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去过宁波，没去过慈城，但我是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会员，促进会中有些是慈城人。曾经听父亲谈起，现在看他写的自传，我们知道，父亲的十一世祖叫冯叔吉，为明朝湖广布政使。布政公有两个弟弟，后代子孙繁衍，父亲所写与这份世系考（表6.2.5）基本相吻。
  父亲是布政公正支这一脉，据说布政公的孙辈中有个次牧公，好文能诗，祖上口传了他的“雪地飞金让穷人拾金换米”，“满清政府征聘他出仕而没去，遗嘱用明朝服装入殓”的逸事。布政公的子侄辈，多在明朝晚期做官，因而慈城的家中曾藏有不少明代祖先遗像，没有一幅穿清朝服饰的祖先遗像，每年春节都要悬挂。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自幼听到的忠孝故事、祖上（家族）的反清思想，深深地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父亲青年时期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激情即源于此，同时伴随的是“荣祖耀宗”与“显亲扬名”等观念。
  爷爷是两兄弟，布政房冯到爷爷这辈已彻底败落。听父亲讲，从次牧公开始，冯家开始衰微，家里是用借条糊窗。我们的高祖父已靠手工讨活，曾祖父金福做厨子还当漆匠，祖父慎余是漆匠[1]，因此，乡邻称幼时的父亲为“漆匠阿慎的儿子”。
  父亲是爷爷的幼子，取名为远龙，其他儿子依次叫寿龙、友龙、文龙，还有四个女儿。由于父亲的价值观，他与我们只说起过爷爷、大伯与大妈。大伯与大妈，即父亲的大哥与大姐。大伯比父亲年长五岁，也是漆匠，打父亲记事起，家里的生活就是靠爷爷、大伯的劳动所得来维持。长到十多岁，大伯就病了，得的是肺炎，父亲看着大伯生病无治、奄奄一息直至离开人间。没多久，爷爷也因生肺病离开了人间。大妈嫁给开小铺的陈寅兰，早年守寡。大约从1925年起，大妈和她的儿子在上海开小百货铺子为生。十年后，父亲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租住在大妈家的空阁楼，那儿是父亲与外界联系的通讯联络地址。新中国成立后，大妈的小铺关歇，父亲介绍大妈的长子，外甥陈长生到华东一公司工作；大妈的幼子陈翼生，在工人合作社做事，加入共产党。我们在上海期间，大妈还抱过我们，他们姐弟俩感情颇好。1953年，我家随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搬到北京定居，我们很少与大妈家来往。
  从父亲所记的资料所知，父亲家在布政房内，只有一间老房子，是前后宅穿堂旁边的一间房子。大伯去世的同一年，三伯文龙也死于肺病。不久，二伯友龙离开慈城去僻陋的嵊县一个小首饰店做学徒。出师后，二伯由族人保荐去苏州一较大的银楼当匠师，那时爷爷已生病，不能劳动，二伯的工作所得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家里经济虽较为窘迫，但爷爷还是将父亲送入慈溪政婉小学。正是爷爷送父亲读书之举，使二伯误认为爷爷对长、次子的严厉与对幼子的偏爱，因而导致兄弟不和。其实，二伯是不知爷爷“荣祖耀宗”的内心祈盼，作为望门之后的爷爷很希望儿子们能通过创业和读书来改变家里的困境，而且二伯不知祖父的用心良苦，看不到他的弟弟、我们的父亲过人的才识。父亲很会读书，族叔君木公[2]知道了这一情况，在他小学毕业前，写信给爷爷，希望能让父亲继续升学，而且建议父亲读师范，费用较少，当时的初入学费约四十元，以后每年包括膳宿在内也不过三四十元。据父亲回忆，后来爷爷只付入学一笔费用，每年只负担十元钱，其余的二十元由君木公和君木公的一远房侄子负担，只是不知这位族人是谁。爷爷经过几天盘算，采纳了君木公的建议，可没等父亲小学毕业（1916年春天），爷爷就去世了。这年秋天，父亲按爷爷的遗愿，考入宁波市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深造。不幸的是两年后的冬天，父亲患肺病吐血。肺病似乎缠绕着我家上辈族人，爷爷、大伯、三伯先后丧命于肺病，君木公说啥也不愿看到他的族侄再被此病所吞噬，立刻筹资大洋数百元，送父亲进医院治疗……因病，因休学，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开始用“昌世”之名。我不知是谁给父亲取的名。
  1921年夏天师范毕业后，由祖母做主，父亲与俞襄结婚。同年秋天，父亲考入刚成立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在会计部任传票记账员。父亲就把妻子接到宁波。父亲离开慈城前后，家里因二伯所赚的钱，将已直卖[1]的祖传的五六亩祀田赎回来了。二妈，即父亲的二姐嫁给一个农民，生了一个女儿后自杀了，而且后来二妈家人也都死了。三妈，父亲的三姐嫁给一个姓曹的厨工，有一个儿子，名叫曹瑞春，新中国成立后由冯定介绍在上海一所小学教书。四妈，父亲的小姐姐嫁到浙江衢山（今属浙江舟山市岱山县），丈夫是那儿一个中药铺的司账。前面说过，二伯与父亲不和，父亲离开慈城独立生活后，便由祖母做主分了家。分家三四年后，祖母也离开了人间。当时这家是怎么分的，从没听父亲讲过，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有二伯“于1930年前后，回到慈城摆小摊，开小铺，赎回老宅的5间房子[2]。经常承值远祖的祭祀。抗战时参加了一贯道，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要其劳动改造……”等传记。可能因二伯的这些情况，父亲几乎不提二伯的名，因而我们完全不知道二伯和他儿女等的情况，不知在老家是否还有二伯的后代。祖父母的早逝，大伯和三伯的夭折，还有二妈的自杀，使父亲痛恨当时的社会。
  父亲结婚时，原配妻子俞襄才十五岁。父亲给她安排了教育计划，最初下班后教俞襄读书，让她写字，练习算数，后又鼓励她报考宁波女子师范，结果名落孙山又去补考，并请君木公写信说情，才录在备取生的最后一名，勉强录取。可世间的事往往好事多磨，在录取可读书之时，交易所破产，父亲又随着君木公到上海修能学校教书。父亲年轻时，因家庭遭遇，视事颇为愤青，这样与创办修能学校的慈城乡贤秦润卿产生隔膜，这事令君木公十分生气，父亲知趣便辞职不干。君木公真是有恩于我家，他生气归生气，再次介绍父亲做徐荷君[1]先生的私人秘书。徐先生是君木公的弟子，又是君木公的亲家。
