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是鄞县走马塘陈家之后，高祖陈星权公以贩卖红洋花布出身，曾在上海开设陈星记洋布字号，专门搞批发，当时上海的“四大祥”洋布店都从我家的陈星记采购。因而我的上代高祖父从走马塘迁居到江东卖席桥，时称卖席桥陈家，是江东的望族之一。
  外公慈城的家是在完节坊，听说冯尚书是他们的上代，冯君木是外公堂房叔叔，他们分五房。外公的阿爷叫溪桥，我叫曾太外公，在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查私盐。当年的典史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股长，曾太外公其实是股长下面的工作人员，是个连“官”都算不上称作“吏”的公差，他没中过科举，有三个儿子。倒是再上代的梦香太公中过举人，我听昭适舅舅讲过，梦香太公还叫一梅，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梅花特别清香。外公的父亲，我称太外公是小儿子，上面的两个哥哥一早夭一早卒，只有太外公生了儿子，就过继给他的大伯启瑞，旧时称兼祧，按现在说法是享受两家的继承权。
  太外公是贡生，贡生是旧时比较优秀秀才的称呼。他27岁时去杭州考乡试不中，回家的途中又偶感风寒，一病不起而逝，那年外公才8岁。
  外婆陈梅云（1884—1974），是迎凤桥陈家的大家闺秀，他们育有一子二女，舅舅昭适，母亲舒宜和阿姨柔宜。不幸的是母亲与舅舅先后于1948年、1949年病逝，民间视“年幼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为人生三大悲剧，而外公经历了年幼丧父、中老年丧子之痛，因而他晚年自号“孤独老人”，就出自《孟子》中自幼丧父日“孤”，老而失子曰“独”之意。所幸还有小阿姨冯绰（1907—2004）活到97岁，而且她待外公、外婆十分孝顺。
  我是家里的长子，解放后住在平桥头宝奎巷，现月湖公园附近。宁波人有“小时外婆家”的说法，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我经常去伏跗室，外婆总拿花花色色给我吃，而外公总问读什么书。每学期结束，外公要看我的成绩报告单。解放前有一次，我与外公随便说了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外公马上吟诵，“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诵了几句，他又问我：“七月七日长生殿，李、杨希望世世代代为夫妻，你知道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此怎么评论的吗？”我答不上来，他又背诵袁枚的诗：“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我拿来《随园诗话》一看，外公吟得一字不差。做客外婆家，外公常常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用文学熏陶我，使我受益匪浅。1956年我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回来，外婆问我在南京生活习惯吗，外公问我用哪些工具书，读的通典、通志采用的又是哪种版本。
  大约在1960年，我向外公借阅王士祯的《渔洋诗话》一书，外公让我自己上楼去拿，而且他告诉我在哪间房子的第几只书箱的第几层。外公对我随便说的一本书的位置熟悉到如此程度，足见他对书之爱。因为爱，外公几乎是嗜书如命，常用明末清初宁波藏书家万斯同的藏书格言——“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共饘粥”来告诫我们糟蹋书比吃其肉还痛。
  我借《渔洋诗话》后，第二次去外婆家，前脚刚迈进，就听到外公的声音——“书看好没？”之后见面自然催讨，决不因是“外孙皇帝”借阅，就不还算了。接着又借《吴梅村诗集》等，我所藏的《经籍纂诂》与《诗韵合璧》是外公送给我的，这是他收藏的复本，也是不那么珍贵的“小书”，当然对我来说很珍贵。我想“只收藏不外借”才有伏跗室的十万卷藏书，外公才能成为浙东著名藏书家吧。
  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南下到宁波来望外公，作为相交多年的书友，郑先生希望外公能将伏跗室的260箱藏书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中央政府将嘉奖20万元。外公表示“书是我一生之心血，而且其中是浙东文献为多，待我百年之后再说吧”，婉言谢绝了郑先生的建议。
