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是慈城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的孙女。祖父殁于1931年，我是1935年才出生的。年轻时老一辈忙于工作，我们忙于学业，对祖父了解甚少。直到退休，有时间了，通过阅读纪念文章、资料对祖父的学识和为人才有了肤浅的了解。
  我惊叹在交通、信息传递都大不如今的年代，祖父怎能结交这么多各地的文化名人，又怎会有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聘请他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呢？
  祖父一生不入仕途，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以教书，以在教学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为乐，曾自题楹联：“葆爱后生若珠玉，抛遗世法等唾洟。”1905年，陈布雷在慈溪县中求学时，祖父授国文，很赏识他的作文，评论“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又指出“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并嘱咐陈课毕可至冯家讲论。从此，陈常在课余假日进出君木先生槐花树门头的家。君木先生寿辰时，陈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贺，荆紫园即冯宅庭园，现址慈城太阳殿路44号。族侄稚望（即冯定，我辈称其季定叔）、学生沙孟海[1]（我辈称其沙家伯伯），家境不好，祖父看到他俩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但资助他们完成学业，还特别关爱他们的成长。记得1973年，我和大哥冯彬去北京大学看望季定叔时，他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抓捕入狱，由祖父托时任浙江省政府常委的陈屺怀[2]先生找关系疏通。事后“上级”追查说是重犯，要严办时，季定叔已出狱。
  祖父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强调的是“主要在立品，有人品然后有文品”[3]。他的教育特点，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鼓励学生自学、独立思考，再由老师指点、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他布置沙孟海和我父亲都良阅览《复堂日记》，并嘱他俩试作注释，以广泛了解四部要籍；他对沙孟海学习书法，强调其要多看各名家的碑帖，不能止于临摹，要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又为他推荐了况蕙风、钱罕[4]、吴昌硕等名师。祖父总是广泛汲取别人的专长，我父亲学文分别得到多位老师的授业，祖父只自教诗词文学。尽管那时全国风靡桐城古文，而他和少数学者则喜爱魏晋体，崇尚江都，但祖父不排斥桐城派，这在旧时代是难得好风气。当时诗风也有两派，他并没因学问上的分歧而影响朋友间的交情。处处可见祖父的雅量、风度和品格。
  五四运动时，祖父正在宁波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任教，他痛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助推两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同时为效实学生自助会的周刊题写刊名，又用笔名“金口”为刊物撰写文章，有语体评论、小说与剧本。其中一篇的主题是鼓励爱国志士诛锄权奸，由自助会印成传单分寄至全国各大都市的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
  “四一二事变”后，祖父看到沙孟海的几个弟弟投身革命，弄得全家不得安居，就找其四弟史永细谈，劝其要顾念老亲，及时罢休。当得知史永革命志向坚决，肃然动容，转为支持、勉励，并在日记中对史永“特笔嘉许”，由此可见祖父尊重年轻人及他们的志向。
  祖母俞氏亦工诗词，与祖父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由于祖父长期在外地任教，两人经常互寄诗词以诉想念之情。祖母还在家设私塾，招收十几名女学生。不幸，父亲11岁时，祖母因患腹瘤在宁波手术后感染去世。祖父整理了祖母的诗词遗稿，编了《妇学斋遗稿》，并题：“君词胜于诗作，又绝少，故不忍割薙，诗则删存十之四五，都写定为一卷，以付儿子贞胥藏之。壬子正月冯幵记。”[1]请吴昌硕先生题写书名。
  我在《回风堂诗文集》的诗卷中发现祖父多篇怀念祖母的诗文，还有一些怀念亲属的，如族兄汲蒙、从祖兄弟莲青等等。祖父还善于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还撰有《病中蓄秋虫十许头》等诗，其中《忆犬诗》提及的小狗名有“刚毅”、“来富”、“阿黄”、“黄耳”、“吉利”……也极有趣。
  祖父的深情厚渲博得朋友的敬重和学生的爱戴。祖父与陈（屺怀）先生是有四十年交情的挚友，祖父去世后，比他年长一岁的屺怀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并出一卷专刊《悲回风。吴昌硕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祖父，他与况蕙风先生留下遗嘱让祖父撰写墓志铭；祖父病重临危，沙家伯伯（时任中央大学秘书）从南京请假赶到上海，沙家伯伯的日记写下师生诀别的情景：
  师见余至，泪下失声，余亦不觉泫然。顷之，又回头视余，又挥泪。如是者三次，余不得已退至椅后，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竟不能抒泄一声，人间伤心事宁有逾此者？[1]
  祖父临终前，他的学生守在庭院达数百人，不忍离去。沙家伯伯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写道：
