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外婆叫俞襄，人称俞香外婆，慈城俞家的女儿。他们姐弟中，外婆排行老二。我的外公是冯定。在我家，称外公为公公。
  外婆生于1906年，不识字，结婚时才15岁，公公是19岁，第二年生了我大姨冯蕙。据外婆讲，俞家与冯家的两个父亲赌博，外婆的父亲输给公公的父亲，这样便将外婆抵给冯家的儿子做童养媳妇。当时的公公在宁波工作，婚后，公公帮助外婆识字，还考入宁波女中，与陈修良是同学。[1]后来，外公到上海工作，外婆也随去上海。1926年，生下母亲。就在这年底，黄埔军校在武汉招女生班，外婆在外公的竭力鼓动下，成为黄埔武汉女生班的一名学员。[2]外婆虽是大家闺秀，胆子蛮大，敢钻坟地，会骑马，也会打双枪，从小我们都很怕她。大革命失败，外婆回到上海，公公早年参加了地下党，而外婆只协助公公做些类似送情报的事，说到底只能算个交通员，而且外婆并不知道公公是地下党。这前后公公被捕，也没暴露身份，是他的老师、老乡等营救公公出狱。随后，公公去苏联，外婆随行，好像陈修良也是同一批去的，当时去苏联的地下党不少是假扮夫妻，如应修人与曾婆婆（曾岚）。公公与外婆本来就是夫妻，所以他们于1930年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拉娇。拉娇是“无线电”俄语读音的音译。
  在公公、外婆去苏联之前，母亲和大姨被送回慈城，她们住在现在的布政房我的曾祖母家。母亲一直说，大姨长得很漂亮，可惜五岁时患骨结核，小腿被锯掉了，大姨成了残疾人，母亲长得不如大姨漂亮。母亲有个同岁的表妹瑞娣，是公公的姐姐、我们叫四姑婆的女儿。据说曾祖母喜欢外孙女，不太喜欢孙女——我的母亲。曾祖母因眼疾视力差，姑婆们常与曾祖母开玩笑，把年幼的母亲抱给曾祖母，说是瑞娣，结果曾祖母一看不是瑞娣，而是孙女，就扔了出去。这事一直让母亲耿耿于怀，常说她的命是四姑给捡回来的。四姑婆和瑞娣表姨对母亲很好。
  1930年，公公、外婆回国到上海，还在襁褓中的拉娇不能带回国，只好托养在莫斯科一家保育院。新中国成立后，据说公公、外婆分别通过大使馆去找过拉娇，但没有结果，这是后话。回到上海后，公公与外婆的感情出现问题而离异，公公从慈城接回母亲与大姨，交给外婆。我们从小跟随外婆长大，从没听外婆说起与公公分手的原因，也没听说她对公公的抱怨。倒是听姨婆偶尔讲起公公，其中一次是“文革”串联到上海去四姨婆家，说当年外婆家的亲戚有点恨公公，说是公公抛弃了外婆。
  外婆与公公分开后，自然没有了公公的消息。后来是公公朋友林先生一直照顾外婆母女三人的生活。1932年，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去北京（时称北平），在同乡张雪门[1]帮助下，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当保育员。慈幼院远离城区，母亲和大姨住在城中的宁波会馆，母亲先后在虎桥坊小学和贝满女中完成基础教育，又去日本香根的一所大学留学。回京后，母亲与海外同学一起参加了北平读书会，此为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6年，母亲给读书会的朋友杨洁（杨是地下党）当伴娘时遇到父亲程钱孙，两人一见钟情。父亲是湖南人，其祖父是张之洞的幕僚，也算名门大家之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在北京田粮署工作。听外婆讲，父母结婚是坐飞机旅行，到上海结婚……平津战役胜利后，父亲曾设想去台湾或香港，而当时交通十分紧张，以父亲的身份不能坐飞机，有身孕的母亲坐船到了上海后不愿再坐船南下，因而一家就留在了上海。
  上海解放后，报纸上刊登了公公的名字，时为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大姨与母亲就找公公——她们的父亲去。据说公公见到女儿后先问外婆。当时，四姑婆的大女儿也在上海，后听其讲，公公在上海解放之前，已悄悄到上海找四姑婆。是否找过女儿，大姨和母亲都没问，因而我也没有答案。
  50年代，外婆在上海公安局托儿所任所长。大姨和母亲先在上海广播电台工作，父亲在上海文管会工作。打有记忆起，只知父母很忙，根本不管我们四姐弟，我与弟弟全托在宋庆龄幼儿园，星期天由母亲的朋友接回她们家。后因姨夫1951年底支援芜湖电台工作，随后又调至安徽省台，大姨一家搬迁到合肥。第二年底，母亲调到杭州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们才与外婆分居两个城市。
  可没隔多久，1959年，父亲被扣上坏分子帽子并去建德劳改。父亲为人诚实，谈吐优雅，还能唱京戏，颇得外婆喜欢，听说父亲出事，外婆辞去托儿所的工作，拿一笔退休金从上海来杭州照顾我们兄弟仨。当时我家在省文物委附近，当时沙孟海先生住在龙游路，相隔没多少路，外婆和沙老的夫人常常一起生煤炉，又一起参加居民活动。1961年初夏，电台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都生癞痢头，我也被传染了。当时，母亲已在杭州天堂小学给我报好名，也就是秋天要上学读书了。可癞痢头老医不好，外婆就带我和小朋友去上海治疗。那次治病在哪家医院我都没印象了，有印象的是回杭州之前，外婆带我看望住在上海的曾婆婆，曾婆婆是外婆留苏的同学，她们又曾经在伍豪（即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外婆在上海，曾婆婆也来过我家。其娘（婆婆）是应修人的母亲。只是那年我才七岁，人太小，一切都没记忆，只记得曾婆婆家是石库门房子，进门是家，是厢房那种家，老太太（应修人母亲）正好坐在马桶上。从上海回杭州没多久我就读书了，因剃了光头戴了顶帽子，大热天戴帽常被同学掀帽，这印象太深了，所以对年份的记忆也很深。
  因受父亲的影响，母亲从播音岗位调到电台文艺组。一次，文艺部去北京交换节目，母亲顺便看望公公。据母亲回来说，那天晚上公公带她参加了一次部级干部的聚会。母亲在上海时已认识了陈毅，在电台工作的母亲陪当市长的陈毅跳过交谊舞，但母亲没对陈毅讲自己是冯定的女儿。那次在北京又碰到陈毅，母亲还碰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好像沙文汉对公公说：“您在浙江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当时的干部都很注意这方面修养，公公是个学者，他更加注意。但母亲回来后，被借调到省外办交际处。这是谁帮的忙呢？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从母亲处境的变化来看，肯定是高层领导打过招呼。但我肯定这与公公无关，否则母亲绝不会调离她喜爱的播音岗位，当时的广播新闻播音员是很吃香的，就如现在的央视播音员。
