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内的一个院子。当时我的大伯伯都良一家也住在那条胡同，离我家不远，两家来来往往，宛如一家人。
  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曾是外交部宿舍，是由四个院落组成的大杂院，先后住过几十户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我家位于最里面的院子，是个两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楼。二层楼有一个阳台，据说这院的原主人是梅兰芳，早先（20世纪20年代）梅大师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又在二楼的阳台练过嗓子。
  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住在小楼的二层。我家搬进去时，二楼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刚搬走。与小楼最近的一套平房，房客先后是黄华大使与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老师。当年的我，总觉得我家的邻居“很不简单”。孟用潜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曾任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何老师参加革命比孟晚了十年，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过，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成为邻居何老师的“部下”。
  我家进门是个不小的门厅，里面有四间房，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兼招待客人的“宴会厅”，平时吃饭的房间和我们姐弟几人住的小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令我感到晦暗。
  书房朝阳，总是充满阳光，暖意浓浓。靠窗是父亲的那张大书桌，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有每天叠加的新华社
  《参考资料》，分上午版、下午版，好像有时还有中午版，两三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我读高中乃至进大学，每个周末回家，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看看那，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而父亲却不想让我看，总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的后面是几个大书柜，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图书”占了相当大的空间。当时的出版社除出版《世界知识》等三种国际问题杂志外，还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这些图书的扉页印有“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本书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文字。我有时忍不住“偷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干部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做记录，也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我不知这笔记是否是他聆听毛泽东主席讲话的记录，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该文公开出版，才发现笔记的内容与出版物有差异。
  父亲的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有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室温计，那是父亲访苏归来带回的。
  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而进父亲书房的人却不多，常见的有两位，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姚叔叔曾是父亲加入地下党后的单线领导之一，时主管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姚叔叔来我家，虽有叙旧，更多的是与父亲谈工作。记得1958年春，姚叔叔来得较频繁，好像是因为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不久，《世界知识》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才知姚叔叔与父亲忙于讲话辑录稿的整理、发表。冯彬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全然不在乎满屋的烟雾。
  不管父亲在不在家，我家常有客人，周末的客厅像“宴会厅”，而每到月底，母亲况密文就会对父亲说“钱用完了”，“清苦几天”，待到工资到手，又照旧宴请宾客，乐此不疲。可悲的是父母亲的热情好客竟被造反派批判是“大吃大喝”，当然这是后话。“主雅客来勤”，父亲常常在客厅高谈他的国际形势见解，而母亲总是张罗着用好酒好菜招待来客，赵朴初伯伯的“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就是指当年我家客厅的情景。有一次，清华大学请父亲作国际形势报告，我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迟到的学生只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坐在球顶建筑物礼堂的我，就有一种幸运感，这样吸引全校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在家里经常听到。
  我家的客人除亲戚外，来得较多的是父亲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事，其中几位老同事是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在上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共用一张旧写字台各司其职的人，他们是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知识》的骨干人物。
  另外一拨客人是民进的同志与朋友。父亲与赵朴初、雷洁琼早在1943年就是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讨论时局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三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前后，父亲与大伯（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或掩护沙文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冯定、孙冶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那时，我家在上海文安坊5号（现襄阳南路附近）三楼，二楼住的孙冶芳一家（当时我不知道我家是掩护孙），每天出门前，母亲总千叮万嘱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就怕父亲出意外，然而父亲还是出事了。大约我4岁的一天，日本宪兵闯入我家，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躲开，后从姐姐、哥哥的讲述中才知，是日本宪兵队侦查父亲工作的大用出版社，因抓不到进步作家楼适夷[1]，就抓捕了父亲。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不肯说出楼的去向，后由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对此，楼适夷后吟《忆仲足》一诗：
  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
  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多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主任。赵朴初、雷洁琼、徐伯昕、杨东莼等民进会员，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赵伯伯被称为父亲的“铁哥们”，雷阿姨被称为父亲的“铁姐们”。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父亲千方百计地将心直口快、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雷阿姨“保”了下来。
  可在“文化大革命”，身患癌症的父亲亦难逃一劫。尤其是1966年，肠癌并发肝癌的父亲已卧床不起，此刻的书房成了他的“病房”，来抄家的造反派在父亲的病床两头贴了“坦白交代，抗拒从严！”，“打倒某某某”，“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标语。等造反派走出家门，气愤的姐姐好提撕下一张标语，而父亲却让姐姐重新贴上。当时院子里还有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一是要交代与“修正主义分子”冯定的关系，一是批判父亲的“大吃大喝”……而父亲让我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可当造反派诬蔑《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之时，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一字一句抗议：“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也是，父亲从1933年开始他的写作[1]，第二年，追随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世界知识》的宗旨是为苦闷、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由此，父亲从作者、编辑到总编，为《世界知识》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而如今《世界知识》却被诬蔑为“卖国杂志”，父亲真的很伤心，很痛心。
  由于心痛，由于病痛，往日被孙辈昵称为胖爷爷的父亲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书房的病床上只有叹息，只有呻吟……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晚，我从外面回家，父亲看到我，眼睛顿时一亮，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2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自发现肠癌到上海做手术后，已有四年，住过好几次院，虽说健康状况一次比一次差，但父亲从没有直接表达过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依恋。这次又将去住院，再次离开家，离开书房，父亲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魂断蓝桥》时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造反派听到，将又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已不顾这些，为了父亲的心愿，一旁护理的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出门去院子看外面的动静；我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拂去浮尘，擦松香，调准弦音……当旋律从我的手指和弓弦之间滑出而回荡在父亲的书房之时，我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不舍，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仨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我喜欢音乐，父亲曾经多次给我音乐会的票子；父亲和大伯常听我拉的《茉莉花》。现在想想也是欣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父亲最后的书房，我的喜好给病痛与心痛的父亲带去瞬间安宁。
