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叫冯树梁，母亲叫陈艺，小名称大梅。打懂事起知道，冯陈两家约于清末民国初离开慈城到上海谋生，当时有许多宁波人去上海。我说的冯陈两家有外祖母、父母、舅父和姨母五人，外祖母陈舒氏很能干，是她带着她的儿女——陈氏三姐弟去上海。刚到上海时，十余岁的舅父汉泉、姨母月梅在先施公司打工。
  父亲从不提起在慈城做什么行业，到上海后他独自开了一家小型的制作私人用的包车店，木头包车时为上海富裕阶层的交通工具，父亲的包车店生意还挺好。小时常听父亲说，我们家在慈城是大族，提起冯家人人都知道，还说祖上是做大官的。包车店的楼上有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书箱，木质的书箱，面板镂刻的是人物与花草图案，内装有不少的线装书，我还读过《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启蒙教育书；父亲还从家乡带来祖宗像，我家过年吃年夜饭时还要挂这些画像。画像中的人物是穿官服的，是否就是父亲所说做官的祖宗，当时我也没问。在上海，父亲有个弟弟，我称奥松。冯家是父亲先去上海，奥松后去。奥松在上海一家制铁厂做工，与奥松一起的还有几位年老的慈城人，我叫他们舅公，不知哪家的舅公。奥松工作的工厂在虹口那边，父亲还带我去那边奥婶家吃过饭。由于工作行业不同，住得又远，父亲与奥松他们平时来往不多。
  民国十六年（1927），舅父回慈城结婚。冯陈两家都回老家吃好日酒。婚礼是在外祖母的哥哥（我也称舅公）家操办的。这位舅公是建筑承包商，慈城的许多店铺、住房由他包工建造，故家境较富裕，与外祖母关系极好。
  自慈城回上海，舅父、姨母兄妹俩凭着在先施公司打工学得的制衣、销售知识，开始自制衬衣，最初厂名为“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店，，销售给当时上海的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南京路较大的百货商。由于产品质量较好，舅父的家庭工厂逐渐扩大在舅父的工厂不断扩大之时，父亲的包车店，由于他不懂酒精、丙酮等化学品的性能，两次开业，两次着火成灾，把包车店的资产烧得精光，包括父亲从家乡带来的所有财物。眼看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母亲便劝慰父亲，自己别搞了，不如与舅父一起搞服装业。父亲听从母亲的建议，加盟舅父的衬衣厂，承担厂里的总务与采购工作，从此冯陈两家合伙创业，时为民国十九年。当时的工厂设在马霍路（现黄陂路）跑马场对面的“德德”里，租了较宽敞的两大间住房，熟练缝纫工近三十名，管吃、管睡，一日三餐包吃，工场白天放缝纫机，晚上打地铺，效率很高，每人每天能做10—12件衬衫。冯陈两家人既是管理经营人员，也是工人。父亲负责招学徒、选购设备及各种设备配件；母亲裁剪，协助舅父选购原料；姨母几乎包办衬衣锁眼，舅母、外祖母协助她，但还跟不上缝纫工的速度，舅父又增添一台锁眼机，姨母一天十多个小时黏在机器上；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负责经营，资金运作，产品销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缝纫工大多自备缝纫机，她们缝纫技术娴熟，稍不满意，往往会提起自己的车龙头（即缝纫机）而另择服装工厂。面对这一现状，不少服装加工厂以招收学徒而增加各自的新生力量，传统学徒一般是第一年打杂，第二年才上机学手艺。我们永新内衣厂也招收学徒，不过舅父略胜一筹，他将学徒称作练习生。练习生不用打杂、抱小孩，学习三个月后，直接上机工作，只是合同时间分练习期三年、帮师三年，这是舅父的高明，不仅留住了技术工人，而且帮师三年的工资也要比正式工人低20％，工资成本抵去补足“555”衬衣的原料成本。产品质量好、业务信用好，品种齐全，有连领、平领、翻领，冯陈两家合伙经营的永新内衣厂销路日益拓宽，除上海市场外，还通过湖南、福建、四川一些省设在上海的商栈销往长沙、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同时，舅父与人合资在四马路新开新丰门市部，专卖衬衣。
  产品销路不断拓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们的工厂三番五次搬家，有几年是在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的泰和里租了32、33号两幢房子，是一至三层的石库门，时在上海唱滑稽戏的张笑笑、鲍乐乐、丁怪怪也住那里，我们是邻居。这期间，姨父在回家路上中流弹而亡，姨母结婚才一年没孩子，但她坚持不改嫁，一心一意帮助舅父打理工厂。那时的舅父从杭州买来十三两纺做原料，请来宁波师傅涂上桐油，做中式雨衣。雨衣时为中产阶级的时尚品，国人没有制作，上海市场上只有日本人生产的橡胶风雨衣，由于掺入七八成的再生胶，这种产品价廉物差，掉皮不耐穿。舅父涂桐油雨衣的创意来自当时的油布伞，又是永新内衣厂附属产品。舅父的工厂之所以能持续平稳发展，还得益于金融界同乡的帮助，当时慈城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秦润卿，一个是王福源，他俩经营的福源钱庄是我们工厂的后台老板。