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是冯受之的长孙。根据1925年阿爷自撰的墓志铭记载，高祖生二子，我的阿爷是高祖和甫公长子履安公的第二子，曾祖履安公有二子二女。因和甫公第二子楚才公无子，阿爷又继出为嗣。这样说来，我明白了我家过去每年祭祖为什么总挂两幅太公像。
  阿爷六个月大时，生父过世，由生母养大。15岁，出门去上海厚康钱庄[1]学生意。之后的近四十年，阿爷打拼于上海风起云涌的钱业界，先后执掌宝大钱庄[1]与鸿祥钱庄[2]。1910年前后，因橡皮股票风潮[3]，又因辛亥革命风暴，沪市震恐，叶家投资的一些钱庄倒闭[4]，阿爷执掌的宝大钱庄，也是叶家投资的，面临巨大危险，阿爷在他舅父葛辛木的帮助下，渡过难关。1916年出任鸿祥钱庄经理，历时十余载，认真做人，谨慎做事，在上海钱业界颇具名望，被同仁赞为“声名卓卓称其实”5。
  我出生时，阿爷刚过世[6]不久。我的名字是他生前定好的，我是“雍”字辈，族名雍赉，小名鄂棣，这里的鄂不是湖北的意思，而是和睦之意。我长大后，从父辈、亲戚们的谈吐中，了解了祖父的为人与作风，正如祖父的自我评价：生平道直，不避怨嫌，不报睚眦，宁人负我，我不负人。[7]这些是祖父为我们儿孙留下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胜过黄金白银。
  祖父执掌钱庄那么多年，按现代的说法，我父辈是富二代，然而父辈们并没有挥霍祖辈的财富，而是发挥祖辈创立的优势，在传承基础上，做大做强，将盈余的资金投入各行各业，发展民族经济。阿伯作舟、阿爹迈群将祖父遗下的鸿祥钱庄打理得井井有条（上海沦陷时暂歇七年），其实当时经营钱庄很困难，时局动荡不安，银行不断新设，还有国外银行在上海落户，而阿伯、阿爹以祖父遗志为目标，以祖父的家训为做人做事原则，使鸿祥钱庄以巨额资产率先进入公私合营。其间，他们与同仁合伙创办过聚德、永祥钱庄，阿爹还在创设于清末的福康钱庄任过襄理。据钱庄史料和表哥张瞻明回忆，曾祖履安公名下孙辈，至少五人载入上海钱庄史，除阿伯、阿爹外，我家还有六阿伯幼成、七阿伯以圭、姑父沈亮夫。[1]同时，父辈们除经营好钱庄外，还涉及其他领域的创业，如投资成德五金号，此五金号由志鸿伯伯任经理，又开过永大参号、镀锌铁线厂、飞腾纽扣厂等，详细内容我记不全了。
  阿伯、阿爹和姑父还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所在位置）创办现代农场，后因上海沦陷而中断项目实施。这一切，说明阿爷的儿女们没有坐享其成，而是继续创业。
  阿爷除创业还做善事，在慈城办过一个养育堂[2]，帮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乡亲和亲朋好友。大约我十岁那年，阿爹带我去上海四明公所，那儿堆放着不少空棺材，我被吓得慌煞。阿爹告诉我，阿爷参与四明公所的创办，这些空棺材是施予无力安葬的在上海的宁波人等。有道是富不过三代，而我们这一代没有陷入家族财富怪圈，其中虽有时代的因素，但与家教关系也很大。
  自幼，就觉得长辈很严格。阿爷过世了，他的像挂在小客堂，那是阿爷的书房，每次走过好像是被他的眼睛盯住了似的。七浦路478号是阿爷自建、阿伯监工的石库门大宅，约有1500平方米，阿爷名下的儿孙同住大宅门内。当年每天吃饭的至少有四桌人，管家、佣人一桌，另三桌是祖孙三代人，另加投奔来我家的亲戚，每顿吃饭上桌均按辈分入座，我们兄弟姐妹不能上正桌；吃好饭，要给还在吃的长者、平辈人说“慢用”才能离桌；穿衣是“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过年长辈才给我们做套新衣裳。还有待人，别说对亲戚要长幼有序，就是对佣人，父母也让我们尊敬他们。张再三是我家老管家，我们都尊称他为老伯伯，桂花是小弟蕃棣奶妈的女儿，一直到出嫁才离开我家。阿娘房里有两个佣人，而阿娘饮食起居还是由二房媳妇侍奉，比如早晨起床穿衣，一日三餐的递饭送汤等。儿孙们十分孝顺她，从没见小辈与她红过脸，阿娘无疾而终。我们儿辈幼时由奶妈照看，而家规是我们孩子不能直接使唤奶妈和佣人；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倘若有困难，与父母说，再由父母请奶妈或佣人做。我家的交通工具经历黄包车（人力车）、三轮车、汽车的变迁，我们读小学时是黄包车（或三轮车）接送。午饭在学校食堂吃，中学后自己走路上学，中午也在学校食堂吃，两点一线，不能闲逛，进出家门都要禀报母亲知晓。大学寄宿，星期六放假必须回家，不能耽搁。父亲从不给零用钱，我们从不进游乐场所，好像没有学“坏”的条件，只有学校集体活动时，父母才给些钱……家教如此严格，我们兄弟姐妹无法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