  母亲在省外办交际处工作，有时陈毅陪外宾来杭州，看到母亲就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的干女儿。我家有好多照片，是陈毅与母亲的合影。不知是1962年还是1963年，公公一家到杭州疗养，母亲带我们去见公公和袁芳婆婆，还有三个舅舅。见公公一家也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只是与公公一起吃饭，吃的馒头雪白雪白，特馋口水，恨不得一口气吞几个呢。这次回家，母亲对我说，早几年母亲带我们去公公家时，我们与舅舅们一起吵闹，外公对一舅舅说：“侬是舅舅，他是外甥，侬要让他。”这样的好景持续到1964年，我家因公公被批判又开始倒霉，到“文革”时更惨，所有照片，有外婆、公公人像的全部烧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姐姐率先去黑龙江插队，二哥去宁夏插队，我也去黑龙江插队，所幸大哥考入化工技校免遭插队之苦……我家最不幸的是外婆，她见隔壁的沙孟海夫妇戴高帽子游街，而外调人员像要踏破我家门槛似的涌来，选择在9月18日那天上吊自尽了，那是1968年的“九一八”。外婆没有留下只言片字的遗嘱，然而9月18日是中华民族的国难日，这位老革命似乎用生命抗诉着“文革”的灾难……
  由于“文革”的灾难，我们与公公家的联系中断了近十年。70年代初，在宁夏插队的二哥程琰成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带来公公的消息。大约1974、1975年，我从大兴安岭探亲回家在北京中转，就到北大燕南园看望公公。当时的公公已被边缘化，三个舅舅远离公公，大舅在河南，二舅在西北，三舅在云南。我偶尔探望公公，我看到公公不是坐在地上一人摆围棋，就是读《红南作战史》。棋谱是一块很旧很大的布，只能摊在地上下围棋。《红南作战史》是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当时的书很少，这部小说写得很烂，可实在没书可读，因而公公不知读了多少遍。公公的围棋下得不错，据说陈毅下围棋的兴趣，或多或少受公公的影响。那些年我与公公接触较多，公公还教会了我打桥牌。一次，公公陪我们去颐和园玩，出门前，公公换了一件旧衣衫，戴了一顶帽子，从北大后门走出。公公的家在北大燕南园，对面是周培源的家，旁边是梁思成的家，快80岁的老人还这样打扮，怕人家看到“反动学术权威”的狼狈。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破帽遮颜过闹市”，冯家人很看重脸面，公公如此，母亲也是如此。那次我和公公还一起爬上了万寿山。

[1]陈修良（1907—1998），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1977年摘帽后，又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等职。据此，口述者所说的“宁波女中”，应是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为宁波二中的前身。据宁波二中校史，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女师学生参与罢课，同年九月，学校当局开除以陈修良为首的学运领袖，还包括方守娣、冯俞香等 [2]黄埔武汉女生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便在武汉筹建了一个500多人的政治训练班，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1927年初，分校开始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学员，并决定开始招收女学员，经严格的审查，录取183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南湖学兵团并入女生队总数为213人）。这些女学员中有在校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少数已婚者，还有的已经当了妈妈，有的还缠过足。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这些学员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三月后，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学员队除极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大部分都被分到叶挺和张发奎的部队，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有的从事地下工作。（袁文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 [1]张雪门（1891—1973），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我国的另一位著名学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有“南陈北张”之称，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其子张香山（1914—2009），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外交部顾问，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