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上海的怀德里，现在那地方叫什么，不清楚。族名是肃昭，也叫叔钊，小名叫教儿，家里长辈都这么叫我。
  父亲叫冯芝汀，族名忠敷，在上海民新银行[2]工作，母亲是慈溪凌家的女儿。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父亲工作的银行受到冲击，全家搬回老家，回到慈城的三块桥板。人称三块桥板冯家，是慈城大族，称大宗祠。曾见祠堂主栋梁上面写有“樵琴”名字，那是祖父名字，上面还写了什么当时看勿清，现在更记不得，有记忆的是家里遗存“肃静”、“回避”等牌子，说是祖父做过常山县太爷[1]。曾祖父，即太公叫冯厚斋，这是从阿哥写的簿子里知道的。我看到过太公的画像，三块桥板房子据说也是太公建造的，客厅称厚德堂。厚德堂上的神龛放置祖先神主牌，祖宗过世后都要放上去。我还听说太公自己很节约，也老精明，每年农民来缴租，箩筐担子放在一边，太公拿旱烟管将箩底敲几下，这样箩底稻谷彻底倒光，往往是敲一敲能多收半箩筐谷子。小辰光，家里蛮有趣，过年家里大厅要挂太公、祖父像，像上还有太夫人的像。家里还有传说，孙中山到宁波时，父亲参与接待，有人讲起冯太夫人九秩大寿，孙中山为其写了一幅“五代同堂——贺冯太夫人九秩生日”。
  可在我3岁那年（1924年前后，笔者注），父亲得了时疫病在宁波去世。父亲与时为保黎医院院长的吴莲艇是好朋友，保黎医院有块铜牌上有父亲的名字，是记录父亲赠送“X”光机。“X”光机是父亲通过哈同的秘书姬觉弥[2]从国外买来的，不知现在是否还在。所以父亲的疾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无药可救的。三个月后，母亲也得病去世了，我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幸亏，外婆特别关爱我，一些表兄弟还开玩笑说，侬是外孙皇帝。实际上，外婆是爱我没爹没娘的苦孩子，她常对我说“你要长志气”等话来鼓励我。
  在外婆家，与凌近仁奥松谈得来。父亲是四兄弟，他是老三，他的哥哥老大、老二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这两位伯伯，现在说来是官二代，是公子哥，还在家里养过马。父亲的弟弟叫冯子衡，我叫其四叔叔，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冯叔瑾，小的叫冯叔瑜比我大一岁。尽管是这么大的家庭，而我还是个孤儿，与现在一样。读书时，倘若有父母与老师打打招呼，可能会多受点关爱，我的个性有点倔强，个子长得矮小，这样在学校常受人欺侮，有时被打留下伤痕，但我既不告状也不诉苦。一次，体育老师的儿子又欺侮我，我再也按捺不住拿起一把锉刀捅了他……教师的儿子本来就碰不得，更何况动了工具，说是让警察来处理……我实在忍无可忍，卷起衣袖，露出紫血斑斑的手臂，多日的苦头一吐为快，但还是被老师体罚并记大过处理。
  可能这事让外婆觉得我大了难管教，她送我回到上海的阿哥处。
  在上海，我们住在张家花园，是两上两下的小洋房。大哥从澄衷中学毕业后，拜父亲的同乡好友秦润卿为师进了福源钱庄，二哥钱业中学毕业后也在交通银行工作。我就读钱业小学二年级时，他来校补习有关金融、钱业知识，这样兄弟俩成了同学。我记性很好，当年读的《孝经》现在还背得出。我有两个姐姐，小阿姐15岁时生肺结核去世。“七七”事变以后，我随大姐坐宁波同乡会为宁波人提供的难民船[1]回慈城，在船上由“红十字会”的社会工作者给我们指定一空间，我们蹲在船上，舱外是炮火连天，原来那天正遇“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激战。
  回慈城后，我进慈湖中学读书，成了三九届学生。其实，我只读了两个学期，日本人也轰炸慈城，三次轰炸，校舍被炸，学校迁到郊外。此时，县政府招考抗日救护工作队，条件之一是年满18周岁。我去报名，招考者看我个子矮小，说我不到招考年龄。我说了出生年月，并回答了他们的一些提问，结果被录取了。我没有父母，孤身一人，这样就参加了慈溪县抗日救护工作队。
  工作队在城外的赵家祠堂接受训练，训练分内外课堂，内课堂学习政治方面课程，外课堂是军事训练，还有掩护、急救等内容。工作队有40多人，队长俞冠柏，军事训练有个教官，每天跑步，生活很有规律。我将家里的电线、灯泡等杂七杂八的电器零件拿出来，与缪文杰等人一起拉电线、装电灯……可能是我的无私行动，队长让我担任医务器材管理工作，所谓医务器材，其实只是碘酒、酒精、绷带、阿司匹林之类的用品。我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做保管、服务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后因工作队改组而结束。
  那时，学校停课，我没事可做，而日本飞机轰炸慈城时，弹片炸起石头砸碎了我家房子屋顶的瓦片，我就上楼看屋顶被砸得如何，因此看到了父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旧照片和一本簿子。照片是两张没有我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母亲怀抱小阿姐；簿子上写有“叔君5000元，叔援5000元，叔钊5000元”等，后问阿姐才知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教育经费，父亲曾有送我们出国留学的打算，可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在楼上，我还专门寻找了孙中山题写的那幅字，找了三四个书画箱，没有结果。