  抗日战争时，我家隔壁是四号仓库，谢晋元[1]十九路军部队驻守在那儿。阿伯买来一卡车英雄牌绒线，动员家里的女眷都织毛衣，送到四号仓库支援抗日。上海沦陷时，日本兵在浙江路桥（旧称老垃圾桥）上设岗亭，过桥的中国人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我的章启品舅舅过桥时偏不肯向日本兵鞠躬，惹得日本兵向他开枪打在肚皮上，所幸章舅舅肚皮脂肪多，子弹从肚皮侧面穿出，没伤五脏而免于一死。经历这两件事，我年龄虽小，但印象特别深，似乎从小立下了振兴国家的志向。
  阿爹任福康钱庄襄理时，也是一心想复兴民族工业，而他读的是私塾，没系统学过工业制造。那时我读高中，刚学了一些化学知识，阿爹就让我当他的拉丝厂顾问，让我做镀锌铅丝。我被“逼”得试用硫酸锌放入木槽，槽壁两侧放正负两极，将铁丝从中拉过，可我不知化学配方，突发奇想用老太太梳头的刨花水倒入里面做催化剂，总算将锌镀上。如此土法出品的铅丝居然也会有人买。阿爹投资成德五金号，我不知此镀锌铅丝与成德五金号是否有关。阿爹还办飞腾纽扣厂，用进口硬果专做西装纽扣，主要工序是切片、钻孔成型、染色与抛光。好像染色成功了，但不够亮，阿爹动脑筋将竹筷子截成一小段一小段，浸透石蜡和纽扣放人搅拌机内一起滚，这样燥光后，纽扣色泽光亮……可后因日本人侵犯新加坡，原料供应中断了，工厂关门。这些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此时阿爹致力于培养我成为机械工程师。
  我读的是上海中华理科中学，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全是富家子弟，我的同桌是蜜蜂牌绒线老板的儿子，而我前桌的两个同学身份不明，后知道是中共地下党。1949年前，有一次，教历史的何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浙江大学旅游，其实是一次地下党外围的组织活动。在浙大，我读到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思想触动很大，我深感出身不好，想考大学选专业要脱离父母的关照，选择了大同大学土木系，没想到两位弟妹也跟读这一专业。
  读大学第一年，阿姐吟棣去香港转美国结婚，阿姐未婚夫是同乡烟画大王冯荪眉长子懿民。懿民读大学阿伯支持过，考取了公费留学生，阿爹也支持过，后懿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有了工作，从美国来信向阿姐求婚。阿爹让我与他一起送阿姐去香港，再陪她同去美国，她结婚我留学。此时朝鲜战争刚打响，我放弃留学名额，将阿姐留在香港，独自回沪。回沪后，又逢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并人同济大学，不久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学时，我曾读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我写下“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几个字。当时我还问女朋友：“我去西北，你去吗？”、“去，我们结婚。”结果我们新婚三天后坐上西行的列车，这一西行，我俩相伴了超过一个甲子。当年，同行的有二十五位同学，目的地是“新西兰”，这不是国名，而是西部的兰州与新疆。火车一开动，站台上的家长与车上的同学，大家都哭，稍后，车上的我们齐唱《共青团员之歌》，斗志昂扬，奔赴大西北，如此一行，我和老伴在那儿干了42年。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分到西北的大学生，我穿的是上海服装，兰州人把我当成土财主，国家给的工资又高，令人眼红。我将我的工资全数寄回上海，因为家里资产都上交公私合营，阿爹工资也少，家中弟妹也正在上学，我的工资正好贴补家用。妻子将其工资一半供养岳母，另一半我们过日子。虽然西北生活相当艰苦，但我们过得十分快乐。我们的职称从实习生、技术员、工程师至高级工程师，我的行政职务升到处长、总工程师等，我们参与铁路天兰线、兰新线、成渝线、阳安线、兰宁线，以及大秦、兰州西北地区各厂专用线、煤矿专用线，甚至飞机场、地区住宅等建设。记得我参与沙漠铁路建设，此是世界难题，别说修路，就是筑路用的工具、材料都无法运输，也就无法开工。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我们利用美丽渠的冻泥块在沙漠铺砌出一条“冻沙泥路”，然后洒一层水，借低温天气冻成一条“冻路”，让沙漠里开上第一辆汽车，闯开沙漠修铁路的大门。这些情景，后刊登在1955年的《人民画报》。[1]在毛泽东的“尽快修好兰新线”的号召下，我和妻子进疆八年。新疆工地无水，靠汽车拉水过日子，每天限量供水，看着茫茫大戈壁，与歌中所唱的一模一样……在那儿我曾听到闷雷似的巨响，巨响过后刮来一阵大风，没多久广播传来氢弹爆炸成功的公告。[1]