  1924年冬，父亲随徐先生来北京。那时段祺瑞执政，因徐先生世交李思浩[2]任财政总长，徐先生就任财政部主任秘书。作为秘书的私人秘书，父亲住在北京的“宁波试馆”，由徐先生支付月薪五十元，与财政部并无联系。而徐先生却要父亲每天去财政部秘书室坐班两三个小时，替徐先生抄写一些资料。因别无他事，父亲被人取笑为“小秘”，这令父亲很恼火，就以消极的态度对付财政部的差事，这期间大量阅读《向导》、《语丝》等新杂志，稍有空闲就去北大旁听。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震动全国，民众反帝情绪高涨，父亲直奔北大，报名参加救国会，加入学生爱国运动行列，不久再次辞职返沪，并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函授部教员，不久加入共产党，时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是陈云。[3]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年，父亲在宁波被捕，幸亏当时并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又是君木公保释出狱，父亲只被看押一个多星期。从读书开始，君木公多次帮助父亲。因君木先生爱惜青年才俊，每每对父亲倾力相助，父亲对君木先生敬仰，这对族叔侄，变成亲叔侄一样的关系。父亲与君木公的儿子都良叔、宾符叔也很亲，真如堂兄弟。父亲用过“冯季定”这一笔名，参加革命时的名字即“冯定”由此而来，因此都良叔、宾符叔的儿女都叫父亲为季定叔。
  经君木公的保释，父亲在慈城槐树门壁弄里躲藏一段时间后，又去了上海，没多久与陈伯达、应修人等人同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王明路线的影响，于1930年回国，以“贝叶”等笔名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活书店出版了《青年应当怎样修养》，以后再版多次，是当时较畅销的读物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专著，而父亲由此声名鹊起。父亲的这部书在当时的上海影响有多大呢？王元化[1先生在《认识冯定》一文中谈道：“我觉得贝叶的文章分析翔实，说理透彻，特别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当时我就受到他的一定的影响，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因为影响较大，那时父亲已是广大进步青年敬慕的理论家，后在父亲百年纪念时，有学者称父亲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巨人。[1]
  从父亲的自传记述，他有四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史短暂，没后代。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原配失去联系，他们有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姐弟在上海相认，现在大姐冯惠在合肥，小姐冯钧在杭州。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读小学，一次随父亲去杭州，二姐带她的孩子到花港宾馆，父亲对我说，你当舅舅的要让外甥，我们兄弟还说我们不要当舅舅，当然这是后话。1938年10月前，父亲在中共上海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党刊《真理》的编辑，遇到对革命富有热情的饶友瑚。饶友瑚是饶国模[2]的侄女，父亲与年轻的饶友瑚在上海结婚。[3]后来父亲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饶友瑚因病先后在上海、重庆治病，与父亲通了一年信，终因吐血不治而亡。
  1940年7月初，黄桥决战的前奏郭村战役（后改编拍成电影《东进序曲》）期间，陈毅同志从江南过江来到苏北的郭村，与管文蔚等商订作战方案，其中一项就是写信给泰州的李明扬做李的统战工作。信由担任机要秘书的袁方同志用毛笔誊录，陈毅同志交给袁方这封信稿时，看她这么小，恐怕认不准信中的字和引用的一些典故，就指着坐在旁边的父亲，对袁方说，“你要是有看不清或看不懂的字句就问他好了”。时任江南澄武锡区军政委员会副书记的父亲是奉陈毅之命去上海路过此地，想不到竟在这里当了袁方的问字之师，这是父亲与母亲的初次相识，其实母亲在上海女子大学读书时已读过父亲的作品，通过文章已认识了父亲。袁方后与父亲结成秦晋之好，陈毅无意中做了月下老人。
  黄桥决战后，苏北大部分地区解放。1940年11月，刚刚组建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苏北盐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代总指挥任校长和政委，时任皖南军部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的父亲任副校长，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加强抗大五分校的工作，1940年11月30日又任命赖传珠兼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1]皖南事变后，军部重新确定五分校的领导班子，校长兼政委仍是陈毅军长，父亲与洪学智[2]为副校长。抗大五分校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后改称华中抗大总分校。父亲在四师、二师地区从事政治工作后，还在华中局党校工作过，直到1944年9月，再回淮北做宣传部长工作。这期间，父亲在新四军《抗敌》杂志、《拂晓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1939年4月，父亲以“贝叶”署名的《陈毅将军访问记》在上海《译报周刊》2卷第1、2期上发表，产生了较大反响，其中对抗日民主人士罗稷南3]有影响。之后的罗稷南曾手提着一部无线电台从上海过镇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在苏北主管宣传工作的父亲，并在苏北生活了几个月。