  离开了抗日工作队，我又来上海。回慈城时炮火连天，我们惊魂未定，回来时我们坐的轮船碰到日本人放的水雷，幸亏威力不大，只炸毁了船的引擎，是有惊无险。那次来沪，阿姐让我陪同徐家公公（慈城老乡），茫茫大海上的三天，一叶小舟，而且船上物资有限，价格十分昂贵，最为揪心的是大家不知要抛锚多少日子，多数乘客是焦虑不安，而我在工作队学过救护知识，又有阿姐让我带的粽子，我与徐家公公还算安心。
  不过，到了上海却没有心思再安心读书。我在慈淑林楼中华职业图书馆碰到救护队缪文杰同志。原来抗日救护工作队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他来上海是要参加新四军。碰到救护队同志自然很高兴，先谈生意，后谈政治，最后两人商量一道寻找地下党领导人许德良（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那时，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地下党被76号[1]枪杀事件，而且76号也找过许，党组织决定让许撤退到后方去。大约是1941年春末夏初，我们（还有一批大学生）就在许的带领下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我改名为冯皓，而许则假借敌伪时期县太爷的身份。
  到苏北解放区，我原想进抗大学习，因为抗大五分校校长是同乡同族的冯定同志（后来没碰面，他的爱人袁芳是我的领导，是处长，介辰光人与人之间不套近乎）。我们住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是农民的家。我未被分配到军事队，同去的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吴琳被分配去了农村。去农村做动员农民起来抗日工作，女学生好像很为难。而我听说我是去机关做刻蜡纸之类的工作，就找组织部唐棣华部长，唐是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师长爱人。唐部长把我们的介绍信换了一下，这样，我由老同志带去了盐城阜宁的鼎新乡与六吉乡（后两乡合并为鼎吉乡）。
  在乡里，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党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取得反扫荡胜利，第五次反扫荡转移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之一是发展农民入党，我自己也提出入党申请。后组织考验我，把我调入“新安旅行团”，就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团部工作，是抗日、生活教育儿童团体，担任总务秘书，主要编造整个团（一百多人）的预、决算。这期间，我由团长张拓等人介绍加入共产党。之后，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两个新安旅行团团员（一女一男）回上海。其实当时我才二十几岁，我曾想留下来参加第一线战斗，向张拓提出了留下的口头要求，被告知组织已经决定，我就回了上海。临行前，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是掩护好自己，掩护好同志；二是努力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
  去苏北时，我与家人不辞而别。现在突然回来，大哥也没责怪，不过，他说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去生活。我就随二哥生活，他出本钱让我摆过摊，后又给我四两金子让我做股票，幸好没大亏空，我还给了他。后来，阿哥又介绍我去奉贤中学教书。
  奉贤中学在上海奉贤南桥，校舍隔壁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因为组织要求保护自己，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对学生说了两句话：一是知识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二是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自己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跑步，锻炼身体，夜自修与同学们在一起。一天，日本长官来奉贤，要求组织各界人士欢迎，我极不愿意参与，就与校长说，毕业班要迎考，功课紧张，不要分心。校长答应，学生不去，我也就不用去。又一次，宪兵队队长来查学生的日记，其中一学生写道：“环境不好。”这日本人会说中文，问我：“环境不好，指的是什么？”我急中生智，说，这位同学家人生病，经济贫困。这样搪塞一下，总算不了了之。
  在奉贤的日子，我觉得很无聊，面对日本人的专横我却不能战斗，所以一年后，我回到上海，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进修，我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时至抗战胜利，我接上了时断时续的组织关系，而且与他人悄悄成立党小组。当时，我自订一份《时代日报》，就写稿向此报投稿。那是一份由苏商创办的报纸，领导人是姜椿芳[1]，因为要投稿就送稿到报社，有时帮助编辑校对，回家已到半夜。这是当局限令戒严的宵禁时辰，因而常被巡警扣留在（上海警察局）成都分局关禁闭至次日东方发晓，但这些没有吓倒我。1946年夏天，经姜椿芳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主办的《联合晚报》筹备工作，此后担任政法记者。创刊不到一年，《联报》被查封，我受党派遣到华东模范中学接替作家袁鹰上课。