  自冬涉夏，寝疾数月，朋曹候视，趾错于庭，或通宵留侍，未忍违去。比其殇也，皆挥涕失声，哀不自胜，设位会哭，动数百人。自非赅行备德，内修于己，夫孰能感孚俦类若是其至者乎！先生去世后，每年生日忌日学生们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并商议整理、出版《回风堂诗文集》诸问题。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童年的识字、诵习诗词、诵读《书经》及《论语》都由祖母亲自教授，祖母的去世，让父亲悲痛不能自拔，性格变得沉默寡欢。祖父心中不安，怜惜地开导他喝些绍兴酒和广交朋友来改变心情，这样“喝绍兴酒”成了父亲一生的嗜好。受祖父的影响，父亲也不入仕途。父亲先任（上海）《商报》编辑，后任总编辑；“他一向不愿意与闻行政方面的事，他以一介书生，周旋于邪正杂处稠人嚣市之间”，很不适应。1923年曾写七绝一首：“非无贻玖投琼意，终被风吹雨打回。颠倒裳衣空复尔，从知入世要奇才。”看到父亲的诗，祖父也赋“男儿入世凭心力，要与艰难战一回。脆骨媚肤徒娖娖，饥寒能忍是奇才”[2]诗一首，予以教导与鼓励。之后，父亲到上海申报馆工作。
  抗战期间，日本人接管《申报》，还要编撰《上海租界史》等，为保全民族气节，父亲毅然辞职，以给业余爱好者上门讲授古文学为生。当年我和姐姐因交不起学费不得已休学一年，直到抗战胜利。这前后，父亲又悄悄支持我大哥冯彬去苏北解放区，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父亲虽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由于好友中不少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工作者，受他们的影响，对共产党寄予期待。据陈修良先生回忆，1934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我父亲就被视为“可信赖”的对象。那时位于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经常成为地下工作者聚会商讨工作的地点。
  抗战胜利，父亲重返申报馆。之后他受上海地下党的“旨意”，为迎接解放后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我家会晤商谈，这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后来还是走漏了风声，幸而上海很快解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解放后，父亲虽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而他极少过问行政事务，事务均由办公室主任承办，然而对做学问的业务，父亲却极其认真。他先后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常为了一个典故、一个“考证”、一个“断句”而翻阅大量书籍、资料。父亲所校释的书，全是大部头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周绍良[1]先生介绍，《全唐文》也是父亲负责校订的，有二十多人参与。由于当时出版古籍只具出版社之名，不具校订者之名，也无额外报酬，对此无名又无利的事，从未听父亲有过“怨言”，在父亲看来，这是“我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001年5月底，出版界的栾贵明先生曾为出版《全唐文新编》来访，对我们说：“我看过多种《全唐文》校订的版本，包括台湾的，都良先生的水平无疑高出一个档次。”由此可见父亲治学的严谨。而父亲的为人，《世界知识》社前社长兼总编辑郑森禹先生所撰的《忆冯都良同志》中有评价：
  冯都良同志最高贵的品德是正直清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有高度正义感。根据他日常言行，他的人生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勤、俭、廉、诚、和。勤是勤学勤事；俭是俭朴，不尚奢侈；廉是廉洁，不取不义之财；诚是诚实，以诚待人；和是和善谦让，不争名利。[1]
  祖父去世时，叔父冯宾符[2]才17岁，他的年龄比父亲小13岁，我们侄辈用慈城话称他为“奥松”。有意思的是，他常以“奥松”为笔名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奥松出生19个月时，能认四五十个汉字，还有一些字口不能言，以手指之……对此，祖父以“错易颠倒历试弗爽，亦可谓小时了了矣”诗句记之，可见祖父对奥松的欢心。
  奥松13岁在上海澄衷中学求学时，因讨论抗日救国（皇姑屯事件后）、反对校方压制民主而被开除，不得不到（宁波）效实中学继续学业，五年高中毕业后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任校对员，其间受到主编胡愈之[3]先生的指导与引导，奥松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34年，奥松追随胡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从“了解、研究、写、论”系列过程中，积累知识，逐步培养、历练自己的分析能力，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4]
  抗战期间，奥松没有随《世界知识》社离开上海，而是留守孤岛上海。那时的他广泛联系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赵朴初[5]、许广平[6]、雷洁琼[7]等成立秘密的“星期二聚餐会”，讨论时局，还参与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翻译，整理编辑了20卷本《鲁迅全集》。其间，他曾任教于上海麦伦中学、储能中学，在学校安排的每周周会上向全校师生作时政报告。奥松注步意书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对探索真理的学生则用个别交谈、推荐进。籍等方式，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抗战胜利后，奥松先后主持了党领导的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的工作，也参与了商谈创办《解放日报》事宜。1949年，上海先解放苏州河以南地区，党把主编临时报纸的紧急任务交给了奥松，奥松等进驻申报馆，连夜赶印了《上海人民》报，时为上海市民竞相争阅的一份欢庆解放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报纸，几天后《解放日报》正式出版。