  再说母亲自与父亲相遇后，先后在抗大四分校及江淮大学学习并工作，再次碰到父亲是在1944年夏天，那时母亲在《拂晓报》社做编辑和记者。父亲时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拂晓报》社长，每天要审阅《拂晓报》大样，而母亲经常要送样稿请示父亲。四年前有陈毅军长的牵线，现有两人的频频接触，这年秋冬季，父亲与母亲结婚，邓子恢[4主持了婚礼，他还向父母赠送了一条从延安带来的军民大生产时自产的粗毛毯，以贺父母的新婚之喜。近七十年了，我家还珍藏着这条毛毯。据说，婚礼摆了两桌酒席，一桌是军部干部，一桌是工作人员。那天，邓子恢的夫人陈兰[1]叮嘱年轻的母亲要照顾好父亲的身体。母亲牢记了陈兰大姐的话，与父亲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春天，父亲因胃病复发送往大连治疗，在胃切除一半后休养期间，父亲撰写了普及哲学的短文，每篇前冠以《平凡的真理》在《大连日报》连载，第二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平凡的真理》一书。《平凡的真理》是父亲的代表作，把辩证唯物论哲学与青年的思想、学习、工作等实际结合起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流传，此书那时被誉为进步青年最为喜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读物。
  这之前的1949年5月，父亲受命动员
  了一批青年学生南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第二天进入上海。之后，父亲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之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首批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2]名单，父亲榜上有名。这年秋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父亲修订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此后再版11次，发行50余万册。一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第二部作品《共产主义人生观》。同年，父亲还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连任四届，是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1月，由毛泽东提名，父亲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授、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成为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受到迫害。而父亲时常说：“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这句话，支撑我们一家度过艰难的“文革”十年，“人生就是进击”成了我们兄弟仨的座右铭。1977年9月，北京市委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解放冯定并恢复其组织生活的决定。一年后，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为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冬的一天，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谱曲者王久鸣来找父亲，讲到一段与父亲有关的这首歌曲的遭遇。那是开国大典之后，上海市委召开宣传会议，布置如何隆重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友好国家代表团——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上海的有关事项。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源主持，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作主讲，当讲到接待的注意事项时，父亲强调：“现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一首是《你是灯塔》（即《跟着共产党走》），抄袭了苏联追悼歌的乐曲。”据说，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团一位人员说，《你是灯塔》的乐曲开头像苏联的一首哀乐。当时的父亲只在会上讲了一下，想不到，这个作曲家就蒙受不白之冤。年近八旬的父亲听了王久鸣先生的诉说后，他一再说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并由母亲代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发表在1980年1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澄清了王久鸣的冤屈。之后，王久鸣在他的回忆录和自传里写道：
  （我）对这封信十分满意，如获至宝……十年浩劫，冯老遭罪不轻，饱经风雨沧桑，所以，能体会到被诬者的心情，我也必须体会冯老今天的风范和他的一片心意。[1]