  在铁路建设上，我参加了好几项全国首创工程，现在回想，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刊登在《人民画报》上的沙漠铁路，开世界之先河，我是主管工程师；安阳线上的汉江桥，大跨度斜腿钢构薄壁箱型钢拱桥，是中国第一座，世界第十座，其中六座在施工中坍塌，汉江桥与葛洲坝工程并列国家级金奖，桥梁工程权威茅以升为汉江桥写过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有我参与万吨级重载铁路大秦线的建设，其中秦皇岛车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能在竣工后马上通过时速100公里列车的车站，此工程获国家银质奖。我参加隧道施工时，深感工人受粉尘危害，导致矽肺病，我亦有轻矽肺病，便研究“隧道施工通风防尘”项目，于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评为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这前后，我多次被评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过去常说荣归集体，从家族层面而言，我的这些成绩不说光宗耀祖，至少没辱家门。
  1949年后，阿伯任上海市工商联委员。几年后因看上海杂技团警险表演致心脏病发作意外死亡。阿爷有两个儿子，孙辈有六个男孩，我们不分堂兄弟，彼此以年龄长幼称哥弟，阿伯长子炯棣，我称二弟，移居美国纽约，赤手空拳从做小生意起家，成为美国FTI公司总裁，而他不离国内所学的理工科专业，当听说我修大秦线施工隧道遇到山体漏水难题时，不远万里拎了一桶防水水泥来工地推广；后又研究了光缆断裂定位仪器赠予沈阳铁路局试用，据说这设备时值三十万元，可惜二弟英年早逝，我专撰悼词，浓缩成对联“振家业行路千里，兴科技鞠躬尽瘁”刻于墓碑，以志永远怀念。
  三弟纯棣出生时正逢逃难的年月。那年冬天逃到乡下，途中奶妈将襁褓中的三弟暂放在石磨上，染了气喘病，不能吸花粉、油烟，抗不住天气变化，每星期至少发作一两次，常喘得脸发紫，睡床直摇晃，病得痛不欲生，遍求名医都无效。三弟勉强读到高中辍学，虽身患如此的病痛，三弟仍自学成才，为枫林中学（现改南洋模范中学）物理教师、校办厂厂长。
  当我们兄妹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三弟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
  四弟福棣于1987年受国家委派出任中国一斯里兰卡高级法院综合工程专家组组长，由于专家组业绩突出，为国家赢得了信誉，获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亲笔签署的荣誉证书。1989年5月回国，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陈慕华副委员长接见。退休前，他是合肥市建设局副局长，1992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五弟蕃棣成长在动乱年代，中专学历，但他钻研电视机专业知识，曾是上海无线电四厂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下海改行创办涂料厂，成为我家第三代的私营企业主，现移居加拿大。
  阿爷孙辈中最小的是阿伯次子、六弟凯棣。六弟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现移居美国，从事移动机器人研究，现在美国，有发明，已成功申请专利超过百项，受到美国政府的表彰。
