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阿爷（祖父）小像，是一幅碳素铅笔画的素描肖像，是他去南通伯父家时，专请街邻一画像人画的。带回家后，他配了一个相框，并在画像的上下左右写了字。
  画像上文：勾章冯氏
  始祖汉散大夫
  传至唐助三忠安公谱牒
  以下备载冯氏慈溪半城
  画像右文：匠支谦一宗三房支分云山前
  画像左文：始祖君锡公敏三惠广君锡房
  画像下文：我家严旅商紫琅四拾余载。余生于清光绪二拾甲午年（1894）春旺月头八日（即农历正月初八），旅商崇川二拾八九年，娶妻叶氏，生二子一女。长子旅商南通地，次子改农在祖地。长媳徐氏、次媳朱氏各生三子，徐氏有二女。孙儿、孙女在中小二学求学。紫琅崇川是南通古郡。余今庚六拾有四，名炳发，字秉衡。人无永久，故留小像存在。寿终七拾余。予寿域在云山石眠床，我父墓西首便是。
  公元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小春日吉立自题。
  从上述文字可见，阿爷对我们冯家十分自豪。他对这幅画像也十分满意，常夸这画像人是如何如何的画技高明，慈城的画像人没介高水平。同样的口气，是阿爷称颂慈城冯氏时才有，说我们冯氏是如何族大人多，号称冯半城，那口气、那神态是一脸得意。其实，我们家在慈城西门外十里的三七市镇云山前自然村，旧属慈溪县。一般说慈城镇里的是城里厢人，住城外的是乡下人，而阿爷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祠堂——崇美堂在城里雷家巷，哪有城内城外之分。
  听阿爷说我幼时随他进城祭祖，去过崇美堂，也去过统宗祠。阿爷常常告诉我说祠堂做戏时，第一排座位是给斯文会会员的，斯文会是读书人。又说每逢扫墓拜祖散胙领麻糍胙肉时，斯文会的人是领双份的。当年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阿爷说的斯文会，但是“读书人能坐第一排又是领双份的”却记住了。这是阿爷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其实还不仅仅是记忆，而且还影响着我的人生。
  据阿爷小像的自题小传所记，我的太公、阿爷和伯父均在南通经过商。阿爷十几岁时，离家去南通南货店学生意。他十七岁时就掌握了制作糕点的整套工艺流程，能独立把桌做糕点了。有道是“替人打工不如替己打工”，民国二十余年，阿爷将祖产抵押乡邻筹钱投资开工场，孰料工场开业不久，日本人入侵中国，兵荒马乱的时局，哪有国人的安居乐业呢？阿爷歇业回家了。
  传统所称四民，是指士、农、工、商，阿爷称不上读书人，而是会做工的小商人，那时的人呀觉得做生意的比打工的有面子，那就叫他为生意人且是没有赚到钱的商人吧。然而因为他在外面见过世面，还识字断文，回家后，阿爷到二六市的乡公所干些送信跑腿的杂务……想不到这一干，竟成了我家的小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的唯成分论，从小学完毕一直到就业，就得填写表格交代祖宗三代姑姨表亲，表格还专设一栏“说清楚”。我就每次老老实实地在档案表格“说清楚”一栏中填写上祖父曾在二六市伪乡公所做过事（正确的定义是中华民国的乡公所，可那时认为不是共产党的乡政府就是伪的）。我家成分是下中农，而阿爷的杂干却影响了我的招工、当兵、入党。我曾经遐想阿爷是雇农、贫农，或是乞丐穷光蛋更好，当然这一想法阿爷是不知道的。俗话说，小孩怕剃头，老年怕看牛。而他在50年代末，在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看过牛，看牛车盘管水，做些老年人干得动的活挣工分。再年老些，60年代初吧，放牛管水的农活干不动了，他自学做药酒再走村过户地去卖掉。干这种事，在当时的农村要被认作是资本主义尾巴挨批斗的，不知是因为阿爷年老的缘故或是数量很小，阿爷没被批斗，我觉得非常侥幸。
  阿爷留给我的印象还有做寿域的事。在阿爷自题小像的当年，他手持罗盘上云山找了一块寿坟地，缓缓的平坡，坐西北朝东南，当地叫石眠床，他很满意。做寿坟时，他亲自督促着把坟基一直挖到石夹层，确认下层没有古墓沉降。他说做坟不能拦在别的墓前面，否则后代不得高荣；但也不准位于后面，否则会断子绝孙的。虽然他不是书法大家，但是他认认真真地自题了墓碑——冯炳发先生之墓。做寿坟时，刻墓碑的石匠师傅不知何故，将阿爷题的“冯”字，那下面的四点连成了一横。阿爷十分生气，说是把马的四脚绑牢了，马跑不了，跑不快了……阿爷平常不太生气的，但做寿域刻碑的事却惹得他不高兴了很久。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用一个“穷”字就可以概括。阿爷放牛时，我帮他，祖孙俩在一起，他从不怨“穷”诉“苦”，而是炫耀我们冯氏曾经的辉煌，说他在南通做生意的事，说他的画像，还问我是否记得儿时祭祖的事，我回答记得。上面我说过儿时祭祖的事影响了我的人生。我读的是慈城妙山小学，初中是慈湖中学。那正是“大跃进”与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差不多人人都饿肚皮。所以读小学时，中午我和我的小伙伴坐在书桌上吃着早晨从公社食堂打来的冷粥，说最好的理想就是吃饱这样的淡粥。读初中时我们这一届共有四班学生，至少有200多名农村学生，可是因为吃不饱饭，学生面黄肌瘦，体弱到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晚上无精力遗尿揭不开被子。学生坚持不了读书，经两年流生后到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只剩下13个人。我也一样，周末回家我对母亲说：学校吃不饱饭，我也不想去读书了。母亲只说了句：读书是你自己的事，读不读随你。说完去田头做生活。我犹豫不决，想起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斯文会的人是拿双份的。再没多想下去，就挑起准备好的装有糙米、番薯、马铃薯、咸菜的担子，这是要在学校吃一星期的，沿着碎的石板路朝彭山塔方向进慈城大西门向学校的普二男生宿舍一步一步地移动……就这样，我坚持到1967年高中毕业。其实也算不得正式毕业，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生都得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和面向基层。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的。我的面向是回乡当农民，一干就是十年。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时为村小学民办老师的我看到《浙江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似乎又响起来了，于是我向二六市乡负责教育的干部要求报名参加高考。这位负责人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参加高考。因为当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就拿着《浙江日报》据理力争说，按规定老三届学生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报上是这么说的。1977年考后，我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唯一志愿。当时，没有填报志愿指导，也不知应填报哪些院校，只知交大这个校名，因为我的小姨毕业于上海交大，结果名落孙山。1978年再考，我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农机系，毕业后当上了农机干部。十多年后，二女一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儿子圆了我的梦，他考上了交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又考入美国德州读博士，现在美国联合公司，是热交换领域的科学家。一个女儿是宁波大学的讲师……我觉得我和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学历，与阿爷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阿爷逝世于1969年，七旬有五，阿爷好像算准了自己的寿辰，正如文记。阿爷生前自题在小像上的文字，为便于我们认族寻祖。半个世纪后，我以此小像和简易的家谱撰写了《慈溪冯氏云山支系考》一文。撰文期间，重读小像上的文字，会时常想起阿爷当年的喜悦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