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后的慈城冯家已过了数十代，我家属于世庆堂[1]，我家器具、祭器的箱子上标有“世庆堂”三字。高祖景轩为始平房，生三个儿子，我家是第三房，称始平勇房，另有两房分别为始平智房、始平仁房。1949年前，我家有一本折叠式的宣纸本，好像是家谱抄写本，当时我10岁左右，识文断字能看懂本子所记的“慈城冯家原居河南，东汉年间为避战乱，遂迁慈城；后面是几世开始到近代的谱系；还记载了祖先一故事，大约明代一祖先，具体哪世我记不清了，家里不幸晚上失火，其一女穿衣很少，为保贞洁，拒绝施救，结果葬身于火海[1]……我对这一故事印象很深。
  我说的钱银三代人，是曾祖辈以大太公彦博为代表，祖辈寿康、筱康和父辈兰荪、兰皋等人（参见本文附表《统宗祠匠支宗二房世庆堂冯始平房世系表》）。我曾祖绍唐公有二儿二女，长子是我祖父，曾祖年届四十去世，祖父等还未成年，就由曾祖的大哥，我们称大太公彦博接济提携去上海钱庄学生意。
  彦博公，族亲尊称为吕卜先生，清同治年间去上海，在上海钱庄界很有业绩，至少做到钱庄阿大，至于具体做什么、字号是什么、是否是冯莲汀[2]，我说不清楚，不知堂哥等人是否了解，可能还需从史料考证。大太公还有曾孙瑞韵在慈城，德韵在南昌。前几年，在南昌碰到堂兄，说起大太公很发达，可惜抽鸦片，不仅自己抽，还让儿孙抽，原想以此控制儿孙，岂知毁了儿孙一生，还毁掉自己创下的家业。大太公只有独子山舟，长孙来顺，这对父子均有抽鸦片恶习，大太公过世，山舟没多大本事，只能回到慈城，以变卖祖产为生，当然这是后话。
  大太公很关照我的祖父兄弟俩，从辈分上算，祖父是大太公的亲侄子。祖父从学徒开始勤奋工作，先后做到钱庄当首（经理），又担任过九江招商局买办。1920—1930年间办过工厂，其中长丰纱厂，雇工近百人，开办了几年不清楚，那时的民族资本经营艰难，恐怕不会很长，小时候我看到过客堂楼上橱柜里藏有长丰纱厂信签账本。后又在广东人投资的鸿赉钱庄[3]任经理。祖父的这段经历，偶尔听他说起过，比如鸿胜钱庄放账给荣家，年底祖父去纱厂管理处结账，在管理处就坐着一大堆像祖父一样要钱的人，可见经营之艰难。而不管有多难，祖父还是很深入了解客户的状况，祖父经常从后门进入客户的企业或店家，和厨师聊天，看客户吃的是什么，以了解客户真实的经济状态。这样做在当时会很掉穿长衫老板的架子，但祖父觉得为便于决策，他必须这样以了解钱庄放债对象的实际情况。由于谋事诚恳、甘于吃苦，祖父的钱庄经理做得颇为成功。祖父自家经济逐渐富足，还帮助弟妹成家立业。寿康、筱康两兄弟事业有成，赚得钱后，花5000元银圆买下孙夹岙山地修葺了祖坟，规格考究，并栽下500株杨梅树，由山脚直达百步阶半山腰。之后又先后买了慈城玉皇阁、上海七浦路的两处房屋。
  上海沦陷前，祖父独资开办了“润利银号”，这是一家股票、公债等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地点在汉口路九江路之间的证券大楼。我的姑父，还有山舟次子兰言等都在润利银号谋事，至1945年关闭。我去过“润利银号”。当时的证券大楼一楼大厅为交易场所，祖父的润利银号设在二楼，职员一起吃饭，蛮大圆台正好一桌，现在算算有
  十余人。
  我家蛮有意思，我的祖辈当年投靠大太公发迹，祖父从事钱庄，祖叔父筱康，是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大太公的儿子山舟因抽鸦片业无建树，回到慈城，其长子来顺也染上抽鸦片恶习，幸亏家里没多少钱，次子、季子兰言、兰吉又来上海投靠我的祖辈，而且兰言一直跟在祖父身边谋事。雇用亲属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而亲属间的互相关照是冯氏家传，也是慈城风俗。前几年，我听堂兄说起，冯家的家教也蛮细致，比如祖父对做钱庄的亲属有交代，大凡出差回家，不能先回自己房间，而是先要向派活的经理（这经理可能是叔伯）汇报，也就是首先办好公事，才能想到自己。当时在上海钱庄（或银号）的大多是自己人，大家又可能居住在一起，祖父就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就是当代的先公后私理念。