  我们后代了解外公的一些藏书逸事，比如他收藏的清代人史荣[1]用毕生精力汇注《李长吉诗注》的故事。据说，稿本经岁月的轮转而转到甬籍收藏家王斗瞻（奎）的书橱。王家的藏书始于道光年间，后因家境衰败，外公从王家子孙那儿用高价买下这套稿本。可取书时发现诗稿的其中第二本被老鼠蟑螂咬得支离破碎，他没有异议书的价格，只是悄悄地用纸包好诗集的书纸碎屑，拿回家，用糨糊将碎屑一点点粘合，细细辨认后，再将黏合的纸片一一成句成篇，日复一日，花去多少天时间，碎屑的书纸黏合成为一本诗书，一本十可读八九的诗书，如此的从老鼠口下夺书，才收藏完整一套。《李长吉诗注》是今天天一阁所藏的绝版之宝。
  外公收藏古本始于清末科举制度取消以后，当时一些以科举取士的书香人家将攻读的四书五经论斤当废物称卖，嗜书的外公每天奔旧书摊淘宝，先后收藏了董沛六一山房等浙东藏书家的珍品版本。
  为藏书而修书，外公家里雇了名叫严春舫的修书师傅，有时严师傅一人忙不过来，外公还要雇其他修书师傅打短工，单支付工资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好像外公最初的收藏资金来源于慈城祖传的房屋租金，而收藏是个无底洞，因而外婆生活十分节俭。1960年放暑假去外婆家，那天正好是处暑（8月23日），外婆对我说，外公身体不爽快，吃东西没味道（好久没吃过好东西），让我陪外公到馆子吃一顿，而外婆自己是舍不得去的。这年外公患的高血压症已相当严重，几乎不写作，不太出门。结果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带上并盆篮[1]，外公说是吃剩可结回[2]，祖孙俩来到东门口南台桥[3]的宁波饭店。
  在饭店，我们点了拖黄鱼、鹅肉、白斩鸡和虾子黄鱼羹等五个佳肴。宁波饭店一服务员是我同学，看到外公很客气，又送我们一盆拖黄鱼，我们将没吃完的和这盆拖黄鱼全部装进并盆篮带回家。坐三轮车回家，路过县前的东海照相馆，外公似有预感地说：马上要毕业分配，不知会分配到啥地方，到照相馆拍照留个纪念，这样就有了这张我与外公单独的合影。
  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除了我是长外孙，还因我爱读书。我有不少表兄弟姐妹，其中孔豫、孔衡、太同、仲同、叔同、季同六人是外公的孙子、孙女，外公过世时，他们全在外地，小阿姨家在上海，谁来管理伏跗室的那么多书卷呢？外婆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也不识字，而且晚年因青光眼而双目失明。伏跗室的后人们考虑再三，便作出捐献之决定，如今伏跗室的藏书能够收藏在宁波天一阁，占全阁的三分之一，外公也可含笑九泉。因为民国时期，外公也曾致力于天一阁的保护，曾编纂了《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被毛翼虎先生评赞为外公一生的四大功德[1]之“保护天一阁之功”。
  慈城冯氏的确是大家望族，外公有两位族亲很厉害，一是冯昌伯，一是冯定。冯昌伯我见过，新中国成立初年，冯昌伯全副武装，身佩驳壳枪，后面跟着警卫员，来看过外公。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冯定我没见过。1951年，三表姐叔同结婚前，外公写信给上海的冯定，请他做证婚人，冯定没同意，是因三表姐夫是宁波源康老板的长子屠家篯，1944年浙大机电通讯系毕业，在上海工作。冯定不给时为资产阶级的媳妇当证婚人，当年他的立场很坚定，不过，改革开放后三表姐夫曾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1953年，大表弟冯孔豫分配到北京广播事业局后，去找冯定，冯定热情接待，以后冯定夫人还替大表弟介绍对象，是当时北大东方语言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现在是我的表弟媳沈圣英。他们的儿子则辰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曾到美国读博士，现从国外回来工作。
  驹光如驶，光阴荏苒，今年是外公逝世50周年，也是“伏跗室”献书50周年。外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今年逾耄耋的长外孙，也已垂垂老矣，今趁王静女士造访之际，聊作如上的纪念。

[1]史荣（1736—1795），字汉桓，一字雪汀，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擅花卉，尤精小学，擅诗文，工擘窠书及篆刻。著有《广印人传》、《陶轩寓目》、《鄞县志》、《竹东集》 [1]并盆篮：盛食物的竹篮，分若干格，可重叠，上有环，做工考究，多漆成朱红色，民间也称“重篮”，这里的“重”音读“撞” [2]结回，方言，意为打包拿回家 [3]南台桥：宁波旧时一地名，其“台”音似以“退”，现址在天一广场银泰百货北门附近 冯贞群与外孙陈伯龙合影（1960年） [1]冯孟颛作为宁波先贤、久负盛名的浙东藏书家，一生品行和功德是令人敬佩和怀念的。就我所知，冯老一生有“藏书之功、保护天一阁之功、整理地方文献之功和献书之功”。毛翼虎：《伏跗室藏书目录》序，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