然而，任何的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一年夏天贮存桐油的雨衣仓库失火，幸亏库存不多，损失不大。那是1932年的事，这年舅父喜得贵子，舅父有二子二女，长子比我小一轮，是他结婚六年后的头胎男孩，陈家人别提有多开心。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也正是这一年，新丰门市部合伙人席卷营业巨款逃走，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还有一些从老家来的亲戚任职管理中层从中挖工厂的墙脚，幸亏为人忠厚的父亲尽责尽力，一切为工厂利益考虑，才避免了灭顶之危机……然而，由于火灾，由于被骗，由于试制风雨衣的操劳，舅父得肺结核吐血。我说过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舅舅一病，冯陈两家乱了阵脚还是外祖母清醒，当年她率陈氏三姐弟来上海，如今工厂碰到困难，她提出了紧缩开支，共渡难关的策略。工厂由父母亲、姨母打理，照常运转。舅舅的病需疗养、营养，母亲让我中断学业，每天陪舅父到复兴公园晒太阳。我记得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西餐馆，那是我们吃早餐、喝上午茶的场所。舅父喝牛奶，吃面包、英国麦片等，我也跟着享受。下午回家后，舅父睡觉，我参与工厂工作。有意思的是，上午舅父的同行朋友也常来西餐馆喝茶，他们一起交流行业信息，切磋管理经验，十多岁的我听着他们的生意经，为我以后管理工厂生产奠定了基础。
  一天的上午茶，舅父得到位于南京路四川路口的维罗公司专卖英国雨衣的信息。这种雨衣两层开丝米中间衬一层白布涂层橡胶，款式漂亮，单价20、30元大洋。舅父闻讯，与母亲到维罗公司看雨衣，舅父说买一件做样衣，母亲让舅父穿一下后，说不用回来后，母亲用60支纱双股全棉做出第一件风雨衣[1，后来改用腊丝卡其做面料，推出产品，一举成功，当时雨衣商标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
  随着“ADK”产品的试制成功，舅父身体经过两年多的调养也康复了。工厂改名为永新雨衣染织厂，又搬到南市中华路1244号，舅父还在蓬莱路口开了一个门市部，专卖厂里出品的男女式夹克。我们生产的“ADK”风雨衣既没有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又具透气等特点，这种风雨衣晴天能挡风，雨天能挡雨，颇受上海中产阶
  级的青睐，这样工厂又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也到中华职业中学报名商科继续学业。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时，父母住在重庆中路一带，舅舅一家、姨母住在新环路延益地，我与姨母住在一起。卢沟桥事变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冯陈两家靠变卖货物为生，我和叫潘小泉的练习生索性住到中华路门市部，因职业中学华丰同学想到延安去，于是我偷了家里最好的机器，名称为一百另三种缝纫机卖掉，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才知去延安的人太多，只好在罗曼（即李维汉的化名）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不到一年，我患了疥疮，有道是：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起，腰里绕三圈，屁股扎大营。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传染病，同时又闹红眼病，指导员对我讲，你是工业世家出身，以后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发给我们三元钱作路费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时，舅父的厂子已很有规模，又在成都路、沧州书坊大楼下新建了厂房，楼顶上还立了“ADK总管理处”的金色浮雕大字。舅舅即安排我在此任经理职务，但我有自己的创业理想，不愿在上海坐享前辈们的创业成果，因此向舅舅等提出，到桂林开办ADK西南经销部，进一步扩大市场。结果证明，我提出的策略是对的，在桂林，我们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因1944年日寇进攻桂林，我们被迫将经销部迁至成都。在成都，我们的销售状况依然很好，这也为我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创业基金，后因多年辗转外地，思念家中亲人，我于1947年又回到上海。回沪后，我继续在ADK任业务经理，直到上海解放，这期间，我要自己创业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军需后勤部向上海雨衣业采购单面橡胶军
  用雨衣10万件，期限为两个月。以“ADK”为首的六家雨衣厂共同承制，当时的我负责监督各雨衣厂生产进度及按期分批至“ADK”打包、装箱、运赴天津，送交汤元明同志。汤同志有商业批发工作经历，因而在驻天津负责接收雨衣期间，偶尔发现天津最繁华的“滨江道”对门的“天宝金店”店面出让告示，打电话给我，愿投资帮我在天津创办雨衣厂。