  不幸的是五年后，父亲因脑软化医治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走完他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生。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态度是慈祥而不失原则，身教重于言传，他生前至少有五个笔名，他将影响最大的两个笔名“贝叶”和“宋彻”用来取哥哥和我的名字。一年后，家乡党报刊登了《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纪念冯定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2]；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定文集》（上、下卷），这既是父亲一生的理论建树，也是爷爷所祈盼的“荣祖耀宗”成果。

[1]此说与《冯君墓碣铭》一致，[冯幵：《回风堂文卷四》，第二页] [2]参见表6.2.4与表6.2.5 [1]直卖：旧时的一种买卖方式，是名义上的出卖，类似无限期的抵当，仍可赎回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金刚经路，户名冯友龙，成分职员 [1]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师从于“四明四才子”之一、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举人。徐的女儿徐黎如嫁给冯君木的长子冯都良为妻 [2]李思浩（1882—1968年），字赞侯，慈溪沿江乡（今属浙江余姚）人。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考中举人。曾在清政府盐政、税务机构任职。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盐务署科长、厅长，次年为国家税务筹备处委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次年为代理财长，6月兼中国银行总裁。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9年徐树锋创边业银行于北京，李任总经理。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名列安福系祸首之一，被通缉。1924年段祺瑞复出，再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1925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3]1926年在中国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前夕，冯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页 [1]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谢翔宝、黄少卿整理，《认识冯定》，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页 位于慈城金刚井弄的布政房台门（2014年） [1]陈昊苏，《磨难不可能颠覆真理》，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8页 [2]饶国模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饶友瑚（1918—1939）系饶国梁与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的女儿 [3]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于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何建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庆出版集团2011年6月出版） [1]《赖传珠日记》1940年11月30日所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2]洪学智（1913.02—2006.11），安徽金寨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为“六星上将”（百度百科） [3]罗稷南（1898—1977），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翻译家。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0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三军28师师部秘书，19路军总指挥部秘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百度百科）[4]邓子恢（1896—1972），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百度百科） [1]陈兰（1913—2005），福建闽西龙岩人。1929年，朱毛红四军入闽西之后，陈兰和丈夫谢正金都投入革命，时任保长的谢正金，实为中共地下交通员。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红军刚走，便被敌人杀害。陈兰继承丈夫遗志，成为了一位女交通员。翌年夏天，经游击队战士、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了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陈兰精明勇敢，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工作出色，引起了邓子恢的注意，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一生（百度百科） [2]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百度百科） 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冯定（1950年） [1]朱励思，《我的外公隐藏在灯塔背后的故事》（《北京青年报》，2011年7月22日） [2]《宁波日报》，198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