学校受上海学联领导，我们创办了学生新闻通讯社，并创办星期刊《学生新闻》，并通过学团联发到100多所大中学校，颇具时代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又回解放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子弟兵团政治部，助编军政杂志《前锋》，此为战士读物。上海解放后，我以军管委联络员身份与他人一起接管上海市旧政府新闻处，后任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广播科副科长，受命改造私营广播电台，筹建联合广播电台，那时在冯定夫人袁芳领导下开展工作。1954年后，调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九办公室（即文艺办公室），由副市长周而复直接领导，因而其秘书陈邦本所撰的《周而复传》中，还有我冯皓的名字。
  参加革命以后，我很少想家，家庭观念也十分淡薄，碰到同乡不认亲，对祖宗的事更不关心。我听说二伯伯的孙子冯秉友[1]是电台合唱团的一员，而且他在文艺系统工作很出色，但我们彼此没联系过。我们年幼丧父，而父亲留给我们的是非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分，这对一家人总有影响。每次革命运动，我们都或多或少被敲一下，就像当年曾祖父用旱烟管敲箩筐，啥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哲学家说得很深刻。值得欣慰的是，在敲或被敲的年代，全家人都很努力，我们的儿辈都很出色，其中二阿哥的儿子冯鞠初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了一届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儿子叫冯鸣初，现在东方航空公司上班，女儿退休后照顾我的生活。
  参加革命以后，有时为了隐藏，我不得不悄悄回慈城，说是探望阿姐，其实是避难。慈城的三块桥板很像我的避风港，而阿姐对我的来去无踪决不责怪，也不盘问，反而给予了默默的关爱，比如一篮粽子，一幢年糕，一袋菜干，诸如此类的家乡土产。如今去医院，看到那儿的女医生、护士，我时常想起父亲那本簿子，如果父亲也写上“赛樱5000元”，那么受了教育的阿姐早就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抑或护士。

[1]冯晋臣，1939年12月出生于慈城，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国防科委、南京林业大学、琼州大学工作或任教，曾被评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他研制的“合成高分子类吸水树脂”被称作冯氏根灌剂。2001年3月，应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约请，冯晋臣千里迢迢奔赴地处戈壁沙漠的甘肃酒泉卫星基地，要绿化指挥中心入口处1平方公里（1500亩）土地，冯教授采用其根灌节水专利技术，使植树存活率超过了90％，而此前该地植树存活率不到10％。因此，《中国科协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刊登了介绍冯晋臣的“根灌”技术与“冯氏根灌剂”的文章 [2]1921年3月26日《申报》载：民新银行于去年九月间组织成立后，即自行建筑三层楼洋房于河南路一八三号，经营数月，于本月初始告落成。昨日为该行开幕之期，本埠绅商各界到行参观者颇众，昨日各户存款，亦甚踊跃，计活期存款银二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两，洋四十五万五千元，定期存款银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洋三十七万六千一百元，该行经理冯芝汀前任华孚副经理，信用颇著，副经理冯松雨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文学士，办事认真，尤精稽核，该行将来营业之发达，可预卜也。 [1]冯绍勤，号樵琴，任常山训导（《慈溪县志》）。《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是基层官员编制之一，级别约从七品。其职能为辅佐地方知府，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2]姬觉弥（1885-1964），本名潘小孬，江苏省徐州府睢宁县人，幼时好学，在家乡私塾为旁听生。后前往上海谋生，考取犹太地产商哈同洋行的收租员，由于勤奋、机敏、相貌英俊，得到哈同夫妇的赏识，任爱俪园总管、哈同洋行经理、仓圣明智大学校长；任总管后改名（百度百科） [1]是年，宁波同乡会出资租用了4艘轮船，行驶沪甬之间专供遣送申请回籍者，由同乡会出钱购票（《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第84页） [1]76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代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奉日军令设置于上海市的特工总部，坐落于上海静安区极司非而路76号 [1]姜椿芳（1912-1987），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江苏常州人，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沦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