  这个电话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还延续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上面所说的永新内衣厂和“ADK”雨衣，那是外祖母、舅父、父母亲、姨母冯陈两家人在上海创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曾有个心愿，拟在华北津京地区创办类似舅父生产“ADK”雨衣的工厂，因此一接到汤同志的电话，我北上进津实地看了天宝金店，并以布作价，用600匹布（约合1亿金圆券）价格盘下此店，后在舅父帮助下，经数月筹划，1950年，我与他人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夹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后来，东南厂公私合营，我被任命为“东南雨衣厂塑料厂”副厂长，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工作，这一任命预告着我们冯家第二、三代在异乡天津的新创业。父母还在上海，当时母亲仍任ADK分厂厂长，专门做雨衣，父亲负责分厂的后勤总务工作。我有一姐瑞英一妹瑞华，弟弟志勇、志英、志伟、志明四个，他们都在上海工作或念书。
  创业于天津，如果说50年代的东南厂是序幕的话，那么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1982年，办完退休手续的我回到第二故乡——上海，那里有我们冯陈两家人的创业记忆；那里有我的亲人，虽然外祖母、父母已故去，然舅父、姨母还在；那儿有我曾经的同事、创业的伙伴，也正是这一回，我看到风雨后的彩虹——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
  有首歌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天津创业也是如此。上海之行，仿佛激活了我的创业细胞，而创业细胞的裂变却在两年后天津市工商联召集的工商界最年轻十人座谈会。这次会议，我聆听了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四化建设的讲话，想起陕北公学指导员所说的“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那席话，就在津塘小东庄着手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夹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15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缴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在天津街头曾有十人中四人穿“四羽毛”服装的景观。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夹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万票，列居第十位。鉴于我为乡镇企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天津市委于20世纪末奖励我三万元，我将奖金如数分给东南厂职工；同时，河东区奖给我们父子（次子学棣）俩东丽开发区土地23亩。
  新世纪初，我已将企业传给学棣经营管理，他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我有二子三女，长女学珉与学棣跟我一起创业于四羽毛公司，长子学原是塑料工程师，二女学瑾在塑料公司工作，幼女学英在大学教书。这以后的创业，是冯家下一代的事。而从上海的永新内衣厂到天津的东南雨衣服装厂历时70多年，记载着冯陈两家人异乡创业的历史，我们的根在宁波慈城，虽然那儿我只去过两次，一是舅父结婚，一是淞沪事变回乡避难。如今我虽然年逾九旬，但听说杭州湾大桥开通，我真想去看看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慈城。

[1]据《上海通志》第十七卷载，“ADK”为上海驰名产品。据上海百年老字号服饰，企业名称：永新雨衣染织厂（原名汇丰制帽厂）。创办时间：1927年。创始人：陈汉泉。开办地点：土山湾（现裕德路205号）。品牌寓意：大地牌风雨衣，原名ADK雨衣，为AsiaDressKing缩写，意为亚洲服装大王。经营特色：自织、自染、自浆、自制、自销。产品特点：新颖、明丽、柔软、轻便、透气、舒适、时尚。1.1934年永新雨衣厂试用腊丝卡其面料制作风雨衣一举成功，即消除了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和不透气的特点，又具备了“晴天挡风，雨天挡雨”的双重功效。2.民国二十三年，国内首创棉织物风雨衣。3.1953年，ADK雨衣改用大地牌商标。4.1956年产品大量出口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