好几个菠萝。又有一次彬兄回部队时，大姑妈让他带去一床新花棉被，他来信中说：“这床大被子几乎可盖一个班的人。”从彬兄来信的“湖北子弟兵社”信封，我知道他的部队在湖北襄樊。过了几年，大姑妈全家迁居北京，我也进了学校寄宿，是从与微之（彬兄的亲妹妹）姐的信中了解到彬兄的情况，如他调到北京解放军报社，是解放军大尉……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到北京探亲时才再见到彬兄，那时他已调到新华社工作。
  与彬兄有较多的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大姑父、大姑妈从老家慈城回北京住在他家，而我每次出差或探亲去北京，都去那儿。一次还带了孩子同去，而且一住就是十天，本来他家的住房就很挤，因我们的暂住，彬兄让小儿睡到被柜上，而他的女儿正复习迎接高考，然而彬兄和他的一家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毫无嫌弃之意。现在回想当时的热闹，甚至闹哄哄，实感内疚，让我至今耿耿于怀，当然更使我倍感温暖，这表亲有多亲哟。
  在我们表亲的大家庭中，要算彬兄资格最老，而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半点干部“派头”。我在他家，总看到他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去上班，严寒酷暑都是如此。听说他每天到办公室后立即打开水、拖地板，接着就开始工作，始终如一。家务虽由夫人琴嫂包干，但接待客人泡茶倒水等琐事常由他亲自动手，即使对晚辈也以礼相待。在他家时，他总与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他知识渊博，加上工作性质，所见所闻显然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他从不夸夸其谈，总以谦恭、平等的口吻与我交流。每当谈及一些社会上违背民意的事情，他又是叹息不已，甚至会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而对底层老百姓的困苦，则是深表同情。一次，家里装修房子，因为没有缓冲的场地，民工按工程需要不得不搬移家具，彬兄看到觉得过意不去，结算工资时额外加了100元津贴给每个民工，这在薪水才数百元的年代可是不菲的钱，令民工们很激动。
  大姑父等长辈去世后，彬兄更是承上启下，用诚挚的情感将诸多表兄妹凝聚在一起，成为大家庭新的“核心人物”，他家似乎成了我们分散在海内外的表兄妹们的“驿站”，让大家感到无比亲切。1987年，我哥尹秋首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专程到北京拜望阔别近40年的姑妈们。那时两位姑妈年事已高，大姑妈已卧床不起。彬兄为迎接尹秋，让大家有个舒适的环境团聚，精心安排聚餐，还叫上北京附近的亲戚，使尹秋在有限的逗留时间内能与在京、在石家庄的长辈、同辈姨表亲戚欢聚叙旧。
  这些年，我几次到北京办理赴加拿大探亲的签证，常住到他家，气喘吁吁的彬兄还亲自筹办诸多表亲们的团聚活动。2004年9月，我再去北京，彬兄又宴请我们到淮阳饭店进餐，而那时，患病的彬兄已被气喘折腾得寝食不宁，而且外出已离不开轮椅代步，但他让亲人推着轮椅前往……想不到，这竟成我与当年给我签名的彬兄的最后一次欢聚，两年后这位可敬的兄弟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