  1966年的夏天，我工作的七机部二院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将抽调力量去贵州，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领导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他就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能睡好觉，我们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坚决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我去北京医院与病重不起的父亲道别，说我要去参加“三线”建设，挺远的，在贵州遵义。父亲平静地说，“年轻人么，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
  与父亲告别后，我随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军来到贵阳，在远离北京3000多公里的“064”指挥部，设计隐身山洞的半导体车间。其间，因惦记父亲的病情与同事谈起，一同事告诉我一好消息——上海一教授发明了治疗肝癌的新药。可还没来得及写信联系，这年11月30日，父亲带着双重的痛苦——病痛与心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书房，离开了伴随三十多的《世界知识》。当3000多公里之外的我接到“父病危”电报之时，竟还想着去上海替父亲买新药呢。到上海听一亲戚说出“您不用去”四个字，我才明白，那天与父亲在北京医院相见竟成我们父子的永别，“年轻人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
  从上海回到北京，父亲的遗体已火化。时是“文革”，父亲被批，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些同事还是“悄悄地”与父亲告别。13年后的初春，外交部为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华、胡愈之夫妇、乔石夫妇、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孙冶方夫妇、宦鄉、于光远、冯定夫妇、孙起孟、萨空了、冯亦代、刘贯一、徐伯昕、陈翰伯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全体同志近300人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停刊被诬蔑的《世界知识》同年复刊，与读者再见面。还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的我子承父业，从工程师转行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员。
  我觉得我的转行与父亲的DNA有密切关系，我家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父亲的书房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二课堂”，我从中感受真理之美，感受写作之趣。我觉得我的转行不仅是父亲职业的传承，而且是父亲意志的传承。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时，我从父亲当年自学英语受到启发，悄悄自学英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外语被视为崇洋媚外，我就搞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从英文反推中文意思（因为中文语录天天读，大都记得住），记了很多英文词汇。回想当年自学英语的环境，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常以父亲自学英语、翻译《西行漫记》的那种精神自勉自励。正是父亲的榜样，1978年人事部组织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我获得笔试67分、口试5﹣的成绩。那时考70分的科技人员可以不参加培训就可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差三分，但由于口试接近最高分，也被列入免于培训之列，于1979年选送到日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为此我又自学了日语。
  如果说自学外语是以父亲为榜样，那么喜欢写作也与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日本回国后，我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写成科普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软件的崛起》一文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并与我约谈，希望我去国家科委工作，当时我已达到了可读懂俄文、英文、日文的专业技术文章的水平，又有半导体和电子学的专业基础，而且最向往的工作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些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国家专利局招人，我便到专利局接待大厅填了应聘的表格，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世界知识》的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何倩，他建议我调到日本所，说到日本所也可以做喜欢的资料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日本所人事处，想不到一周后就有了回音，又过了一周就搞定了调动手续。此后，国家专利局也发来商调函，表示“热烈欢迎”，但为时已晚矣。
  回想起来，真是有缘，由于父亲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的“牵线”作用，我成了老邻居何方老师的部下。这一调动被同事戏称为“变身”，而我说是“半路出家”。人到中年的我，专门从事日本研究，我克服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不足等困难，靠着勤能补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和行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众所周知，转行到陌生的领域，总得找一条进入此领域的路径，我利用我所学专业和原工作的特点，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第一个选题，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第二年就被评选为社科院“优秀报告”。去日本考察后，又撰写了“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的考察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选作“县团级文件”发往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写下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经济的活力》、《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等。其中《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分类出版了《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日本的零售业》、《中日流通业比较》、《AComparisonBetweenDistributioninChinaandJapan》四本专著，之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日本经济》等，迄今我已有12本个人著作。
  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来研究中日关系这一课题，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对话：北京与东京》、《日本：战略的贫困》、《中日关系报告》等书和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内部报告，这些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我退休后，被邀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日研究所所长（其实只是挂个名），2004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回京后马上向一位领导同志“报到”。我回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这位领导同志的电话，通知我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并让我告知其车牌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乘出租车。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吧。”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等人来接，“趁机”在这个“最安静的公园”散了步。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却不料胡主席身穿夹克，脚穿布鞋，走路很轻，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因为写写写，我和我的文章引起了关注，既受到批评和指责又得到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只是个书虫，只想努力说一些实话，为人做事都很呆板。1990年前后，院里要我当副所长，我拒绝了，但仍然被以一种“没得商量”的方式接到任命，我硬着头皮当了一届就主动辞职。2011年，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偶遇其他所的老朋友，告诉我院里正在评选学部委员，我就填了一份表格，出乎意料地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反正从工程师改行做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此后遇到的种种事情，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的祖父是旧时代的士大夫，父亲是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是他们的儿孙，继承了他们的基因，秉承了他们的性格。有意思的是，年过古稀的我至今仍以研究、写作国际问题为乐，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除了有时在书房里听听音乐，没有什么嗜好，每天就坐在书房里，不是看与研，就是思与写，这一切正是缘于父亲对我的启蒙、培养、熏陶。

[1]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中共党员。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 [1]据统计，1933—1937年，冯宾符先后用“仲足”、“宾符”、“奥松”、“艾纳”等笔名，在《东方杂志》、《申报》、《永生》、《半月》、《文化战线》、《国民周报》等发表100多篇时事政论（据《冯宾符年谱》） [2]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