  阿爷孙辈巾帼不让须眉，阿姐吟棣嫁居美国，不甘心闲居家中，开办手工织毛衣店，织品销售给好莱坞明星，为其儿子、媳妇业进好莱坞奠定了基础。大妹友棣同济大学公路系毕业后，先后在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建筑设计院等工作，为高级建筑师，设计院设计所副所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二妹吉棣是阿伯长女，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曾是西安制药厂工程师，后随妹夫移居美国。小妹逸棣是阿伯小囡，从标准件厂工人到技校校长，移居美国后又创办洗衣公司还有阿爷侄子后代也不逊色，七阿爸以圭次子雍明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级工程师，专门从事机电研究，主持完成了D32—59电机基本标准的编制，参与编写《实用电机工程手册》等著作5本。[1]冯受之的孙辈们是赤手空拳做事业，我认为，我们这辈人事业有成，这里面既有阿爷的基因，又有父辈的影子，更主要的是我们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
  如今阿爷的儿孙们从上海走向海内外，从事的领域有工业、交通、文化，更多的是科技、环保等新兴领域。有意思的是，阿爷第三、四两代中就是没有从事金融业的，是否是儿孙想到先祖冯受之做得太出色，他们无法超越呢，还是新兴领域更有诱惑呢？
  经济全球化后，阿爷的曾孙越跑越远，回家相聚时，像联合国似的，语言、国籍，包括几个外国女婿、媳妇，互相交流要请翻译。为此我设想为和甫公名下子孙续编一本家谱，以免日后忘记祖脉。我家原有家谱，小时也看到过，绸布封面，上有柳公权书法。
  我十岁前，逢年过节，或祖先诞辰、忌日，上海亲戚都来七浦路老宅谢年祭祖，两张八仙桌，上面放了很多副碗筷，长辈说，祖先也来团聚。阿娘在上海过世后，子女们也陆续离开了上海，像当年祖先们离开慈城那样。
  慈城尚志路50号是阿爷出生地，原称颜家桥冯家，至今我只回去过四趟。一岁左右回过慈城，大门内坐在高凳上拍了一张照片，我仍保留着；19岁那年，送姐姐去香港前夕，父母专程陪我和阿姐去慈城住了一夜，告诉我们别忘祖根，学成后快回来，那时的我有回到故乡的激动；2010年5月，恰逢海外弟妹聚上海，大家商量后一致赴慈城寻根，承蒙慈城镇翁坚军宴请我们，使我备感乡情的温馨。今年清明前夕寻祖上坟，四返慈城，听墓园管理人员说，有人在找我们冯家人，这好像是祖上冥冥中的指引，有缘。
  我家保留着号有“冯”字的大碗，是只蓝边粗碗，不是罕有之物，但因号上“冯”字，我一直舍不得处理。现在听说慈城冯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冯”字顶在头上似乎有点沉重。我们作为冯受之后代，是慈城冯家的一支脉，从阿爷到我的儿孙辈，还是传承了祖先遗风，为慈城争光。

[1]厚康钱庄：1888年，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页 [1]宝大钱庄：1906年开设，1911年歇业，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95—96页 [2]鸿祥钱庄：1916年，敦和土行股东郑培之和鸿泰股东郭子彬投资；1927年，钱庄资金30万两，其中郭子彬、郭濬之各四股，郑培之二股，秦润卿、冯受之各一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108、336页 [3]橡皮股票风潮：1908年，某西人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中外商人争相购买；1910年7月，回国一去不返，股票一落千丈，钱庄乃受影响，演成极大的风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74—75页 [4]辛亥革命时钱业恐慌：1911年，辛亥革命后，银根之紧为从来所未有，虽各家备银发付，悉有应接不暇之势。叶家的升大、衍庆等钱庄纷纷倒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8—90页 [5]抹云：祝冯君受之五十寿，《钱业月报》1928年第八卷第六号，第14、15页 [6]参见表6.2.7 [7]冯受之墓志铭，1925年石碑，宁波市江北区文保所馆藏， [1]冯幼成等，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2]养育堂，参见《慈城冯氏善举表》（表三十八） [1]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授陆军少将（据百度百科） [1]《越过沙漠的尖兵》，《人民画报》1955年9月号，第16页 [1]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 [1]上海市普陀区建筑工程学会编：《1982—2010历程》2010年3月，第57页 [1]何君主编：《中国工程师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