  1950年，《世界知识》社迁至北京，奥松先后任副社长兼秘书长、总编辑和社长兼总编辑。与父亲一样，奥松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凭借着锲而不舍的刻苦自学精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现任《世界知识》副总编辑姚东桥认为他是“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也是我国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1]。
  虽然父亲与奥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他们的关系比同胞兄弟还要亲。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翻”父亲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因为那个抽屉里存放有奥松、奥婶的结婚喜帖，是由父亲以“冯贞胥”名义发出邀请的，印制得很漂亮、很精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家和奥松家总是住得比较近，往来始终密切，大多是奥松到我家，他们兄弟俩边慢慢饮黄酒，边聊。奥松嗜烟，他的“烟瘾”缘于他的不停写作。在我家，奥松多次向大家宣布：我已戒烟了。侄辈们追问：戒烟？多久了？奥松的回答是已有几个小时。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没隔多久，奥松就会讨香烟抽。奥松与冯彬年龄只差十五岁，因从事的同是新闻职业，又同喜欢抽烟，叔侄俩常是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海阔天空地神侃。
  不幸，奥松确诊患病，先是北京误诊，后在上海才确诊是直肠癌。1963年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又在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回京恢复工作。三年后，奥松又住进北京医院，父亲并没有去看望过他，但心里总惦记着。母亲等人了解父亲的心思，大家轮流去医院，回来就向父亲汇报详情。一次，别人去看奥松，父亲随同前往，却坐在医院对面的东单公园里等，他受不了医院里那种压抑的气氛，怕见到被癌症折磨的奥松，怕自己情绪失控。父亲对奥松的离去似乎早有准备，但真的得知奥松去世，他在家还是坐立不安、悲痛难忍。父亲没有参加奥松的遗体告别，母亲等家人参加并一直护送奥松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场。记得我曾读过父亲那天的日记，读得我眼泪禁不住汹涌而出。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没有“表白”，只有细心观察才能领悟。母亲徐黎如[1曾求学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因结婚辍学。母亲知书达理，贤惠善良，由于对父亲照顾体贴，形成父亲生活上对母亲的依赖。进入老年后，父亲每天会为母亲分好三餐的药片，并督促其服用；亲自去北京最新鲜的面包店为母亲买面包，母亲于1952年胃切除80％，要吃富有营养又易消化的主食，有时须排一小时队才购得，需要极大的耐心。父亲的情绪也常随我母亲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母亲60岁生日那年，子女们委托大哥主办母亲的寿庆，他在颐和园十七孔桥附近的万寿山饭店包了一套房间，两间卧室一间大厅，父母亲和外婆、二姨妈由两个年轻人陪同住了两晚。祝寿的亲戚24人在万寿山饭店聚餐，非常热闹。事后父亲感慨地说：“你母亲一生辛劳，只有这几天才得以摆脱家务，难得清闲休息，最惬意。”
  1970年，父母亲回到慈城居住，每当他俩的结婚纪念日，父亲会在日记中记叙。如1971年12月3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年前与黎姥结婚之日，西俗所谓金婚纪念也。忆十年前此日感弟曾发兴号召容舒、意可在中山公园设宴，一家团聚尽欢。今又十年矣，感弟若在当如何兴高采烈，今则已矣，伤哉。[1]
  1976年12月6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五年前余与黎姥结婚之日也，弹指光阴如同梦寐，颠沛一生，奄其尽矣。
  父母在慈城一住就是六年，父亲虽然很喜欢他的出生地及童年生活过的慈城，那儿环境安静，生活上有老阿伯的儿子舒仲[2]等亲戚照顾、陪伴。但毕竟儿女都不在身边，二老还是有寂寞感。每当我们去慈城看望，父亲总会伫立在二楼窗口向弄口张望；而临近离开，他就会伤感地计算日子。
  暂居慈城的日子，父亲每天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与英文杂志，或重读古诗、古史、古典文学作品。1974年2月，父亲到慈城医院测量血压为102—200，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披览英文书刊每日原在五小时以上，此虽属消遣性质，而查阅辞典颇费脑筋，正同学生读书一般，于“休息”意义上似大有妨，故以后拟予限制，每日不超过三小时。
