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上海万国储蓄会，即现在的延安东路7号有一家大来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大来银行）。这是一家私营银行，宁波奉化人竺梅先创办于1930年，时在宁波路同和古里营业。抗日战争结束后，冯伯准任这家银行总经理，迁到延安东路，时称中正东路。当时的董事长是孙鹤皋，也是奉化人，而伯准是慈城后新屋冯家人。
  我是慈城乍山严家人，我有两个姑妈，小姑妈是伯准的母亲，大姑妈嫁给慈城黄山村的王志湘（谐音）。王志湘在上海开一家金子行，外甥伯准就在姨夫的金子行学生意。应该说，伯准蛮灵巧，做金子买卖发了财，还在其家的中央大门买了房子，增加了祖产。其后离开金子行去日本留学，留学回来继续做生意，后来应聘到大来银行当总经理。我呢？因与伯准是表兄弟关系就到大来银行学生意，练习生、助理员，一直做到银行关闭。
  伯准上任后，利用亲戚、乡情等人脉，聘请了当时的两个重要人物，即陈布雷与秦润卿。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伯准有亲戚关系；秦润卿时为上海市银钱业公会负责人，还是上海市参议员[2]，与冯是同乡。当时伯准请秦任董事时，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当然这是秦与冯开的玩笑：“伯准，现在慈城里银行董事长只有我秦润卿（1943年，秦辞去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只有你冯伯准，你请我做董事，一定做。”我想秦先生的话，是指当时慈城人做银钱业生意的不少，你做银行我要支持的意思。另外大来的董事还有金润庠，时为民丰造纸厂（嘉兴）总经理，竺培农（竺梅先的儿子）为副总经理，又是大来银行业务经理。
  大来银行的主要客户有两家，一是金润庠的民丰造纸厂，一是杭州的华丰造纸厂。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民丰造纸厂，是1927年嘉兴禾丰造纸厂改名的，1935年研制出“船牌”卷烟纸。翌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卷烟纸制造专利权，是我国最早的卷烟纸生产企业之一。杭州华丰造纸厂创建于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这厂于1947年也开始生产卷烟纸。这两家造纸厂在当时的江南，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很大，有这两家大企业作后盾，因而大来银行业务很好。
  此外，伯准为人真诚、性格豪爽，人缘好朋友多，朋友带朋友等，这样能使我们这家私营银行在与洋行、钱庄等数百家金融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竺培风陪其表哥蒋纬国到大来银行看望竺培农（培风是蒋介石的外甥，培风、培农是堂兄弟），行里中层职工明白这一层关系，纷纷议论，陈布雷是大来的董事，现在蒋二公子来访，大来背景太靠硬。这件事自然惊动了全行（包括公司）200多名职工。作为总经理的伯准自然觉得很光彩。此外，伯准开拓业务也有闯劲，在他和董事一班人的努力下，大来银行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占了一席之地的。除了延安东路上的总行外，大来银行还在静安寺庙附近设有沪西分行，在南京新街口设有南京分行，还有一家201股票交易所。此外，大来银行还投资开设大通公司，冯伯准任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具体事务由总经理王绥之（绍兴人）打理。大通公司下设四家独立核算的实体，一是申雍无线电厂，二是美士服装公司，三是大通纱布号，还有一家青青养蜂场。不愧是喝过洋墨水，颇具现代管理理念，伯准创办的这四家实业，经营领域涉及电子、轻纺工业，又有一家农业企业，加上自身从事金融行业，似乎是东面不亮西面亮，银行、公司总可以赚钱。
  由于银行发展良好，伯准曾经打算去台湾开设分行，结果只创办了一家公司，后台湾公司开张不久也歇业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伯准的好友戴董事（大来银行董事）替他买好了机票，而他没有离开上海。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与他的妹妹冯（子）援有关，冯援原是中共地下党，她向伯准宣传党的政策。共产党需要人才，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要大发展，伯准留了下来。
  说起冯援，我还得说一说伯准的叔叔冯莪生。冯莪生，字冯攸，人聪颖很会读书，是同文书院[1]的高才生，与周佛海是同学。另外，冯莪生娶的第一任妻子是陈布雷的妹妹，因此汪伪时期，冯莪生曾被重用，1940年6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2]，后又任上海物品统管局局长[3]。当时的物品统管局设在上海马当路，时被上海人改称为“冯富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历史，不过莪生的这一选择曾经帮助了家人，比如慈城沦陷时，慈城好多大房子被日本人占领，同在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进驻了日本军人，而中央大门因挂了“冯攸宅”的牌子而免遭其害。有意思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门的主人换了一块牌子，改为“冯度宅”，冯度是莪生同族兄弟，那时的冯度从重庆回到宁波，连任效实中学校长并恢复了学校的教育。而莪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家。常言道：“人各有志。”莪生的侄女冯（子）援却是上海的地下党，她劝住兄长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大来银行歇业关闭，作为银行职员的我自然就失业了。之后再就业并转岗从事教育工作，1989年退休。因为是表兄弟关系，我们没有中断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冯准靠拢中国共产党，表现积极，被金融部门推荐任上海四明银行经理，后又推荐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回来重新分配到安徽省人民银行，专门负责信贷工作，因为他有不少海内外的朋友，向他们宣传政策，鼓励投资安徽建设，为银行事业和建设新中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肝炎提前退休回到上海。

[2]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1]同文书院：1900年5月，日本人创办于南京，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 [2]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 [3]1943年，上海特别市市长派任其为该区第一区公署经济处处长，此前历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驻横滨总领事、中央储备银行东京办事处处长等职（《冯攸继任》，《申报》1943年12月17日）；又讯：⋯⋯伪上海物品配给处处长冯攸，附逆有据，经高检院以汉奸嫌疑人提起公诉（《张廷经、冯攸被提起公诉》，《申报》194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