  祖父住在上海七浦路232弄豫顺里，是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房子原主人李寿山。祖父买下这房子，家里正堂悬挂“溪水草堂”匾额，是祖父的亲家公魏友模书写的，下面是刻在木条上的魏体对联——秦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当时的上海繁华而喧嚣，祖父是满脑子生意经的纯商人，厅堂如此装饰并非祖父附庸风雅，而是崇敬文人，是祖父文化追求的体现。
  祖父有三子一女，他的长子兰荪娶慈城魏友模的女儿。魏友模是慈城书法家魏友棐的哥哥，我们称其魏家公公。据说，堂哥元彬出生时，当外公的魏家公公写了好多名字，让祖父选，祖父替他的长孙选了元彬。以后，魏家公公又为我们、堂兄元鼎等人取了名。次子兰馥（又名蕙风）娶时任鸿祥钱庄经理的钱瀛观长女为妻，我的母亲也是慈城钱家人，是钱罕堂哥的女儿。
  因父亲过世早，祖父母特别关心三房，即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当时，祖父雇用保姆六七人，三房有两个佣人。尽管如此，祖母、母亲每天纳鞋底、做布鞋，后来我听说除了自己穿，还专门给钱庄职员。钱庄职员有的家眷不在上海，而当时的皮鞋是奢侈品，钱庄职员尤其是跑街，全靠奔脚头，那鞋子破损程度可想而知，而师母给他们送鞋子表示亲情的关怀，自然拉近彼此的距离。祖父有表姐嫁给孙衡甫。1940年，祖父带我和堂兄到愚园路孙府参加孙衡甫的七十大寿，那真是宾客如云。祖父称孙衡甫为孙老总，一直关系密切。祖父曾由孙衡甫派往汉口四明银行及九江四明银行监管事务，但祖父希望自己经营，故转入钱庄业。叔祖父一生都在四明银行工作。
  当时一段时间，钱庄、银号经营十分艰难，祖父的钱庄也不例外，兰言等人只能在七浦路摆地摊，以增加收入。
  大约1945年，在上海钱银界打拼了二十多年的祖父离开喧嚣的上海，回慈城过他的“溪水草堂”生活。我们兄弟俩随祖父来到慈城，直到1947年，我再去上海钱业中学读书。在慈城，我跟随祖父参加祠堂祭祀活动，印象中有人来通知祖父，祖父与族人都熟悉，没有竹签之类的凭证，能分到漆盘装的糕与馒头等。后来，有人介绍弟弟元恩到冯氏开办的藕田小学读书。
  在慈城，我们还碰到大太公媳妇小婆婆，祖母称她山舟嫂。小婆婆住在观音堂，与兰言的儿女一起住，虽是小脚，经常带堂弟元璋、堂妹瑞娣来我家，我印象很深。元璋、瑞娣叫祖父、祖母喊叔公、叔婆很亲切，过去长辈特别关照儿孙，凡遇到一定要称呼，这是起码的礼节，祖父祖母也是这样关照我们的。1947年春天，祖父、祖母去了一趟上海，祖母托小婆婆来照顾我们。当时我们学英文，小婆婆听到我们读字母O、P、Q时，开玩笑地问：你们读的屙、屁、尿，这是啥东西？
  这年秋天，我到上海读初中，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云南昆明工作，虽如此，祖父母在世时，我每年都到慈城探亲。正是每年的慈城探亲，使我对慈城有了更多记忆，比如一次月亮门头杨家伯伯宴请冯都良先生，我被邀参加，听都良先生赞扬杨家姆妈的美貌，果然如颜如玉。这样斯文的话语在“文革”时期难得听到。
  岁月不饶人，如今我的长辈一一故去，我也成了长辈。我仍有印象的是，我家过路间曾放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的全是祖先的生日、忌日，这块木牌现在也毁了，到现在我仍弄不清我辈是统宗祠哪一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