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老家在宁波江北区慈镇城光华路13号。祖父冯春源[1]，年轻时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过棉布店。祖母经常说在上海如何如何。祖父有二儿三女儿，叔叔早逝，父亲冯彦如[1]（1894—1962，字敦五）长期在上海一家交易所工作。母亲姓袁，家庭妇女，祝家渡人。大姑妈的丈夫很早便去世了，二姑妈冯君慧的丈夫钱吟棣，是慈城书法家钱罕先生的弟弟；三姑妈冯湘纹的丈夫姓杨，名嘉恒。她们三姐妹都长期住在慈城。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拜师那天，太希先生授了第一课——怎样写毛笔字。他说了不少话，而我只记得两点：笔要握直，笔要握紧，不要被人从背后拔出笔。后来我明白，先生所说的“背后拔笔”，源于王羲之在其儿子背后拔笔的故事。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以后日机轰炸慈城，我随家人逃难到祝家渡外婆家。等局势稍稍平稳后，回到慈城。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
  我在启迪小学[2毕业后，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人在北门外桃园张慧圣老师家学习老子、庄子著作和古诗词。当时，慈城沦陷，慈湖中学分散在郊区办学，大批家住城内的学生无学可上。冯子衡[1]先生在城内校士馆（现在太湖路上）创办了“子衡学社”，讲授初中课文，我们都去那里学习。
  同学们曾问冯子衡先生：为什么要称“子衡学社”而不称“慈湖中学”？冯先生说：慈湖中学现在还在郊区办学，他不是慈湖中学的领导。现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办学社，是私人办学，可以躲开日本人的注意。目的只是为了让住在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有个学习的地方。
  子衡学社开办不久，日本人就找上门来，要在学社里开设日语课，并指派一个日本军人当日语教员。冯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大厅后面放风琴的小房间给他备课和休息。
  这位日本教员性格内向，整天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天热时他坐在房门口乘凉。同学们认为学习日语就会当“亡国奴”，大家都不学日语。这位日本教员也不勉强。时间长了，他很想和我们聊天。大家发现这个日本人中国话讲得不错，而且熟悉不少中国诗文。女同学警惕性很高，对这个不速之客都是躲得远远的。男同学有时会和他聊天，对他懂得中国诗文有些好奇。同学们老是给他出难题，考问他唐诗和宋词。如我们问他“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是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下一句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下一句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对不少诗文都能正确回答。如果他答不出来，我们就振臂高呼：“中国胜利了！”他听了此话，立即考问我们日语，我们肯定答不上来，可他没有说“日本胜利了”。这个日本教员在子衡学社期间没有与师生们翻过脸。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日本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子衡学社准备在慈城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同学们围着乒乓台把彩纸裁成长条，子衡先生要我用毛笔书写。我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庆祝中华民国胜利光复”……这时，有两个身着呢子军服、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很缓慢地一步一步从大门口走进来。日本刚投降，日军还未撤出，他们仍然在大街小巷活动，只是不再明目张胆地去找“花姑娘”。当时慈城也有一群二十多岁的军用的身穿浅蓝色英丹士林旗袍的“花姑娘”，住在玉皇阁对面大院兵营里，嘻嘻哈哈，春风得意，招摇过市。这两个军官站在乒乓台前，和同学们一起，看我写标语。同学们早就看到了，只是嘀咕了一下，大家都没理睬，我继续写标语。我越写越激动，刚写完一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觉得这句还不够，就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还觉得不过瘾，接着写下了“日本鬼子必须从慈溪滚出去”……我越写越激动，又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现在立即滚出去！”这时子衡先生走过来，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腰，轻声地说了句：你稍微写得缓和些。我明白冯先生的提醒，继续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内容。标语写完了，大家分头上街去张贴，两个日本军官也离开了，他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贴完标语，似乎也就宣布了子衡学社的解散。慈湖中学很快在普济寺复校，胡绳系校长来接收子衡学社。同学们都进了慈湖中学，在那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峥嵘岁月。1946年夏天我在慈中毕业，同年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后来担任49届班长和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9年在效实中学高中毕业，此时宁波刚解放。
  在慈湖中学和效实中学的回忆很多，与此书的冯氏研究无关，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有点联系，那就是我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位同学的“桃园四结义”。我们四人是小学、初中同学，当然也包括“子衡学社”那一段特殊的学习时光。冯善刚同学也是慈城冯氏之后，他的姐姐冯筱素，好像也是慈中同学。
  我在效实中学毕业后，因父亲失业回到慈城，家中经济困难，没有路费去考大学，在祝家渡附近的桕村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目的是为了积攒路费，争取第二年再考。当时教员的报酬，先是稻谷，后折成钱。我将得到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第二年即1950年，向母亲要了路费到上海去考大学。不久。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医科大学都寄来了入学通知。父亲和祖父的意见，让我读同济大学，说北京太冷太远，没有亲戚；同济大学在上海，还有亲戚。
  我考的是同济大学电机系，共录取42名，按考分排名，我的排名是第十三名。当时各大报纸公布录取名单，现在都能查到。看来效实中学的教学质量真是不错，我荒废一年，还能考上这三个重点高校。我经慈城农会证明，申请了甲等助学金，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全免。1954年，我在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这是一个军事工业部门，出于保密需要，我几乎与所有的亲戚、同学中断了联系。与父亲的通信，用的是信箱号，父亲也不知道我的具体工作。
  在我读大学期间，慈城家里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父母亲在街道生产组的关心下，编过竹壳暖瓶的壳子，两只手常被竹丝刺破流血。父亲还在县机关做过抄写工作。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定时给父母亲寄去我一半的工资；结婚后按全家人口平均数给家里寄钱，从未间断，直到为父母送终。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所以家乡邻里称我是孝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以后国务院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划分为几个独立部门，我转到新成立的兵器工业部工作。以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工作，担任处长和高级经济师。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和调研，只是很少回慈城老家。在这数十年中，慈城发生过什么事，包括清道观怎么没有了，家门口的小河怎么没有了，慈城“破四旧、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都一概不知。到2002年，我参加慈中百年校庆，才与各位校友联系上。对冯子衡先生以后的情况，更是不知道了，只是时常会想起他。如果他还健在，已经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

[1]据《宁波同乡会募捐消息》：宁波同乡会建筑新会所募款二十万元，昨又在一品香宴会募捐员，并于今日下午在事务所开募捐员全体大会，事务所已设备会场各事。昨日又由周言璋君募到会康号五元，冯春源、谢振甫二君各二元⋯⋯（《申报》1918年8月17日，索引号153—787） [1]据《同乡会征求会消息》：宁波同乡会征求会成立宴会后，各队均向同乡征求入会，其中宁怀队入会的队员有冯彦如、冯绍洲等（《申报》1920年4月18日，索引号163—883） [2]启迪小学：即普迪学校，1915年由慈城乡贤秦润卿等创办 [1]冯子衡（1919—不详）：三块桥板三房冯樵琴四子，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一生以教书为业（据亲属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