  那时的父亲还能全文背诵毛泽东的“老五篇”[3]，一方面在于赞同这些哲学观点，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在夜间失眠时也常以背诵古诗和老五篇来消磨失眠时光；父亲还默写了老五篇之《实践论》一文，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内侄女。
  在同辈诸（堂、表）兄弟姐妹中，大家习惯称呼我的兄长为大哥，大家参加工作后，改称他参加革命后改用的姓名冯彬。1945年5月，大哥通过堂兄冯昌伯从“苏区”到“白区”采购药品、军需物资的‘乌篷船’到苏北解放区去，那时他才16岁，个子还没枪杆子高，行军时人家背枪是“挎”的，他只能“横端”，否则枪托会碰到地面。
  那时经常有急行军，因吃的是粗粮，最痛苦的是解不了大便，又怕赶不上队伍。有几次，冯彬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夜间行军，他从二层楼高的高处坠落，腿部骨折，不得不由战友背着行军；又一次下乡，被“还乡团”包围，幸而突围成功；最幸运的一次，是他被临时抽调去执行“文书”任务，而原战斗队的战友们正是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此后的冯彬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从新四军政治部到襄阳的湖北子弟兵报社；从广州中南军区战士报社调到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国际部、新华社参编部要闻组等，并获得高级编辑职称。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下雪，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多骑车出门，到办公室，先扫地擦桌再打开水泡杯浓茶，后收集各国通讯社的新闻，接着摘编，写成数千字的内参要闻，这是当年专供中央高级领导阅读的“大参考”。1984年，年过半百的他被派往意大利任首席记者，他的专长是英文，后又脱产学过法语，抵达意大利后，冯彬又突击学习意大利文，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并出色完成了工作。身为老资历新闻工作者，他从不“摆谱”，不以老资格自居。2005年，他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连说：“很惭愧，很惭愧……我到新四军时已是1945年7月，而8月日本就投降了。”
  每当他获得荣誉或称号，他总说“惭愧”。退休前，单位曾为他申报“特殊津贴”，被他的“算了”谢绝。他曾和新华社同事合译出版了《克林顿》一书，离休后又伏案翻译了曾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长篇小说《蒂波的一家》，2001年，中国翻译家协会因“冯彬同志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特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我们也是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才发现了这一张证书。前几年，家乡政协要编《江北之骄——名人录》，让他填表，他又是以一句“算了”谢绝……冯彬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优良品德，继承了冯家的家风，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参见《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 [2]同[1] [3]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4]钱罕（1882—1950），原名保爽，字太希，一字吟棠，浙江慈溪（现慈城）人，近代书法家，书尚汉晋南北朝，出手挥洒，变化多姿；泛览群经诸子，钻研文字声韵之学 [1]《回风堂诗文集》后附《妇学斋遗稿》 38世孙女冯昭微（中）和嫂子薛琴珍（左）、表妹徐清夷合影（2013年） [1]《沙孟海全集》日记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1]周绍良（1917—2005），安徽建德（今东至）人，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 [1]有根据手稿打印的文件，其他不详 [2]参见附录六《冯氏姓名（字、号）、生卒年限、族（支、世系）对照索引》 [3]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绍兴上虞丰惠镇人，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革命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 [4]姚东桥：《拓荒者、耕耘者和先驱》，见《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页 [5]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6]许广平（1898—1968），女，广州人。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 [7]雷洁琼（1905—2011），女，广东台山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1]《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3页 [1]徐黎如（1904—1989），冯君木学生徐韬的长女 [1]日记中的弟、容舒和可意，分别为冯都良的弟弟冯宾符、儿子冯彬和女儿冯可意，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2]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3]老五篇：指毛泽东的五篇短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和《实践论》