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父亲冯诚龙（又名云乔），母亲董毓娣，是出门到上海的宁波人。
  父亲曾在上海开过宝珍银楼，宝珍还是我大姐的名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对父亲的银楼名称不会忘记。大姐今年90岁高龄，现居住在宁波骆驼桥，听她说起她童年时在上海，我家雇佣保姆，生活富裕。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战火中，银楼倒闭，全家回到三七市堰头董家，那是我外婆的家。
  不久，父亲独身去上海，做了银饰品掮客，从银楼拿了货到嘉兴地区的市镇推销，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父亲在上海重新站稳脚跟后把家眷接回了上海。1935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做掮客赚了些钱，又积累了人脉，便在嘉兴市区开办了“新华银饰作坊”。哥忠浩、姐宝钏和宝玉都成了手艺人。宝钏的镀金和宝玉的焊制金细链、银细链，是嘉兴银作坊的一只鼎（方言，即技术最精湛），来料加工多，她们两个常常要加班开夜工。作坊生意兴隆，父亲另带两个学徒。每年春蚕上市时忙不过来，作坊还雇两三个银匠师傅做短工，家境又宽裕起来。
  那时我在嘉兴上小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父亲的墓做在老家，离堰头、石堰两地较近的一小山头上，墓碑刻的是父亲的族名“冯成龙”，父亲是“诚”字辈的，我们是”忠”字辈，由于母亲不识字，结果碑上的“诚”误刻为“成”。父亲病故后，作坊由母亲操持，生意自然不如父亲在世时那般，加上办丧事、移灵柩花费甚大，家境因而陷入困顿。
  我小学毕业那年，嘉兴解放。之后，政府下令银楼歇业，我家的银作坊也随之关门。为节省开支，母亲又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而我留在嘉兴边摆摊边上夜中读书。后有老师帮助我由夜中转入日中（即现省重点中学嘉兴中学），又介绍我到职工夜小教书，每周两夜，月薪8元，而当时的嘉兴中学膳食费是每月6元，这样我的读书、我的生计都有了着落。1952年，初中毕业的我听从班主任劝说报考了有助学金的湖州师范，三年师范毕业后被推荐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三年后，学院改为杭州大学，我成为杭大第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们先后得到宋词学家夏承焘、先秦文学教授王驾吾、戏曲名家徐步奎和钱南扬等的教诲，如今的红学家蔡仪江教授那时是我们的助教。也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我学到为人师的本领和操守。1959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宁波五中（即百年名校效实中学），执鞭教书数十年。我和妻子李美玉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丹青，是效实中学校医，小女儿玮青，现任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副院长。
  再说母亲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其实我们的老家在三七市石堰，幼时听母亲说，我家是祖辈（好像是祖父的祖父）从慈城迁徙到石堰的。祖父在石堰教过书，我家在那里有幢祖居，只是祖父去世早，我父亲是遗腹子，也就不甚了解家史。堰头与石堰相距不远。石堰在山岙里，去市镇不如堰头方便，所以母亲与弟弟一直住在堰头董家。常听母亲提起叶家桥，那儿是否有冯家亲戚，我没有记忆。我只记得，我曾去董家的“后新屋”吃过喜酒，是叫冯可本的亲戚结婚，当时我不过十来岁，而新郎与新娘拿我寻开心，跟在我的屁股后连连叫我“忠宝（那是我的原名）叔公”。
  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又将石堰的祖居卖了，这似乎与石堰也断了线，更不用说与慈城冯家的联系，但我们兄弟却牢记两点：一是我们石堰冯家是从慈城迁徙而来的，一是父亲排行“诚”字辈，我们是“忠”字辈。前几年去三七市上坟时，弟弟忠良专门陪我去了趟石堰，顺便看了看祖屋，可惜祖屋已换了主人，原主人——家父冯诚龙亦已过世6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